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國內戰爆發的那一刻，一個美國老人驟然捲入了中國政局。
沒有哪一個美國人像他一樣，在中國當代史上留下如此豐富的人生軌跡。他的大半生與中國的當代教育史密不可分，晚年的生活更與紛擾的中國政局密切關聯。無論歷史給予他什麼樣的評價，他那在中國北方一所著名大學裡的雕像，至今依舊是一道令人心緒複雜的風景。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是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七十歲生日。
蔣介石擬出了「陶鑄群倫」的生日賀詞，同時簽發了一份國民政府褒獎令：
司徒雷登博士致力我國教育垂五十年，其所創辦之燕京大學，為我國著名學府之一，歷年以來，成材甚眾。盧溝橋事變後，北平文化教育機關，盡陷敵手，司徒博士獨任艱危，力維弦詠，不使中輟，直至太平洋軍興，身繫囹圄而後已，臨危不懼，守白不緇，其行誼殊難多覯等情，據此，查司徒博士熱心教育，忠貞不貳，高節亮風，足資楷式，應予明令褒獎，用彰有德。
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清光緒二年——司徒雷登出生於中國浙江省杭州市。司徒家族對教育和傳教的熱愛與執著在近代美國史上頗具盛名，家族成員先後獨立創辦或參與創辦過五所學校，先後出了五位大學校長、學院院長和女子學校校長；同時，從司徒雷登的曾祖父開始，家族中曾有十三位男性成員成為傳教士。一八六八年，約翰·林頓·司徒來到中國傳教，幾年後，他把一個名叫瑪麗的美國私立女校校長也帶到中國，他們在中國杭州城北的貧民聚集區蓋起了一座教堂和一所學校，這就是日後在中國生活了整整五十年的司徒雷登的故鄉。
有著與父親一樣驚人的耐心，但更具社會干預慾望的司徒雷登，經歷了中國近代史上所有的動盪歲月。他在南京的一所神學院裡當教師的時候，辛亥革命爆發，他因為對革命十分嚮往而結識了孫中山。在孫中山宣佈辭去大總統的演說會上，他是在場的唯一一位外國人。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爆發前夕，他受教會委託來到北平籌建燕京大學，籌款、選址、確定校名都是他一手操辦，他決心把這所風景如畫的私立大學辦成世界一流學府。他的努力成功了。燕京大學聚集了當時中國最優秀的學者，而學生多數成為開創中國新時代的先鋒。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之後，為了能使中國軍隊齊心抗戰，他甚至以南京國民政府特使的身份去東北勸說張學良「易幟」。他與很多國民黨官員、國民黨軍將領私交很好。因為真心認為蔣介石是孫中山革命的唯一繼承人，所以他對蔣介石的傾慕幾乎到了崇拜的地步：
他深知在與他最親近的人相處的時候，也沉默寡言，時刻以公務為念，而不善於做應酬性閒談。他具有中國上流人物必不可少的文雅與禮貌，但其處事的認真、率直和坦白，又非常合美國人的胃口……與各種各樣人周旋的非凡才能，受過高度訓練的智慧，當機立斷的魄力與勇氣，永不疲倦的精神，都是使他成為一個偉大軍人和政府首腦的基本素質。這也是他之所以能夠在國民黨中始終處於群雄之首的原因所在。
他已是中國社會生活中的一個特殊符號。
美國對日宣戰後的第三天，日軍將司徒雷登逮捕。日方試圖用他作為與美國和蔣介石討價還價的人質，同時也是對燕京大學不接受「奴化教育」的一種威脅。但是，日方沒能讓司徒雷登低頭，他宣佈已把生命交給了他信仰的上帝和他熱愛的中國。日本投降後第三天，被囚禁三年零八個月的司徒雷登出獄了，他立即被飛機送往重慶，流亡在那裡的燕京大學的師生們看見面容憔悴的老校長，與他相擁而泣。
就在馬歇爾為國共兩黨的難以調解感到萬分苦惱的時候，司徒雷登在蔣介石夫婦的建議和安排下會見了馬歇爾——他坦率地承認，在這之前，他只是聽說過馬歇爾的名字，之所以前去拜會，完全是因為他對這個承擔著特殊使命的人有點好奇。司徒雷登並不知道，這種老年人的好奇心會給他的晚年生活帶來巨大的麻煩。初次會見，他只是耐心地聽馬歇爾詳細介紹了國共兩黨之間的矛盾和分歧。然而，兩個月之後，他在北平接到了來自馬歇爾的邀請，請他出任美國駐華大使。
