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倫斯·弗萊（Lawrence Foley ）向來不愛張揚，但是，這個波士頓土著的身上還真是有些「出眾」的地方。哪怕身處安曼這樣的大都市，他仍然算得上顯眼—我指的是他的體型。以當地標準，他絕對算得上大個子，尤其那個肚腩，簡直就是一望可見。作為美國駐約旦大使館的一位中層官員，弗萊常常需要出席宴飲應酬。腰圍肥碩的原因，大概就在吃吃喝喝之間。弗萊的鬢髮已經現出幾分雪色，面皮倒是保持了愛爾蘭人的特點，紅潤發光、雀斑滿滿。兩相對比之下，他彷彿頂著一頭蓬鬆的漂白棉。弗萊喜歡散步，而且他總愛帶著他那條金毛獵犬「鮑嘉」（Bogart）一起走。在他的住所附近，攜帶寵物上街遊逛的人可不多見，為此，弗萊吸引了不少眼球。2001年9月11日過後，旅居安曼的西方人士大多心內惶惶。但是，外出時弗萊仍然不願有任何護衛陪伴左右。那個時候，已有不少報告指出美國公民面臨的安全風險正在上升。弗萊的親眷為此很是憂慮，但62歲的外交官本人卻不以為然。「安曼這個地方很安全。」他告訴憂心忡忡的家人。
「9?11」事件之後的那幾個星期，安曼的美國僑民確實感到身邊的氛圍不太友善。一些家庭乾脆「退守」到了大使館旁邊。那裡，剛剛建起的壁壘森嚴高大，警衛也是荷槍實彈。不過，弗萊卻沒有挪窩。說來，他已在海外工作了30多年。眼前這點風雨，和他曾經涉足的那些險境完全無法相比。於是，他還是住在他那座位於安曼西區的二層別墅中，守著鋪滿鍛鐵欄杆的窗戶，還有窗外的灌木，過著普普通通的異鄉生活。每到傍晚，他都要和妻子弗吉尼亞（Virginia）一起外出。夫婦兩人帶著愛犬鮑嘉，去鄰近的阿卜杜拉·霍謝（Abdullah Ghosheh）大街徜徉散步。遇到街坊鄰戶，弗萊兩口子還會擺擺手，說兩句簡單的阿拉伯語來打打招呼。清晨，弗萊習慣很早起身，而後自行開車上班。他有一輛酒紅色的奔馳280 ，這輛二手車裝著使館牌照，被他停在裝飾門後的那個小小的車庫當中。當時，新的警報已經甚囂塵上。據稱，恐怖分子正在那個時段—2002年的初秋—四處搜捕美國公民並擄作人質。但是，弗萊依然故我，保持著自己隨意而又任性的行事風格。
弗萊的工作內容主要是籌措資金，建設清潔水源。同時，他還要在當地企業家中尋找合作夥伴。這份職責並非那麼惹人注目，但卻非常重要。弗萊本人也顯得很有幹勁。他常常造訪安曼附近的難民定居點，和當地的住客聊天攀談。每次提到營地中的生活細節，弗萊總是不厭其煩，問個沒完。為此有人懷疑，眼前這個傢伙可能是個中情局特務。當然，笑容可掬的弗萊，還是贏得了大部分當地人的好感。就連上司也被他的工作熱情感染。於是，他們準備嘉獎一下這位員工。2002年10月27日，美國大使館特地召開晚宴，表彰弗萊。會上，弗萊獲得了一面獎盤。宴會一直持續到了凌晨，弗萊到家的時候，自然非常疲倦。不過，弗吉尼亞記得那個晚上丈夫的興奮情緒實在難掩。
「我這份工作，就是我最想幹的工作。」弗萊向妻子表示，「我待的地方，也是我最該待的地方。」
第二天，弗萊循例早早起了身。洗漱更衣之後，他向著車庫走去。這時，正是7點20分。弗萊準備打開車門的當口，奔馳280的另一端冒出了一個人。來人面目不清，黑白相間的格子巾遮住了他的整張臉。他的右手擎著一把手槍，槍頭配有明晃晃的消音器。
「辟、辟！」
弗萊應聲跌倒在地。槍手則一步搶上前來，再次扣動扳機。
「辟、辟、辟、辟、辟！」
弗萊的身子滾了滾，人也嚥了氣。他的面龐、脖頸、肩頭、胸口各中了一槍。隨後，槍手開始逃亡。他躍過一道矮牆，朝著街區的另一頭跑去。接應的汽車正等在那邊。整個事件來得迅猛，消失得也快如閃電。前前後後，才不到半分鐘的時間。自始至終，弗萊的左右街坊沒能察覺到半點異樣。他們都沒發現，自己的鄰居早就橫屍在那輛奔馳的一邊，附近的灌木完全被血泊浸染。
