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豫東硝煙未落之時，在湖北的北部，「長於攻堅」的六縱開始攻擊「有山有水有堅城」的襄陽和樊城了。
襄陽和樊城於漢水中游隔水對峙。兩城地處桐柏山、武當山孔道，北通關中、洛陽，東連武漢三鎮，西扼川陝大道，南接沙市、宜昌。清代地理學家顧祖禹稱襄樊為「天下之腰膂」。「膂」者，脊骨也。這是一座可以俯視疆土之城。
一九四八年六月五日，從大別山中轉戰出來的中原野戰軍在河南南陽彰新莊召開縱隊幹部會議，劉伯承說，從戰爭進程的角度看，國民黨軍五個最重要的軍事集團（衛立煌集團、李宗仁集團、胡宗南集團、顧祝同集團和白崇禧集團）中，白崇禧集團將是國民黨軍的最後防線。現在，國民黨軍有三怕：怕林彪入關，怕打過長江，怕大軍入川。在這「三怕」中，中原的國民黨軍就佔了「兩怕」，因為這個區域既可渡江也能入川。而在中原國民黨軍的防線上，漢水區域是其最大的弱處：
中原區有三山（泰山、大別山、伏牛山）、四河（長江、淮河、黃河、漢水）。我們依托三山逐鹿中原，把四河變成我們的內河。黃河、淮河已變成內河。應背靠武當山向東南發展，白河、漢水流域是古戰場。將鄖陽、均縣、房縣劃歸鄂豫陝，南漳、保康、谷城劃歸桐柏，當陽、遠安、荊門劃歸江漢，就是將漢水變為我們內河的開始。長江也會像黃河一樣變為我們的內河。
劉伯承的「內河理論」，是個把拓展解放區的咄咄逼人與山水情懷的豪邁熱烈融合在一起的戰略設想——「我們中原區的任務就是將戰爭引向蔣管區，利用敵人的人力、物力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並把這個區域變為向東、向南、向西進攻的基地。」
為了實現這一戰略設想，劉伯承認為將戰場選擇在豫鄂陝交界處為最佳，因為這裡既有伏牛山、武當山為依托，又有桐柏、江漢可做前進陣地，而國民黨軍因長江、漢水和大巴山的阻礙，機械化大軍難以快速調動。
十三日，劉伯承、鄧小平下達了襄樊戰役作戰部署。襄樊戰役，將舉中原野戰軍全軍之力：第四縱隊司令員陳賡指揮第二、第四縱隊組成西兵團，奔襲豫鄂邊界處的老河口和谷城，控制漢水西岸，直趨襄陽和樊城；桐柏軍區司令員王宏坤指揮軍區主力部隊以及第六縱隊組成南兵團，奔襲襄陽，並在漢水西岸形成對敵兜擊。第一、第三縱隊組成東兵團，或向北面的南陽移動，或尾擊可能從南陽南犯的國民黨軍王凌雲兵團，或側擊可能從信陽西犯的國民黨軍張軫兵團，或轉至駐馬店地區作戰策應襄樊。
襄樊戰役正在準備，粟裕部在豫東與邱清泉的整編第五軍開始鏖戰，中央軍委兩次致電中原野戰軍要求他們出兵策應。
劉伯承、鄧小平除命令第九、第十一縱隊直接歸粟裕指揮外，立即停止了襄樊戰役的實施，集中中原野戰軍第一、第二、第三縱隊和華東野戰軍第十縱隊趕赴河南上蔡地區，全力阻擊從駐馬店北上的胡璉兵團，以消除粟裕部側翼的威脅。
一直被劉伯承「藏」在桐柏山解放區腹地的王近山的第六縱隊出動了。劉伯承決心以六縱的六個團、桐柏軍區二十八旅的三個團、第三軍分區的兩個團、陝南軍區十二旅的兩個團和兩個地方武裝獨立團，共十五個團約兩萬兵力，由桐柏軍區司令員王宏坤統一指揮，先打老河口，再攻襄陽和樊城。