他和蔣介石都感到吃驚。司徒雷登已經準備退休了，為此他已提出辭去燕京大學校長一職；同時，他根本沒有任何從事外交工作的經驗。而令蔣介石吃驚的是，雖然他與司徒雷登私人關係很好，但在中國政局萬分敏感的時刻，司徒雷登並不是出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合適人選，堅決支持國民政府的駐華美軍司令官魏德邁已經做好了就任的準備。更讓蔣介石憤怒的是，馬歇爾事前沒有徵求自己的意見，卻徵求了共產黨方面的意見，周恩來鼎立推薦的人就是司徒雷登。而馬歇爾選擇司徒雷登的理由也讓蔣介石有口難言：「我之所以要求他出任，是根據所有在中國的知情人士，無論是美國人還是中國人的反應，他是一位具有獨一無二地位的、受到普遍尊重的外國人。他完美無缺的人格標準以及五十年來在中國的所作所為，乃西方世界最後的榜樣，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同樣信任和仰慕他。」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美國參議院一致通過了對司徒雷登出任駐華大使的任命——消息傳到大洋這邊，司徒雷登說：「馬歇爾將軍隨便要什麼，都會得到美國人民的同意。」
四天以後，司徒雷登告別燕京到南京上任。他的首要工作就是和馬歇爾一起制止中國的內戰蔓延。
但是，在河南、湖北、山東、山西、河北以及東北地區，國共兩軍的軍事衝突不斷發生，而且已有愈演愈烈之勢。司徒雷登立即感到自己幾乎無能為力，他和馬歇爾共同預感到，他們的調解面臨著最後破裂的危險。馬歇爾直接對蔣介石表示：「華北的衝突不久就會完全無法控制，一旦它蔓延到熱河省，就會波及滿洲，然後會擴展到全國各地。我的目標是促成一個統一的新生的中國，不是與蔣委員長的某些顧問所想像的那樣——使共產黨就範，而是完全相反……我從多方面所獲得的情報表明，國民黨的威信嚴重下降，對國民黨政府所採取的措施的批評也與日俱增。」而司徒雷登對蔣介石的勸告是：唯一的辦法是重新贏得民心——使用漢語比使用母語還熟練的司徒雷登深知，當內戰即將來臨的時候，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民心」決定著一切：
一切比我從美國報紙上所瞭解的還要糟糕……應該拿出當年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國民黨時的勇氣和熱忱，發動一場內政改革運動。這樣一來，就能再度把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團結起來，因為他們雖對現狀不滿，但卻迫切希望有一位值得信賴的領袖。有了這些人做自願的宣傳者，就能重新贏回日見消沉的民心，再度成為民族意志的象徵。
司徒雷登的勸告不是空穴來風。
在中國歷史上，凡是發生巨大社會動盪之時，也是隱藏在官僚體制下的污濁氾濫之際。究其原因大體有二：一是官僚體制本身固有的詬病積重多時，二是動盪時刻約束機制驟然缺失。這是中國歷史中的一種奇特的現象：如果說從和平狀態進入戰爭狀態，必然會引發社會混亂的話；而從戰爭狀態轉變到和平狀態，混亂發生的幾率竟會更高——官僚階層的貪污腐敗是一劑關乎政權傾覆的致命的毒藥。
日本投降後，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的大員只關心兩個字：接收。「接收」二字至少包括軍事和經濟兩方面的含義：軍事上，要與共產黨軍隊拼速度，十萬火急地開赴戰爭中的淪陷區和共產黨人開闢的解放區，這就是「為國收復失地」的概念。而在經濟上，所有的政府和軍隊大員甚至比蔣介石還心急火燎，因為小到汽車房產，大到金庫銀行，敵偽留下的巨額財產已經失去了主人，誰先貼上封條或者搶到手裡財產就是誰的，這就是「個人發財致富」的概念。
