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兵變前奏
我從紅色中國出來後，發現張學良少帥的東北軍與蔣介石總司令之間的緊張關係越來越尖銳了。蔣介石現在不僅是中國武裝部隊的總司令，而且還是行政院院長——相當於總理的職位。
我在上文１已經介紹過，東北軍原來是被派到五、六個省份裡去打紅軍的僱傭兵，後來卻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逐步改造成為一支受到它的敵人的抗日民族革命口號的感染，相信繼續打內戰沒有意義，一心一意只想「打回老家去」的軍隊。只有一個主張能打動他們，他們也只效忠於一個中心思想，那就是日本人把他們趕出老家東北，凌辱和殺害他們的家人，他們就要從日本人那裡收復東北。這些想法同南京當時的打算是截然相反的，因此東北軍對抗日的紅軍越來越感到同志的友情，是很自然的事。
在我四個月的旅行期間，發生了一些重要事情，加深了這種分岐。在西南，白崇禧和李宗仁將軍領導反寧，他們的主要政治要求是以反對南京政府的「親日」不抵抗政策為基礎的。在經過幾星期在戰爭邊緣上徘徊以後，終於達成妥協，但這個事件對全國抗日運動起了很大刺激作用。內地有幾個地方的憤怒群眾打死了三、四個日本人，日本向南京政府提出強硬抗議，要求道歉、賠款、新的政治讓步。看來很有可能再次發生一場中日「事變」，繼之以日本侵略。
與此同時，在左翼的救國會領導下的抗日運動，儘管政府採取了嚴峻的鎮壓措施，在全國各地風起雲湧，南京間接地受到很大的群眾壓力，要它採取強硬態度。十月間日本反指使蒙偽軍在日本控制下的熱河和察哈爾裝備訓練後進犯綏遠北部（內蒙），這樣的壓力就開始倍增。儘管群眾普遍要求把這看作是「最後限度」和全國「抗戰」的信號，但並沒有得到重視。沒有發佈動員令。南京一成不變的答覆仍是：先「安內」——即消滅共產黨。許多愛國人士開始要求南京接受共產黨的停止內戰和在「志願統一」的基礎上建立民族陣線的建議，以便集中全國人民的力量抵抗日本這一共同的敵人。但提倡這種主張的人馬上作為「賣國賊」逮捕起來。
全國情緒之激烈以西北為最。當時很少人認識到東北軍的抗日情緒同停止剿共戰爭的決心有多麼密切聯繫。對中國大通商口岸的外國人來說，西安固然是個遙遠的地方，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也似乎是如此，很少新聞記者去那裡採訪。近幾個月來沒有一個外國記者到過西安，對於那裡即要發生的事件，誰都沒有任何可靠的背景材料——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美國作家尼姆·韋爾斯女士，她在十月間到了西安，訪問了少帥。韋爾斯女士確切地報道了西北越來越加速的脈搏：
在中國的西京西安府，張學良少帥駐在這裡剿共的、激烈抗日的東北軍行伍中間出於出現了一個嚴重的局面。這些軍隊原來在一九三一年有二十五萬人，如今只剩十三萬人，都成了「亡國奴」，想家，厭惡內戰，對南京政府對日本繼續採取不抵抗政策越來越憤慨。下層官兵中間的態度完全可以說是就要謀反了。這種感情甚至傳染到了高級軍官。這種情況引起謠傳說，甚至張學良以前同蔣介石的良好個人關係現在也緊張起來，他打算與紅軍結盟，組成抗日統一戰線，由一個國防政府領導。
中國抗日運動的嚴重並不表現在從北到南的許多「事件」，而是表現在這裡西安府的東北流亡者身上——從邏輯上來說，可以說這是理所當然的。抗日運動在全國其他地方雖然遭到了鎮壓，在西安府卻在張學良少帥的 公開熱情的領導之下，他在這方面採取行動是受到他的部隊的熱烈擁護的，如果說不是受著他們逼迫的話。２
韋爾斯女士回顧她訪問少帥的意義時說：
事實上，從這個背景來看，這次談話可能被認為是企圖影響蔣介石積極領導抗戰……包含著（在他的發言中）一種威脅：「只有抵抗外國侵略[即不是內戰]才能表示中國的真正統一，」「如果政府不從民意，就站不住腳。」最有意義的是，這位副總司令（僅次於蔣介石）說，「如果共產黨能夠真誠合作抵抗共同的外國侵略者，這個問題也許有可能和平解決。」……
真是謀反的話！但是蔣介石顯然低估了這個警告的嚴重性。十月間他派他的最精銳部隊第一軍去進攻甘肅的紅軍，他到西安府，目的是為了要完成第六次圍剿的初步計劃。西安和蘭州已作好準備容納一百多架轟炸機。成噸的炸彈已經運到。據報道還準備使用毒氣。蔣介石所以奇怪地吹噓說，他「在兩星期內，至多一個月內即可消滅赤匪殘部。３」這似乎是唯一的解釋。
蔣介石在十月間到西安一行以後，有一點他是一定瞭解的。那就是，在反共戰爭中，東北軍已越來越派不上用場。總司令在與東北軍將領的談話中可以察覺到大家對他的新攻勢毫無興趣。張學良的一個幕僚後來告訴我說，這次少帥正式向總司令提出了成立民族陣線、停止內戰、聯俄抗日的綱領。蔣介石回答說，「在殺盡中國紅軍、捉盡共匪之前，我決不談此事。」只有到那時候才可以同俄國合作。
總司令回到了他在洛陽的大本營，監督這次新戰役的準備工作。如有必要，要向西北派二十師兵力。到十一月底，陝西古老的關隘潼關附近已經集中了十多個滿員師。一列車、一列車的彈藥和供應品運進了西安。坦克、裝甲車、摩托運輸隊也準備隨之而來。
但是對於這一切準備在大規模基礎上加強內戰的計劃，公眾都還蒙在鼓裡，只有西北是例外。關於西北的情況，報上很少透露。官方的說法是，紅軍已被正式「剿滅」。少數「殘部」也在被驅散之中。與此同時，綏遠（內蒙古）的防務交給了地方軍隊，他們倒打了一場硬仗。對於每天轟炸中國軍隊戰線的日本飛機，南京飛機沒有一架起飛迎戰。但是他們卻進行了頻繁的宣傳，造成一種假象，好像南京軍隊有領導防禦；同時東京和南京卻相互保證，綏遠的「局部衝突」決不允許擴大。少數中央政府軍——至多兩個師——開入了綏遠，但在部署上卻使得地方部隊不能把「抵抗」這件事搞得太認真了。當時擔心地方部隊可能真的進攻日本在察哈爾和熱河所佔據的領土。有些南京軍隊也部署在綏遠軍隊與紅軍之間，因為蔣介石認為紅軍很可能從陝西開入綏遠，企圖帶頭真的進攻日本軍隊。
這時全國民族情緒激昂，日本要求鎮壓救國會，認為抗日宣傳是它鼓動起來的。南京遵命辦事。救國會的七位最著名領導人被捕。他們都是有地位的資產階級人士，其中有一名著名銀行家，一名律師，還有教育家和作家。與此同時，政府一下子封閉了十四家暢銷全國的雜誌。上海日商紗廠的工人因為抗議日本侵略綏遠等原因而舉行的罷工，遭到日本人在國民黨合作下的暴力鎮壓。青島發生其他愛國罷工時，日本人派海軍陸戰隊登陸，逮捕罷工工人，佔領了全市。在蔣介石實際上同意取締將來青島日商紗廠一切罷工後，海軍陸戰隊才撤退。
所有這一切事情都進一步在西北產生了反響。十一月間，張學良在自己部下官兵的壓力下，發出了他著名的呼籲，要求派往綏遠前線。呼籲最後說，「為了要控制我們的軍隊。」
我們要信守諾言，一有機會就要讓他們實現打敵人的願望。否則他們就不僅把我本人，並將把鈞座視為騙子，此後不再服從我們的命令。因此懇請下令至少動員東北軍一部立即開赴綏遠前線，增援在那裡完成其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神聖使命的軍隊。我本人和我部下十萬餘人願追隨鈞座到底。
這封信４口氣懇切，要求報仇雪恥之心，希望恢復東北軍聲譽之情，溢於言表。但是蔣介石斷然拒絕這個要求。他仍要東北軍打共產黨。
１見本書第一篇《漢代青銅》。２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為《紐約太陽報》寫。３見蔣介石日記。４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由西北軍事委員會在西安府公佈。
一
兵變前奏（下）
少帥並不氣餒，他不久之後又坐飛機到洛陽去親自提出這個要求。同時他也為被捕的救國會領袖說項。後來，在扣留了總司令之後，張學良記述那次談話如下：
「最近總司令逮捕監禁了上海救國會七領袖。我請他釋放這些領袖。這些救國會領袖與我非親非友，他們多數人我連認識也不認識。但我對他們被捕一事提出抗議，因為他們信奉的原則與我相同。我要求把他們釋放，但遭到拒絕。我於是向蔣說：『你對待人民愛國運動的殘酷，與袁世凱、張宗昌並無二致。』
蔣總司令回答說：『這只是你的看法。我就是政府。我的行動是革命者的行動。』
『同胞們，你們相信這話吧？』
全場數千人齊聲怒喊作答。」１
但是張學良在這個時候飛去洛陽有一個積極結果。總司令同意，他下次來西安時，他要向東北軍的師以上將領詳細說明他的計劃和戰略。少帥就回去急切地等候他的上級的第二次駕到。但是在蔣介石來到以前，發生了兩件事，進一步激怒了西北。
第一件事是簽訂德日反共協定和意大利的非正式參加。意大利本來已經默認日本霸佔東北，作為交換條件，日本承認意大利控制阿比西尼亞。意大利與滿洲國建交激怒了少帥，他一度與齊亞諾伯爵頗為友善。他接到這個消息以後就怒斥齊亞諾和墨索里尼，誓必要摧毀意大利在中國的影響。他在向軍校學生發表講話時說，「這肯定是法西斯運動在中國的末日！」現在東北軍的不滿又增加了一項。德意軍事顧問當時正在訓練蔣介石的軍隊和他的空軍去轟炸中共。他們是不是也在把他們所能弄到的關於中國的軍事情報提供給日本呢？難道德日條約事先沒有通知蔣介石並徵得他的同意嗎？有謠言說他是同意的。
接著，也是在十一月裡，傳來了胡宗南著名第一軍失利的消息，該軍二十一日在紅軍手中吃了大敗仗。胡宗南將軍是南京方面最能幹的戰術家，好幾個星期以來就一直幾乎毫無阻礙地向甘肅北部挺進。紅軍慢慢後撤，除了小規模遭遇戰外，避免交鋒。但是他們通過不同方式向南京軍隊宣傳「統一戰線」，設法說明他們停止進攻，發表宣言聲稱紅軍不打抗日的軍隊，要求敵軍參加他們共同抗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種宣傳後來證明極為有效。
