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再談馬
八月二十九日我騎馬到紅城子去，那是在韋州縣的一個風景幽美的小鎮，以盛產梨、蘋果、葡萄的美麗果園著稱，這些果園都是用灌溉渠裡的晶瑩泉水灌溉的。七十三師一部分駐紮在這裡。不遠有一個碉堡扼守的山隘和一條臨時的戰線，沒有戰壕，卻有一系列小地洞似的機槍陣地和圓圓的山頂碉堡——泥土堆成的矮矮的防禦工事——紅軍就在這裡同敵人對壘，後者一般都已後撤到五英里到十英里以外的城裡去了。這條戰線好幾個星期沒有發生戰事了，紅軍趁此機會進行了休整，和「鞏固」新區。
回到預旺縣以後，我發現部隊在吃西瓜慶祝甘肅南部傳來的無線電消息，馬鴻逵將軍的國軍有一整師向朱德的四方面軍投誠。國民黨的該師師長李宗義原來奉令去截堵朱德北上。但是他部下的年輕軍官——其中有秘密共產黨員——舉行起義，帶了三千名左右官兵，包括一個騎兵營，在隴西附近參加了紅軍。這對蔣介石總司令在南線的防禦是個很大打擊，加速了南方兩支大軍的北上。
兩天以後，徐海東十五軍團的三個師中有兩個師準備轉移，一支南下，為朱德開道，一支向西到黃河流域。大清早三點鐘軍號就吹響了，到六點鐘部隊已經出發。我本人於那天早上同兩個紅軍軍官回預旺堡，他們是去向彭德懷匯報的，我與徐海東及其參謀部人員從南門離城，跟在那大隊人馬的末尾，這隊人馬像一條灰色的長龍，蜿蜒經過一望無際的大草原，看過去沒有一個盡頭。
大軍離城秩序井然，除了不停的軍號，悄然無聲，給人一個指揮若定的印象。他們告訴我，進軍計劃好幾天以前就準備好了，路上一切情況都已經過研究，紅軍自己繪製的地圖上仔細地標出了敵軍集中的地方，警衛人員攔住了越過戰線的一切過往旅客（為了鼓勵貿易，紅軍平時是允許越境的，但在戰時或行軍時除外），現在他們在國民黨軍隊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向前挺進，後來奇襲敵軍崗哨，證明此點不假。
我在這支軍隊中沒有看到隨營的人，除了三十幾頭甘肅獵狗，它們緊緊地挨在一起，在平原上前竄後跳，追逐偶然在遠處出現的羚羊或野豬。它們高興地狂吠著，東嗅西聞，蹦蹦跳跳，顯然很樂意到戰場上去。許多戰士帶著他們餵養的動物一起走。有的繩子上拴著小猴子，有一個戰士肩上停著一隻藍灰色的鴿子；有的帶著白色的小耗子，有的帶著兔子。這是一支軍隊嗎？從戰士的年輕和長長的隊伍中傳來的歌聲來看，這倒更像是中學生的假期遠足。
出城沒有幾里路，突然下達了一個防空演習的命令。一班班的戰士離開了大路，躲到了高高的野草叢中去，戴上了他們用草做的偽裝帽，草披肩。在大路邊上多草的小土墩上支起了機槍（他們沒有高射炮），準備瞄準低飛的目標。幾分鐘之內，整條長龍就在草原上消聲匿跡了，你分不清究竟是人還是無數的草叢。路上只有騾子、駱駝、馬匹仍看得見，飛行員很可能把它們當作是普通的商隊的牲口。不過騎兵（當時在打先鋒，我看不到）得首當其衝，因為他們唯一的預防措施是就地尋找掩護，找不到就只好盡可能分散開來，但是不能下馬。空襲中無人駕馭，這些蒙古馬就無法控制，全團人馬就會陷入一片混亂。在聽到飛機嗡嗡聲時給騎兵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上馬！」
演習令人滿意，我們繼續前進。
李長林說的不錯。紅軍的好馬都在前線。他們的騎兵師是全軍的驕傲，人人都希望提拔到騎兵師去。他們騎在三千匹左右的漂亮寧夏馬上，從體格上來說是全軍最優秀的。這些快騎比華北的蒙古馬高大強壯，毛滑膘肥。大多數是從馬鴻逵和馬鴻賓那裡俘獲來的，但是有三足營的馬是將近一年前與國民黨騎兵第一軍司令何柱國將軍作戰時奪取過來的，其中一營的馬全白，一營全黑。這是紅軍第一騎兵師的核心。
紅區外面的人在紅軍進入甘肅和寧夏的時候曾經預言，回民騎兵會把他們打得潰不成軍。結果卻不然。一九三五年在陝西辦了一所騎兵學校，由德國顧問李德訓練紅軍騎兵的核心，李德是個馳騁能手，曾在俄國紅軍騎兵中服過役。不像不會騎馬的多數南方人，陝西和甘肅本地人有許多都是生來就學會騎馬的，因此從這些本地人才中很快就訓練出一支精銳的騎兵。他們在一九三六年上戰場，西北就出現了新式的騎兵戰。
回民是馳騁能手，但不善在馬上開槍或揮刀，漢民騎兵也是如此。他們的戰術是與步兵配合，疾馳前進，兩翼包抄，如果這樣還不能擊潰敵軍，就下鞍蹲地射擊，這樣就失去了機動性。李德訓練紅軍騎兵使用馬刀，這是紅軍兵工廠土製的，質地粗劣，不過足以應付需要。紅軍騎兵揮刀衝鋒，很快就聲譽卓著。在短短的一年內，打了幾場勝仗，俘獲了不少新軍馬。
我在甘肅隨紅軍騎兵騎了幾天馬，或者精確地說，隨紅軍騎兵走了幾天路。他們借給我一匹好馬，配有俘獲的西式鞍子，但是每天行軍結束時，我覺得不是馬在侍候我，而是我侍候馬。這是因為我們的營長不想讓他四條腿的寶貝過累了，要我們兩條腿的每騎一里路就要下馬牽著走三、四里路。他對待馬好像對待狄翁尼家的四胞胎１一樣，我的結論是，任何人要當這個人的騎兵得首先是個護士，而不是馬伕，甚至最好是個步行的，不是騎馬的。我對他愛護牲口表示應有的敬意——這在中國不是常見的現象——但是我很高興終於能夠脫身出來，恢復自由行動，這樣反而有的時候真的騎上了一匹馬。
我對徐海東有點抱怨這件事，我懷疑他後來要對我開一開玩笑。我要回預旺堡時，他借給我一匹寧夏好馬，壯得像頭公牛，我一生騎馬就數這次最野了。我在草原中一個大碉堡附近同十五軍團分手。我向徐海東和他的參謀人員告別。不久之後我就上了借來的坐騎，一上去之後，就如脫韁一般，看我們倆誰能活著到達預旺堡了。
這條道路五十多里，經過平原，一路平坦。這中間我們只下來走過一次，最後五里是不停地快步奔馳的，到達終點時飛跑過預旺堡大街，把我的同伴甩在遠遠的後面。在彭德懷的司令部門前我縱身下馬，檢查了一下我的坐騎，以為它一定要力竭暈倒了。可是它只輕輕喘著氣，身上只有幾滴汗珠，但除此以外，這畜牲紋絲不動，若無其事。
問題出在中國式的木鞍上，這種木鞍很窄，我無法坐下，只能雙腳夾著木鞍，走了全程，而又短又沉的鐵鐙子又使我伸不直腿，麻木得像塊木頭。我只想歇下來睡覺，卻沒有達到目的。
１當時加拿大一婦女一胎生了四個嬰孩，轟動了全世界。——譯注。
二
「紅小鬼」