幾乎在日本宣佈投降的同時，國民黨軍陸軍部成立了「黨政接收計劃委員會」，也就是以國民黨的名義成立的接收機構。可能覺得以一個政黨的名義這樣做有點不合適，很快，「行政院派駐陸軍總司令部收復區全國性事業臨時接收委員會」成立了。各省市紛紛效仿，爭先恐後地成立「敵偽物資產業處理局」，國民政府的各級行政大員和駐紮在各地軍隊的高級將領混雜在一起，開始了空前的資財侵佔。
從重慶返回南京的政府高級官員和軍隊各級將領，到處收集各種各樣的高級小汽車，為給各種各樣的別墅貼上封條而忙成一團。南京城內的公館別墅集中在莫干山路、山西路、中央路和鬥雞閘一帶，按照規模和檔次，每一處建築物上都直接掛上了從蔣介石到各級官員和將領的名字。處長、科長和科員們搶不到別墅，就搶民房、高級傢俱和名牌汽車，甚至連日偽辦公樓裡的地毯都扛走了。房產、財物到手之後，最有油水的查封「逆產」行動隨即開始。「逆產」二字幾乎無所不包，從銀行、礦山、工廠，直到某戶人家廳堂裡的一件古董。南京原來的「偽中央政府」官員和重慶來的國民黨大員互換名片之後，成為階層一致、利益一致的朋友，像親兄弟分家一樣商量著如何把「敵產」變成「私產」、把「逆產」變成「民產」——本屬於國家財產的巨大財富就這樣流失了，究竟流失多少永遠無法統計清楚。
為了不被追究自己在日偽統治時期的所作所為，各地的官員想出一個可以讓重慶來的「同志」一夜暴富的好點子：以行政命令或者軍事命令，將原來偽中央儲備銀行發行的紙幣儲備票，一律兌換成重慶國民政府發行的新法幣。按照正常的兌換率，兩種紙幣價值大致相等，也就是說兌換率應是一比一，可是公佈出來的兌換率竟然是兩百比一——用兩百面值的儲備票，才能兌換一面值的新法幣。結果，擁有大量重慶鈔票的國民黨大員和將領瞬間成為巨富，就連薪金很低的來自重慶的公務員也發現自己像中了彩票一樣，手裡的那點新法幣的價值突然間膨脹了整整兩百倍。有資料說，僅南京一地，國民政府大員在兌換中獲得的暴利價值三十萬兩黃金。
由於「接收」已經成為致富熱點，來自中央系統、行政系統、軍事系統、地方系統，再加上行業系統的「接收」機構相繼冒出，最後連國民政府也搞不清全國到底有多少個「接收」機構。根據官方有限的統計：天津二十六個，杭州二十八個，北平三十二個，上海八十九個……那些價值較高的「接收」目標，往往被地方機構搶先接收，但是隨後又被開到這裡的軍隊將領派兵搶走。於是，國民政府的接收大員到達後，不得不與軍方展開討價還價的談判。最終，所有財產和物資殊途同歸，統統進了軍閥和大官僚的私囊。
野蠻的原始掠奪造成了社會生活的迅速崩潰。
一九四六年，國民黨政府財政赤字高達三萬五千八百八十一億元，為財政總收入的一倍。而通貨膨脹更是達到了驚人的程度，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海米價為每擔六萬元，六月上漲到每擔五十萬元，十二月漲到每擔一百一十萬元，物價比抗戰結束時上漲了六萬倍。
官富民窮的畸形統治終於面臨著統治根基的傾覆。
兩年以後，當蔣介石都已確信國民黨政權垮台在即時，面對國民黨軍上百位高級將領，他有過這樣直言不諱的檢討：
我們在軍事力量上本來大過「共匪」數十倍，制空權、制海權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論形勢較過去在江西「圍剿」時還要有利。但由於在接收時許多高級軍官大發接收財，奢侈荒淫，沉溺於酒色之中，弄得將驕兵逸，紀律敗壞，軍無鬥志。可以說，我們的失敗，就是失敗於接收。
為飢餓所迫，全國四十多個城鎮，包括國民黨政府首都南京，接連發生了搶米風潮，國民黨無一例外地宣稱這是共產黨的煽動和組織，這些城鎮的城門上因此掛著「共黨首要分子」血淋淋的頭顱。緊接著，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面對血腥鎮壓。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一個沒有任何凶兆的平常日子，民主同盟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李公樸和夫人走在昆明的街道上。突然，李公樸跌倒在地。夫人以為他不小心摔了，企圖把他攙扶起來，李公樸呻吟道：我中槍了。