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國當代史上一個重要的日子。
這一天，駐紮在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處的中原軍區李先念部，突然從國民黨三十萬大軍的合圍中突圍而出。這一事件，被中國共產黨黨史、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認定為解放戰爭爆發的標誌。
任何關於究竟是國民黨一方還是共產黨一方製造事端將中國帶入了漫天戰火之中的爭論，都嚴重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無論當時國共兩黨的和平談判多麼的曠日持久，也無論國共兩軍無時無刻不發生著危險的軍事衝突，但李先念部被圍，確鑿無誤地來自國民黨方面早已計劃完畢的一個政治與軍事的雙重陰謀。有史料顯示，對李先念部的圍殲計劃至少產生於五月十日之前，雖然那一天國民政府代表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共產黨代表中共軍委副主席周恩來以及美方代表軍調部執行處處長白魯德在漢口簽署了停止中原內戰的《漢口協議》。
命令是蔣介石向武漢行營下達的。
國民黨武漢行營參謀處第二科情報參謀袁桓楚記錄了那天在他辦公室發生的事：
……
就在那天下午三點左右，盧濟時（國民黨武漢行營參謀處副處長）匆匆回到參謀處，向我和劉當陽〔參謀〕詳細地瞭解共軍的活動和態勢。他並叫主管作戰的第一科熊彭年〔參謀〕馬上用電話告訴花園的第六綏靖區周嵒密令各部隊“迅速佔領有利地形，嚴密封鎖共區，隨時的待命行動”。同時告訴武昌的整編第五師、咸寧的整編二十六師待命行動。這時劉當陽笑瞇瞇地問盧濟時：“副處長，已經簽了字，為什麼還要這樣做？”盧濟時冷笑了一聲，馬上沉下臉說：“你們曉得什麼？”
大約在六月十四五的一個晚上八九點鐘的時候，盧濟時夾了一個皮包，匆匆來到第二科辦公室內，對劉當陽和我說：“從現在起你們要值夜班，密切注意共軍動態，隨時將情況告訴我，我在德明飯店，如果找不到我，可以告訴王振旅〔也是二科的參謀〕。”又跑到第一科去密談了一個多鐘點走了。不久，熊彭年走來開玩笑地對我說：“好了，你們忙，我們失業了。”我鼓著兩隻眼睛望著他，並打著京腔“此話怎講？”他悄悄地對我說“南京的電報來了”，接著就談起，那天蔣介石給武漢行營的電令的主要內容是（一）出動鄂豫皖邊區外圍所有軍隊，對共軍嚴密封鎖，分進合擊，徹底消滅中原地區的共軍。（二）為避免共方的責難與美方的為難，著令武漢行營所轄部隊，均歸鄭州綏署〔劉峙〕指揮出擊。這就可以使武漢行營推諉簽字的責任。
第二天下午，我們就看到鄭州綏署請武漢行營轉達各師的所謂作戰部署，並請武漢行營隨時將共軍動態通報鄭州，其作戰部署的主要內容如下：
“整三師進出於界首、周家店以南之線，阻擊北竄之敵。整六十六師進出於五里店、禮山以東之線，重點置於左，進擊宣化店以北之敵。整十一師主力進出於衛家店以東姚家集以北至黃安之線，進擊宣化店以南之敵。整七十二師主力指向白雀園以東以北地區，進擊新縣以東以北之敵。整四十六師指向葉家集、金家寨之線，阻擊東竄之敵。整七十五師主力進出於皂市以北桑樹店之線，圍擊大洪山以南江溪地區之敵；一部開京山聊屋山之線阻敵西竄。整二十師棗陽之一個旅，向大洪山北麓攻擊前進。阻擊大洪山北竄之敵，主力集結於樊城待命。整五師集結於橫店黃陂之線待命。整二十六師集結武昌待命。”
宣化店，共產黨中原軍區司令部所在地。
那天黃昏，晚霞燦爛，軍調處駐宣化店執行小組成員美方代表哈斯克上校和國民黨代表陳謙上校，在宣化店狹窄的街道上遇到了身穿灰布軍裝的中原軍區司令員李先念和鄂東獨立旅政委張體學。儘管四個人的表情在那一瞬間都顯露出一種難以察覺的不自然，但他們很快就談笑風生地攀談起來。他們走上一座小橋，橋下的那條叫竹竿河的小河邊有幾個共產黨官兵在洗衣服。
