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紅色窯工徐海東（上）
一天早上我到彭德懷的司令部去，發現他有好幾個部下在那裡，正好開完會。他們請我進去，開了一隻西瓜。我們圍桌而坐，淘氣地在炕上吐起瓜子來。我注意到有一個我以前沒有見過的年輕指揮員。
彭德懷看見我瞧著他，便開玩笑說，「那邊這個人是著名的赤匪。你認出他來了嗎？」新來的那個人馬上面露笑容，臉漲得通紅，嘴裡露出掉了兩個門牙的大窟窿，使他有了一種頑皮的孩子相，大家不由得都笑了。
「他就是你一直要想見的人，」彭德懷又補充說。「他要你去訪問他的部隊。他叫徐海東。」
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領導人中，恐怕沒有人能比徐海東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沒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除了他曾經在湖北一個窯場做過工，外界對他很少瞭解。蔣介石把他稱為文明的一大害。最近，南京的飛機飛到紅軍前線的上空，散發了傳單，除了其他誘惑（紅軍戰士攜槍投奔國民黨，每人可獲一百元獎金）以外，還有下列保證：
「凡擊斃彭德懷或徐海東，投誠我軍，當賞洋十萬。凡擊斃其他匪首，當予適當獎勵。」
可是就在這裡，羞怯地長在一對寬闊的孩子氣肩膀上的，卻是南京的懸賞不下於彭德懷的腦袋。
我表示感到很榮幸，心裡在想，有一條命對你部下值這麼多的錢，不知有何感覺，因此問徐海東，他請我去訪問他的部隊是不是當真的。他是紅軍十五軍團司令，司令部設在西北八十里外的預旺縣。
「我在鼓樓已為你準備好了一間屋子，」他答道。「你什麼時候想來就告訴我好了，我派人來接你。」
我們當場就談妥了。
因此幾天之後，我帶了一支借來的自動步槍（這是我自己從一個紅軍軍官那裡「沒收」來的），在十名帶著步槍和毛瑟槍的紅軍騎兵護衛下前往預旺縣，因為在有些地方，我們的路線離前線紅軍陣地只有很短的距離。與陝西和甘肅的無窮無盡的山溝溝相比，我們走的那條路——通向長城和那歷史性的內蒙草原的一條路——穿過的地方卻是高高的平原，到處有長條的蔥綠草地，點綴著一叢叢高聳的野草和圓圓的山丘，上面有大群的山羊和綿羊在放牧啃草。兀鷹和禿鷹有時在頭上迴翔。有一次，有一群野羚羊走近了我們，在空氣中嗅聞了一陣，然後又縱跳飛跑躲到山後去了，速度驚人，姿態優美。
五小時後，我們到達了預旺縣城，這是一個古老的回民城市，居民約有四、五百戶，城牆用磚石砌成，頗為雄偉。城外有個清真寺，有自己的圍牆，釉磚精美，絲毫無損。但是其他的房子卻有紅軍攻克以前圍城的痕跡。縣政府的兩層樓房已毀了一半，正面牆上彈痕纍纍。他們告訴我，這所房子和城外的其他房子都是紅軍開始圍城時馬鴻逵將軍的守軍毀壞的。敵人從城外房子撤出時都縱火焚燬，以免紅軍佔領後作為攻城的陣地。
「縣城攻克時，」徐海東後來告訴我，「實際只打了一場小仗。我們包圍封鎖預旺縣十天。裡面有馬鴻逵的一旅騎兵和大約一千民團。我們根本沒有進攻，到第十天晚上天黑後，我們在城牆上放了雲梯，有一連人爬了上去，這時敵人崗哨才發現。一架機槍守住雲梯後，我們又有一團人爬了上去。
