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間，敘利亞的亂局已經進入了第六個月。阿布·巴克爾·巴格達迪覺得時機已到。他認為，這個時候是自己染指敘利亞的最好時機。巴格達迪有一名信得過的助手。此人資歷很老，曾經伴隨扎卡維的左右。根據巴格達迪的命令，助手將會深入敘利亞腹地展開一次遠征。當時的敘利亞，除了首都與幾處政府軍控制下的重鎮之外，其他城鎮中的國家安全體系正在逐步崩潰，如此一來，扎卡維的追隨者們又得到了一個虛弱不堪的「宿主」。
這支遠征隊的規模很小，據他的隊長後來回憶：「當時頂多有七八個人。」他們跨越伊、敘邊界進入了敘利亞，沿著一條沙漠中的公路前行。這條公路正好與底格里斯河（Tigris）和幼發拉底河（Euphrates）完全平行。一路上，他們經過不少敘利亞小鎮。過去的這些地方曾經是「聖戰」分子旅途中的落腳點，只不過當年的「聖戰」分子是從敘利亞潛入伊拉克，方向正好同他們相反而已。在這些遠離中心城市的地方，他們同當地人取得了聯繫，其中有敘利亞境內的原扎卡維團伙的成員，還有一些是剛剛從巴沙爾·阿薩德的監獄中放出來的「聖戰」分子。這些人後來都證實了當年這支遠征軍的貧弱。巴格達迪的手下還覺得，眼前的敘利亞，和9年前的伊拉克是何其相似。兩個地方都深受暴力戕害，也都毫無法紀與規則。帶著武器的人，可以在這裡自由來去。而且，敘利亞的環境比伊拉克還要優越，畢竟，此地沒有美國人來礙事。
「沒有那場『革命』，敘利亞就不會成為我們的地盤。」遠征軍的頭目阿布·穆罕默德·祖拉尼（Abu Mohammed al-Julani）回憶，「動亂掃除了許多障礙，我們這才有機會踏足這片可愛的土地。」
根據「伊斯蘭國」的計劃，祖拉尼等人將會拉起一支新的武裝。這支武裝將和其他反對派別一起，對巴沙爾進行打擊。祖拉尼等人自稱「努斯拉陣線」[1]，從名字上判斷，他們應是為了支持敘利亞反對派而來。不過，巴格達迪並無心思幫助敘利亞人，而且，「努斯拉陣線」日後會和「伊斯蘭國」斷絕關係，進而發展成為一個擁有獨立戰略、獨立思想和風格的實體。不過，按照西方情報機構的分析，巴格達迪希望自己能在敘利亞建立一個據點，為自己治下的「哈里發國」打下基礎。
「按照巴格達迪的構想，『努斯拉陣線』將會成為『伊斯蘭國』在敘利亞的代言人。同時，『陣線』還要為『伊斯蘭國』的擴張鋪好道路。」一名美國官員曾經研究過『伊斯蘭國』得勢的過程，他如此評價巴格達迪的戰略，「在如此設想下，巴格達迪可沒想到『陣線』會自立門戶。」
隨後的幾個月內，敘利亞「分支」和伊拉克方面的「總部」多有聯繫。從這些聯繫之中，人們可以看出巴格達迪的個性，也能知悉他的野心。巴格達迪對扎卡維崇敬有加。兩位恐怖分子心中的「宏願」都遠遠超出了敘利亞或伊拉克的範圍。他們的目標，是把宗教極端主義推廣到整個世界。而且，兩人的行動策略都十分大膽。他們都覺得，安拉會扶助自己達成理想。相比之下，「基地」組織的「思想家」們可要實際得多。後者雖也追求「哈里發的榮光」，卻不忘指出那是個遠期目標。目標實現，至少也要等到中東各家世俗政權倒台之後。但是，巴格達迪卻認為，自己應當大膽地高舉「黑旗」，隨後「正義」的信眾將會跟從追隨。
「他總是說，要腳踏實地重建哈里發國，而且，他的說法前所未有。」美國官員表示，「他將用極端思想詮釋宗教，大談特談對於叛教者的清洗。
總之，他期待一場信徒與非信徒之間的對決。」
巴格達迪與扎卡維心心相印，他繼承了後者的觀點，也接受了後者的種種癲狂行徑。扎卡維死後的幾年內，他的繼承者們都顯得非常收斂。「基地」組織一向反對扎卡維公開炫耀暴力的行為，畢竟這樣的行為很可能造成廣大信眾的反感。於是，「基地」組織的伊拉克分支不再灌制割頭錄像。曾經，對什葉派婦女兒童的屠殺行動是扎卡維一夥的標誌，慢慢地，類似的行動也偃旗息鼓。但巴格達迪上任之後，決定重拾扎卡維的這些作風，而且還變本加厲。他的暴行，讓人想起一個世紀之前肆虐阿拉伯半島的伊赫瓦尼匪幫[2]。而且像扎卡維一樣，巴格達迪會逼迫整個世界「賞鑒」自己的所作所為。
