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路上的邂逅
我從寧夏又南下到甘肅。四、五天後我回到了河連灣，又見到了蔡暢和她的丈夫李富春，同他們一起又吃了一頓法國式烹調的飯，遇見了一軍團政治委員聶榮臻的年輕漂亮的妻子。她最近從白色世界溜進蘇區，剛去看了她的五年不見的丈夫回來。
我在河連灣後勤部呆了三天，後勤部設在原來屬於一個回民糧商的大院子裡。從建築上來說，這群房子很有意思，基本上具有中亞細亞的外表：厚厚的平屋頂，深深地嵌在至少有四英尺厚的牆上的阿拉伯式窗戶。我牽著馬到那個寬敞的馬廄裡去時，一個高大的白鬍子老人，身穿一套褪色的灰布制服，腰上繫著一條長可及地的皮圍裙，走上前來，舉手敬禮，他戴著一頂紅星軍帽，太陽曬得黧黑的臉，露出了沒有牙的笑容。他把馬鴻逵——我的馬——牽了過去。
我心中納悶，這個老爺爺怎麼闖到我們童子軍的營房裡來了？我於是停了下來問他，從他嘴裡套出一個故事來。他是山西人，在紅軍東征時參了軍。他姓李，六十四歲，自稱是年紀最大的一個紅軍「戰士」。他很歉然地解釋，他當時不在前線是「因為楊指揮員認為我在這裡看馬更有用，因此我就留下來了。」
李在參加紅軍之前在山西省洪洞縣賣肉，他痛斥「模範省主席」閻錫山和地方官吏以及他們的苛捐雜稅。「你在洪洞沒法做買賣，」他說，「他們連你拉的屎也要徵稅。」老李聽說紅軍來了，就決定參加紅軍。他妻子已死，兩個女兒都已出嫁，他沒有兒子，在洪洞縣除了課稅很重的賣肉生意以外一無牽掛；而且反正洪洞縣是個「死人」呆的地方。他想生活得有生氣一些，所以這個冒險分子就偷偷地出了城，投到紅軍這邊來了。
「我要求參軍時，他們對我說，『你年歲大了。紅軍生活很艱苦。』我怎麼說？我說，『不錯，我這身子已六十四歲，可是我走路像個二十歲的小伙子。我會開槍。別人能幹的我都能幹。他們要的是人，我也能當兵。』因此他們說你就來吧，我同紅軍一起行軍過了山西，同紅軍一起渡了黃河，現在就到了甘肅。」
我微笑著問他，這比賣肉是不是強一些。他喜歡嗎？
「哦！賣肉是龜子幹的事！這裡的工作值得幹。窮人的軍隊在為被壓迫者打仗，你說是不是？我當然喜歡。」那老頭兒在胸口袋裡摸索了一會，掏出來一個髒布包，他小心翼翼地打開來，裡面是一個舊筆記本。「你瞧，」他說。「我已經認識了二百多個字。紅軍每天教我認四個。我在山西活了六十四年，可沒有人教我寫自己的名字。你說紅軍好還是不好？」他很得意地指著他寫的歪歪斜斜的字，好像是帶著污泥的雞爪子在乾淨的地席上留下的腳印，他還期期艾艾地念著剛寫上去的幾句話。接著，好像戲劇的高潮一樣，他拿出一支鉛筆頭，龍飛鳳舞地給我寫了他的名字。
「我想你也在考慮再娶媳婦吧，」我對他開玩笑說。他嚴肅地搖搖頭，說他媽的這些馬一匹接著一匹，他沒有功夫考慮女人問題，說完他就慢慢兒地去照顧他的牲口去了。
第二天晚上，我走過院子後面的果園的時候，遇見了另外一個山西人，他比老李年輕二十歲，但一樣使人感到有趣。我聽見一個小鬼在叫，「禮拜堂！禮拜堂！」覺得很奇怪，就四處張望他叫「禮拜堂」的那個人是誰。在一座小山上，我看見有個理髮師在給一個青年理髮，把他的腦袋剃得像個雞蛋一樣光光的。我詢問之下發現他的真實姓名叫賈河忠，原來在山西平陽一家美國教會醫院的藥房裡工作。小鬼叫他這個綽號，是因為他是個基督教徒，每天仍做禱告。
賈河忠拉起他的褲腿，給我看他腿上的一塊傷口，他至今仍有些跛，他又拉起上衣給我看肚子上的一個傷口，他說這都是打仗的紀念品，因此他沒有上前線。理發並不是他的工作：他又是藥劑師，又是紅軍戰士。
賈河忠說，那家基督教醫院裡有另外兩個工作人員同他一起參加了紅軍。他們臨走以前同醫院裡的中國名字叫李仁的美國醫生討論了他們的打算。李仁醫生是個「好人，他給窮人治病不收錢，從來不壓迫人。」當賈河忠和他的同伴徵求他的意見時，他說，「去吧。我聽說紅軍是正直的好人，不像別的軍隊，你們能同他們一起打仗，應該很高興。」因此他們就去當了紅色的羅賓漢。
「也許李仁醫生只是要把你們打發掉。」我這樣說。
那個理髮師憤然否認。他說他同李仁的關係一直很好，李仁是個很好的人。他叫我去告訴這個李仁——如果我有機會見到——他仍活著，過得很好，很愉快，革命一結束，他就回藥房去做原來的工作。我很戀戀不捨地離開了「禮拜堂」。他是個好紅軍，好理髮師，真正的基督教徒。
附帶說一句，我在紅軍中間遇到過好幾個基督教徒和前基督教徒。許多共產黨領導人——周恩來是個突出的例子——曾在外國教會學校受教育，其中有些人一度是篤信的基督教徒。紅軍軍醫隊長納爾遜·傅１醫生原來是江西一家美以美教會醫院的醫生。他雖然志願參加紅軍工作，熱情擁護他們，他仍篤信他的宗教，因此沒有參加共產黨。
在江西蘇區進行了普遍的「反神」宣傳。所有寺廟、教堂、教會產業都被沒收為國家財產，和尚、尼姑、神父、牧師、外國傳教士都被剝奪了公民權利，但是在西北實行了容忍宗教的政策。事實上，做禮拜自由是個基本的保證。所有外國教會的財產受到了保護，外逃傳教士被請回去到他們的教民那裡去工作。共產黨保留了進行自己的反宗教宣傳的權利，認為「反對做禮拜的自由」同做禮拜的自由一樣是一種民主權利。
共產黨這種對教會的新政策，加以利用的唯一外國人是一些比利時教士，他們是綏遠的一些大地主。他們有一處的地產有二萬畝，另一處有五千畝左右，在長城上的定邊附近。紅軍佔領定邊以後，比利時人的產業一邊同蘇區相鄰，一邊是白軍。紅軍沒有想沒收比利時人的地產，但是訂了一個條約，他們保證保護教會財產，但教士們必須允許他們在這天主教大莊園裡種田的佃戶中間組織抗日團體。這個奇怪的協定還有一個規定是，比利時人為中國蘇維埃政府拍一份電報給法國的勃魯姆總理，祝賀人民陣線的勝利。
在河連灣附近發生過一系列民團的襲擊，距此很近的一個村莊在我到達前兩天曾遭洗劫。一隊民團在天亮以前偷偷到了那裡，殺死了哨兵，把一堆柴火放在十幾個紅軍戰士睡覺的房子外面就縱起了火。紅軍戰士逃出來時，由於煙熏睜不開眼，被民團開槍打死，搶去了槍支。然後這批人就參加了另外一幫四百人左右的民團，從北方下來進行襲擊，燒村劫寨，他們大多數人都是國民黨將領高桂滋所武裝的。二十八軍派了一營人去搜索他們，我離河連灣那天，這些年青的戰士剛追擊成功歸來。
戰鬥是在河連灣不遠幾里路的地方發生的，白匪據說正在準備攻打河連灣。有些農民在山裡發現了民團的巢穴，紅軍據此情報，兵分三路，中路與匪徒下面交鋒。在紅軍左右兩翼包抄合攏時，戰鬥就有了定局。民團死四十個左右，紅軍死十六名，雙方都有不少人受傷。民團被全部繳了械，兩個匪首被活捉。
