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回去，該如何描述這次旅行呢？——一次最好的旅行，它就是生活。
一
我還以為我們是來學做桌子呢。雪莉慢悠悠地說。
雪莉的短髮像雪後的蓬草一樣，皮膚則是另一種白，細膩雅致，好像從沒受過風霜日曬。細密的皺紋分佈在嘴唇四周，無論講了多麼精彩的笑話，她的嘴唇總是緊緊抿著，和想要綻開的臉部肌肉對抗。兩頰微小地收縮著，笑意只在眼睛裡閃爍，雪莉像個狡黠的巫婆。此刻，她就這樣笑嘻嘻地，站在竹床旁邊。
這句話顯然引起了共鳴，坐在竹床上的女人們一陣大笑，像強烈陽光下騰起的灰塵。對啊，對啊。我們說。
呃。站在竹床對面的辛西婭仍然保持笑容，嘴唇直咧開到耳朵邊，露出健康的上牙齦。她正在解釋今天的工序，突然被雪莉打斷，笑容有點僵住，歪著腦袋，眼神垂到地面，似乎在想該怎麼回答。辛西婭是工作坊的老師——一個女木匠，在沾滿泥垢的土黃色襯衫裡，找不到身體的輪廓。她非常瘦。但是你想像不到她揮錘子的時候，會多麼有力。
我的意思是，第一次學木工，居然就學造房子，天哪。雪莉已經換上了太陽帽、紫色長袖襯衣，微微駝背，雙手背在後面，握著錘子。
其實，造房子比造桌子簡單多了。辛西婭想好了答案，收起笑容，眼神確定地停留在我們身上。
所有人都被這個答案鎮住了。真的嗎？
三個月前，當我報名木工工作坊的時候，像雪莉一樣，沒有想到是來蓋房子。同事問，你們結束的時候，會做一個東西嗎？我說，可能吧，做個板凳？同事說，難道不能做個好看的東西嗎？比如說……花瓶？我不知道做一個木花瓶是否明智，但是毫無疑問，在我們的想像中，木工，是做傢俱，是為了裝飾，是好看的小東西。
直到昨天，我從上海出發，經過清邁，坐車來到這個泰國北部的鄉村——清道。今天清晨，蹲在皮卡的車廂裡，卡車停在一片芒果林，我們像一堆土，被下在了工地。林中的坡地上，立了十根高低不一的混凝土柱子，像梅花樁一樣——我們要在這裡蓋一座木屋。
真的，造桌子很難，造房子，很容易。辛西婭又強調了一遍。
早晨的清道，涼爽的夜晚和暴烈的白天正在交替。還有最後一絲涼風，穿過茅草搭的工棚。一天當中幹活的黃金時光，很快就要過去了。
也許就把桌子留給高級班囉。雪莉沒有忘記終結自己的話題。
二
工作坊十六個成員，白人佔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亞洲人當中，中國人又佔了一半。——正符合當前的國際情勢。
對於即將開始的體力勞動，小燕非常緊張，她說，你看這些白人，咱們肯定拼不過她們。不錯，大部分白人姑娘都很強壯。有一對法國姐妹，胸部像兩個排球，走起來像一片山在動。就像小人們喝了藥水，瞬間長大，只不過當我們都停止了，這些白人姑娘又多長了一秒，也許兩秒。更重要的是，她們對待體力工作毫不含糊。直接地抬起發電機，直接地拿起鋸子，好像理應如此，沒有絲毫猶豫。白人和咱們是兩個物種，小燕驚歎。
所以，在工作坊的第一天，當她們在太陽底下、水泥柱子之間忙碌的時候，我很自然地沒有加入，和另外一隊人，蹲在坡上的陰涼處，學習如何磨鑿子。
我的鑿子是在泰國買的，透明的紅色塑料柄，長方形的鋼刃。在磨砂石上灑一層水，一手握柄，一手固定刀刃，穩定地磨，等刃上立起細細的鋼粒，再磨反面。如此三輪，才算合格。我一邊磨，一邊想，磨鑿子要用來幹嗎？也許這就是中文裡說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突然聽到坡下有人喊道：“我們這兒需要壯勞力！”我左右一看，沒人響應，其他三個中國女孩都很瘦弱……我不由自主跳起來，走下坡去。