如果當年美國未曾侵略伊拉克，也許，巴格達迪的雙手不會沾染血腥，他可能進入大學以教書為生。其實，直到2003年，巴格達迪的生活軌跡都很平常。這位30多歲的年輕人的身份更可能是一位主講宗教法律課程的教師。當然，現在的他也算是個教員，而他的學生也都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不過，教學的內容卻是關於一名自殺式「人彈」應當注意的各項事宜。
曾有許多宗教極端分子為巴格達迪立傳，這些傳記無不稱頌主人公才識過人，而且一向熱心「聖戰」。但是，西方情報機構的資料當中，卻找不到佐證他才華與膽識的證據。巴格達迪的真名叫作易卜拉欣·阿瓦德·巴德裡（Ibrahim Awad al-Badri），早年生涯平淡無奇，既無過人的才智，也缺乏異乎常人的極端傾向。當然，他還是有那麼一點近乎狂熱的愛好—那就是「伊斯蘭法學」（fiqh）。他喜歡鑽研宗教典籍，研究其中的學說與警句。他學習「伊斯蘭法學」的目的，就是為典籍中的話語尋找合法的闡釋。他不是扎卡維那樣的頑劣少年，也沒有本·拉登千里奔赴阿富汗的豪氣。要知道，大學一畢業，本·拉登立即移居巴基斯坦，只為了支持阿富汗的「聖戰」。早年間，巴格達迪沒表現出什麼領袖魅力，也沒有一點暴力傾向。熟人印象中的他為人靦腆。他是個近視眼，喜歡看足球，大多數時間都在獨處。在他人生的頭32年，巴格達迪在鄰居眼中是那麼不起眼。巴德裡家的一位朋友覺得，巴格達迪「太文靜了，人們甚至很少聽見他說話」。
這位鄰居叫作塔裡克·哈默德（Tariq Hameed）。他告訴美國《新聞週刊》的記者：「巴格達迪的自行車後座上滿是書本。既有宗教書籍，也有其他內容的書。」哈默德能記得，十幾歲的巴格達迪非常好學。那時，巴格達迪一家住在薩邁拉，附近大多數家庭的家境屬於中等偏下。他的父親是一位遜尼派伊瑪目，在城中的清真寺工作。巴格達迪常常披著祈禱用的斗篷，或者一身白色的「迪士達沙」[3]，打扮得像個虔誠的教徒。一有空閒，他總是待在清真寺裡，而不是和同齡人玩鬧嬉戲。哈默德認為：「我幾乎沒見過他穿年輕人的服裝，比如襯衫、褲子。他的外形與薩邁拉其他的小青年不一樣。」鄰居還記得：「他很早就留起了鬍鬚。而且，他從不去餐廳約會玩耍。」
事後證明，巴格達迪的出身背景乃是影響他人生走向的關鍵。巴格達迪出身於伊拉克的卜·巴德裡（al-Bu Badri）部落，若論血統，他可以算作穆罕默德的子孫。一些宗教學者認為，「哈里發」也就是所謂「穆斯林的領袖」，須由穆罕默德的直系子孫出任。當然，這點親族淵源在當地並不罕見—僅在薩邁拉一地，就居住著幾百名出身巴德裡部落的人，此外，還有十幾個部落也都和伊斯蘭教「先知」血脈相連。不過，巴格達迪的族人都對宗教特別虔誠，因此，青年巴格達迪擁有如此秉性也就毫不出奇。日後，他轉向宗教極端主義，似乎也和早年的熏陶有些關係。巴格達迪的祖父曾經去過麥加的「卡巴天房」2朝覲，因此獲得了「哈只」3的稱號。叔伯兄弟當中，也有不少以教士和經學教師為職業的人。根據一本傳記的看法，巴格達迪的父親對於兒子有著重要影響，前者一向教導巴格達迪要「從善避惡」。
巴格達迪長大成人那段時間，正好與伊拉克最為動盪的一段歷史契合。他出生於1971年，10年過後，兩伊戰爭爆發，雙方交戰8年，陷入了痛苦的僵局。50多萬人因為戰爭而失去生命。此時，巴格達迪正值少年。待他長到20歲，伊拉克又迎來了海灣戰爭的恥辱性慘敗。其間，巴格達迪服過義務兵役，不過，沒有證據說明他曾經親身參與戰鬥。後來，他為了學業移居巴格達。1999年，巴格達迪獲得了伊斯蘭法律和神學方面的學士學位。他深深沉浸在對於17世紀宗教法規的研究當中，甚至有點無法自拔。也許正因如此，他顯出了一些清教徒傾向。親戚們都還記得，傳統婚禮上男男女女共處一室跳舞遊戲的場面，大學生巴格達迪都無法容忍。他常常抱怨：「這樣的行為違背教義！」他的虔誠，似乎促進了他的學業。32歲那年，他馬上就要獲得博士學位，由此即將開始教書育人的教師生涯。這時，就在2003年3月20日，美國軍隊侵入了他的國家。
美軍的第一波空中攻勢令人「震驚而懼怕」。轟炸的場景似乎點燃了巴格達迪的激情。作為伊斯蘭法學學生，他比大多數人都瞭解《古蘭經》中呼籲打擊外敵、保衛信徒家園的那些內容。於是，在同一年，他加入了抵抗組織，並開始對美軍進行零星襲擾。那時候，這樣的抵抗組織數以千計，而巴格達迪的具體戰績不得而知。
