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解的氣氛暖融融地瀰漫在延安的窯洞裡。
與此同時，在東北漫天的風雪中，東北民主聯軍的數萬官兵正在混亂的局面中苦苦煎熬。
這是一塊失去控制的土地。從貧寒的農民、城市平民、知識階層，到鄉村富農、地方軍閥、山林匪霸，誰也不清楚這塊土地最終會由誰來管理。在這樣一個混亂的時刻，人人都可以認為自己是主人。於是，各種名目的“軍隊”蜂擁而起，各種“接收”的機關到處林立，所有的人都懷著發財的念頭把行動目標直指日偽統治時期留下的一切。呼嘯山林的各色土匪以抗日者的面目開始劫掠，一些偽軍在國民黨的策動下不斷發動武裝暴亂。
最劇烈的暴亂發生在吉林南部的通化縣城。這個邊境小城在日本人看來十分特殊，它坐落在山間盆地裡，易守難攻，且戰略資源十分豐富。日本人擬定了將通化開發成大城市的計劃，不但運來了大量的機械設備，甚至還準備當日本本土危機時把天皇藏在這裡。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軍出兵東北之後，逃到這裡的日本關東軍總部、偽滿洲國的皇帝以及皇妃大臣們、關東軍第一二五師團和第一三四混成旅主力、從瀋陽和長春逃難來的日本僑民，一下子使這個邊境小城成為擁擠混亂之地。長驅直入的蘇軍把能夠佔有的一切掠去之後走了，自關內開來的共產黨部隊進駐通化縣城。儘管共產黨盡一切努力維持社會秩序，但在國民黨遼寧省黨部的策動下，通化縣城內開始了驅逐共產黨的活動。武裝暴動在農曆大年初一凌晨發生，叛亂的日本官兵向電報局、專員公署和共產黨軍隊駐地發起猛烈攻擊。被關押的偽滿王妃們目睹了異常慘烈的戰鬥：一群日本軍人衝進看守所把她們搶出去，剛出門就遭遇劇烈的槍戰，共產黨官兵強行向裡面衝擊，雙方都出現大量的傷亡。溥儀的弟媳嵯峨浩在混亂中跑回關押她的房間蒙上棉被，直到槍聲平息她才伸出頭來。那時，天色已亮，到處是日本人的屍體，她“從窗口向外望，能看見那座可以俯瞰全城的山。八路軍漫山遍野，正在向山上衝”。
蘇軍運走了當時東北大量的電力設備以及鞍山、本溪等地的鋼鐵工業設備和絕大多數的礦山挖掘設備。馬歇爾來到中國後曾問：“蘇聯人是否將中國東北的財產當成他們的戰利品了？”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宋子文的回答是：“他們運走了他們所需要的一切。”馬歇爾說：“是這樣！他們在德國就是這樣做的。”蘇軍還把偽滿洲國中央銀行和多家私人銀行的全部紙幣、抵押品以及金銀、外匯席捲一空，並強制東北地區流通蘇軍自己印製的“紅軍票”。個別蘇軍士兵軍紀鬆弛，所作所為無人控制。東北民主聯軍松江軍區司令員盧冬生深夜帶警衛員外出辦事，遇到幾名蘇軍士兵攔路搶劫中國人，他立即上前制止，竟被蘇軍士兵開槍打死。這位參加過南昌起義的著名將領，長征後被送到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蘇軍出兵東北時跟隨蘇軍回國，死時身上還攜帶著蘇軍軍官證。
蘇軍和國共兩軍在這塊土地上混雜在一起。
蘇軍對國民政府接收東北始終冷淡，尤其是美國人插手東北問題以後，蘇軍對國民黨方面更是十分警覺。但是，蘇軍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也不明朗，他們堅持“不向八路軍移交”的原則，不允許共產黨軍隊進入東北地區的任何一座城市。
錯綜複雜的關係導致軍事衝突頻頻發生。
此時，杜聿明因患腎結核到北平治療，他一再致電蔣介石，要求任命第三方面軍副司令長官鄭洞國為東北保安副司令長官，並暫代司令長官之職。鄭洞國來到北平他的病床前，杜聿明勸說他到東北協助自己指揮作戰，並在萬一他因病不能返回東北時接替他的位置。杜聿明對鄭洞國說，東北的共產黨力量，比原來預料的強得多，作戰亦相當艱難。但是，除了國民黨大員們在東北趁機發橫財，一時間貪污舞弊成風使他頭疼之外，整個東北的局勢還是樂觀的，因為共產黨軍隊兵力少裝備差，且在東北立足未穩，還沒形成群眾基礎。所以，只要持續果斷地對他們展開攻勢，是有把握收復全東北的。
