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共產黨陰險暴戾，深刻精到，機警疑忌，嚴密篤實。但是共產黨沒有什麼了不起，只不過懂辯證法，你們以後對辯證法要好好研究，才能應付他們。這次我發一本辯證法給你們，希望你們回去認真研究。」——一九四八年八月，國民黨軍「軍事檢討會議」在南京召開，蔣介石給每一位與會者發了一本黑格爾的著作。
這是蔣介石在中國大陸召開的最後一次軍事會議。
南京，六朝市井，秦淮金粉，這座長江下游的古都在一九四八年的夏天溽熱難耐。國民黨軍高級將領從全國各控制區乘飛機向這座城市聚集，南京機場頓時格外忙碌。由於彼此的戰區已被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阻隔，長時間未見面的高官們紛紛在樓館中觥籌交錯，南京各大飯店和餐館無不高朋滿座生意興隆。軍政大員的府邸前儘管有軍警守衛，但訪客依舊晝夜不斷，無論如何誰也不會錯過這個聯絡上司、處理私密的絕佳時機。儘管會議事先嚴格保密，但依舊沒能躲過記者們的耳目。軍事大員們如此整齊地聚集在一座城市裡，記者們被來來往往的金燦燦的將星弄得眼花繚亂：筆挺的軍服，鏗鏘的佩劍，英武的隨從，閃亮的皮靴，每位軍中翹楚的頭髮都在不同牌子的頭油打理下紋絲不亂——這真是一個疆域廣袤的國家，眼前的排場很符合一個大國的風範。
共產黨人也在開會，毛澤東召集的會議，是自撤離延安之後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會議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召開。玉米灌漿，高粱初紅，中國北方天高氣爽，秋色斑斕。除了置身東北戰場的林彪和西北戰場的彭德懷因為戰事緊張未能前來之外，中共中央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在向那個莊稼掩映的小村聚集。已經不是從前去陝北的時候了，現在交通便利了很多，他們變換著乘汽車、騾馬或者牲口大車等交通工具，雖然有些地段仍需要步行，但這些共產黨領導者大都經歷過長征，走路對他們來講不是什麼艱難的事情。如果中途沒有自己的部隊或地方政府所在地可以駐紮，他們就在路邊的百姓家裡喝上碗麵糊糊吃上塊烙餅，然後在房東的大炕上沉沉地睡上一覺。他們的棉布軍裝顏色稍有差異，這是各地被服工廠染料配方不同的緣故。老戰友見面交換的禮物，比從前闊綽了一些，可能是一支繳獲的自來水筆、一支手電筒，或者是幾盒美國產的香煙。警衛戰士掀著門簾，他們先後進屋，柳木桌上是房東送來的紅棗和花生，牆角火爐上大鐵壺裡的水已經燒開，正呼呼作響。略帶喧嘩的寒暄剛起，茶香和煙草氣味就混合在一起瀰漫開來——這是一個已經空前強大的政黨，她的領導者們面色黝黑，神情自信，言談之間充滿對未來的憧憬。
國共兩黨會議的召開，不是時間上的巧合，而是決戰的先兆。
戰爭進行到第二年，國民黨軍的總兵力在急劇減少。兩年間，國民黨軍共損失兵力約二百六十四萬，其中被俘一百六十三萬，斃傷九十六萬六千多，還有數萬部隊倒戈，再加上潰散和逃亡的人數，到一九四八年六月底，算上重新補充的兵員，其總兵力從內戰初期的四百三十萬下降到三百六十五萬。其中正規軍一百零五個整編師（軍），共二百八十五個旅（師），約一百九十八萬餘人；非正規軍五十三萬餘人，特種兵、海軍和空軍約四十五萬餘人；後方機關和軍校約六十九萬餘人。而其部署在第一線的正規軍僅有二百四十九個旅（師），共一百七十四萬人。具體分佈是：東北戰場衛立煌集團三十四萬餘人，連同非正規軍四十四萬九千人；華北戰場傅作義集團二十八萬四千人，連同非正規軍三十九萬七千人；西北戰場胡宗南集團二十六萬八千人，連同非正規軍三十一萬四千人；華中戰場白崇禧集團二十六萬七千人，連同非正規軍三十五萬七千人；徐州戰場劉峙集團五十萬四千人，連同非正規軍七十萬五千人；山西戰場閻錫山集團七萬人。在東北、華北、華中、華東和西北戰場上，國民黨軍正規軍只能擔任戰略要點和交通點線的守備以及附近地區的防禦作戰任務，能夠進行戰略機動的部隊所剩無幾。除上述五大戰場之外，在長江下游、大巴山以南、蘭州和賀蘭山以西的廣大地區，國民黨軍正規軍的駐守總兵力不超過三十六個旅，共約二十三萬八千人。