七月二日夜，六縱在瓢潑大雨中自豫南與鄂北交界處的新野出發，向老河口奔襲。官兵一個晝夜奔跑了近八十公里，當先頭部隊抵近老河口時，國民黨守軍一六三旅正向谷城撤退。六縱渡過漢水追擊，追至谷城以北，一六三旅又放棄谷城向南逃跑。此時，陝南軍區十二旅已經攻佔谷城，截斷了一六三旅的退路，並隨即發動襲擊，殲滅了一六三旅的一個營。桐柏軍區第三軍分區的兩個團殲滅一六三旅的一個連後，強渡漢水，截擊並全殲一六三旅輜重營。四日，六縱和陝南軍區部隊沿漢水兩岸向襄陽和樊城逼近。
襄陽和樊城是國民黨軍第十五綏靖區的防地。
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康澤，副司令官郭勳祺。
康澤在國民黨內是一個名人。他雖然畢業於黃埔，卻長期從事政治工作，曾任南京《中國日報》社長，國民黨中央訓練委員會委員、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二廳廳長，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幹事兼組織處長等職。他出身貧苦，學習勤奮，性情剛強。自黃埔軍校畢業後，因成績優異被選派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與後來成為共產黨將領的鄧小平是同班同學。回國後，出任國民革命軍第三師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年中原大戰爆發，蔣介石成立宣傳大隊，他被選任為大隊長，在戰爭中顯示出出眾的宣傳才華，得到蔣介石的特別信任。抗日戰爭中，他先後在南京、武漢、重慶忙於國民黨的青年幹部培訓。一九四五年，受蔣介石指派赴歐洲考察，一九四六年秋回國，年底被授予陸軍中將軍銜。一九四七年夏，國民黨軍按防禦區設立綏靖公署和綏靖區，康澤被任命為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隸屬武漢行轅，歸華中「剿總」總司令白崇禧指揮。
康澤實戰經驗不足，也沒有嫡系部隊，能夠指揮的只有一四、一六三、一六四旅以及炮兵十四團七連和三個保安團。其中，一四旅幾乎全是新兵，雖然武器好但戰鬥力差；一六三旅和一六四旅老兵多，有一定的戰鬥力，但這兩支部隊是川軍將領劉湘的舊部，與川軍沒有任何淵源的康澤根本指揮不動。
為此，康澤特別推薦原川軍將領郭勳祺來當他的副手。
郭勳祺在國民黨軍中也是一個獨特的人物。他十七歲入川軍，二十六歲已升至旅長。一九二二年，陳毅自法國勤工儉學回國，在四川萬縣與郭勳祺結識。由於與陳毅來往密切，郭勳祺政治上逐漸傾向共產黨，與吳玉章、劉伯承等人也交誼日深。一九二七年四月，陳毅暴露了共產黨員身份，去重慶尋找郭勳祺求助，郭勳祺讓陳毅在自己家裡住了一晚，第二天送給陳毅三百塊大洋和一套西服，並派副官和衛兵護送陳毅上船離開重慶。一九三一年，郭勳祺被川軍將領劉湘起用，率獨立第二旅參加圍攻洪湖根據地的戰役。他與共產黨人最激烈的一次作戰，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當時，毛澤東率中央紅軍到達貴州北部，試圖西進四川，然後北渡長江，與位於川北的紅四方面軍會合。蔣介石嚴令劉湘出兵入黔堵截。劉湘左右為難：川軍沒有必要與紅軍硬拚，但如果紅軍真的進了四川，還必須能死打硬拚把紅軍趕出去。劉湘考慮再三，選定了郭勳祺，因為他認為郭勳祺對自己忠誠，同時又有些同情共產黨。郭勳祺率教導師第三旅進入貴州，當中央紅軍來到赤水河邊的土城時，遭到郭勳祺部的猛烈阻擊——眼看著紅軍要入川了，郭勳祺決定死打硬拚。