國共停戰協定簽字後，東北的國民黨軍並沒有停止進攻。由於連續的退卻，東北民主聯軍中的悲觀情緒開始蔓延。林彪對國民黨的和平誠意始終持嚴重的懷疑態度：“如我在這方面停戰，而讓敵人自由攻擊東北，則對我黨的後果是不利的，華北之暫安局面也決不會長久的。因此我們對現在所謂和平的實際收穫，須清醒的（地）考慮之。”林彪認為，停戰協定簽字之後，共產黨在東北面臨的局面反而更加惡劣，進入東北的各部隊都已被迫處於四處遊走的狀態中。“我入東北的部隊目前完全處於無根據地的狀態，與我軍脫離中央蘇區後到陝北以前的狀況大體相同。”停戰協定生效後的第三天，林彪致電中央，要求允許他向杜聿明部發動攻勢：“我意最好利用國民黨對東北問題拒絕談判以前，我們開始攻擊。”中央第二天回電，強調停戰協定公佈之後，如我軍主動發起攻擊，“將受到國內外輿論的嚴重責備”，而國民黨也會將“發動內戰的責任將推到我們的肩上”。因此，即使“目前可能取得局部的軍事勝利”，也只有暫時放棄，“以服從目前全局的政治形勢”。
當時，林彪的東北民主聯軍指揮部已經退到遼寧北部的法庫，山東軍區第一師和新四軍第三師七旅兩支部隊也已撤到法庫以西的秀水河子村。這些從關內解放區來的部隊，為了讓當地的百姓接受他們，使出了密切群眾的所有辦法，在終於得到當地百姓認可的時候，國民黨軍的追擊部隊來了。在嚴峻敵情的壓迫下，部隊只好撤出秀水河子村，同時向國民黨軍發出信函，要求他們遵守停戰協定。但是，國民黨軍不但開始在秀水河修築工事，而且還向東北民主聯軍指揮部所在地法庫發動了進攻。林彪不再退讓了，決定在這裡打一仗——這就是第四野戰軍戰史上著名的“秀水河子戰鬥”。當時的敵情是：國民黨軍第十三軍八十九師二六六團與二六五團各一部，兵力共有四個營加師屬山炮連和輸送連。敵人兵力不大且遠離主力，林彪集中了多達六個團的兵力，合力攻擊國民黨軍的四個營。
但是，戰鬥一開始，卻出現了令人擔憂的戰場僵持局面。
天黑之後，天寒地凍，等待出擊的官兵個個手腳僵硬。二十二時，總攻的信號終於升起來了，梁興初的一師和彭明治的七旅同時開始炮火壓制，然後一師首先發起衝鋒。二團三營為第一梯隊，在八連連長張文祥和指導員張作民的率領下，官兵們從村北往裡打。剛衝進去，就遭到守軍的迎面反擊，部隊被壓了回來。張作民喊：“共產黨員們！生死關頭！不能後退！”連隊掉頭再衝。衝在最前面的連長張文祥硬是從敵人手中奪下一挺機槍，他扭頭向跟著他的戰士們喊：“好東西！加拿大的機關鎗！”話音未落，他一頭栽倒在地。這位山東軍區著名的戰鬥英雄的犧牲，令每一次都跟在他身後衝擊的戰士們怒火萬丈，他們吶喊著迎著國民黨軍密集的子彈往前衝。營教導員趙從讓帶領七連增援來了，重機槍排佔領有利位置後，進行了猛烈的火力壓制，終於把守敵壓到村莊的北牆邊。當七旅也開始發動攻擊的時候，守敵在調動防禦火力配置時出現混亂，一師和七旅趁機突進村莊，開始了逐屋逐院的肉搏戰。守敵集中起所有的輕重機槍和美式六十毫米火炮抵進射擊。戰場出現僵持的時候，前來增援的國民黨軍第五十二軍一部推進到距秀水河子村僅十餘里的太平莊。秀水河子村內的守軍因為增援部隊的靠近而更加頑固。一師二團指揮所在混戰中被炮彈擊中，團長江擁輝腰部和眼睛受傷，渾身是血。
一直在附近的一間民房中靜觀戰局的林彪終於向攻擊部隊下達了命令：拂曉前如果不能解決戰鬥，迅速撤離戰場。