一個小時之後，安曼西區的某位監聽人員才得知了弗萊的死訊。他聽見槍手給伊拉克北部某地去了個電話，好像要通知對方什麼重要事情。
「麻煩給謝赫[1]說一聲，」槍手表示，「任務完成，一切搞定。」
監聽人員來自美國國土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簡稱NSA）。華盛頓當局那遍佈全球的竊聽網絡，就是由國土安全局負責運轉。安全局人員聽到那通洩露弗萊死訊的電話並非出於偶然。他們對於伊拉克北部的關注，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9?11」事件過後，國土安全局方面開始大肆搜羅有關信息，試圖從中找出本·拉登和其他「基地」組織頭目的下落和去處。到了2002年秋天，他們有了一個發現：伊拉克的東北部地區，似乎正是「基地」組織宗教極端分子的藏身之處。很快，白宮和五角大樓的高層人士，都把目光投向了那一隅。那裡的有些村落實在太過偏僻，就連地圖上也找不到它們的蹤跡。
一位美國外交官遭襲擊而死於非命，如此慘劇，實在少見。即便在局勢混亂的中東地區，也算得上駭人聽聞的事件。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CIA）反恐中心（Counterterrorism Center）的有關專家對那段電話錄音進行了初步分析，確認疑凶大致就在「基地」內部。不過，此人到底姓甚名誰，中心裡大多數的分析人士卻並不清楚。
整起事件的幕後主使，除卻阿布·穆薩卜·扎卡維，似乎沒有更好的人選。唯有一位專家，對於元兇可能的身份顯得有些疑慮。專家名叫納達·巴科斯（Nada Bakos），當年33歲，入職中情局只有2年。不多久，她就成了單位裡數一數二的扎卡維研究權威。巴科斯來自蒙大拿州（Montana）中部，家中經營農場。此後的人生歲月裡，她對扎卡維一路追蹤。為了抓到這個恐怖分子，巴科斯曾深入伊拉克沙漠，在那裡的一個軍事基地一待就是數周。據稱，那個地方同扎卡維可能的藏身地點只有幾公里的距離。扎卡維的各種行動，她都會萬分關心，他的手下和朋友一旦被俘，她都要親自過堂審問。她甚至會和突擊隊的大兵一起，在深夜時分突然造訪扎卡維可能的落腳地。她瞭解扎卡維的個性，清楚他的習慣，她對他的一切是如此「癡迷」，以至於她的同事紛紛揶揄，覺得她對她這位「約旦男友」實在「用情太深」。
這一次，大家都忙於將罪名歸到扎卡維頭上，對此，巴科斯覺得有些不大對勁。當然，謀殺很可能出自扎卡維的授意。對這個結論，巴科斯也表示贊同。如此一來，約旦當局也會好過一些。顯然，約方更願意把弗萊的橫死歸咎於國際恐怖分子的陰謀算計，而不是將其定性為約旦國內的一起偶發暴力。後一種解釋，將會給這個國家引以為豪的旅遊業帶來毀滅性的打擊。更叫巴科斯感覺奇怪的一點在於，白宮的某些高官原本對扎卡維的情況幾乎一無所知，此事一出，他們卻立即表現出了強烈的關注。
巴科斯所在的部門，曾經長時間就同一宗問題被反覆咨詢：薩達姆·侯賽因和「基地」組織之間到底有無瓜葛和聯繫？布什總統的一干幕僚，想從中情局方面得到一個確切答案。當時，薩達姆政權已經成了總統的眼中釘、肉中刺。只要伊拉克方面稍微有可能參與了「9?11」事件，只要有證據坐實薩達姆和紐約、華盛頓遭遇的恐怖襲擊確有那麼一點勾連，美國方面下一步的行動將會名正言順。不過，面對同樣的問題，中情局每一次都給出了否定的答案：所謂伊拉克涉嫌「9?11」的說法，大多是子虛烏有的傳言。唯有這一次，因為扎卡維的參與，中情局方面再不敢輕下斷言，因為扎卡維似乎在巴格達現身了。其間，這個約旦人好像還曾前往一家公立醫院接受治療。