哈斯克與陳謙已經在不大的宣化店內外轉了好幾圈。他們的心情有些緊張，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國民黨軍對這個小鎮及其附近地域的合圍已經完畢。他們特別擔心的是，在漢口舉行的武漢行營記者招待會上，國民黨發言人竟然當眾宣佈“未來二十四小時之內，湖北將有驚人的奇跡發生”。但是，眼下他們在這個小鎮上假裝閒逛的時候，並沒有發現共產黨官兵有什麼異常舉動：中原軍區司令部的牌匾依舊懸掛在大門上，大門內外人進人出，裡面傳來尋常的電報鍵敲擊聲；佩戴著臂章的巡邏隊如同往常一樣在街上巡視；操場上的操練口號依舊響亮。不僅如此，他們甚至還接到了晚上在中原軍區禮堂觀看文藝演出的邀請。只是各部隊的伙房裡都顯得格外忙碌，炒米的香氣四處瀰漫——共產黨方面不是通報說近日要舉行小規模軍事演習嗎？為演習部隊準備些乾糧也許是正常的吧？
中原解放區是由抗戰時期的鄂豫皖解放區演變而來。
鄂豫皖解放區的前身，是原新四軍第五師創建的抗日根據地。一九三九年，李先念等人帶領新四軍獨立游擊大隊從河南南下，到達湖北與河南交界處的四望山，與在那裡活動的游擊隊會合，組成新四軍豫鄂挺進大隊。一九四一年初，按照中央軍委的命令，挺進大隊與其他活動在河南、湖北兩省的游擊隊共同組成新四軍第五師。抗戰勝利後的一九四五年十月，王震率領八路軍三五九旅南下支隊、王樹聲率領河南軍區部隊先後到達鄂豫皖邊區與第五師會合。十一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原中央局和中原軍區，任命鄭位三為中原局書記兼中原軍區政委，李先念為中原軍區司令員，王樹聲為中原軍區副司令員，王震為中原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中原軍區成立後，中原解放區逐步發展為跨越鄂、豫、皖、湘、贛五省交界處的廣闊地區，人口一千五百萬，正規軍五萬餘人，民兵三十餘萬。
抗戰結束後，中原解放區面臨極大的生存困難，原因很簡單：這裡是國土的心臟地帶，又是國民黨統治的腹地，交通的便捷使國民黨軍在日本投降後迅速到達這裡，很快就對中原解放區形成了包圍之勢。而當時解放區內的武裝依舊處在的分散游擊狀態中，因為來不及收攏部隊形成大規模作戰能力，所以難以在國民黨軍發起攻擊時有效地鞏固解放區。到一九四六年一月，中原解放區的面積已縮小到抗戰勝利時的十分之一。當國共兩黨艱難地在重慶討價還價的時候，中共中央根據“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部署，提出讓出包括鄂豫皖解放區在內的八個解放區，以換取在北方部分省份建立民主政權的建議。但是，由於中原解放區的地理位置萬分重要，如能堅持下去便可牽制國民黨軍相當的兵力，遏制國民黨軍沿平漢、津浦兩路大規模北進和東進，因此，毛澤東回到延安後指示中原解放區還是堅持下去為妥：“中原遲早是要放棄的，因為你在蔣介石家門口走動，他是睡不著覺。但現在還不能走，要把他那幾十萬大軍拖住，要有力地配合華北和東北的行動。”
在國民黨軍重兵包圍中堅持下去，所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
