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軍樂隊演奏的《星條旗之歌》和《向總司令致敬》的旋律中，他接受了杜魯門總統頒發的一枚特殊功勳橡葉勳章——服役四十二年的美國陸軍總參謀長馬歇爾退役了。
杜魯門總統由衷地表示：「將軍，您已經為國家做了這麼多的事，我絕不打擾您的退休生活。」
第二天，退役的五星上將回到弗吉尼亞州的裡斯堡老家，他在那裡有一處名叫多多納的寧靜的莊園。「終於回家了。」夫人凱瑟琳的感歎聲未落，電話鈴響了。
電話是杜魯門總統打來的：「將軍，您願意代表我去一趟中國嗎？」
一九四五年末，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在《雙十協定》簽訂後，依舊爆發了相當規模的軍事衝突，這讓美國人深感不安。不安的加劇來自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關於中國形勢的報告。報告稱如果美國需要國民黨統一中國，就要在現有基礎上大大加強駐華美軍的數量，因為國民黨軍隊遠遠不能控制華北和東北地區。赫爾利的報告在美國政界引起軒然大波。美國軍方認為：必須顯示出對國民政府強有力的支持，如果美軍撤出，中國的華北和東北都將被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佔領，這不僅直接損害了國民政府的利益，也將損害美國未來的在華利益。況且，遣返日軍戰俘僅靠中國自身的力量無法完成。但是，美國國務院認為：國民政府在這個國家已經失去民心，共產黨武裝雖然裝備簡陋但深得民心，美國應該避免捲入中國可能發生的內戰。在通往中國北方的各條鐵路線附近相繼爆發軍事衝突以後，赫爾利終於意識到，美國在國共兩黨之間的調解失敗，源於他對國民黨的一味袒護，白宮很可能要就對華政策和人事安排作出調整，與其被撤職不如自己辭職。當赫爾利向杜魯門總統流露此意時，杜魯門表示政府依舊支持他，希望他盡快回到中國去。總統的保證讓赫爾利終於放心了。但是國會議員們卻對他提出了嚴厲指責，認為正是他全盤支持蔣介石的立場，把中國的戰後形勢搞糟了——幫助國民黨在盡可能廣大的地區確立政權，在經濟上和軍事上給予國民黨大規模援助，這一切都助長了國民黨以武力消滅共產黨的氣焰。即使美國人的本意，是想讓共產黨向國民黨屈服，以達成政治協商，但實際上國民黨重兵在握內戰已經無法避免。赫爾利突然想到：關於美國的對華政策，包括他給總統的報告，都是極端機密的文件，現在鬧得滿城風雨，如果不是國務院有人出賣了他還能是什麼？惱怒之下，赫爾利發表了一個措辭強硬的演說，說他別無選擇只能立即辭職，理由是美國的對華政策被國務院裡的一幫親共傢伙左右著。消息傳來，杜魯門對赫爾利的出爾反爾難以置信，他感到是重新考慮一個更適合的人選的時候了。
此時，杜魯門的對華政策仍然處為難之中：
中國的共產主義問題和其他地方的政治問題有很大的區別。蔣介石面臨的不是一個分散在全國人民中的富有鬥爭性的政治上的少數派，而是面臨著一個控制了一部分土地和大約四分之一人口的敵對的政府。我們在中國的處境很少有選擇的餘地。我們不能對這種局勢簡單地不加過問。在中國還有近三百萬的日本人，其中約有一百萬以上是軍隊。除非我們確知這股力量是被消滅了，否則，即使日本人被打敗了，他們仍可以靠他們在爭奪統治權中舉足輕重的力量而控制住中國。另一個辦法也是同樣行不通的。這個辦法就是，為了擊敗共產黨人，把日本人從大陸上驅逐出去，並用實力迫使俄國人從東北撤退，美國人民是永不會贊成這樣一種計劃的。因此，我們斷然認為，擺在我們面前唯一的行動途徑，就是用一切辦法在中國幫助維護和平，在政治上、經濟上以及一定限度內在軍事上支持蔣委員長。但是我們不能捲入中國的這場鬩牆之爭。
