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陝北米脂縣楊家嶺村向東，大約走到綏德縣吉鎮附近，毛澤東遇到了一群當地的農民。
農民們顯然認出了毛澤東，紛紛圍過來搭話。
毛澤東問：「這裡離黃河有多少路？」
農民們大聲回答：「五十里！」
毛澤東這次向東移動，不再是與追擊他的國民黨軍兜圈子，而是要離開他住了十多年的陝北。兩天後，毛澤東看見了黃河。當地的百姓把他送到河邊，他順著黃河西岸向下遊方向走了大約十幾里，在吳堡縣川口以南河神廟附近一個叫園則塔的渡口上了船。船靠東岸之後，毛澤東回頭朝西望了好一會兒，他說：「陝北是個好地方！」
那一天，是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春天溫暖的陽光照射著中國西部連綿起伏的黃土溝壑。
自那一天起，毛澤東此生再也沒有回過陝北。
國民黨軍在東北連續丟失城鎮和損失軍隊的消息傳到南京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寫給國務卿馬歇爾的報告中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國民黨「政治與軍事的崩潰現在正迅速地接近早已預料的高潮。這方面最顯著的證據就是：軍隊士氣的渙散，不僅在無精打采和消極漠不關心上面可以看得出來，而且也在拒絕服從命令或者甚至做出違反命令的行動等上面也能看得出來。中國人稱後者從民族利益來講是自取滅亡的做法」。
在遭受一系列挫折與失敗後，國民黨軍開始檢討和反省，並制訂出名為「總體戰」的新的戰略——不知在各個戰場都已手忙腳亂的蔣介石是如何觀察出「總體」來的？
為什麼在兵力和裝備均處於優勢的情況下，國民黨軍卻「常遭失敗，甚至將領被俘，造成革命軍前所未有的恥辱」？蔣介石得出的結論是：共產黨打的是「人民戰爭」，而國民黨打的是單純的「軍事戡亂」，沒有發揮「政治的、經濟的、思想的和軍事的總體威力」。國民黨軍參謀總長顧祝同對此解釋說：「戡亂軍事，進行已近兩年，而匪禍蔓延，匪勢仍甚猖獗，檢討我們所以不能迅速消滅共匪的原因，一方面由於共匪組織嚴密，能夠控制其佔領區一切人力物力財力，竭澤而漁，從事全面叛亂，並深入我後方，大肆破壞活動，秘密傳播毒化思想，瓦解人民戰意；一方面由於我們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配合不夠，未能將全體人力物力動員起來，以致不能發揮軍事政治經濟的總體力量。」
蔣介石認為，若要挽救危局，就必須做到共產黨軍隊的四個長處，即宣傳、組織、主動和保密：「這四個長處都是屬於精神方面的，決不是單憑武器和物質所能做到的。我們要趕上他，壓倒他，也要從精神方面努力，也就是先要從政治工作做起。我以前在江西剿匪的時候，曾經提出過『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口號，這個原則不僅適用於地方行政與軍事相配合，同樣也適用於軍中政治工作與作戰業務相配合。」蔣介石嚴重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作為一個政黨和一個政權，所代表和所依賴的是哪一個社會階層。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是一個政治分水嶺，從此國民黨與共產黨所依靠的社會階層已劃分清晰。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大地主和官僚資本階層顯然無法代表中國民眾的絕大多數，站在少數階層的立場上追求關乎一個政權和一個國家命運的「總體」效益，近乎夢囈。