兩年來，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共損失兵力約八十萬。但是，因為有近一百一十萬解放區青年農民參軍，加上四十五萬傷癒歸隊官兵，並且有近八十萬國民黨軍俘虜兵穿上了解放軍的軍裝，連同在戰場上倒戈的國民黨軍部隊在內，總兵力已由戰爭初期的一百二十餘萬，發展到近二百八十萬。其中，野戰軍四十九個縱隊（軍），一百六十八個步兵師（旅），五個騎兵師（旅），三個炮兵師（旅），二十個教導團、九個補訓團、一個工兵團、一個戰車團，總兵力一百四十九萬；地方軍區有五個一級軍區、三個二級軍區、二十八個三級軍區和一百一十三個軍分區，總兵力一百二十五萬。南方各省游擊隊約四萬人。
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國民黨軍的軍力對比為一比一點三，其中正規軍軍力對比為一比一點三二。
蔣介石真的要全面認真的檢討了。
參加國民黨軍「軍事檢討會議」的人數是空前的，除了蔣介石、何應欽和顧祝同之外，各主要戰區的司令官以及陸海空軍的主要將領幾乎悉數到會：白崇禧、林蔚、劉裴、蕭毅肅、關麟征、周至柔、王叔銘、桂永清、郭懺、湯恩伯、范漢傑、杜聿明、宋希濂、黃維、李默庵、霍揆彰、孫立人等，只有戰區局勢十分緊張的胡宗南、劉峙和黃百韜派來了代表。再加上國防部各廳廳長、各局局長，各「剿總」、綏署參謀長，各軍軍長和參謀長等，共計一百二十多人。會議由蔣介石、何應欽、顧祝同三人輪流主持，會議內容是全方位的一系列「檢討」：一、剿匪軍事之總檢討；二、對匪軍戰法之研究及我軍戰法之檢討；三、我軍機械化裝備及後勤之檢討；四、華中作戰之檢討；五、總體戰之檢討；六、兵員征補之檢討；七、提高士氣之辦法。國防部長何應欽陳述的會議主旨是：「對當前剿匪應有全盤性之重要決策，對於政府各部門需要如何協力應主動提出切合實際之辦法。過去剿匪失敗，由於沒有實行總動員，僅系純軍事的剿匪，雖有完備之總動員令，但無執行機關，以致政治經濟各方面均未動員。今後如何運用全國人力、物力以及政治經濟用以配合軍事行動，應提出完善方案。」
八月三日，蔣介石在開幕式上的講話，可謂痛心疾首：
過去兩年來的剿匪軍事，我們全體官兵犧牲奮鬥，固然有若幹成就，但就整個局勢而言，則我們無可諱言的是處處受制、著著失敗！到今天不僅使得全國人民的心理動搖，軍隊將領的信心喪失，士氣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對我們國軍譏刺誣蔑，令人實難忍受。這是我們革命歷史最大的污點，更是我個人最大的恥辱！今天趁大家集會一堂的機會，我要求大家認清我們目前剿匪首要的急務，是改造我們一般官兵的精神和心理，要恢復我們革命的自信心，加強我們精神的武裝，才能真正發揚我們革命軍奮勵無前的士氣，來消滅背叛國家民族的共匪。因此大家在會議期中，對於自己平時的精神思想、生活行動，必須徹底反省，徹底檢討，在會議以後，能真正有一番起死回生的改革，才能達成此次會議的任務，也才能完成我們軍人剿匪戡亂救國救民的使命！
「生無立足之地」，「死無葬身之所」，這樣的措辭嚴重刺激了與會將領們的自尊。儘管他們對形勢的判斷大多不持樂觀態度，其中相當一部分人甚至十分悲觀，但大家依舊對蔣介石的話感到難以接受。特別是蔣介石表示：「本來抗戰勝利後，我個人的事業可以告一段落，但是我擔心你們搞不贏共產黨，不是共產黨的對手，會生活不下去，沒有飯吃，為使黨內同志和廣大官兵能有生存權利，我才又被迫勉強帶領大家干，誰知道我軍許多將領信心不足，士兵士氣低落，作戰屢次失敗，很不爭氣，使我非常為難。」——形勢是很嚴峻，國民黨不但軍事上屢屢失利，政治上也問題重重。但是，如果把失利的原因全部歸結於在前方作戰的將領和他們的官兵，彷彿只有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南京大員們才是正確的，這是什麼道理？——國民黨軍將領們的議論是：「話很沉痛，但說怕大家沒飯吃，說得有失體統。」
