“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梅花便落滿了南山”，這是張棗最廣為流傳的句子。顧彬寫訃聞說，他是一個天才，但他沒有珍惜自己的才華。
“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來。”寫下這個句子的時候，張棗距離22歲生日還有兩個月。他對這首名為《鏡中》的詩沒有太大信心。在一個深秋的黃昏，他帶著鋼筆寫成的詩稿去找好友、詩人柏樺。柏樺看了之後，鄭重地對他說，這是一首會轟動大江南北的詩。
2010年3月8日，張棗去世之後，他的詩歌被記起。以詩歌在當代中國的邊緣地位，恐怕再無“轟動大江南北”的可能，但這首《鏡中》仍然傳誦出了詩歌小圈子。當柏樺作出這個預言時，張棗張大眼睛，猶豫著，半信半疑。他一直不能理解：《鏡中》太浪漫，不如自己其他的一些詩歌那麼成熟，技巧高超，為什麼會如此受歡迎？但是就像戴望舒的《雨巷》、徐志摩的《再別康橋》一樣，這種“為賦新詞強說愁”的青春感傷，天然地具備了流行的元素。詩中勾連起傳統的意象，意境圓融，詩句清晰乾淨，非常現代，讓讀者覺得又是熟悉，又是陌生。更何況詩人如此年輕。
這首詩，是帶著天才的氣息被創造出來的。
22歲的張棗，被柏樺這樣形容：“夢幻般漆黑的大眼睛閃爍著驚恐、警覺和極其投入的敏感，複雜的眼神流露出難以形容的複雜，因為它包含的不只是驚恐、警覺和敏感，似乎還有一種掩映著的轉瞬即逝的瘋狂。他的嘴和下巴是典型的大詩人才具有的——自信、雄厚、有力、驕傲而優雅，微笑洋溢著性感。”
在照片裡，在許多人的回憶中，張棗似乎是當時詩歌界的青春偶像。他清瘦英俊，穿著不俗，眉間是少年意氣風發，英文系研究生，不到22歲就寫出了《鏡中》《何人斯》這樣不凡的詩作。
在當時的重慶，四川外語學院和西南師範大學有兩個詩歌圈子，前者以張棗為首，後者以柏樺為首。柏樺回憶說，張棗在這兩個圈子裡歡快地游弋，最富青春活力，享受著被公認的天之驕子的身份。他那時不僅是眾多女性的偶像，也讓每一個接觸了他的男生瘋狂。
張棗很清楚自己的魅力，才華與知識於內，自信自如的人生遊戲於外，青春適得其所。一天深夜，柏樺在張棗的房間談起他的一位女性教師朋友，張棗突然很肯定地說，你信不信，我會讓她幾分鐘內迷上我。柏樺頗不以為然，賭氣似的，讓他去一試身手，其結果令他震撼，“他就這樣輕盈地送上了對我的承諾。”
這兩個詩歌圈子，漸漸形成了自己的詩歌主張。當時的詩壇，仍然是北島、舒婷等“朦朧派”的天下。他們的詩作在1979年被官方媒體刊登之後，引起冒犯性的爭議，也贏得了全國範圍內的聲譽。但是“朦朧”並非詩人們自發的美學主張，其後要怎麼發展？而他們的詩作也受到了後起詩人們的質疑。
1983年，張棗和柏樺剛剛到達重慶的那一年，被張棗稱為中國詩歌的間歇之年：“朦朧詩”勢頭減弱，新的聲音和浪潮即將出現。年輕的重慶詩人們把中國當代詩歌劃為三代：1949年至“文革”是第一代人，起始於“文革”的北島們是第二代人，而他們是第三代人。
“第二代”中許多詩人來自政治中心的北京，又經歷過“文革”，承擔了太沉重的國家、民族命運，這讓南方的才子們感到詩歌場域的強烈不協調。相比起政治抗爭，個人體驗是更重要的文學生命，他們認為。1984年，張棗和好友傅維談起，“上一代人”也就是北島他們的詩歌，仍然是“英雄主義”的集體寫作，與國家政治聯繫過於緊密，而正在洶湧而來的詩潮是“極端個人化寫作”的現代主義詩歌。
這樣的批評當然是有道理的。今天的北島也常常反思自己早期的許多作品，在許多場合，他都拒絕朗誦眾所期待的《回答》，認為其中的語言暴力，事實上是承接了革命話語。詩歌要往前走，必定要走入個人，走入內心。但從另一個角度，這個粗糙的斷代顯然出自年輕的詩人們的焦慮。北島一代的聲勢實在太大，他們克制不住弒父弒兄的衝動。