原來她們正在挖坑，把最後兩個水泥柱子埋進去，完成所有的地基。這裡的泥土是紅色膠土，非常堅硬，因此挖了一半，即使白人姑娘們，也要力竭了。我拿起鐵鍬——這鐵鍬也不同於中國北方，柄是全鋼、螺紋的，鍬頭很窄，像矛一樣，人要把鍬往下擲，用鐵鍬自身的重量，刺破膠土，翻起來，然後把浮土舀出坑外。鐵鍬非常重，只十來下，胳膊就已酸脹，無力提起。我和美國的麗薩輪流。麗薩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她有著中年婦人紮實的體型，坐在坑邊，一聲不吭，只顧一下一下把鋼鍬往下扔，坑裡發出悶悶的聲音。幾輪下來，我感到虎口疼痛，原來已經起了水泡。我換了一把木柄鐵鍬，較輕，但落在坑底，只能濺起一些土點兒。我生怕被麗薩發現自己沒有力氣，使勁砍削著坑的邊緣。——麗薩並不理我，只是悶頭投擲著最重的鐵鍬。
半小時過去，用捲尺一量，不過深了五厘米。而我們需要挖到一米五。太陽已經升到頭頂，空氣像滾燙的沙子，一點風也沒有。皮膚開始發燙，汗水流了滿臉。大腦和身體一樣，變得呆滯了。我爬出坑，到坡上喝水。另一隊人仍蹲在地上磨鑿子。小燕抬頭看見我，問，你行嗎？我點點頭，又下坡了。
傍晚，一天的工作結束了，水泥柱子終於埋了進去，房子的根已扎定。回到民宿的小木屋，我用僅有的力氣洗完澡，爬上床，身體沉重得像水泥，沒有一處可以動彈。唯一的動作是時不時地哼哼一聲，好像只有這樣，酸痛才會減輕一分。
小燕坐在旁邊，跟朋友用微信聊天，大頭今天干了重活，累壞了。朋友問，怎麼了？小燕說，她要為國爭光。朋友說，她們PKU的人就是這樣。
小燕轉回頭說，明天可別這樣了啊，悠著點，還有九天呢。
我只能回之以哼哼。
她又說，你要知道，白人跟咱們不是一個物種的。
第一天的體力勞動之後，我已經無力思考，昏昏沉沉地睡了。
三
主辦工作坊的組織，叫作International Women For Peace（國際婦女和平組織，簡稱IWP）。IWP的創辦人之一Ginger，是一個短髮、英俊的美國人。她說，讀大學時，她對美國的政治很失望，於是畢業後遷到泰國，和泰國的婦女組織工作者韋朋共同創辦了IWP，至今已經十三年了。
Ginger說，社會運動非常漫長，我們想要的目標，都要經過很久的努力才能達到，甚至無法達到，但是做木工，在十天、一個月內，看著一樣東西在自己手裡完成，會讓人有成就感——這是一種“療愈”。
這也是IWP中P（Peace）的由來，讓那些在社會運動中、生活中受傷的女人們療愈，獲得“內在的平靜”。為了達到這個多少有點“東方”的境界，方法是同樣東方的瑜伽、禪修、佛學。去年，IWP貸款在清道買下一塊地，想建成農場，變成全世界女性主義者的療愈基地。現在，我們正在親手建起農場的第一座木屋。
在唯一的重體力活——挖坑——結束之後，我發現，最大的鴻溝不是體能，是語言。
不用說，我們的通行語言是英語。即使亞洲人中，大部分也都是流利的英語使用者。來自馬來西亞的Meichern，戴著眼鏡，平時不太說話，總是微微躬著背，雙手垂在前面。Meichern是華人——父親是海南人，母親是客家人，但是，家裡送她讀馬來學校，所以，她不會中文，只會說馬來語和英語。她說，我也自學過中文，但是太難了，太多線了。
幾個中國人笑得停不下來，重複了好幾遍“太多線了”。
