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帶有美軍標誌的飛機在中國黃土溝壑的上空盤旋。
這是一九四四年七月裡的一天。
在此之前，因為很少有飛機在延安降落，這個共產黨中央所駐紮的偏僻小城內還沒有稱得上機場的設施。現在，那個被稱為“機場”的地方只是一片較為平坦的空地。
正是盟軍實施諾曼底登陸的那段日子，大半個歐洲都被戰場上空的陰霾所籠罩。但是，在亞洲戰場的中國戰區，進入夏季以來卻十分乾燥。由於手中有共產黨領袖毛澤東事先親自起草的一封關於這塊空地的規模、走向以及各種可以利用的地面標記的電報，駕駛飛機的美軍飛行員很快就發現了那個“機場”，並且迅速地俯衝下去——他們有充分的理由享受此刻奇異的感覺：當盟軍飛行員在濕氣濃重的歐洲雲層中躲避德軍密集的對空炮火時，他們身邊的天空卻出奇的湛藍寧靜。更重要的是，在機翼下這片充滿神秘色彩的土地上等待他們的，是無論意識形態還是生活方式都被蔣介石政府描繪得千奇百怪的共產黨人以及追隨著他們的士兵與百姓。這一切，都使得美軍飛行員此刻的行動如同一次氛圍奇特的飛行表演——但是，還是出事了。飛機的輪子剛剛接觸地面，左輪猛地撞上一個看似鬆軟實際上異常堅硬的黃土堆，機身立即向左傾斜，瞬間變成一團帶著尖厲呼嘯的巨大的黃色煙塵，煙塵在接近那片空地盡頭的時候戛然而止，機頭戳在地上使整個飛機幾乎豎立起來，機艙的左側裂開一個大窟窿。駕駛和乘坐這架飛機的數名美國軍人驚魂未定地從機艙裡爬了出來，他們顯然沒有受到嚴重的傷害，他們立即感受到延安炙熱耀眼的陽光和濃烈醇厚的黃土氣味。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發生在中國的規模巨大的戰爭——戰爭的一方稱之為“解放戰爭”，另一方稱之為“戡亂戰爭”——毫無疑問是一場典型的內戰。但是，自人類社會進入近代以來，發生在世界任何區域的所謂“內戰”，僅僅是對交戰對像和戰場地理的界定而已，其影響毫無例外會超出戰爭發生國的國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國際社會的各個方面——敘述二十世紀中葉發生在中國的那場規模巨大的戰爭，必須從戰爭爆發前一年一架倒霉的美國飛機開始。因為，當那架飛機在跑道盡頭變成一團跌跌撞撞的煙塵的時候，站在那片空地邊的延安軍民驚駭的叫聲以及爬出飛機的美軍觀察組成員迷茫的神色，無疑是中國即將進入的那段動盪歲月和即將爆發的那場戰爭的極具意味的開端。
那個夏天，美國人急于飛往延安的原因是：首先，中國國民黨軍隊在對日作戰中一再失利，而蔣介石需求的對華援助越來越多，引起美國朝野的一片不滿。其二，美軍已經開始轟炸敵後日軍目標，迫切需要共產黨抗日武裝提供有關情報和營救降落在敵後的美軍飛行員。其三，或許這一點是最重要的，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已經發展到令人無法忽視的程度，與中國共產黨人接觸並瞭解他們，是戰後美國政府制定符合美國利益的對華政策所必需的。正是這一切，使得一九四四年夏季仍處在數十萬國民黨軍封鎖中的延安，突然間熱鬧起來。
延安，中國當代史上一個奇特的地方。延安的歷史，已使它從一個普通的地名，變成一個含義複雜的政治詞彙。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這片土地貧瘠、植被稀疏、被國民黨政府稱為“匪區”的地方，卻被全中國的熱血青年視為尋求民族解放和國家新生的神聖之地。在延安散落著泥屋和窯洞的數條乾涸的河川之中，聚集著當時中國最富社會理想與政治抱負的精英，聚集著經過萬里長征倖存下來的共產黨官兵，聚集著因為嚮往一個嶄新的國家遠道而來的學者、作家、畫家、作曲家。延安指揮的武裝力量遍佈整個中國，人數已達六十三萬之眾——在某種程度上講，這裡就是一個“國家”，儘管蔣介石從來沒有正式承認過其合法性。
在美軍觀察組到來之前，無論蔣介石怎樣阻撓，一個渴望踏上這塊神秘土地的中外記者團，還是在盟軍開始諾曼底登陸作戰的第三天來到延安。中外記者們發現，共產黨人在這片黃土地上所創造的一切，遠遠超出他們的想像，意外和新奇紛至沓來。共產黨軍隊總司令朱德宴請了他們，並和他們一起欣賞了藝術家們演唱的《同盟國進行曲》和《黃河大合唱》。被國民黨報刊描繪成“匪首”的共產黨領袖毛澤東性情溫和，除了不斷地吸煙之外，這個高個子長頭髮的南方人舉止從容不迫、神態安然自得。在回答記者們提出的“國共兩黨是選擇戰爭還是和解”這個問題的時候，毛澤東說，共產黨人和人民的選擇不是內戰，而是一個真正的民主制度。中外記者們從日常生活的層面上認識了毛澤東——“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並且是很簡樸的。他會在遍地黃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談，他不帶警衛。當和我們在內的一群人拍照時，他不站在中間，也沒有人引他站在中間，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時在邊上，有時站在別人身後。”
美軍觀察組雖然被延安的一個黃土堆弄得心驚肉跳，但是《解放日報》刊發的題為《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的社論，還是讓美國人十分高興。社論不但說美軍觀察組到達延安，“是中國抗戰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而且據說社論標題中的“戰友們”三個字，是毛澤東親自加上的。共產黨軍隊的高級將領一一向美軍觀察組介紹抗日根據地的情況，介紹是極其詳細的，僅彭德懷關於八路軍在華北的抗戰就整整講了三天。毛澤東對隨行的美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謝偉思表示，中國問題的關鍵是國共兩黨的關係，共產黨人深知內戰對於國家經濟和遠東穩定的破壞。在目前情況下，因為國民黨政府依靠美國的大量援助，所以在中國防止內戰很大程度上有賴於美國的影響。由於擔心一旦抗戰結束，美軍撤離後，國民黨軍會立即發動內戰，毛澤東甚至向美軍觀察組提出：“美國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個領事館？”
