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從來不容易，不是一個姿態，一個手勢。自由是永恆地克服重力，掙扎著向上飛行。
人們談起蕭紅，好像談起古人。橫在今昔之間的數十年，壓扁為一面銀幕，這個早逝的天才投影其上，成為二維圖像，而我們是買票入場的觀看者。觀看、閒談，事了歸去，心滿意足。
或者“才女”——中國文人專為女性劃出的區域。這個詞隱含了年輕、貌美、柔弱、情感等因素，把有藝術才能的女性製作成了蝴蝶標本，賞人如物，拒絕另一種理解：她們以寫作為志業，嚴肅、孤絕，極其危險。
最迫切感受到這種危險的，應該是蕭紅那些同為作家的情人們。無論是當面，還是背地裡，蕭軍都常貶低蕭紅的作品。一次，蕭紅睡覺時，聽到蕭軍對朋友說：“她的散文有什麼好呢？”朋友應：“結構也不堅實啊。”無須等到後世，當時的左翼文壇大佬魯迅、胡風等就評論說，蕭紅的文學成就超越蕭軍。蕭紅與端木蕻良一路流亡到南方，端木在客人來訪時翻開蕭紅的手稿，大笑說：“這也值得寫？”他翻開的是公認寫魯迅最好的文章《回憶魯迅先生》。
從今天的觀點來看，這是兩段糟糕的感情。暴力、背叛、棄而不顧，親密關係中最壞的部分分別上演。但這些對蕭紅文學才能的輕蔑，特別令人心酸與憤怒。被自己最信任、依賴的人貶抑，又是怎樣的倔強自律，才能一直寫下去，在個人生活的危機中，在戰亂流離中，一直寫。人們責怪蕭軍、端木對蕭紅的傷害，但他們值得一絲憐憫。和天才相處不易，愛情原本就滋生恨意，加上同行的競爭，他們按住她——這個蒼白多病、光芒四射的“第二性”，保護自己可憐的自尊。
所謂天才，在於非常年輕就寫出了可以傳世的作品——23歲，《生死場》，30歲，《呼蘭河傳》，七十年後人們在閱讀蕭紅，一百年、七百年後，只要人類沒有滅絕、閱讀漢語的人沒有滅絕，人們還將閱讀她。
所謂天才，還在於，從一開始，蕭紅就表現出了噴薄欲出的個人風格，各種文體直覺地混融，精細的觀察、漂亮的比喻，和直撲描寫對象的濃郁情感，她和想像中的世界有最近的距離。
“誰規定了小說一定要怎樣寫呢？”蕭紅對聶紺弩說。她把自己比作《紅樓夢》裡的香菱，為詩癡了。她又像香菱的老師林黛玉在說：“這（寫詩）有什麼難的？”無論身體如何柔弱，個人生活是如何悲劇，提及文學，她們自信爽氣。
對我來說，蕭紅是一個令人痛苦的作家。第一次讀《生死場》，讀到王婆賣馬一節，大哭。多年後讀到她死在香港時，喉管被切開，身邊沒有一個人，才31歲，又難以置信地淚流滿面。她容納底層的苦難、土地的悲傷，也許所有的痛苦都是相通的。既已無法為逝者分擔，去理解她的痛苦與光芒，就是生者最大的道義。
十年前，我曾到過黑龍江呼蘭縣。5月了春天還沒有來，江風浩蕩，千里暮雲。人們酒喝得厲害，食物味道很重。朋友說，想想祖先們在這麼寒冷的地方生存，粗糙就粗糙吧。沒有看到街上的大泥坑，倒是路過市集裡的喝啤酒大賽，人們圍看一個小伙子仰起脖子，啤酒流到他的嘴裡像一個小噴泉。仿照小說建起的蕭紅故居，灰瓦白牆，地磚濕潤整潔。院子裡有一座蕭紅的雕像，穿著學生服，手托下巴，一派純真的“五四女學生”形象。
僅有血緣關係、幾乎沒有來往的妹妹寫文章說，那張蕭紅叼煙斗的著名照片，是鬧著玩的，姐姐根本不會抽煙。事實上蕭紅不僅會，而且煙癮很大。有一種說法是，20歲時懷孕的她被遺棄在哈爾濱旅館，和妓女、無賴生活在一起，染上了鴉片癮。如果說寫作以黑暗和痛苦為食物，蕭紅被毒汁泡過的心，足夠她寫到八十歲。她才僅僅吞食了童年。
蕭紅19歲離開父親家，此後即使四處求告，餓到想偷鄰居的麵包，她也拒絕回家。“五四”一代叛離家庭的，不可能是乖女兒。她們在當時是些“不正常”的人，也是時代的勇者。但是很快，她們就付出了比同時代男性沉重得多的代價。
我在大學時讀魯迅《傷逝》，對離家出走又在小家庭中鬱鬱而終的子君頗不能理解。有同學在作業裡寫：為什麼子君不去找個工作？同為女性，今天我們接受高等教育、進入上升通道，視工作為理所應當。我們很難理解將近一百年前，公共空間沒有女性的位置。出身地主家，蕭紅才有可能讀書。而在中學，她就被父親許給了軍閥的兒子。要離開父親，就是隨另一個男人私奔。1937年，蕭紅再次離家出走——這次是和蕭軍的家，住在一家私立畫院。兩天後，蕭軍的朋友找到她，畫院老闆說：“你丈夫不允許，我們是不收的。”
男人。學者葛浩文恨鐵不成鋼地說，蕭紅太軟弱，她無法獨自生存，而她的男人們都在傷害她。即使當時，蕭紅的日本友人也不能理解，為什麼蕭紅那麼依賴蕭軍，她為什麼要忍耐拳頭、侮辱和背叛？她終於離開蕭軍，和端木蕻良在一起。友人S說，你離開蕭軍，朋友們都不反對，但是你不能一個人獨立生活嗎？蕭紅反應激烈：為什麼我一定要一個人獨立生活？因為我是女人嗎？
