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在九年前經過四川的人，今天踏上了抗戰首都的土地。”《大公報》記者這樣描述道，“毛澤東先生，五十二歲了。灰色通草帽，灰藍色的中山裝，蓄髮，似乎與慣常見過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寬大得很。”專車把毛澤東從重慶機場接到桂園，那裡是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長張治中的公館。毛澤東在公館裡“寬了外衣，又露出裡面簇新的白綢襯衫。他打碎了一隻蓋碗茶杯。廣漆地板客廳裡的一切，顯然對他很生疏。”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日本宣佈投降十三天後，重慶街頭慶祝日本投降的狂歡痕跡猶在，遍地的彩色紙屑還未被風吹盡——“毛澤東先生來了！中國人聽了高興，世界人聽了高興，無疑問的，大家都認為這是中國的一件大喜事”。
中國最廣大的知識和平民階層，在剛剛過去的殘酷的戰爭中，從精神到肉體都被折磨得支離破碎。儘管此時大地仍是滿目瘡痍，但如果這塊土地上沒有戰爭了，歸鄉之路再遠總是可以走到的。那個妻兒老母倚門而立、淚眼望穿的地方，就是這個國家和平的夢境：都市午夜時分寂寞的街燈下傳來的慵懶親切的電車鈴聲，小鎮酒館裡夥計在濃郁的酒香中露出的憨厚笑容；教室裡鄉音濃重的教授令人神思迷離的詩詞吟唱，農家樹蔭下清涼的茶湯和紡線車的嗡嗡聲，所有這一切不都隨著日本的投降和毛澤東的到來有了實現的可能了嗎？
毛澤東到達重慶的當天晚上，蔣介石舉辦了一個小型歡迎宴會。
毛澤東與蔣介石碰杯
毛澤東與蔣介石見面了。
他們至少有十幾年沒有見過面了。上一次見面可能是在廣州，那時蔣介石是國民革命軍的統帥，毛澤東則以國民黨員的身份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一年後，隨著國共兩黨的決裂，兩個人從此成為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對手，他們率領各自的武裝力量所進行的較量，每一刻都關乎各自的生死存亡。因此，即使毛澤東來到蔣介石面前，國共雙方的高級官員們還是感到他們握手的那一瞬間有點不可思議。
此時，兩個人的威望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作為二戰中國戰區的軍事統帥，歷經八年的抗日戰爭，蔣介石在國際社會已成為率領國民抵抗外國侵略的意志堅強的領袖。現在，他更有理由充滿自信：他擁有四百萬以上裝備精良的正規軍，蘇、美援助中國抗日的所有武器都在國民黨軍隊手中。而以他為核心的由聯姻關係構成的四大家族，掌握並支配著大半個中國的財富和資源。他和他領導的政府在國際事務中得到廣泛的承認，沒有人懷疑他作為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國土廣袤的國家的首腦地位。儘管他向毛澤東發出邀請時有一種“恩賜”的感覺，也慷慨地公開表示他將對毛澤東“以誠摯待之”，但是，在與毛澤東見面的那一瞬間，他還是感到了一種強烈的羞辱：“今日，我國最大的敵國——日本已經在橫濱港口向我們聯合國無條件地投降。五十年來最大之國恥與余個人歷年所受逼迫與污辱，至此自可湔雪淨盡。但舊恥雖雪，而新恥重重，不知此恥何日可以復雪？勉乎哉！”——近二十年來，他不斷地表示一定要把“禍匪”共產黨斬盡殺絕，甚至數次宣佈毛澤東已被他的軍隊“擊斃”。——恍如昨日的一切如何能與今天這個舉杯問候的場面對應？眼前這個長期與他對抗的“匪首”如不受到懲罰誰人還能服從政府？他領導的國家還能稱得上是有尊嚴的國家嗎？
此刻，在長征途中面容憔悴、身體消瘦的毛澤東已經容光煥發、體態豐滿，這個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革命者已經順利地完成了創造偉業的一切準備。抗戰後期在延安開展的整風運動，使中國共產黨無論在組織上還是在思想上，都得到空前的統一，他在黨內的威望和地位已是無可置疑。此時，他寬大的上衣口袋裡揣著延安發來的“解放區實力政權”統計電報，這封電報猶如一份共產黨人的“財產”清單：“全軍已擴大到一百二十七萬人〔東北發展的三萬在內〕，民兵發展到二百六十八萬餘人，地區擴大到一百零四萬八千餘平方公里，人口擴大到一萬〔億〕二千五百五十萬，行署二十三個，專署九十個，縣〔市〕政權五百九十個，縣城二百八十五座〔內反攻前八十九座〕……”