受到友好接待的美軍觀察組吃上了延安生產的麵包，而毛澤東和延安軍民則興致勃勃地觀看了美軍觀察組帶來的電影——汽油發電機轟轟作響，銀幕上是一個永遠走著鴨子步的落魄的美國流浪漢，在流浪漢的身後，是那個距離延安十分遙遠的國度閃閃爍爍的摩登時代。
接著，美國總統特使帕特裡克·J·赫爾利到達延安。
赫爾利在延安
赫爾利曾經是胡佛總統時期的陸軍部長，出任羅斯福總統特使之後不久，他便成為美國駐華大使。由於深陷中國內戰開始時複雜的政治漩渦中，這個美國人很快就被共產黨人視為一個出爾反爾的政客。但是，他第一次來延安的時候，受到了真誠的歡迎。毛澤東特別交代，要專門為赫爾利“開個歡迎會”，“再搞點音樂晚會”。延安方面期待的心境，源於重慶傳來的情報。不久前，在重慶的共產黨代表已與赫爾利見過面，赫爾利對林伯渠和董必武說：蔣介石對共產黨的態度已經緩和，並且同意他必要時與共產黨人接觸。蔣介石雖然是中國戰區的抗日領袖，但是按照美國人的看法，他的國民政府不是一個民主的政府而是一個專制的政府。中國共產黨應該得到合法的政治地位。他代表羅斯福總統來到中國，就是要促成中國一切軍事力量的統一，以最終戰勝同盟國共同的敵人。雖然美國支持由蔣介石來統一中國的軍事力量，但美國同時知道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很強大，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重要因素。因此，他準備在國共兩黨之間進行“撮合”以求得雙方的合作。
在此之前，包括毛澤東在內，共產黨主要領導人都沒有見過赫爾利。於是，與前些日子那架運載美軍觀察組的飛機出現意外一樣，這位美國特使也令延安的共產黨人感到了頗多的意外。赫爾利乘坐的飛機在延安降落時，周恩來正好在那片空地上，當他得知走下飛機的那個外國人是赫爾利時，立即招來一個步兵連作為臨時儀仗隊。六十一歲的赫爾利“伸直身子，挺起胸膛”接受步兵連的檢閱，“像一個得意洋洋的小伙子那樣高叫印第安人的戰爭口號”。這一情景令急忙趕來歡迎他的共產黨領導人不禁“瞠目結舌”。
第一次會談，面對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基本上是赫爾利一個人在滔滔不絕。他再次強調自己到延安來是得到國民政府批准的，蔣委員長不但願意承認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的合法地位，並且願意承認中國其他一切政黨的合法地位，同時正在考慮以某種形式吸收共產黨人參加軍事委員會——雖然這是美國人所期望的戰後中國的政體樣式，美國人正從各方面影響蔣介石迫使他接受這樣的政體，雖然美國人或多或少地預感到如果國共無法合作這個國家將面臨什麼樣的危險，但是，美國人既不瞭解國民黨，也不瞭解共產黨，更不瞭解中國。赫爾利拿出一份名為《為著協定的基礎》的文件，親自為共產黨領導人朗讀起來：
一、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將共同工作，來統一在中國的一切軍事力量，以便迅速擊敗日本與重建中國。
二、中國共產黨軍隊，將遵守與執行中央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的命令。
三、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將擁護為了在中國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孫中山的原則。雙方將遵行為了提倡進步與政府民主程序的發展的政策。
四、在中國，將只有一個國民政府和一個軍隊。共產黨軍隊的一切軍官與一切士兵，當被中央政府改組時，將依照他們在全國軍隊中的職位，得到一樣的薪俸與津貼，共產黨軍隊的一切組成部分，將在軍器與裝備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
五、中國政府承認中國共產黨的政黨地位，並將承認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的合法地位。中國一切政黨，將獲得合法地位。
毛澤東問赫爾利，這份文件究竟是什麼人的意見？赫爾利解釋說，這是兩黨談判的基礎，不帶有任何強迫性。參加會談的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上校對赫爾利說，毛澤東想知道的是，您剛才說的是蔣介石的意見還是您自己的意見。赫爾利猶豫了一下說，原來是我自己的意見，後來蔣先生作了若干修改。
午飯之後，接著會談。
毛澤東不再給赫爾利滔滔不絕的機會。在警告赫爾利“中國的事情很難辦”之後，毛澤東著重談了兩個問題，即聯合政府問題和改組軍隊問題——這兩個問題，是解放戰爭爆發前，國共兩黨始終無法妥協的最主要的問題。毛澤東說，中國人民，包括我們共產黨人，首先希望“國民政府的政策和組織”有所改變，建立包含一切抗日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聯合政府，這是解決問題的起點。“直到現在國民黨還是一個大政黨，擁有龐大的軍隊，這個軍隊在抗戰頭兩年打仗打得比較好，現在總算還在打日本，國民黨當局還沒有最後破裂民族團結，這是蔣先生所領導的黨和政府好的一方面”。但是這個政府必須改組，因為國民黨政府危機四伏，危機的來源“在於國民黨的錯誤政策與腐敗機構”，而不是共產黨的存在。毛澤東說，抗戰以來，“我們從不妨礙國民黨，而國民黨卻來妨礙我們”，一共一百九十五萬軍隊，“有七十七萬五千人來包圍我們”。雖然如此，我們仍然擁護國民黨，以打擊日本侵略者。我們戰鬥在敵後的六十三萬軍隊和九千萬人民，拖住了日寇的尾巴，如果沒有這個力量拖住日寇的尾巴，國民黨軍隊早就被打垮了。軍隊是需要改組，中國人民的公意是：哪個軍隊腐敗，就改組哪個，“而不是英勇善戰的八路軍和新四軍”。