這一點，足以解釋當這片國土上爆發內戰時，中國民眾為什麼對國共兩軍採取的是截然相反的兩種態度。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幾乎生存在貧苦農民中間，其密切的軍民和軍政關係，使得每一場戰鬥都有數量巨大的農民支撐著。一個在林彪發動的冬季攻勢中被俘的國民黨軍營長被他所看見的景象驚呆了：成千上萬輛牲口大車從戰場的邊緣鋪天蓋地而來，大車上裝著給東北野戰軍準備的大餅、窩頭、大蔥、豬肉和鹹菜。當這些東西被運到戰場上之後，農民們又幫東北野戰軍裝載繳獲來的美式炮彈。那些在作戰中負傷的官兵被抬上擔架，農民們用自家厚厚的棉被把他們包裹起來。大車上甚至還拉上了和丈夫一起被俘的國民黨軍官的太太們，農民們招呼著：「上來暖和一下吧！以後別跟著他們遭罪了！」一些大車的牲口被從車轅上卸下來，幫東北野戰軍拉繳獲的汽車和大炮，大炮和汽車陷在融化了的泥雪裡，附近村莊的婦女和孩子抱著墊車輪的柴火甚至門板蜂擁而至。這個坐在雪地上的國民黨軍營長站起來就參加了東北野戰軍，他說他總算弄明白了國民黨軍為什麼沒什麼希望。
曾駐留在華北戰場的美國記者傑克·貝爾登看到過令他震驚的悲慘場面，他為自己把這些場面記述下來向他的讀者表示歉意，但他同時認為不記述下來讀者就不會真正瞭解內戰中的中國。在華北平原一個叫秦德溝的村莊裡，只有二十八戶人家，跟隨國民黨軍返回的地主武裝殺絕了二十四戶，原因是這些農民在共產黨人主持的土改中分了地主的土地。屠殺是半夜開始的，「他們把十個人投到一個枯井裡活埋。又逼著另外十四個人躺在一條溝裡，然後填土活埋。被活埋的人當中有一個剛兩個月的嬰兒、一個十歲的男孩和一個八十歲的老太太」。一個年僅二十二歲的婦女，她和她的丈夫都是極端貧困的農民，共產黨人給他們分了土地，女人當了村裡的婦女主任。後來，丈夫跟著共產黨的軍隊出去打仗了，這個年輕女人的厄運來了：
當國民黨進村，逃亡地主也跟著還鄉了。這個地主親自跑去把這個婦女交給國民黨軍隊說：「她是八路。」「你就是共產黨。」一個軍官說，「你一定會唱歌。」接著，那個軍官把她帶到兵營裡，強迫她唱歌。一連三天，她被迫從一個班到另一個班，唱的是能記得的童年時的歌。一些士兵糟蹋她，但也有些士兵見她哭泣而感到羞愧，就走開了。天黑的時候她被關起來，夜裡被帶去供國民黨軍官洩慾。第四天，她被送進監牢。他們不給她東西吃。她的叔父給她送飯。有一天，叔父看到飯留在牢房外沒動，才知道她已被殺害。他到處尋找，在附近的一座橋下找到了她和另外三個人被肢解了的屍體。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八日，國民黨軍「華中綏靖會議」在南京召開，國防部長白崇禧對「總體戰」進行了說明：共產黨有很強的組織能力，能以黨的力量控制政治軍事，「可稱是黨政軍一體化」。解放區的男女老少都是戰鬥力，壯丁都是民兵，由民兵升入軍區部隊，再由軍區部隊升入野戰軍。他們採取囤糧於民的政策，使用糧草就地供給，並不需要輜重補給，可謂運用社會全部人力物力支持作戰。因此。國軍僅憑軍隊對抗是絕對不能及的——「現在戡亂戰爭，由於未實現堅壁清野，未能把戰地的人力、物資確實控制起來，散在各處的群眾和物資，為敵軍所利用，所以劉伯承能率大軍闖過黃河，陳毅膽敢於孤軍深入蘇北，襲擊我軍後方。『總體戰』方案，在軍事方面，使要以國軍主力進行機動作戰，以一部分兵力扼要固守，來對付共軍的竄擾。這就要求政治方面，加強基層組織，能對付敵軍的裹脅。在經濟方面，實行堅壁清野，使敵無從掠奪。這樣密切配合起來，就可以打擊共軍的求兵、求食、求戰的『三求政策』了。」總之，「必須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緊密配合，軍隊與民眾協同一致，全面動員起來，才能發揮總體戰的力量」。
「總體戰」的內容是什麼？