一天早上，我登上預旺堡又寬又厚的黃色城牆，從上面往下看，一眼就望得到三十英尺下的地面上在進行著許多不同的、卻又單調和熟悉的工作。這彷彿把這個城市的蓋子揭開了一樣。城牆有一大段正在拆毀，這是紅軍干的唯一破壞行動。對紅軍那樣的游擊戰士來說，城牆是一種障礙物，他們盡量在開闊的地方同敵人交鋒，如果打敗了，就不固守城池消耗兵力，因為在那裡有被封鎖或殲滅的危險，而要馬上撤退，讓敵人去處於這種境地。一旦他們有充分強大的兵力可以奪回那個城池時，城牆拆了就容易一些。
在開了槍眼的雉堞上剛兜了一半，我就遇見了一隊號手——這時總算在休息，這叫我感到高興，因為他們的響亮號聲已接連不斷地響了好多天了。他們都是少年先鋒隊員，不過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來對其中一個號手談話時就採取了一種多少是父輩的態度。他穿著網球鞋、灰色短褲，戴著一頂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顆模模糊糊的紅星。但是，帽子下面那個號手可一點也不是褪色的：紅彤彤的臉，閃閃發光的明亮眼睛，這樣的一個小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軟了下來，就像遇到一個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兒一樣。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發現自己估計錯了。他可不是媽媽的小寶貝，而已經是位老紅軍了。他告訴我，他今年十五歲，四年前在南方參加了紅軍。
「四年！」我不信地叫道。「那末你參加紅軍時準是才十一歲囉？你還參加了長征？」
「不錯，」他得意揚揚有點滑稽地回答說。「我已經當了四年紅軍了。」
「你為什麼參加紅軍？」我問道。
「我的家在福建漳州附近。我平時上山砍柴，冬天就採集樹皮。我常常聽村裡的人講起紅軍。他們說紅軍幫助窮人，這叫我喜歡。我們的家很窮。一家六口，我的父母和三個哥哥，我們沒有地。收成一半以上拿來交租，所以我們老是不夠吃。冬天，我們燒樹皮湯喝，把糧食省下來作來春的種子。我總是挨餓。
「有一年，紅軍來到漳州附近。我翻過山頭，去請他們幫助我們的家，因為我們很窮。他們待我很好。他們暫時把我送到學校去讀書，我吃得很飽。幾個月以後，紅軍佔領了漳州，來到我們村子上。地主、放債的和做官的都給趕跑了。我家分到了地，用不著再繳稅繳租了。家裡的人很高興，都稱讚我。我的兩個哥哥參加了紅軍。」
「他們現在在哪裡？」
「現在？我不知道。我離開江西時，他們在福建的紅軍裡；他們和方志敏在一起。現在我可不知道了。」
「農民喜歡紅軍嗎？」
「喜歡紅軍？他們當然喜歡。紅軍分地給他們，趕走了地主、收稅的和剝削者。」（這些「紅小鬼」都有他們的馬克思主義詞彙！）
「但是說實在的，你怎麼知道他們喜歡紅軍呢？」
「他們親手替我們做了一千雙、一萬雙鞋子。婦女給我們做軍服，男子偵察敵人。每戶人家都送子弟參加我們紅軍。老百姓就是這樣待我們的！」
不用問他是不是喜歡他的同志；十三歲的孩子是不會跟著他所痛恨的軍隊走上六千英里的。
紅軍裡有許多像他一樣的少年。少年先鋒隊是由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的，據共產主義青年團書記馮文彬說，在西北蘇區一共有少年先鋒隊員約四萬名。單單在紅軍裡諒必有好幾百名：在每一個紅軍駐地都有一個少年先鋒隊「模範連」。他們都是十二歲至十七歲（照外國算法實際是十一歲至十六歲）之間的少年，他們來自中國各地。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像這個小號手一樣，熬過了從南方出發的長征的艱苦。有許多人是出征山西期間加入了紅軍。
少年先鋒隊員在紅軍裡當通訊員、勤務員、號手、偵察員、無線電報務員、挑水員、宣傳員、演員、馬伕、護士、秘書甚至教員！有一次，我看見這樣一個少年在一張大地圖前，向一班新兵講解世界地理。我生平所見到的兩個最優美的兒童舞蹈家，是一軍團劇社的少年先鋒隊員，他們是從江西長征過來的。
你可能會想，他們怎樣能經受這樣的生活。已經死掉或者被殺的，一定有不少。在西安府污穢的監獄裡，關著二百多名這樣的少年，他們是在做偵察或宣傳工作時被捕的，或者是行軍時趕不上隊伍而被抓的。但是他們的剛毅堅忍精神令人歎服，他們對紅軍的忠貞不貳、堅定如一，只有很年輕的人才能做到。
他們大多數人穿的軍服都太肥大，袖子垂到膝部，上衣幾乎拖到地面。他們說，他們每天洗手、洗臉三次，可是他們總是髒，經常流著鼻涕，他們常常用袖子揩，露著牙齒笑。雖然這樣，但世界是他們的：他們吃得飽，每人有一條毯子，當頭頭的甚至有手槍，他們有紅領章，戴著大一號甚至大兩號的帽子，帽簷軟垂，但上面綴著紅星。他們的來歷往往弄不清楚：許多人記不清自己的父母是誰，許多人是逃出來的學徒，有些曾經做過奴婢，大多數是從人口多、生活困難的人家來的，他們全都是自己做主參加紅軍的。有時，有成群的少年逃去當紅軍。
他們英勇的故事流傳很多。他們並沒有得到或者要求作為小孩照顧，許多人實際參加了作戰。據說在江西，紅軍主力撤離以後，許許多多少年先鋒隊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同成年游擊隊員並肩作戰，並且甚至跟敵人拚刺刀——因此白軍士兵笑著說，他們能夠抓住他們的刺刀，把他們拖下壕溝，他實在太小太輕了。在蔣介石的江西共匪感化院裡，許多被俘的「紅軍」是十歲至十五歲的少年。
少先隊員喜歡紅軍，大概是因為在紅軍中，他們生平第一次受到人的待遇。他們吃住都像人；他們似乎每樣事情都參加；他們認為自己跟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們當中有誰挨過打或受欺侮。他們做通訊員和勤務員當然「受到剝削」（許多命令從上而下最後傳到一些少先隊員，這是使人驚奇的事情），但他們也有自己的活動自由，有自己的組織保護他們。他們學會了體育運動，他們受到初步的教育，而且他們對簡單的馬克思主義口號有了一種信仰——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口號對他們來說只是意味著幫助他們開槍打地主和師傅。顯然，這比在師傅的工作台旁邊一天工作十四個小時，侍候師傅吃飯，倒他「媽的」夜壺要好。