我問，Meichern，你的名字，應該是有中文的，是不是？
她說，是。
是美晨嗎？
她茫然，我不知道，我爸告訴我，是選擇的意思。
我們交頭接耳，然後問，是美擇嗎？
她說，我不知道……有很多線嗎？我就記得有很多線。
白人中，除了辛西婭專程從密蘇里州飛來，其他都已定居在泰國。麗薩和佩吉在附近的有機農場工作，教人們如何進行有機耕作、製作有機產品、蓋泥屋，她們的口號是“吃好，住好”（Eat well，live well）。雪莉在曼谷的大學教書。胖胖的法國姐妹中，姐姐拉提莎非常幽默，她說笑話時瞪圓眼睛，滴溜一轉，沒有人能忍住不笑。妹妹奧勒莉原本在出版社做校對，她邏輯縝密，情感不像姐姐那麼外露，但是同樣愛說笑話。拉提莎曾在海牙國際法庭做人權律師，三年前為了Ginger遷到泰國，她們在清道舉行了一場婚禮。去年，妹妹也辭了職，搬來清邁。她正在找工作，至於找什麼樣的工作呢，她說，有意義的。另外一位法國姑娘艾斯特拉，曾經是拉提莎的同事，她對法國的政治環境感到失望，搬到泰國，宣稱要把蓋房子作為自己的政治實踐。
每天早上到工地，辛西婭用英語向大家解釋，今天要做什麼，怎麼做。說完之後，她詢問的目光掠過每個人，有問題嗎？短暫的沉默之後，歐美人會提兩三個問題。沒有亞洲人提問。我很想提問，但不知道問什麼，因為完全沒有聽懂。木工的英語，似乎比平時還要難。
辛西婭發令，好了，沒有問題的話，我們開始工作啦。大家四散開，法國人用法語交流，泰國人用泰語，中國人湊在一起說中文：原來都沒聽懂。只好再問辛西婭。
第二天，辛西婭拿了一張白紙，畫圖演示。第三天，又拿來木頭示範，說英文的速度也慢了很多。我緊盯著她的動作和口型，這才明白，聽不懂的英文裡，有很多術語。我們像中學英文課一樣，重複著這些單詞，原來這是梁，這是柱子，這是龍骨。
很快，木工自身的語言浮現了：數學和實踐。只要在木頭上比畫，輔以簡單的英文，這樣，這樣，對嗎？辛西婭拿起鑿子，說著客氣的句子，你介意（我給你演示一下）嗎？當然，當然，我一邊把木頭讓給她，一邊說著考試時會扣分的英文。
一旦建立起有效的溝通，木工並沒有那麼難。善於心算的中國學生甚至可以很快指出，剛剛計算的兩個數字不符。辛西婭眼睛一亮，你知道嗎，你說得對！我剛才算錯了！
房子的結構該怎麼建呢？辛西婭繼續解釋，常見的情況是，我們把柱子、梁切好，用釘子全部釘起來，可是，怎麼說呢，我更喜歡這樣。她畫了一個有凹口的小方塊，又畫了一個有凸起的小方塊。
噢，就是榫卯結構！中國人熱烈地說起了中文。這可是中國的傳統——儘管我們並不真的瞭解它。
四
我和小燕分到一根柱子，標號C。在未來的房子裡，它位於南牆。像我們所有的建材一樣，C拆自一所舊房子，已經曬得發白，有舊的槽口，雨水留下的漬，蟲蛀過的洞，還有不知哪裡來的墨痕。首先，我們選擇最乾淨平整的一面，確定讓它朝外，寫上“face”。然後，我們測量、計算槽口的位置。
小燕讓我想到一些知青小說，小說裡無論善意或惡意，總會出現一個上海女孩或男孩，他（她）像漫畫人物一樣，在農村生活裡格格不入。現實也果真如此。小燕的媽媽從上海到江西插隊，她挑著扁擔回公社，擔子裡的糧食只有別人的四分之一。走到一半，她暈倒了。上面看她體弱，把她調到炊事班。她不幹：我在家都從來沒有伺候過人，你讓我給人做飯！別人告訴她，炊事班是最輕鬆最有油水的。她恍然大悟，留在炊事班，直到回上海。