由於蔣介石沒有料到毛澤東真的會來，因此，在毛澤東抵達重慶的當天，他才匆忙召集會議討論對策，會議臨時確定了三條談判方針：一，不得於現在政府法統之外來談改組政府問題；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決，必須現時整個解決一切問題；三，歸結於政令、軍令之統一，一切問題，必須以此為中心。蔣介石的核心意思是：“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但對政治之要求予以極度之寬容，而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
共產黨方面提出關於談判的十一點意見。這份極具務實精神的歷史文件，顯示出共產黨人的胸懷與眼界，今天依舊值得細細品讀：
（1）在和平、民主、團結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現三民主義。
（2）擁護蔣先生，承認蔣先生在全國的領導地位。
（3）承認國共兩黨及抗日黨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確立長期合作，和平建國之方針。
（4）承認解放區部隊及地方政權在抗日戰爭中的功績和合法地位。
（5）嚴懲漢奸，解散偽軍。
（6）重劃受降地區，解放區部隊參加受降工作。
（7）停止一切武裝衝突，各部隊暫留原地待命。
（8）在結束黨治過程中，迅速採取必要辦法，達到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法的地步。
（9）政治民主化的必要辦法：國民政府召集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人物的政治會議，協商國事，討論團結建國大計，民主的施政綱領，各黨派參加政府，重選國民大會，由中共推薦陝甘寧邊區以及熱河、察哈爾、河北、山東、山西五省省府主席，綏遠、河南、江蘇、安徽、湖北、浙江、廣東及東北十省副主席，北平、天津、開封、上海四特別市副市長；推行地方自治，實行普選。
（10）軍隊國家化的必要辦法：公平合理地整編全國軍隊，確定分期實施計劃；解放區正規軍逐步編成十六個軍，四十八個師，駐地集中於淮河流域及隴海路以北地區；中共及地方軍事人員，參加軍事委員會及其各部的工作；設立北平行營及北方政治委員會，任中共人員為主任。
（11）黨派平等合法的必須辦法：釋放政治犯，取消一切不合理的禁令，取消特務等。
與毛澤東之前提出的政治主張相比，共產黨人再次作出重大讓步：不但承認蔣介石的領導地位，承認國民黨政權，而且捨棄了“聯合政府”的提法，只要求“參加政府”。當然，這份意見中包含著兩個核心的政治問題，即軍隊國家化和結束黨治。
看到共產黨人的意見後，蔣介石的感受是：“腦筋深受刺激。”
蔣介石與毛澤東進行了單獨談話——陪同毛澤東前往重慶的胡喬木回憶，在重慶，蔣介石與毛澤東會面有十一次之多，大多是在公開場合，但兩人的幾次重要會談都是秘密的，“有時甚至沒有任何其他人在場”。蔣介石開出了價碼：承認解放區事實上是絕對行不通的，在中共真正做到軍令政令統一之後，各縣的行政人員經中央考核後酌情留任，省一級人員乃至省主席可以考慮邀請中共人士擔任。關於政治問題，國民政府正考慮把戰時國防最高委員會改組為政治會議，各黨派代表都可以參加，但是中央政府的組織和人事暫不變動。如果中共方面現在就想參加政府，可以考慮。也可以增加中共在國民大會的代表名額，但是現在的國民代表不能重選。關於軍隊問題，國民政府能夠允許的最高限度是：中共軍隊整編為十二個師。
坐在蔣介石對面的毛澤東不置可否。共產黨方面已經得到關於蔣介石談判底線的情報，這份由中共南方局提供的情報相當準確：蔣介石在軍隊問題上最後可能讓步到十六個師，國民大會的代表名額可以讓步到百分之七。至於蔣介石說的省主席一職可以考慮邀請中共人士擔任，情報援引國民黨內部人士的說法是：到非讓步不可的時候，蔣介石準備讓毛澤東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無法得知，當毛澤東聽說蔣介石準備讓他出任中國一個偏遠省份的“主席”時，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