在此之前，中央紅軍從未與川軍交過手，川軍的凶狠令紅軍官兵記憶深刻。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裡的記述是：「到了上午十時左右，敵人顯然沒有倉皇潰逃。紅軍固然打得很好，但敵人打得也不錯，實際上敵人反而越戰越強了。中午時分，毛和他的部下意識到他們正在進行一場危險的戰鬥。敵人並不是不堪一擊的黔軍，而是駐守宜賓的川軍總司令劉湘手下的精銳部隊，前線指揮員是外號『熊貓』的郭勳祺。敵人的兵力也不是他們原來所想的兩個團，而是兩個旅即四個團，至少一萬人……」——郭勳祺的阻擊令中央紅軍被迫放棄了北渡長江的計劃。抗日戰爭中，郭勳祺是國民黨軍中著名的愛國戰將。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他率一四四師在武漢與日軍血戰，左腿重傷後坐在擔架上繼續指揮戰鬥。戰後，郭勳祺升任第五十軍軍長。國民黨軍第五十軍與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駐紮在同一地區，因為他與新四軍軍長陳毅的舊誼，兩軍相處甚洽。郭勳祺的「親共」傾向逐漸引起蔣介石的警覺，一九三九年冬，蔣介石以「作戰不力」為由撤掉了他第五十軍軍長一職。內戰爆發後的一九四七年，應康澤的請求，蔣介石命他出任第十五綏靖區副司令官。
康澤孤軍駐守襄陽和樊城，最大的苦惱不是他的副手的政治傾向問題，而是兵力不足。一六三旅守老河口，一六四旅守樊城，一四旅守襄陽，襄陽的防守兵力顯然不夠。他請求白崇禧把吳紹周的整編八十五師二十三旅調來，以加強襄陽防禦，可是二十三旅僅在襄陽待了兩個月，就被吳紹周調走去與粟裕作戰去了。康澤只好從一六三、一六四旅中各抽一個團來加強襄陽。
一六三旅已經遭受重創，這是康澤實戰指揮經驗不足的證明。當一六三旅報告說他們受到襲擊，並說襲擊他們的部隊多是晉南和豫北口音時，康澤判斷可能是劉鄧部的主力從豫東戰場回來了，而且很可能是陳賡的部隊。於是，他命令一六三旅向襄陽收縮。這一命令是在敵情不明的情況下草率作出的，結果導致一六三旅一撤就停不下來了，不但中途受到嚴重打擊，而且殘部最終竟沒敢撤回襄陽，而是往沙市方向跑了——本來就兵力不足，這一來又損失了大半個旅。
六日，劉鄧部的攻擊部隊並沒有到達，駐守樊城的一六四旅卻不知為什麼開始往襄陽城裡跑。渡過漢水的官兵混亂地擁擠在襄陽北門，要求打開城門讓他們進去。根本沒有下過撤退命令的康澤詢問郭勳祺，郭勳祺說這是一六四旅的擅自行動。康澤勃然大怒，嚴令一六四旅回去守城。一六四旅官兵只好重回樊城，但是很快旅長就打來電話，說樊城已經無法守了，因為就在他們撤出去的這麼一會兒工夫，城裡的民心變了——「我們回來以後，老百姓對我們很冷淡，民心已經變了呀！」
襄陽城是劉鄧部攻擊的重點，也是國民黨守軍防禦的重點。
襄陽三面環水，一面靠山，山是城防居高臨下的據點，築有大量的防禦工事。城南和城西南的鳳凰山、羊牯山等高地以漢水為屏障，可以俯瞰全城，控制通向城南和城西的通道。城垣和大山都修有堅固的地堡和碉樓，城垣四周的開闊地、道路和死角埋設了大量的地雷。康澤的防禦部署是：一四旅十五團加十四團的一個營守城南和城西的羊牯山、真武山、琵琶山、虎頭山、鳳凰山、文筆峰、鐵帽山等高地；十四團（欠一個營）守襄陽城垣；十三團一營擔任河防和前哨部隊，主力集結在東門機動；一六三旅四八八團殘部守萬山和大山頭等陣地；一六四旅的一個營守老龍堤。