蔣介石警告他的高級將領們「死無葬身之所」，毛澤東則要求共產黨的高級將領們想出一個經過幾年作戰才能徹底打敗蔣介石的時間表，同時想出新政權建立初期的那些必須程序。顯然，這是一個令人愉悅的議題。
之前，毛澤東剛從城南莊來到西柏坡。而他之所以滯留在城南莊，是因為他準備去蘇聯會見斯大林。毛澤東此前從來沒有走出過國門，他似乎從來沒有產生過離開他的祖國的願望，但是戰爭進行到如此地步，毛澤東必須下決心去遙遠的蘇聯，因為這是時勢的需要：中國共產黨人贏得戰爭已經不是懸念，但最後奪取政權和建立政權，建立更廣泛的政治聯盟是必須的，尤其是與社會主義蘇聯的聯盟。
毛澤東的出訪之事，只有少數人知道，包括楊成武。毛澤東當面要求楊成武準備一個戰鬥力最強的師，由楊成武親自率領護送他去東北，然後從東北出境轉道去蘇聯。在聶榮臻的主持下，楊成武挑選的部隊是二縱四旅，他們詳細研究了行動路線，甚至選擇了過平綏路的地點。但是，有史料表明，包括聶榮臻在內，凡知道這件事的人，大多不同意毛澤東去，理由很簡單：戰爭已經到了最關鍵的時候，毛澤東不宜離開。不久，楊成武被通知那個機密任務取消。毛澤東從城南莊轉移到一個名叫花山的村莊。他改變了去蘇聯的路線，準備自花山出發，經內蒙去外蒙，再由蘇聯方面派飛機來接。毛澤東在花山等待斯大林的最後回音。五月十日，斯大林致電毛澤東，大意是：我們歡迎你來訪，但中國解放戰爭正處在緊要關頭，在這個時候，統帥不應離開自己的崗位太遠。如有重大問題需要同我們商量，我們可以派一位負責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員——來聽取你的意見。毛澤東隨即取消了出訪蘇聯的計劃，並於五月二十七日到達西柏坡。
斯大林派來的負責同志——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到達西柏坡的時候，已經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那時中國解放戰爭的進程已經發生巨大的變化，米高揚到達西柏坡的那天正好是北平和平解放的那天。
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上看，毛澤東是否出訪蘇聯對中國的命運來講並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客觀地說，蘇聯方面在中國解放戰爭中並沒有像國民黨方面宣傳的那樣起到關鍵作用。在那段日子裡，最令人擔心的卻是毛澤東自身的安全問題。至少在五月裡，蔣介石每天都焦急地等著空軍報告好消息，他期望著一個準確的報告，說毛澤東已經死了。如果這個消息真的傳來，「軍事檢討會議」上瀰漫的就會是另外一種氣氛了。然而，毛澤東沒有死。五月十八日，國民黨軍的飛機突然飛臨，航空炸彈準確地擊中了毛澤東住房。毛澤東不但沒有受傷，甚至連驚慌都沒有，他所困惑的是國民黨軍轟炸的準確程度。
聶榮臻當時的秘書范濟生回憶道：
一天早飯時，冀晉軍區電話報告，有六架國民黨飛機，沿阜平西大莊大道飛往阜平城上空，現拐向史家寨。我接完電話馬上報告了聶總，聶總要我保持與冀晉軍區的聯繫。我剛回到房間，冀晉軍區又電告，六架飛機轉向南飛。再報聶總後，時間不長，就聽到敵機聲。一架野馬式戰鬥機飛臨我們駐地城南莊上空，對著城南莊到易家莊之間幾個驢馱子掃射。聶總得知敵機轉向我們駐地方向飛來，隨即到院中觀察。敵機一到，聶總就去動員毛澤東去防空洞。毛澤東工作了一夜，剛剛上床休息，不肯去。敵機對驢馱子一掃射，聶總急了，要我搬來行軍床，要幾個人用擔架把毛主席抬到防空洞去。毛主席見此情景，說「自己走，自己走」。