這兩代人微妙的關係，在1985年早春北島的重慶之行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那是一個雨夜，談話在四川外語學院張棗昏暗零亂的宿舍進行。柏樺回憶道，北島的外貌在寒冷的天氣和微弱的燈光下顯出一種高貴的氣度和雋永的冥想。這形象讓張棗感到了緊張，他說話一反常態，雙手在空中誇張地比畫著，突然發出一陣古怪的笑聲，並詞不達意地讚美起了北島的一首詩。
而同樣在場的傅維則記得，談話在略顯拘謹的氛圍中展開，寒暄一陣，張棗率先打開了僵局，他對北島說，我不太喜歡你詩中的英雄主義。北島聽著，好一會兒沒說話。聽張棗說完所有的看法，北島沒有就張棗的話作出正面回答，而是十分遙遠而平靜地談到了他妹妹的死，談到他在白洋澱的寫作，談到北京整個地下詩壇的狀況，最後說，我所以詩裡有你們所指的英雄主義，那是我只能如此寫。
接下來，北島也讀了張棗的詩，當即表示比較喜歡《鏡中》和其他幾首。張棗不再緊張了。
這場“第二代”與“第三代”的見面只是開端。1991年，《今天》在海外復刊時，北島邀請張棗做詩歌編輯。當時二人都“孤懸海外”，同病相憐，卻也藏著更深的分歧。
張棗1962年生在湖南長沙，從小和外婆住在一起。外婆是從“舊社會”過來的少數讀過書的老人家，她有一本《白居易詩選》，鎖在裝糧票和錢的櫃子裡，有空就拿出來讀。張棗說，她讀了很多年，最後都被翻爛了。
外婆還喜歡另一個詩人，杜甫。她當時在一個汽車修理廠值夜班。十歲的張棗和外婆一起睡，小孩子夜裡不老實，老是踢被子。早上醒來後，外婆說，真是“嬌兒惡臥踏裡裂”啊！張棗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外婆告訴他，這是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的句子。張棗不能完全明白這首詩，但是他一下子就覺得了“嬌兒”這個詞用得太好了，“一下子呈現了我和外婆的關係。”他疑惑，為什麼這樣一個平常的動作也會變成詩歌？好像變得不太一樣了。幼小的他並沒有想到要當詩人，只是覺得自己的世界被照亮了。
張棗的爸爸是一個詩人，他常常用俄語給他念普希金。儘管語言不通，韻律不同，自由的形式不同，但張棗一樣感到了詩意。
早年的家庭教育，使得張棗和同齡人相比，接受了較好的文學營養。因1949年之後中國的文化革命、對外來文學的選擇性接受，即使對於1980年之後開始寫作的詩人，中國古典傳統和國外文學的交融往往也是成年之後的事。張棗卻幸運得多。評論者常常指出，張棗的詩歌“古風很甚”，古典與現代交融了無痕跡。這和他的童年教養是分不開的。
1978年，16歲的張棗考入湖南師範大學外語系少年班。1983年考入四川外語學院研究生。他選擇了英語，日後，他赴德國讀書，德文相當好，還可以用俄語讀原詩。他用西方詩歌的技巧，在漢文化中選擇題材，視野非常開闊，談起這個話題，張棗曾對傅維冒出一句湖南話：這下我用的武器就先進了撒，曉得不？
在重慶度過了幾年，詩歌、友情、青春，飛揚的歲月，張棗創作出了《鏡中》《何人斯》這些早期的代表作。1986年，他隨德國女友赴德國讀書。
關於在德國的生活，張棗給上海詩人陳東東的信裡寫道：“我在海外是極端不幸福的，試想想孤懸在這兒有哪點好？”他說起物質上的窘困，“幾乎不能動，不能旅行，甚至不能出門，因為我現在能用的錢，只相當於你們這裡的人民幣70多塊。”那是1991年。
更難以忍受的是精神的寂寞。“住在德國，生活是枯燥的，尤其到了冬末，靜雪覆路，室內映著虛白的光，人會萌生‘紅泥小火爐，……能飲一杯無？’的懷想。但就是沒有對飲的那個人。……是的，在這個時代，連失眠都是枯燥的，因為沒有令人心跳的願景。……於是，趁著夜深人靜，再獨自閒飲。這時，內心一定很空惘，身子枯坐在一個角落裡，只顧早點浸染上睡意，了卻這一天。”
和熱鬧鮮活、友朋相伴的中國相比，德國是要寂寞得太多。這裡不再有詩友間的互相激發，也沒有掌聲隨時在側，甚至婚姻生活也不順利。張棗煙抽得很凶，開始酗酒，每天晚上都要喝醉，才能入睡。
1996年張棗回國，他趕到北京傅維住的東城區炮局胡同，一見面就說，哎呀弟弟，找個地方我先睡一覺。幾乎是話音一落，倒在床上，呼嚕就睡過去了，鼾聲之大，幾乎可以掀翻房頂。傅維看著床上那人，幾乎都認不出來了，發胖，謝頂，鼾聲如雷，哪裡還是以前那個美男子張棗，頓時感覺有點黯然神傷。