此時，以宣化店為中心的解放區方圓不足五十公里，卻聚集著中原軍區數萬人的部隊和家屬，還有四十萬的百姓。國民黨軍的嚴密封鎖令這裡的給養“有朝不保夕之苦”。王恩茂在當時的日記裡寫道：“困難，就是搞糧的次數太多……百姓感到糧食負擔不知要負擔到哪一天；負擔的份量也重，百姓感到負擔不了……我們說過再也不借了，現在又借，則失信譽。”國民黨軍不但控制了所有可能運輸糧食的道路，而且在邊緣地區故意抬高糧價，以吸引解放區內百姓的糧食外流。雖然國民黨方面在談判桌上反覆表示，對共產黨的糧食採購人員“絕不加以阻攔”，但是從解放區內派出去的糧食採購人員還是屢屢失蹤。迫不得已，中原局書記鄭位三以個人名義致電延安：“連日檢查，三月一日全軍無糧，即使有錢買，也要在五十里外至一百里以外運輸。”可是，中原解放區根本無法運輸任何給養。此刻，在解放區的北面是國民黨軍第四十七軍，西北面是第六十六軍，而在第四十七軍和第六十六軍的北面還有第四十一軍，東面是第四十八軍，南面是第七十二軍，西面是第七十五軍。國民黨軍將這個狹窄的區域圍得鐵桶一般密不透風，僅環繞解放區的碉堡就修建了六千多座，致使李先念部的數萬官兵猶如在汪洋大海中困守於一葉孤舟。到《漢口協議》簽訂時，對中原解放區形成包圍之勢的國民黨軍已是中原軍區兵力的五倍以上。
中原軍區想盡一切辦法生存下去。
八千多名編余幹部和戰士被要求復員——中央的指示是：“如果你處只能養活五千人，那就只留五千人，其餘不願走者可令其隱蔽或遣散。”同時，富有作戰經驗的基層幹部被秘密向外轉移。王震說，他們是革命的寶貴財產，無論環境多麼險惡，保存這些幹部是第一位的。當時，由於黃河決口而流離長江沿岸的難民需要返鄉，國民政府為這些難民專門開闢出一條北返的通道，很多共產黨幹部化裝成難民通過了國民黨軍的封鎖線。聯合國救濟總署在宣化店設有辦事處，共產黨人通過大量的工作，用救濟署的名義和證件也轉移出不少幹部。中原軍區還製造了大量惟妙惟肖的假證件，包括外國通訊社的記者證、國統區百姓的身份證，甚至還有國民黨軍隊的軍官證，這些假證件居然有效地掩護了一些轉移幹部的身份。為了化裝轉移，中原軍區組織部專門設立了一個化裝轉移站，召集有敵後工作經驗的同志傳授化裝技巧，並根據需要轉移幹部的年齡、口音、長相和氣質，精心設計其化裝後的身份與經歷。僅這個化裝站，就成功轉移出四百多名幹部。
中原軍區還疏散了一些傷病員。儘管疏散是根據《漢口協議》的有關條款進行的，並且有美方的監督，但依舊險象環生。在湖北廣水車站集合的時候，國民黨軍警林立，特務們跟隨美方醫務人員一起對上車人員進行嚴格審查，儘管不少化裝成傷病員的女幹部與擔架上的傷員“結成”了掩護身份的臨時夫妻，但依舊有近四百餘人被要求不許上車。這是一列傷員呻吟、孩子哭泣的悲傷的列車，在拉貨物的車廂裡還有不少孕婦，其中一個女幹部在接到轉移通知時正要臨產，為了轉移她服用了大量的奎寧，硬是把已經足月的孩子打了下來。列車到達信陽的時候，站台上依舊軍警林立，機槍對著車廂門口，不准任何人下車買食物。經過三天三夜的煎熬，列車終於到達華北一個叫觀台的小車站。國民黨和共產黨兩方軍隊的崗哨幾乎挨在一起。在共產黨崗哨的後面，站著當地的老百姓。當列車緩慢停下的時候，民兵們抬著擔架，老人們趕著大車，孩子們舉著食物，婦女們抱著棉被，列車被熱情的人們圍了起來。在吃了熱飯又睡了一個好覺之後，列車繼續北進一直駛入邯鄲，那裡是晉冀魯豫解放區的首府。劉伯承和鄧小平專門招待了這些中原軍區的傷病員，還請他們觀看了文藝晚會，一部名叫《逼上梁山》的京劇看得大家淚水漣漣。
轉移出去的人究竟是少數，中央要求中原軍區要與國民黨方面進行“合法鬥爭”。所謂“合法鬥爭”，就是國共兩黨曠日持久的談判。
一九四六年初，軍調部負責調處中原戰事的第九執行小組與國共雙方軍隊代表在靠近豫鄂交界處的羅山縣開始談判。參加羅山談判的國民黨軍方代表是駐守羅山的第四十七軍軍長陳鼎勳和駐守信陽的第六十六軍軍長宋瑞珂，共產黨軍方代表是中原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王震。王震指出：陳鼎勳部搶佔光山縣，“是全國最早破壞停戰令的行動”；宋瑞珂部在停戰令下達之後，還來“搶佔宣化店附近的村鎮”，難道不知宣化店是我中原軍區司令部所在地嗎？國民黨軍的兩位軍長連連說：“誤會，純屬誤會。”由於美方的努力斡旋，艱苦的談判之後，最終簽署了《羅山協議》。協議規定：“共產黨能夠領導之軍隊，得在其所駐地區之間運輸給養，國民黨軍隊不得阻撓干涉”，“雙方軍隊在國共問題整個解決之前，均停於現在地區，不得向對方前進，唯無武器的運輸部隊除外”。同時“本協議應用於正規軍、非正規軍與民兵”。但是，協議依舊是一紙空文。王震離開羅山三天以後，他看到了中原軍區的電報：“給養已到無米為炊的程度。”