首先在軍事上，將西北、中原和華東戰場重新劃為二十個綏靖區，撤銷原來戰區的司令長官，綏靖區司令官統一指揮轄區內的軍事、政治、經濟和黨務，實行自衛自足政策，徹底控制轄區內兵員糧食等物資，大力組建保安團等地方武裝，清查戶口，實行聯防。綏靖區的建立，意味著國民黨軍防禦戰略的調整：「對東北方面，持久消耗打擊匪軍，使其戰力不能成長。對華北方面，採取主動攻勢，使東北之匪陷於孤懸分離，截斷其補給。在華中方面，為匪我作戰重心，首以建立封鎖，阻止匪繼續擴大竄擾；次為劃建綏靖區，控制戰場，爭取人力物力，使匪無法生存活動；三為編組有力而機動之兵團，窮追猛打，以擊滅匪軍主力；四為挺進匪區，搗其巢穴，以斷絕匪之生力。」
其次是政治戰，其基本內容是「強化保甲制度」——「組訓民眾，人必歸戶，戶必歸甲，甲必歸保，而不遺漏一人，不散失一分力量。」政治戰的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財力，枯竭共產黨軍隊的兵源和糧源。為此，國民黨提出「四自」政策：自清：組織自衛隊，嚴格保甲制，進行鄉鎮戶口總檢查，切實做到廓清閭裡；自剿：「有民皆兵，人不離槍，槍不離手」，發現共匪隨時痛剿；自衛：「不論男女，無分老幼」，全體動員衛家衛鄉，不容共匪入境活動；自富：「寓兵於農，寓農於兵」，農閒訓練，竭力耕耘，「開闢合理外源，減少中央負擔」。
經濟戰內容的有趣之處在於，國民黨決定仿照共產黨的做法實行土地改革。國民黨執政中國以來，不但沒有實行孫中山平均地權的主張，反而使土地更加集中在地主富農手中——占農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農，掌握著全國百分之七十多的農村土地。對於這一點，蔣介石也承認：「我們沒有實行總理的土地政策，無異於表示我們沒有實行三民主義的能力，這是人民對於政府不能真正擁護，對於本黨不能真正信任的最大原因。」於是，國民黨決心進行土地改革。蔣介石說，可以由國民政府貸款給佃農，使之向地主分期還本，若干年後佃農即可領得耕地成為自耕農。「這個辦法，地主與佃農雙方都可以接受，是很好的方法」。問題是，這個暗藏陷阱的「土地政策」會使佃農更加貧困，心知玄機的地主們當然願意接受，但是佃農們呢？
蔣介石在主張「總體戰」的時候，再次回顧了自己當年「圍剿」中央紅軍時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成功。但是，他忘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當年他的對手並不是毛澤東。
渡過黃河之後，毛澤東騎馬沿黃河東岸南下，又循湫水河上行，三月二十四日到達山西臨縣交鎮三塔村。雖然國民黨「總體戰」戰略已隆重推出，但是毛澤東依舊對共產黨人贏得戰爭勝利充滿信心，他說：「同蔣介石的這場戰爭可能要打六十個月。六十個月，五年也。這六十個月又分為兩個三十個月：前三十個月時我們『上坡』、『到頂』，也就是說戰爭打到我們佔優勢；後三十個月叫做『傳檄而定』，我們是『下坡』，有的時候根本不用打仗，喊一聲敵人就投降了。」——僅僅十三個月後，中國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一路向南追擊潰逃的國民黨軍，那時候果真是「根本不用打仗」了。
四月十二日，毛澤東在翻越五台山的路途中，與周恩來一起去看了山上的寺廟。在寺廟裡，毛澤東看見一尊菩薩的胸前被挖出一個洞。寺廟裡的人說，土改時農民與寺廟清算土地和財產，說菩薩的胸膛裡藏著黃金，於是就挖出洞找金子。毛澤東說：「原來菩薩得了心臟病，群眾是來給他施行手術治病的。你們要把他好好保護起來，原封不動，以便對日後來參觀的群眾解釋，說他害了什麼病，為什麼給他實施手術。」走到山下，毛澤東看見一座龍王廟，裡面香火繚繞，很是熱鬧。毛澤東問住持這廟是否也遭到了破壞，住持回答說，這廟不但沒有遭到破壞，農民們還曾專門派人來護廟。毛澤東說：「你們看，從這裡應得到的結論是多麼明顯！群眾對山上的菩薩和山下的這位龍王的態度是多麼的不同。山上的那位菩薩同農民群眾的利益距離太遠了，而龍王管著天雨，對農民關係太密切了。群眾就是這樣認識，這樣對待問題的。」