——一粒子彈由腰部射入至腹部穿出。他立即被送往醫院，不久就停止了呼吸。氣絕的那一刻，將「在中國辦一份民主報紙」視為人生理想的李公樸連聲說：「我為民主而死！我為民主而死！」李公樸被暗殺的第四天，在中國西南部的濛濛細雨中，數千民眾為他舉辦了追悼大會。清華大學教授聞一多在追悼會上痛斥道：「公樸先生只不過是說了一些沒有失掉良心的中國人的話，他不過是為了和平民主，他不過是寫寫文章，說說真話。大家都有筆，都有嘴，都可以說，都可以寫，為什麼不許人民說話？為什麼用卑鄙的暗殺手段來殺害公樸先生？……想要以暗殺手段來鎮壓、撲滅和平民主運動，這說明統治者的末日就要到了！……我們都會像公樸先生那樣，跨出門去，就不準備回來，民主是殺不死的！」當天傍晚，出門辦事的聞一多真的沒能回來。他在西南聯大教員宿舍門前訇然倒地，那一瞬間出現在這位中國著名詩人和學者面前的，不是一個鬼祟的暗影和一聲槍響，而是國民黨特務光天化日下數支衝鋒鎗的猛烈掃射——「天真、任性、誠懇、勇敢、愛人民甚於愛他自己。」一介文人的鮮血涓涓而出。
馬歇爾在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說：「中國最近的局勢已引起美國的許多議論，即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正遭到禁止，知識分子，特別是在國外大學受過教育的那些知識分子受到蓄意的迫害，並且肯定地處於鎮壓措施之下，想要威脅他們並防止他們發表不利於國民政府的觀點。這種情況所引起的最嚴重的後果，是對蔣委員長威望的極大損害。」而剛剛就任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聽聞這一「殘忍的消息」後說：「怎麼能向長袍裡裹著的那顆心開槍？」
無法理解國民黨政府頻繁使用暴力手段來挽救信譽危機是出於怎樣的一種思維方式。在人類政治文明已經進步到二十世紀中葉的那段日子裡，這種思維方式不但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頑固地存在著，而且被國民黨統治者當成鞏固政權的一種強有力的途徑，這無論如何讓人匪夷所思，也讓這個以出產溫文爾雅的哲學經典而自豪的國度至少在那段日子裡，顯得極其虛偽和醜陋。
中國的民主人士高喊：「經過幾百年的考驗，民主是不怕暗殺的！」
中國的熱血青年高喊：殺了李公樸、聞一多，殺不完全國的人民！人民是多數的，是最大多數的，最大多數萬歲！
對於苦難的中國來講，最大多數的人是誰？
中國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是農民。
這個生存能力最脆弱，生存條件最惡劣，政治和經濟地位最卑微的群體，是這個苦難國家的基石。
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的經濟模式決定了這個國家幾乎沒有出現過市民階層，這也是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最終沒有達到目的的深層原因之一。占中國社會總人口絕對少數的統治集團、地方官僚、職業軍人、買辦商人和知識分子階層，幾乎無一例外都有純粹的農民家庭背景，任何人都無法擺脫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給予他們的文化烙印，這種烙印與生俱來。尤其是中國的知識階層，即使接受過西方的教育，他們身上的中式長袍依舊裁剪得中規中矩。他們所呼喊的「最大多數」，除了包括他們身邊的思想前銳的知識集團外，也隱約包含著依然在家鄉的那片山水間勞作的父老鄉親——中國的知識分子們無法設想，他們一直夢想著將其從愚昧狀態中解放出來的農民，會成為中國社會變革的主體。
