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雨下了一夜，第二天凌晨才停了。天亮後，紅紅和我來到了煤礦。
石灰窯和煤礦是一個人開的，我和紅紅來到煤礦找煤老闆要工錢。
在那排辦公室門前，我看到幾個披頭散髮的女子站在泥濘裡，她們都衣著寒酸，一看就是那種在地攤上買到的衣服，顏色很不純正，式樣也過時了，即使在農村小鎮上，也難以看到這樣寒磣的衣著。她們每個人都眼睛紅腫，神情悲傷，有的木然地站著，有的用手掌不停地抹去眼淚，還有兩個女子，手中牽著兩個孩子。
走過礦長室的門口，我看到一個黑胖子叉開雙腿坐在椅子上，兩條肥胖的大腿壓迫得褲縫幾乎要開裂了，黑胖子粗壯的脖子上安著一顆碩大的頭顱，嘴巴兩邊的黑肉鼓鼓囊囊地垂下來，將眼睛拉成了三角眼。三角眼的黑胖子看起來無比邪惡，也無比粗俗，還有一點凶悍。
紅紅悄悄告訴我說：「裡面那個黑胖子就是煤老闆。」
我停住了腳步，站在礦長室的門外，我讓紅紅領了錢後，再喊我一起回去。
礦長室還有幾個人，我隔著窗戶看到他們一個個面目猙獰，絕非善類。煤老闆坐在中間的椅子上，一副欲與天公試比高的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神情，得意洋洋，不可一世。
一個走狗一樣的瘦削男子走出辦公室，指著站在第一位的一個拉著孩子的女人說：「你，進來。」
女人拉著孩子默默地走了進去。
煤老闆看著女人，指著桌子上的一沓錢說：「拿走，回家去，以後再不要來了。」
女人把錢拿在手中，數了數，問：「怎麼才這點？」
瘦削男子說：「這已經不少了。按道理來說，老闆一分錢不會賠給你，我們老闆善良，看在你們生活困難的分上，給你們5000元。」
女人突然哭出聲來：「我男人給你燒了幾年石灰窯，難道他一條命才值5000元？這也太欺負人了。」孩子拉著女人的衣角，也哭了起來。
煤老闆勃然大怒，他指著女人呵斥道：「誰欺負你了？5000元你愛拿就拿走，不愛拿就給我放到這裡。你這個女人真是不識抬舉。」
女人喊道：「不行，這點錢太少，我們孤兒寡母的回去怎麼生活？你做事要憑良心。」
煤老闆一揮手，喝令幾個打手將女人和孩子轟出去。女人喊道：「我要告你們，你們太欺負人了。」煤老闆鼻子裡哼了一聲，然後大聲譏笑道：「愛到哪裡告就到哪裡告去，給皇上告御狀老子也不怕……下一個。」女人無奈，只好拉著孩子走了。
下一個是一名身材苗條的女子，看起來年齡只有20歲左右，她大概結婚不久，腳上還是一雙紅色皮鞋，可能是她結婚的時候買的。她站立在泥濘裡，不停地用手指捏著衣角，看起來很怯懦。
煤老闆上上下下地打量著小媳婦，眼睛裡閃爍著亮光，他柔聲細氣地問道：「這個碎女子，你想要多少錢？」
女子眼淚滴落下來，打濕了衣襟，她說：「我男人都沒了，給再多的錢都買不回我男人，你看著給啊。」
煤老闆大聲笑起來，他說：「我這個人最仗義了，行，給你拿10000」煤老闆站起身來，把桌子上的兩沓錢摞在一起，拍在女子的手中，拍得女子心驚膽戰。瘦削男子立即像條哈巴狗一樣逢迎說：「我們老闆最仗義了，給了你雙份的錢。」
女子低頭走出了礦長室的房門，煤老闆跟著也走出來了，他對站在門口的另外幾名女子喊道：「咱們好好說，我就給得多；誰胡攪蠻纏，一分錢沒有。」
煤老闆肥大的屁股挪進了礦長室後，我看到從遠處快步走來了一個戴著眼鏡的高個男子，他一路走得急急忙忙，長臂長腿在使勁擺動著，看起來他就像一隻跌跌撞撞的螳螂一樣。他衝進礦長室後，上氣不接下氣地說：「啊呀呀，老闆，不好了……」
煤老闆鄙夷地望著眼鏡，他說：「看你這
式子，咋了？」
眼鏡喘息著說：「啊呀，來了一夥記者。」
煤老闆忽地站起身來，問道：「在哪裡？」
眼鏡說：「我安頓在會議室。」
煤老闆走了兩步，問道：「這些挨
的記者咋個知道消息了？」
眼鏡說：「我也不知道，這些記者都是狗鼻子，靈得很。」
煤老闆說：「這些挨
的都把他媽日了，三天兩頭跑來要錢，來了多少人？」
眼鏡說：「有二十來個。」
煤老闆說：「我看是這，先準備50000元，打發不了，就再加50000，你趕緊去辦。」