我們騎馬回陝西時遇到了該營帶著俘虜回來。各村都準備大事歡迎，農民們在道路兩旁向凱旋的部隊歡呼。農衛隊舉著紅纓槍肅立致敬，少先隊向他們唱紅軍歌曲，姑娘們和婦女們送來了點心，茶水，水果，熱水——這是她們僅有的禮物，但是使疲憊的戰士的臉上現出了笑容。他們都很年輕，比前線正規軍年輕得多，我覺得許多頭纏帶血繃帶的人才只十四、五歲。我看見馬上一個少年，處於半昏迷狀態，兩邊都有一個戰友扶著，他的頭上也纏著繃帶，正中間有一塊圓形的血跡。
這一隊少年帶的步槍幾乎有他們身子一般高。在他們的行中間走著的是兩個匪首。一個是滿臉鬍鬚的中年農民，我不知道，他被這些年輕得可以做他兒子的戰士帶著，是不是感到難為情。但是他毫不畏懼的神態，確是使人感到驚異，我想他很可能同別人一樣也是一個貧農，也許在打仗時自己也有什麼信仰，遺憾的是他就要被槍斃了。我問傅錦魁時，他搖搖頭。
「我們不殺俘虜的民團。我們教育他們，給他們悔過的機會，他們許多人後來成了很好的紅軍戰士。」
紅軍清除了這批匪徒是件幸事，因為這為我們回保安掃清了道路我們從甘肅邊界回去走了五天，第五天走了一百多里，雖然一路上見聞不少，卻沒有發生什麼大事，我回去時沒有帶什麼戰利品，只有路上買的幾隻甜瓜和西瓜。
１即傅連璋。——譯注
二
保安的生活
回保安以後，我又在外交部安頓下來，從九月底一直住到十月半。我收集了足夠的傳記材料可以編寫一本《紅色中國名人錄》，每天早上都有一個新的指揮員或蘇維埃官員來供我訪問。但是我對如何離開問題越來越感到不安：南京軍隊大批開入甘肅和陝西，凡是東北軍與紅軍對壘的地方都逐步代替了東北軍。因為蔣介石已作了一切準備要從南方和西方發動一次新的圍剿。除非我馬上出去，否則就可能走不了：封鎖線上的最後一道隙縫可能給堵上了。我焦灼地等待著他們給我做好動身的安排。
在這段時間裡，保安的生活仍過得很平靜，你不會感到這些人是覺察到他們就要被「剿滅」的。在我住處不遠的地方駐有一個新兵教導團。他們一天到晚在操練開步走，打球唱歌。有些晚上還演戲，每天晚上整個城裡都歌聲嘹亮，住在營房或窯洞裡的各個部隊的戰士都朝著山腳下大聲高唱。在紅軍大學，學員們一天學習十個小時，異常努力。城裡又開始了一個新的群眾教育運動，甚至外交部裡的小鬼也每天要上文化課、政治課、地理課。
至於我自己，我過著假日生活，騎馬，游泳，打網球。一共有兩個球場，一個在紅軍大學附近的一個草地上，綿羊、山羊把草啃得短短的，另外一個在西北蘇維埃政府主席、身材瘦長的博古家隔壁，是個硬地球場。我在這裡每天早晨太陽剛在山上升起就同紅軍大學三個教員打網球：德國人李德、政委蔡樹藩和政委伍修權。球場裡儘是石子，救急球是很危險的，但是球還是打得很激烈。蔡樹藩和伍修權同講不了幾句中文的李德講俄文，我同李德講英文，同蔡伍兩人講中文，所以這又是一場三國語言比賽。
我對當地的人的一個更加腐化的影響是我的賭博俱樂部。我帶了一副撲克牌，到了以後沒有用過，有一天我拿出來教蔡樹藩打「勒美」１。蔡樹藩在戰鬥中失掉一臂，但不論打球或打牌對他都沒有什麼妨礙。他學會打「勒美」後，很容易地就用一隻手打敗了我。有一陣子，打「勒美」非常流行。甚至婦女們也悄悄地到外交部賭博俱樂部來。我的土炕成了保安上層人物的聚會場所，晚上你環顧四周燭光下的臉孔，就可以看到周恩來夫人、博古夫人、凱豐夫人、鄧發夫人、甚至毛夫人。這就引起了旁人說閒話。
但是，對蘇區道德的真正威脅是在保安學會了打撲克以後才出現的。我們打網球的四個人先開始，每天晚上輪流在李德家和我在外交部的罪惡淵藪打。我們把博古、李克農、凱豐、洛甫那樣的體面人士都拖進了這個罪惡的泥淖。賭注越來越大。最後獨臂將軍蔡樹藩一個晚上就從博古主席那裡贏去了十二萬元，看來博古的唯一出路是盜用公款了。這個問題我們用仲裁辦法來解決，規定博古可以從國庫中提出十二萬元錢來交給蔡樹藩，但是蔡樹藩必須把錢用來為還不存在的蘇維埃空軍購買飛機。反正籌碼都是火柴梗，而且，遺憾的是，蔡樹藩買的飛機也是火柴梗。
獨臂將軍蔡樹藩是個很有趣、很可愛、很英俊的青年，頭腦機靈，容易衝動，善於辭令，妙趣橫生。他當共產黨已有十年，在湖南當鐵路工人時就參加了，後來到莫斯科去學習了兩三年，還騰出時間來愛上一個俄國同志，同她結了婚。有時候他很不高興地看著他的空袖子，不知他妻子看到他失去一條胳膊時會不會同他離婚。「別擔心這樣的小事，」伍修權教授這樣安慰他。伍本人也是俄國留學生。「你再見到她時沒有讓你的傳宗接代的東西給打掉算你的運氣。」但是，蔡樹藩還是再三要求我回到白色世界後給他寄一條假臂。
我接到不少這樣辦不到的要求，要我寄東西進去，這不過是其中之一。陸定一要我把出售共產黨照片所得的收入為他們購買一隊飛機，外加武器裝備和人員配備。徐海東要一對假牙補上他的缺牙：因為他陷入了情網。人人的牙齒都有毛病，他們都多年沒有看過牙醫了。但是他們的堅韌不拔精神令人欽佩；你從來沒有聽到有人訴過苦，儘管他們大多數人都有某種疾病，很多人患胃潰瘍和其他腸胃病，這是多年吃了亂七八糟的東西所造成的。
從我個人來說，吃這種伙食反而長胖了，增加了體重。我每天看到千篇一律的伙食就生厭，但這並不妨礙我狼吞虎嚥，食量之大使我有點不好意思。他們對我作了讓步，用保麩麵粉做饅頭給我吃，這種饅頭烤著吃還不錯，有時我也吃到豬肉和烤羊肉串。除此之外，我就以吃小米為主——輪流吃煮的、炒的、烤的，或者倒過來又吃烤的、炒的、煮的。白菜很多，還有辣椒、蔥頭、青豆。我極想咖啡、黃油、白糖、牛奶、雞蛋等等許多東西，可是我只能繼續吃小米。
一天圖書館來了一批《字林西報》，我讀到了一個十分簡單的巧克力蛋糕烘製法。我知道博古家裡還藏著一罐可可。我想用一些可可粉，再用一些豬油代替黃油，可以做個那樣的蛋糕。因此我請李克農為我寫一份正式的申請書，要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區政府主席，給我二兩可可。經過了幾天的耽擱，嗯嗯呃呃，甚至我做蛋糕的本領遭到懷疑和誹謗，許許多多繁複手續和對官僚主義進行鬥爭以後，我們終於從博古手裡逼出了這二兩可可，並且從糧食合作社搞到了其他材料。我還沒有把作料摻和起來，我的警衛員就進來瞭解情況，這個可憐蟲一不小心把我的可可打翻在地。又經過了一番公文手續，我最後又設法弄到了需要的材料，開始了偉大的試驗。結果是不用說的。無論那一個有頭腦的主婦都可以預見到發生了什麼。我的臨時湊合的烘箱工作不正常，蛋糕沒有發起來，我把它從火上移開時，它的低層是兩英吋厚的焦炭，頂上仍是黏糊糊的。不過外交部好奇的旁觀者還是津津有味地把它吃了：因為裡面的好作料太多，浪費可惜。我大大地丟了面子，從此之後就乖乖地吃我的小米。