除了對共產黨提出的“承認蔣先生在全國的領導地位”這一條表示“不勝讚佩”之外，國民黨方面對其他問題沒有任何讓步的跡象：共產黨要求以“和平、民主、團結為統一的基礎”，國民黨則要求“民主與統一必須並重”；共產黨要求其領導的軍隊分期整編為四十八個師，國民黨則要求只能編為十二個師，而且要“立即縮編至此數”；共產黨要求承認解放區的合法地位，國民黨甚至拒絕討論這一問題；共產黨提出重選國民大會代表，國民黨則認為已選代表資格仍然有效。就在國共兩黨艱難地討價還價的時候，參與談判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態度突然強硬起來，原因是他必須帶著國共談判的某種成果回國述職。於是，赫爾利不耐煩地宣稱：要麼承認國民黨統一，要麼宣佈談判破裂。毛澤東對赫爾利說，我們的態度是：不承認，也不破裂，問題複雜，還要討論。
赫爾利空手回美國去了。
蔣介石焦躁不安。在他看來，毛澤東和共產黨人依舊是“匪”——“余以極誠對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誠之言，反要求華北五省主席與北平行營主任皆要委任其人，並要編組其共軍四十八萬人，以為余所提之十二師之三倍，最後將欲二十四師為其基準數乎？共匪誠不可理喻也……”而之所以還要與毛澤東周旋，其目的，蔣介石在給各戰區司令長官的密令中表述得明白無誤：“目前與奸黨談判，乃系窺測其要求與目的，以拖延時間，緩和國際視線，俾國軍抓緊時機，迅速收復淪陷區中心城市。待國軍控制所有戰略據點、交通線，將寇軍完全受降後，再以有利之優越軍事形勢與奸黨作具體談判。彼如不能在軍令政令統一原則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毛澤東也十分疲憊，但是只要和談的期待還有，他就必須堅持下去。毛澤東出席了由孫中山之子孫科舉行的盛大酒會，與宋慶齡、馮玉祥、邵力子、張治中、沈鈞儒、郭沫若、傅斯年等一一舉酒碰杯。他把《沁園春·雪》贈給了辛亥前輩柳亞子——這首一九三六年冬天寫於共產黨人艱苦轉戰中的詩作，以傲視群雄的氣概再次令蔣介石“深受刺激”。他還出席了包括白崇禧在內的國民黨軍高級將領舉行的歡迎宴會或茶話會。他主動宴請各界朋友，從政界、軍界、文化界到產業界。他甚至看望了一向反共的陳立夫和戴季陶。毛澤東的觀點是：共產黨人來到重慶，就是為了與反共勢力的代表蔣介石談判。那麼我們光找國民黨左派不行，左派贊成與我們合作但是他們不掌權，要解決問題就不能放棄與國民黨右派的接觸。他接受了英國路透社駐重慶記者甘貝爾的採訪：
問：是否可能不用武力而用協定的方式避免內戰？
答：可能，因為這符合於中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於中國當權政黨的利益。目前中國只需要和平建國一項方針，不需要其他方針，因此中國內戰必須堅決避免。
問：中共準備作何種讓步，以求得協定？
答：在實現全國和平、民主、團結的條件下，中共準備作重要的讓步，包括縮減解放區的軍隊在內。
問：假如談判破裂，國共問題可能不用流血方法而得到解決嗎？
答：我不相信談判會破裂，在無論什麼情形之下，中共都將堅持避免內戰的方針。困難會有的，但是可能克服的。
問：日本投降後，你們所佔領的地區，是否打算繼續佔領下去？
答：中共要求中央政府承認解放區的民選政府與人民軍隊，它的意義只是要求政府實行國民黨所早已允諾的地方自治，藉以保障人民在戰爭中所作的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與教育上的地方性的民主改革，這些改革是完全符合國民黨創造者孫中山先生的理想的。
問：如果聯合政府成立了，你們準備和蔣介石合作到什麼程度呢？
答：如果聯合政府成立了，中共將盡心盡力和蔣主席合作，以建設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
問：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為何？
答：“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問：在各黨派的聯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設方針及恢復方針如何？
答：除了軍事與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將向政府提議實行一個經濟及文化建設綱領，這綱領的目的主要是減輕人民負擔，改善人民生活，實行土地改革與工業化，獎勵私人企業〔除了那些帶有壟斷性質的部門應由民主政府國營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歡迎外人投資與發展國際貿易，推廣群眾教育，消滅文盲等。這一切也都是與孫中山先生的遺教相符的。
問：你贊成軍隊國家化，廢止私人擁有軍隊嗎？