我記得在甘肅碰到的這樣一個逃跑的學徒，他的綽號叫山西娃娃。他被賣給山西洪洞縣附近一個鎮上的一家店舖，紅軍到來時，他同另外三個學徒偷偷爬過城牆，參加了紅軍。他是怎樣認為自己屬於紅軍一邊的，我可不知道，但顯而易見，閻錫山的一切反共宣傳，他的長輩的一切警告，已產生了同他們的原意相反的效果。他是一個圓滾滾的胖孩子，長著一張娃娃臉，只有十二歲，但已經很能照顧自己，這在他越過晉陝邊境進入甘肅的行軍中得到了證明。我問他為什麼當紅軍，他回答說：「紅軍替窮人打仗。紅軍是抗日的。為甚麼不要當紅軍呢？」
又有一次，我碰到一個十五歲的瘦少年，他是在甘肅河連灣附近的一所醫院裡工作的少年先鋒隊和共青團的頭頭。他的家在興國，那是紅軍在江西的模範縣，他說他有一個兄弟還在那裡的游擊隊裡，他的姊姊是護士。他不曉得他家裡的人怎麼樣了。是的，他們都喜歡紅軍。為什麼？因為他們「都懂得紅軍是我們自己的軍隊——為無產階級作戰」。我不知道向西北的長途中跋涉在他年輕的腦海裡留下甚麼印象，但是我沒有能夠弄清楚，對這個一本正經的少年來說，這整個事情是一件小事，只是徒步走過兩倍於美國寬度的距離的小事情。
「很苦吧，嗯？」我試著問道。
「不苦，不苦。有同志們和你在一起，行軍是不苦的。我們革命青年不能想到事情是不是困難或辛苦；我們只能想到我們面前的任務。如果要走一萬里，我們就走一萬里，如果要走二萬里，我們就走二萬里！」
「那末你喜歡甘肅嗎？它比江西好還是比江西壞？南方的生活是不是好一些？」
「江西好。甘肅也好。有革命的地方就是好地方。我們吃甚麼，睡在哪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革命。」
千篇一律的回答，我心裡想，這個年輕人從某個紅軍宣傳員那裡把答話學得很好。第二天，在紅軍士兵的一個大規模集會上，我十分驚奇地發現他是主要講話的人之一，他自己就是個「宣傳員」。他們告訴我，他是軍隊裡最好的演說家之一，而在這次大會上，他對當前的政治形勢，以及紅軍要停止內戰並同一切抗日軍隊成立「統一戰線」的理由，作了一番很簡單而又充分的說明。
我遇見一個十四歲的少年，他曾經是上海一家機器廠的學徒，他同三位同伴歷盡各種危險，到了西北。我見到他時，他是保安無線電學校的學生。我問他是否惦記上海，可是他說不惦記，他在上海沒有什麼牽掛，而他在那裡有過的唯一樂趣是望著商店櫥窗裡的美味食品——這他當然買不起。
但我最喜歡的是保安一個當外交部交通處處長李克農通訊員的「小鬼」。他是一個約十三、四歲的山西少年，我不曉得他是怎樣參加紅軍的。他是少年先鋒隊中的「花花公子」，對於自己的那個角色，態度極其認真。他不知從哪裡弄到一條軍官皮帶，穿著一套整潔合身的小軍服，帽簷什麼時候發軟了，總是襯上新的硬板紙。在他的洗得很乾淨的上衣領口裡面，總是襯著一條白布，露出一點。他無疑是全城最漂亮整齊的士兵。毛澤東在他旁邊也顯得像一個江湖流浪漢。
由於他父母缺少考慮，這個娃娃的名字恰巧叫做向季邦（譯音）。這個名字本來沒有什麼不對，只是「季邦」聽起來十分像「雞巴」，因此別人就老是叫他「雞巴」，這給他帶來無盡的恥辱。有一天，季邦到外交部我的小房間來。帶著他一貫的莊重神色，喀嚓一聲立正，向我行了一個我在紅區所看到的最普魯士式的敬禮，稱我為「斯諾同志」。接著，他吐露了他小小心靈裡的一些不安來。他是要向我說清楚，他的名字不是「雞巴」而是「季邦」，兩者是完全不同的。他在一張紙上細心地寫下他的名字，把它放在我面前。
我驚奇之下極其嚴肅地回答他，說我只叫他「季邦」，從來沒有叫過他別的名字，而且也不想叫他別的名字。我以為他要我選擇軍刀還是手槍來進行決鬥呢。
但是他謝了我，莊重地鞠了一躬，又向我行了那個十分可笑的敬禮。「我希望得到保證，」他說，「你替外國報紙寫到我時，可不能寫錯我的名字。要是外國同志以為有一個紅軍士兵名叫『雞巴』，那是會給他們留下一個壞印象的！」在那個時候以前，我根本沒有想把季邦寫進這部不平常的書裡來的，但經他這樣一說，我在這件事情上別無選擇，他就走了進來同蔣總司令並排站立在一起了，儘管有失歷史的尊嚴。
在蘇區，少年先鋒隊員的任務之一，是在後方檢查過路旅客，看他們有沒有路條。他們十分堅決地執行這項任務，把沒有路條的旅客帶到當地蘇維埃去盤問。彭德懷告訴我，有一次被幾個少年隊員喝令站住，要看他的路條，否則就要逮捕他。
「但是我就是彭德懷，」他說。「這些路條都是我開的。」
「你是朱總司令我們也不管，」小鬼們不信說。「你得有個路條。」他們叫人來增援，於是有幾個孩子從田里跑來。
彭德懷只好寫了路條，簽了字，交給他們，才能夠繼續上路。
總的說來，紅色中國中有一件事情，是很難找出有什麼不對的，那就是「小鬼」。他們精神極好。我覺得，大人看到了他們，就往往會忘掉自己的悲觀情緒，想到自己正是為這些少年的將來而戰鬥，就會感到鼓舞。他們總是愉快而樂觀，不管整天行軍的疲乏，一碰到人問他們好不好就回答「好！」他們耐心、勤勞、聰明、努力學習，因此看到他們，就會使你感到中國不是沒有希望的，就會感到任何國家有 了青少年就不會沒有希望。在少年先鋒隊員身上寄托著中國的將來。只要這些少年能夠得到解放，得到發展，得到啟發，在建設新世界中得到起應有的作用的機會。我這樣說聽起來大概好像是在說教，但是看到這些英勇的年輕人。沒有人能不感到中國的人並不是生來腐敗的，而是在品格上有著無限發展前途。
三
實踐中的統一戰線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我在寧夏、甘肅前線的時候，彭德懷部下的軍隊開始一邊向黃河西移，一邊向西安蘭州公路南移，以便同北上的朱德的部隊建立聯繫，這一行動後來在十月底出色完成，會師後的兩支大軍佔領了西安蘭州公路以北的甘肅北部幾乎全部地方。
但是紅軍現在既然為了「迫使」國民黨抗日，決心要同國民黨覓求妥協辦法，因此日益變成了一支政治宣傳隊，而不是一支一心要想用武力奪取政權的軍隊了。黨發下了新的指示，要求部隊在今後行動中遵守「統一戰線策略」。什麼是「統一戰線策略」？也許在這個期間軍隊活動的逐日的記載可以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