這個扎卡維，會不會和那個得到本·拉登金錢饋贈，而在阿富汗西部建起恐怖分子訓練營的扎卡維是同一個人？阿富汗戰端開啟之後，難道扎卡維沒有追隨本·拉登逃進托拉博拉的大山？除以上這些疑問之外，還有一個問題顯得特別棘手：難道傳言中「伊斯蘭護衛軍」擁有的那個毒藥工廠，竟然是來自薩達姆的饋贈？要知道，早在20世紀90年代，薩達姆對於化學武器的癡迷就已是人盡皆知。
如此種種的疑問，都需要巴科斯和她的同事們耐心求證、仔細回答。2002年，關於扎卡維的各種情報還很罕見。不過，巴科斯必須給出答案。
勞倫斯·弗萊身故之後，巴科斯等人更是問題纏身。畢竟，幕後真兇正好藏身在伊拉克。而且，此人與「基地」組織之間的關係已經得到證實，板上釘釘。
那個時候，扎卡維仍然是個默默無聞的人，對於大多數美國人如此，在絕大部分中情局特工心裡也是如此。他的形象非常模糊，只是全球「聖戰」活動中的一個邊緣分子。可是，布什政府的一眾高官已經把此人當成了恐怖大亨中的頂級一員。
納達·巴科斯在中央情報局的最初兩年可謂格外忙亂，各種突發事件紛至沓來，彷彿撲面而來的散亂彈片，又好像一塊磚頭砸中擋風玻璃後飛來的無數碎玻璃，叫人猝不及防。2001年9月11日早上，那一起震驚全世界的恐怖事件突然發生時，巴科斯等一干年輕的情報人員都擠在電視屏幕跟前，目睹了這起慘劇的實況：只見一架民航班機直直插進世界貿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的鋼筋骨架之中，而後南北雙樓轟然倒塌。滾滾的黑煙，幾乎覆蓋了整個下曼哈頓（Lower Manhattan）。面對此情此景，許多人都哭了，還有人發出陣陣嘶吼。按照安全條例，所有人員必須立即撤走。很快，巴科斯的諸位同事一邊驚叫，一邊向著出口魚貫而出。不過，巴科斯，這個髮色蜜黃、眼光棕黑柔亮的初級分析人員，卻立在原地一動不動。
「當時我在想，局勢都這樣了，我還能幹點什麼？」事後，巴科斯憶起那一瞬間的心情，「我當時希望上面立即下個命令，我們則好立即行動。」幾分鐘後，她就遂了願。在反恐部門主管科菲·布萊克（Cofer Black）的召集下，留守大樓的200多名中情局員工聚到了一處。隨後，布萊克下了命令，今後幾年，中情局的主要目標將會直指本·拉登。他們要找到他、戰勝他、摧毀他。「這是戰爭。」布萊克表示，「一場與以往戰事完全不同的戰爭。」
一年之後的又一起事件，同樣讓巴科斯刻骨銘心。當天，她身在一處小小的會議室，對面則是美國的副總統迪克·切尼（Dick Cheney）。當時，美國與伊拉克已經走到了開戰邊緣，而來客正是布什政府裡的頭號「戰爭販子」。這次造訪弗吉尼亞州的蘭利[2]，規格可真有些不一般，因為副總統有些問題想要親自向諸位恐怖主義研究專家請教。此前，他的幕僚已經叨擾了中情局方面好幾個月，他們一心想知道薩達姆是否與「基地」組織勾結到了一起。這一次，扎卡維成了副總統關心的重點。扎卡維—五角大樓的特別計劃處（Office of Special Plans）出具的報告中也曾提及這個名字，不過，措辭卻頗為簡單。相形之下，中央情報局方面卻覺得扎卡維萬分危險。特別計劃處的主管道格拉斯·費斯（Douglas J. Feith）同時兼任國防部次長，此人也是一位堅決主張對伊作戰的鷹派。如此一來，副總統自然很想知道，中央情報局到底掌握了何種情報，才會做出那樣的判斷？
當天早上，副總統來了。他被前呼後擁，不少隨扈跟隨左右。這些跟班個個黑西裝加身，蹙著眉頭不露笑顏。其實，這已經是副總統第二次為了伊拉克事務而來，只不過，他初涉此地的經歷並不愉快。那一次，中央情報局局長喬治·特尼特（George Tenet）親自出面接待。面對副總統的疑問，列席的各位情報主管都沒給出篤定的答案。話裡話外，副總統似乎肯定薩達姆已經和恐怖分子沆瀣一氣，而且他還暗示，薩達姆正在支持本·拉登。可是，諸位中情局官員卻並不認可他的判斷，會議也因此不歡而散。