國務卿貝爾納斯的看法很簡單：國民政府必須容納目前已具備完善組織的其他政黨，在這一點上必須迫使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相互妥協。要讓蔣介石知道，他要是不這樣做，美國就會停止對國民政府的一切援助。同時也要讓毛澤東知道，如果共產黨不肯作出讓步，美國就將全力支持國民黨，包括按照國民黨的需要把大量的軍隊運往中國北方，這對共產黨顯然沒有任何好處。而能夠得到美國朝野一致認同的對華政策是：美國不希望中國內戰，也不希望捲入中國內戰，應該努力把中國納入民主政體的建國軌道，建立一個由國民黨主政的、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各黨派參加的聯合政府。這在戰略上還可以「節制或遏制蘇聯在遠東的影響」。其實，「美國的決策人……根本不願意正視中國的實際情況。」美國記者傑克·貝爾登寫道，「他們一味以為，只要整天念叨『自由』和『民主』之類的詞句〔再加上投入大量金錢〕，就可以像變戲法那樣變出一個像俄亥俄州或者像新英格蘭那樣的政權。」內閣會議的討論是：派去中國的人，要能夠代表美國的地位，要能夠得到英國和蘇聯的認可，要具備調解複雜問題的勇氣和能力。還有，他不應該毫無保留地只支持蔣介石。最後，所有的人都認為，剛剛退役的馬歇爾上將是出使中國的最合適的人選。
馬歇爾重回華盛頓。
在與杜魯門、貝爾納斯談話的時候，他問到一個關鍵性問題：「假如蔣介石不肯讓步，美國真的要拋棄他嗎？」
杜魯門明確回答：美國出於戰略目的也要支持蔣介石。但是，如果因為蔣不肯讓步導致內戰爆發，從而讓共產黨佔據大半個中國，蘇聯人又能夠控制滿洲，美國由此失去太平洋戰爭的主要目的，這也是美國的失敗或損失。
馬歇爾又問：「那麼，如果共產黨不肯讓步呢？」
國務卿貝爾納斯的回答是：「那就全力支持國民政府。」
C-54專機在太平洋上朝著中國飛行。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馬歇爾的專機在中國上海江灣機場降落。
馬歇爾一到中國，就與駐華美軍司令官魏德邁發生了衝突。魏德邁曾經是馬歇爾的下級，其軍階提升一直受到馬歇爾的關照，連他的出任中國戰區司令官都是馬歇爾推薦的，而正是這一職務使他成為美國陸軍中最年輕的中將。此刻，魏德邁堅持認為，馬歇爾的使命是不可能完成的。他說他十分瞭解國民黨，國民政府是一個典型的一黨專制政府，執掌全部權力的蔣介石絕對不肯作出讓步；同時，他也和許多共產黨人交談過，出於政治信仰的緣故，他們也不會作出真正的讓步。一個要掌權，一個要奪權，把中國這兩個政治和軍事上的對手撮合在一起，猶如天方夜譚。被長途旅程折磨得十分疲勞的馬歇爾告訴魏德邁：我們在二戰中克服的困難比這難以想像得多！我們必須完成總統賦予的中國使命！——魏德邁卸職回國後寫過一個《魏德邁報告》，裡面有這樣一句話：馬歇爾將軍抵達中國的第一個夜晚就走錯了關鍵的一步。
對於美國人，蔣介石愛恨交加。
抗戰時期，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不得不依賴美國的大規模援助，但同時他與美國總統派來的駐華美軍司令官、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矛盾重重。從維護美國和盟軍的根本利益出發，史迪威堅持認為，只要是抗日的中國軍隊，不管是國民黨軍隊、地方武裝還是共產黨軍隊，都應該得到美國的物資支援，以便讓所有的抗日力量發揮更大的作用。他甚至提出應該把封鎖解放區的國民黨軍調往抗日前線，因為那條封鎖線「吸住了大約二十萬最好的政府軍隊和五萬共產黨人的部隊」。在國民黨軍隊開始向中國偏遠的大西南撤退的時候，史迪威建議羅斯福總統委任他全權指揮中國軍隊作戰，以「阻遏日軍的深入」。這個建議讓蔣介石認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他直接給羅斯福總統去電，要求明確史迪威在中國的職稱、職責、權力以及他與國民政府之間的關係。為了不影響中國的抗日戰局，羅斯福最終撤換了史迪威。回到美國的史迪威對中國的局勢依舊關切，一九四四年七月他的判斷是：「中國在日本人離開後會馬上爆發內戰。」