包頭水（譯音）九月一日。離一方面軍司令部預旺堡，步行約四十里，指揮員彭德懷一邊與騾夫說笑話，一邊和大家鬧著玩。所到之處頗多山。彭德懷司令部在此小村中一個回民老鄉家中過夜。
牆上馬上掛起地圖，電台開始工作。電報來了。彭德懷休息的時候，請回民老鄉進來，向他們解釋紅軍的政策。一個老太太坐著同他幾乎聊了兩個小時，數說自己的苦處。這時紅軍的一支收穫隊走過，去收割逃亡地主的莊稼，由於他逃走，他的土地就被當作「漢奸」的沒收充公。另一隊人給派去守護和打掃本地的清真寺。同農民的關係似乎很好。本縣在共產黨統治下已有好幾個月，不用繳稅，一星期前本縣農民派了一個代表團向彭德懷送來了六大車的糧食和輜重，對免稅表示感謝。昨天有幾個農民送了彭德懷一張漂亮的木床，使他感到很高興。他把它轉送了本地的阿訇。
李周溝（譯音）九月二日。清晨四時上路。彭德懷早已起身。遇到十個農民，他們是隨軍從預旺堡來幫助抬傷兵回醫院的。他們自告奮勇這樣做，是為了要打馬鴻逵，他們痛恨他，因為他強征他們兒子去當兵。一架南京轟炸機在頭上飛過，偵見我們，我們四散找掩護，全軍都躲了起來。飛機繞了兩圈，扔了一個炸彈——照紅軍說是「扔了一個鐵彈」，或者「掉了一些鳥糞」——然後掃射馬匹，又飛到前面去轟炸先鋒部隊了。有個戰士找掩護慢了，大腿受了傷——一處輕傷——經包紮後繼續上路，不用 攙扶。
我們要在這個小村過夜，從這裡望去，什麼都看不見。有一團敵軍守在附近一個堡壘裡，十五軍團派了部隊去攻打。
從預旺堡發來的無線電消息說，今晨有敵機空襲該城，扔了十顆炸彈，死傷農民若干，戰士無傷。
碉堡子（譯音）九月三日。離李周溝，一路上許多農民出來，給戰士送來白茶——即熱水，這是這一帶最愛喝的飲料。伊斯蘭教老師來向彭德懷告別，感謝他保護學校。走近碉堡子（現在已到預旺堡以西一百里的地方）的時候，馬鴻逵的一些騎兵從一個孤立的陣地撤出來，衝進我們的後方，距離只有幾百碼。聶參謀長派司令部的一隊騎兵去追逐，他們急馳而去，揚起一陣塵土。紅軍一隊馱獸遭到襲擊，又派一隊人去奪回騾子和物資。運輸隊完整無損在回來了。
今天晚上佈告牌上貼了一些有趣的消息。李旺堡已被圍，在那裡附近的一個碉堡，一顆迫擊炮彈落了下來，幾乎命中徐海東的司令部。死了一名少先隊員，傷了三名戰士。在附近另一地方，一名白軍排長在偵察紅軍陣地時被突擊隊活捉。他受了輕傷，被送到司令部來。彭德懷在無線電裡大發脾氣，因為讓他受了傷。「不是統一戰線的策略，」他說。「一個口號抵得上十顆子彈。」他向參謀人員講了一通統一戰線和如何付諸實踐的道理。
農民們在路上賣水果和西瓜，紅軍買東西都付錢。一個年輕戰士同一個農民討價還價半天，最後把一隻心愛的兔子換了三隻西瓜。吃了西瓜以後，他很不高興，要把兔子還給他！
電話傳來一個報告說，有一團敵軍已被（一軍團）二師包圍。向敵軍致了高喊歡迎的友好口號和吹軍號的「敬禮」。因為他們沒有吃的，紅軍送去了二百頭羊，附去一信解釋紅軍的政策。白軍答應下午答覆。紅軍在信中提出了統一戰線綱領，雙方講和，如果對方後撤就不開槍追擊。兩點鐘時這一團兵（他們是馬鴻逵的部下）後撤了。彭德懷高興地說，「這是統一戰線鬥爭中的勝利一步。」但還是有一些紅軍對他們開了槍，不過這似乎是極少數的「個人主義者」。他們不明白為什麼要眼看這些快到手的武器白白丟了。他們為此遭到了嚴厲的批評，又給他們上了幾課，講統一戰線的道理。有些戰士不懂這個道理，要想俘虜白軍，但是不許他們這樣做。這次紅軍本來還可以俘獲一隊騎兵的，但是奉令不得如此。
一般戰士反對統一戰線綱領的這個傾向，今晚由彭德懷和政治部加以討論。他們覺得「必須進行更多的教育工作」。
另外一條消息：在馬良湖（音譯），有一批敵軍越過戰線到紅軍這邊來參加群眾抗日大會。他們沒有帶槍，應紅軍之邀由團長帶領前來聽講話。該團長說，「至於日本人，我們是準備打的。問題是怎麼打。」他告訴紅軍說，他的團裡和馬鴻逵部下的每一個團裡，不論是漢民團還是回民團，都至少有三個法西斯（藍衣社）特務，因此要進行合作必須保密。
徐海東騎了他的大騾子來和彭德懷、左權（一軍團司令）開會。會後他講了一個十五軍團「小鬼」的故事，他是前線的通信員。他奉令去送信，路上得繞過敵軍佔領的一個碉堡。他不走山路，有意走直通敵軍碉堡槍口的大路。白軍一見到他就派一隊騎兵來追他，但他有一匹快馬，又不用鞍子，把他們甩得遠遠的掉在後面。徐海東抱怨道，「他總是這樣，但是他是前線最好的通信員。」
彭德懷開了一隻大西瓜慶祝今天的好消息。這裡的西瓜又便宜又好吃。
碉堡子九月四——五日。（政治部的）劉曉現在李旺堡附近的回民中工作。今天他發回一份那裡最近情況的報告。馬鴻逵部有一個團要求紅軍回民團派個回民去同他們談話。馬鴻逵的團長不願見紅軍代表，但同意他同他的部下談話。
王（紅軍回民代表）回來後報告說，他在部隊營房裡到處看到共產黨的傳單。他說他同他們談了幾小時後，他們越發有興趣了，最後團長也來聽，但是又怕了起來，想把他捉起來。戰士們提出了抗議，這才派人把他送回紅軍方面來。該團寫了一封信，答覆王從劉曉那裡帶去的信。他們說，他們不會後撤，因為他們奉命守衛這個地方，因此必須守住；他們願意合作抗日，但紅軍必須同他們師長談判；如果紅軍不打他們，他們也不打紅軍；又說紅軍送去的信和小冊子都在戰士中間散發了。
今天有兩架飛機轟炸了這裡附近的一隊紅軍騎兵。人畜無傷，但有一顆炸彈炸掉了村中清真寺一角，死了三個照顧寺院的老回民。這不會增加本地人對南京的愛戴。
碉堡子九月六日。今天休整。一軍團的指揮員們全在彭德懷司令部吃西瓜，戰士們休息，自己打球吃西瓜。彭德懷開了連以上指揮員會議，這是一堂政治報告。他們讓我參加。彭德懷講話摘要如下：
「我們調到這些地方的原因，首先是擴大和發展我們的蘇區；第二是配合二、四方面軍（在甘南）的調動和前進；第三是消除馬鴻逵和馬鴻賓在這些地方的影響，同他們的部隊直接形成統一戰線。
「我們必須擴大這裡的統一戰線基礎。我們必須對現在表示同情的白軍指揮員發生決定性的影響，堅決地把他們爭取到我們這邊來。我們現在同他們許多人都有了很好的聯繫；我們必須繼續工作，通過寫信，通過報紙，通過派代表，通過秘密會社，等等。