答：我們完全贊成軍隊國家化與廢止私人擁有軍隊，這兩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國家民主化。通常所說的“共產黨軍隊”，按其實際乃是中國人民在戰爭中自願組織起來而僅僅服務於保衛祖國的軍隊，這是一種新型的軍隊，與過去中國一切屬於個人的舊式軍隊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質為中國軍隊之真正國家化提供了可貴的經驗，足為中國其他軍隊改進的參考。
毛澤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闡述，令所有關注中國前途的人滿懷希望。
但是，令人擔憂的事情還是出現了。
此時，美軍不但佔領了從廣州灣到秦皇島的沿海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還動用飛機和軍艦日夜兼程幫國民黨軍運送兵力。美國總統杜魯門的解釋是：“由於共產黨人佔領了鐵路中間的地方，蔣介石要想佔領東北和中南就不可能。事情很清楚地擺在我們面前，假如我們讓日本人立即放下他們的武器，並且向海邊開去，那麼整個中國就將會被共產黨人拿過去。因此我們必須採取異乎尋常的步驟，利用敵人來做守備隊，直到我們能將國民黨的軍隊空運到華南，並將海軍調去保衛海港為止。”更嚴重的是，國民黨中統局擬定了以“蔣總統要經常咨詢國事”為借口扣留毛澤東於重慶的計劃。延安給毛澤東發來電報，建議毛澤東回來。毛澤東的態度是：繼續留在重慶。同時，在有把握的情況下，反擊胡宗南、閻錫山、傅作義向解放區發動的進攻，打幾個大勝仗支援重慶談判。
局部的軍事衝突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在華美軍在那個時刻所充當的角色充滿戲劇性。他們在幫助蔣介石日夜運送兵力的同時，竟然也為共產黨人做了一件至關重要的事，那就是用飛機把共產黨的將領們送到了前線。就在滯留延安的共產黨將領急需返回各解放區的時候，恰巧有一架美軍觀察組的運輸機從西安飛到延安，於是共產黨人便對美軍飛行員說，能否幫助我們運送幾個人去太行山？美軍飛行員在沒有詢問究竟是什麼人的情況下痛快地答應了。飛機離開延安的那天，中央外事聯絡科長黃華去機場給美軍飛行員送行，看見機翼下準備登機的一群人時，嚇了一跳，這些人是：劉伯承、鄧小平、陳毅、薄一波、林彪、滕代遠、張際春、陳賡、陳再道、陳錫聯、蕭勁光、宋時輪、楊得志、李天祐、鄧華、王近山、傅秋濤、鄧克明、江華和聶鶴亭。黃華當即向軍委秘書長楊尚昆請求陪同飛行，因為一旦出了問題，他可以充當翻譯。在小小的道格拉斯運輸機的貨艙裡，二十一位共產黨高級將領擠在一起——如果這架運輸機真的出了事故，中國解放戰爭的歷史也許會是另一種樣子。
四個小時之後，飛機降落在太行山深處的一個簡易機場。
共產黨將領們立即奔赴各解放區。
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劉伯承和政治委員鄧小平等人趕往涉縣赤岸村的軍區司令部所在地。
十五天之後，一場戰役打響了，戰場位於山西省東南部的上黨。
上黨是以山西長治為中心的長子、屯留、襄垣、潞城、壺關等十餘個縣的總稱。這裡是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建立的七個較大的解放區之一——晉冀魯豫解放區的腹地。這個被毛澤東稱為太行山、太岳山、中條山中間的“一個腳盆”的地區，向東可以鉗制華北平原，向南可以控制黃河，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日本投降後，國民黨軍閻錫山部配合沿同蒲線（大同至風陵渡）北上的胡宗南部，佔領了這裡的六座縣城，猶如在晉冀魯豫解放區的中心地帶插入了一把刀子。如果不收復上黨地區，不但晉冀魯豫解放區不保，還可能導致國民黨軍向華北平原長驅直入。這就是劉伯承所說的“大門洞開”：“平漢線、同蒲線（敵人）都來了，我們打哪一個呢？上黨不打打平漢線，背上有把刀子，子彈也沒有，不好辦。打上黨，把冀南部隊調去了，大門（平漢線）洞開，真是拚命，要命！那時國民黨正向北，我們這裡是足球門。打，不行也要打！”
所謂“不行也要打”，指的是當時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還沒有做好打大仗的準備。晉冀魯豫解放區在抗日戰爭中多次受到日軍“掃蕩”式的進攻，部隊一直處在分散打游擊的狀態，而且編製很不充實，武器也十分簡陋。大多數的團在千人以下，僅有一半的團有迫擊炮兩三門，重機槍三四挺，而且炮彈奇缺，步槍子彈更是缺乏。上黨戰役開始後，劉伯承曾問太行縱隊副司令員陳錫聯：為什麼槍聲這麼少？陳錫聯回答道：沒有子彈，不敢多放槍。連國民黨軍都感到有點怪異：衝鋒而來的共產黨官兵，大多數人穿著老百姓的衣褲，衣褲的顏色五花八門，不少人腦袋上和山西的放羊倌一樣繫著一條白布巾。當時，佔領上黨地區的國民黨軍，是閻錫山部第八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十九軍軍長史澤波率領的第十九、第六十一軍的四個主力步兵師和一個相當於師的挺進縱隊，兵力一萬六千人。