對於襄陽，必要「先攻山後攻城」，因為不佔領城外的諸山，就連城牆都接近不了，更談不上攻城。
王近山決定先包圍襄陽，斷其水陸退路，然後攻佔城南諸山。
七日，六縱十八旅襲占南漳和宜城後，沒有發現增援的跡象，於是六縱十七旅、陝南軍區十二旅和桐柏第三軍分區部隊對城南諸山開始了輪番攻擊。儘管對強攻工事堅固的山頭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但因沒有遠射程火炮的支援，攻擊還是遇到了巨大的困難。十七旅五十團二營攻擊的琵琶山，山上的防禦兵力是守軍的一個連。八日，二營的攻擊受挫。九日。經過一個白天的準備，旅長李德生命令四十九團三營再次實施攻擊。在有限的炮火支援下，七連副連長率突擊隊衝過兩百米的開闊地，三班長趙存虎揮動鍘刀去砍鐵絲網，鐵絲網又粗又密無法砍斷。七連的兩個排已經上來了，敵人的火力集中在這裡，每一秒鐘都有人傷亡。趙存虎急了，輪刀猛砍支撐鐵絲網的木樁，砍倒數根木樁之後，鐵絲網整體倒下。突擊部隊衝過鐵絲網，分兩路衝向山頭，與守軍展開近距離肉搏戰，最後以傷亡三十多人的代價佔領山頭陣地。敵人發動反擊的時候，三營官兵冒著飛機的轟炸和火炮的轟擊連續打退六次衝鋒。到第二天黃昏時，堅守主陣地的九連全連僅剩十六人，但琵琶山主陣地仍舊在我軍手中。
與此同時，四十九團二營向真武山發動了攻擊。真武山是外圍城防的主陣地，山上大廟裡有敵人的一個團指揮部。二營趁真武山守軍抽出部分兵力增援琵琶山之際，經過猛烈的火力準備，六連在連長胡玉海的率領下，迅速突破了第一道防線。指導員郭松珍帶領二排衝擊地堡，六班長指揮正面火力掩護，副班長許心喜帶著爆破小組迂迴到地堡側後，炸啞了地堡的機槍，刺殺了反抗的守軍連長，活捉三個士兵。在不到半個小時的時間裡，二排連續解決十八座地堡，佔領了第二道防線。接著，跟上來的五連和六連集中力量向上頭的大廟攻擊，官兵每佔領一處就點火為號，兩條火龍最終會合於大廟，真武山被攻佔。
但是，國民黨守軍依舊佔據著虎頭山、羊牯山等山頭陣地，王近山各部面對堅固的工事和猛烈的炮火攻擊進展艱苦而緩慢。
九日，白崇禧電令康澤：「匪眾我寡，守備襄樊則更單薄，著即放棄樊城，秘密集中，全力固守襄陽待援」。「已令整編第七、第九師主力分道兼程來援，因抽調兵力需時，務須能固守到七月二十二日」。
一六四旅在飛機的掩護下放棄樊城，於九日下午十六時渡過漢水進入襄陽。
可以看出，王近山的兵力定是捉襟見肘。不然，他決不會讓一六四旅輕易渡過漢水移至襄陽，一六四旅的到達令對襄陽的攻擊更加困難。
王宏坤提出「襄陽作戰須重新考慮」。
王近山不同意放棄攻擊。
這是一個嚴重的時刻。
攻擊部隊的顧慮是：國民黨守軍的策略是憑借險要地勢和堅固工事固守，待增援部隊到達後出擊反攻。敵人以主力部隊守大山，就是要與攻擊一方拼消耗，只要拖延足夠的時間，援軍必定到達，守住襄陽城不成問題。而對於王近山的部隊來講，不奪取城南諸山，就很難接近城關；但是與敵人逐一爭奪外圍山地，既消耗時間又損耗彈藥和兵力，這樣攻下去似乎正中守軍下懷。
此時，交戰雙方都已到了體力和心力即將消耗殆盡的時刻，這種時候制勝的關鍵只有戰鬥意志。
劉伯承命令王宏坤繼續攻擊：「不許顧慮傷亡，不准講價錢，以求徹底勝利。」
十二日，襄陽作戰命令下達，其核心要義是：繞過尚未攻佔的虎頭山和羊牯山等山頭，使用地方部隊對這些山頭進行佯攻鉗制。主攻部隊六縱攻擊西門，桐柏軍區二十八旅攻城東南，陝南軍區十二旅攻城東北，三路攻擊部隊最後會合於城內的康澤司令部。
