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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工匠

假如晚五十年出生,也許他就是這個時代的IT宅男。不過,他也曾在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世界,成為主人翁。

李方樂個子瘦小,腦袋比起身子來,大了一號,腦門尤其大,前額鼓出一塊,在燈光下發亮,兩側是半寸長的白髮。雖然已經72歲,但是走慣長路,行動十分敏捷。說話時有點不好意思似的,他並不直視,但是上海口音的普通話,條理清晰,一樣一樣,按照順序折好了放在腦子裡。年輕時,他必定是個聰明伶俐的工人。

都說上海人門檻精,李方樂表現出的是上海人的另一面:極有分寸。每次見面之前,一定會電話確認,提前五分鐘到。熱情,卻也絕不過分。有時也會禮貌地露出小心思:“現在也不興問女士的年齡了……”然後歪著腦袋等我回答。

李方樂不抽煙不打麻將,生活過得簡單。除了去同事的公司兼職,賺一份應酬零花的收入,他最大的娛樂,就是看展覽。

每年年初,李方樂請經理上網,把全年的展覽找出來,他挑出自己喜歡的,打印出來,依次去看。這些展覽大部分跟機械有關,機床、模具、太陽能、自行車……一般免費,只有一次,李方樂花一百塊,看了一場遊艇展。同事見他喜歡,送了他一張三千塊的賽車票,是主席台附近的位子。但是,他看著車以極高的速度在場內轉來轉去,覺得很沒意思。2014年轟動上海的莫奈展,李方樂也看了。但是抽像畫麼,他覺得自己不大喜歡。

2014年,李方樂看得最過癮的一場展覽,是卡地亞的鐘錶展“瞬息·永恆”。

十年前,李方樂曾在上海博物館看過一場卡地亞的展覽。那場展覽以珠寶為主,鐘錶很少,只佔一個櫥窗。李方樂看到一座鐘,形似大門,鍾盤兩邊是兩根白色圓柱,撐起底座和門簷。看標識,這座鐘叫作“門廊”。讓李方樂奇怪的是,一般來說,時針分針背後,總能看到機芯,因為機芯帶動指針的轉動,但是在這座全然透明的鍾盤之中,他只看到兩根針騰空旋轉,後面空無一物。隨便李方樂怎麼找,就是找不到機芯在哪裡。

仔細讀櫥窗邊的說明,李方樂才知道,這是卡地亞著名的“神秘鍾”。這座鐘的奧妙在於:它打破了指針與機芯相連的技術慣例,把指針固定在水晶表盤上,成為整體,當機芯連接表盤,帶動表盤整體轉動,也就帶動了分針和秒針。

1912年,工匠莫裡斯·庫埃(Maurice Co?et)製造出第一座神秘鐘。當時,歐洲的貴族像一百年後上海的退休工人李方樂一樣,圍著神秘鐘,想要找出這一魔術的謎底。神秘鍾從此成為卡地亞鐘錶的象徵。很長時間內,卡地亞嚴守這一工藝的秘密,就像可口可樂的秘方一樣,讓懸念成為神話的一部分。一百年後,李方樂在這個懸念前徘徊不去。到底技術上如何完成呢?櫥窗邊的說明無法令他滿足。他每天琢磨這個問題,連看了三天展覽。

2014年,卡地亞鐘錶展宣傳冊的封面,就是李方樂十年前看過的神秘鐘。不用說,他是一定要去的了。

這年夏天並不很熱,霾卻比往年嚴重。卡地亞的展覽選在黃浦江東岸的上海當代博物館,這裡原本是一座電廠,世博會期間,改建為法國館。世博會結束,荒廢了兩年之後,改建為上海當代博物館,電廠高聳的煙囪成了博物館的標誌。這年晚些時候,蔡國強將在黃浦江上放煙火,與此相關的展覽“九級浪”就在上海當代博物館展出。

這次展覽,單是“神秘鍾”就來了十座。李方樂進了珍寶庫,眼睛都要不夠用了。更讓他驚喜的是,每隔一兩個禮拜,會有一個工匠從瑞士飛來,在展覽現場演示製表工藝。演示的環節共有四個:寶石鑲嵌、倒角、機芯組裝、琺琅。其中,寶石鑲嵌、琺琅都是裝飾性的技藝,李方樂並不十分欣賞,機芯組裝也還好,只有倒角,李方樂最感興趣。

倒角,簡單來講,就是打磨機器零件。它看似一項微末的技藝,卻是高檔和低檔鐘錶的重要區別之一。高檔鐘錶,零件無論大小,全部精心打磨,表面像一面鏡子,邊緣像一道光。這樣,無論從正面,還是從透明後蓋看進去,機械與美呈現一體,價格自然也上去了。這道工藝雖有機器,卻由手工操作,全憑耐心和經驗。李方樂在國內從未見過,他想,未來也許用得到。

梁瑋是現場的法語翻譯,她對李方樂印象很深。因為演示結束後,一般觀眾都問:這塊表能賣多少錢?做這樣的表要花多長時間?但是李方樂上來就問:這用的是什麼工具?能不能讓我看看?