朋友C問她：到重慶後，有沒有想過離開端木？她說：“想是想的，可是我周圍沒有一個真摯的朋友，因為我是女人。男人和男人之間是不是有一種友愛呢？”“為什麼必定要男人的友愛呢？”“因為社會關係都是在男人身上……在哪裡都是有封建這個壞力量存在的。”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而且多麼討厭呵，女性有著過多的自我犧牲精神。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長期的無助的犧牲狀態下養成的自甘犧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還是免不了想：我算什麼呢？屈辱算什麼呢？災難算什麼呢？甚至死算什麼呢？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個人還是兩個，是這樣想的是我呢，還是那樣想的是。不錯，我要飛，但同時覺得……我會掉下來。”
這段著名的自白，迷惘、沉痛，但又如此誠實。又如何能苛責蕭紅的軟弱？想想她成長在一個冷酷的家庭；想想她19歲時第一次嘗到情人的背叛，私奔到北京，卻發現對方有妻有子；想想她21歲時帶著身孕困在小旅館（女人的生育功能，無論在此時，還是在戰亂中，都是一種詛咒），看松花江發起大水，付不出房費，也無路可走；生了孩子卻只能送走，沒有條件休養身體因此留下病根……經歷了這種種困苦，委曲以求一個安定的生活，也許是最可以理解的選擇。再想一想，這一切悲劇隨生命終結的時候，蕭紅才31歲，而我們每一個人31歲時，還在犯著多少愚蠢的錯誤。即使在今天，中國的女兒們仍然背負著重重歷史債務。自由從來不容易，不是一個姿態，一個手勢，自由是永恆地克服重力，掙扎著向上飛行。
娜拉出走之後，怎麼樣？蕭紅短暫的一生，都在回答這個問題。而另一個問題是：一個寫作的娜拉，要往哪裡去？
福克納曾對馬爾克斯說，作家需要獨處，也需要群居，因此最適合的居所是妓院，上午寂靜無聲，入夜歡聲笑語。馬爾克斯窮困潦倒的時候，還真的在妓院住過一年，隨後，就找到妻子，幫他料理家務，整理手稿，讓他在自由幻想的同時，保有和現實世界的聯繫。然而這是男作家的特權，對女作家而言，是弗吉尼亞·伍爾芙在1928年說出簡單至極，卻從未有人說過的真理：女人要想寫作，得有錢，有不被打擾的房間，而僅僅這一點，就夠難了。
1928年，蕭紅17歲，她讀的是魯迅的《吶喊》和茅盾的《追求》。兩年後，她離家出走。她摔上背後的門，面前是一扇扇緊閉的門，每一扇門背後都是一個男人。她進入一個又一個房間，為男人料理家務，左手替他們抄寫手稿，右手寫下自己的近百萬字作品。
人們通常都忽略了蕭紅的力量。文學史上，她是左翼文學陣營的一員、魯迅的學生，文化消費市場上，是她戲劇性的情感故事，但是離開了作為女性、作家的自覺，是無法理解蕭紅的。1936年，獨自坐在東京的夜裡，她寫信給蕭軍說：“我始終把寫作放在第一位是對的。”她像另一個天才張愛玲一樣，意識到自己畢生的使命，都將是發展自己的才華。
1938年，蕭紅在戰爭中流亡到山西臨汾，三角戀愛的另外兩個主角蕭軍和端木同行。蕭軍決定參加抗日義勇軍，蕭紅卻認為，他是一個作家，理應寫作，而不是打仗。她拒絕去延安，和端木一路南行，夢想的只是一個安靜、可以寫作的空間。在臨汾，以及之後在西安的時光，實在意味深長，它是左翼知識分子的岔路口，日後爭論不休的政治與文藝的關係，必須在這裡做出選擇。蕭紅是左派，她同情弱勢者，認同文藝與現實的關係，但是和左翼陣營的其他作家（包括丁玲）相比，她是素樸的左派，堅持寫作的獨立性，對權力、對意識形態的爭鬥沒有興趣。
早逝的蕭紅綁在左翼戰車，受到不完整的肯定。時過境遷，左翼文學引起普遍反感，商業和城市化導致張愛玲報復性的流行。但是時代再一次變遷，蕭紅的價值會被發現。她當時的選擇，無論是文學上，還是政治上，都經得起考驗。
假設她活下來，作為一個左翼作家，蕭紅不可能到台灣。她也許會在丁玲的召喚下回到大陸，活不過“反右”“文革”。也許她會直覺到政治對生活的全面控制，從而遠離政治中心，繼續留在香港。不管怎麼樣，她去世時距離1949年，還有七年。對一個勤奮的作家來說，七年可以完成很多作品。可是這都是假設，歷史沒有給蕭紅、給中國現代作家太多機會。
1942年1月19日，日軍已經攻陷香港，蕭紅躺在一家臨時醫務站，喉管被切開，她要來紙筆，寫下：“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得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
半部《紅樓》是什麼？她去世前曾經計劃著寫一部長篇：“內容是我的一個同學，因為追求革命，而把戀愛犧牲了。那對方的男子，本也是革命者，就因為彼此都對革命起著過高的熱情的浪潮，而彼此又都把握不了那革命，所以那悲劇在一開頭就已經注定的了。”
也許她決定要開始寫愛情了，也許她會藉著寫作，反思革命與個人的關係，也許她已經有能力把個人的悲劇與時代的動盪結合在一起，她真正要成為一個大作家了，但是生活本身卻是那麼令人痛苦，補償的那一天永遠不會到來，她繼續寫下：“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三天後，蕭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