當毛澤東離開陝北，向全國戰場的核心地帶走去時，國民黨的「國民大會」開幕了。國民黨決定要以「民主國家」的慣例，為中國人民選舉出「合乎民意」的總統和副總統來，「使整個國家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軌道」。或者說，蔣介石希望以此使國民黨政權合法化。當然，合法化的前提要把共產黨排除在外。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談話稱，希望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被容納到國民政府中去，而「如果可能的話，我們不願意在中國政府中或任何其他地方的政府中有任何共產黨人」。
包括蔣介石在內，國民黨軍政大員們沒有一個人會料到，此屆「國民大會」連同「首屆總統」只有短短不到兩年的壽命，但當時的「國民大會」還是開得天翻地覆——所有政治陰謀中的拉幫結派、明爭暗鬥、鉤心鬥角很快就會變得毫無意義，大會的唯一歷史作用是，為國民黨政權的最後倒台埋下了又一個禍根。
首先是誰當總統的問題，沒人懷疑蔣介石是當然人選，但蔣介石本人卻提出他不願意當總統，他主張首屆總統應該由一位黨外人士擔任，並且應該符合下列標準：一、在學術上有成就，二、在國際上有聲譽，三、對國家有貢獻。蔣介石當眾宣佈自己無意競選總統，之後就退出了會場，結果與會者的思維頓時陷入混亂。有人揣測蔣介石的意思是要推選北大教授胡適當總統，甚至揣測也許蔣介石已經徵求了胡適的意見。混亂之後，出自黃埔的多數國民黨軍政大員認為，蔣介石實在不願當總統也好，但是要當有實權的行政院院長。而戴季陶等國民黨中的強硬派堅決主張由蔣介石來當總統，認為除了蔣介石之外別人都沒有這個資格。爭論的結果是：「一致推舉蔣做總統候選人」，由陳佈雷打電話向蔣介石說明。
陳佈雷的電話打了，蔣介石還是推辭。
十分棘手的問題上了國民黨中央常委會。蔣介石到底當不當總統候選人？兩種對立的意見開始重新爭論。可是，已經沒有多少時間爭吵了，行政院院長張群索性道破了天機：「並不是總裁不願意當總統，而是依據憲法規定，總統是一位虛位元首，所以他不願意處於有職無權的地位。如果常委會能想出一個補救辦法，規定在特定期間，賦予總統以緊急處置的權力，他還是要當總統的。」高官大員們恍然大悟，當即推舉張群、陳立夫和陳佈雷三人去面見蔣介石，轉達中央常委會的意見：如果他願意擔任總統，就在憲法外另立條款，賦予他以必要的特殊權力。
蔣介石立即同意了。
所謂賦予總統必要的特殊權力，就是「國民大會」後來通過的《請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案》。根據這個條款，未來的總統將被「授予總統採取緊急措施之權力」，從而擁有一切軍政大權，而只要共產黨還沒被徹底清除，都可以算作是「動員戡亂時期」，雖然大家心照不宣的是：共產黨根本不可能被徹底消滅。
果然，蔣介石順利「當選」為總統。
四月十三日，走過艱辛的路途，毛澤東到達河北阜平縣一個叫城南莊的村莊，他準備在這裡住些日子歇歇腳——就是在這裡，毛澤東電請陳毅、粟裕前來共商「在黃淮地區打幾個大仗的問題」。而後來的歷史證明，正是這幾個大仗導致了國民黨政權的最終傾覆。