李德請我去同他一起吃了頓「西餐」作為補償。他有時候有辦法弄到大米和雞蛋，而且又是德國人，他非得自己做德國香腸吃。你可以在保安大街他家門口看到掛著成串的德國香腸。他正在準備過冬的存貨。他也給自己砌了一個爐灶，教給他中國妻子——一個從江西同他一起來的姑娘——怎麼烘烤。他給我看，馬馬虎虎做頓飯，材料倒是齊全的。只是糧食合作社（我們伙食是包在那裡的）不知道怎麼做。紅軍指揮員羅炳輝的夫人（長征中的一位唯一小腳女人）是合作社的大師傅，我想李德的妻子同她有交情，他的雞蛋和白糖大概是這樣搞到的。
但是李德當然不僅僅是個好廚子，打撲克的能手。中國蘇區這個神秘人物是何許人？國民黨將領羅卓英讀了在江西發現的李德一些著作後稱他為共產黨的「智囊」，這有沒有誇大了他的重要性？他同蘇俄有什麼關係？俄國對紅色中國的事務事實上究竟起多大影響？
１一種看誰把牌脫手快的遊戲，像「爭上游」。——譯注
三
俄國的影響
考察中國共產黨與俄國共產黨、或共產國際、或整個蘇聯之間的關係，不屬於本書的主要目的。要完成這樣一個任務，這裡沒有足夠的背景材料。但是如果不談一談這種有機的聯繫和這種聯繫對中國革命史的更為重要的影響，本書就不免有所欠缺。
在過去十多年中，在中國人關於他們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問題的想法上，俄國肯定地而且明顯地起著支配性的影響，特別是在知識青年中間，它是唯一的支配性的外來影響。這在蘇區固然是一個公認不諱、引以為榮的事實，在國民黨地區也幾乎同樣是如此，儘管沒有得到公開承認。在中國任何地方，凡是抱有具體政治信念的青年身上，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影響都是很明顯，不僅是作為一種哲學，而且是作為宗教的一種代替品。在這種中國青年中間，列寧幾乎受到崇拜，斯大林是最受愛戴的外國領導人，社會主義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中國未來的社會形式，俄羅斯文學讀者最多——例如，高爾基的作品比任何本國作家的作品銷路還要好，只有魯迅除外，他本人就是一個偉大的社會革命家。
這一切都是很值得注意的，特別是為了一個原因。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意大利以及其他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國家曾經派了成千上萬名的政治、文化、經濟或教會工作都到中國去，積極向中國群眾宣傳他們本國的信條。然而多年以來，俄國人在中國卻沒有設立一所學校、教堂、甚至辯論會，可以合法地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除了在蘇區之外，他們的影響基本上是間接的。此外，國民黨到處還積極加以抵制。然而在這十年中到過中國、並對他們所生活的社會有所瞭解的人，很少會否認，馬克思主義、俄國革命、蘇聯的成就對中國人民發生的精神影響大概比所有基督教資產階級的影響加起來還要深刻。
同許多念念不忘共產國際魔怪的人的看法相反，即使在紅區裡，俄國的影響大概也是精神上的和思想上的影響大於直接參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的發展。我們必須記住，中共參加共產國際和與蘇聯團結一致一向是完全出於自願的，任何時候都可以由中國人自己從內部加以撤銷。在他們看來，蘇聯的作用最有力量的地方是作為一種活榜樣，一種產生希望和信念的理想。這成了在中國人中間幫助鍛煉鋼鐵般英勇性格的烈火和熔爐，而在以前許多人都認為中國人是不具備那種性格的。中國共產黨人堅定地認為，中國革命不是孤立的，不僅在俄國，而且在全世界，億萬工人都在關心地注視著他們，到時候就會倣傚他們的榜樣，就像他們自己倣傚大俄羅斯同志的榜樣一樣。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時代，說「工人無祖國」可能是正確的，但是今天這些中國共產黨人認為，除了他們自己的無產階級統治的小小根據地以外，他們還有蘇聯這樣一個強大的祖國。這種保證，對他們來說，是巨大的革命鼓舞和營養的來源。
中華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憲法說，「中華蘇維埃政府，宣佈它願意與國際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民族結成革命統一戰線，宣佈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蘇聯是它的忠實盟友。」中國的蘇區事實上在絕大部分時候不論在地理上、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完全與世隔絕，上面所引的那句用著重體排印的話，對中國蘇區究竟有多大意義，西方人如果從來不認識一個中國共產黨人，是很難理解的。
可是我卻是耳聞目睹，而且深有體會。這個背後有這樣一個強大盟友的思想——雖然越來越沒有得到蘇聯表示積極支援的證實——對中共士氣具有頭等重要意義，使他們的鬥爭有了一種宗教事業的普天同歸的性質，他們對此深為珍視。他們高呼的「世界革命萬歲！」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是貫徹於他們所有教導的信念中的思想，在這個口號中重申他們對社會主義世界大同的理想忠貞不貳。
我覺得這種思想已經顯示出，它們能夠改變中國人的行為作風。在共產黨對我的態度中，我從來沒有遇到過任何「排外主義」。他們當然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一個美國的或者歐洲的資本家置身於他們之間可能會感到不自在，但是也不比一個中國地主或上海買辦更甚。種族歧視似乎已徹底昇華為不問國界的階級對抗。甚至他們的抗日宣傳也不是在種族基礎上反對日本人的。共產黨在他們的宣傳中不斷強調，他們只反對日本軍閥，資本家和其他「法西斯壓迫者」，日本人民是他們潛在盟友。的確，他們從這種看法中得到很大的鼓勵。這種從民族偏見上升到更高水平的對抗在很大程度上無疑地可以溯源於許多中共領導人在俄國所受的教育，他們上過中山大學，或東方勞動大學，或紅軍學院、或一些培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幹部的其他學校，回國以後成了本國人民的導師。