又過了幾個月，巴格達迪被捕了。他淪為俘虜的具體境況，外界卻都不大清楚。美軍資料顯示，2004年1月，美軍在費盧傑展開突襲。俘虜當中有一個叫易卜拉欣·阿瓦德·巴德裡的人。而後，他被押送到了伊拉克最令人生畏的一處地方—「布卡監獄」（Camp Bucca）的拘留營地。營地由美軍負責管理。
2月4日，巴格達迪正式「入住」營地，美軍的一位攝影師拍下了他當時的樣貌。由此可見，那時的巴格達迪臉龐很圓，歲數彷彿已近中年。他的眼鏡度數很深，鬍子也很雜亂。巴格達迪一向注意安全，自然很少留影。他早年的照片如今只有十幾張存世，入獄之前那張，當然就是其中之一。他下一次面對鏡頭擺好造型，已經是10年之後的事情。那時候，他幾乎已經變了個人。時光回到2004年2月4日，從這天起，巴格達迪即將從一位虔誠的年輕人，一步一步變身成為嗜血的宗教極端分子。
巴格達迪入住的監獄面積達5平方公里。此地就像一個電線環繞、帳篷林立的小小城鎮。那些帳篷，全數紮在平整而炙熱的沙漠當中。這裡靠近邊境，距離科威特只有幾公里。每到晚上，美軍看守總喜歡駕著直升機，從營地上方飛過。那時候的布卡營地，恍然有些拉斯維加斯的風韻。燈火搖曳之下，空曠的沙漠中彷彿冒出了一個大城市。其實，營地裡的風景，還是和荒涼的美國大西部更為相似一些。
最初，是英國人建起了這座監獄，其中的第一批住客則是戰犯。美軍接手後，營地規模大為擴張。根據設計，監獄一共可以容納2萬囚徒，不過，有時候，這裡的「住客」會暴漲到2.6萬人左右，他們全都住在沙地的帳篷當中。夏天，此地的溫度可能高達42攝氏度。加上波斯灣沿岸嚇人的悶濕空氣，無論囚犯還是獄卒，都有點受不了。「簡直就跟住在微波爐裡差不多。」一名艦長的伴侶前來探親過後，對海軍記者發出了這樣一番感歎。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管理者的努力，此地的硬件設施慢慢得到了很大改善。帳篷被撤走了，牢室換成了帶有空調的板屋。此外，監獄裡還專門開設教室，除了幫助不識字的囚犯擺脫文盲身份，還會教授一些就業和生活技能，從木工到汽車修理，幾乎無所不包。不過，到了2004年，這個帳篷村落的主導權已經落到了宗教極端分子手裡。首先，囚犯們要求分宗派進行關押，他們的願望得到了滿足。遜尼派的生活區域，很快開始實施嚴格的「教法」。這種「教法」不單依靠自律，還有專門的人員負責監督執行。一旦有人觸犯「教法」或者出賣囚友、向美國人獻媚，都可能招來嚴厲的責罰，比如一頓毆打、挖掉眼珠等。「30區」（Compound 30）內的住客，都是最為死硬的宗教極端分子。對待獄方人員，這些人當然很不客氣。他們往往會把糞便搓成球或者製造「茶石」（chai rocks）—把甜茶的渣滓和沙礫揉搓成團，之後在太陽下曬乾，然後把漫步經過的美國人當成活靶子來練習投擲。
營地的一位高級主管覺得，巴格達迪入獄時的布卡營地，有些功能已經失靈。但美軍建立這座監獄，主要是為了教化那些參與暴亂的遜尼派武裝分子。從實際效果判斷，布卡營地恐怕恰好起到了反作用。美國軍隊把極端分子和普通罪犯羈押一處，無意中，彷彿開辦了一所「聖戰大學」。宗教極端分子正好可以趁此機會，培養教育新一代的「聖戰士」。這一點，這位高級主管最是憂心。
「極端分子與溫和派雜處共居。每個監房的情況都是如此。」在2009年某期《軍事評論》（Military Review）中，布卡營地的法律事務負責人瓦西羅斯·塔西卡斯（Vasilos Tasikas）寫下了一篇散記，「很不幸，美國軍隊採取的關押模式大錯特錯。他們總以為所有的囚徒『都是壞人』，於是就把他們一起關押。關押時間可能沒有期限，但釋放的日子也可能隨時來臨。如此想法，不但幼稚而且短視，甚至非常危險。可以想見，新的暴亂分子完全可能在監獄當中誕生。」