小燕出生時，媽媽沒有奶水，長大後她吃什麼都不胖，身體薄得像張卡片。一個地道的城市女孩，想到下地、做體力活就恐慌，但是，每天的工作結束之後，不管多累，都必定要洗澡、洗衣服。第二天，穿著乾淨的衣服去工地。
力氣活的確不是小燕擅長的。錘子拎起來太重，電鋸推到一半壓不住，在木頭裡危險地亂飄。可是她邏輯清晰，愛動腦子，總在想有沒有更省力的辦法。辛西婭說，要在柱子兩頭鑿出槽口，把底梁和頂梁嵌進去。小燕問，能不能用鋸子，兩邊一鋸，槽口就出來了。辛西婭說，鑿好之後，再用鑿子把槽口修平。小燕腦子一轉，如果有刨子，不是更好？儘管沒有刨子，鋸子也不好使，但小燕很得意：如果在古代，我就是發明工具的人。
因此，測量、計算也多半是小燕的工作。我們很快在C上畫好線，等著法國女孩艾斯特拉統一核查，再動手鑿。
艾斯特拉穿著橙色背心，穿著寬鬆的條紋收腳褲，清晨搭著一條圍巾（在工地上圍圍巾！），中午解下來，露出寬平的肩膀，和曬得發紅的皮膚。她像是來參加一個露天音樂節，而不是蓋房子。
但是核查起數字來，艾斯特拉又的確像法律專業人士。她蹲在地上，拿著兩個角尺，繞著柱子上上下下地量，嘴裡嘟噥著法國口音的英語。小燕露出不耐煩的表情，她不能理解，為什麼艾斯特拉量了木頭的長度，又量了其中一段，居然還要量剩下的長度，法國人不會減法嗎？我焦慮的是，我們要在今天鑿好所有的槽口，現在只剩半天了。艾斯特拉把兩把角尺翻了過來，抬頭說，短了一毫米。
一毫米？
可能也行，我不知道。艾斯特拉聳著肩膀，兩個嘴角往下撇，像鬍子一樣。
一毫米，應該沒關係吧。我們說。
我不知道。艾斯特拉端著角尺，兩手捏著尺寸，捏著絕對的精確。我們煩惱地蹲在一旁，看看她，又看看木頭。木材經過了日曬雨淋，早已改變了，平面不平，直角不直，一毫米，該如何消滅一毫米的誤差？
辛西婭跨過橫七豎八的柱子，大步走過來，蹲在旁邊。
艾斯特拉說，短了一毫米。
辛西婭說，一毫米完全沒問題。
艾斯特拉說，我不知道。兩個嘴角仍在往下撇。
辛西婭說，一毫米完全沒問題，兩毫米都行。她又說，這不是做桌子，蓋房子不需要那麼精確，差一點沒關係。說完，她站起來走了。在到處是新手的工地上，到處都需要她。
艾斯特拉說，我不知道……也許你們鋸的時候可以少鋸一毫米。
坡底的空地上，塑料布搭成了涼棚。柱子抬到陰涼地，大家或蹲，或是坐在柱子上，埋頭鑿槽口。錘子撞擊鑿子、鑿子撞擊木頭，“砰砰”作響，木頭時或辟啪裂開。十米外，發動機轟鳴，電鋸開動了，齒輪旋轉著，擊入乾硬的柱子。從前覺得尖利刺耳，現在卻覺得，這是可以理解的聲音。
鋸，無論手鋸，還是電鋸，是一個堅定有力的行動。相比之下，鑿，是一個精細活。要觀察、測試木頭的紋理，否則，可能會鑿得太深，或是鑿得太慢。一開始大力、粗率地破開木頭，到後來，仔細、耐心地修到合適的尺寸，修得平整。
我們的柱子似乎特別堅硬。鑿開乾裂的表面，出現一塊墨綠色的結，一鑿子敲下去，就滑開了。韋朋說，在泰國，這被稱為樹的眼睛。我小心地鑿著，越到深處，越是堅硬，摸上去緻密光滑，好像要成為玉了。
小燕說，讓我鑿一會兒吧。
我說，我鑿吧，我力氣大。
小燕說，讓我鑿一會兒吧。
她語氣裡有些東西，讓我停下來，把鑿子遞給了她。
小燕蹲在柱子旁，撿起一個輕巧的錘子，對準鑿子，敲擊起來。好像一個小鳥，在輕輕地叩樹皮。叩叩叩。
太陽已經快到山邊。佩吉完成了，大家羨慕地看著她的槽口，乾淨細膩，有濕潤的綠意——她的木頭還很年輕。
我們的柱子也只剩最後一個槽口了。我在旁邊心焦不已，恨不能搶過鑿子，鑿平樹的眼睛。我說，還是我來吧。
小燕不說話，仍然叩叩叩，收效甚微，但非常堅持。