毫無疑問，赫爾利得到了蔣介石的信任，因為當羅斯福總統對是否讓史迪威離開中國而猶豫不決時，赫爾利的如果「支持史迪威將軍，則將失去蔣委員長，甚至還可能失去中國」的判斷對羅斯福產生了重要影響。但是，赫爾利來到中國沒多久，就因為明顯地偏袒國民黨而受到美國朝野的激烈批評，這令蔣介石再次擔心美國的對華政策有所變化。得知杜魯門總統派遣馬歇爾來華的時候，國民黨內不少人持強硬的反對態度。國民黨中央社會部長陳立夫認為，美國派任何人來都比馬歇爾合適。他對蔣介石說：「國共間問題，宜直接商諸蘇聯，反易解決，若由美國出任居間，使蘇面子過不去，徒生阻礙，此其一。照我觀察，共方利於拖延，俾有時間整軍以待我。美方對於共黨問題，見解不深，易受其欺，此其二。國共問題，據我推測，調解之機會極少，馬歇爾將軍英雄人物，為世所稱，此番出任調人，只能成功不能失敗，一旦失敗，如何下場？其咎若諉之我方，我又將何以自處？此其三。」蔣介石聽後最終選擇了沉默。陳立夫說：「將來得不償失，悔之晚矣。」
十二月二十一日，馬歇爾飛抵南京與蔣介石見面。他開門見山地表示：除非看到目前致力於和平的努力是有效的，否則美國就不能保證對中國繼續給予經濟和軍事援助。蔣介石提醒馬歇爾，中國統一的最大障礙是共產黨不肯交出自己的軍隊，而蘇聯也有在中國扶持中共政權的意圖。但是，馬歇爾的看法是：國共衝突越激烈，越有利於蘇聯支持中共。
第二天，馬歇爾飛往重慶。
毛澤東對馬歇爾的到來寄予了極大希望。
重慶談判期間嚴重的精力透支，使毛澤東一回延安就病倒了，這是他一生中極少出現的嚴重的身體不適。時任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的師哲回憶說：「十一月，毛主席的身體狀況越來越令人擔憂。我每天都要看他幾次。他有時躺在床上，全身發抖，手腳痙攣，冷汗不止，不能成眠。」為此，斯大林專門派來了兩名醫生。經過檢查，蘇聯醫生認為是「負擔過重，精神過於緊張」所致。可是，馬歇爾來華的消息讓毛澤東一下振奮起來。他從休養的醫院中搬出來，沒有回距離延安城較遠的棗園，而是住進了八路軍總部王家坪。
無疑，共產黨人希望避免內戰。因為一旦內戰爆發，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還不具備抵抗強大的國民黨軍的能力。要想生存下去，最切實可行的方針就是與國民黨合作。可是，即使《雙十協定》已經簽訂，軍事衝突還是頻繁發生。共產黨人知道，蔣介石根本沒有和平的誠意。而要化解這種緊張局勢，目前只能依靠美國人的調解。一個被誤讀的歷史真實是，中國共產黨人並沒有依靠蘇聯的意圖。原因很簡單：蘇聯靠不住。就在幾天前舉行的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上，蘇聯外長莫洛托夫重申：蘇軍之所以還留在中國東北，是為了「蔣介石的軍隊爭取時間進駐瀋陽和長春」。斯大林在接見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時，也對馬歇爾使華作出了積極回應：「如果有什麼人能解決（中國）這個形勢的話，那就是馬歇爾將軍，他是僅有的幾個既是政治家又是軍人的人。」而在蔣經國應斯大林之邀、以蔣介石私人代表身份訪問蘇聯時，斯大林再次明確表示「支持國民政府」，並拒絕充當中國問題的調解人，因為他「不相信中國共產黨人會接受他的意見」——三年後，當中國的解放戰爭進行到最後階段，中國共產黨人的勝利已成定局時，斯大林承認了他的錯誤：「（當時）我們認為中國沒有發展起義的前景，中國同志應該尋求同蔣介石的妥協，他們應當參加蔣介石的政府，解散他們的軍隊……在中國問題上，現在我們承認我們是做錯了。」