三月，馬歇爾一行到達漢口，李先念提出中原共產黨軍隊“被政府軍圍困，糧食斷絕，十分困難，請求移防就食”。國民黨代表張治中反對，認為一旦移動部隊，必將“惹起誤會”，已經達成的協議“必須遵守”，移防之事可留待“執行整軍計劃時再行解決”。周恩來反駁說：“總不能坐以待斃嘛。”馬歇爾主張為共產黨軍隊供給糧食，國民黨武漢行營參謀長郭懺說：“已允代為購糧，但共軍必須說明購糧總數、價格及購運方法，可是共產黨方面至今尚未答覆。”為了解決中原軍區官兵的生存問題，周恩來甚至爭取與國民黨方面做成一筆買賣：由晉察冀解放區和山東解放區拿出兩萬噸糧食，賣給國民黨軍位於北平、太原、新鄉和濟南等處的部隊，換取現金，然後拿這些現金在武漢購買糧食再轉運到宣化店。買賣還沒做成，周恩來卻得到一個驚人的消息：國民黨軍將在五月到九月間向中原解放區發動進攻。
中原局致電中央：
……
（一）中原局開了一次高幹會，一致認為我們的處境是極其危險的，當地購糧之多只能堅持一月〔前電說能堅持數月，事實上無可能〕；另一方面則敵人日益壓縮，時時圍困，企圖嚴密封鎖，以俟有機可乘時，向我包圍襲擊，達其殲滅我之目的。其次是身上已笨重〔如幹部家屬千餘之多〕，處理時極其棘手。
（二）中原局認為，當前無合法轉移之勢，盡可能熬一個月，以後仍無合法轉移時，只有圖為作大的轉移，如此達其保存主力之生存，但其顧慮者：敵人在一月當中就集中兵力向我猛襲，若如此局面就不可設想的難以收拾，但我們決心作熬一個月之打算，而後非法轉移之。
……
中共中央特發表聲明：
中共中央發言人聲明：根據可靠情報，國民黨軍事當局即將對被圍已久的我中原軍區李先念將軍所部六萬餘人實行兇惡的“圍殲”計劃。現中原形勢非常緊急。國民黨方面各種進攻的軍事準備業已完成，如不即謀制止，勢將演成絕大慘劇。中國共產黨認為這是一個極端嚴重足以牽動大局的問題，特鄭重要求國民黨當局立即負責採取一切有效辦法，制止這一重大流血陰謀的實現，並迅速允許李部安全轉移與復員。反之，如果國民黨當局竟縱容國民黨內挑戰分子掀起中原的血戰，則中國共產黨不能不認為中國全國範圍內的內戰，已由國民黨方面再一次發動，其一切後果均須由國民黨當局負其全責。
在周恩來的堅持下，馬歇爾派出軍調部三人小組前往宣化店。
周恩來到達宣化店對於中原軍區的命運具有決定性意義。其重要性不在於在宣化店進行的國共和平調解，也不在於就對峙前沿陣地上誰進攻誰理論清楚，而在於周恩來到達宣化店的當夜即與中原軍區領導人詳細商討了一個秘密突圍計劃。此時，跟隨三人小組到達宣化店的美國記者李敦白，將他所掌握的關於國民黨軍即將發動軍事進攻的情報，毫無保留地告訴了李先念。之前，李先念與李敦白在漢口相識，兩人一見如故，李先念說他這個美國人挑選了和自己一樣的姓氏，證明兩人有緣；李敦白說自己還會木匠活，而他知道李先念從前也是個木匠，證明兩人更有緣。李先念說他參加革命後，有人開玩笑說他是做棺材出身，他的回答是：“我是給舊社會做棺材的。”——幾十年之後，擔任中國國家主席的李先念接到了老朋友李敦白來自美國的問候，李先念對往事記憶猶新，他說李敦白當年透露的情報令他“驟然清醒”。
六月十日，中共中央致電中原局書記鄭位三：“目前時局雖還有由談判獲致協議，推遲全國內戰爆發之可能，但全面內戰亦有很快爆發之可能。我們方針是力爭和平，但必須立即準備與國民黨全面大打時能堅決粉碎之。”——全國內戰不可避免，這是一九四六年六月中旬以後共產黨人的判斷。
蔣介石確實決心已下。