這幾天，小燕一躺下就睡著，一下工就餓，每頓吃兩盤米飯——這在以前都是不可能的。失眠、心慌、低血糖、頸椎病都消失了。她喜歡木工，因為木工要靠腦力。對於體力活，對於我們的分工——她動腦、我做力氣活，小燕也有了新的看法。我認為，這是最有效率的方式，我們是一個團隊，應該分工。但是這一天，小燕拒絕了這個理由。她宣佈說，她也要做體力活。她又想了想，說，效率不是最重要的。
小燕的汗水滴在了地上，細細的胳膊揮動錘子的幅度越來越小。我蹲在旁邊，焦急地盯著她的每一個動作，擔心錘子掉下來，更擔心我們無法按時完成。槽口的尺寸鑿好了，小燕放平鑿子，小心地推著，把凸起的部分削掉。
收工了。小燕站了起來，仍一手拿著錘子，一手拿著鑿子。她看著自己鑿出的槽口，眼神不捨得離開，哇，真好看啊。這一天過得真快啊。她歡快地歎了聲氣。
五
從工地坐車，沿著鄉間公路，路邊是兩排又高又直的柚樹——這是極好的木材，我們的柱子就是柚木。柚樹後，是一大片橡膠林，每棵樹上都割開口子，繫著一個黑色小桶，接白色的橡膠汁。大約十分鐘，就到了我們的民宿。那是一片低矮的紅毛丹林，散落著七八間木屋，紅毛丹林的另一邊，是一條小河，遠處是低矮的山。
夜晚，吃過飯，我在餐廳要了一瓶啤酒，邊喝邊看手機。餐廳不過是八根柱子、由柚葉疊成屋簷的亭子。沉寂的夜晚，只聽得到遠處的狗叫，風吹樹葉的聲音。炎熱的一天結束了，勞作也結束了，餐廳裡涼爽、閒適。更重要的是，這裡信號最好。
雪莉路過餐廳，又折回來，在桌子那頭對我說：你看看月亮，看看天空，別看手機！又從胸腔發出“咳”的一聲，似乎恨鐵不成鋼。
雪莉也未免太喜歡做老師了，我想。有天中午休息時，我嫌房間裡太熱，躺在吊床上看書。雪莉從小河的方向走來，我跟她打招呼，她擠擠眼睛：我就提醒你一下，小河在召喚你。
但我也習慣於做個好學生——我摁滅手機，為自己仍留戀互聯網的破碎信息而不好意思，情急之中說：我在跟家裡人說話！
哦？雪莉停止了責怪的語氣，坐在了桌邊。你家人在哪裡？
我爸媽在甘肅，我弟弟在北京。
你有弟弟？
對，我有一個弟弟。
可是，你們不是一胎化政策嗎？
是。不過我弟弟出生的時候，政策才剛剛開始。我暗暗想，終於有一個稍微瞭解中國的美國人了。儘管這裡的白人都很好，但是很少人對中國有興趣。有一次，艾斯特拉問小燕，上海是中國的嗎？是大城市嗎？
剛剛開始……會怎麼樣？你媽受懲罰了嗎？
有啊，我媽沒有產假，休息了一個禮拜就去上班了。
雪莉的表情很凝重，真慘，你媽媽會不會常常講起這件事？
這件事？
對啊。過去的故事，回憶……這件事對她一定傷害很大……
我吁了一口氣，放下了手機。當然了，她常常講過去的事情，常常回憶，不過不是這件。我用英文磕磕巴巴地講起母親的故事，她是地主家的女兒，土改中被抄家，變成孤兒，在福利院長大，饑荒時代差點餓死，最後成為社會主義的工人，中國剛剛開始發展金融的時候，又做了銀行的信貸員。用英文講述，挖空心思尋找詞彙，讓我免於像往常一樣，為母親的故事而痛苦，但我仍感受到，我為她頑強的生命力、聰明與勤奮而驕傲。雪莉聽得很專注，當我講到歷史事件，又找不到英文時，她總能立刻補充。看起來，她真的很想瞭解。
所以你看，她的往事這麼悲慘，沒有休產假都不算什麼。我總結說。
雪莉說，沒錯，這些故事真的是……她說話時，也總是抿著嘴唇，發音在很小的開合之間，此時聲音更是消沉。
我們都沉默了。
沒有了手機驚人的光亮和它開啟的眾多扇門，想必樹林間都是月光。