這一次的會面也是由特尼特一手操辦。出席的各位情報人員年紀較輕，對於伊拉克事務也更加熟悉。因此，納達·巴科斯在加入中情局的第三個年頭，得到了第一次與國家二號人物面對面的機會。
會議地點位於總部7樓，和局長辦公室相隔不遠。窗外，可以見到大片大片的森林，樹林的那端，就是人口稠密的弗吉尼亞州郊區。室內，一張長桌的旁邊坐著副總統及其顧問，他們的對面則是中央情報局的眾位中層官員。在他們面前，擺放著各種檔案、文件和記錄。為了開好今天這個重要的會議，他們前一天專門召開了預備會，也就是他們所說的「質詢會議」。巴科斯是當日參會的幾位年輕情報官員之一，並且就坐在部門領導的後面。當天，她的角色是後援，一旦坐在前排的官員遇到無法回答的問題，她就要立即予以回應。一開始，巴科斯緊張得要死，但是後來還是漸漸放鬆了下來，看著會議變成了副總統個人的提問大會，她甚至有些享受。只見副總統的兩眼從眼鏡框的上方緊盯著中情局的專家們，目光中帶著明顯懷疑的神情。他的話語雖然溫文爾雅，但是表達的意思卻是不容置疑的。他的樣子就好像法庭上的一位資深檢察官，正不緊不慢地用一個個老謀深算的問題把一個蹩腳的證人駁得一無是處。
巴科斯縮在房間的另一端。她不發一言，只是聽著副總統的質詢，卻又對他的話不太相信。1999年那起「新千年未遂案」，足以把扎卡維送上追捕名單。但是，扎卡維是個宗教極端分子，薩達姆則信奉世俗主義，後者的一大愛好，便是屠戮和迫害前一類人。他們之間怎麼可能暗通款曲？難道副總統真的相信這一點？
副總統的態度非常認真，幾周之後他收到了一份報告。報告由巴科斯等人合作寫成，其中的內容引發了副總統幕僚的極大不滿。報告否認薩達姆政權和「基地」組織存在任何行動默契。在布什政府幾位高官的想像之中，雙方其實早有秘密往來。但報告卻指出，此類猜測「似在捕風捉影」，而且「沒有任何細節性實據及其他信息能予以佐證」。
副總統想要索取的那個答案，其實並不存在。不過，中情局越是強調這個事實，副總統等人就變得越加篤定。有一次，巴科斯在上班時間接到一個質詢電話，對方竟然是總統的一位顧問。他死死咬住她那份報告中的某個句子，想要向她討個說法。根據長久以來的規矩，政府人員不能與中情局員工私下接觸。唯有這樣，中情局的工作才能擺脫政治干預。於是，巴科斯飛速掛了電話，而後立即報告上司。上司立即致電白宮，向對方提出抗議。
「當時，政府希望反將我們一軍。他們想讓我們擺出實質證據，說明扎卡維並非『基地』組織成員，同時和薩達姆並無關係。」巴科斯表示，「好吧，我們立即著手調查，但那又有什麼用？反正末了他們只會拋下一句『他們是不是一夥人又有何關係？他們這種人其實都是一個德行！』」
眼前這種形勢，完全出乎巴科斯的意料。兩年之前，她向中央情報局投出簡歷的時候，可沒想到自己能坐上這個位置。那時的她，也只想碰碰運氣。現在，即便她已經當了兩年特工，老家那些親戚仍然覺得她其實只是個辦公室文職人員。日常的工作內容，僅限於接接電話、寫寫郵件而已。這也難怪，巴科斯的老家遠在蒙大拿州的丹頓（Denton）小鎮。當上中情局探員、追捕恐怖分子這樣體面刺激的任務，似乎從來與小鎮的子弟無緣。
有一陣，獸醫才是巴科斯理想的職業。巴科斯在牧場長大，身邊少不了各種牛馬。她喜歡騎著心愛的馬駒橫越牧場，度過每一個長長的暑假。因此，給動物看病這種工作似乎更適合她。她的高中名不見經傳，整個畢業班也不過9個人。平常，電視上她最愛看的是警匪片。少女巴科斯的世界實在不算太大。不過，那時的她已經清楚，自己想要的生活不該這樣平凡單調。