說明他們國際主義精神的一個例子是，他們對西班牙內戰的發展極其關心。報上發表的公報張貼在村蘇維埃的會議室，也向前線部隊宣讀。政治部對西班牙戰爭的起因和意義作了專門的報告，把西班牙的「人民陣線」同中國的「統一戰線」作了對比。另外還舉行了群眾大會，進行了示威，鼓勵大家進行討論。有時甚至在窮山僻壤之間，你也能發現紅色農民也知道一些像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亞和德、意「侵略」西班牙這樣的基本事實，說這兩個國家是他們敵人日本的「法西斯盟國」！這不免相當令人驚異。儘管地理上處於與世隔絕狀態，但是這些鄉下佬由於無線電消息、牆報和共產黨的報告和宣傳，對世界政治的那一方面情況，現在比中國任何其他地方的農村居民瞭解的都要多得多。
共產黨所採用的方法和組織都講嚴格的紀律——這是共產主義思想本身所固有的一種紀律，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這似乎已經產生了某種類型的合作和對個人主義的壓制，一般的「中國通」，或者通商口岸的死硬派，或者自以為「瞭解中國人心理」的外國傳教士，如果不是親眼看到，是很難相信的。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生活中，個人的存在是在社會整體、即群眾之中的滄海一粟，必須服從於後者的意志，如果擔任領導，就要自覺地做到這一點，如果是作為物質創造者，則是不自覺地做到這一點。當然共產黨人之間發生過爭論和內訌，但都沒有嚴重到使黨或軍隊受到致命傷害的程度。這種現象，這種「非中國式的」團結一致，是把社會當作各種階級力量爭奪支配地位的鬥爭場所這種新觀念的結果，在這場鬥爭中，只有團結最一致、目標最堅定、精力最充沛的力量才能取得最後勝利。這種團結一致如果不能說明他們的勝利的話，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共產黨人為什麼能夠免遭消滅。
不論在什麼時候，要是南京能夠把他們的軍事或政治力量分裂成為相互對立的、永遠相互打內戰的派系，像它對其他所有反對派那樣，像蔣介石對他自己在國民黨內的奪權對手那樣，那麼剿共的任務就可能會獲得最後的勝利。但是南京的嘗試都失敗了，例如，幾年以前，南京曾經希望利用國際上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爭來分化中共，但是，儘管出現了所謂中國「托洛茨基派」，他們卻只博得了特務和叛徒的臭名，因為其中有許多人由於他們的立場所決定而參加了藍衣社，把以前的同志出賣給警方，而且他們在群眾中間從來沒有什麼重大的影響和很多的追隨者，始終只是一批悲劇性的、失意的、孤立的知識分子的烏合之眾。他們對共產黨的領導不能形成任何嚴重的破壞威脅。
共產黨基本拋棄了所謂中國禮節這種封建糟粕，他們心理和性格與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極為不同。愛麗絲·蒂斯達爾·荷巴特是永遠寫不出一本關於他們的書的，《王寶釧》的中國作者１也是如此。他們直截了當、坦率簡單、不轉彎抹角、有科學頭腦。一度是所謂中國文明的基礎的中國舊哲學，他們幾乎全都摒棄，而且，最重要的也許是，他們也是中國傳統家庭觀念的不共戴天的敵人２。我與他們在一起的大部分時候感到非常自在，好像同我自己的一些同胞在一起一樣。附帶說一句，在某種意義上，我的出現對他們很有重要意義。因為他們可以把我，而且也把我到蘇區來的好奇心，當作他們的運動具有「國際主義性質」的具體證據。他們把我當作一種給懷疑派看的頭號展品來加以利用。
由於他們熱烈地崇拜蘇聯，因此難免有不少抄襲和模仿外國思想、制度、方法、組織的地方。中國紅軍是按俄國軍事方針建立的，它的大部分戰術知識來自俄國經驗。社會組織總的來說按照俄國布爾什維主義規定的形式。共產黨的許多的歌用俄國的音樂，在蘇區很流行，有許多辭彙直接從俄語音譯為中文，蘇維埃三個字只不過是其中之一。
但在他們借用的過程也有不少改動，俄國的思想或制度很少有不經大加改動以適應具體環境而仍存在下來的。十年的實際經驗消滅了不分青紅皂白一概進口的做法，結果也造成蘇維埃制度中帶有完全是中國式的特點。當然，在中國的資產階級世界裡，模仿和採用西方的過程也正在進行，因為甚至古老的封建遺產中的詩——斯賓格勒３稱之為「偉大歷史的廢料」的東西——也很少有什麼東西，不論對於建設一個資產階級的，還是社會主義的能夠應付國家今天千頭萬緒的新需要的現代化社會，有很多價值。在舊中國這個子宮中同時孕育了兩個卵細胞，而且都是從國外受精的。因此，有意義的是，舉個例來說，共產黨在組織青年的方法方面取法於俄國的固然很多，而蔣介石總司令則不僅利用意大利轟炸機來毀滅他們，而且也傚法基督教青年會來組織他的反共的新生活運動。
最後，當然，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思想、策略路線、理論領導都是在共產國際的密切指導之下，如果說不是積極具體指揮之下，而共產國際在過去十年中實際上已成了俄國共產黨的一個分局。說到最後，這意味著，不論是好是壞，中國共產黨象每一個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一樣，他們的政策必須符合，而且往往是必須從屬於斯大林獨裁統治下蘇俄的廣泛戰略需要。
這一些至少是夠明顯的了。由於分享俄國革命的集體經驗，由於共產國際的領導，中國無疑地得到了很大好處。但同樣確實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其生長發育的痛苦過程中遭到嚴重的挫折，也可以歸因於共產國際。
１指留英中國學者熊式一。——譯注
２這裡我不是指全體農民群眾，而是指共產主義的先鋒隊。
３奧斯瓦德·斯賓格勒（一八八——一九三六年）德國哲學家，著有《西方的衰亡》。——譯注
四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共產國際
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七年的中俄關係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一九二三年到二七年，是蘇聯和國民革命派之間的一個事實上的同盟時期。後者是由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旗幟下聯合起來的同床異夢的合作者組成的，他們的目的是要用革命來推翻當時的中國政府，實現中國的獨立，擺脫外國帝國主義。這項振奮人心的事業以右翼國民黨的勝利，成立南京政府，同帝國主義達成妥協，中俄關係破裂而告終。