「沒有發生什麼戰鬥。天亮以前我們就把所有民團繳了械，包圍了騎兵旅。我們的人只死一個，傷了七個。我們給民團每人發一元銀洋，遣返他們回家，給馬鴻逵的部下每人兩元。他們有好幾百人不願走，參加了我軍。縣長和旅長在他們部下繳械時爬東牆逃走了。「
我在十五軍團呆了五天，發現時時刻刻都是極為有意思的，而對於我這個「紅區調查員」——他們在預旺縣是這樣叫我的——來說，所有這些事情，沒有比徐海東本人的故事是更好的材料了。每天晚上他完成工作以後，我就同他談話。我騎了馬同他一起去七十三師前線，我同他一起去紅軍劇社看演出。他第一次告訴我關於鄂豫皖蘇維埃共和國的歷史，這在以前還從來沒有為外人充分知道過的。那個蘇區在面積上僅次於江西中央蘇區，作為這個廣大地區的第一支游擊隊的組織者，徐海東對它的發展詳情，幾乎無不瞭若指掌。
徐海東給我的印象是我所遇到的共產黨領袖中「階級意識」最強的一個人——不論在態度上、外表上、談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事實上，除了賀龍以外，他大概是指揮員中唯一的「純無產階級」。雖然紅軍中的大多數下級軍官出身於無產階級，有許多高級指揮員出身於中產階級或中農家庭，甚至出身於知識分子。
徐海東是個明顯的例外。他對自己的無產階級出身很為自豪，他常常笑著稱自己是個「苦力」。你可以看出來，他真心真意地認為，中國的窮人，農民和工人，都是好人——善良、勇敢、無私、誠實——而有錢人則什麼壞事都幹盡了。我覺得，他就是認為問題是那麼簡單：他要為消滅這一切壞事而奮鬥。這種絕對的信念使他對自己的大膽無畏，對他的部隊的優勢所說的自豪的話，聽起來不至於使人有狂妄自大的感覺。他說，「一個紅軍抵得上五個白軍，」你可以看出，在他看來，他這話不過是說明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
他的自豪的熱情未免有點幼稚天真，但是極其真誠，他的部下對他的擁戴的秘密也許就在這裡。他對自己的部隊極感自豪——不論他們是作為個人，還是作為戰士、騎兵、革命者的能力。他對他們的列寧俱樂部，他們的藝術化的招貼——的確很好——都感到自豪。他對他的幾個師長——其中兩個「像我一樣是苦力」出身，一個只有二十一歲，當紅軍卻有六年了——也很感到自豪。
一
紅色窯工徐海東（下）
徐海東很重視能夠表現身體強壯的事，他打仗十年，負傷八次，因此行動稍有不便，使他感到很遺憾。他煙酒不沾，身體仍很修長，四肢靈活，全身肌肉發達。他的每條腿、每條胳膊、他的胸口、肩膀、屁股都受過傷。有一顆子彈從他眼下穿過他的腦袋又從耳後穿出，但他仍給你一個農村青年的印象，好像剛從水稻田里上來。放下捲起的褲腿，參加了一隊路過的「志願參加」的戰士的隊伍。
我也打聽清楚了門牙是怎麼掉的。那是在騎馬失事時碰掉的。有一天他騎馬在路上馳騁，馬蹄碰了一個戰士，徐海東拉緊韁繩想看看那個戰士有沒有受傷。馬一受驚，把他撞在一棵樹上。兩個星期後他甦醒過來時，發現他的門牙已嵌在那棵樹上了。
「你不怕有一天會受傷嗎？」我問他。
「不怎麼怕，」他笑道。「我從小就挨打，現在已經習慣了。」
事實上，他的童年生活足以說明他今天為什麼成了一個革命者。我向他問到他的生平，要套出他的回答來很費力，因為像所有的紅軍一樣，他只肯談打仗。我從記下的幾百字的筆記中，選出少數一些重要事實在這裡。