大學一年級那年，巴科斯遭遇了一場車禍，險些斷送了她的全部未來。不過，她最後還是復了學。再次回到蒙大拿州立大學，她將專業換成了經濟學。那時，她隱隱有了打算，將來要從事國際關係方面的工作。而後，她結了婚。她曾經經銷水泥，還在一家礦業公司短暫待過。30歲生日過後的幾天，巴科斯收拾好所有行李，開著她那輛福特F - 150皮卡貨車，逕自朝華盛頓方向奔去。那一陣，她剛剛離婚，也沒有接到任何工作的邀約。只是繼父的一席話，讓她決心投身情報行業。繼父曾上過越南戰場。一天，他翻閱《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上面的一則招聘廣告讓他精神一振。他立即通知女兒，告訴她有個理想職位正等著她。
「算了吧，人家不會要我。」女兒告訴父親，「他們有什麼理由來僱用我這種人？」
「還是去試一試吧。」父親勸道。
她有些動心了。曾經，她想要成為經濟分析員，為政府部門工作。國務院是最佳的去處，中央情報局的名頭聽上去好像也不錯。
「好吧，試一試也好。」她最終下了決心。
巴科斯投遞了簡歷，而後又參加了考試。接下來的經歷給了她大大的驚喜。一位中情局官員打來電話，請她前去面試。5個月之後，她終於如願以償地走進了中情局的大門，從鑲嵌在花崗石地板中的那個近5米見方的中情局徽章上走過，成為了中情局的一名技術專員。在中情局這個繁複的官僚機構中，所謂技術專員不過是最底層的職員而已，但是她很快就成長為一名情報分析人員。這個職位，需要很強的分析能力。她必須抽絲剝繭，從浩如煙海的電子檔案和間諜網絡中找出有用的信息。由於她的專業背景，巴科斯加入了一個針對薩達姆經濟罪行的調查小組。薩達姆規避聯合國制裁的種種把戲，需要她和同事們一一查清。不久以後，小組的權責進一步擴大。巴科斯一干人還需要瞭解這位伊拉克「強人」會不會在暗地裡資助恐怖分子。正是這樣的機緣巧合，讓她有機會深入瞭解了扎卡維這個人。
巴科斯身處的部門裡，男性佔據絕對多數。領導崗位更是主要由男人把持。金色頭髮、身段苗條的她身處其中，自然顯得很是惹眼，她的能力同樣引人關注。關於扎卡維和他那些夥伴的任何資料，她都非常熟悉。而且，堆積如山的文件、漫無聯繫的資料，她似乎可以一眼看穿，並將有用的信息一一提煉出來，這種才華讓人尤為驚歎。一位上司這樣形容巴科斯：「她是我手下最好的探員！」
「她讓我想到拉斯維加斯（Las Vegas）賭場上那些牌技高手。」那位曾對巴科斯讚不絕口的上司如今已經退出情報圈。提到當年的手下，他表示，「他們都一樣，可以把對手的所有招數算得清清楚楚。這種才能，別人望塵莫及」。
巴科斯也總是對自己的朋友們說，這是她職業生涯中的第一份真正適合自己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行動的中心。」她經常這麼表示。不過，與此同時她也不得不面對一些難堪的現實，其中之一，就是政客們對事實的選擇性利用，她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中已經有過多次這種經歷。那些政治領袖們總是有選擇性地利用眾多分類情報中符合自己政治利益的那部分「事實」，把這種實際上已經被嚴重歪曲的信息提供給選民。所有美國總統無一例外都大行此道，只不過在程度上其中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加惡劣而已。
如今，這種不快的感覺重新襲來。副總統的第二次造訪，結局仍然比較尷尬。會議結束，幾乎每個人都苦著臉。副總統等人沒有得到理想的答案，悻悻而去，中情局一方，也有許多員工對於這次訪問異常不滿。顯然，白宮方面已經打定主意準備出兵伊拉克。正因如此，眼見情報部門提供的資料無法為這次出兵提供合理的借口，迪克·切尼等人才會表現得那樣憤憤然。
「我當時覺得，情報部門對於有關情況並不瞭解，所以才沒敢下斷言。」巴科斯回憶道，「但是，我太天真了，沒想到這些情報竟然與戰爭有關。」
