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鄉的第二天，我和表哥來到了小學校。在這座只有幾間舊瓦房的學校裡，我和表哥一起度過了最初的求學時光。
房屋還是那些房屋，低矮而破敗，窗戶上糊著塑料紙，瓦楞間長滿了萋萋荒草，荒草間潛伏著螞蚱、蜈蚣等各種各樣的昆蟲。教室門窗油漆斑駁，門扇上還有粉筆書寫的稚嫩的殘跡。走進教室，看到麻雀穿梁而過，遺下幾片飄飄蕩蕩的草屑。牆上還貼著老馬和老恩的大鬍子畫像，還有一些「為中華崛起而讀書」，「努力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豪言壯語，顏色斑白的黑板上還寫著「我們的祖國是花園」和「社會主義好」的歌詞，可是，窗台上，講台上，地面上，落了一層厚厚的塵土。這些教室顯然已經廢棄了很長時間。
我問表哥：「這些教室為什麼不用了？是不是孩子們有了新的學校？」
表哥說：「國家號召了很多年計劃生育，只生一個好，孩子越來越少，村子裡已經沒有多少孩子了，辦不成學校了，孩子們就都去了十幾里外的鎮子上上學。現在的學生比我們當初少了一半還多。」
我和表哥沉默地走在荒廢的校園裡，心中充滿了難言的複雜感情。望著教室旁邊那棵大槐樹，望著大槐樹上懸掛的一節鐵軌，耳邊似乎又響起了噹噹的上課鐘聲，又響起了孩子們琅琅的讀書聲，響起了孩子們放學後歡天喜地跑出校門的雜亂的腳步聲。那時候上課放學的時候，老師拿著鎯頭敲擊那節鐵軌，鐵軌與鎯頭撞擊，就會發出噹噹的聲音，上課的鐘聲緩慢悠長，當——當——當——我們在上學的路上聽到這樣的鐘聲，就向著校園的方向一路飛奔，遲到了是要被罰站的；放學的鈴聲急迫短促，噹噹噹噹——孩子們聽到這樣的聲音，都會發一聲喊，搶先從教室裡擠出，跑得慢的同學，往往被擠掉了鞋子。
那棵大槐樹下，經常會召開全校師生大會。有一次，大會的主題是「我和爺爺比童年」，老師照本宣科地說，我們生在陽光裡，長在紅旗下，生活比蜜甜，而爺爺生活在萬惡的舊社會，吃不飽穿不暖，還要被地主打罵。那次大會請來了村中的貧農老大爺現身說法，老大爺站在台上說：「舊社會我頓頓吃的是白饃細長面，有時候還能吃上肉。現在新社會我連包谷饃都吃不上，過年都吃不上肉。」校長急急忙忙把貧農老大爺趕下講台，台下的大小嘴巴一起大笑。還有一次，大會的主題是控訴舊社會的罪惡，村中一個孤寡老奶奶上去了，老奶奶一上台就哭，哭得上氣不接下氣，校長不失時機地說：「看看，舊社會把老奶奶折磨成了什麼樣子，我們一定不能忘記階級仇恨。」老奶奶伸出五個手指，哭著說：「五口人啊，五口人，活活餓死了五口人。」校長又說：「看看，萬惡的舊社會，罪孽深重啊。」老奶奶接著說：「不是舊社會，是低標準時候。」校長愕然了，台下也愕然了，老奶奶口中的低標準，就是1960、1961、1962年這三年，官方所說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校長說：「你一定要說實話，是舊社會啊。」老奶奶說：「咱不能昧著良心說假話，這真的是低標準時候，我記得清清的。」校長臉色煞白，趕忙給自己打圓場說：「老奶奶哭糊塗了，新社會怎麼會餓死人，趕緊攙扶老奶奶下去吧。」
此刻，回憶起童年往事，心中別有一番滋味。
表哥突然問我：「你還記得那個老奶奶嗎？」
我說：「當然記得。」
表哥說：「那個老奶奶還活著，她後來抱養了一個孩子，孩子長大了在煤礦工作，現在成了我們這裡最有錢的，是個煤老闆。」
我們又說起了煤老闆。表哥說，在我們家鄉，煤老闆是最富裕的一個階層，這個階層又普遍張揚，為富不仁。
我突然決定想暗訪煤老闆，我想把這些年來煤老闆的傳奇經歷寫成一本書。
我沒有想到，我暗訪煤老闆，竟是從一個殮屍人開始的。這個殮屍人，和表哥同村。
殮屍人名叫紅紅，一個很喜慶的名字。可是她幹的活卻是和死屍打交道，一點也不喜慶。紅紅很少說話，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絕對不會開口；即使她開口說話，每句話都是一些最簡單的詞。她兩鬢斑白，滿面愁容，看起來至少有40歲，可是表哥說，她那年剛剛三十出頭。
聽表哥說，紅紅以前在鎮上的衛生院做護理，是合同工，不屬於正式職工，比正式工干的活多，卻比正式工拿的錢少。在共和國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每個單位的職工都分為正式工、合同工、臨時工三種，身份截然不同，待遇天差地別。三種身份的人，幾乎不會來往，更不會有通婚的可能。他們之間隔著深深的鴻溝，就像城市人和農村人一樣，就像官二代和窮二代一樣。那時候，人人都被人為地分為三六九等，分為若干個階層，等級森嚴，雷池不可逾越。