南京的「國民大會」仍在轟轟烈烈地開著，總統的選舉搞妥之後，副總統的選舉開始險象環生。副總統的主要競選者是李宗仁。李宗仁是國民黨軍桂系的領軍人物，是蔣介石一生最大的政治夙敵。抗戰結束後，李宗仁任北平行轅主任，這是一個「上不沾天，下不著地」的虛職，因此副總統選舉對他來講無異天賜良機。有充分的史料表明，李宗仁競選副總統，得到了美國人的支持。美國人的意圖很明確：蔣介石政權衰敗的趨勢日漸明顯，美國在中國利益的代表需要更換人選，而合適的人選是在抗戰中因指揮台兒莊戰役而頗得中國民眾口碑的李宗仁。司徒雷登大使在給國務卿馬歇爾發去的電報中說：「蔣介石作為國民黨統治的象徵已光輝大減」，而「李宗仁將軍正博得輿論信任」。李宗仁「博得輿論信任」，與他的競選口號有關：「肅清貪污、改革政治、實行民主主義、剷除豪門資本。」——對於蔣介石的統治集團來說，這樣的口號頗有揭老底的性質。於是，司徒雷登大使感慨地說：「現在需要的是能感召人的領袖，而這似乎是蔣委員長所不能做到的。」
李宗仁公開了競選副總統的決定，並在南京成立了他的競選事務所。
競選對手隨即出現，國民黨立法院院長孫科說他也要競選副總統。而之前當李宗仁一一估量可能出現的競爭對手時，也曾想到過孫科，為此他特意請白崇禧私下探問一下孫科，孫科的回答是：「副總統在憲法上無權，我無意參加競選，祝德鄰（李宗仁）先生勝利。」
孫科，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兒子。
孫科的出現令李宗仁意識到，蔣介石準備與他作對了，因為國民黨內部誰都知道孫科對蔣介石唯命是從。同時，李宗仁也感到了自己處境不利：孫科是孫中山之子，容易得到人們的支持；在總統非蔣介石莫屬的情況下，自己與蔣介石都是軍人，讓一位不是軍人的文官和一位是軍人的總統搭檔更容易被人們接受。果然，當李宗仁飛到上海和南京進行競選活動時，蔣介石在南京黃埔路官邸召見了李宗仁，明確表示已決定提名孫科為候選人，希望他放棄競選以免黨內分裂。李宗仁當即表示：「我之前向你請示過，你說是自由競選，那時你如果不贊成我參加，我是可以不發動競選的，可是現在就很難從命了。」——李宗仁的理由是：「如今已經粉墨登場」，如何「掉頭逃到後台去呢」？
蔣介石說：「你還是自動放棄的好，你必須放棄。」
李宗仁說：「委員長，這事很難辦。」
蔣介石說：「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還選得到？」
李宗仁不快了：「這倒很難說。」
一九四八年，蔣介石已是威風不在。
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領開始了緊鑼密鼓的競選活動。為了籌集競選經費，李宗仁、白崇禧都貢獻了自己的部分私產，而凡是以往借助桂系勢力發財的那些門下故吏，如安徽省府主席李品仙、安徽地方銀行行長張岳靈等也都紛紛解囊。桂繫起家之地廣西，更是把省府的大部分公款撥到了李宗仁的競選事務所，以支持龐大的競選開支。桂繫在國民黨內和社會中的所有文武官員全體出動，拉票聲勢之浩大弄得蔣介石與他支持的孫科寢食難安。李宗仁將競選主張整理為：實行民主主義、清算豪門資本、徵用外國存款、實施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戰士授田、保障人民四大自由。很快，整個南京城開始盛傳「李宗仁通共」。李宗仁在宴請千餘名「國大」代表時慷慨聲稱他「不怕戴紅帽子」，此話出於此人此時此種場合著實令人吃驚，更何況立法院剛剛通過了一個陰森森的《特種刑事法庭組織條例》，其目的在於「依法制裁共產黨和同情者」。——「特種刑事法庭之成立即在制裁共軍。今日吾人已不允許對共軍再有同情心理，凡同情共軍者請退出去！」於是，南京城裡的中外記者們紛紛感到中國的政治頗有些光怪陸離。
四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就攻打長春乃至錦州的問題致電東北野戰軍，同時要求晉察冀野戰軍做好一切準備配合東北野戰軍即將發動的大規模作戰——聚集在南京的國民黨高官大員們並不知道，令國民黨政權開始傾覆的戰役已經在中國的東北蓄勢待發。第二天，周恩來、任弼時先行離開河北與山西交界處的城南莊，向解放戰爭最後的指揮中心西柏坡走去。