儘管感受到共產黨人對蔣介石政府持有強硬的批評立場，但是赫爾利依舊認為，關於他帶來的那份文件是有溝通的可能的，他請毛澤東親自修改文件上的條款。毛澤東表示，贊成第一條，把第三條放在第二條之前，建議加上聯合政府的條款：“現在的國民黨政府改組為包含所有抗日黨派及無黨無派政治人士的代表的聯合國民政府”；同時，軍事委員會“改組為包含所有抗日軍隊代表的聯合統帥部”。毛澤東強調增加的這一條款意味著：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軍事上，國民黨只是聯合政府與聯合統帥部中與其他黨派平等的一員。
赫爾利以他對中國極其有限的瞭解，顯然無法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在第二天的會談中，赫爾利表示：“我將盡一切力量使蔣先生接受，我想這個方案是對的。”他甚至表示如果蔣介石願意，他可以陪同毛澤東去見蔣介石，並以“美國的國格”擔保毛澤東在與蔣介石見面後能“安全地回到延安”。毛澤東的回答是：“我很願意和蔣先生見面，過去有困難，沒有機會，今天有赫爾利將軍幫助，在適當時機我願意和蔣先生見面。”可以肯定地說，毛澤東對經過修改的方案是否能在蔣介石那裡獲得認可，持嚴重的懷疑態度。他問赫爾利：“今天把文件準備好，明天簽字”，不知蔣先生是否會同意？包瑞德上校在一旁說，有赫爾利將軍見證，如果蔣先生拒不簽字，將軍就可以明確地告訴羅斯福總統，我們認為很公平的協議，“毛同意了，蔣不同意”。這時，赫爾利提出一個看似十分尖銳的問題：“我要再證實一下，您是否願意和蔣先生合作，由他當政府主席？”毛澤東的回答是：“他當政府主席。”赫爾利變得十分樂觀了。他問毛澤東，與蔣先生見面的地點如果不在重慶，那麼應該選在別的什麼地方？毛澤東說：“當然在重慶。”
毋庸諱言，美國政府的主動接近姿態，確實給中國共產黨人帶來了某種希望，即希望美國可以成為中國對立的政治和軍事力量之間的調解人。無論如何，至少在那個時候，美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和地位，使其在中國人的心中份量很重，儘管毛澤東終生都對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強國抱有極大的警惕。
赫爾利帶著美國式的天真回重慶去了。
毛澤東沒有想到，給共產黨人造成困難局面的，不是美國而是蘇聯。
一九四五年初春時節，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到達位於蘇聯克里米亞半島南端的雅爾塔。當時，盟軍對日作戰的大勢是：在由蔣介石指揮的中國戰區，戰局始終沒有好轉的跡象，羅斯福甚至接到過蔣介石表示中國可能不得不退出聯盟戰爭的信函——而一旦日本從中國戰場脫身，將上百萬軍隊投入英美對日戰場，那麼，在美軍以巨大代價征戰的太平洋戰區和仍讓英軍處在噩夢中的印緬戰區，戰局將會出現難以想像的困難。羅斯福和丘吉爾來到雅爾塔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勸說斯大林出兵，直接打擊中國本土上的日軍，以減輕盟軍在亞洲其他戰場上的壓力，推進整個戰爭的迅速結束。為此，羅斯福和丘吉爾決定在戰後利益分配上向斯大林作出讓步。
果然，斯大林對蘇聯紅軍承擔對日作戰“開價”很高。除了從日本那裡恢復一九四年日俄戰爭中蘇聯損失的各種權益之外，大部分的條件涉及中國。包括保證蘇聯在中國大連的權益，恢復租用旅順港為蘇聯海軍基地，蘇聯和中國共同經營中東（滿洲裡至綏芬河）鐵路和南滿（哈爾濱經長春至旅順）鐵路。另外還有：維持外蒙古現狀，庫頁島南部及附近一切島嶼交還蘇聯，千島群島交與蘇聯。斯大林的理由是：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得到滿足，就很難向蘇聯人民解釋“為什麼他們必須去同日本作戰”；而“如果能滿足必要的政治條件”，那便不難向蘇聯人民解釋“他們與遠東戰爭的攸關利益是什麼”。
為了促使蘇聯盡快對日作戰，以犧牲中國主權為前提的《雅爾塔協定》簽字了——當時的白宮顧問捨伍德後來說：“在雅爾塔考慮遠東的所有問題時，羅斯福最關心的根本問題是美國對日作戰計劃。”
當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如此則我民族之大，憑借之厚，今日雖不能由余手而收復，深信將來後世之子孫亦必有完成其領土、行政、主權之一日。”
而在政治信仰上與蘇聯有著親緣關係的中國共產黨人心情更為複雜。
一九四五年春天，延安的山坡染上了一層斑駁的綠色，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了。
毛澤東所作的政治報告的題目是《論聯合政府》。
這個在解放戰爭爆發前公開發表的文件，明確表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立場，即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用和平的而不是戰爭的手段，建設一個新的中國：