直到多年以後，迪克·切尼仍然堅持自己對於當時局勢的判斷，他還是相信，薩達姆與「基地」組織確實有染。關於自己兩次走訪中央情報局的經歷，他在其回憶錄中寫道：「當時，我就相當尖銳地提出了這個問題。」「9·11」事件後，切尼評估了美國可能遭受的恐怖威脅，他得出的結論認為：「在世界範圍內，只有薩達姆·侯賽因統治下的伊拉克最有把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結合起來的能力。」
「從後來的情況看—即便我們得到的一些情報是錯誤的—這個觀點依然是站得住腳的。」切尼寫道。
無論如何，白宮絕對饒不過扎卡維。伊拉克戰爭之前，布什政權一直試圖尋找扎卡維與伊拉克政權勾結的確切證據。哪怕戰事已經開啟了好一段時間，總統方面都沒有改變這個判斷。對此，巴科斯深感憂慮。勞倫斯·弗萊的死，似乎又在火上澆油。
光天化日之下，勞倫斯·弗萊在安曼最安全的居住區之一遭到槍擊，在約旦上層造成了恐慌。美國外交官員在境內遭遇刺殺身亡，如此惡劣的事件，在該國歷史上還屬首次。事發後，阿卜杜拉二世立即行動起來。國王親自召見了美國國務院官員與中央情報局人士，表示將會全力協助美方查清此事。他還親自偕同妻子拉尼亞王后拜訪弗萊府上。夫婦倆齊齊寬慰未亡人，聲稱一定遵照禮儀，護送弗萊的遺體歸還故土。與此同時，情報局當然也沒閒著。他們抓捕並訊問了大量宗教極端分子，想要找出關於兇手的線索。僅僅48小時內，就有幾百名宗教極端人士先後成為情報局的「座上賓」。儘管如此，兇手卻仍然難覓蹤影。情報局既不知道此人是何身份，也不明白弗萊被殺的原因。僑居安曼的美國人成千上萬，為什麼兇徒偏偏挑選弗萊？此人只是一個中層官員，他的工作內容僅僅在於幫助約旦改善自來水供應。什麼人會故意找這樣一個人的麻煩？背後又有什麼用意？
10月30日，弗萊的靈柩將從安曼啟程，由軍用飛機載回美國。從市區到機場，美國海軍陸戰隊與約旦儀仗兵都在為他開路送行。妻子弗吉尼亞、愛犬鮑嘉則伴在弗萊左右，和他一道回歸故里。
城市另一頭，情報局的總部裡，大規模的審訊還在進行。不久之前，一個宗教極端主義小團體剛剛攬下責任，宣稱對弗萊的死負責。不過，相關的聲明言辭模糊，事後更被證實只是沽名釣譽。於是，各位情報局官員更加煩躁。面對審訊對象，他們又是威逼又是利誘，甚至用上了恐嚇的手段。就這樣，已經過了幾周時間，情報局仍然未能收穫一星半點有用的情報，只是在現場找到了半截手機碎片。機體一看就知屬於劣品，其中的儲存記憶卡是偷來的。
到了11月，事情終於有了進展。線人向情報局方面匯報，最近安曼郊區的馬卡（Marka）難民營來了一位怪客。此人原籍利比亞（Libya），租住在當地一家公寓內。此人於9月入境，據稱是來幫助朋友打理生意。他開了一家服飾店，專門經銷頭飾和婦女服飾，產品主要面向那些信教虔誠的家庭。服飾店的門面很小，門口的招牌顯示這家店舖叫作「小王子」。除了門店，兩人還租下了一個倉庫。倉庫很是寬敞，招致了鄰居的懷疑—小小的服裝店，幹嗎需要一個大大的儲衣間？
「利比亞人」的本地夥伴名叫亞希爾·易卜拉欣·弗雷哈特（Yasser Ibrahim Freihat），系巴勒斯坦移民。這個弗雷哈特有些宗教極端主義傾向，卻又和任何宗教極端主義團體都少有往來。因此，利比亞來客才應是調查的重點。經過幾天的跟蹤排查，情報局大致確定了來人的身份：薩利姆·本·蘇維德（Salem ben Suweid），一個「阿富汗老兵」。3年前，此人曾持假身份證件潛入約旦，還因此進了監獄。那個時候，約旦警方就懷疑蘇維德可能與「基地」組織有關係，並因此將他驅逐出境。假如這個利比亞人真是蘇維德，那他已經是第二次進入約旦，而且，這一次他還避免了「二進宮」的命運。