似乎是覺得這沉默太尷尬，又太傷感，我突然開口說：我想寫一本書，關於我媽家族的。說完，自己也微微吃驚。我還很少告訴別人這個想法，何況是跟一個陌生的美國老太太。
真的嗎？
對，就寫我媽和她的姐妹們。
你已經有書名了！雪莉仍然抿著嘴唇，笑意在眼睛裡閃爍。
六
吃飯時，我們會自動分到兩個餐桌。歐美人一桌，亞洲人一桌。
儘管在亞洲桌上，我們也說英文，以便和馬來西亞、泰國的朋友聊天。但是，能夠隨時切換到中文，總讓人覺得放鬆。有時，聽到另一桌的笑聲，我想，她們使用英語時如此自信、默契，好像這個世界就是她們的——即使這已經是世界上的邊緣角落。也許正是這種自信和默契，讓我聞之卻步，也讓泰國本地人不敢報名。
在一個國際場合，語言當然是最重要的區隔。為了抗議英語霸權，我從沒有取過英文名，也拒絕轉變名字的發音——我明知“玉潔”對外國人來說很難發音，但是，既然我們能讀出李奧納多·迪卡普裡奧，既然我們曾經花了一年時間，練習把舌頭放在牙齒中間，像蛇吐信子絲絲作響，發出那兩個中文裡沒有的輔音——辛西婭的名字中就有這個音，那麼，讓西方人念幾個中文名字，也不算過分。
工作坊裡，我照樣用中文音調，介紹自己的名字，並解釋了它的意思“像玉一樣純潔”，然後聽各種發音，心裡暗暗發笑。有人念，雨耶。有人念，雨雞。有人念，酉雞。更多人直接說，你。那個，你能不能幫忙抬一下柱子。你的鉛筆借我一下。
我常常意識不到別人在叫我，但是沒關係，這種小小的不便和誤解，在國際交流中是正常的。直到又一次，我正蹲在地上鑿木頭，聽到台灣人Sephen字正腔圓地大叫我的名字。一抬頭，一隊人站在一根柱子旁，等著我去幫忙抬木頭——幾天的逞能下來，我已經成了工作坊的壯勞力之一。我應聲正要過去，Sephen皺著眉頭說，你要不要叫Jade，這樣她們比較好記。我愣了一下，像戰火中匆忙接過發報機一樣，接過了我的英文名，Jade。
一天晚上，往常的秩序被打破了。大部分白人都去參加朋友聚會，民宿裡只剩下雪莉和辛西婭。似乎不好再以位置不夠為由，分兩桌坐，同時，我們也明顯地感覺到了溝通的責任。亞洲人加入了白人的餐桌——第一次吃飯時，辛西婭曾摸著這張桌子說，這是一整塊木頭。
吃完飯之後，身體開始忙碌地運作，精神卻安逸了。輪值幫廚的人去收拾碗盤，有人泡了茶，有人盛了一盤木瓜，放在桌上。沒有人說話。
當白人成為少數，我突然覺得語言的壓力塌了半截。我開口問：辛西婭，你在密蘇里的生活是什麼樣的？
正托著腦袋發呆的辛西婭樂了，她重複了一遍我的問題，說，我媽也經常這麼問我。
我意識到，我把密蘇里（Missouri）念成了悲慘的（misery）。但，這也不失為一個巧妙的雙關。
沒事，辛西婭說，我在密蘇里，住在一個公社……
同樣來自上海、曾經在美國讀書的Gloria驚叫：公社？美國也有公社？
當然了！辛西婭和雪莉報以同樣的驚訝。
Gloria說，我從來沒把美國和公社聯想在一起過。
美國有很多公社啊，到處都是。辛西婭仍然很驚訝。我想，當小燕被問到“上海是個大城市嗎”，大概有同樣的心情。
教授雪莉此時又出場了：實際上，這是美國的傳統，從美國建國時，就有這種烏托邦的渴望，某種程度上，這就是美國精神。
我說，我以為公社是六十年代的產物。
雪莉說，這也是一個原因。
辛西婭說，沒錯，我在的公社就是七十年代開始的。
辛西婭中學時參加了一個去南美洲的實踐項目，回來之後，覺得上學沒意思，就輟學了。她喜歡木工，幸運的是，在美國，木匠賺得不少。三四年前，辛西婭在芝加哥的一家公司，教人做木工，用二手木材，做桌子、鍾等等——我和雪莉原本想像的東西。她在手機上找到那時的宣傳視頻：辛西婭坐在鏡頭前，捲舌極重、語速極快，像嘴裡團著一個球。視頻裡的她，看起來和現在很不一樣，也許是比較正常，比較中產。