……中國人民在其對於日本侵略者作了將近八年的堅決的英勇的不屈不撓的奮鬥，經歷了無數的艱難困苦和自我犧牲之後，出現了這樣的新局面——整個世界上反對法西斯侵略者的神聖的正義的戰爭，已經取得了有決定意義的勝利，中國人民配合同盟國打敗日本侵略者的時機，已經迫近了。但是中國現在仍然不團結，中國仍然存在著嚴重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怎樣做呢？毫無疑義，中國急需把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團結在一起，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以便實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機，動員和統一全中國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國配合作戰，打敗日本侵略者，使中國人民從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來。然後，需要在廣泛的民主基礎之上，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成立包括更廣大範圍的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在內的同樣是聯合性質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領導解放後的全國人民，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
《論聯合政府》的小冊子在重慶印發了三萬冊。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佈雷看完這本書只說了兩個字：內戰。陳佈雷的意思是，共產黨的政治攻勢有顛覆政府的巨大力量，國民黨根本沒有招架之功，對付共產黨只剩下戰爭這一種手段了。
毛澤東擔心的是：一旦日本戰敗，內戰全面爆發。
就在共產黨人對未來提出設想的時候，一個巨大的事件突然降臨，發生於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驟然拉開了序幕。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美國人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了原子彈。八月九日，蘇軍的重炮打破了中國東北邊境的寂靜。由馬林諾夫斯基元帥指揮的後貝加爾方面軍六十個師的機械化作戰部隊，沿著四千多公里的邊境線向中國境內大規模突進。同時，蘇軍轟炸機群對偽滿洲國首都和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所在地長春開始了猛烈的轟炸。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
沒有證據表明，無論是國民黨人還是共產黨人，之前預料到日本軍隊垮台在即。雖然五月初蘇軍攻克了柏林，德國在法國的蘭斯向盟軍無條件投降，美軍也在太平洋諸島經過一系列血腥戰鬥於七月在菲律賓登陸，但是，勝利的曙光還沒有照耀到中國戰區的上空。那時，在中國的北方，東北地區的日本移民在日本關東軍的保護下，依舊猶如在自己的故鄉一樣享受著黑土地的肥沃；在瀰漫著麥香的華北平原和飄蕩著稻香的蘇北河網地帶，日本佔領軍雖然不斷受到八路軍、新四軍以及游擊隊的攻擊和襲擾，但並沒有顯露出明顯的崩潰跡象。而在中國的南方，日軍最精銳的部隊，正向位居中國西南的國民黨軍發動代號為“一號攻勢”的大規模攻擊，其作戰重點是：“佔領並確保湘桂（衡陽至友誼關）鐵路、粵漢（株洲至廣州）及平漢（北平至武漢）鐵路南部沿線的要地”，以實現貫通中國東北到越南的大陸運輸線，同時摧毀設立在廣西和湖南的盟軍空軍基地。
中國共產黨的七大結束之後，舉行了七屆一中全會，各解放區的黨政軍負責人依舊集中在延安。毛澤東的預想是：“日本也許在明年就要倒下去。”於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那天，延安的楊家嶺禮堂裡還在召開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說要發表一個聲明，即後來收入《毛澤東選集》中的《對日寇的最後一戰》，以表明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準備“廣泛發展進攻”配合蘇軍對日作戰。
毛澤東和延安軍民一樣，是在廣播中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的。
同樣，設在重慶的盟軍總部，也是在廣播中聽到這個消息的，只不過比延安早了一天。
突然到來的勝利，給中國人帶來巨大的驚喜和無比的自豪。抗戰八年，重慶政府承擔著政治和軍事的雙重壓力。日本政府、汪精衛偽政府、盟軍各國、中國自身的民族危亡和國家權益，種種的衝突與對抗、危機與艱難令重慶政府飽受折磨。同時，在對日作戰的正面戰場上，國民黨軍以空前慘烈的血戰抵禦著日軍對中國一個又一個城市的進攻，並以一百三十二萬官兵的陣亡在戰爭中付出了沉重代價。因此，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當日，蔣介石在重慶中央廣播電台以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發表了廣播演說：“我們的抗戰，在今天獲得了勝利。正義戰勝強權，終於得到了它最後的證明，這也就是表示了我們國民革命歷史使命的成功。我們中國在黑暗和絕望的時期中，八年奮鬥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實現。我們對於顯現在我們面前的世界和平，要感謝我們全國抗戰以來的軍民先烈，要感謝我們為正義和平而共同作戰的盟友……”