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三年是俄國孤立於中國和南京完全絕緣於俄國影響時期。這一時期到一九三三年底莫斯科恢復與南京的外交關係而宣告結束。第三個時期以南京莫斯科溫吞水的修好開始，由於南京不斷同中共進行激烈內戰而弄得很尷尬，後來到一九三七年初戲劇性地結束，當時共產黨和國民黨實行了部分和解，為中俄合作開闢了新的可能性。但我在紅軍的時候，對共產黨的情歌，國民黨仍充耳不聽，這個新的時期以後在恰當場合再談。
上面提到的中俄關係三階段也確切地反映了共產國際近年來性質的變化，以及它從一個國際煽動組織轉變為蘇聯國家政策的一個工具的幾個過渡階段。蘇聯和共產國際這種變化的國內和國際上的極為複雜原因的辯證關係，要在本書加以詳述是不可能的，但是考察一下這些變化對中國革命基本發生了什麼影響，又受到中國革命什麼影響，卻很適宜。
凡是對這個問題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中國革命在一九二七年遇到的危機與俄國內部和共產國際內部所發生的危機正好發生巧合，後者表現為托洛茨基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爭奪世界革命力量的理論控制權和實際控制權的鬥爭。要是斯大林沒有等到一九二四年才提出他的「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要是這個問題在這以前就有了定論而且他又能夠支配共產國際，那就很有可能，對中國的「干涉」就根本不會發生。不過無論如何，現在再進行這樣的推測是毫無意義的事了。斯大林在進行他的鬥爭時，在中國的路線早已決定了。
在一九二六年以前，對中國國民革命在軍事上、政治上、財政上、文化上給予積極合作的工作，主要是在季諾維也夫的指導下進行的，他當時是共產國際主席，並且這工作也受到托洛茨基的很大影響。在這以前，斯大林派還沒有徹底擊敗托洛茨基「不斷革命」的理論。但是從一九二六年初開始，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事務和政策主要由斯大林負責，他從此加緊了對這兩個組織的控制，這一點是沒有不同看法的。
因此，共產國際在一九二六年，接著在一九二七年春天發生災難期間給予中國共產黨策略路線和「指示」的時候，是由斯大林領導的。在這些瞬息萬變的幾個月裡，當中國共產黨人頭上的災禍象強勁的颱風一樣襲來的時候，斯大林的路線遭到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所領導的反對派的不斷攻擊。季諾維也夫在當共產國際主席時，充分支持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的路線，但是現在他卻激烈反對斯大林執行同一路線。特別是在蔣介石第一次「叛變」，一九二六年在廣州進行一次未遂政變後，季諾維也夫預言必然會發生反革命，民族資產階級會與帝國主義妥協，出賣群眾。
在蔣介石第二次政變成功之前至少一年，季諾維也夫就開始要求共產黨人脫離國民黨這個民族資產階級政黨，他現在認為國民黨不能完成革命的兩項主要目標，即反帝——推翻外國在中國的統治——和反封建——推翻地主豪紳在中國農村的統治。托洛茨基也這樣早就開始鼓吹成立蘇維埃和一支獨立的中國紅軍。總的來說，反對派預言如果斯大林的路線繼續下去，「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們在這一階段的希望頂多就是這個——就會失敗。當然，這個預言是說中了。
但是有充分理由相信，要是把反對派的反對意見作為在中國及早採取激進政策的基礎，後來發生的悲劇可能會更加嚴重。托洛茨基在理論上的批評，一如既往，頗為精闢，他的意見同實際情況的特點也不無聯繫。但是象經常的那樣，聯繫卻並不很多。他在這個時期的大部分發言都收在《中國革命問題》一書中，這本書肯定是本立論鬆懈的著作，儘是漫不經心地不顧當時實際情況的客觀限制的地方。這清楚地說明，共產國際的政策固然造成了災禍，他所能夠提出的辦法也只會更早得多造成一個更加全面的災禍。
斯大林在大失敗以後為自己辯護時，嘲笑托洛茨基認為共產國際的策略路線是招致失敗的主要原因這一論點，認為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
加米涅夫同志說，共產國際的政策是造成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說我們「在中國孕育了卡芬雅克們」……怎麼能夠說一個政黨的策略可以取消或改變階級力量的對比呢？對於那些忘掉革命時期階級力量對比的人，那些要想用一個政黨的策略來解釋一切的人，我們能說什麼呢？對於這種人只能說一句話——他們拋棄了馬克思主義１。
事實上，凡是研究這一整個時期情況的公正的人，很難能逃避這樣的結論：托洛茨基派過於誇大了共產國際錯誤的重要性，同時又低估了客觀形勢的極其不利因素。他們對於利用共產國際的錯誤來作為攻擊斯大林的新炮彈，顯然比對中國的當前命運更感到有興趣。反正，他們的攻擊並沒有成功。整個來說，黨仍不信斯大林是無能的。由於中國革命的失敗，加上在此以前巴伐利亞和匈牙利共產黨政權的遭到摧毀，以及共產國際在東方各國的希望遭到普遍破滅，黨已對在國外進行冒險發生厭倦，傾向於轉而進行國內建設。斯大林勝利了。托洛茨基遭到了流放——而且，如果我們竟然相信莫斯科審判時提出的證據的話，幹起破壞鐵路的事來。
斯大林取得了勝利，通過了五年計劃，對拖拉機產生了狂熱，共產國際在這以後所發生的重要變化是，暫時擱置了積極促進當前世界革命的計劃，蘇聯的革命熱情集中用在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攻勢上。共產國際不再成為支配力量，而是變成了蘇聯的一個機關，逐漸變成了為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平凡單調勞動進行美化宣傳的廣告社。它的主要任務已從用暴力，或者用積極干涉來製造革命，改變為用榜樣來促進革命。由於「世界革命根據地」蘇聯需要和平，共產國際便成了在全世界進行和平宣傳的有力機構。
這裡毋庸進一步贅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論爭。