眼鏡又像螳螂一樣跌跌撞撞地跑遠了，煤老闆跟了出來，突然看到站在窗前的我，指著我惡狠狠地問道：「你，幹什麼的？」
我裝著很悲傷地說：「我是家屬，等著你給錢。」
煤老闆揮舞著肥胖的手臂喊道：「給個錘子，矬子，你趕緊把這些人拉回賓館，錢到晚上再發。」
一個個子矮矮的男子應聲出來了，跑向了辦公室旁邊的一輛麵包車，我預感到大事不好，趕緊跑到了財務室。財務室裡，紅紅正在央求會計給自己多加點錢，會計很不滿意地哼哼著，像頭豬一樣搖動著肥胖的脖子。我從財務室的窗口望出去，看到矬子開著麵包車過來了，幾名打手將那些家屬轟趕上了麵包車。麵包車的身後冒著兩串黑煙，開向了賓館。
麵包車開走後，我看到那排辦公室的前面再沒有人了，就脫掉長袖襯衫，交給紅紅，只穿著一件背心。那時候的夏天，人們都喜歡這樣穿衣服，背心外加件長袖襯衫，襯衫不扣扣子，風吹著襯衫下擺像雞翅膀一樣鼓蕩，而自己卻覺得這很瀟灑。
我跑向眼鏡走去的那個方向，跑出幾十米後，卻在岔路口找不到了眼鏡的腳印。一名礦工過來了，我打聽了會議室的地址後，又向前跑去。
又跑出了幾十米，我看到了一間很大的房子，眼鏡的背影消失在了房子門口，我在門口徘徊了一會兒，也走進了房子。眼鏡此刻坐在會議室講台的位置上，好像很難為情，他不斷搓動著自己的手掌，清了清嗓子，像個領導一樣講起了開場白：「剛才有事情耽擱了，很對不起大家，最近事情比較多……」
我坐在了後排，邊聽著眼鏡八股文式的開場白，邊左右觀望，突然，我看到坐在右前方的一名記者似曾相識，他無意中很自負地別了別脖子，我看清了他的嘴臉，原來他就是我以前在採訪中見到的假記者。他沒有單位，沒有證件，卻到處敲詐勒索。
眼鏡還在囉哩囉唆地講著他的開場白，什麼煤炭帶動了當地經濟騰飛，什麼煤炭是當地政府的支柱產業，眼鏡嘴巴裡講出的全是正確的廢話，他能把話說得滴水不漏：「大海啊，你全是水；駿馬啊，你四條腿；美女啊，你說你多美，鼻子下面居然長著嘴……」眼鏡這樣的人，不在辦公室當秘書，實在是屈才了。
坐在前面一個身材魁梧的男子突然站起身來，打斷了眼鏡的八股文，他邊向外走，邊甕聲甕氣地說：「我要走了，報社還等我發稿呢，明天報紙上見啊。」他一揮手，所有人都站了起來，裝著要向外面走。
眼鏡趕緊跑到了講台下面，攔住了甕聲甕氣，他說：「別著急啊，我們老闆還給大家準備了午飯錢，煤礦食堂的飯不好吃，大家拿上錢去外面吃啊。」
甕聲甕氣似乎很不願意，卻又是萬不得已地坐在了凳子上。眼鏡不再八股文了，他打了一個電話，門外走進了一個女子，提著一個黑色的公文包，她探手進去，從公文包裡拿出一個個信封，交到了前排每個記者的手中。
第一排發完後，女子走向第二排，甕聲甕氣突然又站起來了，他說：「你們石灰窯倒塌這事情弄得很大，報社領導都知道了，省委省政府也知道了，這點錢……我不敢拿。」他將信封硬塞進了眼鏡的懷中。
眼鏡神情很尷尬，他雙手捧著信封，態度謙恭，想求甕聲甕氣收下，可是甕聲甕氣就是不收。女子把信封發到了第二排，站在原地，發也不是，不發也不是。
眼鏡說：「老大啊，這個信封是給你的，還有給你們報社領導的一個，也是請他們吃飯的，我們想請他們，離得遠，請不上嘛，就把飯錢讓你捎上。」眼鏡又打了一個電話，門外走進了一個男子，男子手中提著一個箱子，交給了甕聲甕氣，甕聲甕氣拉開拉鏈，只瞄了一眼，就趕緊合上了，我看到他的眉毛不經意地挑動了一下。
女子將信封發到了我的跟前，旁邊的一個男子突然伸手攔住了女子的手，他對女子說：「這不是我們的人。」女子抱歉地對我笑笑，所有人都望著我，我害怕眼鏡認出我來，趕緊走了出去。
那名男子也跟著我走出來了，他從後面拉住我的胳膊，怒氣沖沖地問：「你是幹什麼的？」
我看到房子裡還走出了幾個人，他們急急忙忙地將我圍在中間，用審訊的口氣質問我：「幹什麼的？快點說，你是不是小偷？我們要報警了。」其中一個拿出了手機，裝模作樣要撥打。我明白這些無恥的假記者，他們只是在嚇唬我，他們並不敢招來警察。