農民出身的毛澤東對舊世界的「離經叛道」，是對誰是中國變革中「最大多數」力量的最好說明。毛澤東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判斷的正確性，即中國農民是實現共產黨人社會理想的中堅力量。一九四六年，當外國記者來到延安，問及與國民黨軍隊的戰爭是否能夠取勝時，毛澤東在回答中甚至連「軍隊」這兩個字都沒有提到，他只是說：「那就要看我們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好不好。蔣介石肯定要失敗，因為他反對農民的土地要求，如果我們能夠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一定會勝利。」中國共產黨人認為，「耕者有其田」是民主政治、自由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基礎。在中國這片土地上，贏得「最大多數」的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土地改革——對於生活在舊中國的「千百萬莊稼人來說」，「這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他們起來鬧革命不是為了改善生活，而是為了能活下去」。
中國共產黨人在以往二十多年的革命實踐中，創造了三種不同的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在紅軍時期，沒收地主和富農的全部土地分給農民。在抗戰期間，放棄全部沒收土地的做法，改為較溫和的減租減息。抗戰結束後，解放區內的農民要求土地改革的熱情無比高漲，他們沒收被官僚地主壟斷的大量土地分配給赤貧的農戶。共產黨人隨即制定了新的土地改革政策，即結合贖買、捐獻、處罰、強製出售、沒收等多種途徑，把土地分配給農民；同時承認地主和富農們的土地擁有權，分給他們與一般農民一樣的土地。讓農民們感到驚訝的是，共產黨人開始強調「保證並保護農民有權批評和控告政府和農會的工作人員侵犯民主權利的行為」。他們甚至還看到了共產黨人頒布的這樣的條款：家居鄉村的國民黨軍隊官兵、國民黨政府官員、國民黨黨員及敵方其他人員，其家庭分給與農民同樣的土地。土地的所有權完全由農民自己支配。
一個叫維克·斯尼爾遜的外國記者這時候正在中國的山東，陪同他的是一位名叫孔東平的解放區記者。孔記者對斯尼爾遜說：「土地改革是我們勝利的主要原因」，因為「人民是世界的主人，是土地的主人」，「沒有任何東西比武裝起來的人民更有力量」。孔記者還告訴他解放區軍民都是「一手拿槍一手耕地」。於是，斯尼爾遜認真地觀察了那些正在耕田的農民：「古老的木犁翻過來潮潤的土地，背上的那支舊步槍帶子上鍍鉻的扣子，在陽光照射下閃閃發光。」美國女記者貝蒂·格蘭姆在山東解放區向五十位農民提出過同樣一個問題：「你難道不怕萬一國民黨奪回這個地區，你會因為剛得到土地而受懲罰嗎？」中國的農民們是這樣回答美國記者的：「我不相信國民黨還能回到這兒來，因為我們得到自己軍隊的保護。即使他們真的回來了，我們也不怕。我們會盡量戰鬥下去。即使打不下去了，我們也會像日本人到達時那樣跑掉。」
一九四六年的七月七日，撤退到松花江以北的中共東北局召開了一次具有歷史性的會議，會議的中心內容是共產黨人如何在東北站住腳並且壯大力量。會議最終形成的決議中有這樣的表述：
……我們的方法，就是從戰爭，從群眾工作，從解決土地問題改善人民生活，從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強革命力量，減少反動力量，使雙方力量對比發生於我們有利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充分發動群眾，使我黨與人民密切結合起來，只要廣大人民的力量增加到我們方面，就會使敵我力量發生於我有利的變化，從而建立鞏固的根據地，使敵人無法戰勝我們……無論目前或今後一個時期內，創造根據地是我們工作的第一位……創造根據地的主要內容是發動農民群眾……使鄉村的政權確實掌握在農民手裡……使東北自衛戰爭成為廣大人民參加的戰爭……必須吸收在鬥爭中的積極分子加入我黨，並在農村中建立黨的堡壘——支部。只要廣大的農民發動起來了，並積極參加自衛戰爭，我們就能建立不可戰勝的陣地……目前應在幹部中反覆說明東北斗爭形勢，使幹部認識到東北斗爭的尖銳性和長期性，認識能否發動農民是東北斗爭成敗的關鍵，農民不起來，我們在東北有失敗的可能……