布卡這座「聖戰大學」走出的頭號「明星校友」，當然就是巴格達迪。他雖然並非硬漢，卻也在監獄中活了下來。而且，他還抓住機會，讓自己綻放光彩。這段日子，讓巴格達迪交了好些朋友，也拉了不少關係。他還收穫了日後的頭號助手和發言人—此人叫作阿布·馬哈茂德·阿德納尼（Abu Muhammad al-Adnani），曾是扎卡維身前的一名跟班。作為宗教研究者，巴格達迪的專業學識為他贏得了尊崇和地位。在這個宗教極端分子比比皆是的小小「社區」，亟需巴格達迪這種通識宗教法律的人才。在這方面，他確實幹得不錯。每天，巴格達迪都會領誦經文，帶領大家進行禱告。只見囚徒們身著黃色囚衣、端坐在祈禱用的毯子之上，虔誠地完成整個儀式。巴格達迪通曉古典阿拉伯語，《古蘭經》正是以這種語言寫成，而正式的慶典場合也推崇這樣的語言。於是，他正好可以教授這門課程。從小到大，巴格達迪接觸了不少宗教家。巴格達和摩蘇爾的大清真寺裡，最具學識的伊瑪目會像唱頌歌一樣傳授經文。那種悠揚的調子，巴格達迪倒也能模仿得像模像樣。而且，他的聲音溫潤和藹，又有一股權威之氣，很多囚徒都表示愛聽—但愛聽的人，必須抓緊機會才行。
巴格達迪的學究本事，不但贏得了囚友們的尊敬，還為自己早早地鋪好了通向自由的路程。為了避免囚室過於擁擠，布卡營地常會把一些危險程度較輕的犯人釋放出去。2004年下半年，獄方審查了易卜拉欣·阿瓦德·巴德裡（巴格達迪）的資料，覺得這位深受愛戴的學者無甚威脅可言。於是，巴格達迪自由了。2004年12月6日，他正式出獄。在此之前，一支專門的醫療隊用棉簽從他的臉頰上取得了他的DNA樣本，存入檔案之內。以後，只要他從事恐怖活動，無論是死是活，美方人員都可以由此得知這個人的確切身份。
10個月的囚徒生涯中，巴格達迪和美國人打了不少交道。而且，他與美國人戰鬥到底的決心更加堅定了。多年以後，他甚至把這點決心寫進了禱詞之中。「請讓美國及其盟友遭遇徹底的失敗吧，安拉！」許多次在公開場合裡，他都曾經如此祈禱：「請緊緊卡住他們的咽喉……讓他們嘗到最為慘重的失敗的痛苦；請驅散他們那幫烏合之眾，請分裂他們、肢解他們；請允許我們對他們發起突襲！」
有那麼一段時間，巴格達迪卻又故意躲著美國人。那個時候，他同他的第一位妻子結了婚—後來，他一共迎娶了三房妻子。而且，當時他至少擁有一個孩子，那是一個4歲大的男孩。出獄之後，他再次回到學校，繼續攻讀伊斯蘭法博士學位。2007年，他順利完成了學業。然而，早在拿到博士學位之前，他便已經重新投身暴亂活動。而且那個時候，他過去所在的那個組織已經同其他幾個組織合併，一併成為2006年扎卡維成立的「顧問委員會」，即「聖戰者蘇拉委員會」的成員。巴格達迪受聘成為這個委員會的顧問之一，主要負責有關沙裡亞法的法律問題。
西方情報部門採集的資料顯示，扎卡維可能和自己的後繼者有過一面之緣。扎卡維向來熱衷神學，樂於和宗教學者講經辯論，也許，他曾和巴格達迪有過交流切磋。但是，那時候的巴格達迪還是個不起眼的小角色。即便在同類當中，大家也慣常忽略他的存在。艾哈邁德·達巴什（Ahmed alDabash）是「伊拉克伊斯蘭軍」（the Islamic Army of Iraq）的領袖人物，2014年，達巴什告訴英國《電訊報》（Telegraph）記者：「扎卡維與我的一位兄弟很親近。但是那個巴格達迪，我就不知道他是何許人也了。他好像曾在我家附近的清真寺裡領誦經文，不過沒人注意到他這麼個角色。」
2006年6月，扎卡維的死改變了一切。他的繼承者對於「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的發展方向有著不同看法，對於如何領導暴亂也另有所想。很快，組織更名為「伊拉克伊斯蘭國」。「伊拉克伊斯蘭國」的不少領導都出身軍旅，曾在薩達姆手下當過軍官。他們雖和扎卡維同屬遜尼派，卻從未獲得後者真正的信任。待到扎卡維一死，組織的權柄落到了這些軍人的手中。從最高階層的官員，到下面名義上歸屬「伊斯蘭國」的城鎮領導，大大小小的重要職位無不由前復興黨分子把持。巴格達迪的履歷讓他獲得了晉陞機會。他是有名的教法專家，又出身正宗的伊拉克籍遜尼派家庭。這樣一個人，肯定能夠讓四分五裂的團體保持名義上的統一態勢。很快，巴格達迪被派往費盧傑近郊農業小鎮卡瑪（al-Karma），擔任那裡的「教法總長」。而後，他又受命負責整個安巴爾省的宗教事務。到了2010年，整個「伊拉克伊斯蘭國」的「教法事務」，都要由巴格達迪一人定奪。
連續三次陞遷，讓巴格達迪坐上了「伊斯蘭國」的第三把交椅。他的地位僅次於領袖與「作戰部長」。2010年4月8日，美軍的導彈降落在了伊拉克提克里特附近的山坳裡，夷平了當地的一處民居。「伊斯蘭國」的頭號和二號人物，正好在襲擊中死於非命。於是乎，一度被同行看輕的書獃子學者巴格達迪，成了組織新任領袖的熱門人選。