六月十日，他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紀念周上講話時說：“今天以前我是主張政治解決的，可現在我必須放棄政治解決了，已經給他們（共產黨）十五天的反省期限。我在北伐時決定三年解決統一問題，結果不到三年便告統一。請同志們再次相信，我決於一年內完成軍事，兩年內恢復經濟。”六月十四日，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向國會提交了《擬予中華民國以軍事顧問與軍事援助法案》，依據這一法案，美國政府與國民政府簽訂了旨在充分提供軍火裝備的《中美處置租借法案物資協定》。三天後，蔣介石向中國共產黨人提出最後通牒式的要求：退出華北的熱河、察哈爾兩省；山東的煙台、威海衛兩地，以及六月七日以後中共軍隊在山東境內從日偽軍手中解放的所有大小城鎮；退出哈爾濱、安東、通化、牡丹江和白城子；退出山東膠濟路沿線、蘇北以及中共軍隊在山西、河北兩省境內從日偽軍手中解放的所有大小城鎮。此時，國民黨軍在美軍的幫助下基本完成調動和部署，位於內戰第一線地域的總兵力已經達到一百九十三個旅，總兵力約一百六十萬。
內戰已呈一觸即發之勢。
毛澤東陷入兩難的痛苦選擇中。
胡喬木後來回憶道：“從一九四六年五月底開始，國內形勢日趨緊張。我們不僅面臨著與國民黨破裂的問題，而且也面臨著與美國破裂的問題……那個時候，我們黨要下決心立即面對兩個破裂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九五年派遣志願軍入朝作戰，毛主席思考了三天三夜，最後才下了決心。這個情況傳播很廣，大家都知道。人們不大知道的是一九四六年年中我們準備同國民黨徹底破裂，毛主席也反覆思考了很長時間才下了決心。”——抉擇的艱難在於：如果內戰爆發，與國民黨軍作戰實力相差懸殊，將令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面臨巨大的危險，至少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艱苦時期；而如果繼續堅持和平政策，也許有可能遏制內戰的爆發，但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他方面的力量對蔣介石的制約。
毛澤東很重視美國人的態度。
但是，美國政府與國民政府簽訂的援助法案，以及蔣介石咄咄逼人的最後通牒，還是激怒了毛澤東。六月十九日，毛澤東致電晉察冀軍區、晉綏軍區、晉冀魯豫軍區、山東軍區：“觀察近日形勢，蔣介石準備大打，恐難挽回。大打後，估計六個月內外時間，如我軍大勝，必可議和；勝負相當，亦可能議和；如蔣軍大勝，則不能議和。因此，我軍必須戰勝蔣軍進攻，爭取和平前途。”接著，毛澤東指示《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指出美國政府的軍事援華法案“對中國的和平安定與獨立民主有極為不利的影響”，“中國人民痛感美國運來中國的軍火已經太多，美國在中國的軍隊已經駐得太久，它們已經構成中國的和平和安定與中國人民的生存和自由之嚴重巨大威脅”。——這是自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政協會議以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公開譴責美國的對華政策。胡喬木後來說：“毛主席在形勢轉折的關鍵時刻作出堅決鬥爭的決策，使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走上了通往最後勝利的道路。”