在重慶，馬歇爾會晤了中共代表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周恩來首先代表毛澤東對馬歇爾來華表示歡迎，然後他直截了當地表示，中國共產黨人認為不能有內戰，主張立即停止一切衝突，組成聯合政府，民主地解決國內的一切問題。馬歇爾問及「如何解決中國政府民主化」的問題時，周恩來表示，共產黨人可以保證蔣介石在聯合政府中的領袖地位以及國民黨在政府中的第一大黨地位。馬歇爾注意到國共之間的一個重要分歧：國民黨要求共產黨軍隊統編應在成立聯合政府之前，而共產黨認為「一個他們在其中有真正發言權的聯合政府」是統編軍隊的「先決條件」。
整整三十年後，馬歇爾使華期間為美國國務院撰寫的報告公之於世，在這份報告中他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一方面，國民政府畏懼和不信任蘇聯，並確信中共是蘇聯的傀儡。國民政府不相信中共的誠意和真摯。另一方面，中共也同樣不信任國民政府。在後者表示願意放棄一黨統治並建立一個聯合政府時，中共並不相信他們的誠意和真摯。他們擔心政府的特務機構。除非他們在政府裡得到一種發言權，足以充分保證他們作為一個政黨繼續存在和他們的黨派活動自由，他們就不願交出他們的軍隊……這種由兩個對抗的政黨間的擔心、不信任和懷疑所造成的障礙，已成為中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最大障礙，這種障礙是國共兩黨之間經過多年的鬥爭逐漸形成的。」
十二月二十七日，中斷一個多月的國共談判終於恢復。
馬歇爾希望，在來年一月十日中國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前，雙方達成停戰協議。但他一旦捲入中國的政治漩渦中，便立即感受到巨大的壓力。談判一開始，共產黨方面提出「無條件停戰」，而國民黨方面堅持「有條件停戰」，這個條件的核心就是「恢復交通」，也就是共產黨人在北方的解放區內給國民黨軍北進讓出通路。
新年之夜，馬歇爾徹夜未眠，同時給蔣介石和毛澤東寫備忘錄，他特別要求蔣介石作出妥協，但最終還是在自己一直堅持的「無條件停戰」原則上做了艱難的折中，這種頗費腦力的思索並不是美國人所擅長的：
一、停止一切軍事衝突；
二、停止一切軍事調動，國民黨軍為接收東北及在東北境內的調動例外；
三、停止一切破壞交通的行為；
四、一切軍隊維持現時位置。
最後，馬歇爾建議成立由國、共、美三方組成的談判小組。
蔣介石在馬歇爾的勸說下表示願意停戰。
毛澤東權衡了東北問題有蘇聯參與的特殊性後，也對馬歇爾的備忘錄給予了支持。
談判小組成立了，成員是：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國民黨政府代表張群（四川省府主席），共產黨代表周恩來。
當談判小組坐下來的時候，張群突然提出華北的赤峰和多倫也屬於東北範疇，這兩處地方也必須由國民黨軍隊接收。蔣介石的意圖十分明顯：赤峰和多倫是進入東北的陸路通道，佔領了那裡，就可以徹底切斷華北解放區與東北的聯繫，使進入東北的共產黨部隊陷於孤立，也便於對華北解放區形成包圍。這個要求傳到延安，毛澤東作出了嚴厲的回應：共產黨不反對部分國民黨軍隊進入東北，但國民黨始終拒絕協商軍隊進入東北的辦法。如果國民黨方面堅持自己的主張，一旦發生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共產黨方面概不負責。