一個月後，巴格達迪果然當上了領袖。雖然他地位很高，不過坐上領袖寶座也並非順理成章。西方和中東的許多情報官員認為，那個職位本該歸屬一位戰地經驗豐富、領導過多次行動的人物。可是，儘管巴格達迪當時還只是個「文職人員」，他卻贏得了復興黨分子和扎卡維門徒的一致信任。
投下信任票的組織領導當中，有一位薩達姆部隊的前任上校，此人名叫薩米爾·赫裡法烏裡（Samir al-Khlifawli），也是「伊拉克伊斯蘭國」的軍事委員會負責人。2003年後，赫裡法烏裡加入「叛亂」集團。後來，根據解密文件證明，他鼓勵巴格達迪接受領導職位，還承諾自己會全力予以輔佐。後來，赫裡法烏裡在敘利亞戰死。赫裡法烏裡的「聖戰名」是哈只·巴克爾（Haji Bakr）。他留著白鬍子，被情報人員認為智謀高超，「伊斯蘭國」前期的幾場勝仗，絕少不了他的功勞。
巴格達迪缺乏軍旅經驗，但也擁有其他成員沒有的優勢。他熟知宗教法律，自然可以巧用「教義」，為種種暴行找到合理的解釋。當然，他的讕言早就遭到全球各地伊斯蘭學者的批判。學者們認為，他那些暴行，同樣屬於違背教法的不端行為。不過，「伊斯蘭國」施行的種種暴行—斬首、自殺式襲擊、綁架、折磨、宗派鬥爭，還有因他們而流的無辜穆斯林的鮮血，統統得到了巴格達迪的認可，而且，他還將這些行為認證為「符合教法」。
巴格達迪的出身，讓他有權成為「哈里發」。既然巴格達迪一夥如此重視「伊斯蘭國」的名號，「哈里發」的尊號自然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而且，巴格達迪的宗教知識與地位，可以幫助組織提高地位，擺脫扎卡維留下的舊有印象。
接下來的幾年，巴格達迪似乎有意想要證明自己坐上領袖的位置乃是得自神授，因此，他必須努力做好準備。一位熟悉巴格達迪個人歷史的美國官員指出了這一點。「他完成了宗教上所有的必為程序，還特別注意個人形象。他謹慎挑選衣著，對於自己走路的姿勢、言談的話語也都萬分挑剔。」官員表示，「他為了證明自己，可花了不少時間。」
也許正是為了這個目標，巴格達迪才在2011年8月向敘利亞派出了一支遠征小隊。儘管他的「哈里發國」當時仍然偏安於伊拉克的鄉村地帶，巴格達迪卻已經著手在敘利亞為「哈里發」尋找踏腳石。他覺得，此事一旦成功，自己的組織可以獲得多年的生存之機。而且，如此一來，「伊斯蘭國」可以打破殖民者為中東各地劃下的邊界，並一點一點使之消弭。
「我們必須跨越所謂的邊境。這些邊界，都是邪惡的手強加在『伊斯蘭國度』之上的。它們嚴重危害了我們的運動。」提起自己的敘利亞計劃，巴格達迪如是說，「我們的國度，由阿布·穆薩卜·扎卡維奠基。我們的國度，不會限於任何疆界，必將擴張與壯大。」
幾個星期過去了，奧巴馬和其他歐洲領導人的呼籲猶在耳畔。不過，巴沙爾並沒有聽從美歐諸國的意見。相反，他對這些「殖民者」加以譴責。而後，敘利亞當局仍在鎮壓示威人群，所謂的「民兵組織」[4]，也成了政府的打擊對象。
敘利亞的局勢，白宮方面很是關心。不過，美國政府並未真正予以重視。奧巴馬總統的幾位國家安全顧問已經達成共識，覺得巴沙爾一定會下台。同樣的觀點，得到了兩位相關專家的首肯。當年秋天，這兩人剛剛去過敘利亞訪問，那時，巴沙爾政權看起來已是風雨飄搖。敘利亞政府軍的不少官兵早就投奔了所謂的「敘利亞自由軍」（Free Syrian Army），政府控制的不少區域，也已成為「自由軍」的領地。總之，專家們表示，巴沙爾氣數已盡，無須美國方面大費周章橫加干預，他也會自取滅亡。
「巴沙爾的覆滅只是時間問題，而美國政府只需袖手旁觀就好。」專家中的一位談起了自己當時的看法，「我們真不覺得巴沙爾能夠渡過那個難關。」