紅紅的丈夫在煤礦當工人，下井挖煤，直到今天，這都是一個以命相搏的高風險的職業。他們曾經有過一個活潑可愛的男孩子，當男孩子上學後，他們想再生一個，卻被告知，如果再生，就會夫妻雙開，都將失去工作，而且還要繳納幾萬元的罰款，這些罰款足夠他們不吃不喝積攢好幾年。他們商量再商量，只好作罷。
男孩子上二年級的時候，在一次放學的路上，掉落在了那條臭氣熏天的溪流中，溺水身亡。他們這時候可以生育第二胎了，可是因為丈夫在礦井裡下身受傷，卻再也無法生育了。他們商量著領養一個別人家的孩子，可是總也找不到合適的，就在這時候，丈夫死於一次倒塌事故。
紅紅悲痛欲絕，她抱著丈夫的屍體，三天三夜沒有合眼，第四天，她將丈夫全身擦洗得乾乾淨淨，換上了新衣服，將丈夫送進了墓穴裡後，她辭掉了鎮衛生院的合同工，做了一名殮屍人。她的性格也徹底變了，變得沉默寡言，內向憂鬱。
此後，每當有死亡的事故發生，死者家屬就會派人找到紅紅，紅紅的任務就是將那些死者的屍體收拾乾淨，然後拉到火葬場。
我們那裡煤礦眾多，偶爾還會發生礦難。紅紅是每次礦難中，最早見到死者的人。礦難一旦發生，個別無良的煤老闆就會千方百計封鎖消息，如果死者有老鄉在煤礦，煤老闆知道無法隱瞞，就會通知死者家屬，但是家屬一來，就被安排在賓館、招待所裡。家屬在這些地方憂心如焚的時候，煤老闆已經派人將入殮好的死者推進了火葬場，然後會讓家屬見最後一面，甚至有的家屬見不到死者最後一面，見到的只是一個冰冷的骨灰盒和數量不多的一沓人民幣。那些年裡，礦難中的死者賠償金都是由煤老闆說了算，煤老闆良心發現了，就會多給點；煤老闆狼心狗肺，就只賠償一點點。這樣的賠償金從幾千到幾萬元不等。
還有的死者，是獨自來到煤礦找工作，儘管他有身份證，但是在他死後，個別無良的煤老闆直接派人拉著他投進火葬場。一縷青煙裊裊升起，遇難礦工的一切被從人世間輕輕抹去，不留任何痕跡。
表哥和我走進紅紅家的時候，紅紅正在醃鹹菜，她坐在房門口，一縷陽光照在她的肩頭，又照在她瘦削的臉上，讓她一半身子明亮，一半身子陰暗，一半臉明光可鑒，一半臉模糊不清，顯得異常鬼魅。表哥繞過紅紅腳邊一大堆白蘿蔔，站在紅紅跟前，笑著說：「嫂子，這是我表弟，是個搞社會調查的學者，想跟著你跑，看看你是咋工作的。」
我趕緊走上幾步，討好地伸出手來。可是，紅紅只抬頭看了我一眼，她的眼光像石板一樣冰冷，讓人戰慄。她不但沒有伸出手來，反而將雙手下意識地藏在了身後，好像害怕我抓到一樣。那一刻，我猜測，這一定是一個不近人情的人。
表哥拿出一包香煙，撕開，抽出一根，遞給紅紅，紅紅很自然地接過了，放在嘴角，表哥替她點燃了，她吸了一口，瞇縫著眼睛，臉上的每道皺紋都綻放著沉醉。表哥將那包香煙放在了她身邊的矮凳上，她沒有拒絕，面色沉靜如水，連一句感謝的話也沒有。
以前在農村，我還沒有見過抽煙的女人，而在城市裡，抽煙的女人分兩種，一種是內心空虛的女人，比如賣淫女；一種是精神壓力巨大的女人，比如上夜班的公司白領。紅紅是我見到的第一個抽煙的鄉下女人。這個女人的身上一定有很多奇特的不為人知的故事。
從紅紅家走出來，我問表哥：「她同意了？」表哥說：「沒拒絕就是同意了。」我問：「這人咋連一句話都沒有？」表哥說：「人苦了，話就少。」
當天晚上，表哥就接到了紅紅的電話，一名村民掉進了廢棄的礦井裡，被摔死了。現在家屬正在鬧事。
我問：「煤老闆挖空了煤炭，咋不知道把井口封起來？煤老闆在人家村子下面挖寶，難道就沒有補償？」
表哥說，煤老闆其實是非常會收買人心的，煤老闆每隔幾天，就拉一卡車煤，傾倒在村口，誰家想燒煤，隨便攬；煤礦上還餵養了兩頭大黃牛，拴在村口的槐樹上，誰家耕地犁地，隨便牽。村子裡就有些老人說煤老闆好。煤老闆還參加很多公益活動，考上大學上不起學的，煤老闆給學費；買不起化肥的，煤老闆替你買。但是仔細想想，煤老闆把人家土地下面儲存了幾萬年的煤炭挖走了，只給人家那麼一點錢，實在不厚道。
我糾正說：「土地屬於國有，土地下的所有東西，包括文物礦產，都屬於國有，不屬於村民。」
表哥說：「是啊，土地是國有的，煤老闆還咋能挖煤賣錢？」
我說：「煤老闆之所以暴富，就是把人類幾萬年來積攢在地下的財富，據為己有，你想，他能不暴富嗎？他侵佔的是人類無數代的財產啊。」
然而，那天晚上我並沒有跟著紅紅去入殮。就在我鼓足勇氣準備出門的時候，紅紅又打來了電話，說是屍體已經被火化了，雙方談妥了。
這名死者此前在南方打工，妻子懷孕快要生產，才從南方趕了回來，沒想到卻掉進了廢棄的礦坑裡。
我一直不知道他懷孕的妻子最後是否生下了那個孩子，如果生下了孩子，孩子長大後能否知道他的父親是怎麼死亡的。
命運多蹇，我們每個人可都要好好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