延安的毛澤東自然也十分興奮，他把勝利歸結於“我國全體軍民共同努力的結果”：“由於日本的投降，我全民族八年來所堅持的神聖的抗日戰爭，已經勝利地結束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也勝利地結束了！在全中國與全世界，一個新的時期，和平建設的時期，已經來臨了！中國共產黨認為在這個新的歷史時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務是：鞏固國內團結，保證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立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並協同英美蘇及一切盟邦鞏固國際間的持久和平。”
這是一個舉國欣喜的時刻。
這個時刻令中華民族喜淚縱橫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近代以來，發生在中國的屈辱事件幾乎麻木了這個民族歡樂的本能，此前這片國土上還未有過強大的入侵者繳械投降的記載。於是，陡然到來的巨大勝利，讓國人來不及去想歡樂結束以後將是什麼樣的日子。
對於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政治家和軍事家們充滿焦慮。
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中國這片土地上最主要的政治和軍事爭端，都來自於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這兩個從聯合走向分裂的政治派別，由於政治信仰的巨大差異，多年來始終處在嚴酷的敵對之中。國民黨無論政治上還是軍事上，一直處於強勢地位，這就使得共產黨的發展歷經坎坷與磨難。十年前，中國共產黨人和他們數量有限、裝備簡陋的武裝，在國民黨軍的大舉圍攻下幾乎面臨絕境，不得不放棄一個又一個根據地，轉戰在這個國家的急流險山之間。最終，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落腳於中國西北的黃土高原上。而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就是當日本入侵中國後，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危機，國共兩黨必須聯合起來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是，無論是國民黨人，還是共產黨人，都清楚這種聯合與這種統一是暫時的，一旦共同對日這個大前提消失，兩支力量在政治上與軍事上的對立就會重新顯現，那麼隨之而來的也許就是衝突或交戰的再次爆發。
此刻，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同盟國對中國可能爆發大規模內戰的焦慮，絕不是出自於對中國社會與民生的擔憂。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衝突，本質上是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的衝突，這一衝突的性質決定其結局必然影響到世界主要強國的在華利益，影響到世界主要強國在國際事務中政治聯盟的格局。另外，如果中國爆發內戰，很可能演變成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與以美、英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間的直接衝突，誰也無法預料到這一衝突是否會演變成新的世界大戰，而已被曠日持久、代價巨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弄得精疲力竭的蘇、美、英等國，誰也不希望在戰爭剛剛結束後不久再次捲入新的戰爭。
來自蔣介石政府和軍隊、國內各地軍閥和地方勢力、國際戰勝國和戰敗國的各色情報，雜亂地集中在共產黨中央所在地延安。毛澤東格外關注國民黨軍隊日漸緊迫的大規模調動：新六軍被運到南京，第九十四軍被運到上海，第九十二軍被運到北平……這種規模甚至超出了抗戰時期的軍事調動，顯然是針對共產黨人的。毛澤東擔憂的是，五萬美軍準備在華北沿海港口城市登陸，名義上是配合中國政府對日本佔領軍受降，實際上既是等著蔣介石的軍隊前去接收，同時也不排除打算與蘇聯爭奪控制中國的勢力範圍。而更讓共產黨人吃驚和困惑的消息，來自蘇聯。
蘇軍對日作戰開始後，朱德命令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準備接受日軍投降，但是蔣介石宣佈日軍只能向國民黨軍投降。就在日本正式宣佈投降數小時之前，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聯與國民政府保持著外交關係，簽署外交文件當屬正常，不正常的是這一“條約”簽署的時機涉及中國共產黨人未來的生存環境。條約的要點是，落實蘇聯在《雅爾塔協定》中取得的在華利益。國民政府以此換取了斯大林的承諾：上百萬蘇軍已經開進中國東北，雖然此刻那裡沒有國民黨軍的一兵一卒，但是蘇軍只接受國民政府對東北的接管；並且，“蘇聯政府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