12月3日，凌晨剛過，情報局人員接連出擊，撲向3處地點：蘇維德和弗雷哈特租下的倉庫、「小王子」的門店和兩人的公寓。特工闖進房間的時候，兩位主人身著睡衣正處於睡眠狀態。他們沒有一點反抗，就這樣束手就擒。而後，情報局人員對兩人的所有東西進行了徹徹底底的大搜查。搜查結果證明，蘇維德的房間真可謂是一處「富礦」。在此地，特工們的收穫如下：手套、面具、防彈背心、催淚瓦斯，還有數以千計的美元大鈔。房間後的院落則是主人的彈藥庫，那裡藏著整整5支卡拉什尼科夫衝鋒鎗[3]，每一支都裝有子彈。一本炸彈裝配說明手冊，外加一個寫滿潛在襲擊目標的筆記本，很能說明主人的嫌疑身份。不過，情報人員搜來查去，也沒能發現那支殺害弗萊的7毫米口徑手槍，以及掉落在案發現場的消音器。
4點了，兩個嫌犯也被押解到了情報局反恐中心的辦公室裡。中心的副主管阿布·哈伊薩姆負責「接待」他們，而局裡的傳奇人物、綽號「紅魔」的副局長阿里·布爾扎克也在「陪客」的行列中。轉眼已是6點，晨曦將近，約旦山（Judean Hill）上的天幕開始由黑轉灰。暗色漸漸淡去，蘇維德卻幾乎成了一個「廢人」。他招供了，還在自白書上簽了字。蘇維德承認，自己策劃並執行了整起事件，致使美國外交官勞倫斯·弗萊死於非命。至於他那位生意夥伴弗雷哈特則負責望風，同時兼任司機。
情報局一向效率高超，這一次破案過程也算得上異常迅速。哈伊薩姆清楚，外界一定會對此加以批評。無論是約旦同胞，還是西方同行，都會認為情報部門為求快速破案，濫用酷刑，把嫌疑人屈打成招。畢竟，案子牽動國際關係，很可能讓約旦和最重要的盟友漸行漸遠，因此，情報局必須證明案件的兇手確是蘇維德無疑。每當懷疑泛起，哈伊薩姆總有一招可以應對，他會押上嫌疑人重返現場，來一個「罪案重現」。
精神委頓的蘇維德，頹然歪倒在汽車後座上。他的雙手仍然沒有被解開束縛。前排副駕駛座上，阿布·哈伊薩姆端坐著。司機駕駛汽車開往安曼西區。那個地方是使館區，也是許多外交官員的住地。
「來，帶我們去當天你辦事的地方走一走。」哈伊薩姆吩咐蘇維德。
蘇維德開始指路，汽車拐進一串小街走了好久，最終停駐的地方臨近一座別墅的車庫。那一天，弗萊正是陳屍於此。現在，別墅已是人去樓空。弗吉尼亞·弗萊已隨丈夫的遺體一起離開約旦。有生之年，她再也不想重返中東。當日殺戮留下的種種痕跡，也已經消失不見。
哈伊薩姆看向後座，發現蘇維德垂著頭一言不發，身體一動也不動。
「當天你是怎麼犯案的，給我描述描述。」哈伊薩姆下了命令。
慢慢地，蘇維德開始講故事。他口中的內容和自白書上的描述並無差異。9月份，他離開敘利亞潛入約旦。在這裡，他四處尋覓，準備襲擊當地的美國人，同時，他也把約旦政府官員當成潛在的目標。而後，他和弗雷哈特開了那家服裝店作為掩護。為了拿到蘇維德早已備好的武器，弗雷哈特還特地去了一趟敘利亞。10月，蘇維德和弗雷哈特頻繁出現在安曼的富人區。外交官聚居的區域，也常常能見到他們的身影。上述這些地方，西方人隨處可見。他們出現在那裡，顯然是為了踩點。
蘇維德表示，自己之所以挑中弗萊，也是出自偶然的發現。這位美國外交官性格活潑、喜歡熱鬧。安曼的幾處難民營裡，時不時就能見到他的身影。為此，蘇維德對弗萊有些印象。弗萊造訪那些地方，當然是為了巴勒斯坦難民的飲用水問題。他常和難民談天說地，特別關心對方的各類生活問題。有些人就此懷疑，也許弗萊是別有用心。而且，弗萊那輛酒紅色的奔馳，以及車上的外交牌照也足以讓人過目不忘。當時，他的同事們早為座駕換上了當地牌照，可弗萊卻沒有跟隨大流。
循著車跡，蘇維德發現了弗萊的住處。動手之前，他在別墅周圍徘徊了整整3天。對於刺殺對象，他也有了詳細的瞭解：此人白髮稀薄，體重也像一般中年人那樣有些失控。而且，他還發現此地既無警衛站崗，也沒有負責監控的錄像系統。屋前和屋側的牆體分外矮小，適於逃逸，也是良好的藏身之所。觀察中，蘇維德詳盡記錄了弗萊每天早上的具體行程：早早起身，帶狗散步，7點20分驅車出發前往辦公地點。每一次出門，他都是獨自一人。