與此同時，詩歌之於中國社會，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再是1980年代，文化處於中心位置，詩歌已逐漸被邊緣化，詩人不再成為明星，而中國的物質生活卻迅速豐裕起來。詩人鐘鳴形容說，革命和金錢教育了一代人，代價慘重，前者破壞了詩人和歷史最幽暗的部分，後者破壞了詩人和文學——乃至書寫——最純潔的關係。
傅維在張棗寫出傑作《早晨的風暴》之後，認為倚天已出，無以爭鋒，漸漸怠惰了詩藝。後來，他開始從商——這也是許多詩人最後的選擇。他寫信告訴張棗自己的變化，在回信中，張棗寫道：“我贊同你說的生活之重要，甚至生活先於藝術。……我個人亦想回國干，國外這些年，固然給了我無價之寶，但生活與藝術的最終完善，只能在祖國才能進行。它有活潑的細節，它有不可選擇的無可奈何的歷史過程，應該去參與，不管用哪種方式。總之，生活，有趣的生活應該是生活本身唯一的追求。”
張棗開始常常回國。他幾乎是貪婪地品嚐著生之滋味，似乎要補足在德國時的寂寞空間。陳東東的岳母說，“張棗這個人真是滑稽，嘎滑稽，饞得不得了。我從來沒見過這麼饞，這麼喜歡吃東西的人。”從德國每次飛抵上海，從機場並不直奔岳母家（他第二任妻子是上海人），而是讓出租車停在離那兒不遠的一家南貨店門前，拖著箱子跨進店堂，欣喜地撫摸著每一隻火腿，每一塊臘肉，每一捆香腸，這兒聞聞那兒嗅嗅，打聽每樣東西的價格，但是忍住不買。直到飛回德國前一天，才撲向南貨店大買一氣。每次幫他打行李的時候，陳東東都會很不耐煩，已經裝不下了，還要多塞些魚乾、臘肉、糟鴨、熏腸、老乾媽辣醬什麼的。“回德國這可要吃上半年呢……”張棗總會說。
傅維記得有一次，張棗把青椒皮蛋送進嘴前，無比溫柔地說：讓我好好記住了這細膩絲滑還有清香，我們再說話，可好？
張棗熱愛紅塵。而德國的生活卻不太如意。北島到柏林參加活動，去張棗教書的圖賓根看他。張棗丟了工作，外加感情危機，家裡亂糟糟的，兒子對著音響設備踢足球。
張棗那時已經很少寫詩了。1998年，德國漢學家、作家顧彬和張棗約好，他為張棗翻譯、編輯出版一本德文詩集，而張棗為他翻譯出版一本漢語詩集。顧彬為此推掉了自己的工作，第二年，張棗的德文詩集《春秋來信》出版。而顧彬的詩集呢？張棗翻譯了還不到一半。顧彬不無抱怨地回憶說，他總有各種各樣的借口，說我的詩很難翻譯，他的詩不是更難翻嗎？
張棗不停給顧彬打電話，一邊解釋，一邊邀請他到大連旅行。他說，一切費用都有人贊助，還暗示那裡會有女孩，可是對於顧彬這樣的加爾文教徒，這些物質色慾都不值一提，唯有工作、創造，才是最重要的。他因此與張棗分道揚鑣。
2004年，張棗開始在中央民族大學教書。2006年徹底搬回中國。看起來，他選擇了滋味濃重的生活，但是更為嚴肅的北島卻不認同這個選擇。
北島經歷了漫長的流放生涯，曾在北歐孤獨的永夜難以入眠，但是他說，他感謝寂寞，讓他完成了生命的沉潛，沒有淹沒在國內的虛華之中。他覺得這是詩人、作家必過的關坎。在張棗回國前，北島曾經和張棗通過幾次很長的電話，他深知張棗性格的弱點，他認為，聲色犬馬和國內的浮躁氣氛會毀了他。他對張棗說，你要回國，就意味著你將放棄詩歌。張棗完全同意，他說，他實在忍受不了國外的寂寞。
張棗去世之後，詩人們評論他的詩歌成就，回憶他才華飛揚的青春——逝去的人很容易成為神話，卻很少提及他最後的日子。只有在隻言片語中，表達些許惋惜。張棗在縱情“生活”，也仍然熱愛詩歌，談論詩歌，但是寫作需要更大的意志、更嚴格的紀律，無法創造，讓他更覺壓力，也更加投入“生活”。鐘鳴說，他後期生活的紊亂，證明了他的絕望與放棄，同時，也證明了原來對他期望很高的人，也完全放棄了他。
2010年3月8日，48歲的張棗因肺癌去世，留下八十首詩。顧彬寫訃聞說，他是一個天才，但他沒有珍惜自己的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