此時已經是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距離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僅僅還有一天的時間，心情惡劣的馬歇爾在沒有事先通報的情況下直接去了蔣介石在重慶的官邸。蔣介石態度強硬，說這一要求實際上是防止蘇聯染指華北的舉措。馬歇爾提醒蔣介石他是代表美國政府來華的，他目前的職責和權力是蘇、美、英三國認可和賦予的，如果今天晚上達不成協議，對他的使命以及對蔣介石的切身利益都是不利的。儘管宋美齡將馬歇爾嚴厲的語氣盡可能翻譯得柔和了一些，但蔣介石還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在得到蔣介石暫且不提赤峰和多倫之事的許諾後，馬歇爾回到寓所用電話通知了周恩來和張群。談判雙方的工作人員立即開始起草，停戰協定文件終於在一月十日凌晨完成。
鑒於停戰令傳達到雙方分散在不同地域的部隊需要時間，協定規定一月十三日午夜十二時起停戰協定生效，屆時雙方停止一切軍事衝突。
蔣介石發佈命令：
政府代表與中共代表對於停止衝突及恢復交通業經商定辦法，並予公佈，同時公佈下開之命令：
一、一切戰鬥行動立即停止。
二、除下列五項附註另有規定者外。所有中國境內軍事調動一律停止，惟對於復員、換防、給養、行政及地方安全必要軍事調動，乃屬例外。
三、破壞和阻礙一切交通線之行動必須停止，所有阻礙交通線之行動必須停止，所有阻礙該項交通線之障礙物，應即拆除。
四、為實行停戰協定，應即在北平設一軍事調處執行部。該執行部由委員三人組成之，一人代表中國國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國共產黨，一人代表美國，所有必要訓令及命令應由三委員一致同意，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名義，經軍事調處執行部發佈之。
五、附註。
甲、本命令第二節，對國民政府在長江以南整軍計劃之繼續實施，並不影響。
乙、本命令第二節，對國民政府軍隊為恢復中國主權而開入東北九省或在東北九省內調動，並不影響。
丙、本命令第三節所云之交通線包括郵政在內。
丁、國民政府軍隊在上項規定之下行動，應每日通知軍調處執行部。
六、上開命令應自即日起開始實行，遲至本年一月十三日下午十二時止，務必在各地安全實施，仰各遵行，不得違誤為要。
國民政府主席 蔣介石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十日
毛澤東也同時發佈了命令：
中國共產黨各級委員會、中國解放區各部隊首長、各級政府同志們：
本黨代表與國民黨代表對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之辦法、命令和聲明，業已成立協議，並於本日公佈在案。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之一切部隊、包括正規軍、民兵、非正規軍及游擊隊，以及解放區各級政府，共產黨各級委員會，均須切實嚴格遵行，不得有誤。
全中國人民在戰勝日本侵略者之後，為建立國內和平局面所做之努力，今已獲得重要之結果。中國和平民主新階段，即將從此開始。望我全黨同志與全國人民密切合作，繼續努力，為鞏固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改革，建立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毛澤東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
雖然久盼的和平似乎即將到來，但是，雙方作戰部隊都接到了於協定生效前迅速佔領有利軍事要點的命令。