六月二十二日，面對中原軍區請示立即突圍的電報，毛澤東徹夜不眠。中原局認為“局勢確已發展到必須迅速主動突圍的地步”，因為截獲的密電顯示國民黨軍將於近日對中原解放區動手——“擔任攻擊部隊統於巳月（六月）養日（二十二日）前秘密完成包圍形勢及攻擊準備，待令實施攻擊。各部應於攻擊開始之日起，對敵一舉包圍殲滅之。”如果中原軍區部隊不能及時突圍，“皖南事變”的結局也許將會重演。深夜，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這封具有歷史意義的電報：
中原局：
（一）二十一日電悉。所見甚是，同意立即突圍，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顧慮，生存第一，勝利第一。（二）今後行動，一切由你們自己決定，不要請示，免延誤時機，並保機密。（三）望團結奮鬥，預祝你們勝利。
中央
六月二十三日
六月二十六日晚，駐宣化店的軍調執行小組成員觀看文藝演出的時候，中原軍區部隊秘密集結後開始突圍了。
演出結束，國民黨代表提交了一份“據瞭解共軍正在集結突圍”的備忘錄，但遭到共產黨代表的當即否認。接著，美方代表提出要見李先念，此時李先念已經離開宣化店十五公里了。共產黨代表說李將軍身體欠佳已經休息。而李先念接到報告後立即策馬連夜趕回。二十七日一早，美方代表看見中原軍區司令部裡一切如常，操場上仍然還有士兵在操練——他看見的是根據突圍計劃秘密進入宣化店接防的鄂東獨立旅的兩個連和警衛排。而李先念躺在床上，美方代表問候了幾句，放心地走了。他的身影剛一消失，李先念再次上馬飛馳而去。二十八日，鄂東獨立旅政委張體學繼續與軍調執行小組成員打了麻將，唱了豫劇，還上山打了獵。二十九日傍晚時分，中原軍區主力部隊已經突圍至平漢路附近，張體學則在宣化店設宴，代表李先念將軍宴請軍調執行小組。宴會進行到高潮的時候，張體學站了起來，他告訴軍調執行小組：鑒於國民黨軍屢屢踐踏停戰協議，甚至準備對中原解放區發動進攻，我中原軍區主力部隊已經被迫撤離宣化店。宴會立即就散了。張體學率領鄂東獨立旅迅速離開宣化店，而軍調執行小組也在中原軍區一位營長的護送下乘汽車駛往漢口。
共產黨方面稱，中原軍區被迫突圍；美蔣方面稱，共產黨方面破壞了停戰協議中雙方軍隊“停於現在地區”的條款——無論如何，引發重大歷史轉折的事件就這樣戲劇性地開始了。
中原軍區的突圍，選擇了分散進行的方式，因為大部隊突圍即無法達到隱蔽性，也不利於最大限度地生存。李先念和王震率領人數最多的一支從宣化店向西，那是國民黨軍認為最不可能突圍的方向，因為那個方向山高林密河流縱橫。在國民黨軍調動部隊企圖圍追的幾天裡，突圍官兵以晝夜不停的急促行軍衝過平漢鐵路，在幾乎筋疲力盡的時候到達了丹江岸邊。頭上雖然有國民黨軍飛機在盤旋轟炸，但是地面的攔截追擊部隊還不多，可湍急的江水讓他們付出了代價。沒有船，也沒有時間和能力架浮橋，只能向江水中撲下去。傷員和跟隨突圍的家屬孩子抓著騾子的尾巴，在戰士們的護衛下在水流中掙扎前行，不斷地有人被江水沖走。一個叫“小廣東”的報社記者突然不見了，他是抗戰勝利後參加革命的上海復旦大學的學生，平時戴著度數很深的眼鏡，說著口音濃重的廣東話，官兵們在漆黑的江面上焦急地喊著“小廣東”，但是這個年輕的學生兵永遠地消失了。
從宣化店南面突圍的王樹聲部由於繞了路，追擊他們的國民黨軍走到了他們的前面。在突破封鎖線的時候，先頭部隊連續攻下國民黨軍的幾個堡壘。但是增援的國民黨軍乘坐鐵甲列車沿著鐵路線迅速圍上來。王樹聲率領的是一批經歷過抗戰的老戰士，儘管出現大量的傷亡，部隊還是突了出去。他們轉戰到襄河岸邊，八團抓到一個俘虜，一問是國民黨軍整編六十六師四十六團的參謀長。王樹聲聽了一愣，整編六十六師在湖北應城，怎麼跑到襄河這裡了？俘虜說他們都是美式裝備，這點路程只用抽袋煙的工夫，整編六十六師的三個旅離這裡只有三公里了。沒有退路，王樹聲立即命令部隊強渡襄河，突圍部隊剛剛開始渡河，再次陷入國民黨軍的攻擊之中。經過整整一天的血戰，這支部隊倖存的官兵被襄河分隔為兩支。沒有過河的部隊由三旅旅長閔學勝帶領向北突圍，進入伏牛山區；已經過河的部隊由王樹聲帶領，最終進入了武當山的密林中。