重要的是，斯大林取得了勝利，他的政策支配了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未來活動。一九二七年以後，有一段時期，這種活動幾乎等於零。俄國在中國的機構封閉了，俄國共產黨人不是被殺就是被驅逐出中國。俄國來的財政、軍事、政治援助陷於停頓。中國共產黨陷入了大混亂，有一個時期，同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繫。但是蘇維埃運動和中國紅軍卻在純粹中國人自己的領導下自發開始，事實上，他們並沒有得到俄國的什麼贊同，一直到第六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才給予出生後的認可。
自此以後，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被大大誇大了。不錯，有些機構偷偷地恢復了；還派了代表到少數幾個大城市中去找中國共產黨人；中國學生繼續在俄國留學，然後秘密回來搞革命工作；而且還有一點點錢送進來。但是俄國完全沒有辦法同中國紅色區域發生任何直接的有形聯繫，因為中國紅色區域沒有海口，完全受到敵軍的重重包圍。在過去，中國曾經有過好幾百個共產國際的工作人員，現在卻只剩下兩、三個，常常幾乎與整個社會隔絕，很少有能冒險逗留幾個月以上的。以前曾經有好幾百萬元錢輸送到蔣介石的國民黨手中。現在流到共產黨手中的一次只有一、二千元涓涓細流。以前整個蘇聯都支持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現在援助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那個共產國際已不能動用「世界革命根據地」的龐大資源，只能像一個可憐的繼子那樣走一步看一步，如果行為稍有不當，就很可能給正式取消繼承權。
在這十年之中，莫斯科和共產國際給予中共的實際財政援助，看來是少得驚人。當牛蘭夫婦一九三二年在上海被捕，後在南京作為共產國際遠東首席代理人而判刑時，警方的完整證據表明，對整個東方（不僅僅中國）的總支出最多不超過每月一萬五千美元。這與大量流入中國進行基督教宣傳（這基本上是資本主義宣傳），或者進行親日宣傳和納粹法西斯宣傳的款項相比，可謂微乎其微。這同美國在一九三三年給予南京的五千萬美元小麥貸款相比，也是少得可憐。據外國軍事武官的報告，後一筆貸款的收入對蔣介石反共內戰有決定性的價值。
美國、英國、德國、意大利賣了大量飛機、坦克、大炮、彈藥給南京，以便摧毀中國蘇區，當然沒有賣任何東西給共產黨。美國軍隊出借許多軍官為中國訓練空軍，結果炸毀了紅色中國的許多城鎮，意大利和德國軍事教官實際上親自領導了幾次破壞性最大的轟炸，像他們在西班牙所做的那樣。納粹德國派最能幹的將領馮·西克特將軍去援助蔣介石，並派一大批普魯士軍官改進南京的圍剿技術。鑒於這些眾所周知的事實，再說什麼俄國撐中共，我覺得完全是胡說八道了。相反，很明顯，蔣介石在近十年內卻得到了外國給他而不肯給共產黨的重要援助的支撐。
也許可以斷言，而且我相信任何一個外國軍事情報專家都無法不同意，中國共產黨打仗時所得到的外國物質援助比中國近代史上任何一支軍隊都要少。
１參閱斯大林著《論反動派》第518-519頁（一九七二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譯注
五（斯諾先生在本書再版的時候曾表示該節內容有誤並主動刪除，我保留下來，希望大家在閱讀的時候有自己的判斷。）
那個外國智囊
在中國紅軍創立後的頭五年裡，並沒有一個外國顧問在那裡，而就在這幾年裡，紅軍建立了蘇區，開創了一個有紀律的革命運動，渙散了敵人鬥志和解除了敵人武裝，由此增強了自己的力量。這是事實。到一九三三年唯一曾與中國紅軍在一起作過戰的外國人德國顧問李德才在蘇區出現，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佔據高位。
李德躲在一條內河小船的草蓆下，經過六天六夜的驚險旅行，才從廣州偷渡到紅軍前線，到了江西蘇區首都瑞金。在他到達瑞金之前，除了不定期的信使以外，共產黨同共產國際的唯一聯繫是通過無線電交通。在上海有個顧問委員會受共產國際的指導，這對共產黨獲知敵人方面的重要政治軍事動向有很大價值。它的活動顯然比蔣介石所能在蘇區建立的任何間諜組織效率高得多。
但是對於江西紅色共和國末期所犯的兩個大錯誤，這個顧問委員會，同李德一起，都是被認為有責任的。第一個錯誤，據毛澤東指出，是十九路軍在一九三三年秋天起義反寧時，紅軍沒有同他們聯合起來。由蔡廷鍇、蔣光鼐指揮的十九路軍在一九三二年英勇保衛上海抵抗日本進攻，毫無疑義地表現出它強烈的抗日革命性質。它被調到福建後，由於蔣介石和何應欽同日本談判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開始反寧抗日，展開了要求成立民主共和國和摧毀蔣介石的軍事獨裁的運動。它不僅向紅軍提出休戰（十九路軍在南京破壞它抗日後被派到福建去打中共），而且也提出在抗日戰線的基礎上結盟。
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的大多數領導人也十分贊成這些建議。他們準備把主力調入福建，從側翼猛攻南京部隊，同福建叛軍組成聯合政府，對十九路軍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給予充分的支持。但是共產國際不知為什麼緣故，通過它設在上海的顧問委員會反對這一主張。當時俄國正開始恢復同南京勾搭，莫斯科剛剛才承認國民黨政權，托洛茨基派的論點是，共產國際採取這一路線的主要原因是：莫斯科反對擴大大規模內戰，仍希望紅軍和南京聯合抗日，不希望擔上在這個時候煽動叛亂的罪名，特別是不希望發生這樣的一種局面，那就是萬一紅軍控制了福建的一個海港就必然會指望俄國提供物資。但是這樣的看法卻缺少根據。
反正不管怎樣，後來發生的事實是，紅軍不但沒有與十九路軍合作，反而把主力撤到江西西部，使蔣介石無後顧之憂。於是總司令就可以不受掣肘地猛撲鄰省福建，迅速鎮壓判軍，紅軍就此失掉了最強大的潛在盟友。毫無疑問，擁護革命的十九路軍的殲滅，大大便利了摧毀南方蘇區的任務，蔣介石就立即滿懷信心地來從事這項任務。
第二個嚴重錯誤是在南京第五次圍剿中的戰術防禦計劃。在以前幾次圍剿中，紅軍依靠他們在運動戰中的優勢以及他們能迅速集中強大兵力和進行奇襲、從蔣介石手中奪取主動權的能力。在他們的作戰中，陣地戰和正規戰一直只起次要的作用。但在第五次戰役中，李德堅持改變戰術。他擬定了一個以陣地戰為中心的大規模防禦計劃，把游擊戰術降為從屬的任務，儘管共產黨軍事委員會一致反對，他還是強行通過了他的計劃。