晉冀魯豫軍區陳賡部已經攻進山西曲沃城，激烈的巷戰正在進行，但是協定規定的停戰時間到了，陳賡只好命令部隊撤離戰場。而晉冀魯豫軍區第二縱隊正在攻擊山東聊城，戰鬥自一月四日開始後，外圍作戰十分順利，土工作業已經完成，總攻時間定在十三日。結果，十二日接到劉少奇發自延安的電報，要求戰鬥必須在十三日二十四時前停止。接著，劉伯承和鄧小平的電報也到了，說若十三日二十四時不能攻克，部隊就必須撤出戰鬥。司令員陳再道急了，命令五旅和六旅提前攻城。雖然炮兵把城牆轟開了一個缺口，但是戰鬥進行到天黑，雙方依舊在突破口上進行著拉鋸戰。午夜十二時，二縱不得不撤出戰場。十三日上午，距離停戰協定生效還有十幾個小時，冀晉軍區政委王平和副司令員陳正湘突然接到各部隊陣地相繼受到國民黨軍進攻的消息。在向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匯報之後，聶榮臻命令他們守住陣地，寸土不讓。國共兩軍在大同以東二十公里處的遇駕山相遇。搶佔這裡的是閻錫山的騎兵第四師，師長田尚志已經向部隊下達了懸賞令：打死一個賞三百元，活捉一個賞五百元，繳一支步槍賞三千元、機槍賞一萬元。但是，當冀晉軍區各團開始進攻並對敵形成包圍之後，國民黨兵開始潰逃。這裡的百姓都出來幫助共產黨軍隊作戰，大批青壯年堵在通往大同的鐵路和公路上抓俘虜，最後除了師長田尚志帶領數百名官兵逃回大同外，冀晉軍區官兵和老百姓打死打傷和俘虜千餘人，繳獲步槍數百支、機槍二十多挺。此時已經是十四日凌晨四時。
停戰協定生效前，對津浦路的爭奪更加激烈。在蔣介石星夜前進「搶佔要點」的命令下，駐守徐州地區的國民黨軍分三路向解放區發動大舉進攻。為了保衛解放區，山東野戰軍決定先打其先頭部隊——第五十一軍一一三師。第二縱隊四旅十二團負責攻擊孤軍深入到山東臨城塘湖車站附近的國民黨軍三三九團。十二團的官兵正憋著一口氣，因為自組建以來打了不少仗，卻始終沒有獲得過榮譽稱號，總覺得在兄弟部隊面前很沒面子。團長文盛森的戰鬥動員是：如果這一仗打不勝，我願一降到底當戰士。戰鬥開始後，十二團的官兵們果然進攻凶狠，陣地前沿的國民黨兵剛挨了第一波密集的子彈和手榴彈，立即高喊著「我們也是窮人」紛紛投降了。二排長提著從一戶人家裡弄來的一把大煤油壺，把敵三三九團一營營部所在的房屋點燃了。在最後向三三九團團部攻擊的時候，十幾顆手榴彈一起向院子裡投擲，然後官兵們拚死往裡衝擊。在沖天的大火中，國民黨守軍跑得漫山遍野。文盛森團長集中起十五把軍號一起吹，田野裡頓時喊殺聲四起。在全殲三三九團之後，第二縱隊司令員羅炳輝對文盛森團長說：「看來你不用降職當戰士了！」十二團當場被授予了「鋼鐵團」的榮譽稱號。
停戰了！
北平的東單北大街上有座赫赫有名的協和醫院，這座宮殿式的建築，是在美國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以十二萬五千美金買下的一個破落王府的基礎上修建的，由於有美國人的背景，這裡被選為停戰協定中規定的軍事調處執行部的辦公地點。
此時，協和醫院儼然成了一座軍營，大門口有兩個士兵站崗，一邊是穿著美式皮鞋、挎著美式衝鋒鎗的國民黨軍憲兵，另一邊是穿著黑色布鞋、打著綁腿、挎著繳獲的日式步槍的八路軍戰士。雙方都佩戴著寫有「軍事調處執行部」的胸章。出出進進的國民黨軍人、共產黨軍人和美國軍人從軍裝上很好分辨，但細心的北平百姓還是發現，八路軍軍官還佩戴著一枚圓形胸章，上面有兩支麥穗，刻有「中共代表團」的字樣。
軍調部委員是：美國委員：美國駐華代辦羅伯遜，國民黨委員：國民政府國防部二廳廳長鄭介民，共產黨委員：八路軍總參謀長葉劍英。馬歇爾說：「軍調執行部是世界歷史上最奧妙的組織。」這個以調解中國軍事衝突為目的的機構，其主席由美國委員羅伯遜擔任。有外國記者對此評論道：「一個國家如此信賴外國的代表，這在歷史上是少見的。」