這時，先來的那架戰鬥機剛走，又來了一架B-25輕型轟炸機。聶總等人陪同毛主席剛到防空洞，敵機就投下了第一枚炸彈。我到防空洞時，看到聶總，趙爾陸（華北軍區後勤部司令員）用身體擋著毛主席，毛主席從他兩人身體之間向外看。聽不到敵機聲了，聶總才請毛主席回房休息。這次敵機共投了四枚殺傷彈，其中一枚落在聶總住房前面，一枚落在營門前沒有爆炸，聶總曾要工兵來把炸彈拆走。飯後，毛主席出去散步，見到沒響的炸彈，蹲在旁邊觀看。聶總在院中見此情景，急步跑到毛主席跟前，拉起毛主席就走，一邊走一邊說「不能在這裡看！」我從沒見聶總急成那個樣子。聶總扯得快，毛主席也沒爭，但莫名其妙。毛主席走後，聶總要我再催工兵來拆走。
直到解放戰爭接近結束的時候，才從繳獲的國民黨檔案中查明，當年在城南莊的時候，司令部小伙房的司務長劉從文竟然是國民黨特務，是他向國民黨空軍報告的轟炸目標。
九月八日，在西柏坡中央機關小食堂，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董必武、彭真；中央委員有：徐向前、饒漱石、賀龍、鄧小平、陸定一、曾山、葉劍英、聶榮臻、滕代遠、薄一波；候補委員有：廖承志、陳伯達、鄧穎超、劉瀾濤。重要工作人員羅邁、楊尚昆、胡喬木、傅鍾、李濤、安子文、李克農、馮文彬、黃敬、胡耀邦等列席。
此時，共產黨人對未來樂觀展望的根據是：通過兩年的戰爭，人民解放軍不但大量殲滅了國民黨軍的有生力量，大大加強了自己軍隊的數量、武器裝備以及戰鬥力，而且將解放區擴大到二百三十五萬平方公里，約佔全中國總面積的四分之一。解放區內擁有城市五百八十六座，佔全中國城市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九；解放區內人口約為一億六千八百萬，占中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六。在長江以北的戰場上，國民黨軍已經完全處於守勢，其龜縮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樞紐已成為人民解放軍的直接攻擊對象。
毛澤東還強調了他對國際形勢的樂觀估計：沒有必要擔心新的世界大戰爆發，也沒有必要擔心美國會干涉中國內政。美國與蘇聯之間遲早會達成某種妥協，美國不會大規模地直接捲入國共之間的戰爭，他們既沒有這個意願也沒有這個能力。如果美國迫於某種壓力硬要干涉中國內戰，最壞的情況是少量出兵幫助國民黨軍控制一些大城市，這只不過要我們前去攻打的時候組織更大的兵力和多費點時間而已。
共產黨人開始設想將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新國家。毛澤東說，我們要建立的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政權不僅僅是工農，還包括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甚至包括從蔣介石陣營裡分裂出來的資產階級分子。政權制度採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會議制而不是採用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機關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軍叫人民解放軍，「以示與蔣介石的政權根本不同」。毛澤東說，我們要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那麼，戰爭還要進行幾年才能徹底打敗蔣介石？