這是王近山的建議。
這個建議意味著不攻山先攻城。
王近山認為，根據襄陽城的地形特點，如果堅持攻城必先奪山的戰法，只會揚敵之長露我之短。襄陽城西南高地與漢水之間有一條狹長的走廊，直通西門。這條走廊距虎頭山和羊牯山的距離超出了守軍火力封鎖的範圍，襄陽城內的守軍火力也不足以完全封鎖。六縱如果把主攻方向放在西門，就可以避開敵人山頭主陣地的火力，直接打擊康澤守軍的要害。總而言之，要斷然改變攻襄陽必先奪山的慣例，採取猛虎掏心的戰術，打開城西走廊，從西門一竿子插進城中。
王近山宣佈，打襄陽開特例，為三件事設三個特等功：登城第一名、繳獲四門化學迫擊炮、活捉康澤。
十三日，六縱四十九團和五十團控制了攻擊西門的唯一通道大石橋。六縱十八旅同時攻佔了城東北角陣地，將桐柏軍區二十八旅接應過漢水，從而對襄陽城形成了鉗形合圍態勢。
就在襄陽城岌岌可危的時候，蔣介石給康澤發來電報，命令康澤把城外各山頭全部放棄，守軍退入城內堅守待援：「共軍必無遠射炮和重武器，棄山守城，固守待援。」蔣介石的這一命令給襄陽守軍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令人吃驚的是，蔣介石不但認為襄陽的「危險期已將過去」，而且還信誓旦旦地說「只要信賴余言」定會逢凶化吉：
南北兩方援軍最遲必於二十日前趕到襄陽，中正負責督促，勿念。至電中（指康澤致蔣介石電報）所述匪部裝備與戰況，以余判斷，認為危險期已將過去。匪逼至襄樊外圍各據點，激戰惡鬥已達數晝夜。匪部攻勢之損失，將比我軍傷亡更大。而且對方作戰皆無後方，彈藥之接濟，照屢次戰役之經驗，匪部彈藥決不能持久三日至五日時間。尤其各種炮彈之補充更為缺乏。在過去數日之激戰，其槍炮攻勢雖甚兇猛，但其炮彈必因爭奪外圍山地消耗殆盡。何況山炮之威力並不能轟破我堅固城牆耶！故此次如我決心退守城內，集中全力防禦匪部來攻之辦法，則必能擊退匪部，確保安全；有時且可乘機轉為攻勢，殲滅疲乏之殘匪；況且有我空軍晝夜來助戰，非匪之可能及也……只要信賴余言，堅忍鎮定，匪雖凶橫，其如何乎！
白崇禧堅決反對棄山守城，認為有違「居高臨下，恃於形勢」的軍事原則。他嚴令康澤立即奪回丟失的真武山，恢復城南山頭的防禦陣地。但是，康澤是蔣介石的親信，是蔣介石專門派來坐鎮襄陽的，他沒有理會白崇禧的命令，於十四日中午將外圍虎頭山、羊牯山的守備部隊全部撤進了城內。
導致襄陽城防最後瓦解的致命決策生效了。
戰後，白崇禧司令部的戰役總結將矛頭直指蔣介石：「襄陽城西南各高地能瞰制全城，羊牯山離我城西南角僅四百公尺，輕重機槍及火炮可以縱射西南城垣，瞰制南面城垣，誠為陣地之鎖匙部。自放棄西南各高地之次日晚，匪即突破城防工事。守山地幾十日匪攻不下，退守城內一日即被攻陷，足證放棄西南高地之失策。」
但是，襄陽終究是白崇禧的地盤，一旦失守會對他的後方構成威脅，因此他還是決定派兵增援。就白崇禧的兵力部署而言，駐守南陽的王凌雲兵團距離襄陽最近，所轄整編第九師和整編十五師也有戰鬥力，但是白崇禧顧慮劉伯承圍點打援的慣用戰術，擔心劉伯承的主力正在某個地方等待王凌雲出動呢，於是不敢從南陽出援。唯一可以出動的是駐守信陽的整編第七師和駐守確山的整編二十師。這兩個師如果出動，從信陽向西北走沁陽，再折向西南走唐河、新野，五天即可到達襄陽，但是這條路線要經過解放區，且中途還有唐河和白河阻隔——敵前渡河乃兵家之忌，白崇禧認為也十分危險。