毛澤東說：“你們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擔心我在重慶的安全問題。你們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談得越好。別的法子是沒有的。”
於是，不但必須作戰，而且必須打勝。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上黨戰役正式打響。李達、陳錫聯指揮太行縱隊主力攻擊屯留以吸引長治之敵來援，陳賡、陳再道分別指揮太岳、冀南縱隊主力埋伏在長治至屯留的公路邊準備打援。
由於缺乏攻堅戰的經驗和能力，太行縱隊對屯留的攻擊十分艱難，最後把李德生的第四支隊七六九團加強上去才衝進城池。國民黨軍城防司令、暫編三十八師副師長徐其昌棄城逃亡，被埋伏在城北的解放區的民兵俘獲。國民黨軍戰史對屯留一戰的敘述是：“匪賡續向屯留圍攻，以一部進出漳河西岸，截斷我後方交通；經兩晝夜鏖戰，我軍退守城垣。迄八日拂曉，匪集中五千以上兵力，先後爬城三十餘次未逞，我乘機遴選奮勇官兵五百員，由第二團李團長文山率領出擊，追至漳河左岸歸還，斃敵千餘。十日匪軍再度來犯，戰鬥益烈，我官兵傷亡慘重，乃於十二日突圍，翌日屯留遂陷。”
太行縱隊佔領屯留之後，太岳縱隊開始攻擊長子縣城。擔任主攻的三八六旅經過一整天的戰鬥，攻佔了縣城的西關和北關，國民黨守軍收縮入城。三八六旅旅長劉忠遂命令部隊挖坑道，官兵們用了整整五天的時間把坑道挖到了城牆下，還專門買來一口棺材裝炸藥。九月十八日，長子縣城牆西北角下那口裝滿炸藥的棺材被引爆，一聲巨響之後坍塌的城牆裂出一個大豁口，首先攻入城內的是三八六旅二十團。二十團以作戰勇猛著稱，團長楚大明。與二十團交過手的國民黨兵都害怕他們，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楚團戳一下”。長子城內的巷戰異常慘烈，各攻擊部隊都傷亡很大，戰鬥一直持續到國民黨守軍的槍聲停止。
接下來，太行、太岳、冀南縱隊一起，從南、北、東三面向長治發起攻擊。第十九軍軍長史澤波嚴令部隊死守。長治城牆堅固，天降大雨，攀爬困難，加之國民黨守軍火力猛烈，三個縱隊的攻擊屢屢受挫，攻守雙方進入艱難的戰場僵持狀態。在史澤波的急切催促下，閻錫山派出由第七集團軍副總司令彭毓斌率領的第二十三、第八十三軍以及省防軍共八個師、兩個重炮團從祁縣出發來援。大雨阻斷交通，援軍只有步行。山嶽相連，道路泥濘，在徒步行軍異常困難的情況下，國民黨軍自帶的彈藥很多，還給長治守軍帶著增援的彈藥，單兵負荷十分沉重，加上不斷受到游擊隊的襲擾，一日僅可前進二三十里。但是，閻錫山嚴令增援部隊不停頓地前進，同時給史澤波發電告之：“長治必守，援軍必到。”
對於劉伯承來講，戰局到了嚴峻的時刻：援軍不斷逼近，長治守軍很可能在援軍到達時傾盡全力出擊，兩面夾擊的局面一旦出現，對於晉冀魯豫部隊凶多吉少。九月二十八日，劉伯承和鄧小平最後決定：由陳再道指揮冀南縱隊繼續圍困長治；以陳錫聯率太行縱隊為右翼，陳賡率太岳縱隊為左翼，立即北上迎擊彭毓斌的援軍。劉伯承在電話裡對陳再道說：“長治這塊骨頭先不啃它，咱們先吃掉眼前這塊肥肉。”
渾身泥濘的兩軍在屯留西北遭遇。
原來的情報說敵人兵力七千人，但是接敵後才發現援軍竟有兩萬多人。晉冀魯豫部隊的一部不斷後退，引誘敵軍前進，主力則迂迴至兩側發起進攻。在殘酷的拉鋸戰後，彭毓斌部被包圍。當得知糧食將盡，特別是水源被切斷後，彭毓斌下令突圍。但是，退路已被奔襲而來的楚大明的二十團截斷。楚大明對他的官兵們說：我們這裡是口袋底，就是打到只剩一個人，也不許讓敵人突出去！楚團長話音未落，敵人的先頭部隊就順著公路衝來了，雙方頓時在夜色中廝殺在一起。到天亮時分，戰死者的屍體堆積在漳河北岸，河水變成了猩紅色。閻錫山的部隊全部裝備著日式步槍和山炮，彈藥充足，火力猛烈，雖然機關和後勤人員驚慌地到處亂跑，但作戰部隊在嚴厲的督戰下反覆衝鋒。楚大明在最後時刻命令團機關、衛生隊和直屬連隊全部投入戰鬥，他親自帶領二營向敵人發動反衝擊，三營則從另一側撲向敵陣。十月五日傍晚，晉冀魯豫各部隊開始了最後的總攻。戰鬥於六日上午九時結束，閻錫山的八個師兩萬餘人全軍覆滅。彭毓斌中彈負傷後自殺，被俘的高級軍官包括炮兵司令胡三余、暫編四十六師師長郭溶、暫編四十九師師長張宏、六十六師師長李佩膺等。