就在這一天，「國民大會」的副總統選舉開始了。李宗仁、孫科、程潛、於右任、莫德惠、徐傅霖，所有候選人得票都沒有超過半數，只有讓前三名即李宗仁、孫科和程潛進入第二次選舉。第二天，四月二十四日，副總統選舉進行第二次投票，結果是：李宗仁得一千一百六十三票，孫科得九百四十五票，程潛得六百一十六票。還是沒人超過半數。
第三次投票前風波驟起。二十四日下午，蔣介石一面召見「國大」代表指示要把票都投給孫科，一面派人暗示程潛放棄競選，並許諾說只要程潛把他控制的選票投給孫科，不但將來可以起用程潛一派的人，而且還可以補償程潛花費的所有競選經費。程潛當即予以拒絕，憤然決定放棄競選。程潛的退出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這意味著李宗仁必須單獨面對蔣介石和孫科了。桂系要員們連夜在白崇禧的寓所召開緊急會議，第八兵團司令官湯堯說：「既然老蔣這樣無道理，不競選也罷，花這多錢，惹這多氣，真划不來。而且一張票要送旅費幾千元，德公為競選費快破產了，又何必呢？到下屆大選再參加不好嗎？」白崇禧說話了，一句反問很有意味：「下屆又要過六年，你看老蔣還能支持到六年以後不倒嗎？」會議最後商量出一個以退代進的策略：李宗仁和程潛一起宣佈退出競選——我們相繼退出，「選舉便流產了」。「蔣先生既不能坐視選舉流產，只好減輕壓力恢復競選常規，則我就必然當選」。
第二天，南京各大報紙紛紛刊載出李宗仁放棄競選聲明：「因受壓迫不能競選，所以即日退出競選。」為了給公共輿論指明誰是幕後指使，李宗仁還特別補充說，有人說他參加競選的目的是「逼宮」，為了「肅清流言，消除誤會」，他「不得不放棄競選，以免影響大會的進行」。
蔣介石和孫科頓時成為眾矢之的。
處境尷尬的孫科也突然宣佈放棄競選，原本定於二十五日舉行的第三次投票無法進行，「國民大會」竟然面臨被迫停開的局面了。一天之後，蔣介石被迫召見白崇禧：「你去勸勸德鄰，我一定支持他。」——從千方百計阻止他競選，變成許諾一定支持他，李宗仁希望的局面終於出現了。更重要的是，經過明爭暗鬥的政治博弈，李宗仁竟然成了國民黨內爭取民主改革的代表人物，他得到了幾乎所有對蔣介石心有不滿的人的同情和支持。
二十八日，「國民大會」終於復會，第三次投票結果是：李宗仁一千一百五十六票，孫科一千零四十票，程潛五百一十五票。雖然這個結果表明蔣介石依舊在全力支持孫科，但李宗仁依舊佔據著得票第一的位置。根據選舉法，淘汰第三名，只剩前兩名。那麼，在第四次投票中，即使一票之差，也可以決定勝負。因此，雙方都在最後時刻使出了一切手段：
那時南京的大飯店、大旅館，如中央飯店、首都飯店、安樂酒店、龍門酒店、廣東酒家、大三元等等都被李宗仁、孫科包了，用以招待國大代表。人們進出吃飯可以不要錢，不過要憑著國大代表的徽章才能享此權利。各處都有李、孫專派的招待員招待，這些代表吃完就走，派頭十足。
二十九日上午，第四次選舉開始。唱票的時候場面熱鬧，每唱到孫科的時候，孫派代表就熱烈鼓掌；唱到李宗仁的時候，李派代表就熱烈鼓掌；當李宗仁的票唱到一千四百張時，孫科和支持他的代表紛紛離開了會場，會場裡只剩下李派代表更加熱烈的掌聲。投票結果是：李宗仁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孫科一千二百九十五票。
李宗仁當選國民政府首屆副總統。
第一個上門祝賀他當選的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