10月28日，蘇維德終於決定行動。城中清真寺發出早禱通告的同時，「利比亞人」和同伴鑽進一輛現代牌汽車，朝著城市西郊駛去。車是借來的，手槍和面具則裹在一個書包裡，又被蘇維德藏在長袍底下。其實，蘇維德也不敢肯定他的刺殺目標到底是不是美方間諜。但是，既然他只是想要殺掉一個美國人，眼前這個機會可是千載難逢。
「我當時覺得機會來了。我只需要開上幾槍，殺掉這個人就行了。」蘇維德告訴哈伊薩姆。
在兇徒的親自指點下，哈伊薩姆查看了案犯蘇維德當日跳牆而入的地點。接下來，兩人又來到車庫旁邊的一隅。那天，蘇維德就是匿藏在此地等待著目標走近。而後，兩人打了照面。兇徒一語不發，開槍擊斃了外交官。為了確認對方已死亡，蘇維德又補了幾槍。這一過程，在蘇維德的口中再次得到還原。兇徒又手指一動，指認出弗雷哈特和那輛二手現代車等待和接應的地點。根據蘇維德的描述，作案之後，他和同夥飛快趕回了馬卡地區。途中，兩人在扎卡河（Zarqa River）邊停了一下，把作案用的那支手槍扔進了污濁的河水之中。10點整，蘇維德和弗雷哈特順利回家。他們甚至有時間更換衣衫，然後不慌不忙地打開店門招攬生意。
哈伊薩姆靜靜聽著，非常專心。而後，情報官員再次開口發問。這個問題，自事發後就一直困擾著他。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這麼做，」蘇維德給出了答案，「當然是為了報效『基地』組織，而且還是為了報效扎卡維。」
難不成扎卡維和這件事真有關係？
嫌犯落網的事情，約旦方面秘而不宣。扎卡維可能涉嫌此事的消息，他們也對外保密。他們耐心等待，等了足足有兩個星期。在那期間，約旦方面期待中央情報局能夠找出什麼有力證據，確切證明涉案兇手與約旦歷史上最著名逃犯之間的上下級關係。兩周過後，嫌犯的身份、扎卡維涉案的消息方才公之於眾。沒想到，大多數約旦人卻更願意相信蘇維德辯護律師的話。此人向媒體表示，自己的當事人遭受了酷刑折磨，而後才被迫承認此事是由扎卡維指使。
蘇維德撥往伊拉克那通電話的細節，也漸漸地為各位調查人員所知。電話那頭的人名叫穆阿邁爾·尤素福·賈格比爾（Muammar Yousef al-Jaghbeer），此人一直追隨扎卡維，並因此出了名。多年以後，賈格比爾在伊拉克落入法網。據他交代，蘇維德確係得到扎卡維親自派遣而潛往約旦，扎卡維給了「利比亞人」5000美元作為盤纏。扎卡維的要求只有一個：殺人。扎卡維命令蘇維德殺害美國人，任何美國人都行。
不過奇怪的是，扎卡維本人卻未曾認領這起兇殺案，儘管像這樣的殺戮罪責他都不知道主動認攬了多少件了，牽涉其中不幸喪命的美國公民，也不在少數。而那些曾與扎卡維在伊拉克東北部共處多年的宗教極端分子也堅稱扎卡維與弗萊的死完全無關。
中央情報局的多位分析人員對此也持懷疑態度，巴科斯就是其中之一。她覺得整件事情還有許多未曾得到解答的疑點。
「所有的證據都模糊不清。」巴科斯表示，「根據推斷，我們確實認為扎卡維涉嫌此案。但是，若要以此作為確鑿無疑的證據，卻是無法讓人信服的。」
無論如何，調查結果已經為美國方面下一步的行動提供了足夠的依據。一位身負官方使命的外交官慘遭殺害。如此一樁罪案，元兇又指向扎卡維其人，美國方面，必須有所行動。
正義應當得到聲張，扎卡維必須歸案。還好，在2002年的那個秋天，美國政府非常清楚扎卡維藏身的地點。
[1] 謝赫（sheikh）：中東爵位，可譯為「親王」「王爺」或「頭領」。
[2] 蘭利（Langley，Virginia）：美國中央情報局總部所在地。
[3] 卡拉什尼科夫衝鋒鎗（Kalashnikov）：又稱「AK-47」，一種自動步槍，以射程短、威力巨大著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