「我們必須盡快解放這裡的回民群眾，把他們組織起來後馬上就武裝他們，讓他們組織自己的代議制政府，這樣及早組成一支回民抗日軍。
「我們必須加強自己部隊的教育工作。最近有好幾個例子說明我們的人違反統一戰線政策，對我們允許撤退的軍隊開火。還有一些例子是我們的戰士不願交還繳獲的步槍，說了幾次才交出來。這不是違反紀律問題，而是不信任指揮員的命令，說明這些戰士不充分瞭解這樣做的原因，有些戰士甚至攻擊他們的領導發出『反革命命令』。有個連長收到白軍指揮員一封信，看也不看就撕掉了，還說什麼『這些白軍都一樣』。這說明我們必須更加深入地教育戰士。我們第一次講話沒有把我們的立場向他們說清楚。我們要請他們提意見，在經過徹底討論和解釋後根據他們認為必要的那樣改正我們的政策。我們必須使他們感到，統一戰線政策不是騙白軍的詭計，而是一種根本方針，符合黨的決定。
「在江西，蔣介石對我們和我們的政策散佈了許多惡毒的謠言，由於他的封鎖，使我們不能對我們蘇區以外的中國人民進行駁斥。現在他的法西斯黨徒在這裡對我們散佈謠言，把中日資源作一對比，這樣來攻擊我們的抗日政策。蔣介石扣壓真實情況，他也不提中國的反帝運動不是孤立的，有蘇聯和日本本國的無產階級這樣的朋友。我們必須讓敵軍明白瞭解抗日運動的基礎，拆穿法西斯分子的這些謊言。
「在東征[山西]以後，我們有許多同志到甘肅寧夏這裡來，他們感到失望，因為對比之下，我們在那裡受到很大歡迎。他們感到灰心，因為這裡農村很窮，人民政治熱情很低。別灰心喪氣！努力工作！這些人民也是兄弟，會像別人一樣有反應的。我們一個機會也不能錯過，要說服白軍和回族農民。我們工作還不夠努力。
「至於群眾，我們必須鼓勵他們帶頭參加一切革命行動。我們自己不要去碰回民地主，但是要讓人民知道，他們有權那樣做，我們要保護他們那樣做的群眾團體。這是他們的革命權利，這是他們的勞動果實，理應歸他們所有。我們必須加緊努力提高群眾政治覺悟。要記住，他們至今為止除了民族仇恨以外沒有別的政治覺悟。我們必須喚起他們的愛國心。我們必須加強在哥老會和其他秘密會社中的工作，使他們成為抗日統一戰線的積極盟友，不只是消極盟友。我們必須加強同阿訇的良好關係，鼓勵他們在抗日運動中起領導作用。我們必須把每個回民青年都組織起來，加強革命政權的基礎。」
彭德懷發言以後，一軍團和十五軍團的兩個政委作了長篇的批評發言。他們兩人都檢查了在「統一戰線教育工作」方面的情況，提出了改進意見。所有的指揮員都做了大量筆記，後來又舉行了長時間的辯論，爭論一直到吃晚飯時候。彭德懷最後建議兩個軍團各擴充五百新兵，這得到附議後，一致通過。
晚飯後一軍團劇社演出新戲，以上星期經驗為素材。它用發噱的方式表現了指戰員們在執行新政策過程中所犯的錯誤。有一場戲是一個指揮員和一個戰士發生了爭論；另一場戲是兩個指揮員之間的爭論；還有一場是一個連指揮員把白軍的信撕掉了。
第二幕戲中，大多數錯誤都改正過來，紅軍和抗日回民軍隊並肩前進，一同歌唱，一同對日本人和國民黨作戰。文娛部門的配合工作快得出奇。
有一個消息傳來說，[國民黨軍隊駐守的]李旺 堡遭到南京飛機的猛轟。顯然飛行員以為他們的軍隊已經撤走，因為四周到處是紅軍。轟炸時回民戰士逃出來躲在山上的窯洞裡，但紅軍沒有對他們開槍。彭德懷說，在江西也常常發生這種現象，有時整個市鎮，整批民團或南京軍隊被蔣介石自己的飛機炸光，飛行員還以為是在炸紅軍。
先鋒部隊還沒有到海原，但在繼續挺進之前已清除了幾個敵軍陣地。這些陣地在李旺堡和馬良湖。整個固原山谷和固原以西先要蘇維埃化。現在紅軍進入一個完全是回民的區域，要到靖遠的黃河流域後才再進入漢民聚居的區域。
明天我要回保安了。
在後來的一個月中，中國每個共產黨員的注意力都要焦急地集中到一系列的軍事調動上面，這是蘇區歷史上的第一次，紅軍全部主力最後終於在一個廣大的地區中會師和集中起來。我們在這裡就有必要介紹一下這次從南方來的第二次大行軍的領導——介紹一下「中華全國」紅軍總司令朱德，他在西藏的冰天雪地中度過了一個嚴冬以後，現在終於率領二、四方面軍傾師進入西北，其氣勢之猛和成功之大是大家所意想不到的。
四
關於朱德（上）
不像莎士比亞，孔夫子認為名字具有頭等重要性。至少在朱德這個名字上是這樣。這個名字叫起來很響亮，英文裡應拼作Ju Deh，因為發音是如此。這個名字很貼切，因為這個名字由於在文字上的奇異巧合，在中文中的兩個字正好是「紅色的品德」的意思，雖然當他在邊遠的四川省儀隴縣誕生後他的慈親給他起這個名字時，是無法預見這個名字日後具有的政治意義的。無法預見這樣的事，否則他們早就會嚇得把他改名了。
在南方的這些年月裡，朱德指揮全軍，打了幾百次小仗，幾十次大仗，經歷了敵人的五次大圍剿，在最後一次中，他面對的敵人，其技術上的進攻力量（包括重炮、飛機和機械化部隊）估計超過他自己的部隊八倍至九倍，資源超過他許多許多倍。不論如何估計他的勝敗，必須承認，就戰術的獨創性、部隊的機動性和作戰的多樣性而言，他再三證明自己勝過派來打他的任何一個將領，而且無疑建立了中國革命化軍隊在游擊戰中的不可輕侮的戰鬥力。紅軍在南方所犯的重大錯誤是戰略上的錯誤，對此，政治領導人必須負主要的責任。但是即使有這種錯誤也很少疑問，要是紅軍能夠在第五次圍剿中哪怕以大致相當的條件與敵軍對壘，結果就會造成南京的慘敗——德國顧問也沒有用。
從純粹軍事戰略和戰術上處理一支大軍撤退來說，中國沒有見到過任何可以與朱德統率長征的傑出領導相比的情況，這在前文已有描述。他部下的軍隊在西藏的冰天雪地之中，經受了整整一個嚴冬的圍困和艱難，除了犛牛肉以外沒有別的吃的，而仍能保持萬眾一心，這必須歸因於純屬領導人物的個人魅力，還有那鼓舞部下具有為一個事業英勇犧牲的忠貞不貳精神的罕見人品。至少我個人是不可能想像蔣介石、白崇禧、寧哲元或者中國任何其他一個國民黨將領能夠在這樣的條件下保全一支軍隊的，更不用說還能夠在這樣的考驗結束時真的做到捲土重來，發動一場大進攻，在敵軍為了防止它突破而從從容容地構築了好幾個月的防線上，打入了一個楔子。我走馬西北的時候，朱德在做的正是這樣一件事。
難怪中國民間流傳他有各種各樣神奇的本領：四面八方能夠看到百里以外，能夠上天飛行，精通道教法術，諸如在敵人面前呼風喚雨。迷信的人相信他刀槍不入，不是無數的槍炮彈藥都沒有能打死他嗎？也有人說他有死而復活的能力，國民黨不是一再宣佈他已死亡，還詳詳細細地描述了他死去的情況嗎？在中國，許許多多的人都知道朱德的大名，有的把他看成是危險的威脅，有的把他看成是希望的明星，這就看每個人的生活地位了，但是不論對誰來說，這是這十年歷史中不可磨滅的名字。