但是胡將軍認為紅軍已經完蛋了——軟弱、害怕、沒有鬥志。他輕率地繼續推進。紅軍繼續後撤，幾乎撤到了河連灣。這時他們決定不再後撤；需要給敵軍一個教訓。需要給他們看到統一戰線也是有牙齒的。他們突然掉轉方向，巧妙地把胡宗南將軍的軍隊誘入一個黃土山谷，到黃昏時，空襲停止，他們就加以包圍，入夜後發動正面奇襲，左右兩翼並有刺刀衝鋒。氣溫低達零度，紅軍沒有帶手套的手指都凍僵了，拔不掉手榴彈的雷管。他們許多人就把木柄手榴彈當作棍棒揮舞攻入敵軍陣線。一軍團帶頭進行猛攻，結果全殲敵軍二個步兵旅、一個騎兵團，繳獲大批步槍機槍，政府軍有一整團投誠參加紅軍。胡宗南將軍慌忙後撤，在幾天之內就把過幾個星期中「收復」的地方全部丟失了。他坐下來等待總司令的增援。
東北軍一定在竊竊暗笑。這不是像他們所說的那樣嗎？紅軍不是比以前更有力量了？這次新圍剿旗開失利不是說明圍剿將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一年，兩年，三年，他們在哪裡？仍在打紅軍。那麼日本呢？佔領更多更大塊的中國領土。但是頑固的總司令因為最精銳的部隊蒙此大辱，羞怒之下申斥了胡宗南將軍，只有更加堅決地要摧毀他的十年宿敵。
蔣介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在西安飛機場從座機上下來時，所踏上的就是這樣一個時局舞台。
與此同時，在這個舞台上的左右兩側都發生了重要的事情。東北軍將領已經商量好要聯合提出停止內戰和抵抗日本的要求。陝西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將軍的將領也參與其事。楊將軍的軍隊大約四萬人，對繼續打紅軍，比東北軍更沒有勁。他們認為這是南京的戰爭，他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拚自己的命去打紅軍，紅軍許多人跟自己一樣是陝西人。在他們看來，這場戰爭也很丟人，因為這時日本正在侵略鄰省綏遠。楊將軍的部隊叫西北軍。幾個月前已與東北軍結成緊密的聯盟，秘密參加了同紅軍休戰的協議。
這一切情況，行政院長兼總司令肯定已經知道一二。他在西安雖沒有正規軍，但在幾個月以前憲兵三團——即藍衣社的所謂特務團——的一千五百名人員在他的侄子蔣孝先將軍的指揮下開到了西安，後者曾經誘捕、監禁、殺害激進分子成百上千。他們在全省設立了特務網，開始逮捕、綁架所謂共產黨學生、政工人員和士兵。省城警察是南京任命的省主席邵力子掌管的。由於少帥和楊虎城在城裡只有隨身警衛人員，沒有駐防軍隊，總司令在那裡實際控制大局。
這種情況也促成了另外一個事件。蔣介石到達後兩天，十二月九日，好幾千學生舉行抗日示威，遊行隊伍向臨潼進發，去向總司令遞請願書。邵主席下令驅散隊伍。警察在蔣介石的一些憲兵協助下毆打了學生，一度還開了槍。兩個學生受傷，正好是一個東北軍軍官的孩子，這次槍擊事件就鬧大了。張學良出面干涉，制止了毆打，勸說學生回城裡去，答應把他們的請願書交給總司令。蔣介石盛怒之下，申斥張學良「不忠」，企圖「腳踏兩頭船」。蔣介石後來認為，他們兩人之間的這一事件是後來發生反叛的近因。
總司令的整個參謀部和他的個人警衛這時全都在西安府同他一起。蔣介石拒絕東北軍和西北軍將領一起會見的要求，只是分別接見了他們，用各種辦法誘使他們分裂。他的這個企圖歸於失敗。他們都承認他是總司令，但一個個都表示對新圍剿不滿，都要求派他們到綏遠抗日前線去。但是蔣介石對他們全體只有一個命令：「摧毀紅軍」。蔣介石在他的日記裡寫道，「我告訴他們，剿匪已到只需最後五分鐘就可實現最後勝利的階段。」
這樣，總司令不顧一切反對和警告，在十日召開了大本營會議，正式通過了發動第六次圍剿計劃。準備對已在甘肅和陝西的西北軍、東北軍、南京軍隊以及在潼關待命的南京軍隊頒發總動員令。當時宣佈在十二日公佈動員令。並且公開聲言，如果張少帥拒絕服從命令，他的部隊將由南京軍隊予以繳械，本人將予撤職２。同時張、楊又接到消息，說明藍衣社同警察一起已準備好一份他們部隊中同情共產黨分子的「黑名單」，一俟總動員令頒發就立即加以逮捕。
這樣，作為這一連串複雜的歷史性事件的高潮，張學良在十二月十一日晚上十點召開了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師以上將領聯席會議。前一天已經秘密發出命令，調一師東北軍和一團楊虎城的軍隊到西安府近郊。現在作出了決定，要用這些部隊「逮捕」總司令和他的僚屬。十七萬軍隊的兵變已成事實。
１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西安府《西京民報》所載的一篇講話。２蔣鼎文將軍已被任命接替張學良任剿匪總部司令。
二
總司令被逮（上）
對於西安演出的這場驚險好戲的動機或政治背景，我們怎麼說都行，但是有一點必須承認，它所選擇的時機和執行的經過，可謂高明之極。它比蔣介石在南京或上海發動的政變，或者共產黨佔據廣州的情況，其流血和笨拙程度都不知要低多少。起事計劃事先一點也沒有洩露給敵方。到十二月十二日早晨六點鐘，整個事件就已經結束了。東北軍和西北軍控制了西安。藍衣社特務在睡夢中驚起，被繳了械，逮捕起來；幾乎整個參謀總部人員都在西安賓館的住處遭到包圍，關了起來；邵力子省主席和警察局長也成了階下囚；西安市警察向兵變部隊投降；南京方面的五十架轟炸機和飛行員在機場被扣。
但是逮捕總司令卻流了血。蔣介石下榻在十英里外著名溫泉勝地臨潼，把所有其他客人都驅趕一空。張少帥的衛隊長、二十六歲的孫銘九上尉午夜前往臨潼，他在半路上帶上二百名東北軍，清晨三點鐘開車到臨潼郊外。他們在那裡等到五點鐘，第一輛卡車載著十五個人開到賓館門口，被崗哨喝止，就開起火來。
東北軍這批先遣人員的增援部隊馬上開到，孫上尉率部進攻總司令住處。警衛人員猝不及防，沒有久戰，不過有足夠時間讓吃驚的總司令逃跑。孫上尉到蔣介石的寢室時，他已經逃跑了。孫率部搜索，爬上賓館後面的白雪掩蓋、岩石嶙峋的小山。他們馬上就發現了總司令的貼身僕人，接著不久就找到了總司令本人。他只穿著睡衣睡褲，外面披著一件長袍，赤裸的手腳在急急忙忙爬上山時給劃破了，嘴裡也沒有假牙，身子索索地在寒冷中哆嗦著，躲在一塊大岩石旁的小洞裡——這塊大岩石是長城建造者秦始皇陵寢所在地的標誌。
孫銘九向他打了招呼，總司令的第一句話是，「你是同志，就開槍把我打死算了。」孫回答說，「我們不開槍。我們只要求你領導我國抗日。」
蔣介石仍坐在大石上，結結巴巴地說，「把張少帥叫來，我就下山。」
「張少帥不在這裡。城裡的部隊已起義；我們是來保護你的。」
總司令聞此似乎放心多了，要派一匹馬送他下山。「這裡沒有馬，」孫銘九說，「不過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蔣介石前面蹲下。蔣介石猶豫了一會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這個年輕軍官的寬闊背上。他們就這樣在軍隊衛護下下了山，等僕人送來了他的鞋子，然後在山腳下上了汽車開到西安去。
「既往不咎，」孫銘九對他說。「從今開始中國必須採取新政策。你打算怎麼辦？……中國的唯一緊急任務就是打日本。這是東北人民的特別要求。你為什麼不打日本而下令打紅軍？」
「我是中國人民的領袖，」蔣介石大聲說。「我代表國家。我認為我的政策是正確的。」１
就這樣，總司令雖然流了一點血，卻毫不屈服，到了城裡，成了楊虎城將軍和張學良少帥的階下囚。
在兵變那天，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師以上將領聯名通電中央政府，各省首腦，全國人民。這封簡短的電報說明「為了要促使他覺悟」，已要求總司令「暫留西安府」。同時保證他個人安全。提交給總司令的「救國要求」向全國作了廣播，但是到處都遭到國民黨的新聞封鎖，沒有在報上發表。這著名的八點要求是：
（一）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派共同負責救國。
（二） 立即停止內戰，採取武裝抗日政策。
（三） 釋放上海愛國（七）領袖。
（四） 大赦政治犯。
（五） 保證人民集會自由。
（六） 保障人民組織愛國團體的權利和政治自由。
（七） 實行孫中山遺囑。
（八） 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對這一綱領，中國紅軍、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立即表示擁護。２幾天後，張學良派自己的座機去保安，接了三個共產黨代表到西安：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東方面軍參謀長葉劍英，西北蘇維埃政府主席博古。東北軍、西北軍、紅軍三方面代表開了聯席會議，成了公開的盟友。十四日宣佈成立抗日聯軍，有十三萬東北軍，四萬西北軍和大約九萬紅軍。
張學良當選為聯合抗日軍事委員會主席，楊虎城為副主席。於學忠將軍領導下的東北軍十二日在甘肅省會蘭州，對在那裡的中央政府官員和軍隊也舉行了兵變，把那裡的南京駐軍繳了械。在甘肅的其他地方，紅軍和東北軍共同控制了全部交通要道，包圍了該省約五萬名南京軍隊，因此叛軍在陝甘兩省全境操縱了實際控制權。