有外國記者評論說：“一切都已昭然若揭，如果內戰爆發，中共將獨立作戰。”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澤東起草了發至各戰略區的電報：《關於日本宣佈投降後我黨任務的決定》。電報表明，日本投降後，面對國民黨軍準備向解放區“收復失地”，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任務為分兩個階段：目前階段，“應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敵偽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體情況發動進攻，逐一消滅之，猛力擴大解放區，佔領一切可能與必須佔領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奪取武器與資源，並放手武裝基本群眾，不應稍有猶豫”；將來階段，“國民黨可能向我大舉進攻，我黨應準備調動兵力，對付內戰，其數量與規模，依情況決定。一部分地區如江南、豫、鄂、晉、綏等地，第一階段之時間可能甚短，對此應有充分估計”。
同一天，蔣介石發佈了三道命令：
一、命令國民黨軍前線各部隊“對敵放棄要點，應即派部隊進駐”，“距敵較遠之部隊，應察狀況可能向前推進”，“對於敵人遺留之武器彈藥材料財物，必須派兵嚴為看管”，而共產黨武裝“如有爭奪城鎮，妨害我之行動，應斷然剿辦為要”；
二、命令各淪陷區偽軍“應就現駐地點負責維持地方治安，保護人民。各偽軍尤應乘機贖罪，努力自新，非本蔣委員長命令，不得擅自移動駐地，並不得受未經本委員長許可之收編”；
三、命令第十八集團軍（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應就原地駐防待命。其在各地區作戰地境內之部隊，並應接受各該戰區司令長官之管轄。政府對於敵軍之繳械、敵俘之收容、偽軍之處理及收復地區秩序之恢復，政權之行使等事項，均已統籌決定，分令實施。為維護國家命令之尊嚴，恪守盟邦協議之規定，各部勿再擅自行動為要”。
蔣介石的第三條命令，涉及日本投降後國共兩黨衝突的核心，即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是否“合法”的問題——蔣介石將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接管日軍和偽軍投降的行動稱為“唐突和非法之行為”。
八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懷回電蔣介石，電文充滿了毛澤東的文風：
重慶蔣委員長勳鑒：我們從重慶廣播電台收到中央社兩個消息，一個是你給我們的命令，一個是你給各戰區將士的命令。在你給我們的命令上說：“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此外還有不許向敵人收繳槍械一類的話。你給各戰區將士的命令，據中央社重慶十三日電是這樣說的：“最高統帥部今日電各戰區將士加緊作戰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計劃與命令積極推進，勿稍鬆懈。”我們認為這兩個命令是互相矛盾的。照前一個命令，“駐防待命”，不進攻了，不打仗了。現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實行投降，而且每時每刻都在殺中國人，都在同中國軍隊作戰，都在同蘇聯、美國、英國的軍隊作戰，蘇美英的軍隊也在每時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戰，為什麼你叫我們不要打了呢？照後一個命令，我們認為是很好的，“加緊作戰，積極推進，勿稍鬆懈”，這才像個樣子。可惜你只把這個命令發給你的嫡系軍隊，不是發給我們，而發給我們的另是一套。朱德在本月十日下了一個命令給中國各解放區的一切抗日軍隊，正是“加緊作戰”的意思。再有一點，叫他們“加緊作戰”時，必須命令日本侵略者投降過來，將敵偽軍的武裝等件收繳過來，難道這樣不是很好的嗎？無疑這是很好的，無疑這是符合於中華民族的利益的。可是“駐防待命”一說，確與民族利益不符合。我們認為這個命令你是下錯了，並且錯得很厲害，使我們不得不向你表示：堅決地拒絕這個命令。因為你給我們的這個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違背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僅僅有利於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國的漢奸們。
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 朱德 副總司令 彭德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緊接著，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評論指出，蔣介石對八路軍下的命令無異於“敵我倒置”，要求八路軍“就原地駐防待命”，其目的是為了“他的大軍能夠從峨嵋山源源東下，及時地趕到目的地，然後協同偽軍，向解放區人民及其軍隊舉行一致的進攻”。
十四日，蔣介石的回電到了，電文竟是這樣的：
萬急，延安
毛澤東先生勳鑒：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臨電不勝迫切懸盼之至。