甕聲甕氣也出來了，他長著一個碩大的紅色鼻子，看起來他就像那個愛說謊話的童話人物匹諾曹，他眼角皺紋深深，兩鬢有了斑白的頭髮，我猜想他的年齡應該在50歲以上。甕聲甕氣身材很高，腆著一個碩大的身懷六甲般的大肚子，他擺出一副盛氣凌人的神情，用下巴對著我，用蔑視的口氣質問我：「你是幹什麼的？阻撓記者採訪是違法犯罪，我可以將你立刻送進監獄，你明白嗎？」
操你娘的！我心中狠狠地罵了一句髒話，而表面上還要裝出很害怕的樣子，我誠惶誠恐地說：「我是這附近村子裡的農民，聽說記者來了，就想給記者反映個事情。」
甕聲甕氣仰著下巴，依舊是一副趾高氣揚的神情，而他的話語卻又顯得和藹可親，他說：「你找我們就找對了，我們都是記者，這世界上沒有我們記者辦不了的事情，我們記者就是伸張正義的。說吧，想給我們匯報什麼事情？」
操你娘的！我又狠狠地罵了一句，這群假記者還真把自己當成了無冕之王。我當了好幾年真記者，背靠著一份全國知名媒體，仍然感到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很多事情是我們做記者無能為力的，我們只能眼看著受害人的權益受到侵犯，卻連一援手的機會也沒有。而這群假記者卻將牛皮吹上了天，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好像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他們擺不平的事情，好像他們就是地球球長。
我飛快地想了想，就編造出了一個尋找他們的理由，我說：「我家地裡的莊稼，被鄰居割走了，割走了半畝，你們要給我做主啊。」
這群假記者全都笑了，他們用極端鄙夷不屑的目光看著我，恥笑說，農民就是農民，屁大一點的事情就敢麻煩記者。農民嘛，就是目光短淺，就只盯著眼前一尺遠的地方。
甕聲甕氣沒有笑，他用沉思的眼光看著我，問：「你膽子也夠大的，這點事就敢來找記者。你真是這裡村子的人？」
我說：「是的。」
甕聲甕氣遞給我一張名片，上面寫著「省委省政府《特情報道》首席記者」的字樣。甕聲甕氣說：「你以後就跟著我干，你們這裡的企業，包括這些煤礦，一旦有人死了，就第一時間撥打我的電話，死一個人，我給你1000塊錢，怎麼樣？是不是比你那半畝莊稼收入高？」
很多年過去後，我已經忘記了甕聲甕氣的名字，只記得那時候假記者們都叫他「八哥」，是他名字裡帶一個八字，還是他在家中排行老八，我不知道。
我現在還記得跟著八哥出去跑新聞的那些經歷。我第一次知道了新聞原來可以這樣跑。
八哥確實是在《特情報道》裡工作，《特情報道》是一份拉大旗當虎皮的刊物，租賃了省政府旁邊的一間民房，只有三個人，就像一間手工作坊一樣。《特情報道》一個季度才出刊一次，而上面全是企業家和醫院院長、中小學校長的事跡報道。這三個人都是首席記者，不知道總編是誰，可能是背後另有高人，也可能真有官場背景，還可能根本就沒有總編。我一直不知道這個刊物的來路，我問過幾次，八哥從來都不說。我後來查找了很多資料，也咨詢了相關部門，他們都說沒有一個叫作《特情報道》的刊物註冊，那就說明這是一個非法出版物。
但是，非法出版物並不影響這些人騙錢，他們號稱是省委省政府的刊物，要求民營企業家、醫院院長和校長們來做宣傳，這些偏遠山區的一把手並不知道省城的《特情報道》有多大的來頭，只相信了這是省委省政府的刊物，他們樂於在上面登載宣傳自己豐功偉績的文章，以作為向上攀爬的台階，而不菲的贊助費則來自公款。每個單位都有一個支出款項，叫作宣傳費，宣傳費就是專門用來幹這事的。
除了所謂的正面宣傳外，八哥他們另一個外快的來源是敲詐勒索。八哥他們是蒼蠅，他們專門盯的是有縫隙的臭蛋。
八哥有一個秘密組織，在這個組織裡，八哥位居最頂端。八哥的下面是一些報刊的真正的記者，這些記者供職於公開發行的都市報，他們的名字常常見諸報端，他們是這些都市類報紙的員工。這些真正記者的下面則是一群假記者，假記者身份龐雜，有的是開雜貨店的小老闆，有的是企業裡的工人，有的是農民，還有的是游手好閒的地痞流氓，他們的職業和身份形形色色，但是他們就不是記者。