但是大家都告訴我，朱德貌不驚人——一個沉默謙虛、說話輕聲、有點飽經滄桑的人，眼睛很大（「眼光非常和藹」這是大家常用的話），身材不高，但很結實，胳膊和雙腿都像鐵打的一樣。他已年過半百，也許已有五十三、四歲，究竟多大，誰也不知道——但是李長林笑著告訴我，就他所記得而言，他每次總說五十六了。這好像是他愛說的一個小小的笑話。李長林認為，他同現在這位夫人結婚後就不再記年齡了。這位夫人是個骨骼粗壯的農村姑娘，槍法高明，騎術高超，自己領導過一支游擊隊，把受傷戰士背在身上，大手大足像個男人，身體壯實，作戰勇敢。
朱德愛護他的部下是天下聞名的。自從擔任全軍統帥以後，他的生活和穿著都跟普通士兵一樣，同甘共苦，早期常常赤腳走路，整整一個冬天以南瓜充飢，另外一個冬天則以犛牛肉當飯，從來不叫苦，很少生病。他們說，他喜歡在營地裡轉，同弟兄們坐在一起，講故事，同他們一起打球。他乒乓球打得很好，籃球打個「不厭」。軍隊裡任何一個戰士都可以直接向總司令告狀——而且也常常這樣做。朱德向弟兄們講話往往脫下他的帽子。在長征途中，他把馬讓給走累了的同志騎，自己卻大部分步行，似乎不知疲倦。
「我認為他的基本特點就是天性極端溫和，」當別人請他的妻子康克清談一談她認為她的丈夫有什麼與眾不同的性格時，她說道：「其次，他對一切大小事情都十分負責。第三，他喜歡跟一般戰鬥員生活打成一片，經常和他們談話。
「朱德對弟兄們說話非常樸實，他們都能聽得懂。有時要是他不十分忙，就幫助農民們種莊稼。他常常從山下挑糧食到山上。他非常強健，什麼東西都能吃，除了大量辣椒，沒有什麼特別愛吃的東西，因為他是四川人。他晚上非到十一、二點鐘不睡，早晨總是五、六點鐘起床。
「他喜歡運動，但是也喜歡讀書。他仔細訂出讀書計劃，熟讀政治、經濟的書籍。他也喜歡跟朋友們談天，有時也開開玩笑，雖然並不像毛澤東那樣幽默。他一般沒有脾氣，我從沒有跟他吵過嘴，但他在戰鬥中卻要發怒。打仗時朱德總是在前線指揮，但沒有受過傷。」
我沒有會見朱德的好運氣，因為當他到達陝北的時候，我已經離開了。幸運的是朱德馬上就被全世界作家所注意，我現在竟有機緣得到一些最近的材料。「西安事變」以後，就有人到蘇區去訪問，韋爾斯女士是第二個會見中國紅軍領袖的外國人，康克清上面這番話就是對她說的。下面簡述的朱德自傳，是朱德親口對韋爾斯女士說的，這改正了過去許多不確的記載。它裡邊沒有富有戲劇性的敘述，這對於朱德是不公平的。正如韋爾斯女士所說，「朱德決不會寫出一部自傳，因為他以為自己個人不能離開他的工作而存在。」但作為他的生涯的真實記載，下面的自傳仍有無限的價值。
朱德這樣敘述他一生的經歷：
「我於一八八六年生在四川儀隴縣一個叫馬鞍場的村子裡。我家是窮苦的佃農。為著一家二十口的生活，我們租了二十畝田。我六歲時，進了一個丁姓地主的私塾。他要我繳學費，而且待我很壞，好像這是慈善事業似的。我在家裡吃飯睡覺，每天走三里路上學。放學後，我干各種活，如挑水、看牛等等。我在這傢俬塾裡讀了三年書。
「後來在地主的壓迫下，我們這個大家庭無法再過下去了，為了經濟上的原因分了家。我被過繼給一個伯父，到大灣去跟他同住。我自己的父親待我很壞，但這個伯父卻受我如同親生兒子一樣，送我上學念了六、七年古書。全家只有我一個人受教育，因此我一面讀書，一面又不得不干各種活。
「我在一九五年考過科舉，在一九六年到了順慶縣，在一個高等小學裡讀六個月書，又在一個中學裡讀六個月。一九七年，我到成都，在一個體育學校裡讀一年書，後來回到故鄉儀隴縣，在本縣高等小學裡教體操。一九九年，我到雲南的省會雲南府，進了雲南講武堂，直到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發生後才離校。我的志願總是想做個軍人，而這個講武堂恐怕是當時中國最進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學生很嚴格，我竟被錄取，因此感到非常高興。
「我一向崇拜現代科學，覺得中國需要一個產業革命。我小的時候，太平天國的故事給我很大影響，這是織布匠和別的走村串寨的手藝工人講給我聽的。他們在當時是新聞的傳播者。由於有革命的傾向，一九九年我進講武堂不到幾星期，就加入了孫中山的同盟會。
「一九一一年，我當時是個連長，我隨有名的雲南都督蔡鍔率領的滇軍參加推翻清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十月十日在武昌開始的，二十天後，雲南也舉行了起義。我在同年被派往四川，與清朝總督趙爾豐作戰。我們打敗了趙爾豐，次年四、五月間回到雲南。一九一二年下半年，我被任為雲南講武堂學生隊長，在校裡教授戰術學、野戰術、射擊術和步槍實習。
「一九一三年，我被任為蔡鍔部下的營長，在法屬印度支那邊界駐紮了兩年。一九一五年，我升為團長，被派往四川跟袁世凱的軍隊作戰。打了六個月仗，我們獲得勝利。我升為旅長，部隊駐紮在四川南部長江上的敘府、瀘州一帶。我的部隊是第七師的精銳第十三混成旅（後改為第七混成旅），當時稍有聲譽。不過我們遭受重大損失，在戰爭中半旅以上被消滅了。我在這一帶地方駐紮了五年，不斷地跟聽命於北京段祺瑞政府的反動軍隊作戰。
「到一才二年底，我回到雲南府，打反動的唐繼堯，這時蔡鍔已經死了。蔡鍔是南方最進步的共和派青年領袖之一，他給我很大的影響。一九一五年袁世凱陰謀稱帝，蔡鍔首先為保衛民國而獨樹反幟。
四
關於朱德（下）
「一九二一年從九月到十月，我任雲南省警察廳長。唐繼堯捲土重來，追我追了二十天，我終於帶一連人逃出來。另外一位同志也帶領一連人，跟我一起逃走，但他被唐繼堯捉住，拷打致死。我帶領一連難兵到了西康，所走的路線正是一九三五年紅軍長征的路線。我們渡過金沙江，到打箭爐附近的雅州，在會理州停留一下，然後進了四川。我先到嘉定去，後來又到重慶，受到督軍劉湘和重慶警備司令楊森的招待，一九二二年六月同他們一起看了龍船會。這兩個四川軍閥，紅軍後來當然打過他們。但在那時，劉湘並沒有懸賞要取我的首級，卻急於要給我一個師長的位置，我謝絕了，因為我已決定尋找共產黨，為自己尋找新的革命道路。劉湘所以要我為他效勞，是因為我的特殊戰術已經出名，使人害怕。我用來對付反動派軍隊頗具成效的戰術，是我駐在印度支那邊界時跟蠻子部落和土匪作戰的經驗得來的機動游擊戰術。我跟部隊的逃兵、流竄的匪幫作戰，從這些艱苦經驗中學習到的東西特別有價值。當然我把這種游擊經驗同從書本和學校學到的知識結合起來。