七旅旅長彭明治很不舒服。仗打到這個份上，苦也吃了，血也流了，怎麼能說撤就撤了？增援的敵人是從我七旅的屁股後面來的，一師只要堅持打，我七旅就沒說的！此時，一師也決心孤注一擲。二團把預備隊全部都拉了上來。一營營長劉海清經過仔細偵察，發現村東有一條溝可以利用，於是他建議改變突擊方向，順著溝插進村去。劉海清的這個建議成為化解僵持局面的關鍵。在他的指揮下，二連和三連連續衝擊，最終突進守敵防禦的核心。二營營長孫洪道也率領士兵衝了進來，在一個大院裡與守敵扭打成一團。通信員向指揮所報告說：“孫營長和狗日的國民黨摔起跤來啦！”秀水河子村被突破以後，增援之敵縮了回去，戰鬥於清晨六時三十分結束。
此戰，東北民主聯軍共殲滅守敵一千五百多人，俘虜國民黨軍副團長以下官兵九百多人，繳獲各種火炮三十八門，機槍近百挺，步槍七百餘支，汽車三十二輛。一師和七旅共傷亡七百七十一人。
規模不大的秀水河子戰鬥，在解放戰爭史中具有重要地位。
這是共產黨軍隊進入東北後，在不斷的退卻中首次主動作戰，而且也是首次殲滅成建制的國民黨軍。
但是，局部的艱難取勝並不足以扭轉全局的被動。
接下來發生的以東北民主聯軍遭遇重創為結局的沙嶺戰鬥，再次顯示出交戰雙方在武器裝備和作戰能力上的巨大差距。
沙嶺位於遼河南岸，東北民主聯軍遼東部隊所面對的是國民黨新六軍二十二師六十六團和師教導營。遼東部隊集中了所有的主力共七個團，戰場兵力已是敵人的五倍。指揮員動員時提出的口號是：這是和平前的最後一仗！這樣的情緒無疑會導致官兵的急躁乃至輕敵。新六軍是全副美式裝備的部隊，抗戰期間曾是著名的中國遠征軍，在印度和緬甸與日軍進行過殘酷的血戰，官兵中多是有七八年以上作戰經驗的老兵，不但善於在強大火力掩護下的攻擊戰，還善於依托堅固工事進行陣地防禦戰。接敵以後，遼東部隊曾用三個營圍攻該軍的一個營，新六軍的一個副營長被俘後依舊態度強硬，聲稱他們打過日軍打過法軍，這次到東北來連拉炮的騾子坐的都是飛機，論戰鬥力一個國軍頂得上十個民主聯軍。
二月十六日黃昏，遼東部隊開始向駐守沙嶺的國民黨軍發動進攻。由於炮兵的發射技術差，兩個小時的炮擊效果不大，部隊衝上去之後，遭到密集的火力掃射和炮火反擊，輪番攻擊的兩個營營幹部全部陣亡。在接下來的戰鬥中，官兵們前仆後繼，但始終無法衝破國民黨軍嚴密的火力網，每一刻出現的傷亡都觸目驚心。十八日，遼東部隊的兩個連在炮火掩護下終於衝進村子，但國民黨守軍以強大的火力拚死阻擊，衝擊部隊因傷亡過大被迫撤出。十九日清晨，當得知國民黨軍增援部隊即將到達時，遼東部隊撤出了戰場。
沙嶺一戰，國民黨新六軍二十二師傷亡約六百人，而遼東部隊傷亡高達兩千一百五十九人。
東北嚴酷的冬季即將過去的時刻，正是關內桃李含苞、柳煙漸濃的時候。
馬歇爾認為連“和平前的最後一戰”都沒有必要，他現在要做的事就是飛遍這塊國土，收穫他所創造的“和平”之果，然後回到大洋另一邊的農場去，享受不再有任何打擾的寧靜生活。
有人稱，五星上將的這次專機巡遊，是一次典型的“馬歇爾風格的飛行”，因為這與他在柏林戰役前從美國本土前往歐洲戰場的那次飛行有類似之處。那次飛行，他乘坐的是羅斯福總統的專機，專機從華盛頓起飛，飛越浩瀚的大西洋後，幾天之內分別在法國、荷蘭、比利時、德國等地著陸。上將旋風般接連會見了艾森豪威爾、布萊德雷、巴頓、蒙哥馬利和法國前線司令官等二戰高級將領，檢查和落實了盟軍將要執行的旨在結束戰爭的作戰計劃。而這一次，飛行時間表也是馬歇爾親自製定的，他要在短短的五天之內飛行近萬公里，中途在華北、西北、華中、中原、華東的近十個地方降落逗留。馬歇爾說，上次的歐洲之行是為了戰爭，這次是為了中國的和平。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馬歇爾抵達北平，先到軍調部聽取匯報，然後出席雞尾酒會，會見北平軍政要員和文化界人士，晚上八點在京城著名的淮揚菜館萃華樓出席軍調部舉行的宴會。第二天一早，他飛往由共產黨人駐守的大城市張家口，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在那裡迎接了他。