事變發生後，東北軍和西北軍奉新成立的軍事委員會的命令，立即開到陝晉和陝豫邊界。紅軍也奉委員會之命南進。一周之內，紅軍就幾乎佔領了渭河以北的陝西北部全境。紅軍先遣部隊在彭德懷率領下就駐在離西安府只有三十英里的三原。另一支紅軍一萬人在徐海東率領下繞過西安府開到陝豫邊界。紅軍、東北軍、西北軍並肩守在陝西邊界上。一方面進行這些防禦措施，另一方面三支大軍都發表明確的聲明，反對發生新內戰，重申他們純政治目標，否認有進攻之意。
為了執行八點要求，立刻採取了種種步驟，對此，紅軍在其新佔地區一絲不苟地加以執行，停止實行土地革命綱領。一切反共的作戰命令都予撤銷。西安府釋放了四百多名政治犯，取消了新聞檢查，取消了對一切愛國（抗日）團體的取締。成百上千名的學生可以自由地在人民群眾中間進行活動，在各階層中組織統一戰線團體。他們也到農村去，開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訓練和武裝農民。在部隊裡，政工人員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抗日宣傳。幾乎每天都舉行群眾大會。有一次參加者有十萬多人。在所有大會上，口號都是團結抗日、停止內戰。——後者對農民有現實的號召力，因為他們的糧食和牛羊已因未來的剿共戰事而被徵用了。
但是這些情況的消息在西北省以外遭到了扣壓。甚至頗受尊重的《大公報》也指出，凡是膽敢刊載西安傳出來的消息的編輯無不有立即遭到逮捕的危險。與此同時，南京的宣傳機器又拋出了一個煙幕彈，使已經弄得稀里糊塗的公眾更是莫名其妙。原來南京政府聞到兵變消息後頓時目瞪口呆，先是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常委會會議，立即宣佈張學良為叛逆，撤銷他一切職務，要求釋放總司令，否則將開始討伐。人們聽到這轟動一時的新聞，反應不一，有的因蔣介石被逮高興萬分，有的大驚失色。到處出現了分崩離析的跡象。蔣介石是中國許多敵對勢力暫時得到某種程度穩定的中心樞紐。一旦他離開了這個中心地位，這些勢力就都失去了向心力，各種意見發生公開衝突，必須尋找新的組合，新的向心力，新的黏合劑。
１摘自代我在西安府為倫敦《每日先驅報》採訪的詹姆斯·貝特蘭訪問孫銘九的報道。２上述八點要求中有七點是完全符合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發出的通電中所提的「救國」綱領的。因此，張學良和共產黨至少早在那個時候已經同意了這個綱領，儘管共產黨沒有預料到張學良會採取這樣令人吃驚的步驟來使南京對此加以考慮。
二
總司令被逮（下）
有三天之久，沒有人知道蔣介石的生死下落——除美聯社以外，該社斷然宣稱，張學良已在電台上報告過他如何把蔣介石殺死，以及殺死他的理由。沒有人知道叛軍究竟打算幹什麼，很少人充分瞭解他們的立場的政治意義；甚至一些同情他們的人也因為錯誤的報道而譴責他們。南京切斷了與西北的一切通訊和交通，西北的報紙和宣言都被檢查官燒了。西安整天廣播，一再聲明不向政府軍進攻，解釋他們的行動，呼籲各方要有理智和要求和平；但是南京的強有力的廣播電台進行震耳的干擾，淹沒了他們說的每一句話。在中國，獨裁政權對於一切公共言論工具的令人吃驚的威力，從來沒有這樣有力地表現過。
我本人的許多電訊都遭到大肆刪節。我幾次嘗試要把西北的八點要求發出來，這也許對西方讀者澄清這個謎有一點幫助，但是檢查官一字也不准發。許多外國記者本人對西北近況一無所知，輕信地把宣傳工廠裡所製造的一切謊言當作新聞。國民黨及其追隨者一方面竭力扣壓真正的消息和事實，另一方面卻向全世界發出一些愚蠢的謊言，使得中國更像是個瘋人院一樣的地方。竟有這樣的消息：叛軍把警察局長釘在城門上；紅軍佔領了西安，洗劫全城，城牆上掛了紅旗；張學良遭到自己部下的刺殺。南京幾乎每天都說西安發生暴亂。紅軍誘拐男女少年。婦女被「共妻」。整個東北軍和西北軍變成了土匪。到處發生搶劫。張學良要求總司令付贖金八千萬元。１日本是張學良的後台。莫斯科是他的後台。他是個赤黨。他是個鴉片鬼。他是個「死有餘辜的忘恩負義之徒」。他是個土匪。
許多最最荒誕不經的謠言也起源於日本人在中國辦的報紙，甚至日本高級官員。關於西安「赤色威脅」的「目擊者」的異想天開的報道，日本人特別多產——儘管他們同別人一樣同那個城市一無聯繫。日本人還發現事變後面有蘇俄陰謀。但是他們在莫斯科報紙上遇到了他們宣傳上的敵手。《消息報》和《真理報》正式否認責任、譴責張學良、讚美蔣介石不算，甚至捏造了一個消息來證明，西安事變是前中國行政院長汪精衛和「日本帝國主義者」共同炮製的，這種謠言同事實如此大相逕庭，甚至中國最反動的報紙也不敢想出這一招，因為怕人嘲笑。「撒謊是可以的，先生們，」列寧曾經說過，「但是要有限度！」
謠言攻勢連續幾天。但是蔣介石被俘一周後，南京光是捏造這一轟動一時的事件的背景新聞已不夠了。消息走漏了出來，漏洞越來越大，後來出現了大缺口。秘密報紙普遍刊登了八點綱領，在自由主義和進步人士中間爭取到了擁護者，因為這實在是個資產階級的自由進步綱領。公眾開始認識到西北方面並不是要打內戰，而是要制止內戰。一般的情緒已逐步開始從為一個軍閥的個人安危擔心轉變為為國家存亡擔心，現在打內戰不僅不能救蔣介石一命，反而會毀滅中國。
在蔣介石被俘的消息傳來後，南京就開始了爭奪政權的陰謀活動。野心勃勃的軍政部長何應欽與國民黨內親日派政學系有密切關係，當時正掌南京大權，八點綱領主要就是發給他的，但是他竭力主張「討伐」。在這一點上何應欽得到親法西斯的黃埔系、藍衣社、在野的汪精衛系、西山會議派、CC系和南京的德、意顧問的充分支持（「煽動」也許是個更確切的詞，因為何應欽將軍天生是個易受「煽動」的人）。他們都認為這是奪取全部軍權的良機，可以把國民黨內的開明派、親美派、親英派、親俄派、統一戰線派統統壓下去，在政治上降到無足輕重的地位。何應欽將軍馬上動員了南京二十師軍隊，開到豫陝邊界。他派了一隊隊飛機在西安府上空飛翔，派步兵向叛軍陣線作試探性佯攻。有些南京飛機（為了抗日送給蔣介石總司令的「五十壽禮」）在陝西境內的渭南和華縣試驗性地投了幾顆炸彈，據報道炸死了一些工廠工人。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他聽到轟炸的消息，「很是高興」。
但是蔣夫人顯然並不高興，她當時對局勢比她丈夫要清楚得多。她對這種為「在屍體上開宴會」（南京的人當時認為總司令不可能活著出西安）的準備極感憤怒和震驚，於是去見了何應欽，要他解釋。如果他開了戰，他還能停下來嗎？他能救她丈夫嗎？她寫道，她丈夫的安全「同國家的繼續生存是不可分的」。他要殺死她丈夫嗎？這位將軍膽怯心虛了。她堅持要他停止戰事，把他的才智用在設法爭取蔣先生獲釋上。她要他活著回來。她的論點佔了上風——至少是蔣介石自己的使者到達南京之前。
同時情況也很顯然，如果大規模開戰，西北不是沒有盟友的！廣西、廣東、雲南、湖南、四川、山東、河北、察哈爾、山西、綏遠、寧夏的軍政領袖都作壁上觀，如果何應欽開戰，他們幾乎肯定沒有一個人會舉一個小指頭出力協助。他們無論哪一個人，或者甚至他們全體都會靠向叛軍一邊。在最好的情況下，所有這些省份裡的當權政治派系也會要求南京出高價才肯保持中立，他們每個人都想在這場衝突中設法增強自己的勢力。這一點到二十三日就很明顯了，當時有勢力的宋哲元和韓復矩將軍（河北和山東的統治者）發出通電，要求和平解決，明確告誡不要開戰，清楚地表明對何應欽將軍的計劃毫不贊成。
現在問題是：蔣介石在西安身繫囹圄，是否還能夠在南京糾集到足夠的力量防止爆發消耗力量的內戰，這場內戰很有可能意味著他的政治生命——如果說不是實際生命——的完蛋。在南京和上海，他的妻舅、中央銀行董事長宋子文，他的連襟、代理行政院長孔祥熙，蔣介石夫人，把他的親信召集在一起，竭力設法阻止南京方面更加反動的分子以「反共討伐」的名義發動進攻。
同時，在西安也發生了迅速的回心轉意。總司令在被俘以後不久就開始認識到，他的最大「叛徒」也許不在西安，而是在南京。考慮到這個情況，蔣介石想必作了決定，他不作殉難者，白白讓何應欽將軍或者任何別人踏著他的屍體爬上獨裁者的寶座。他於是不惜屈尊從天上下來，立即開始以十分精明和現實的方式同操了他的生殺大權的凡夫俗子打交道。甚至同赤匪打交道。
１蔣介石夫人對這些謠言表示遺憾，她寫道，「任何時候都沒有提出過錢的問題或加官進爵的問題。」
三
蔣、張和共產黨（上）
蔣總司令在西安蒙難的經過，已由總司令本人這樣一個權威人士在他嫵媚的夫人蔣宋美齡的得力合作下寫了出來。１凡是沒有讀到過他們這本敘述中國歷史轉折點的這一插曲的引人入勝的書的，筆者竭誠奉勸一讀。我不知道近代還有什麼別的文件比它更加扣人心弦，更加富有戲劇性了，而且也不知道有什麼文件，能夠為對中國有所瞭解的讀者，把中國的統治者的性格和心理集中在這麼分明、這麼生動的焦距上。
因此，這裡所提供的事實，淺意只是作為這位行政院長兼總司令及其勇敢多才的夫人的大作的些微補充。他們認為西安事變是個暴行，有損於他們感情極其激動的口口聲聲要實現的個人使命，因此給我們提供了這部關於他們經歷的主觀記述。但是由於這些事件嚴重地危及他們自己的生命，自然使他們極其謹慎克制，如果是在私下，他們大概會第一個承認，由於政治的原因，由於必須保持所處職位的尊嚴，他們不得不把許多有價值的材料略而不提。