辛西婭說，有一天，她在街上看到有人發傳單，接過來一看，是招人去駕馬車。她想，神經病吧。但是她又好奇，跟去一看，是一個公社。
辛西婭辭了職，住進了公社。這個公社種菜，製作有機產品，生活自給自足。不僅如此，他們拒絕現代設施，包括電。沒有電，因此也沒有熱水。晚上沒有燈，點蠟燭。他們當然也沒有電腦、手機，全公社只有一個座機。
她每說一句，我們都驚歎一聲。
辛西婭說，但我給朋友們寫信，用手寫，他們好像都挺喜歡的，對不對？
我們點頭如搗蒜。
冬天，公社沒有暖氣，辛西婭就背著包去城市。美國中部的城市，有很多建好又沒有使用的房子，於是被很多人佔領了。她就在那裡度過冬天，等春天到了，再回到公社。
我說，中國也有很多房子，建好了沒有人住。
真的？那有人去佔領嗎？辛西婭問。
……倒沒有。
讓辛西婭心動、決意加入公社的，是創辦人的理念。他主張巴西思想家弗雷勒的解放式教育：受壓迫者應該自我教育，互相學習，培養批判意識，而不是期待教育體制。但是住了兩年，辛西婭發現，公社內部並不平等，創辦者一人決定所有事務，一人詮釋解放式教育。去年10月，辛西婭“不幹了”，她“跳”到另一家名為“沙丘”的公社。這家……好一些。辛西婭說。他們人少，只有九個人。
我們都替她鬆了一口氣。人少比較好，很難想像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在人多的地方實現。
她又說，這家有電，也有熱水，挺好的。
像所有人一樣，從工地回來，辛西婭先洗了澡，換上了乾淨的T恤，此時細細捲曲的長髮仍是濕的，貼在臉頰兩側。小燕提醒我，她的眉毛是修過的。也許這是女木匠的特點之一？到了工地之後，所有人的第一件事，都是在臉上、脖子上塗防曬霜。儘管如此，現在的辛西婭和視頻裡那個修過劉海、語速極快的女木匠不同，也和工地上那個高高舉起錘子、猛地擊下，又總是保持笑容、解釋工序達十五遍之多的木匠老師不同，講到這裡，辛西婭的笑容漸漸隱入迷惘，若有所思。
我已經很久沒有離開美國了。沉默了一小會兒，辛西婭又說，我總覺得，就算對這個地方失望，但還是不應該離開，應該留下來，改變它，我覺得自己有這個責任，對嗎？
來泰國之前，我就知道，將會見到各地的女性主義者——很多憤怒的、受到挫折的女人，我也約略知道美國六十年代以來的公社傳統，但是親眼見到、聽到、體驗到，卻是全然不同的感受。我喜歡她們，我喜歡佩吉，高高的個子，穿著湖綠色工裝褲，大手拿起生菜，一邊吃一邊講自己的愛情故事，她的表情、語氣，就是句子、標點，以至於文字無法轉述；我也喜歡幽默的拉提莎和奧勒莉，這對法國姐妹，干了最多的力氣活，而且，無論吃得多飽，總是不放過甜點；我喜歡Ginger，英俊而靦腆，不動聲色，又讓整個工作坊有序進行；當然，還有好為人師，又充滿好奇的雪莉。儘管我有時會嘲笑她們，抱怨她們沒有自覺到白人的優越地位，但是，我仍然喜歡她們，喜歡她們在各個地方努力改變世界，喜歡這個工作坊的熱情和力量，也喜歡建設烏托邦時的自由和迷惘，就像此刻的辛西婭一樣。
我在中國從來沒有見過女木匠。我說。
辛西婭又吃驚了，真的嗎？怎麼可能？為什麼沒有？
我為她的吃驚而吃驚了，不知道……這本來就是性別分工很明確的工作吧？
現在連男木匠都不多了。一直沉默的meichern冷不丁插嘴。