「我的帶兵的特殊戰術是這樣的：我自己體格很強壯，能跟弟兄們共同生活，跟他們密切接觸，因而獲得他們的信任。每次作戰不管大小，我事前總要查勘地形，精密計劃一切。我的主要戰術一般都很成功，因為我細心處理一切，親自領導部隊。我總是要堅持要從一切角度對敵人的陣地有清楚的瞭解。我跟民眾一般也保持很好的關係，這給我不少幫助。蔡鍔以其指揮戰術著稱，他教我許多東西。那時滇軍是新式軍隊，有德國步槍作為武裝。我以為對指戰員都很重要的另一個因素，是對政治形勢的瞭解。有了這種瞭解，他們才能有堅決地為主義而戰的士氣。此外就是經驗——你仗打得越多，越能掌握局面。
「我在四川離開劉湘以後，就搭長江輪順流而下，到上海尋找共產黨。這時，中國已回到軍閥的封建時期，前途實在黑暗，我很苦悶。我在四川當軍官的最後一年，即一九二年，我染上了吸鴉片的惡習。但在一九二年底回到雲南時，在從唐繼堯手中逃脫出來前，我買了一些戒煙的藥品，一九二一年我向西康作第一次『長征』時，實行戒煙，在到上海的船上，繼續戒煙。到上海時，差不多已經戒脫了這個惡習，在上海廣慈醫院住了一星期，我完全戒絕了煙癮。
「我在一九二二年離開四川去尋找中國共產黨的時候，一點也不知道怎樣同黨發生關係，只是決心要同它取得不管是什麼的聯繫。事實上，黨剛在幾個月前才組織起來，這是我後來知道的。我對於共產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興趣，是在我自己閱讀有關俄國革命的書籍後引起的。對我的其他影響只有跟法國留學生的幾次談話。我駐在四川的時候，凡是我能夠找到的關於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的書籍，我都讀了。在這以前，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保衛民國和在中國實現孫中山的民主政治的戰鬥上。但一九一一年革命的失敗和後來全國陷入勞民傷財的軍閥混戰，使我大失所望。我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更進一步，必須象俄國革命一樣徹底，俄國革命的不斷勝利，給了我以希望。
「我在上海找不到共產黨的蹤跡，因此我到北京去繼續尋找。當時孫中山的機關報《民報》的主筆孫炳文也跟我同去尋找共產黨。然而在北京我運氣也不好，仍找不到共產黨員，我又回到上海，這樣，在一九二二年這一年，我從南方跑到北方，又回到南方，像一匹脫韁的馬。北京給我的主要印象是國會的腐敗和滑稽可笑。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又碰到許多學生，我跟其中有些一同旅行，他們的活動給我很好的印象。
「回到上海後，我碰到孫中山、汪精衛、胡漢民和其他國民黨領袖。孫中山給我的印象是一個非常誠懇、堅毅、聰慧的領袖。他要我去打陳炯明，我沒有答應。他又要我到美國去，但我卻要到德國去研究軍事學，親眼看看世界大戰的結果。我在九月間搭船赴歐，經過新加坡和馬賽，到了巴黎，我拍了一張從埃斐爾鐵塔俯瞰巴黎全景的照片，感到很得意。
「在柏林，我碰到周恩來[現在是紅軍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和別的同志們。我終於在柏林找到了中國共產黨！我在一九二二年十月間到達柏林，那時年紀三十六歲左右。我一找到共產黨，當場立刻加入，這是一九二二年十月間的事。
「我在柏林住了一年，學習德文，然後到哥丁根進了一所大學，修了兩學期社會科學——一半是掩護我繼續呆在德國。我在德國的時期內，經常做黨的工作。一九二四年，我們在柏林組織了一個國民黨支部。中國青年黨是國家主義的政黨，當時學生分裂成兩個陣營。我同時主編一個油印的《政治週報》。後來在中國組織第三黨的鄧演達當時也在那裡。我出席世界學生大會，在一九二五年，因與臧戈夫案件有關，被德國憲警拘捕，臧戈夫是保加利亞的一個反動派，有人在一個大教堂裡要炸他。許多人因而被捕，共三十名，內有三、四個中國人。這是我第一次被人逮捕，不過只有二十八小時。一九二五年，我在柏林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被捕，那是為了參加共產黨為聲援五卅運動而召開的大會。這第二次被捕的結果只拘留了三十小時。所以我為革命坐牢的紀錄恐怕並不怎樣驚人——一共不過五十八小時。那時候，我跟許多在德國的印度人一同工作。許多國家的學生出席學生大會，我結識不少朋友。我終於由於這些活動而被逐出德國，我遂環遊歐洲，到了蘇聯，到一九二六年才回國。
「回國後，我從上海到漢口，再到四川萬縣。黨命令我去領導四川的軍事運動，到楊森的軍隊裡做宣傳鼓動工作，因為楊森是我的好朋友。這些軍隊是吳佩孚的舊部，楊森是吳佩孚所任命的，他們反對國民黨的北伐。然而我終於把他們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我當二十軍政治部主任，兼任國民黨黨代表，或稱政委，但未擔任軍職。一九二七年，因楊森態度依舊動搖不定，他的軍隊表面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實際上依然跟北方的敵人有聯絡，湖南的唐生智奉令率領國民黨軍隊去打楊森。我在這時離開萬縣，到了江西。
「一九二七年一月間，我加入南昌朱培德的軍隊，被任命為南昌軍校校長，兼南昌公安局長，這兩個職位我一直擔任到南昌八一起義。我參加組織這次起義，它是在我這個公安局長保護下策劃的。起義後我被選舉為起事中組成的新九軍副軍長，該軍約有三千人。國民黨第十一軍、第四軍和第二十軍也參加了起義。
「當時，我跟周恩來、賀龍、張國燾、劉伯承、林伯渠、林彪、徐特立、葉挺等革命同志們一同工作。毛澤東那時不在南昌，我到後來才見到他。