長治守軍得知彭毓斌兩萬人的增援部隊被殲後，絕望中棄城突圍。劉伯承、鄧小平命令圍城部隊緊追不捨，同時命令其他部隊急速前往合圍。已連續作戰月餘的部隊日夜兼程，終於在四天後將敵人包圍在沁河以東殲滅。史澤波的部隊除三千餘人逃脫外，剩下的六千餘人連同他本人以及暫編三十七師師長楊文彩、暫編六十八師師長郭天辛被俘。史澤波沒有傚法彭毓斌自殺，被俘後受到優待，並於一九四六年被釋放。回到太原後不久，他重新加入閻錫山的部隊，三年後在太原戰役中再次被俘，並於一九四九年被再次釋放。
上黨戰役是日本投降後國共的第一戰。戰役的結果完全出乎蔣介石的預料，他根本不相信手持簡陋武器的共產黨軍隊敢於發動如此規模的戰役，這使他在重慶面對毛澤東的時候神情有些恍惚。更痛心疾首的是閻錫山，他苦心經營數年的精銳部隊，總數也就九萬有餘，此役竟然一下子損失三萬。而對上黨一戰失利之害，國民黨軍戰史的總結是：
按上黨區為晉、冀邊區之鎖鑰，東屏太行，西障太岳，出東陽以瞰制冀南，扼天井以攫取豫北，形勢險要，利於攻守。尤以交通上之影響，東控平漢，西扼同蒲，北制太正，南臨黃河，戰略之價值甚大。故是役我軍敗績，即予匪回竄平漢之機，使華北、華中陷於分離，國軍之北上受降，大受阻撓；而黃河以北晉、冀、豫地區之匪，自此連成一片，獲得兵力運用之自由，使我豫東、魯西時受威脅，晉南、豫北無法展開，影響而後之作戰，實至深巨。
在國民黨軍失敗的各種原因中，他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一個關鍵點，那就是他們已經深入到解放區內部作戰了。國民黨軍無法知道，與他們交戰的三萬多官兵的身後還有九萬多的百姓。解放區的青壯年幫助共產黨軍隊挖戰壕、修工事、送彈藥、押俘虜，就在國民黨軍官兵因為老百姓的堅壁清野而缺糧短水的時候，晉冀魯豫各部隊得到了老百姓送來的三百多萬斤小米和麵粉、三十五萬斤馬料和四萬斤食鹽。解放區的婦女、老人和孩子們把支援共產黨軍隊作戰，視為打理自家莊稼一樣天經地義的事情，他們守護村口、封鎖消息、照顧傷員、縫製軍衣，僅軍鞋就做了一百五十多萬雙。部隊攻打長治的時候，城關村的婦女們冒著槍彈送上來白面饅頭，她們的到來讓官兵們很是吃驚，官兵們一個勁地喊：“快下去！槍子不長眼！”經歷過殘酷戰爭的百姓知道打仗要死人，他們的丈夫或是孩子就在共產黨的部隊裡，曾在他們村裡給他們挑過水磨過糧的官兵也讓他們格外惦記，於是，在戰役進行的時候，他們把犧牲在戰場上的官兵抬回來，擦淨血污，給他們穿上新棉衣、裹上新棉被，然後哭喊著把他們葬在自家的墳地裡。
就在上黨戰役將要結束的時候，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共產黨代表與國民黨代表在重慶桂園的客廳裡簽署了《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這就是中國當代史上著名的《雙十協定》：
中國國民政府蔣主席於抗戰勝利後，邀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先生，商討國家大計。毛先生於八月二十八日應邀來渝，進見蔣主席，曾作多次會談；同時雙方各派出代表，政府方面為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四先生，中共方面為周恩來、王若飛兩先生，迭在友好和諧的空氣中，進行商談，已獲得左列（文件為自右往左豎寫）之結果，並仍將在互信互讓之基礎上，繼續商談，求得圓滿之解決。茲特發表會談紀要如下：
一、關於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一致認為：中國抗日戰爭業已結束，和平建國的新階段，即將開始，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雙方又同認蔣主席所倡導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
二、關於政治民主化問題，一致認為應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並應先采必要步驟，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現雙方正與各方洽商政治協商會議名額、組織及其職權等項問題，雙方同意一俟洽商完畢，政治協商會議即應迅速召開。