毛澤東在內戰爆發時就計算過，他認為戰爭持續的時間在三至五年之間，最壞的情況下也許要打十五年。一九四七年七月，在陝北小河會議上，毛澤東肯定了五年的估計，並解釋說，根據過去一年的戰績，這個估計是可能實現的。現在我們有九十萬野戰軍，六十萬地方軍，如果把野戰軍發展到一百五十萬，就足以解決問題——「對蔣介石的鬥爭計劃用五年來解決，但不對外宣佈，還是準備長期作戰，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不像蔣介石那樣，先說幾個月消滅我們，不能實現又說再過幾個月，到了現在又說戰爭才開始。」一九四八年三月，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情況的通報》中，使用數學方式進行推論，再次提出五年消滅國民黨軍的估計：「我們的方針是穩紮穩打，不求速效，只求平均每個月消滅國民黨正規軍八個旅左右，每年消滅敵軍約一百個旅左右。事實上，從去年秋季以後，超過了這個數目；今後可能有更大的超過。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滅國民黨全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周恩來從兵力對比上進行了計算。他認為，我軍現有兵力兩百八十萬，根據現在的殲敵進度，以收容俘虜兵百分之六十計，今後三年內可收容俘虜兵一百七十萬，同時動員兩百萬翻身農民參軍，除去消耗，我軍的兵力可能接近五百萬，那時攻一城即得一城。而國民黨軍在戰爭第一年損失約一百五十萬，僅僅補充了一百萬；第二年損失約一百五十二萬，補充了一百四十四萬，兩年實際損失六十五萬；第三年，國民黨軍估計要損失一百五十二萬，按補充一百萬計，兵力將減少到三百一十二萬左右；第四年減少到二百六十萬人左右；第五年將減少到一百五十二萬人。國民黨軍補充兵力遞減速度為每年八十萬，那麼第五年國民黨軍將實際減少至一百八十八萬人左右，除去近一百萬的機關人員，實際作戰兵力將不足九十萬。九十萬兵力只能勉強防守個別大城市。到這個程度，國民黨軍可以算是最後崩潰了。
為了實現這個戰略目標，會議制定了詳細的建軍和作戰計劃。建軍的核心內容是：充實野戰軍，增加特種兵，整頓地方部隊，減少後方機關。共產黨人計劃在今後三年內發展到二十個野戰兵團，七十個步兵縱隊，共兩百一十個步兵師，再加上九十五個炮兵團，三十個騎兵團，四十七個工兵團以及五百個團的地方部隊。作戰計劃的核心內容是：戰爭第三年繼續發展外線進攻，深入國民黨統治區，準備打具有決戰性質的大會戰。
戰場重心在長江以北，重點戰場在中原和東北。
會議制定的殲敵指標是：三年內殲滅國民黨軍正規軍三百個旅以上。這一殲敵任務按照戰區進行了分配：華東野戰軍殲敵四十個旅左右，並攻佔濟南、蘇北、豫東和皖北地區的大中城市；中原野戰軍殲敵十四個旅左右，攻佔鄂豫皖三省若干城市；西北野戰軍殲敵十二個旅左右，鉗制胡宗南集團使之不能施行戰略機動；華北軍區第一兵團（徐向前部）殲敵十四個旅左右，攻佔太原；東北野戰軍和華北軍區第二、三兵團（楊得志部、楊成武部），殲敵三十五個旅左右，攻佔北寧（北平至瀋陽）、平綏（北平至綏遠）、平承（北平至承德）、平保（北平至保定）各鐵路沿線「除北平、天津、瀋陽三點之外的一切城市」。
國民黨方面已經沒有任何依據來計算什麼時候打敗共產黨了，「軍事檢討會議」不得不深究無法逆轉的軍事危機。進入一九四八年以來，西北戰場劉戡部的五個師被殲於宜川戰役，中原戰場區壽年兵團六個師被殲於豫東戰役。對於前者大家談得很少，因為誰都知道胡宗南是蔣介石最信任的人，說多了也許會引出麻煩，於是與會者集中火力直指邱清泉的整編第五軍在區壽年被圍時見死不救的「無恥行為」。會議還研究了與共軍作戰的戰法問題。前線的將領們並沒多說什麼，倒是從來沒有打過仗的南京的高官們不斷地誇誇其談。陸軍大學教育長徐培根提出「包圍不如突破」，前線的將領們一致反對：共軍通常沒有固定戰線，遵循的是「打不贏就走」的戰法，他們根本不接受攻擊，也不給你攻擊的機會，戰前連鬼都沒有一個，你突破什麼？等他「打得贏就打」的時候，找準弱點環節，集中數倍兵力猛烈襲擊，你還沒穩住陣腳，戰鬥就結束了，然後跑得又是鬼都沒有一個，你向誰突破？