假記者遍佈在各個領域各個行業，他們事實上就是八哥的線人，哪裡發生了災難，哪裡的村長賬面不清，哪裡的工廠死了人，哪裡的學校食物中毒，他們就會在第一時間通知八哥，八哥馬上聯繫真記者，這些真記者就會和八哥晝夜兼程趕往出事地點，會同報料的假記者，浩浩蕩蕩地敲詐勒索。幾十人的隊伍，到了哪裡，哪裡就會一片恐慌。
這支隊伍裡，除了真記者和假記者，還有一些身份特殊的人，因為出發前，大家知道每次都不虛此行，有人就帶上了自己的情人，有人帶上了親戚，多一個人就能多領一份紅包，而紅包的數目也不等，死了人的事情，每個紅包最少包1000元；而一般的事情，也會包上三四百元。
假記者和真記者互為依存，沒有假記者，真記者就無法敲詐；沒有真記者，假記者就不敢敲詐。假記者和真記者狼狽為奸，沆瀣一氣。
假記者做到一定時候，積累了一定經驗，就會辦理一個工作證，這個工作證來頭大得嚇人，要麼是國字號報刊駐本地記者站，要麼是海外媒體的中國負責人。這樣的工作證很好辦，10元錢可以辦兩個，只要撥打廁所牆壁上的辦證電話就行了。
個別「優秀」的假記者更進一步，躋身在一些報刊的記者站，領取真正的工作證，他們以敲詐勒索為目的，以購買版面為借口，在遠離都市的鄉村暢通無阻，所到之處，人人退避三舍，甚至連一些政府官員也害怕。
八哥也是一個假記者，但是八哥這個假記者卻能調動全城所有報刊的真記者。因為真記者都想跟著假記者八哥分一杯羹吃。
假記者八哥混得相當滋潤，那時候他已買了兩輛車，一輛是別克商務車，三排座；一輛是豐田麵包車，可以坐十幾個人。八哥有兩個專職司機，還有一個年輕漂亮的情人。每當八哥接到假記者線索的時候，就馬上通知兩個司機和情婦，還有各個報刊的真記者，這些真記者也都是各家報刊的佼佼者，普通的記者，八哥還看不上眼。這群人殺奔出事地點，一路風馳電掣，追星趕月，因為時間就是金錢，如果他們趕到目的地之後，現場沒有了，他們也就無可奈何，無處下手。但是，因為八哥一行人行動迅速，這種事情很少發生過。
趕到了出事地點後，八哥就單獨與老闆談判，談不攏的時候，就會讓所有真假記者亮出各類證件，要挾說全國人第二天都會知道這裡出事了。這種陣勢，所有不明真相的人都會害怕。
八哥從老闆那裡敲詐到一筆巨款後，然後分發給所有的真假記者，至於八哥拿了多少錢，沒有人知道。
蝦有蝦道，蟹有蟹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財之道。
幾天前，我整理自己這些年的日記時，突然看到了寫八哥的這些文字，日記本上還記載著八哥的電話號碼。這麼多年沒有聯繫了，不知道八哥怎麼樣，我試著撥打了他的電話，居然撥通了，他說他現在辦了一家公司，公司的名字就叫名揚四海公司，「這社會嘛，有名就有錢，想要出名的人多了，你看那些女孩子為了出名，脫光了衣服讓人看。這社會誰還講羞恥？誰還講道德？你講羞恥講道德，你就受窮。人一出名，要啥有啥，我的公司就是幫助你出名，只要你交錢，我能在全國所有的報刊上炒作你，你信不信？現在火得不行的那個姓馬的野模特就是我們公司包裝出來的。」
操你娘的！放下電話後，我又狠狠地罵了一句，烏龜王八都人模狗樣地穿上西裝，把自己當成了成功人士。八哥的黑金漂白了。
那時候，如果我給八哥提供線索，讓這些真假記者風起雲湧地跑來掃蕩，我絕對會賺到一筆錢。可是，我不願意那麼做。儘管這些錢都是不義之財，從一個不義的口袋進入了另一群不義的口袋，但是，這樣做違背了自己的良心和職業道德。父親在世的時候，經常說：「能給人說出去的事，就去做；給人說不出去的事，就不要做。」敲詐勒索的事情，能給人說出去嗎？
儘管以採訪曝光相要挾，實施敲詐勒索是記者這種職業的常見病，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說，我從來沒有敲詐勒索過一次。儘管有時候看到那些昔日的同事用工資外的錢買了房買了車，我有些羨慕，但是，這種事情我做不來，我說不出來那些冠冕堂皇的謊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