這裡必須強調的是，中國人是一個實用主義者的民族，大多數中國人評斷西安事變基本上不涉及倫理道德觀念。中國歷史上當然充滿了類似的事件，特別是在描寫封建鬥爭的舊小說中，這是中國將領幾乎每個都背得滾瓜爛熟的。而且近代的先例也不少。一九二四年，「基督將軍」馮玉祥把當時的中國大總統曹錕逮捕幽禁，強迫他接受他的政治要求。馮玉祥在公眾心目中的人望迅速上升。他今天是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的副委員長。最近的其他例子是蔣介石本人提供的。他在不久以前「扣留」了已故的胡漢民，後者是他的「把兄」，國民黨中的長輩和勁敵。另一個例子是綁架李濟琛將軍。蔣介石把他扣留在南京一直到把他的政治勢力搞垮為止。
其次，必須記住中國還不是個民主國家，在政治鬥爭中常常恢復到純封建手段。在報紙遭到完全控制，人民被剝奪政治權利的情況下，人人都知道要向南京進言或者改變它的政策，只有一個有效辦法，那就是武裝示威，即中國人所說的「兵諫」，這是中國政治鬥爭中公認的一種手段。把感情暫且撇在一邊不說，可以認為張學良對獨裁政權頭子採取直接行動，是選擇了最人道的、最直接的辦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所化的生命損失最少，流血最少。不錯，這是一種封建的方法，但是張少帥要對付的人物是一個憑直覺就能瞭解他自己在半封建政治中的樞紐作用的人物。他的行動是根據極端現實主義來考慮的，今天一般人都認為，這一行動的客觀歷史效果是進步的。
但是蔣介石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有過嚴重危險呢？
看來是如此。不過危險不是來自張少帥，也不是來自共產黨。有可能來自楊虎城。但是最可肯定的還是來自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少壯派軍官，來自有著不滿情緒的桀驁不馴的士兵，來自有組織和武裝起來的群眾，他們都要求在如何處理總司令的問題上有發言權。少壯派軍官通過決議，要求公審「賣國賊」蔣介石和他的僚屬。部隊的情緒肯定是造成把總司令幹掉的。奇怪的是，如今卻要由共產黨人來說服他們饒他一命！
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的政策始終沒有明確地解釋過。許多人認為，共產黨為了要報蔣介石對他們進行十年無情戰爭之仇，現在一定會得意洋洋要求把他處死的。許多人認為，他們會利用這個機會與東北軍和西北軍勾結，大大地擴大自己的地盤，與南京進行新的爭奪政權的大決鬥。實際上他們一點也沒有這麼做，他們不僅力主和平解決，釋放蔣介石，而且還主張由他回到南京去擔任領導。甚至蔣介石夫人也寫道，「同外辦看法恰巧相反，他們[共產黨]並不想扣留總司令。」但是為什麼不想扣留他呢？
上文經常提到共產黨要求停止內戰，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南京建立民主的政體。這些口號是絕對誠實的，原因很簡單：這些口號符合一切客觀條件迫使共產黨採取的戰略的內在因素。不論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總之，在一切方面，他們都真正需要和平，真正需要一個代議制的、多方面參加的民主政體，來實現他們當前的目標。他們清楚地看到，這樣一種民主政體，是唯一令人滿意的結構，可以團結整個民族，對日本進行反帝鬥爭，謀求獨立。而且他們充分相信，必須先有這一鬥爭，然後才談得上進一步努力在中國實現社會革命，它們兩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前者必須同時帶動後者。他們通過切身經驗瞭解到，在勢必要滅亡整個民族的外國威脅面前，繼續進行革命戰爭不但會進一步削弱全民放的抗戰力量，而且也會隨之埋葬革命本身的潛在力量。
毛澤東說，「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是國際社會主義勝利的一部分，因為中國打敗帝國主義意味著摧毀帝國主義最強大的一個根據地。如果中國贏得了獨立，世界革命就會非常迅速地發展。如果我國遭到敵人的征服，我們就喪失一切。對於一個被剝奪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務不是立即實現社會主義，而是爭取獨立。如果我們被剝奪了一個實踐共產主義的國家，共產主義就無從談起。」２
因此，基本上就是根據這一論述，甚至在蔣介石被俘以前，共產黨人就向國民黨提出了統一戰線的建議。在危機期間，他們始終堅持他們的「路線」，這種堅定性令人驚訝，而且他們的冷靜客觀態度在中國的極度個人化的政治中是罕見的。儘管客觀情況顯然向他們提供了許多引誘，他們還是表現出黨的紀律，凡是公正的觀察家，一定會有很深刻的印象。從一開始，他們就看到了，西安事變對他們的中心意義是有了表示他們提出統一戰線綱領具有誠意的機會。他們同逮捕蔣介石沒有關係，他們同全國一樣感到意外。但是他們對於逮捕的結局卻起了不少作用。
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在聽到事變的消息後，立即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支持八點綱領和參加聯合抗日軍事委員會。不久以後他們就發表通電，３表示相信「西安領袖此次行動出諸愛國熱誠，希望迅速制訂立即抗日的國策。」通電強烈譴責何應欽的討伐，宣稱「如發動內戰，全國就會陷入大亂，日本強盜就會利用這個機會侵略我國，亡國奴的命運難逃。」為了要爭取和平解決，共產黨要求在不打仗的基礎上開始談判和召開各黨派和平會議，討論全國聯合抗日的綱領。該電明確表明了張少帥請到西安去的共方代表要遵循的政策——在整個事變期間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們為他在政治上出主意。
共產黨代表團團長周恩來一到以後就去見了蔣介石。４不難想像這次會見對總司令產生了什麼效果。蔣介石當時身體猶弱，驚魂未定，據說見到周恩來——他原來的政治副手，曾經懸賞八萬元要他首級——進了房間向他友好地打招呼，嚇得臉色發白。他一定以為紅軍已經進了西安，要把他帶了去當俘虜了。這樣一種恐懼也使蔣介石夫人的標緻的腦袋不安過一陣子，因為她說，她「覺得目標[如果蔣介石被帶出西安]一定在紅軍戰線後面的某個地方。」
但是周恩來和張少帥兩人都馬上解除總司令的疑懼，他們兩人都承認他是總司令，坐下來向他解釋共產黨對民族危機的態度。蔣介石開始時沉默不語，態度僵硬冷淡，後來聽著——這是他十年反共戰爭中第一次——共產黨的觀點，態度才慢慢地緩和下來。在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之間，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共產黨舉行了頻繁的會談。現在大家都已知道，蔣介石一開始時甚至不願討論叛逆的綱領。但是由於他不再受到親信的包圍，由於聽到南京正在進行種種陰謀的消息，由於他對大規模內戰的後果越來越擔心，他不但開始比較相信當前俘虜他的人，而且也開始比較相信共產黨人是真心反對內戰，願意在他本人的領導下協助和平統一全國，只要他提出一項積極武裝抗日的政策。在這幾次會談中，也很可能討論了最後成為南京和蘇區休戰基礎的四點原則。
蔣介石在他自己的日記裡自然沒有記下這些討論的詳細情況，因為他的立場是——而且也不得不是如此——他從來沒有為後來實現的和平進行過「討價還價」。只能夠「服從政府」。在張學良等人把他們的會談經過的記錄公佈之前——鑒於目前的政治形勢，這在相當一段時期裡大概是不可能的了——這兩個星期會談的全部內容是無法弄清楚的。但是根據現有的材料，可以把十二日以後的事件的輪廓重述如下：
十二月十四日端納先生的到達西安，是在朝向協議方面取得進展的第一步。這個澳大利亞人是總司令的「外國朋友」，他的非正式顧問，以前也為張學良擔任過類似的角色。張少帥為什麼邀請端納而不邀請別人來親眼看一看，向世人「保證他[蔣]的安全和舒適？」其中原因，對從側面瞭解中國人的心理，頗有幫助。張學良知道，任何一個中國人在這樣一場危機中擔負這樣的使命，他說的話是沒有人會相信的，這南京也知道。但是如果是個外國人，由於是個「外人」，就可信了！
１總司令和蔣介石夫人合著的《西安事變》（一九三七年上海）。２在保安接見斯諾時的談話。著重體是斯諾用的。３《召開和平會議的建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保安。４蔣介石自己的記載中沒有提到同周恩來的談話。
三
蔣、張和共產黨（下）
端納於十五日回洛陽，打電話向南京提出報告。蔣介石還活著，受到很好的待遇。他還傳出話來說，蔣介石派了蔣鼎文將軍（他的被俘幕僚之一）帶了一封親筆信給南京的軍政部和政府。這個消息大大加強了蔣夫人對付主戰派的力量，因為她現在不僅有具體證據，證明她的丈夫還活著，而且有（除了戰爭以外的）「其他方法」，像端納所說的那樣。和平解決有了可能。