「軍事檢討會議」翻印分發了三本共產黨軍隊的小冊子。一本是華東野戰軍的《攻堅戰鬥》，這是專門針對國民黨軍的堡壘防禦而寫的戰術指導文件。其中有以熾盛火力壓制後，封鎖敵方射擊孔，掩護梯子組和突破組進行突擊等實戰內容。國民黨軍修築的堡壘一般高出地面，目標暴露，縱深很淺，只要一點被突破便會全線崩潰，導致陣地和城市丟失和大批官兵被俘，這是國民黨軍防禦上的很大弱點。但是，與會者對這本小冊子並沒有特別重視。第二本是東北野戰軍編印的《目前的戰役問題》，這是蔣介石專門批示印發的。小冊子裡基本上是毛澤東的戰略觀點的集中，特別是其中變內線防禦為外線進攻的闡述，蔣介石感到十分重要。但是，前線的軍事將領們認為，蔣介石連具體戰鬥的細節都橫加干涉，現在讓大家關心整體戰略轉變問題又有什麼意義？第三本小冊子是華東野戰軍編印的《戰鬥手冊》，基本內容是要求基層指揮員必須掌握的戰術技巧和戰役原則。這本小冊子是國防部決定翻印的，翻印之前專門讓參謀們對《戰鬥手冊》中的每一條都加上了批注和對策。比如，「農村包圍城市」這一條，參謀們加上了「打破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批注和「把農民爭取過來」的對策。國防部第三廳廳長郭汝瑰看後眉批道：「如果能把農民爭取過來，仗不用打就勝了，戰爭也根本不會發生了。」
「軍事檢討會議」進行到第三天，何應欽在他的軍事報告中拋出了「重磅炸彈」，他公開了兩年來國民黨軍的實際作戰損耗，而這原本屬於萬分機密的數字：死傷、被俘和失蹤總計三百萬人，損失步槍一百萬支、輕重機槍七萬挺、山炮野炮重炮一千多門、迫擊炮和各種小炮一萬五千多門，再加上損失的戰車、裝甲車、汽車、通訊器材和各種彈藥，驚人的數字引起極大的震動。有人悲觀地說，這仗無論如何不能再打下去了；有人指責國防部指揮無能，南京的大員們都是飯桶；有人呼籲政府趕快請求美國干涉，不然中國就是蘇聯的天下了；也有人開始攻擊陳誠，因為陳誠在戰爭初起時曾保證過在三個月內消滅共軍，現在應該把他揪出來問問。何應欽在這個時候把這些數字披露出來，用意很清楚：一九四四年蔣介石和陳誠不但迫使他交出了軍政部長的職位，還讓他去紐約當聯合國軍事參謀團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完全剝奪了他的實權，軍政大權都在蔣介石和陳誠手中，因此軍事上的失利不但沒有他的任何責任，誰該負責自有公論。
蔣介石那天沒有到會，聽說何應欽的講話後，十分震怒。
第二天，蔣介石特地穿上軍裝走上了講台，說他二十多年來經歷過許多艱難困苦，但總是抱著大無畏的精神和百折不撓的決心。兩年來與共軍作戰雖然受到挫折，但大家要同心同德，共度時艱，絕不可以散佈悲觀失敗的論調以至影響國軍士氣。說到士氣問題，蔣介石的態度比何應欽直率得多：
我體察一般高級幹部的情緒，大多數對於革命前途信心喪失，心理動搖，以為本黨的地位，真是岌岌不可終日，這種現象的發生，是我個人最感慚愧痛心的一件事。因為今天一般高級將領，不是我親自領導出來的幹部，就是我親自教育出來的學生，我不能使他們對主義建立生死不渝的信心，對革命抱定百折不回的志願，這就證明我個人領導無方，教育失敗，我對國家就不能辭其責任！……現在我們大多數高級將領精神墮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動搖，責任的觀念完全消失！這樣的將領，如何可以領導部下，和萬惡的共匪來作戰呢？尤其使我痛心的，這兩年以來，有許多受我耳提面命的高級將領被俘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許多下級官兵被匪軍俘虜，編入匪部來殘殺自己的袍澤，而不能相機反正。這真是我們革命軍有史以來所未有的奇恥大辱！我一想到這些人都是我多年領導的部下，我心中更覺沉痛萬分，無地自容！……如果今天我們一般高級將領對於自己的精神思想還不能徹底覺悟改革，對於過去那種失敗主義的心理還不能掃除淨盡，不能重新建立革命的信心和決心，那無論我們有多少軍隊，有怎樣精良的武器，將來總要被共匪所消滅。我們一般高級將領固然要生無立足之地、死無葬身之所……那我們真是上無以對總理和先烈，下無以對全國人民和萬世子孫了……