梁瑋記得,李方樂穿白色條紋短袖襯衫,身型瘦小,他說自己是個退休工人,鐘錶愛好者。梁瑋倒覺得,李方樂很有知識分子氣質,很有禮貌,總說謝謝,也總擔心打擾別人。如果現場人多,李方樂會說,小梁,你們先忙,我等人少的時候再來。但是他對技術的癡迷,千真萬確屬於工人。

演示倒角的工匠只有二十多歲,他來自製表重鎮拉紹德封,十多歲開始學習製表。相對於“這塊表多少錢”一類的問題,他也樂於和李方樂交談。他教李方樂如何使用工具,應該用什麼手勢。傍晚六點半,一天的展覽要結束了,李方樂把不懂的問題都記在了小本上。

第二天,李方樂不僅帶來了問題,還帶來了一個塑料袋。他從塑料袋裡拿出自己做的零件,請工匠示範,然後自己打磨,再請工匠幫他修改。三天下來,工匠說,所有的技法,李方樂都已經學會了,只需要再熟練些。

這次展覽,李方樂去了11次,常常等展覽關門才離開。他學會了倒角、得到瑞士工匠的肯定,更加有了自信。但是他沒有告訴工匠,這門技術,他要用在自己的機芯上。

最早,李方樂感興趣的並不是鐘錶。

李方樂八歲跟父親到上海,那時新中國剛剛成立。20歲,他高中畢業,分配到百貨公司系統,做過營業員,倉庫保管員。後來進入文具廠,專門生產圓規。1979年,上海百貨公司將部分鐘表修理作坊組成鐘錶零件廠,統一承接零件加工業務。李方樂也調到了零件廠。

上海開埠以來,就是一切時髦事物的入口。就在“神秘鍾”系列在歐洲問世的時候,上海有了亨達利、亨得利,大量進口瑞士鐘錶,浪琴、勞力士、歐米茄……通過上海,銷往徐州、天津、北平等地。鐘,尚可購買零件組裝,但表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精密機械,是歐洲工匠幾個世紀的智慧累積而成,當時的中國沒有能力生產,只能進口。

1949年之後,進口之路幾乎斷了。新中國的領導人指示,要“填補空白”,製造中國自己的手錶。但是,當時的工業基礎非常薄弱,沒有圖紙,沒有加工機器,工人們以洋傘骨、繡花針、自行車鋼絲為原材料,進行研製。在這樣的條件下,1955年,天津製造出“五星”牌手錶,1958年,上海製造出“上海”牌手錶。之後,這兩座城市分別成為鐘錶製造的南北中心。

李方樂進入零件廠時,中國的鐘錶行業正在進入最好的時代。“文革”結束,人心有期待。生產力和消費力都在釋放,人們結婚要三大件:自行車,縫紉機和手錶。一塊上海牌手錶120塊,是工人三四個月的工資——昂貴又夠得著的奢侈品。到1990年,上海鐘錶行業已連續九年每年生產手錶一千萬隻以上,有24家工廠,一個研究所,20個經銷部門,一所職工大學,一個運輸隊,兩家合資企業,全行業在編職工31720人。

零件廠一時壯大,有300多人。廠裡的工人主要有兩類:一類是1960年代以來鐘錶技校的畢業生,他們好比唱戲的科班出身;另一類是1949年之前就在鐘錶行工作的老工人,他們熟悉進口表的結構,能夠仿製大部分零件。在《上海地方志》裡記載了一件事:一位少數民族著名人士,外賓送給他一隻刻有沙特阿拉伯國王頭像的手錶,不慎損壞,別的地方無法修理。鐘錶零件廠受理後,指派技師畫稿製版,翻新表面,重刻頭像,整舊如新,他非常滿意,讚揚該廠是一家“鐘錶醫院”。

李方樂不是鐘錶修理工,他是金屬加工車間的機修工。當時,儘管手錶可以國產,機芯、齒輪、游絲都可以國產,但是製造手錶的關鍵機器全部是瑞士進口。李方樂負責維護、修理機器,也常常去其他鐘錶廠,參觀生產線上的瑞士設備。他覺得鐘錶修配沒什麼,機器,才是最複雜最現代的工作。而廠裡那些六七十歲的老師傅,還在用十幾歲學徒時的機器,手搖操作,製造零件。他邊看邊想,這實在太土了。