向東突圍的皮定鈞部一開始的任務是掩護主力部隊通過平漢路。三十二歲的皮定鈞率領的是一支由太行山子弟組成的部隊，這支部隊作戰勇猛頑強，老根據地的百姓都叫他們“皮司令的部隊”，而共產黨軍隊內部稱他們為“皮旅”。突圍的時候，包括皮定鈞在內，所有官兵都準備為掩護主力突圍而犧牲。為了吸引敵人，他們向國民黨軍重兵防禦的方向突圍而出。三天之後，當掩護任務完成時，“皮旅”已經深陷重圍。但是，最終“皮旅”卻是整個中原軍區最先成功突圍、保存最完整的部隊。他們的戰法是：全線猛烈出擊，然後突然收縮藏起來，等國民黨軍開始追擊時，從眼皮底下把他讓過去，再接著往外插。“皮旅”獨立作戰，左突右衝，國民黨軍佈置的一道又一道的阻擊沒能讓他們退卻半步。進入位於鄂豫皖交界處的金寨時，因為一直無法與中原軍區取得聯繫，皮定鈞只好要求電台呼叫延安，延安的回電只有兩個字：快走！“皮旅”官兵丟掉了所有的背包，甚至忍痛將傷員留在了當地，然後一邊作戰一邊以驚人的速度強行軍，五天五夜後穿過皖中平原，最終到達華中解放區的時候，全旅無大損失，只是數千官兵頭髮長如蓬草，身上衣衫襤褸，腳上是沾滿污泥和血漬的破布，只有黑瘦的臉上一雙眼睛依舊明亮。從此，英勇的“皮旅”成為華中野戰軍的一支勁旅，在皮定鈞的率領下屢立殊勳。新中國成立之後的一九五五年，人民解放軍授銜的時候，在最初擬定的名單上，皮定鈞的軍銜是少將，毛澤東看後在名單上批了六個字：“皮有功，少晉中。”
李先念、王震率領的突圍部隊在國民黨軍的圍追阻截下，被迫分成了兩股。王震部在強渡丹江之後陷入重圍，部隊在一個叫鮑峪嶺的隘口再次被截成兩半。在衝出包圍圈的戰鬥中，七一九團團長吳剛、政委蔣洪鈞和參謀長朱佐夫相繼陣亡。身材魁梧的副團長顏龍斌接替了指揮位置，顏龍斌在率部衝擊時右臂受重傷，王震當即命令旅衛生部長一定要保住他的性命。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顏龍斌的右臂硬是被鋸了下來。戰士們含著眼淚要用擔架抬著他轉移，但他死也不肯給已疲勞至極的戰士增加負擔。顏龍斌以驚人的毅力跟隨部隊繼續作戰。突圍部隊到達陝西西南部時，因傷口被雨水浸透而嚴重感染的顏龍斌搖搖晃晃地倒下了。安葬顏團長的時候，王震說：“他這樣的人，天不怕，地不怕，敵人見他就發抖！”
三五九旅突圍輾轉到達延安
就在王震部在鮑峪嶺與國民黨軍激戰的時候，李先念部遭遇了胡宗南部隊的阻擊。蔣介石擔心李先念的部隊“佔據陝南，控制關中，影響陝北”，於是連續三次電示胡宗南：“務於荊紫關以南將李部包圍殲滅。”胡宗南的整編第一師一旅橫在了李先念部進入陝南的路上，而在中原軍區官兵的身後，國民黨軍整編第三師和整編十五師正在逼近。李先念說：“我們唯一的出路，就是拿下對面的這道山梁。”在向陡峭的山梁發起拚死衝擊的時候，三十七團官兵在熾熱的火網前一批又一批地倒下。一營教導員薛國斌腹部迸裂，腸子流了出來，倒在地上依舊吶喊不止。陡峭的山樑上沒有樹，官兵們把刺刀插進巖縫一寸寸地向上攀爬，在距離敵人陣地只有十米遠的時候，官兵們投出了成捆的手榴彈。這個讓中原軍區官兵血流成河的地方叫南化塘，位於湖北與陝西的交界處。整整四十一年後，這裡豎起一座“南化塘革命烈士紀念碑”。李先念重回此地，想及犧牲在這片土地上的年輕官兵，他說：“經南化塘激戰，中原突圍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國民黨軍飛機沿著中原軍區部隊的突圍路線撒下這樣的傳單：
中共中原軍區李司令鑒：
第九執行小組及三十二執行小組業於七月二十三日到達西安，決做和平最後之努力，務請將軍接到此信後，即刻發電與九小組貴方代表取得聯絡，同時派能全權負責之高級官一員於七月二十八日前來龍駒寨或者西安談判停戰及駐地給養等問題。如貴司令親自來此，則更覺光榮，除請政府代表通知第一線，允許通過及保護外，盼先電復。專祝平安！