就在蔣介石講這番話的時候，國民黨軍高級將領陣亡和被俘數字已經達到令人驚駭的兩百一十六名之多。
究竟是因為我們的武器不如敵人精良，部隊不如敵人眾多呢？還是因為我們一般高級將領自己的精神墮落，生活腐化，以致部隊情感隔閡，士氣消沉，戰力消失呢？我要求今天在座的各位高級將領反躬自問一下，你們今天是不是還能保持東征北伐時代的革命精神，對於敵人無所畏怯，對革命的前途具有信心呢？你們對於主義是不是還能像過去一樣的絕對信仰，對於上官的命令是不是毫不猶豫的徹底執行呢？對於部下是不是還能像過去一樣親愛如家人兄弟，與之同甘苦、共生死呢？你們對於自己的同胞，是不是還像過去一樣的休戚相關，榮辱一體，協同動作，赴援必先呢？
但是，國民黨軍隊的信念和士氣喪失，遠不是高級將領們「反躬自問一下」就能夠挽回的。
軍隊的主體是士兵，士兵的處境和狀態決定一切。
「軍事檢討會議」的最後幾天，在前線打仗的將領們終於獲得了發言的機會。幾乎所有的發言者都在申訴各自的困難，要武器、要新兵、要軍糧、要器材、要車輛、要彈藥，當然還要錢。新疆警備總司令宋希濂說，他見過的絕大部分基層官兵都十分厭戰，大家都不明白為什麼要打仗。現在幾百萬法幣還抵不上一塊錢，物價的飛漲使士兵的待遇嚴重降低，士兵開始吃不飽穿不暖，許多中下級軍官每月所得已不能維持其家用最低限度的生活。宋希濂認為，蔣總統既然說政府還有九億多美元的基金，那就應該自八月起，所有官兵的副食費一律改發現洋，每人每月三元；將校尉級的薪金也改為發現洋，自每人每月五元起至三十元不等，藉以維持官兵的生活。宋希濂後來回憶：「我的發言尤以我的建議得到與會者許多人的同情。」
世界上任何一支軍隊都面臨著如何保持高昂士氣的問題。
在即將到來的決戰前夕，共產黨人也意識到了這一點。
共產黨人從不諱言自己所領導的軍隊是一支農民軍隊，也承認在這支軍隊裡農民習氣濃重，並認為如果這種習氣不改變，對於即將到來的巨大戰爭能否打贏至關重要。
為此，毛澤東嚴肅地提出了部隊整訓問題，要求部隊努力克服存在的以下問題：一、組織不純問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發展壯大中混進來一些不良分子，特別是大量俘虜兵的進入給部隊帶來很大的問題。戰爭進行到一九四八年，軍隊的大多數連隊中，俘虜兵已佔到一半以上，有的連隊甚至佔到百分之八十。這些戰士大多是貧苦出身，但不可否認的是，其中的一些人依然沾染著舊軍隊的習氣，特別是不懂得為誰打仗的道理，「吃誰家糧就當誰家的兵」的僱傭思想嚴重。對於戰爭性質的認識更是混淆：「打內戰是不應該的，其責任國民黨蔣介石要負，共產黨毛澤東也要負。」二、思想不純問題。一些官兵對戰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認識不足，不願意過艱苦的戰爭生活，不願意到國民黨控制區作戰，尤其是怕打到長江以南去，認為會遇到巨大的困難。還有人懼怕美國出兵援蔣，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怕戰爭沒完沒了地打下去。三、對黨的政策不理解或理解不深，政策水平低，違反政策和紀律的事時有發生。有人執行命令不徹底，繳獲不完全歸公，個別人搜俘虜腰包甚至殺害俘虜。特別是對土地改革政策，不少人缺乏全面深刻的認識，不瞭解土地改革與解放戰爭、與中國革命的關係。四、部隊內外關係問題。有些幹部存在著嚴重的軍閥主義傾向，對下級幹部和戰士缺乏階級情感和平等思想。而在同級關係上表現為本位主義，沒有整體觀念。有的幹部計較個人名譽、地位，爭功諉過。戰士中也存在著絕對平均主義思想，不尊重幹部，不服從指揮。在軍政關係上，不尊重地方政府，不愛護群眾的人力物力，有的甚至打罵百姓和政府幹部，搞「槍桿子主義」。
對此，共產黨人開展了具有時代特徵的「新式整軍運動」。