十八日那天，蔣鼎文將軍帶著總司令的信到達南京，此信命令軍政部長何應欽停止「討伐」。蔣鼎文將軍還有一個偕同南京一些代表回西安的困難任務。作為「代表」的第一個人選，張學良自然提議孔祥熙博士，總司令的那個顎下垂肉重重的連襟，他當時不僅是財政部長，而且在蔣介石缺席期間，還是行政院代理院長兼國家首腦。孔博士表示猶豫推辭，因為「醫生勸孔博士不要飛赴西安，」蔣夫人這麼說。不過南京其他的人也勸他不要去，因為他一去就肯定會被大家認為是開始正式談判，何應欽將軍堅持，為了政府的威信，這是必須避免的。因此，作為折衷，蔣介石的妻舅，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哈佛大學留學的宋子文代替孔博士前去。宋子文屬南京的開明分子，即國民黨中所謂「歐美派」（他們極其反日，現在贊成統一戰線運動），他在西安是個受歡迎人物，因此是最佳的調停人選。同宋子文飛西安的還有顧祝同將軍，他是除了何應欽軍政部長以外的南京將領中沒有在政變在被俘的唯一重要將領。
宋子文於二十日飛抵西安。到這時，「原則上」的總協議似乎已經達成。總司令沒有提到它，但是張學良少帥在十九日向外國報界發表了聲明，從下述摘要可以看出，至少他是認為解決方案已幾乎完全求得了：
總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們的責任。端納先生上星期一到達後，總司令的氣憤和不願談話的心情稍減，他心平氣和地討論了我們面前的問題，至星期二已原則上同意我們所提各點，以便採取明確國策，實行改革，使全國能夠在政治上和物質上合理地和自由地發展，符合孫中山博士的遺志。
我因此打電報歡迎南京方面派任何人來聽總司令的意見，並與他安排必要措施以防止內戰的發展。總司令自然強烈要求釋放他回南京，我個人雖然完全相信總司令會履行諾言，但不能貿然讓他在回南京後被人勸說繼續內戰……他同意這一看法，此後他即與我們一樣等待南京派有權處理此事（即提供適當保證）的人員前來，以便總司令能回京，但迄今並無結果。
情況就是如此。如此貽誤，實在令人奇怪。若派員前來，他幾天前就早已可以回去……
張學良。１
但是東北軍少壯派軍官中間發生了嚴重問題。他們在張學良的軍事委員會中已取得了直接的有力的發言權，他們的意見現在很重要。他們受現在在西北廣泛開展的強大群眾運動的情緒的影響，起先反對在南京方面開始執行八點綱領以前釋放蔣介石，實際上，他們大多數人堅持要召開群眾大會，對蔣介石舉行「公審」，要他的命。
這種當眾蒙恥的可能性，蔣介石也想到了。沒有人比他更瞭解西北蓬勃發展的運動可能幹出些什麼事來，因為一九二七年一次類似的起義幾乎推翻了他。蔣介石的整個生涯就是同他稱為「暴民」的那種騷亂因素進行鬥爭，不讓他們打亂他的如意算盤。「公審」的話甚至掛在他周圍崗哨的嘴上。蔣介石寫到他聽到門外囚卒談到他的下場的話：「我聽到『人民的判決』的話，我就明白，這是他們要用暴民作為借口來殺害我的惡毒陰謀。」
但是在這裡，共產黨代表團起了極大作用。在他們自己與蔣介石會談後，他們已從他那裡得到足夠的保證（除了現在看來顯然是從客觀情況得出的保證以外）可以相信，他如果獲釋是會停止內戰的，而且總的來說，是會執行全部「統一戰線」綱領的。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保持蔣介石的地位，必須讓他在威望無損的情況下回南京去。因此他們清楚地看到，如果他在什麼協議上簽了字，讓人家知道了，或者如果他受到「人民審判」之辱，這些事情會無可挽救地損害他，破壞他的領袖地位。更糟的是，如果他被殺，內戰不可避免地會大規模爆發，國共內戰的十年僵局就會大大延長，要實現抗日民族陣線的希望就會變得渺茫。這樣的前途，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吃虧的只是中國，得利的只是日本。至少，共產黨是這樣辯論的。
這樣，博古、葉劍英、周恩來和在西安的其他共產黨人現在花了好幾個小時，常常一談就是通宵，一再解釋他們採取這樣的政策的原因。對於東北軍的少壯派軍官來說，他們的立場是極其費解的，因為這些少壯派原來以為共產黨是第一個要蔣介石的命的。他們有的人真的因為這種「叛賣」而氣得哭起來——因為他們仰望共產黨給他們政治領導，共產黨對他們的影響不下於張學良本人。但是，雖然他們多數人——楊虎城與他們一起——仍不相信釋放蔣介石是得策的，要他的命的情緒已經稍減。慢慢地，比較講理的態度抬了頭。張學良現在受到要他採取激烈行動的壓力減輕以後，在會談方面就有了較大的進展。
除了宋子文、端納、南京來的其他兩三個人以外，西安現在冠蓋雲集，其中有陝西、甘肅兩省主席、內政部長、軍政部次長、軍事參議院院長、總司令侍從室主任以及參謀總部的各色成員。他們是同蔣介石一起被扣的。他們大多數參加了同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及東北軍高級將領的談判。一到正式談判開始，八項要求中顯然沒有一項是照原樣接受的，因為雙方都認識到必須維護政府體制的威信。不過中國人提出要求時總是開價很高，其實並不認為實際上是可以達到的，只是因為開價高了以後，可以從從容容地進行實實在在的討價還價。西安也不是例外。
擁護八點綱領的人認為八點綱領的實質內容按其重要性次序如下：（一）停止內戰、國共合作；（二）執行武裝抵抗日本進一步侵略的決策；（三）南京撤換某些「親日派」官員，採取積極外交，與英、美、蘇俄建立更加緊密的關係（如果可能結成聯盟）；（四）在與南京軍隊（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同等的基礎上改編東北軍和西北軍；（五）擴大人民政治自由；（六）在南京建立某種形式的民主政體。
蔣介石和張學良離開西安以前所達成的協議主要之點似乎就是這些。蔣介石並親自保證不再打內戰。蔣介石說他沒有簽任何文件，這說的肯定是實話，因為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他簽了什麼文件這種說法。但是雖然南京方面和總司令保全了他們的「面子」，後來的事件卻證明，張少帥也沒有完全白丟他的面子。
蔣夫人二十二日的抵達，無疑地加速了會談的結束。而且（像她生動地敘述她在西安三天經過所充分說明的一樣），她自己對張學良的規勸和申斥，也加速了蔣介石的獲釋。她的丈夫自喻為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蔣夫人也認為自己在扮演《聖經》中的一個角色，她引述說：「耶和華現在要做一件新的事，那就是，他要讓一個女人保護一個男人。」二十五日那天，蔣夫人還在納悶「聖誕老人是不是繞過西安而去」，這位尼克老人卻以張學良的身份出現，宣佈他已說服了他的軍官們，當天就派飛機送他們回南京。結果確是如此。
最後，還有最後一幕令人目瞪口呆的保全面子的姿態。張學良少帥坐著自己的座機同總司令一起回首都去自請懲處！
１這封電報是在十二月十九日從西安府發給倫敦《泰晤士報》駐上海記者弗雷澤的，要求他散發給其他記者。但南京新聞檢查官扣壓了這一電報。另有一份抄件交給了端納先生，本文引用的出於他的來源。
四
「針鋒相對」（上）
現在最後一幕開始演出，對於初次見到東方的裝模作樣的藝術的人來說，甚至對於有些老資格的觀察家來說，這都是最最令人驚歎和莫名其妙的一幕。在以後的三個月裡,西安事變所引起的政治上錯綜複雜的關係大部分都一一展現在觀眾面前，到了最後，局面就完全倒了過來。有人得到了大進展，大勝利，也有人遭到了大挫折，大失敗。但是所進行的決鬥就像中國舊戲舞台上兩個古代武將所進行的決鬥一樣。他們口中連聲吶喊，手中猛舞刀劍，令人心驚膽戰，但是實際上卻一點也沒有碰到對方。最後，戰敗者頹然倒地，表示陣亡，過了一會兒卻又自己了爬起來，大搖大擺地走下舞台，威風凜凜，極其莊嚴。
這就是在南京打的奇怪的、卻完全令人眼花繚亂的太極拳。人人都「得勝」了，只有歷史受了騙——給騙掉了一個犧牲品。
「茲汗顏隨鈞座返京，聽候懲處，以昭軍紀，」張學良到南京後就對總司令這麼說。
蔣介石則慨然答道：「由於本人無德無才，教導部下無方，以致發生此史無前例之事變……汝既有悔過之意，自當轉呈中樞，採取適當措施，以挽墮局。」
挽救的措施是什麼？留心請看一切嚴厲措施都何等巧妙地因雙方表示諒解而得到寬免，懲罰和賠禮都做得恰到好處。真不愧是妥協折衷大師的傑作，完全掌握中國人所說「有實無名」和「有名無實」之間的細微差別。
蔣介石一回到南京，第一個步驟是什麼？他發表一篇長篇聲明，自認無力防止叛亂，沒有盡到行政院長責任。他立即下令把全部政府軍撤出陝西——這樣就履行了他停止內戰的諾言——並提出辭職。他要按照慣例連辭三次。實際上，他和南京方面都並沒有把他的辭職真的當一回事，因為在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就召開了中執會常會緊急會議，「請求」國民黨這一最高機構做四件大事：把懲處張學良問題交給軍事委員會（他本人是委員長）；把處理西北問題委託給軍事委員會；停止對叛軍的軍事作戰行動；撤銷（何應欽的）「討伐」司令部。他的建議得到了採納。
十二月三十一日，張學良被軍事法庭（蔣介石本人沒有出席）判處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第二天就獲得赦免。在這期間他一直是蔣介石的妻舅、最近去西安的使者宋子文的上賓！接著，在一月六日撤銷總司令在西安的剿匪總部。兩天以後大家就知道了國民黨政學系重要領袖、曾在日本留學能說日語的外交部長張群要下台了，他是西北方面攻擊南京「親日派」官員的主要目標。接任的是曾在美國留學的律師王寵惠博士，他是西北軍人集團贊成的國民黨政客中反日的歐美派的一個領袖。