「我接著率領隊伍到了廣東海陸豐附近的東江，我是革命軍右翼司令。我進攻梅縣的三河壩，葉挺、賀龍進攻潮汕和汕頭。我們在這些區域同時失敗後，我退到福建，然後到江西、湖南。到那時，我第九軍大部分弟兄已經犧牲了。我只有一千二百個弟兄，其中還有許多從賀龍、葉挺的部隊退下來的散兵。
「我接著參加組織一九二七年湘南起義。我們改名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舉起紅旗，上有錘子、鐮刀與紅星。在湘南起義中，我們第一次在我們旗上用了紅星。六個月後，一九二八年五月，我到了江西的井岡山，隊伍增到一萬人。我們在井岡山下不久就要建立最初根據地，我在這裡第一次會見毛澤東。這是一件非常令人興奮和愉快的事。
「在湘南起義以前，毛澤東的部隊在一九二七年冬季就上了井岡山。當我退出廣東東江後，他派他的兄弟毛澤潭來和我取得聯絡，那是我在一九二八年前跟毛澤東的僅有一次的聯繫。一九二八年在井岡山，毛澤東和我把兩部軍隊合組成新『第四軍』，所以用這名字，為要保持國民黨第四軍『鐵軍』的大名，它在大革命中是我們革命的堡壘。我任第四軍軍長，毛澤東當政治委員。我們在井岡山上呆了六個月，擊退了三次進攻。這時彭德懷在平江起義後，率部到了井岡山。一九二九年，我們留他守山，毛澤東和我率部到了江西南部、福建、廣東、湖南去進行建立蘇維埃的長期鬥爭。從此以後，我的生平不過是紅軍歷史的一部分了。
「關於我個人的私生活問題：我在參加共產黨的鬥爭以前結過兩次婚。第一個妻子死了，第二個還活著。第一個妻子生了一個兒子，但我不知道他現在的下落。一九三五年長征時候，我在報上看到我的兒子，那時十八歲，為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已逃離他母親的故鄉敘府附近的納溪。我的第一個妻子是一個師範學校的教員，天足，有贊助革命的進步思想。我們結婚的時候，我二十五歲，她十八歲。我第三個妻子，是一九二八年湘南起義時期內跟我同居的，名叫吳玉蘭。她後來被湖南省主席何鍵捉住，砍了頭。現在的妻子康克清是在一九二八年同我結婚的。
「關於我有百萬家財的傳說，並不確實。我在雲南有些財產，但並不多，我的妻子也稍稍有一點。但是我一九二一年被迫逃走時，我的財產全被唐繼堯沒收了。「
朱德就這樣簡單地結束了他的自述。但這些樸素的話，是許多年不能想像的最最生動的人生經歷的輝煌紀錄——這是一個大膽無畏和大公無私的故事，一個無比勇敢和智慧的故事，一個難以相信的苦難的故事，一個為著忠於一個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鬥爭的偉大主義而丟棄個人享受、財富和地位的故事。當這一時期的歷史完全被寫下的時候，上述這個簡單的自傳將長上血肉，我們就可以看到這部歷史的新頁上湧現一個人物——少數真正的時代偉人之一。
朱德的一生經歷與中國民眾的命運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從他的一生中可以看出紅軍奮鬥的原因。請容許我再引用韋爾斯女士的話：
「紅軍是一支十分年輕的軍隊，為舊中國前所未有。對於這支軍隊來說，朱德是穩定的象徵，是同傳統和過去歷史間的聯繫，因為他在內地親身經歷了清朝以來整個革命運動的發展最緩慢和最根本的階段。他曾經生活在中國內地兩個最落後的省份——雲南和四川。當沿海一事瞬息萬變的變化傳到這些一潭死水一樣的地方的時候，這些變化必須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才能站得住腳。朱德與中國新軍的許多領袖人物不同，他不是日、俄、德等國的「留學生」。他的經歷是土生土長，扎根於中國的內地，他所以能獲得弟兄們的信任和中國舊式將軍的敬重，這未始不是重要的原因。他熟悉內地從北到南的絕大部分地勢，熟悉當地的民情風俗。
「朱德是在中國第一批新式軍校裡受到共和派名將蔡鍔的訓練的。他接著在法屬印度支那邊界和四川、雲南的山間要塞擔任衛戍任務時又學得特殊的游擊戰術，這後來對紅軍有很大的貢獻。在政治上，他首先在一九九年以同盟會會員的身份為民主政治而奮鬥，接著加入了國民黨，最後完全自發地尋找共產黨，在一九二二年成為中國共產黨最老的黨員之一。從朱德遠道跋涉，到上海、北京、柏林找尋共產黨這件事，可以看出他日後成為三次革命的領袖所具備的自發精神和堅定目標。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進程，如果沒有它的兩個孿生天才『朱、毛』，是無法想像的，許多中國人實際上都把他們看作是一個人。毛澤東是這一鬥爭的冷靜的政治頭腦，朱德是它的熱烈的心，以行動賦予了它的生命。共產黨所以能夠對紅軍保持嚴密的控制，朱德對『文職』領導的忠誠和服從，是原因之一。從朱毛以下直到各級指揮員和政治委員沒有發生軍政勢力之間的鬥爭。朱、毛的聯合不是互相競爭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朱德沒有任何政治野心，他能接受命令，因此也能發佈命令——這是革命軍隊的領導的一個很有價值的因素。
「朱德的那種難得可貴的個性幾乎能立刻博得人人的愛戴。看來產生這種個性的由來是他的謙虛，而這種謙虛也許又是淵源於他個人誠實可靠的品質。」
但是落入紅軍之手的人無疑把他認為是凶神化身。階級戰爭不知慈悲為何物。關於紅軍暴行的許多傳說現在已證明是不確的，但是，如果認為朱德不會由於「革命需要」而下槍決的命令，那就不免過於天真了。要完成他的任務，他必須完全忠於貧苦無依的人，在這個地位上，他不可能比他要授與權力和服從的群眾更加慈悲。因此，除非你認為群眾也不能殺人，否則朱德決不是一個手上沒有沾血的人，但是，你究竟把這血看作是外科醫生的血還是劊子手的血，這就完全要看你本人的世界觀、宗教、成見或同情心了。
反正朱德不是聖人，但是在他的自己人中間，在窮人——畢竟他們佔中國人民的絕大多數——中間，他是個深受愛戴的人，他在一段的時間內，曾經高舉解放的火炬，在那些為中國的人權自由而鬥爭的人中間，他的名字已經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