就在國民黨政府大員和軍隊將領忙著進城「接收」財富的時候，共產黨人提出的口號是：「走出城市，丟掉汽車，脫下皮鞋，換上農民的衣服」，「一切可能下鄉的幹部要統統到農村中去」，並確定以能否深入農民群眾為考察共產黨員品格的尺度——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在東北凜冽的寒風和狂暴的大雪中，共產黨的幹部們敲開了一戶戶赤貧農民的家門。他們用懇切的語調描繪出人人平等的美好生活景象，去打動那些對他們心存疑惑的莊稼人；他們用最堅決的手段將壟斷土地的大地主和大惡霸從深宅大院中拉出來，讓他們面對世代遭受壓迫的赤貧農民的控訴，這些殘酷的利益盤剝、人身損害以及生活中的種種悲傷往事，幾乎無一例外地都與土地的佔有和歸屬相關。因此，當東北平原肥沃的黑土地上插上了張三李四的名牌，土地的新主人們興奮得深更半夜蹲在地頭上發呆，直至想及世道何以天翻地覆時，農民們終於明白了只有共產黨人能讓他們過上擁有土地的好日子，他們支持共產黨建立農村民主政權的熱情無法遏止地迸發了——中國革命史形容那時發生在中國北方農村的革命行動為「暴風驟雨」。
歷史證明，共產黨人在東北地區開展的大規模土地改革，對東北地區解放戰爭的勝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最大多數」一詞出現在毛澤東筆下，是在解放戰爭進行到最困難的時刻。那時，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想把位於陝北與晉北交界處的佳縣打下來，以緩解胡宗南大軍進犯陝甘邊區的壓力，但臨戰卻發現胡宗南部已將這一帶搶掠一空，部隊由於極度缺糧根本無法打仗。毛澤東計算了一下，如果仗打三天，部隊就需要十二萬斤糧食。他請來佳縣縣長張俊賢，讓他想想辦法。張縣長說：「把全縣堅壁的糧食挖出來，夠部隊吃一天；把全縣地裡的青玉米和谷子收割了，還可以吃一天；剩下的一天，就把全縣的羊和驢都殺了！」戰役打響了，佳縣百姓的支前隊伍扛著拉著從各家各戶湊來的糧食、驢和羊，共產黨官兵打到哪裡他們就一步不離地跟到哪裡；而在戰場的後方，佳縣的百姓吃的是樹葉和樹皮，這些都吃光了就吃觀音土。戰後很長時間內，這個縣都看不到羊和驢。毛澤東十分感動，他給佳縣縣委寫下了這樣一句話：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一面。
毛澤東說：「所謂人民大眾主要的就是農民，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革命，忘記了農民，就是你做一百萬件事情，也沒有用處，因為沒有力量。」
中國幅員遼闊的土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人，中國共產黨人由此獲得了創建一個新中國的強大力量。
這一年的八月十日，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見到毛澤東。在一處幽靜的窯洞前，在一棵蘋果樹下的石桌旁，毛澤東對斯特朗十分肯定地說：「如果蔣介石維護人民的利益，那麼他就是鐵老虎；如果他背棄人民，發動反人民的戰爭，就像他現在做的那樣，那麼他就是紙老虎，會被雨水沖跑……共產黨有力量，因為它能夠啟發人民的覺悟。在我們中國這裡，共產黨只有小米加步槍。但是我們的小米加步槍最後證明比蔣介石的飛機大炮還要厲害。」斯特朗後來回憶道：毛澤東說這番話的時候，他的小女兒「穿著一身花布衣服圍著他玩耍」，當她把頭伏到毛澤東的懷裡時她便「受到父親的愛撫」。
一九四六年底，在國民黨軍的步步進逼下，解放區危機不斷，困難重重，但毛澤東和共產黨人並沒有驚慌失措，他們堅信自己置身於讓他們充滿信心的「最大多數」之中，他們有決心最終贏得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