又是在蔣介石的要求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二月十五日舉行全會。黨的歷史上召開這樣的會還只是第三次。在過去，它的作用是很容易預測到的，僅僅限於在法律手續上認可統治集團——實際上就是蔣介石獨裁政權——事先已決定的黨政策上的重要改變。現在黨的政策要作什麼重要改變呢？對這個最高機構要提出的決議案成百上千，大多數有關「救國大計」。
在一月間和二月初，蔣介石請了「病假」。他帶著張學良隱居到家鄉浙江省奉化附近的老家去。他的第一次辭呈遭拒，他又提一次。與此同時，表面上他卸了官職，實際上卻完全掌握西北問題的解決大權，完全控制當時與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將領進行的談判。受到「貶黜」的張學良隨侍在側，實際上是他的階下囚。在南京，蔣介石的部下忙著搜集情況以供他估計西安事變所造成的擁護他和反對他的力量的新對比，重新估計他的擁護者的實力，把忠於他的人同那些準備在西安炸死他的投機分子區別開來。西安事變真如蔣夫人所說，「因禍得福」。而且不止在一個方面。
四
「針鋒相對」（下）
二月十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南京的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中執會三次全會發了一個歷史性的電報１，向政府祝賀和平解決西安事件和「即將和平統一」全國。它向中執會全會提出在政策方面作四項重大修改：停止內戰；保證言論、出版、集會自由和釋放政治犯；制訂全國抵抗日本侵略計劃；恢復實行孫中山遺囑中的「三大原則」。
如果不論在形式上或實質上，這些建議得到採納，共產黨為了「加速全國統一和抗日」，準備停止一切推翻政府的嘗試，採納下列政策：（一）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隸屬軍事委員會指揮；（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邊區政府」；（三）在蘇區內實行「完全民主的」政體；（四）停止沒收土地政策，集中人民力量用在救國——即抗日——的任務上。
但是全會在二月十五日召開時沒有正式理會這封匪電。還有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處理。蔣介石在他第一次發言中再一次重述了他在西安被扣的整個過程，（對他來說）感情激動。他有聲有色地敘述他拒絕書面保證履行叛軍要求。他也談到叛軍怎麼轉變過來同意他的觀點，看到他被抄去的日記中愛國感情的流露而感動得下淚。在說了這一切以後，他最後才十分不經意和輕蔑地把叛軍的八點要求向全會提出。全會重申對總司令的完全信任，拒絕了他的第三次辭呈，譴責了張學良，也同樣不經意和輕蔑地拒絕了這八點荒唐的要求。
但是且慢，好戲還在後頭。與此同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卻有條不紊地根據自己的安排採取了一些措施。最有意義的也許是在領導集團中地位僅次於蔣介石的汪精衛的開幕詞。自從反共戰爭以來這位汪同志第一次發言中沒有說到「安內」（即剿共）是全國頭等大事，沒有重複他的名言「抗戰必先統一」。他說，現在全國「首要問題」是「收復失土」。此外，全會還真的通過決議要先收復冀東和察北，取消「自治性」的冀察委員會。當然，這並不是說南京要同日本開戰。它的意義僅僅是，日本如繼續對中國進行軍事侵略將會遭到南京方面的武裝抵抗。但是這已是向前躍進了一大步。
接著，中執會又在行政院長的建議下，決定在十一月十二日召開長期拖延未開的「國民大會」，在中國實行「民主」。這次是決定要召開了，不再進行拖延。更重要的是，常會受權修改國大組織法，增加「各界」的代表名額。總司令——又是通過汪精衛——宣佈全國的第二個大問題是加速實現民主。
最後，在全會的最後一天，蔣介石發了言，保證除了賣國賊以外給大家更大的言論自由，而且他沒有提到「文匪」——這還是大家第一次聽到總司令要維護新聞自由。他並且答應「釋放悔改的政治犯」。另外不聲不響地向報界發了一道命令，不再用「赤匪」和「共匪」的字樣。少數監獄開始放出一些不太重要的受害者。
然後，好像事後才想到的一樣，在這次有歷史意義的全會的最後一天，即二月二十一日，發表了一個長篇宣言，表面上是為了要譴責共產黨。宣言概述了十年燒殺破壞的罪行史。這當然是國民黨對這十年的觀點。宣言問道，這些人曾經是體面的公民，甚至是德行操守無懈可擊的國民黨的盟友，怎麼會墮落至此？要同匪徒、小偷、兇手「和解」是根本談不上的，這一點豈不明顯？但是結果是，這一切空話實際上不過是為宣言末尾提出的和平條件作準備，這使得那些仍舊不惜一切代價反對和平的保守派感到極為反感。
這些建議是什麼？全會向共產黨提供了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不過有四個條件：（一）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二）解散「蘇維埃共和國」；（三）共產黨停止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唱反調的宣傳；（四）放棄階級鬥爭。這樣，雖然是用「投降」而不是用「合作」的字眼，國民黨接受了共產黨提出的「和解」談判的基礎。請注意，這些條件仍把共產黨的小小自治國、他們的軍隊、他們的組織、他們的黨、他們的將來「最高綱領」留在共產黨的手裡。或者說，至少共產黨可以這樣希望。而實際上他們就是這樣希望的。因為在三月十五日，共產黨、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發表了一個長篇宣言，要求與南京方面重開談判。
蔣介石的這一切複雜手腕，為了什麼目的？顯然，這麼巧妙地搞這一套手法是為了要既不降低他本人或南京的威望而又能同反對派和解。他的命令和講話，全會的決議，按其正確的順序來讀一下，就可以看出，他滿足了所有各反對派別的政治要求的一部分——剛好使他們不致於團結起來堅決反對他，但又不足在國民黨內部引起反叛。內戰停止了，很明顯，南京終於承擔起武裝抗日的任務。他答應了擴大政治自由，並為實現「民主」定了一個具體日期。最後，還提出了一個方案，國共可以據此武裝休戰共處，如果還談不上「合作」的話。同時，政府在名義上拒絕了叛軍的要求和共方的「合作」建議。這都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我們一定會注意到，這些和解措施是蔣介石在南京面臨很大敵對意見的情況下強行通過的，而且當時他個人剛剛經歷了一場巨變，險遭不測，換了一個不如他有遠見的人，很可能懷恨在心，失去理智，輕率採取報復行動——實際上，蔣介石在南京的一些憤憤不平的部下就是這樣要求的。但是蔣介石比他們精明。他安危脫險時受到人民極大的歡迎，這不僅是對他個人的擁護，而且也是人民要求和平反對內戰，要求團結抗日的有力表示。對此，蔣介石是完全理解的，他也知道他如果對西北方面採取任何懲戒行動都會在一夜之間喪失民心。
更為重要的是，西安事變暴露了他自己權力結構中的深刻裂痕。他明白這種裂痕很容易擴大為致命的破裂，使整個結構四分五裂。他現在清楚地看到和平對他有極大的好處，可以把這些裂痕一一消除殆盡。他沒有收回在西安作出的諾言，他沒有對扣留他的人馬上進行公開的報復，他軟硬兼施，既作了恰如其分的威脅，又作了必要的讓步，真不愧是玩弄政治手腕的天才。這樣，他終於分裂了西北集團（這是他第一個目標），把東北軍安然無事地從陝西調到安徽和河南，把楊虎城將軍的西北軍整編後劃歸中央指揮。二月間，南京軍隊就能夠安然無事地未遭任何抵抗佔領了西安和西安近郊，到下一月，開始同共產黨談判。
１見蘇維埃刊物《新中國》，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延安。
五
《友誼地久天長》１？（上）
蔣介石的友好姿態、他的撤銷剿匪總部、取消新圍剿計劃以及上述各種其他命令和決議，共產黨也有很深刻的印象。一切戰鬥都已停止。國共兩軍實際上共同和平佔領著好幾個邊界地區。蔣介石本人表示願意容忍（至少暫時）紅軍的存在，只要他們遵守三月十日電報中提出的諾言。
在西安事變期間，紅軍佔領了大批新擴展的地方。在陝西省，它現在佔了一半以上的面積，包括渭河以北的幾乎所有地方。在他們五十來個縣份裡——面積在六萬到七萬平方英里之間，大體上等於奧地利面積的兩倍——共產黨所控制的領域是他們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塊地方。但在經濟上這個地方很窮，發展前途極為有限，人口稀少，大約不到二百萬。
但這個地區戰略上極為重要。共產黨可以從這裡出發封鎖中亞的貿易通道，或者打通同新疆或外蒙古的直接聯繫。假如與日開戰，這個邊境線的有機價值是很明顯的。這是日本無法封鎖的僅有的兩條中國邊境線之一，也是供應來源之一。新疆有一半以上，面積約五十五萬平方英里，已在一個同情中共、半獨立於南京、半從屬於蘇聯的半社會主義政體的統治下。在它東北的外蒙古自治共和國，另一個面積達九十萬平方英里的前中國附屬國——中國對它的宗主權至今仍得到名義上的承認，即使俄國也是承認的——現在則肯定是在紅旗的統治下，這是一九三六年與蘇聯締結軍事同盟（共同防禦條約）的結果。