今天來看就很明顯，李德大大地過高估計了蘇區的資源、紅軍在非機動作戰中的戰鬥力、敵軍的士氣渙散，另一方面他又不可原諒地低估了南京新建的空軍和機械化部隊改進了的進攻力量，嚴重地錯誤估計了政治形勢中的重要因素，他以為政治局勢的發展對共產黨會比實際情況有利得多。
但問題是，李德這個孤零零的一個外國人，怎麼會有足夠的影響，可以把他的意志強加在整個軍事委員會、政府和黨的判斷之上呢？這委實是件十分獨斷獨行的事。李德無疑是個具有過人才能的軍事戰略家和戰術家。在世界大戰中，他在德國軍隊中就大露頭角；後來他任俄國紅軍的師長，曾在莫斯科紅軍大學畢業。作為一個德國人，共產黨也尊重他對馮·西克特將軍向蔣總司令提出的戰術的分析（這件事也真有戲劇意味，兩個德國將領，其中一個徹頭徹尾的法西斯，另一個是布爾什維克，卻通過這兩支中國軍隊互相廝殺！），而且事實證明，他們的信任是正確的。南京的將領們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們戰術的著作時，頗為欽佩地承認，想不到李德準確地預計到了這次巨大攻勢的每一個步驟。
李德是個心灰意冷、飽經滄桑的前普魯士軍官，在他騎上馬同紅軍一起出發長征時，也是個變得聰明了一些的布爾什維克。他在保安向我承認，西方的作戰方法在中國不一定總是行得通的。他說，「必須由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由中國軍事經驗的特點來決定在一定的情況下採取什麼主要戰術。中國同志比我們更瞭解在他們本國打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當時他的地位已降到極其次要的地位——但是他們都已埋葬了過去的不愉快感情。
但是，應該為李德說句公道話，他在江西應負的責任的實際程度可能被誇大了。實際上，他成了共產黨為自己吃了大虧進行辯解的一個重要借口。他成了一個驕橫跋扈的外國人，害群之馬，替罪羊；能夠把大部分責任歸咎於他，總是使人感到寬心的事。但是實際上幾乎無法相信，不論由哪個天才來指揮，紅軍在遇到了他們在第五次圍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礙之後，仍能勝利歸來。無論如何，這次經歷是一個很好的教訓，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都可以從中受益。把全面指揮一支革命軍隊的戰術的大權交給一個外國人，這樣的錯誤，以後大概是決不會再重犯了。
江西的情況就談到這裡為止。在以後的兩年中，紅軍幾乎與自己在中國沿海城市中的黨員都完全斷絕了聯繫，共產國際的活動主要只限於在《國際通訊》中刊登中國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的令人吃驚的報道。一天到了幾期《國際通訊》時我正好在保安，我看到黨中央委員會那位美國留學的書記洛甫來不及打開來看。他隨口提到他幾乎有三年沒有讀到《國際通訊》了！
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九月我還在紅軍的時候，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會議情況的詳盡報道最後才傳到中國的紅色首都，那是在整整一年以前舉行的。就是這些報道第一次給中國共產黨人帶來了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策略的得到充分發揮的論述，在以後幾個月令人興奮的時間裡，西北即將發生普遍的反叛，震撼整個東方，就是這種策略對他們的政策將起指導的作用。共產國際就要再一次在中國的事務中發揮它自己的意志，深刻地影響革命的發展。
不過我又得在北平從側面來觀察這一事件。
六
別了，紅色中國
在我離開保安之前發生了兩件很有意思的事。十月九日甘肅來的無線電消息告訴我們，四方面軍先遣部隊在會寧同一軍團的陳賡領導的第一師勝利會師。幾天以後，陳賡和一方面軍所有重要的將領都在甘肅同二、四方面軍的領導人，其中包括朱德、徐向前、賀龍、張國燾、蕭克等許多其他人，高興地碰了頭。甘肅的東北部分全部落入紅軍之手，四方面軍有一個縱隊渡過黃河到了甘肅西北的狹長地帶，政府軍的反抗已暫時被壓下去了。
紅二五二六二七師會師永平
現在所有正規紅軍都集中在西北，建立了良好的通訊聯繫。冬服的訂單如雪片一樣飛來保安和吳起鎮的被服廠。三支大軍據說總共有八九萬久經沙場、裝備良好的戰士。保安和整個蘇區都舉行了慶祝。甘肅南部作戰期間的長期懸慮不安的氣氛已經結束。現在人人都對將來充滿了新的信心。中國最優秀的紅軍現在全部集中在一大塊新的地區裡，旁邊還有同情他們的十萬東北軍可以充當盟友，共產黨現在認為，南京方面會比較有興趣來聽他們的統一戰線的建議了。
第二件事情是我在離開以前對毛澤東進行的一次訪問，他第一次表示共產黨歡迎同國民黨講和與進行合作抗日的具體條件。這些條件之中，有一些已由共產黨在八月間發表的宣言中公佈。我在訪問時請毛澤東解釋一下他提出新政策的原因。
「首先是，」他開始說，「日本侵略的嚴重：日本日益加緊侵略，它的威脅已經嚴重到中國一切力量都必須團結起來的程度。除了共產黨以外，中國還有其他的政黨和力量，其中最強大的是國民黨。沒有國民黨的合作，我們目前的力量是不足以在戰爭中抵抗日本的。南京必須參加。國民黨和共產黨是中國兩大政治力量，如果他們現在繼續打內戰，結果就會對抗日運動不利。
「其次，自從一九三五年八月起，共產黨就發宣言，呼籲中國各黨派聯合起來抵抗日本，全國人民熱烈響應這個綱領，儘管國民黨繼續進攻我們。
「第三點是，甚至在國民黨裡的許多愛國分子現在也贊成同共產黨聯合，甚至在南京政府裡的抗日分子和南京自己的軍隊，今天都為了我國民族存亡而準備聯合起來。
「這就是中國目前形勢的主要特點，因此我們不得不重新詳細考慮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實現這種合作的具體方案。我們堅持的團結的基本原則是抗日民族解放的原則。為了要實現這一原則，我們認為必須建立一個國防民主政府。這個政府的主要任務必須是抵抗外國侵略者，給予人民群眾公民權利，加強國家的經濟發展。