蔣中正未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這樣的邀請出乎毛澤東的預料，儘管赫爾利曾與他談到過與蔣介石見面的問題。
應該說，延安對於赫爾利的政治調解最初充滿期待，期待的核心是：共產黨人準備與國民黨人在政治上再次合作。合作希望達到的最終目的不存在任何雜質，無論當時還是現在來看，共產黨人的要求甚至有些“簡陋”：“如果蔣介石簽字承認，即是最大的讓步，因為我們得到了合法地位，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赫爾利從延安帶回重慶的那份由毛澤東修改過的協議，還是被蔣介石斷然拒絕了。國民黨方面的答覆是：只有共產黨軍隊接受改編，並且全部移交給國民政府統轄，國民政府才有可能承認共產黨的合法性。蔣介石提出了三點“反建議”：一、國民政府允將中共軍隊加以改編，承認中共為合法政黨；二、中共應將其一切軍隊移交國民政府軍委會統轄，國民政府指派中共將領以委員資格參加軍委會；三、國民政府之目標為實現三民主義之國家。
於是，赫爾利又開始勸說延安接受國民黨提出的條件。毛澤東明確表示：“蔣介石提出的三點建議等於要我們完全投降，交換的條件是他給我們一個軍事委員會的席位，而這個席位是沒有任何實際作用的。”赫爾利則說，如果共產黨人接受這個席位，就是“一隻腳跨進大門”了。毛澤東的回答是：如果雙手被反綁著，即使一隻腳跨進大門，也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犧牲聯合政府，犧牲民主原則，去幾個人到重慶做官，這種廉價出賣人民的勾當，我們決不能幹……”
不久，赫爾利當上了美國駐華大使。
美國人的記述是：“從這天以後，他同共產黨人談判時就日益傾向於袒護國民政府了。”
八月十六日，毛澤東給蔣介石回電：
重慶
蔣委員長勳鑒：
未寒電悉。朱德總司令本日曾有一電給你，陳述敝方意見，待你表示意見後，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
毛澤東
未（八月）銑（十六日）
以朱德總司令的名義發出的電報，向蔣介石提出的要求包括：“你及你的政府與其統帥部在接受日偽投降與締結受降後的一切協定和條約時，我要求你事先和我們商量，取得一致意見。因為你及你的政府為人民所不滿，不能代表中國解放區及淪陷區的廣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裝力量……”；“中國解放區、中國淪陷區及其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裝力量，有權根據波茨坦宣言條款及同盟國規定之受降辦法，接受我們所包圍之日偽軍隊的投降，收繳其武器資財，並負責實施同盟國在受降後之一切規定……”；“請求你制止內戰。其辦法：就是凡被解放區軍隊所包圍的敵偽軍由解放區軍隊接受其投降，你的軍隊則接受被你的軍隊所包圍的敵偽軍的投降，這不但為一切戰爭的通例，尤其是為了避免內戰……”
八月二十日，蔣介石發來第二封電報，除了陳述接受日本投降的辦法是盟軍總部規定的，要求共產黨軍隊“嚴守紀律，恪遵軍令”外，邀請共產黨人“共定大計”的口吻更加熱烈：
延安
毛澤東先生勳鑒：
來電誦悉，期待正殷，而行旌遲遲未發，不無歉然。朱總司令電稱一節，似於現在受降程序未盡明瞭。查此次受降辦法，系由盟軍總部所規定，分行各戰區，均予依照辦理，中國戰區亦然，自未便以朱總司令之一電破壞我對盟軍共同之信守。朱總司令對於執行命令，往往未能貫徹，然事關對內妨礙猶小，今於盟軍所規定者亦倡異議，則對我國家與軍人之人格將置於何地。朱總司令如為一愛國愛民之將領，只有嚴守紀律，恪遵軍令，完成我抗戰建國之使命。抗戰八年，全國同胞日在水深火熱之中，一旦解放，必須有以安輯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誤。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惠，豈僅個人而已哉！特再馳電奉邀，務肯惠諾為感。
蔣中正哿（二十日）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說：現在的情況是，“抗日戰爭的階段已結束，進入和平建設階段”。共產黨人如何進入這個階段？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我們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種是得不到，現在是得不到。我們曾力爭進入若干大城市，現在沒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蘇聯為了國際和平和受中蘇條約的限制，不可能幫助我們；二是蔣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他。我們只能承認這個事實，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況下進入和平階段”。對我們有利的是：在人民中的地位，廣大解放區的存在；不利的是：沒有大城市，沒有機械化軍隊，沒有合法地位。會議接著討論毛澤東是否去重慶的問題。朱德同意，說要解決問題，去是有利的，對將來的選舉也是有利的，“讓蔣介石當總統，我們當副總統吧”。彭德懷也同意，但是建議暫時先不去，等和老蔣打一下，把他的氣焰打下來一點再去。
就在政治局開會的時候，蔣介石的第三封邀請電到了：
延安
毛澤東先生勳鑒：
未養電誦悉，承派周恩來先生來渝洽商，至為欣慰。惟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與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國家前途實利賴之。茲已準備飛機迎迓，特再馳電速駕！