1990年代,鐘錶業的好日子結束了。市場的蓋子一旦打開,暴風雨就會到來。原來在隔絕和保護下生長的工業體系,很快被衝垮了。一方面,廣州、深圳等地進口零件,組裝廉價的石英表;另一方面,昂貴的進口表、真正的奢侈品終於又來了。作為實用物件,市場已經飽和了。作為奢侈品、裝飾物,上海手錶沒有競爭力。

1998年,鐘錶零件廠關門。在那前後,鐘錶製造廠、紡織廠、儀表廠、熱水瓶廠……紛紛關閉。上海曾經是中國的輕工業基地,是好質量的象徵,這一頁沉重地翻過去了,頁面上是一百多萬下崗工人,和社會主義工業的歷史。上海新的野心,將是成為中國的金融中心。

和所有的下崗工人一樣,李方樂過了一段蠻討厭的日子。55歲的他,每月拿325塊補貼,這是上海最低生活水平。妻子在街道工作,收入不高,他們還要供女兒讀書。同事們各尋出路,有的去名表維修店,有的下海做買賣。李方樂靠修理音像設備,撐過了許多年。

儘管如此,他對機械、機床仍然有很大的興趣。2000年,女兒大學畢業,家裡經濟好轉,但仍有債務。這時,李方樂在朋友的廠房看到一台別人存放待售的機床。他一眼看出,這是瑞士著名車床“肖別林”。他請朋友留一留,先不要賣。他四處借錢,湊足了7000塊,加上運費、請客,8000塊,車床到手。李方樂立即動手拆解車床,再重新安裝。在關鍵部位反覆了無數次,花了一兩年,才完整裝好。拆裝的過程中,他無數次感歎,這部車床零件加工之精細,對精度考量的縝密,國產機器根本無法相比,中國要成為製造強國,實在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零件廠裡,有一位比李方樂年輕十多歲的同事小董,畢業於鐘錶技校,長得五大三粗,李方樂覺得他像山東人,不像上海人。他的手指放在零件旁邊,像拿棍棒的拿著繡花針。但這位同事卻是同一批技校生裡最聰明、技術最好的。下崗後,小董什麼都做,修表、賣鞋、倒賣水貨鐘錶……一年能賺三十多萬,但是他不甘心,想研發陀飛輪——這是當時最複雜的鐘錶技術之一。小董找來李方樂,幫他做加工設備。

一天,小董叫李方樂去他家。他說,我讓你看樣東西。他拿出一座鐘,透明的表面之內,機芯排成狹長的一條。這是老牌廠家積家的鐘。李方樂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機芯。機芯由一百多個,甚至數百個零件組成,關係複雜,圓形最適宜擺放,所以一般來講,機芯都做成圓形,中國的鐘錶製造也一律如此,溫飽而已,從未有過這麼特別的設計。李方樂想:原來鐘錶也可以這樣玩,那麼,我也可以試一試。

2007年,他決心動手。

第一步,畫圖紙。他不懂用電腦,畫圖全靠手工。他也沒有設計的經驗,只能參考原來廠裡的資料,再做改進。在一張工程圖紙上,為了能畫出合適的弧形,李方樂拿出早年的功夫,自製了一隻一米長的圓規。

第二步,他在舊貨市場以十塊一隻的價格,買了許多上海手錶,把機芯零件拆下來,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再逐一加工。他有一些加工設備,又曾有金屬加工的經驗,但是仍然有些零件,需要花錢去寧波訂製。他存夠錢,就去,沒有,就停一停。停停做做,花了一年。機芯做好了,但是沒有走動。

2009年,李方樂再次試驗,做出了第二款機芯。形狀不錯,一條長形的夾板上,佈置了大大小小的齒輪、游絲、擺輪。但是上完發條,仍然沒有動靜。這時他才後悔,當年沒有跟老師傅學習手藝。儘管各類加工他得心應手,但是調試、尋找故障,都是他的短板。李方樂受到了挫折。

就在那幾年,同事小董患癌症去世了。他沒能做成陀飛輪。他和李方樂所做的,原本應由整個工業體系來支持,最後卻成了孤獨的徒勞。

2013年春節,李方樂待在家裡左右不是,最後下了決心。大年初三,他到公司,搬出設備悶頭搞起來。同事看他已經忙活了好幾年,問道,老李,怎麼還沒搞好?李方樂呵呵笑道,完成之後,一定請你們吃酒。心裡想的是,這次如果搞不出來,也就不要搞了。他重新研究圖紙,四處找數據,發現原來是齒輪的中心距不對,所以兩隻齒輪咬住了不轉。必須要重新製作齒輪。生平第一次,他用上一代師傅留下的“土”機器,手工操作,做了兩隻像指甲一樣大小的齒輪,每隻齒輪有84齒。