第三十二執行小組
七月二十四日，李先念看到這一傳單。鑒於中原軍區突圍部隊已十分疲憊，加之不斷的戰鬥導致傷亡過重，還有就是那些與大部隊失散的小股部隊生死不明，李先念致電中共中央，建議利用這一機會促成暫時停戰，以利部隊恢復戰鬥力。儘管對國民黨方面的談判誠意心存巨大的懷疑和警惕，但是為了生存，中央還是同意了李先念部提出的恢復談判的請求。延安派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處長周子健前去聯絡，以表明共產黨方面願意談判，“唯須國民黨停止追擊中原軍”。但是，胡宗南的十幾萬大軍已經做好了進攻延安的準備，國民黨方面根本不想再與共產黨方面商談停戰，周子健到達軍調部第三十二執行小組時，國民黨方面根本沒讓他進入會場。由於聯絡不暢，中原軍區的領導並不知道周子健遭遇的情況。八月初，李先念部派出了談判小組成員，他們是：中原軍區幹部旅旅長張文津、幹部旅政治部主任吳祖貽和毛澤東的侄子毛楚雄。
毛楚雄是毛澤覃烈士的遺子。一九三四年中央紅軍離開蘇區長征後，毛澤東的小弟毛澤覃被留下，六個月後，他在瑞金附近的紅林山戰鬥中犧牲。毛楚雄從小由年邁的外婆撫養。一九四五年七月，王震率三五九旅南下支隊從延安出發，毛澤東特別相托王震路過湖南時把毛楚雄帶到隊伍上。現在，部隊在轉移中生死未卜，誰也無法預料前面還有什麼樣的險境，王震擔心毛楚雄的安全，建議他以談判代表的身份從敵人的重圍中轉移出去。但是，十九歲的毛楚雄和張文津、吳祖貽離開部隊後，在前去西安的路上，被胡宗南部在寧陝縣東江口鎮附近扣留。李先念和王震聞訊，立即請求中共中央設法營救。儘管周恩來、葉劍英等人想盡一切辦法，包括向國民黨方面提出抗議，並發動輿論界廣泛呼籲，但胡宗南部始終矢口否認。從此，張文津、吳祖貽和毛楚雄三人再也沒有了任何消息。三十多年後，經過堅持不懈的調查，真相才得以弄清：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深夜，國民黨軍六十一師一八一團少校團長韓清雅奉胡宗南之命，將張文津、吳祖貽和毛楚雄三人活埋於東江口鎮城隍廟背後石坎下的水渠邊——成都軍事法庭一九五三年的歷史案卷中，存有韓清雅的供詞以及他被處決的記載。
中原軍區的官兵轉戰在深山中，糧食斷絕，李先念因犯胃病口吐黃水，只好將一根繩子捆在腰上，讓騾子拉著他往前走。王震部的官兵也是斷糧數日。在一條山溝裡休息的時候，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鄉前來哭訴，說有官兵把他沒有長熟的洋芋挖出來吃了。身體虛弱的王震猛地抓起身邊的步槍朝天連續射擊。警衛員李樹森正好拿著一把準備打草鞋的草從王震身邊走過，盛怒中的王震抄起一根棍子朝他的屁股打去，邊打邊喊：“你也犯群眾紀律！”警衛員爭辯說：“我沒犯群眾紀律，你看這是草啊！”王震說：“草也不行！”官兵們一邊把李樹森拉開，一邊給那個老鄉賠錢。王震親自給老鄉寫了張字條：“一九四六年七月，三五九旅路過此地，把這家老鄉的東西吃光了，革命勝利後加倍償還。”寫完了他覺得還不放心，又寫了張佈告貼在樹幹上：“本縱隊全體同志，務必遵守群眾紀律，真正做到秋毫無犯，違者槍斃。”部隊繼續前行的時候，王震站在路邊的一塊岩石上，對著衣服破爛、鞋不裹腳的官兵們說：
我們革命戰士今天為什麼這樣苦？這是因為中國人民身受的一切苦難，都集中表現在我們身上來了。為了解救苦難的中國人民，我們要咬緊牙關，奮勇作戰，殺出一條血路，讓中國人民永遠擺脫苦難！
中原突圍“拉開了全國解放戰爭的序幕”。
為了民族擺脫苦難而先承受苦難，中國共產黨人不得不面對的規模巨大的戰爭由此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