就在停戰協定簽字的那天，國共兩黨在重慶談判中達成共識的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了。這個標誌著中國國內政治和解的會議，從今天的角度看猶如一場夢幻。參加會議的三十八名代表成分複雜：國民黨代表八人、共產黨代表七人、民主同盟代表九人、青年黨代表五人、無黨派代表九人。蔣介石在開幕詞中再次許下了「人民之自由」、「政黨之合法地位」、「實行地方自治和普選」以及「釋放政治犯」四項諾言。中共代表周恩來也致辭說，共產黨人「歡迎這個公佈，並願為實現這四條權利而奮鬥」。接著，擁有不同政治信仰和政治目的代表們就停戰問題、軍隊國家化問題和政治民主化問題，展開了激烈而混亂的爭論。最終，一月三十一日會議閉幕時，通過了《關於政府組織問題的協議》、《關於國民大會問題的協議》、《和平建國綱領》、《關於軍事問題的協議》和《關於憲法草案問題的協議》。
僅就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幾千年封建歷史的國家來講，達成如上的政治協議已經是一個奇跡。此前，這個國家政治民主化打破封建專制的堅冰，也許只在一九一一年帝制被推翻的那一瞬間出現過。現在，突然出現的這個奇跡是在國共兩黨處於尖銳軍事衝突的前提下發生的，這不由得令人心存憂慮。但是，此刻共產黨人已把執政的國民黨推向了一個被動的位置。「政治民主化」對於共產黨人而言，實際上就是取得作為一個政黨的合法地位，這個目的是關乎中國共產黨生存與發展的第一要義。現在，這一目的至少在紙面上和輿論上已經實現，如此不但打破了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為「割據」之說，爭取到將解放區問題納入地方自治問題的範疇，而且還爭取到了改組政府和實行「三三制」的承諾，即中共和民盟共佔組成政府的三分之一名額，這已經達到了實施否決權的法定數字。為此，共產黨人作出的最大讓步就是「軍隊國家化」。
《關於軍事問題的協議》所確立的「軍黨分立」原則，並不符合共產黨人的基本建軍原則。因為共產黨人始終認為：「無產階級的軍隊，是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始終不渝地置於無產階級政黨的絕對領導之下。」特別是在隨後由國、共、美三方達成的《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中，規定國共兩軍的比例為五比一，規定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要逐漸與國民黨軍隊混編，還規定了中國軍隊（包括十個師的解放區部隊）需使用美國裝備，這無疑對共產黨軍隊的生存已構成明顯威脅——「裝備雖好，但可把你集中起來，不給你汽油彈藥，那你就沒有辦法。」而共產黨人之所以作出如此重大的讓步，其核心還是「合法化」問題，即共產黨不但在政治上同時在軍事上取得了與國民黨平等的地位，這個地位與抗戰期間國民黨只承認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是「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分完全不同。周恩來說：「抗戰八年，蔣以他的統帥地位來壓我們，但在談判過程中，馬歇爾來後，為了套我們，在地位上也不得不承認我們與蔣軍的平等地位，結果蔣成了一方面的統帥，而不是兩方面的統帥。」
政治協商會議閉幕式之前，因為所有的協議必須通過延安批准，馬歇爾專門為周恩來派了一架美軍C-47飛機。大病初癒的毛澤東執意冒著嚴寒親自去機場迎接周恩來，顯示出共產黨方面對於協議充滿期待。
當晚，中共中央書記處聽取了周恩來的匯報，大家都為「中國即將走上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而感到高興。共產黨領導人的樂觀心境，突出表現在他們初步商定了參加未來聯合政府的人選：毛澤東、朱德、林伯渠、吳玉章、劉少奇、張聞天和周恩來。會議甚至還討論了中共中央搬遷的問題，也就是說準備從偏僻的延安搬到富庶的江南去——這件猶如天方夜譚的事情，當時確實真切地發生過——共產黨中央選定的搬遷地點是江蘇淮陰。《周恩來年譜》：「當時的中央會議還研究了新四軍第五師撤到華中、恢復交通、東北問題、在行政院力取得三分之一名額、中央要考慮搬遷的問題。」《毛澤東年譜》：二月二日，「中共中央致電陳毅，指出必須鞏固華中現有地區，因中央機關將來可能遷淮陰辦公」。