李方樂的第三個機芯,轉動了。他實現了自己的許諾,請同事們吃了一頓飯。

按照北方話,李方樂會被稱為“李大爺”。他連聲說:“不不不,不要叫我李大爺。”“叫我老李。”最後我們折中為社會主義時期的稱呼:李師傅。

李師傅穿著樸素,同事送的羽絨服,冬天也不捨得穿,礦泉水瓶子裡泡好了茶,塑料袋裡裝了他所有的寶貝,機芯、圖紙、眼鏡……他說,他沒有別的興趣,只喜歡這個:鐘錶。

李師傅關於鐘錶的知識,大部分是從展覽和雜誌中來。

1990年代初,他帶女兒去上海商城看了一次鐘錶展,看到一件瑞士博物館的藏品,其中有一隻擺輪作360°旋轉,這是他第一次見到陀飛輪。

1999年,他在書報亭看到一本雜誌《名表之苑》,在雜誌裡,他知道了最好的手錶不只是勞力士、歐米茄。之後,他又看到《名表論壇》,這本雜誌由香港“表王”鍾永麟創辦。鍾永麟是物質富足時代的玩家,他懂酒懂美食,名車名筆樣樣都能寫,寫得最多的是腕表。每隻表他都能夠講出機芯、機構、歷史……他說,一個男人必須要有三塊手錶:日常佩戴、運動款和適合正式場合的華麗腕表。而鍾永麟本人則收藏了四百多塊名表。

這些表沒有一塊是李師傅買得起的。李師傅講了一個故事,香港匯豐銀行的一個大班,無意中在倉庫裡看到一批古董鐘表,迷住了。他退休後,在世界各地收集鐘錶。有錢,此事也不難。可是有一次,在拍賣會上競拍時,他最後差一口氣,心愛的腕表給人買走了。大班生了一場大病,幡然醒悟,連開兩場拍賣會,把所有的收藏都拍賣掉了。李師傅說:“徹底解脫了。再也不動這個念頭了。”

月薪兩千多塊的退休工人,談著香港大亨、名表藏家,卻絲毫不令人覺得心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懷表、腕表一直是有錢人的財產,闊太太小姐的首飾。“一戰”後,儘管腕表普及,但是高檔腕表有各式奇技淫巧、琺琅、鑲鑽,向來不是一般人能夠擁有的。李師傅卻用這個故事,想說明名鍾名表背後財富的虛無,沒有也罷。他最在乎的是:這些機械到底是如何運轉的?從鐘錶愛好者,李師傅最終走向了製造者。

李師傅決定做機芯之後,很少告訴別人。他藏起了自己的“野心”,怕別人笑話。你也能行嗎?他怕別人這樣問。儘管第三隻機芯走動了,但走了幾天,又停了。有時甩一下,又走了。同事笑他,人家是勞力士,你這是甩甩力士。

好在一次一次,他更有把握了。他決定再拿出一年時間,慢慢修改,一定可以做成。

李師傅也清楚,自己的機芯,只是個人的玩具。把機芯改變形狀,重新排列,在鐘錶行業,也只是簡單的、已成型的工藝。至於更複雜的功能,只能望洋興歎了。在卡地亞的展覽上,對著滿室的名鍾名表,他覺得自己的機芯,好比醜媳婦,難見公婆。

但是談論這些複雜的工藝,仍然是李師傅最開心的事。比如積家的“空氣鍾”,利用溫度變化,熱脹冷縮,作為動力的來源。“相當於永動機了。”他讚歎。

還有“三問”,何為“三問”?報時,報刻,報分。李師傅翻開一本磚頭厚的雜誌,大半本雜誌嵌著一個“三問”的簡易機芯,機芯旁邊寫著12:59——一天中數字最多的時刻。他從塑料袋裡拿出一個紐扣電池,小心地放進去,壓上開關。

“叮,叮,叮……”雜誌的小洞裡傳來了12下聲響。十二點。

“叮咚,叮咚,叮咚。”李師傅伸出三個手指,示意這是三刻。

“叮,叮,叮……”報分的聲音與報時相同,卻要高八度,聽起來很急促,又有些尖利。

安靜的辦公室裡,我們身後是一排排電腦。通常,我們往屏幕的右上角或右下角斜一眼,或是打開手機,看阿拉伯數字顯示的時間。人類曾經努力將時間實體化,在小小的表殼內玩弄炫目的把戲,窮盡了心思。以至於今天,鐘錶已不再有技術創新,只是把一百年前的花樣重玩一遍。更重要的是,我們已經不再看表,更不問表了。

李師傅不懂電腦,製表時很吃虧。現在學,也來不及了。他說,對他來說,時間已經在倒數了。假如晚五十年出生,也許他就是這個時代的IT宅男。不過,他也曾在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世界,成為主人翁。

“叮!”高音停了。耳朵靠在雜誌邊一直凝神在聽的李師傅抬起頭,說:“這是12點59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