白崇禧的話暗含玄機：「老蔣不聽美國分治的辦法，所以現在美國很希望德公出來與共產黨議和，南北分治。我們就利用這個機會取蔣代之，才能成為美國支援對象。不然美國援華，總不能援桂吧。再說整個局勢由老蔣弄垮了，還怎樣議和呢？共產黨也就不肯議和了。所以現在勢所必爭，得不著副總統，就全軍覆沒了。」
而剛從東北戰場脫身的陳誠，會後在家中宴請國防部所有部、司長以上官員。他毫不掩飾自己的憤怒：「現在桂系軍閥極度猖獗，但我認為這是迴光返照。不過道路傳聞，他們有逼宮企圖。我現在特提出警告，如果他們不自量力地胡作非為，須放著我陳辭修不死。」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國民大會」閉幕，蔣介石在閉幕詞中說，我們現在正處在戡亂建國最艱難的時期。
中國共產黨人發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
就在國民黨設想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辦法彌補他們與中國民眾之間日益擴大的利益裂痕，並準備與共產黨人展開一場包括改善民生的「總體戰」的時候，大規模的流血事件發生了。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上海青年學生為反對美國支持中國內戰舉行了近兩萬人參加的示威活動，學生們高舉的標語是：「替千千萬萬死在美國援助下的中國人報仇」。幾乎是同時，上海申新紡織廠近八千名工人為爭取改善生活待遇而罷工，罷工引起連鎖反應，五千多名舞女和她們的家屬因為國民黨當局「禁舞」而搗毀了國民黨設在上海的社會局。緊接著，在昆明發生的事情更加恐怖，雲南省府當局襲擊了雲南大學，當場打死五名學生，抓走了一千多名學生，其中的三百多人被關進「感化營」，七百多人被直接關進了監獄。一位美國記者說：「西方人恐怕很難想像這些情景。要做一個合適的比較的話，美國人需要想像一下，凌晨三點鐘，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們正在宿舍裡酣睡之際，全副武裝的紐約市警察加上幾十名民主黨（即執政黨）的特務，突然闖進校園，殺死幾名學生，還逮捕了一大批，以『叛國』、『共產黨』或者乾脆就以『危險分子』的罪嫌，不經審判關入監獄。這在中國是常事。」令美國記者感到奇怪的，國民黨當局何以在內戰爆發僅僅兩年中就顯示出了軍事上和政治上的雙重危機。
本來想對學校實行思想統治，結果事與願違。在學校以及被拘留被捕學生的「感化營」裡，憲兵、特務和三青團都不斷攻擊中共，恣意渲染它的罪惡。這樣大肆宣傳的結果，產生了兩方面的作用。身受恐怖統治之苦的學生心想，為什麼那些如此可惡的傢伙偏偏要當著他們攻擊共產黨呢？為什麼親手打過他們的人卻偏偏要聲嘶力竭地宣傳共產黨的野蠻？為什麼恰恰就是那些思想最開明的老師被罵為共產黨？為什麼那些年過三十、身穿大褂、腰插手槍、橫行霸道的「學生」，會突然之間跳出來，硬說一個經常在圖書館裡埋頭讀書的學生是共產黨？……一言以蔽之，一切進步的思想的行動——都成了「中共」和「八路」的同義詞。學生們不免要問：難道這一切都是共產主義嗎？蔣介石迫使人民把自己的思想和要求，以至自己內心的希望都同共產黨的口號聯繫起來。如果你老是把一個人說成是共產黨，久而久之，很可能最後他自己也會說：「莫非我就是個共產黨？……如同一個魔術師憑空變出兔子來一樣，中國的秘密警察硬是從本來沒有共產黨的地方製造出共產黨來……成千上萬的學生從國民黨地區投奔解放區，為共產黨人數不多的隊伍提供了十分需要的知識分子……
毛澤東已經到達河北某處的情報送到蔣介石面前，這是一個比學生們的抗議口號聲更令他惴惴不安的消息。
蔣介石已經無法有效地控制中國的政治局面，對於一個政權來講這無疑是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