三、關於國民大會問題，中共方面提出：重選國民大會代表，延緩國民大會召開日期及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選舉法和五五憲法草案等三項主張。政府方面表示：國民大會已選出之代表，應為有效，其名額可使之合理的增加和合法的解決，五五憲法草案原曾發動各界研討，貢獻修改意見。因此，雙方未能成立協議。但中共方面聲明：中共不願見因此項問題之爭論而破裂團結。同時雙方均同意將此問題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解決。
四、關於人民自由問題，一致認為政府應保證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應享受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現行法令當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
五、關於黨派合法問題，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應承認國民黨、共產黨及一切黨派的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黨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為憲政常軌，今可即行承認。
六、關於特務機關問題，雙方同意政府應嚴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機關有拘捕、審訊和處罰人民之權。
七、關於釋放政治犯問題，中共方面提出：除漢奸之外之政治犯，政府應一律釋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準備自動辦理，中共可將應釋放之人提出名單。
八、關於地方自治問題，雙方同意各地應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唯政府希望不以此影響國民大會之召開。
九、關於軍隊國家化問題，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應公平合理地整編全國軍隊，確定分期實施計劃，並重劃軍區，確定征補制度，以謀軍令之統一。在此計劃下，中共願將其所領導的抗日軍隊由現有數目縮編至二十四個師至少二十個師的數目，並表示可迅速將其所領導而散佈在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內〕八個地區的抗日軍隊著手復員，並從上述地區逐步撤退應整編的部隊至隴海路以北及蘇北、皖北的解放區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國整編計劃正在進行，此次提出商談之各項問題，果能全盤解決，則中共所領導的抗日軍隊縮編至二十個師的數目，可以考慮。關於駐地問題，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討論決定。中共方面提出：中共及地方軍事人員應參加軍事委員會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應保障人事制度，任用原部隊人員為整編後的部隊的各級官佐，編余官佐，應實行分區訓練，設立公平合理的補給制度，並確定政治教育計劃。政府方面表示：所提各項，均無問題，亦願商談詳細辦法。中共方面提出：解放區民兵應一律編為地方自衛隊。政府方面表示：只能視地方情勢有必要與可能時，酌量編置。為具體計劃本項所述各問題起見，雙方同意組織三人小組〔軍令部、軍政部及第十八集團軍各派一人〕進行之。
十、關於解放區地方政府問題，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應承認解放區各級民選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區名詞在日本投降以後，應成為過去，全國政令必須統一。中共方面開始提出的方案為：依照現有十八個解放區的情形，重劃省區和行政區，並即以原由民選之各級地方政府名單呈請中央加委，以謀政令之統一。政府方面表示：依據蔣主席曾向毛先生表示：在全國軍政令統一以後，中央可考慮中共所薦之行政人選。收復區內原任抗戰行政工作人員，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與成績，酌量使其繼續為地方服務，不因黨派關係而有所差別。