於是，他選擇了一條怪異的增援路線：由河南的駐馬店、確山和信陽乘火車到湖北的孝感，然後從孝感一路向北，步行經應城、京山、鍾祥，過蠻河，由宜城到達襄陽——這條路線乘車至少兩天，步行至少七天，即使銜接迅速，行軍急促，到達襄陽也需十天。白崇禧對這個決策的解釋是：遠敵渡河出乎共軍預料，且增援部隊沿途只過他的控制區，定會十分安全。其實，白崇禧的真正意圖是：一旦襄陽失守，增援部隊可以控制宜昌一線，以防共產黨軍隊南渡長江——襄陽是白崇禧的地盤，守軍長官卻是蔣介石的人，想守地盤又不願意救人，白崇禧在這種矛盾中很難下定必救襄陽的決心，也許這才是導致他的增援路線十分怪異的根本原因。
劉伯承命令江漢軍區部隊在鍾祥一帶發動攻勢，致使白崇禧的先頭增援部隊一七二旅不敢孤軍冒進，在京山、鍾祥一線停了下來，等待整編二十師的主力——這種散漫行軍式的增援，幾乎等於放任劉鄧部攻擊襄陽。
十五日黃昏，襄陽總攻戰打響。六縱十七旅由旅長李德生指揮擔任第一梯隊，四十九團一營從西關經大石橋攻擊西門，其餘兵力為預備隊；十六旅由旅長尤太忠指揮縱深戰鬥，其四十七團三營為主攻，由城西北配合十七旅攻城。四十六團為第二梯隊，由西門攻擊；十八旅為第三梯隊，準備巷戰；陝南軍區十二旅攻擊東北角，桐柏軍區二十八旅攻擊東南角，策應西門主攻。
二十時二十分，火炮抵近轟擊西門城防工事。爆破組在炮火中連續爆破，把城牆炸開了一個大洞。突擊隊員趁硝煙未散迅速跨過大石橋，豎梯登城。梯子很快就被守軍炸斷了，第一批攀梯的官兵全部摔下，其中的一部分官兵犧牲。一營三連李發科排長發現炸開的大洞距離地面不太高，他蹲下身讓戰士踩著他的肩膀上去，戰士岳秀清和馮秀林兩人因此率先登上城頭，後續部隊不顧傷亡在突破口擊退守軍的數次反擊，將突破口牢牢鞏固。戰後，四十九團因打開西門的戰功被授予「襄陽特功團」稱號。
西門被突破後，在西北角攻擊的四十七團也轉由西門突入。
巷戰在黑暗中開始了。四十九團向十字街，四十六團向十字街東南，四十七團向西北角，五十團向北街，五十二團向米花街，五十四團向南門裡。攻擊部隊不與少數守軍糾纏，迅速分割穿插將城內守軍割裂。天濛濛亮的時候，守軍陣地只剩下東街楊家祠堂內的綏靖區司令部和鼓樓兩處了。上午十點鼓樓守軍投降。攻擊部隊把康澤的綏靖區司令部包圍得水洩不通。楊家祠堂是個四進院落，四角築有堅固堡壘，中心是一座三層主堡，互相有坑道相連。此時，康澤在坑道裡，郭勳祺則在中心碉堡裡負責指揮作戰。康澤司令部裡的特務營和憲兵隊數百人在郭勳祺的督戰下拚死頑抗。僵持至下午十六時，王近山指揮部隊開始了最後的攻擊，炮兵射擊，工兵爆破，步兵衝擊，楊家祠堂的圍牆被轟垮，塔樓工事被炸塌。八十三團三營教導員張景純和五十四團二營副教導員要秉仁率部衝進了康澤指揮部的核心區。
五十四團二營六連指導員王秀斌跟著俘虜找到康澤進入碉堡的坑道口，戰士高鴻嶺和楊鳳臣鑽了進去，他們沿著狹窄潮濕的坑道，想在橫七豎八的屍體中尋找康澤，但是沒有找到。二營副教導員要秉仁決定再細找一遍時，看見陝南軍區十二旅三十四團的官兵押著一個微胖的軍官過來了，戰士們說他是康澤，但被俘的軍官說：「我不是康澤，我是郭勳祺。」
要秉仁帶領戰士又下了坑道，他覺得沒有捉到康澤，戰役等於白打了。他們扒開每一具屍體辨認，當他拉開一具屍體的時候，發現裡面有個洞口，洞裡有四五具屍體，屍體有人為擺放的痕跡。要秉仁踢了一腳，一具「屍體」的腿抽搐了一下，戰士們一擁而上將這具「屍體」拖了出來。要秉仁認定這個人不但活著，而且和康澤有點像。「屍體」來到院子裡後，集合在那裡的俘虜們說：「康司令也來了！」要秉仁這下鬆了一口氣。