「因此我們擁護議會形式的代議制政府，抗日救國政府，保護和支持一切人民愛國團體的政府。如果成立了這樣一個共和國，中國的各蘇區就成為其中的一部分。我們將在自己的地區內採取措施建立議會形式的民主政府。」
「這是不是說，」我問道，「這樣一個[民主的]政府的法律也會在蘇區實施？」
毛澤東對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說，這樣一個政府應該恢復並再次實現孫逸仙的遺囑，和他在大革命時期提出的三個「基本原則」，即聯合蘇聯和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聯合中國共產黨；保護中國工人階級的基本利益。
「如果國民黨裡開展了這樣一個運動，」他繼續說，「我們準備同它合作並且支持它，組成反帝統一戰線，像一九二五到二七年那樣。我們深信，這是拯救我國的唯一出路。」
「提出新建議有沒有當前的原因？」我問道。「這肯定地必須認為是你們黨近十年歷史中最重要的決定。」
「當前的原因，」毛澤東解釋道，「是日本提出了嚴重的新要求，屈服於這種要求必然會大大妨礙將來的抵抗，同時人民對日本侵略的日益嚴重威脅的反響採取了偉大的人民愛國運動的形式。這兩個條件反過來也在南京的某些分子的身上造成了態度的轉變。在這樣的情況下，現在就可以希望實現我們所建議的這種政策。如果在一年以前或早一些時候，用這形式提出來，不論是全國還是國民黨就不會有思想準備。
「日前正在進行談判。雖然共產黨對於勸說南京抗日並不存多大希望，但是可能性還是有的。只要有可能性，共產黨就願意在一切必要措施方面合作。如果蔣介石要想繼續打內戰，紅軍也奉陪到底。」
事實上這是毛澤東正式宣佈共產黨、蘇維埃政府、紅軍願意停止內戰和不再企圖用武力推翻南京政府，服從代議制中央政府的最高指揮，條件是創立政治體制，使得除了國民黨以外的其他政黨能夠進行合作。毛澤東在這時也表示——雖然不是作為正式談話——共產黨願意在名稱方面也作一些改變，以利於「合作」，但在根本上並不影響紅軍和共產黨的獨立地位。例如，如果有必要，紅軍願意改名為國民革命軍，放棄「蘇維埃」的名稱，在抗日備戰期間修改土地政策。在這以後的幾個興奮緊張的星期中，毛澤東的這一談話對時局發生重要的影響１。在這個談話刊出之前，共產黨自己的幾個宣言都遭到封鎖，南京方面少數幾個看到這些宣言的領導人對之也抱深為懷疑的態度。但在一個外國記者訪問共產黨領袖本人的談話普遍發表以後，有些有影響的集團就會更加相信共產黨的誠意了。又有不少人開始擁護兩黨「復婚」的要求，因為要求停止代價浩大的內戰和實現和平團結來抵抗日本征服的威脅這一建議，對不論什麼階級都是有號召力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我在紅軍中間呆了將近四個月以後，回白色世界的安排工作終於完成了。這可不容易，張學良的東北友軍幾乎已從所有戰線上撤出，由南京的軍隊或其他敵意的部隊換防。當時只有一個出口，那是由東北軍一個師在洛川附近與紅軍毗鄰的一條戰線，洛川在西安以北，只有一天的汽車路程。
我最後一次走過保安的大街，越是走近城門，越是感到戀戀不捨。人們從辦公室伸出腦袋來向我道別。我的撲克俱樂部成員全體出動來送行，有些「小鬼」陪我走到保安城牆根。我停下來給老徐和老謝拍照，他們象小學生那樣互相搭著肩膀。只有毛澤東沒有出現，他仍在睡覺。
「別忘了我的假臂！」蔡樹藩叫道。
「別忘了我的照片！」陸定一提醒我。
「我們等著你的航空隊！」楊尚昆笑道。
「給我送個老婆來！」李克農要求。
「把四兩可可送回來，」博古責怪道。
我走過紅軍大學的時候，紅軍大學全體學員都露天坐在一棵大樹下聽洛甫做報告。他們都走了過來，向我握手，我嘴裡喃喃地說了幾句話。然後我轉身蹚過溪流，向他們揮手告別，很快騎上馬跟著我的小旅隊走了。我當時心裡想，也許我是看到他們活著的最後一個外國人了。我心裡感到很難過。我覺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離家。
五天後，我們到了南部邊界，我在那裡等了三天，住在一個小村子裡，吃黑豆和野豬肉。這個地方風景很美，樹木成林，野味很多，我在這幾天裡就同一些農民和紅軍戰士打野豬和鹿。樹叢中間儘是大野雞，有一天，我們看到兩隻老虎在秋天一片紫金色的山谷中竄過一片空地，可惜是在射程以外。前線一片寧靜，紅軍在這裡只駐了一營兵力。
二十日那天我安全地經過了無人地帶，到了東北軍防線的後面，第二天借了一匹馬，進了洛川，那裡有一輛卡車在等待著我。一天以後我就到了西安府。到鼓樓時我就從司機座旁下了車，請一名紅軍戰士（他穿著東北軍制服）把我的包扔給我。找了半天沒有找到，接著又找了半天，這時我疑懼交加。果然沒有疑問。我的包不在那裡。在那個包裡，有我十幾本日記和筆記，三十卷膠卷——是第一次拍到的中國紅軍的照片和影片——還有好幾磅重的共產黨雜誌、報紙和文件。必須把它找到！
在鼓樓下面激動了半天，交通警在不遠的地方好奇地看著我們。於是進行了輕聲的商量。最後終於弄清楚了怎麼回事。那輛卡車用麻袋裝著東北軍要修理的槍械，我的那個包為了怕受到搜查也塞在那樣一個麻袋裡，一起卸在我們旅程後面二十英里的渭河以北的咸陽了！司機懊喪地瞪著卡車。「他媽的，」他只好這樣安慰我。
天已黑了，司機表示他等到明天早晨再回去找。明天早晨！我下意識中感到明天早晨太遲了。我堅持我的意見，終於說服了他。卡車轉過頭來又回去了。我在西安府一個朋友家裡整宵沒有合眼，不知道我能不能再見到無價之寶的那個包。要是那個包在咸陽打了開來，不僅我的一切東西都永遠丟失了，而且那輛「東北軍」卡車和它所有的乘客都要完了。咸陽駐有南京的憲兵。
幸而，你從本書的照片可以看出，那只包找到了。可是我急著要把它找回來的直覺是絕對正確的，因為第二天一早，街上停止一切交通，城門口的所有道路都遍佈憲兵和軍隊的崗哨。沿路農民都被趕出了家。有些不雅觀的破屋就乾脆拆除，不致使人覺得難看。原來是蔣介石總司令突然光臨西安府。那時我們的卡車要再沿原路回渭河就不可能了，因為這條道路經過重兵把守的機場。
總司令的駕到同我記憶猶新的場面——毛澤東、徐海東、林彪、彭德懷毫不在乎地走在紅色中國的一條街上——截然不同，令人難忘。而且總司令並沒有人懸賞要他首級。這生動地說明誰真的害怕人民，誰信任人民。但是即使西安府所採取的全部保護總司令生命的措施後來也證明是不充分的。就在保衛他的軍隊中間，他的敵人也太多了。
１訪問記全文刊《密勒氏評論報》，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和二十一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