於是中共方面提出第二種解決方案，請中央於陝甘寧邊區及熱河、察哈爾、河北、山東、山西五省委任中共推選之人員為省府主席及委員，於綏遠、河南、江蘇、安徽、湖北、廣東六省委任中共推選之人為省府主席及委員〔因以上十一省或有廣大解放區或有部分解放區〕，於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四特別市委任中共推選之人為副市長，於東北各省容許中共推選之人參加行政。此事討論多次，後中共方面對上述提議，有所修改，請委任省府主席及委員者改為陝甘寧邊區及熱、察、冀、魯四省，請委省府副主席及委員者，改為晉、綏兩省，請委副市長者改為平、津、青島三特別市。政府方面對此表示：中共對於其抗戰卓著勤勞，且在政治上具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請政府決定任用，倘要由中共推薦某某省主席及委員，某某省副主席等，則即非真誠做到軍令政令之統一。於是中共方面表示可放棄第二種主張，改提第三種解決方案：由解放區各級民選政府重新舉行人民普選，在政治協商會議派員監督之下，歡迎各黨派、各界人士還鄉參加選舉。凡一縣有過半數區鄉已實行民選者，即舉行縣級民選。凡一省或一行政區有過半數縣已實行民選者，即舉行省級或行政區民選。選出之省區縣級政府，一律呈請中央加委，以謀政令之統一。政府方面表示：此種省區加委方式，乃非謀政令之統一，惟縣級民選可以考慮，省級民選須待憲法頒布，省的地位確定以後方可實施。目前只能由中央任命之省政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俾即恢復常態。至此，中共方面提出第四種解決方案：各解放區暫維持現狀不變，留待憲法規定民選省級政府實施後再行解決，而目前則規定臨時辦法，以保證和平秩序之恢復。同時，中共方面認為：可將此項問題，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解決。政府方面則以政令統一必須提前實現，此項問題久懸不決，慮為和平建設之障礙，仍亟盼能商得具體解決方案。中共方面亦同意繼續商談。
十一、關於奸偽問題，中共方面提出：嚴懲漢奸，解散偽軍。政府方面表示：此在原則上自無問題，惟懲治漢奸要依法律行之，解散偽軍亦須妥慎辦理，以免影響當地安寧。
十二、關於受降問題，中共方面提出：重劃受降地區，參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參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後，自可考慮。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國慶紀念日於重慶
王世傑 張群 張治中
邵力子 周恩來 王若飛
毛澤東要離開重慶了。蔣介石與毛澤東又見了一面，並進行了長談。蔣介石說，國共兩黨，不可缺一，黨都有缺點，也都有專長。我們都是五六十歲的人了，十年之內總要搞出個名堂，否則對不起人民。毛澤東向蔣介石談起土地革命。蔣介石聽後說，很好，將來這些事都給你們來辦。最後，蔣介石再次勸告毛澤東，不要搞軍隊，如果專門在政治上競爭，可以被接受。毛澤東則表示，贊成軍隊只為國防不為黨派。於是，蔣介石對毛澤東說，我們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辦了。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毛澤東與蔣介石握手道別。
他們誰都沒有想到，此一別便是他們的永別。
《雙十協定》的簽字令中國民眾看到了和平的曙光。
在戰時陪都重慶，因戰爭漂泊至此的人們都在收拾行裝準備返回故鄉，連國民黨大員們也開始議論首都的回遷，因為對於國民黨政客們來講南京才是真正的國都。中國古代詩人杜甫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出現在重慶的報紙上——公元七百六十三年春季裡的一天，得知引發巨大動盪的安史之亂突然以幽州守將投降而結束，杜甫寫下了這首七律：
劍外忽傳收薊北，
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
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
便下襄陽向洛陽。
歷盡苦難的中國就這樣滿懷希冀上路了。
儘管夢境縈繞，無論是共產黨人還是國民黨人，都難免焦慮猶存。
這個民族百姓的心靈已經流離太久，故園靜謐的模樣已是模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