但後來事情的發展出乎了專家們的意料。這道難關，巴沙爾挺過來了。他的政權頑強地生存了下去。而後，敘利亞局勢步步升級，衝突演化成為全面內戰。奧巴馬當局試圖找到一根槓桿，迫使衝突雙方走向談判桌。找來找去，美國總統一無所獲。埃及與也門爆發示威遊行的時候，美國方面大可以揮舞厚厚的賬簿，確保自己的意見得到傾聽。畢竟，美國政府長期向上述兩國提供經濟援助，並給了兩國政府和安全部門很多支持。在利比亞，聯軍的軍事行動得到了聯合國決議的首肯，奧巴馬政府自然不用擔心法律和道德問題，可以放手支持反對勢力，同時也向平民提供庇護。不過，敘利亞的事例實在特殊。美、敘之間並無經濟援助，也沒有軍事合作，美國也不是敘利亞的重要貿易夥伴。在聯合國上，雖然美國一再以巴沙爾政權虐待平民為由要求對敘利亞進行制裁，不過，俄羅斯仍然願意向長期的盟友提供庇護。即便最為溫和的制裁，也無法落到實處。通過投票，歐盟決定抵制敘利亞石油，這時，巴沙爾的另一個盟友伊朗挺身而出。他們撥出的幾百億美元借款，填補了巴沙爾的損失與虧空。
正因如此，巴沙爾堅持了下來。他在首都附近布下重兵，建起了牢固的壁壘。同時，他還不時出擊，向反對派盤踞的領地發動突襲。一場戰鬥中坦克和炮火的交鋒，往往可能摧毀整個居民區。時至今日，已有4000多名敘利亞人死於戰火，其中，更有300餘名不幸夭折的兒童，更多的人背井離鄉。那些留守本地的人，除卻身邊了無燈火、殘缺破敗的社區外，只剩下了心中的絕望與恐懼。
公開場合裡，美國人取得了不少進展。聯合國與阿拉伯國家聯盟（Arab League）當中，對巴沙爾的非議越來越多。私底下，白宮及其盟友也在加緊勸說，他們希望巴沙爾能夠主動下野，寓居外國。但是，大家都有一份心照不宣的默契—戰爭持續，似乎可以帶來一點好處。只要爭鬥不停，戰爭繼續下去，伊朗的經濟和道德負擔都會日漸加重。給巴沙爾的頭號盟友放一放血，似乎也不錯。這點共識和默契，當然只能意會不能言傳。
可以肯定，即便是奧巴馬身邊那些極力叫嚷的鷹派顧問，其實也不準備對敘利亞局勢進行真正的軍事干涉。美國政府甚至不想出動空中力量庇護反對派，也對小額的軍事援助沒有興趣。畢竟，俄羅斯方面一再否決針對敘利亞的制裁決議。沒有聯合國議案的掩護，所有對反對派的援助談何容易。現實中的障礙同樣不小。敘利亞反對派與利比亞的同類完全不同。前者沒有像樣的根據地，自然難以安然組織戰線。他們的手中只有小型武器，所有大型武器都掌握在政府軍手裡。巴沙爾壟斷的武器儲備，反對派遠遠不及。奧巴馬當局只能給予反對力量一些人道援助和非殺傷性裝備，比如藥品、電腦和手機。反對派要想抵擋巴沙爾的進攻，只能寄望他人以尋找槍械、裝備與彈藥補給。而且，美國方面不願再在中東重蹈覆轍，再捲入一場戰爭。如此情形之下，就連美國人自己也認為，向敘利亞反對派提供武裝毫無意義。
一名資深情報官員曾經參與過關於巴沙爾問題的討論。他表示：「事實就是，反對派根本沒有威脅巴沙爾的能力。2011年，也沒有幾個人覺得反對派可以憑借外來軍援取勝。其實，他們不是沒有武裝。當時，美國方面真應該呼籲各方克制、制止事態升級，而不是竭力鼓動敘利亞內戰。」
2011年6月的一個下午，羅伯特·福特正在為哈馬的亂局思慮煩心。同一時刻，許多美國議員和官員聚在華盛頓某處，準備出席一場聽證會。聽證會事關敘利亞局勢，主講人是3名美國公民。對於敘利亞的未來，3人都懷著濃厚的興趣。其中最年輕的一位只有27歲，原本就是敘利亞移民，他已在國會工作了不短的時間，已經是不少在座來賓的熟人。他叫穆阿茲·穆斯塔法（Mouaz Moustafa）。對他而言，當下的這份新工作，可能非常刺激，但也有些令人傷感—他要勸說這些美國高官，請他們向敘利亞反對派提供支持。
一個小時之內，穆斯塔法和同事們回答了不少問題。看起來，各位議員不但非常關心敘利亞事務，還很願意提供幫助。其實，參與聽證會並喚起民選官員的興趣正是穆斯塔法的專長所在。眼見對方如此熱情，穆斯塔法深受鼓舞。
「一切才剛剛開始，國會的諸位非常關心局勢的下一步發展。」談起那次聽證會，穆斯塔法表示，「他們提出的問題很有意義。希望他們的情緒能被我們調動起來。」
為了達成目的，這樣的聽證會穆斯塔法還會組織許多次。如此的作為，他覺得是自己的使命。穆斯塔法出生在敘利亞，目前定居於阿肯色州溫泉城（Hot Spring，Arkansas）。他精通英語和阿拉伯語，為此深得國會山諸位議員的青睞。在華盛頓，還居住著一些來自中東諸國的流亡人士，他們對於穆斯塔法也是讚賞有加。2011年，穆斯塔法走到了聚光燈下，他直截了當向美國政府提出要求。畢竟，許多敘利亞人都把美國政府當成了最後的救星。其實，穆斯塔法也不認識敘利亞國內那些巴沙爾的政敵，但是，作為職業說客，他要為他們的利益輾轉奔走。由此一來，他可以見證兩個國家就此問題產生的各種變化。這樣的人，在華盛頓可不多見。