辛西婭說，Jade，如果你們要蓋房子，就告訴我，我會去中國幫你們。
真的嗎？我又吃驚了。
當然是真的。辛西婭臉上不再有迷惘了，性別和社區，是我離開美國的唯一原因。
七
12根柱子立了起來，此後進程就很快了。
從長短、寬窄不一的舊木材裡，我和小燕負責挑出合適的頂梁、底梁和側梁。（我們暗地認為，這是對我們數學能力的肯定。）分別有人挑出龍骨、地板、牆。我們拔掉木材裡的釘子，鋸到合適的長度——這都是使用舊木材必須付出的勞動，然後，就像搭積木一樣，嵌在合適的位置，用釘子固定住。辛西婭四處查看，確保一切是平的。
搭好底梁，鋪一層龍骨，工作坊的最後一天，要鋪地板了。人們分成三組，一組鋸木頭，另外兩組——說中文的一組、說英文的一組——鋪地板。沒有了語言的磕碰，我們很快形成有效分工，有人傳遞木頭，有人負責鋪，把厚度、寬度一樣的木板拼在一起。是合作，卻又是專注的。“這根怎麼樣？”“缺一根寬的！”“窄的都放這邊！”突然有人叫：“她們在偷我們的木頭！”
下午四點，地板鋪完了。辛西婭半蹲著，瞇起眼睛看地板的平面。她站直了說，太令人驚訝了，都是平的！大家歡呼起來，紛紛拿出手機，進行工作坊的最後一個程序：拍照。
這座房子已經有了形狀，它長6.5米，寬6米，牆高2.5米。接下來，辛西婭和Ginger、艾斯特拉，會一起搭起人字形的屋簷。木屋的南牆，有一根柱子，寫著“C”和“face”，而所有的樑上，都有彩色的數字，和中文“橫樑”“底梁”“側梁”。
房子的對面，在芒果林的盡頭，是高高的清道山。太陽已落到山頂，霞光沖遍了半邊天空。Ginger說，之所以木屋選在這裡，就是希望能看到山。這就是我們開始的地方。
在報名表上，對“為什麼要參加木工工作坊”這一問題，我寫道，因為腦力勞動做多了，想做點體力勞動。這是一個真實的理由，卻也是一個敷衍的原因。更深層的，是我對生活的厭倦。
每天早上醒來，我拿起手機，刷朋友圈、刷微博，讀同事的工作留言。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我對著電腦、手機，刷最新的信息。從一個鏈接，到下一個鏈接，留下很多看了開頭的文章，和一事無成的沮喪心情。我加了很多人，“成為朋友”，世界四通八達，卻很少抵達某個真實的人。
我的頸椎變形，脂肪在腹部安居繁衍。於是我花錢辦了健身卡，又花錢請了一個教練，讓他陪著我，折磨我。在這種扭曲、分裂的生活中，我的生命互相消解了，正負相加，等於零。不知道有多少人過著這樣的生活，捲入同樣、也許更深的漩渦之中，買了大房子，給小孩報了私立學校，從此像遊樂園裡的飛車，做著高速的無用功，左右擺盪。必須賺錢，賺更多的錢，獲得更大的成功。年輕的人們一早認命：此生已矣，希望全在子孫。這是怎樣絕望而高效的生活啊。
所以我來了，我想從機器上鬆動，脫落。在這裡，我看到了從飛車上主動掉落的女人們，她們正在搭建自己的樂園。當我回去，該如何描述這次旅行呢？——一次最好的旅行，它就是生活。
雪莉不知道什麼時候站在了我旁邊，她說，Jade，中國南方是不是有很多這樣的山？
的確，暮色中，清道山層層疊疊，有不同深淺的青色。我說，是啊，你去過中國嗎？
沒有，只是在圖片裡看到過。
我們靜靜地看著清道山，如果是中國南方，山會更加連綿、起伏，小河繞山而行，霧氣飄在山間。
真美啊。雪莉說。
是啊。我說，不過，我們還沒有在山前面蓋過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