在現在仍可稱為「大中華」的這個地方，共產黨控制下的這三個地區加起來大約占前中華帝國三分之一的面積。把它們三者相互隔開來而沒有實際接觸的，只是一些政治上態度曖昧的緩衝地區，住的是蒙古人，回民，和同南京關係脆弱的邊境部落，日本侵略的威脅對他們來說倒是日益現實的。這些地區後來很可能被納入「抗日統一戰線」的圈子，在蘇聯的影響之下。這樣就會形成一個未來的龐大共產黨根據地，從中亞和蒙古延伸到中國的西北腹地。但是這一片地方都很落後，有些部分是貧瘠的草原和沙漠，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它要在東方政治中起決定性的作用，必須同蘇聯或華中，或者兩者的先進工業軍事基地結成緊密的同盟。
中共的當前收穫限於這幾個方面：停止了內戰，南京的對內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化和容忍，對日態度趨於強硬，蘇區不完全地脫離了長期孤立狀態。總司令派赴西安的使者張衝將軍和共方在西安的代表周恩來談判的結果，在四、五、六月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經濟封鎖取消了。紅區和外界建立了貿易關係。更重要的是，雙方悄悄地恢復了交通聯繫。在邊界上，紅星旗和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象徵性地交叉掛在一起。
郵件和電報開放了一部分。共產黨在西安買了一批美國卡車，在自己區內的各主要地主之間開辦了長途汽車。各種各樣必需的技術材料開始運了進來。對共產黨來說最珍貴的是書籍。延安新開了一家魯迅紀念圖書館，全國各地的共產黨同志都寄了成噸成砘的新書來。成百上千的中國年輕的共產黨人從大城市來到陝北紅色新首都延安。到五月間，已有二千名學員進了紅軍大學（改名為「抗日大學」），五百名進了黨校。其中有蒙古人，回民，西藏人，台灣人，苗族，彝族。還有好幾十人在一些技術訓練班學習。
除了黨的久經考驗的工作者以外，還有熱情的年輕激進分子從全國各地前來，有的長途中跋涉，步行而來。到七月間，儘管學習生活很艱苦，伙食是小米白菜，吃不飽肚子是有名的，仍有許多人申請入學，容納不下。許多人只好請他們回去等下一屆，共產黨打算再接受五千名。許多有訓練的技術人員也來了，或者當教員，或者從事現已開始的「建設計劃」。這，也許是和平所帶來的最大的眼前利益：有了一個可以自由地為革命和抗戰訓練、裝備、培養新幹部的根據地。
１用名詩人彭斯的詩句譜寫的蘇格蘭著名民歌，一譯《美好的昔日》，一般在惜別或舊友重逢時歌唱，此處喻國共重新合作。——譯注
五
《友誼地久天長》？（下）
當然，國民黨仍繼續嚴密監視共產黨同外界的聯繫。現在對共產黨的行動已不是那麼有限制了，但是還沒有公開承認這個事實。許多非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團體也到紅色中國來考察那裡的情況，許多人來了以後就留下工作不走了。六月間，國民黨自己也秘密派了一個半官方的代表團，以邵華為首，參觀了紅色首都。他們遊歷了蘇區，在盛大的群眾大會上發表了相當紅色的抗日演說。他們歡迎國共恢復反帝統一戰線。不過，國民黨報紙是不准刊登這些情況的。
對列寧的擁護者來說，國民黨地區的情況也改善了。共產黨在名義上仍屬非法，但可以擴大影響，擴大組織，因為壓迫已有所減弱。監牢裡不斷放出少量的政治犯。特別憲兵（藍衣社）仍繼續偵查共產黨，但是不再綁架和拷打了。還傳出消息說，今後藍衣社的活動主要集中對付「親日漢奸」。後者有一些遭到逮捕，有幾個領日本津貼的中國特務第一次真的已被處決。
到五月間，作為讓步的交換，蘇區準備改名為「邊區政府」，紅軍已申請作為國民革命軍編入國防部隊。黨和紅軍的全國代表大會五月和六月分別召開了。會上作出了決定，要採取實現同國民黨合作的新政策。在這些大會上，列寧、馬克思、斯大林、毛澤東、朱德和共產黨其他領導人的畫像同蔣介石和孫中山的畫像掛在一起。
這些現象反映了共產黨方面總的來說願意在形式上和名稱上作必要的讓步，同時又保留他們在主義上和綱領上的基本內容，和他們的在自治條件下的存在。國民黨口頭唱得好聽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像在大革命時期一樣又受到共產黨的尊重。這不是蔣介石的三民主義，因為共產黨給了他們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很明顯，馬克思主義還有社會革命的基本原則，他們是決不會放棄的。他們所採取的每一新步驟、所作的每一變化，都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進行檢查、辯論、決定和結合的，而且也是從無產階級革命的角度，共產黨並沒有放棄無產階級革命，這仍是他們的最終目標。
共產黨政策的最重大變化是停止實行沒收地主土地，停止反對南京和反對國民黨的宣傳，答應給一切公民平等權利和選舉權，不論他們階級成分如何。其中最直接影響到紅色經濟的，自然是停止沒收土地。這並不意味著在已重新分配土地的地方把土地還給地主，而是同意在共產黨新控制的地區放棄這種做法。
為了補償由於這種讓步而造成經費的短缺，蔣總司令同意——儘管不是正式地——把蘇區視作「國防地區」的一部分，並且按這種地位拔給經費。第一筆經費（五十萬元）是在蔣介石回南京後不久付給共產黨的。國民黨的貨幣有一部分用來收回蘇區貨幣，還有一部分購買製成品給合作社（現在存貨充沛）和購買必要的裝備。這些錢沒有一文浪費在薪水上。財政人民委員仍靠五元錢一月生活！南京每月經費的確切數字在本書寫作時仍在談判中——事實上，未來合作的具體工作協議也還在談判中。
六月間，蔣介石派私人座機到西安接共方首席代表周恩來到中國夏都牯嶺。周恩來在那裡同蔣介石及其內閣作進一步談判。討論的問題有共產黨要求參加定於十一月召開並通過「民主」憲法的國民大會。據報道，已經達成協議，「邊區」可以作為一個地區派九名代表。
但是，極有可能，這些代表不會稱為「共產黨人」的。南京還沒有公開承認這次所謂的「復婚」。它寧可把這關係看成是納妾，她行為是否端正還有待證明，而且為了外交的緣故，這種關係在家庭圈子外面還是少談為妙。但是即使這種偷偷摸摸的「結合」，也是令人震驚地公開反抗日本，這在幾個月以前是不可想像的。同時，日本自己的（通過媒人廣田）與南京體面地結成「反共」婚姻的要求，終於被拒。這也許是南京外交政策終於有了根本變化的最後的明確跡象。
對於並不熟悉中國政治的天真的西方觀察家來說，這個結局似乎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此在分析它的意義時可能犯嚴重的判斷錯誤。當然除了中國以外世上別的地方是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的。在經過了十年最激烈的內戰以後，紅軍和白軍忽然攜手合唱《友誼地久天長》。這是什麼意思？是不是紅軍變白了，白軍變紅了？誰都沒有變。但是總得有人得了利，有人失了利？是的，中國得了利，日本失了利。因為看來似乎是，由於第三方面因素——日本帝國主義——的插手，極其複雜的兩方之爭，再一次推遲了決戰。
因此要大略知道紅色的天際上出現的前途，我們必須看一看帝國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所飾的角色。
六
紅色的天際（上）
要「解釋」中國的革命，要探勘它的社會政治經驗的豐富礦藏，不是本書的任務，需要寫一部完全不同的著作。但是即使在這剩下的幾頁篇幅，仍可能為在這部渠道縱橫的歷史急流中的航行者，提供一幅總航圖。
有一個很有造就的社會科學家名叫列寧。他曾寫道：「一般歷史，特別是革命的歷史，總是比最優秀的政黨、最先進階級的最覺悟的先鋒隊所想像的更富有內容，更多種多樣，更生動活潑，『更巧妙』。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最優秀的先鋒隊也只能表達幾萬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像；而革命卻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別高度和集中地表現出來的時候，由千百萬被最尖銳的階級鬥爭所激勵的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像來實現的。」１
這段話用於中國是很恰當的。列寧所承認的，在某種意義上簡單地來說，就是共產黨的預言難免有錯，共產黨人往往很容易把他自己的感情上的主觀願望同現實混為一談，患有把「幾萬人」的「意識」看成是「千百萬人」的「想像」的錯覺。這固然不一定是辯證唯物主義方法的弱點的證據，卻是辯證法論者的弱點的證據。這說明了為什麼共產國際喉舌《國際通訊》或《新群眾》有時在分析一定的歷史可能性時會像《泰唔士報》或《意大利人民報》一樣是錯誤的。
中國的歷史在哪些方面證明了是比共產黨理論家在十年左右以前預見到的「更富有內容，更多種多樣，更生動活潑，『更巧妙』」呢？具體地來說，為什麼紅軍儘管作了英勇卓絕的鬥爭，仍沒有能夠在中國贏得政權？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再回顧一下，而且要明確地記住，共產黨的中國革命概念及其主要目標。