「整個局勢好像『車禍現場』，我們要指揮司機慢慢逃離困境。」穆斯塔法打了個比方，「我們要他們『往前挪一點，但不要挪得太多』。畢竟，大家不用同歸於盡。」
對於美式民主，穆斯塔法的信仰一貫堅定。不過，他參與政治卻並非完全出於自願。穆斯塔法的父親是飛機技師，在他11歲那年，全家移民美國。當時，穆斯塔法對於英語近乎一竅不通。唯一熟識的幾個單詞，還是來自動畫片《能量超人》（Power Ranger）。阿肯色州的高中裡，白人同學佔據絕對多數，穆斯塔法這種皮膚黝黑的外國面孔，自然是同學們無情欺凌的對象。進入青春期後，事情有了改觀。穆斯塔法的體格變得強壯起來，他的足球才能也在同一時刻展現出來。從高中到大學，穆斯塔法都是個明星球員。畢業之後，他的去向卻有些出人意料。民主黨議員維克·施耐德（Vic Snyder）同樣來自阿肯色州，還是眾議院武裝事物委員會的一員。穆斯塔法來到華盛頓，成了施耐德身邊的一位實習助理。老闆對他印象不錯，於是，原本的暑期臨時工作換成了一份正式合同。一開始，他為施耐德鞍前馬後地打理工作，後來，布蘭切·林肯（Blanche Lincoln）當選參議員，這也是阿肯色州人第二次坐上這個位置，穆斯塔法也追隨他而去。2010年，林肯敗選，穆斯塔法改行當了電視記者。一次採訪中，他結識了利比亞某反對派的高級幹部。對方正需要一個精通阿拉伯語，又對華盛頓官僚的第一語言比較熟悉的人。於是，穆斯塔法開始為他們工作。2011年，作為職業說客的他又有了新主顧—敘利亞流亡者。
不久之後，穆斯塔法常常造訪國會和白宮發表演說。他的身份，也變為「敘利亞危機救援隊」（Syrian Emergency Task Force）的主管。穆斯塔法旗下的這家非政府組織旨在提供消息，介紹敘利亞國內的最新形勢，同時，也為反政府勢力的思想和計劃做推薦。穆斯塔法覺得，自己這份工作可以為美國的決策階層提供幫助，而後，美國政府也能向敘利亞反對派提供幫助。
當然，美國人大可不必幫這個忙。
「我們要擺出事實，求得大家的同意。」穆斯塔法表示。他覺得，一般而言，美國人「對於尋求國家解放的鬥士抱有天然的同情心」。而且，「對待敘利亞問題，『民主信仰』和國家利益同等重要。」穆斯塔法表示，「我們堅信，美國的敘利亞政策會兼容考慮這兩個方面的問題。」
時不時，穆斯塔法還會造訪白宮，與總統身旁的敘利亞問題專家們商量切磋。有時候，他會主動提出會面。在更多的情況下，是主人向他發出邀請。薩曼莎·鮑爾（Samatha Power）當時任職總統的人權事務顧問，後來又出任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她曾和穆斯塔法一起出席過許多次記者招待會。奧巴馬那位口無遮攔的國家安全顧問丹尼斯·麥克唐納修（Dennis McDonough）也是穆斯塔法的親密夥伴。此外，穆斯塔法還與許多國務院高級官員有過交流。面對穆斯塔法，高官們的態度很統一。提起敘利亞反對派，他們深表同情。但是，話題一旦轉向，說起敘利亞問題的解決方案，他們就只會大談特談各種困難，同時反覆強調美國政府需要擔心的法律事宜和風險問題。
「白宮人士經常會說『這件事情已在處理』『那件事情已經擺上日程』，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穆斯塔法談起了自己的官場見聞，「隨著時間推移，他們倒是變得爽快了些。總之，他們告訴我，總統剛剛發表了講話，美國將逐步撤出目前涉足的各個戰場，所以你看……』」
回到辦公室後，穆斯塔法打開可視電話（Skype），與敘利亞的「抗議」領袖們展開了一次長談。他在華盛頓與敘利亞兩地來回穿梭的過程中，還會與幾位領袖見面切磋。有的領袖相當高調，他們似乎覺得，美國人最後一定會站在自己這邊。畢竟，奧巴馬已經向巴沙爾下了最後通牒。後者辭職，好像已是板上釘釘的事。「美國政府已經做出反應，而國際社會也給出了自己的意見。總之，敘利亞現政權似乎即將覆滅，巴沙爾必然辭職。久而久之，反對派有了這樣的想法—『咱們終於可以浮出水面了』。」穆斯塔法分析道，「因此，他們不再低調。對此，我覺得有點大事不妙。這樣一來，他們不就暴露身份了嗎？絕對不行！但是，接下來他們仍然如此張揚。他們似乎感覺自己已經勝券在握了。」