聽完匯報後，他享用了一桌為他精心準備的由二十多道菜組成的中國筵席。接著，專機向北，飛往歸綏以北國共兩軍反覆爭奪的集寧。在那裡，馬歇爾見到了叼著煙斗的共產黨將領賀龍。因為寒風刺骨，馬歇爾在專機上聽了匯報，聽到的依然是國共雙方嚴格遵守停戰協定的話，他很高興。他不知道的是，眼前的這座小城於停戰協定生效後被傅作義的部隊攻佔，而在他到來之前，晉綏野戰軍剛剛經過一場血戰從國民黨軍手中奪回。因為不久前國民黨中央社曾鄭重報道賀龍“中彈死於綏遠，屍骨已運回延安”，於是隨行的記者們對賀龍很感興趣，而賀龍面對記者們談笑風生，以證明自己不但活著而且還很健康。
從集寧再次起飛，在北平過夜後，第二天上午專機飛往濟南。在這之前，身邊的人曾對馬歇爾提起，中國的山東有一個著名的哲學家叫孔子，還有一個強悍的共產黨將領叫陳毅，再有就是山東解放區的物價很便宜，同樣一條抽紗圍巾，在解放區首府臨沂只要兩元錢，而在上海要付五百元。令馬歇爾驚訝的是，前來迎接他的竟然有兩個山東司令和兩個山東省長：共產黨省長是黎玉，國民黨省長叫何思源；共產黨領導的山東軍區司令員是陳毅，而駐守濟南的國民黨軍第二綏靖區司令官是王耀武。聽取了國共雙方的匯報後，兩個司令和省長在宴請馬歇爾的時候又是碰杯又是握手，馬歇爾不禁感歎道：“這是山東具有偉大歷史性的和平會餐。”但是，當馬歇爾到達徐州的時候，雙方的氣氛又開始惡化，因為國民黨軍雖然控制了徐州和津浦路的部分鐵路線，但還有長達二百六十公里的鐵路在陳毅部隊的控制之下，而且鐵路兩邊的鄉村全部屬於解放區。國民黨方面要求即使為運輸民生所需物資考慮，也要盡快恢復交通，但共產黨指出國民黨沿著鐵路線建起了比抗日時期還多的碉堡和工事，這對於恢復交通後的和平是最大的障礙和威脅。馬歇爾離開後，陳毅問駐守徐州的國民黨軍將領顧祝同：“和平民主是否有希望？”顧祝同答：“這完全取決於美國。”陳毅說：“老頭子（蔣介石）不是鬧著要打嗎？”顧祝同的回答令陳毅十分吃驚：“老頭子能頂什麼事！”
三月三日，馬歇爾抵達河南新鄉，在那裡他受到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劉伯承和駐守新鄉的國民黨軍第三十一集團軍司令官王仲廉的歡迎。會談的時候，國共雙方發生劇烈的爭吵，因為孟縣是晉冀魯豫部隊接收的，而國民黨軍在停戰協定生效後攻佔了那裡。但是，在這一天，記者們卻覺得另外一件事更有新聞價值，那就是國民黨方面在重慶釋放了新四軍前軍長葉挺，共產黨方面在新鄉釋放了在邯鄲戰役中被俘的國民黨軍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四十軍軍長馬法五。馬法五對記者們說，在解放區裡，他吃飯是特殊伙食，劉伯承將軍常來看望他，在他之後擔任第四十軍軍長的李振清將軍也被允許派人來看望他。當馬歇爾離開新鄉的時候，他收到的禮物是一隻大銀鼎，他對這個奇特的東西充滿好奇。有人對他解釋說，鼎是中國古代的烹煮用具，在漢語中“鼎”有穩固和強盛的意思。
在山西太原與國民黨軍將領閻錫山和共產黨將領陳賡以及在綏遠與國民黨軍將領傅作義見面會談之後，馬歇爾最期待的時刻到了——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下午四時二十五分，他的專機在延安降落了。
延安這樣呈現在這位美國五星上將的眼前：
在三個小時的飛行中，只見山丘越來越陡，山谷越來越窄，最後看到一片片光禿禿的山坡，就像月球上的山脈一樣。從空中看不見人家，因為人們都住在山崖的窯洞裡。許多山頂都削平了，後來才知道這些削平的山頂就是耕地……
這裡既沒有自來水，也沒有下水道。飲水從井裡打，所以要燒開。照明用蠟燭或小煤油燈，少數房子由美國發電機供電。中國農民發現蠟燭和煤油太費錢，他們把自製的菜油倒在小碟子裡，再放上一根棉捻子點著當燈使。這種油燈已有三千年的歷史，它發出的光在房間裡可使人不致摔倒……