襄陽攻堅戰於七月十六日黃昏十八時結束。
劉伯承命令將郭勳祺送至河南寶豐中原軍區政治部。自一九二六年在重慶分別，劉伯承與郭勳祺已有二十二年未見了，劉伯承見到郭勳祺不禁感歎道：「從那時分別到現在，這中間的變化多大啊！」郭勳祺沒有忘記一九三五年的土城戰役，他慨歎那一仗令紅軍損失慘重，於是對劉伯承說：「過去戰場上的對抗，我很慚愧。」劉伯承說：「明打不算，不要介意。」陳毅收到了郭勳祺要求見面的信，信封上寫的是「仲弘兄」收，參謀們不知道「仲弘」是誰，陳毅拿過信說：「鄙人也。」接著，他專程從山東趕到寶豐來看望郭勳祺。一見面，陳毅便對郭勳祺說：「你呀你，大炮是沒有眼睛的，你怎麼跑到襄陽去了？」劉伯承和陳毅共同勸郭勳祺「從現在做起，為人民立新功」。劉伯承要求他回四川，做川軍上層將領的工作，為日後解放四川做準備。
康澤於十五年之後的一九六三年四月九日，作為第四批特赦戰犯從北京昌平秦城監獄被釋放。此後，他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委員，一九六七年六十三歲時病逝於北京。
襄樊戰役歷時十四個晝夜，中原野戰軍以傷亡三千七百人的代價，斃傷、俘虜國民黨軍約兩萬一千人。
襄樊戰役不僅令中原野戰軍控制了漢水中游，更重要的是威脅了國民黨軍的總後方，對國民黨軍主力白崇禧集團形成了牽制，這一戰役的重要性在未來的淮海戰役中將真正顯現出來。
劉伯承在《襄樊戰役總結》中寫道：
一、這一戰役的勝利，是由於敵我兩軍對戰於豫東、平漢線，將敵主力吸走，襄樊孤立，蔣、白兩敵初判斷我無力攻襄，襄陽可以固守，發援遲緩，一到我攻下，援兵已來不及。這與六月劉鄧與胡璉對戰，粟裕與邱清泉對戰，陳士矩得鑽隙攻克開封相類似。極似打籃球，雙方相互牽制，以一人乘機鑽隙投籃的方法。二、攻克老河口、谷城等地，是三個兵團東西對進，配合得宜，使敵一六三旅大部被殲。陝南部隊截斷谷城起了初戰勝利的決定作用。三、攻城指導上是集中絕對優勢兵力的鉗形突擊，十三日後，我鑒於虎頭山、羊牯山永久築城不易攻下，襄陽城東西兩面守備薄弱，乃變計劃以鄖（鄖縣）白（白河）獨立團佯攻該兩山之敵，以六縱全力攻襄陽西門，孔慶德全力攻城東南，劉金軒（陝南軍區司令員）五個營攻城東北，而將三軍突擊隊會合於城內楊家祠堂康澤司令部，此乃襄陽全勝的關鍵。在攻城中王近山指揮和第六縱起主導作用。
接著，劉伯承嚴厲批評了攻佔襄陽之後，六縱與地方部隊之間為搶奪俘虜和戰利品發生的衝突。在這一事件中，兩支部隊甚至相互開火出現了傷亡。劉伯承責令六縱向陝南軍區和桐柏軍區部隊寫信認錯，並通報全軍。劉伯承特別表揚了桐柏軍區副司令員孔慶德，入城之初他就命令部隊不得爭奪戰利品，並帶領官兵們去城垣陣地撿國民黨軍丟棄的子彈，竟然撿得子彈二十四萬發、黃色炸藥幾十箱。
對於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來講，攻佔大城市還是新鮮事，他們不但缺乏攻打的經驗，更缺乏佔領的經驗。
但是，無論如何，「長江也會像黃河一樣將變成我們的內河」。
解放軍官兵和他們的高級將領們，此時已經具備了足夠的勇氣和力量，他們就要開始大規模的攻城作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