敘利亞國內眾多的「抗議者」中，有一位普通的遜尼派女性，她名叫努拉·阿梅厄爾（Noura al-Ameer），來自霍姆斯。穆斯塔法與她在網上結識，兩人最終成了好朋友。「抗議聲」初起的時候，阿梅厄爾才23歲，正在大學讀書。她個子嬌小、一頭黑髮，特別熱衷於政治辯論，頭腦也非常聰明敏銳。走上哈馬街頭，阿梅厄爾真是吃驚不小。她發現，這裡的示威人群真是包羅萬象。其中，不但有各種宗教信仰和種族的代表，還有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群眾。有時候，遊行中的人們還把《古蘭經》和十字架並排高舉。那種景象，無疑象徵了信仰的平等。
「遊行隊伍裡有商人，也有一般工薪階層，有醫生和工程人員，還有學生和記者。」追憶往昔，阿梅厄爾記憶猶新，「自然，示威人群有了團結一心的感覺。由此，他們的恐懼也消除了些。」阿梅厄爾聲稱，即便在安全部隊衝擊人群、拿起棒子想要驅散大家的時候，相鄰的人們仍然手挽著手，不肯放棄—哪怕一個是信仰遜尼派的商販，另一個則是出身阿拉維派的法學學生。這樣的場景前所未見。有段時間，阿梅厄爾覺得自己可能命不久矣。但是，她當時並不吝於獻出生命。
「哪怕我死了，也算死得其所。」阿梅厄爾表示，「我們的生活本就不容易，也許死了還好一些。或許，這就算重獲新生。為了所謂的理想而獻身，真是如夢似幻的事情。」
後來，阿梅厄爾的身未死，心卻死了。團結的局面很是短暫，宗派仇殺的消息開始慢慢流傳。阿梅厄爾所在的社區裡，居民大多屬於遜尼派。有一段時間，各家各戶都收到傳單，聲稱此地很快將遭到阿拉維死硬分子的襲擊。她也有幾個親近的阿拉維派朋友，同一時刻，她的這些朋友也聽聞了類似的消息—據說遜尼派即將要收拾他們。這時，所謂的「幽靈幫」[5]似乎得到命令，變得活躍起來。這些阿拉維派死硬分子開始襲擾街區，綁架婦女兒童。有時候，受害者會被他們打得半死，有的甚至直接橫屍野外。到了2011年，街頭口號中又增添了一條新的內容：「基督徒滾回貝魯特，阿拉維分子直接去死！」
終於，厄運降臨到了阿梅厄爾的頭上。那天，她準備去看望母親。幾位警察突然躥上公共汽車，把她拖進了大馬士革的一間審訊室。這一次，她覺得自己死定了。不過，他們只是把她鎖進一間小小的囚室，整天逼迫她面對審訊中的朋友的哭號聲。一開始，阿梅厄爾拒絕服軟。審訊人員只得把她拷在椅子上面，又用電棒觸燙她的額頭與胸口。她感覺全身火燒一般疼，而對方只是笑嘻嘻地在一旁觀看。
「遜尼分子，我們要把你們斬盡殺絕！」審訊期間，一名什葉派軍官曾經激憤地朝著阿梅厄爾等人大聲呼喝。他的言辭實在惡毒。時至今日，阿梅厄爾回憶起來，都覺得自己難以啟齒去複述一遍。
85天過後，阿梅厄爾的家人找上了審訊中心的獄卒。他們付了賄款，而她也重獲自由。不久，阿梅厄爾逃到了土耳其，並一直在當地隱居。敘利亞的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改變。男女老少攜手並肩，拿著鮮花與橄欖枝齊齊遊行的景象，已經一去不復返。取而代之的是宗派仇恨與種族仇殺。這樣的醜陋現實，是阿梅厄爾未曾預料到的。
「一開始，我加入抗議隊伍的時候，身邊都是一樣的男男女女。他們都和我一樣，嚮往一個更好的未來。」阿梅厄爾說，「現在，我的夥伴已經不見了。巴沙爾離間了我們的關係。」
[1] 努斯拉陣線（Jabhat al-Nusra）：又稱作「勝利陣線」或「大敘利亞人民陣線」。
[2] 伊赫瓦尼匪幫：以沙特阿拉伯為活動基地的宗教極端武裝，曾於20世紀20年代多次襲擾約旦。
[3] 迪士達沙（dishdasha）：一種白色長袍。2 卡巴天房（Kaaba Shrine）：位於沙特阿拉伯麥加城禁寺中央的一處石殿，為穆斯林禮拜的正向。3 哈只（Haji）：又譯「哈吉」，一種尊銜，專門授予前往麥加完成「朝覲」的穆斯林。
[4] 民兵組織（volunteer brigades）：指敘利亞反對派的武裝組織。
[5] 幽靈幫（shabiha）：阿拉伯語，意為幽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