在延安，黨的幹部工作時間很長，吃的又很差，冬天還減為一日兩餐，吃的主要是小米和青菜。他們在窯洞裡，坐在木椅或木凳上，在小油燈的暗淡燈光下進行工作。然而看起來他們並不感到疲勞，甚至在敵人即將大舉侵犯時也如此。這一方面是由於他們過著接近大自然的寧靜而簡樸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是由於這裡的社會中充滿同志式的友愛。但更重要的原因還是：他們已經檢驗了他們的全部理論並使之適用於原始的中國農村以及農民的日常生活，他們感到在人民家裡就像在自己家裡一樣無憂無慮……
每逢交際場合，沒有人梳妝打扮，也沒有人換什麼衣服。不管男女，都是一套公家發的粗藍布服……冬天跳舞的時候窗戶也是敞開的，因為跳舞的人都穿著棉衣……周恩來擅長跳華爾茲不過有時有點過於拘謹……劉少奇跳起舞來帶著一種科學的精確性……朱德總司令跳舞好像進行舉世聞名的長征一樣……毛澤東大部分時間坐著不跳，許多人都想跟他聊天，他跳起舞來安然篤定，好像給樂隊帶來了“黨的路線”一樣……
在延安聽到的最多的一個詞，就是“人民”……中國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學習”，這些都是口號，但又包含著比口號更深的含義，代表著一種極深的感情，一種最終的信念……
毛澤東迎接馬歇爾
顯然，延安方面的準備十分隆重。搭建起歡迎的牌樓，訓練了八路軍儀仗隊，毛澤東還破例做了一身呢子中山裝，破例同意買一雙黑色的皮鞋。儘管毛澤東新縫製的中山裝“好似從一大堆衣服裡撿來的”，但馬歇爾還是對這位有著非凡氣質的共產黨領袖產生了好感。馬歇爾與毛澤東的會談氣氛融洽和諧，他們談到停戰協定和整軍協議的履行問題、東北問題和解放區的地位問題，沒有產生嚴重的分歧。和諧的氣氛在中共中央舉行的歡迎晚宴上達到高潮，毛澤東的祝酒詞中包括了“中美合作萬歲”、“國共合作萬歲”和“全國人民團結萬歲”，以及“祝杜魯門總統健康”、“祝蔣主席健康”和“祝馬歇爾將軍健康”。馬歇爾對筵席上可口的新鮮牛奶十分滿意，問這些牛奶是從哪裡弄來的，坐在他身邊的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告訴他：“我養了一群奶牛。”宴會之後，在楊家嶺禮堂舉行了歡迎歌詠晚會，晚會二十一點開始，禮堂裡氣溫很低，雖然搭著毛毯，馬歇爾還是被凍感冒了，但台上樂隊演奏的美國國歌以及延安軍民震耳欲聾的腰鼓表演依舊令他既興奮又吃驚。
馬歇爾的延安之行產生的最大效應，就是給予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共產黨人以極大的樂觀情緒。雖然這種樂觀情緒很快便給他們的處境帶來極大的危險，但在當時這種情緒的產生似乎是難以避免，也是難以克制的。國民黨代表張治中將軍在晚宴上對毛澤東表示，一旦政府改組之後，中共中央應該搬到南京去。毛澤東說：“我們將來當然要搬到南京去，不過聽說南京熱得很，我怕熱，希望常住淮陰，開會就到南京。”
第二天，馬歇爾一行離開延安。毛澤東前去機場送行。記者們圍住毛澤東問：“您準備什麼時候去南京？”毛澤東的回答是：“蔣主席什麼時候要我去，我就什麼時候去。”馬歇爾臨上飛機前，毛澤東對他強調說：“再說一句，一切協定，一定保證徹底實行。”美聯社記者約翰·羅德裡克對毛澤東流露的樂觀情緒記憶深刻，因為毛澤東對他盛讚杜魯門總統的“主動精神對中美關係做出了重大貢獻”。同時，羅德裡克又驚訝於毛澤東身上“流露出的一種王者風範”，因為他總能夠使自己保持一種“自信與權威而又不露驕矜的態度”。
那時的共產黨領導人認為：“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鬥爭轉變到非武裝的群眾的與議會的鬥爭”，而黨內一部分同志還不能適應這一新的形勢，對“國內問題由政治方式來解決”提出疑義，這無疑是“狹隘的關門主義”：