關於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普遍有一種看法始終沒有消除，那就是它是反資本主義的，因為它認為並不需要有一個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經濟階段，而是要馬上宣佈實行社會主義。這完全是胡說八道。共產黨人的每次聲明都清楚地表明，他們承認目前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鬥爭的焦點不是革命的性質，而是領導的性質。共產黨人承認，革命的領導的責任是盡快實現兩項主要歷史任務：一是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和實現民族獨立（那就是把中國從半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來）；二是推翻地主豪紳權力，實現民主（那就是把群眾從「半封建」中解放出來）。共產黨人認為，只有實現了這兩項任務以後，才有可能轉入社會主義。
但怎麼能夠實現這種勝利呢？共產黨人有一段時間裡希望同資產階級一起來爭取這種勝利。但一九二七年發生反革命，國民黨（地主資產階級的政黨）放棄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採取革命的方法時，共產黨人相信「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民主專政」才能領導資產階級革命——在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在推翻帝制後產沒有立即具有肯定的形式，而是在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時才具有肯定的形式。
對於不熟悉馬克思主義邏輯的精確範疇的人來說，這些話聽來可能有些吃力。當然，如果讀者對此有研究興趣，這整個理論有一大套書（初學者可以看看斯大林的《論反對派》）。我在這裡只簡單地說明 一下這個論點。上面的意思換其他的話來說，共產黨人的革命觀念是這樣的：中國不可避免地要有一個民族資本主義時期，但這只有同時在城市裡消滅外國殖民勢力，在農村裡解放農民，把土地給他們，摧毀大莊園和地主在農村的經濟、政治、社會權力才能達到。
共產黨認為，中國的資本家階級不是一個真正的資產階級，而是一個「殖民地資產階級」，這是一個「買辦資產階級」，是它主要服務對像外國金融和壟斷資本的寄生物。它無力領導革命，只有通過完成反帝運動，消滅外國統治，它才能求得本身的自由。只有工人和農民能夠領導這樣一場革命一直到最後勝利。共產黨要做到使工人和農民不會把勝利的果實拱手讓給他們通過革命而解放出來的新資本家，像法國、德國、意大利所發生的那樣，事實上除了俄國以外，到處都是這樣。相反，工人和農民要在一種「新經濟政策」時期，一個短短的「有控制的資本主義」歷史時期，然後在一個國家資本主義時期，保持政權，在這以後才最後迅速過渡到社會主義建設——在蘇聯的幫助下。所有這一切都很清楚地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基本法律》一書中有所說明。２
毛澤東在一九三四年重複說，３「驅逐帝國主義，打垮國民黨目的是要統一中國，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使得有可能把這一革命轉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更高階段。這就是蘇維埃的任務。」
但是，考慮到他們一定也充分認識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礙，有什麼理由會使中國共產黨人在一九二七年認為他們能夠在歷史的大峽谷上完成這個大跳躍呢？大概主要是十月革命的榜樣。那次大跳躍把俄國人民從封建帝制一下子帶到了社會主義階段。據說，這是在兩個條件下做到的，而這兩個條件在中國也可能實現。托洛茨基說得極為簡明扼要：「屬於完全不同的兩個歷史範疇的兩種因素相互結合和相互滲透，那就是資產階級發展初期才有的一種運動——農民戰爭，和資產階級發展衰亡的標誌——無產階級起義。」４
在中國大革命高潮，在農民群眾和無產階級中間存在著必要的革命情緒。但是同產生俄國革命的情況有許多差異。其中有一種差異十分大。封建主義殘餘在俄國甚至比中國還要明顯，但是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一個「被壓迫民族」，而俄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是一個「壓迫民族」。在俄國革命中，無產階級只要打敗一個階級，它本國的資產階級兼帝國主義階級，而中國革命卻要對付一個有雙重人格的本國敵人——它本國的新生資產階級和外國帝國主義的既得利益。理論上來說，在開始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人以為他們敵人的這種雙重性質會被他們自己的進攻的雙重性質所抵消，那就是他們的進攻會得到他們在世界上的「無產階級盟友」和「蘇聯勞動者」的援助。
共產黨人在一九二七年後沒有能夠奪取政權的原因基本上很簡單。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國產業無產階級所存在的條件和性格。這個階級人數很少——中國只有四百萬產業工人——，沒有經驗，文化水平低，疾病叢生、營養不良、飽受恐怖，中間又有童工和女工佔多數，力量遭到進一步削弱，還受到本國和外國資本的非筆墨所能形容的雙重剝削，這樣的一個階級即使在獨立的中國也很難發揮它的政治意志。但是它受奴役的最不利的一個條件還在於中國現代工業集中在外國控制的地區，這些地區裡的工人是相互隔絕的。
中國產業工人幾乎有三分之一集中在上海，在六、七個世界強國的炮艦瞄準之下。在天津、青島、上海、漢口、香港、九龍以及帝國主義的其他勢力範圍中，大概集中了中國產業工人的四分之三！上海是個最典型的樣本。這裡有英國、美國、法國、日本、意大利和中國的士兵、水兵、警察，所有國際帝國主義的勢力同本地的土匪流氓和買辦階級這些中國社會最腐化墮落的成份結合起來，一起「合作」，對赤手空拳的千千萬萬工人揮舞棍棒。
這些工人被剝奪了言論、集會、組織自由。只要本國的和外國的警察力量的雙重制度存在一天，要動員中國產業無產階級採取政治行動，是完全不可想像的。歷史上只有一次——在一九二七年——打破過這種制度，當時在短短的幾天裡，蔣介石利用工人取得了對北洋軍閥的勝利。但是他們馬上遭到鎮壓，這是歷史上最令人喪氣的一次流血事件，得到了外國列強的認可和外國資本家的財政援助。
因此，要在城市中舉行起義，這種嘗試總是注定要失敗的。南京政權能夠而且事實上也的確依靠外國列強在通商口岸據有的工業基地，依靠他們的軍隊、大炮、巡洋艦、內陸警察、內河炮艦，依靠他們的財富、報紙、宣傳、特務。儘管這些強國直接參與反紅軍的戰爭的事例不多，這一點無關緊要。在必要的時候，這種行動確實發生。但是他們的主要貢獻是鎮壓產業工人，為南京提供軍火飛機，串通一氣，把共產黨概稱為「土匪」，若無其事地否認內戰的存在，使得「不干涉委員會」（像今天在西班牙那樣）這個令人為難的問題根本不會出現。
１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見《列寧選集》第四卷第249頁。２馬丁·勞倫斯書局一九三四年倫敦。３《紅色中國：毛澤東主席……》（一九三四年倫敦）。４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第一卷，第70頁（一九三二年倫敦）。
六
紅色的天際（中）
由於工人從一開始就處於這種無力狀態，由於在城市中沒有能力贏得一個重要的工業基地，無產階級的先進領導人不得不依靠農村地區，那裡的共產主義運動一方面保持著社會主義的目標和思想，在實踐中卻有了一種土地革命的經濟性質。在農村地區，共產黨希望最後終於能積聚足夠的力量可以先在一些外國勢力不那麼牢固的城市基地進攻南京政權１，然後希望在世界無產階級的幫助下進攻外國勢力的通商口岸的堡壘。
但是帝國主義強國是南京反對共產主義的客觀盟友，而共產黨希望從世界無產階級那裡得到的援助卻沒有實現。雖然在《共產國際綱領》２中明確地承認，像中國那樣的半殖民地國家，無產階級運動要勝利，「只有從已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即蘇聯]得到直接援助才有可能」，可是蘇聯事實上並沒有給予中國同志這裡所保證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援助和支持」，在程度上與其需要相符。相反，在一九二七年以前蘇聯給予蔣介石的相當於干涉程度的龐大援助，卻有援助國民黨中最反動的分子上台的客觀效果。當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後，直接援助中國共產黨與蘇聯所採取的立場是不相容的——這是蘇聯國家政策的眼前需要同世界革命眼前需要發生矛盾的著名例子，因為這有引起國際戰爭、危及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整個綱領的危險。儘管如此，必須指出，這個因素影響中國革命至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