蔣中正梗（二十三日）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八月二十六日，政治局再次召開會議，毛澤東明確表示：去！這樣可以取得全部主動權。他隨後提出，在不損害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共產黨武裝可以讓步的地域是：第一步廣東至河南的根據地，第二步江南的根據地，第三步江北的根據地。但是，“隴海路以北以迄外蒙古一定要我們佔優勢。東北我們也要佔優勢”。毛澤東的分析建立在這樣一個判斷上：雖然蔣介石打內戰的決心已定，但是他面臨的困難很多，國內反對內戰的呼聲他也無法忽視。更重要的是，此刻國民黨軍的精銳部隊都集中在中國的西南和西北地區，運送這些部隊進入華南、華東、華北乃至東北需要時間。正如美國總統杜魯門所說：“蔣介石的權力只及於西南一隅，華南和華東仍被日本佔領著，長江以北則連任何一種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沒有……事實上，蔣介石甚至連再佔領華南都有極大的困難。要拿到華北，他就必須同共產黨人達成協議，如果他不同共產黨人及俄國人達成協議，他就休想進入東北。”
毛澤東起草了一封很長的電報，發至各中央局和各大戰略區，電報將共產黨人力爭國內和平的態度表述得十分清晰：
……現在蘇美英三國均不贊成中國內戰，我黨又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並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同志赴渝和蔣介石商量團結建國大計，中國反動派的內戰陰謀，可能被挫折下去。國民黨在取得滬寧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繳敵械、收編偽軍之後，較過去加強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瘡，內部矛盾甚多，困難甚大。在內外壓力下，可能在談判後，有條件地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的地位，造成兩黨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發展的新階段。假如此種局面出現之後，我黨應當努力學會合法鬥爭的一切方法，加緊國民黨區域城市、農村、軍隊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點〕。在談判中，國民黨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縮小解放區的土地和解放軍的數量，並不許發行紙幣，我方亦準備給以必要的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讓步。無此讓步，不能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動地位，不能取得國際輿論和國內中間派的同情，不能換得我黨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
經過八年的抗日戰爭，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共產黨人認為自己已經具備了與國民黨進行政治鬥爭的能力和資本——“現在要解決中國問題，必須估計到我們。”
……現在唯一挽救時局的辦法，就是要求國民政府與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專政的局面，由現在的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國各抗日黨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的代表，開緊急國是會議，成立各黨派聯合政府，並由這個政府宣佈並實行關於徹底改革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這樣的新政府，但絕不是請客式的、不變更一黨專政實質的、不改變政策的所謂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實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權利，才能發出積極抗戰的軍令與民主主義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增強抗戰力量，停止敵人的進攻與實行我們的反攻，也才能實行真正由人民選舉的國民大會與實現民主選舉的政府。有了這樣的新政府，國家統一也就可能實現了。
蔣介石的評述是：“組織聯合政府無異於推翻政府。”
儘管在蔣介石看來組成聯合政府是不可想像的事，但是在決定中國命運的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人仍決心“以極大的努力和耐心領導人民來制止內戰”。
毛澤東決定去重慶與蔣介石見面。他說：“我們還要鑽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是砍頭。”中國有“洗心革面”的成語，意為通過改過面目一新。毛澤東接著又說：“年紀愈大愈不願意洗臉。”
那一年，毛澤東五十二歲，蔣介石五十八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