……黨內黨外均有許多人不相信內戰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實現，不相信蔣介石國民黨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實行民主改革，並能繼續與我黨合作建國，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階段已經到來，因而採取懷疑態度，對於許多工作不願實行認真的轉變，不願用心學習非武裝的群眾的與議會的鬥爭形式，因此，各地黨委應詳細解釋目前的新形勢與新任務，很好地克服這些傾向。
後來的歷史是：一年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確實搬出了延安，但不是被蔣介石請到南京去參政，而是在國民黨軍的大舉進攻下撤到了比延安更加荒涼的北部山區。
共產黨人期望與國民黨人一起和平民主建國的誠意，突出體現在《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簽署後的積極行動中。一九四六年二月下旬，共產黨人開始了裁減軍隊和官兵復員行動，行動之迅速，規模之龐大，與國民黨方面日益加劇的運兵備戰相比，令那一刻的歷史顯出了一些荒誕。中共中央給各解放區下達的縮編復員指標是：在三個月之內至少將官兵數量減少三分之一。根據這一指示，共產黨軍隊三個月之內復員和轉業官兵多達二十四萬。這一行動給部隊帶來了思想上的混亂。從幹部到戰士都感到無法在“戰”與“和”之間作出準確的政治判斷。晉察冀解放區的復員工作最為徹底，軍區從原來的九個縱隊一下減少為四個，總計復員官兵近十萬。有人報告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說在北平看到國民黨軍到處徵兵擴編軍隊，而為什麼共產黨軍隊成群的復員人員在往家走？聶榮臻說：“我也有矛盾，一面擔心內戰再起，一面又看到中央的決心很大……國民黨軍無法打下去，美國也不支持他打下去。那就按中央的決心辦吧。”
而關於“整軍”，蔣介石在國民黨整軍會議上說得十分明確：
我與共產黨鬥爭了二十多年，是最瞭解共產黨的。現在只有把我們的部隊整編好了，才有力量，才能打勝他。否則，不僅你們抗戰功勞沒有，連你們的歷史都完了。甚至你們會死無葬身之地。
在共產黨採取整軍復員行動的同時，國民黨軍也制定了“復員計劃”。遵照蔣介石的“機密甲9269號手令”，國民黨軍整軍採取的是稱謂縮小、人馬照舊的辦法，即將全部的國民黨軍隊軍改稱為師，師改稱為團。更有甚者，國民黨軍各軍在整編中都要求擴充人員：第三軍，擴充九千零三十六人；第十六軍，擴充六千九百五十八人；第三十軍，擴充六千八百七十五人；第四十軍，擴充四千九百三十二人；第九十二軍，擴充七千三百零五人；第九十四軍，擴充六千九百二十二人。國民黨方面宣佈將對五萬五千名軍官和一百五十萬士兵實行“集團轉業”，但是，這些官兵幾乎全部被改編為實際上依舊是作戰部隊的“兵工建設總隊”，其中三分之二的力量被安置在了共產黨各解放區的四周。即使這樣，到內戰爆發的時候，國民黨軍依舊還有三十個軍連虛假的整編都沒有進行。
事後，當國共兩黨代表就整軍中復員數量進行核對繼而發生爭吵時，窮極名目保存軍事實力的國民黨方面竟然說，他們有五十七萬官兵不應算在整編之列，因為這五十七萬是準備今後十二個月內“逃亡消耗”的人數。“逃亡消耗”這一名稱，連同“五十七萬”這一龐大的數目，皆令人驚愕。
隨即爆發的戰爭證明，共產黨軍隊的大規模復員，嚴重影響了其作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