毛澤東特別批評了林彪。他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給林彪和東北局發出一封長達兩千字的電報，批評林彪沒有按照中央規定的報告制度做出綜合性報告。林彪的理由是：「常委各同志均極忙碌，事實上只各顧自己所分的工作，並皆對各部門的工作難求於全部瞭解，對做全貌的報告遂甚感困難。」毛澤東說：「你們收到中央規定報告制度六個月以後才聲明理由，是不對的，並且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像大別山那樣嚴重的環境，鄧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規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綜合性報告，並將鄧小平來電轉給你們閱讀。你們的環境比大別山好得多，何以你們反不能做此項報告」？「我們認為所以使你們採取此種態度的主要理由，並不是你們所說的一切，而是在這件事上，在你們的心中存在著一種無紀律思想」。
林彪當即作出檢討並寫來了綜合性報告，毛澤東在回電中所闡述的觀點，可以視為共產黨軍隊所以進行新式整軍運動的目的：「你們這次檢討是有益的」，否則，「就不可克服完全不適用於現在大規模戰爭的某些嚴重地存在著的經驗主義、游擊主義、無紀律狀態和無政府狀態」。在即將與國民黨軍進行大決戰的前夕，「這一問題的性質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決這一問題，才能由小規模的地方性游擊戰爭，過渡到大規模的全國性的整個戰爭，由局部勝利過渡到全國勝利」。
國民黨軍「軍事檢討會議」結束後，蔣介石命令下發的小冊子名為《為什麼要剿共》——題目就顯得頗為奇怪：二十年前國民黨就致力於剿共，甚至在抗戰時期也沒有停止過，現在還在闡述「為什麼」。
蔣介石的這個「為什麼」不只是說給軍隊聽的，他還想告訴國民黨統治區內的百姓，因為他對這個國家的民心所向已經甚為憂慮。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國民政府的軍事預算已經達到四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億元，這是一個天文數字，而一九四八年上半年的財政赤字已經達到二百六十萬億元。為了彌補財政赤字，除了加重田賦、稅收和大舉外債內債之外，國民政府決定增發貨幣，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止，增發的貨幣達到六百零四萬五千億元，從而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與一九四七年相比已經上漲了五百萬至一千萬倍。
英國傳記作家菲利普·肖特對那時中國形勢的敘述可謂經典：
……政府濫印鈔票以支撐內戰，造成通貨膨脹和工薪貶值；滲透性的普遍腐化使得合法的工商業無法生存——所有這一切使得曾是國民黨核心支持者的那些集團轉而反對它了……這些都是國民黨病入膏肓的徵兆。但這種無可救藥卻是根植於蔣介石創建的統治體系的實質之中。它太衰弱太多派系傾軋以至無法以暴力強加其意志了，它也太腐敗太漠視公眾福利以至掌握不到基礎廣泛的支持了……與之相反，毛（毛澤東）依靠的是「群眾的集體意志」，而它卻是足夠了。
「群眾的集體意志」，就是軍心和民心所向。
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在戰爭進入第三年的時候，都明白了「群眾的集體意志」對於一個政黨和一支軍隊的生死攸關重要性。但是，當大決戰即將來臨之際，共產黨人和他們的軍隊已經成為了中國「集體意志」的擁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