從延安回到重慶，周恩來拜會了馬歇爾，明確表示共產黨人並不打算現在就將社會主義理想付諸實踐，因為中國還不具備社會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基礎，在目前階段應該學習美國的技術、工業化、自由經濟和個性發展。周恩來帶給馬歇爾一封中共中央的信，信中表明共產黨人讚賞他為貫徹停止協定所表現出的公正與合理，而如果美國在處理中國問題上能一直秉持完全公正的立場，共產黨人準備與美國進行局部性的乃至全面性的合作。
政治協商會議閉幕的第二天，是中國農曆的除夕夜。儘管周恩來給蔣介石拜年時轉達了毛澤東的問候，並說毛澤東準備參加聯合政府，蔣介石對此也表示了歡迎，但是，當他獨自一人的時候，「心境之痛苦，不堪言狀」。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一系列協議，招致了黨內反對派的強烈不滿，國民黨組織部長陳果夫致信蔣介石：「共產黨已得到好處，本黨已受害。中國如行多黨政治，照現在黨政、軍政未健全之際，頗有蹈覆轍之可能。請懸崖勒馬，另行途徑。」另外一種巨大的壓力還是來自馬歇爾。馬歇爾剛到重慶的時候，與蔣介石一起住在林園裡，當時蔣介石住一號樓，宋美齡住二號樓，馬歇爾被安排在三號樓。但是，隨著對馬歇爾不滿的加劇，蔣介石搬到曾家巖去了，原因是他不願意在散步的時候碰上馬歇爾。但是，蔣介石還是無法擺脫馬歇爾的說服與脅迫。出於對美國式的民主政治的極端熱愛，馬歇爾給蔣介石起草了一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憲章》，這個雄心勃勃的美國將軍要親自設計中國未來的政治樣式了。當從宋美齡的口譯中聽到「非經國務委員會同意，政府不得發佈影響各縣各行政區純地方事務的法令」時，蔣介石實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了：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發佈政策和法令，難道還要經過有共產黨參加的國務委員會的同意嗎？蔣介石認為馬歇爾說出了連共產黨都不敢說的話，這個美國人難道已經被共產黨收買了不成？蔣介石的憤怒從他的侍從室秘書唐縱的描述中可見一斑：「美國輿論對我最壞，壓迫最甚；去年底杜魯門聲明，莫斯科公報，與馬歇爾來華，對政府施用之壓力，無殊前年。」
無論如何，馬歇爾來華僅僅月餘，就達到了他在中國聲譽的頂點。他的言論和照片不斷出現在中國各大報紙的版面上。從大洋那一邊傳來的一句話更是令中國人對和平充滿期待，美國總統杜魯門說：馬歇爾將軍是「活著的最偉大的美國人」。——自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證明，任何一個外國人或任何一種外國勢力，無論是活著的還是死去的，從不曾給中國帶來任何真正的福音。
馬歇爾乘著那架美國陸軍航空兵部專門為他改裝的C-54專機，在他認為已經迎來和平的中國上空，開始了堪稱中國軍事史上獨一無二的大巡遊。這個自我感覺良好的美國人無法知道，就在他的機翼之下，在這片古老的東方國土上，歡樂與悲傷、幻想與失望、對峙與較量正與嚴寒中流淌的熱血劇烈地扭結在一起——紛爭與爭戰在這個國度已經上演了數千年，無數想成為這片土地的救世主的英雄豪傑均已成為歷史煙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