徐海東於一九OO年生於漢口附近的黃陂縣。他的家庭世世代代都是做窯工的，祖父一代曾經置過地，但由於旱災、水災、捐稅，後來就赤貧化了。他的父親和五個哥哥在黃陂的一個窯裡做工，僅可餬口。他們都是文盲，但因為徐海東聰明，又是幼子，所以湊錢送他上了學校。
「我的同學幾乎全是地主或商人的子弟，」徐海東告訴我說。「因為窮人的孩子很少有上學的。我同他們一起在一張桌子上唸書，但是他們很多人都討厭我，因為我很少有鞋穿，衣服又破爛。他們罵我時我忍不住要同他們打架。如果我跑到先生那裡告狀，他總是打我。但是如果地主的子弟打輸了，他們去先生那裡告狀，打的又是我！
「我上學第四年，也就是十一歲那年，參加了一場『富人打窮人』的吵架，一群『富家子弟』把我逼到牆角里。我們當時扔著棍棒和石頭，我扔出去的一塊石頭打破了一個姓黃的孩子的腦袋，他是個有錢地主的兒子。那孩子哭著走了，不久又帶著他家裡的人回來。他老子說我『忘了生辰八字 』，對我拳打腳踢。先生又打了我一頓。我就逃學不肯再去。這件事對我印象很深。我從此相信，窮人的孩子是得不到公平的。」
徐海東就到窯廠去當學徒，在「謝師的幾年」裡沒有工資。他十六歲滿師，在三百個工人中工資最高。他微笑著吹噓說，「我做的窯坯又快又好，全中國沒有人能趕得上，因此革命勝利後，我仍是個有用的公民！」
他回憶起一件事，使他更恨地主豪紳：「一個戲班子到我們附近來唱戲，工人們都去看了戲。豪紳官僚的太太也在那裡看戲。工人們自然很好奇，要想看看這些闊老的足不出戶的老婆到底是什麼模樣，因此就盯著包廂瞧。闊老們就命令民團把他們趕出園子，結果就打了起來。後來我們廠主不得不設宴請得罪的『貴人』吃飯，放鞭炮為那些被人偷看過的女人『清白受玷』賠禮道歉。廠主想從我們工資中扣錢來辦酒席，我們表示要罷工來反對，他這才作罷。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組織起來的力量是窮人自己的武器。」
徐海東二十一歲的時候因家庭糾紛一怒離家出走。他步行到了漢口，接著又到了江西，做了一年窯工，攢了錢，打算回黃陂。但是他得了霍亂，等養好身體，積蓄也化光了。空手回家不好看，他就參加了軍隊，他們答應他每月十元軍響，得到的就只是「挨打」。這時國民革命在南方開始，共產黨在徐海東所屬軍隊中進行宣傳。他們有好幾個給砍了頭，卻使他關心起來。他對軍閥的軍隊感到厭惡，和一個軍官一起開了小差，逃到廣州，參加了張發奎將軍的國民黨第四軍，一直呆到一九二七年。他當了排長。
一九二七年春，國民學軍隊分成左翼和右翼兩派，這個衝突在張發奎的部隊裡特別尖銳，這時這支部隊已到了長江流域。徐海東站在激進派一邊，不得不逃亡，他偷偷地回到了黃陂。這時他在一些學生的宣傳影響下已成了共產黨員，他在黃陂就立即開始建立黨支部。
一九二七年四月發生右派政變，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但徐海東卻沒有，他單獨得出結論，覺得採取獨立行動的時機已經成熟。他把窯廠的工人幾乎都組織了起來，還有一些當地農民。從這些人中他組織起湖北省的第一支「工農軍隊」。他們開始時只有十七個人，一支手槍，八發子彈——那都是徐海東自己的。
這就是後來發展成為有六萬人的紅四方面軍的核心，到一九三三年在它的控制下的蘇區有愛爾蘭那麼大。它有自己的郵局、信貸系統、鑄幣廠、合作社、紡織廠，還有總的來說組織得相當完善的農村經濟，在一個民選的政府領導之下。黃埔軍校畢業生、前國民黨軍官徐向前成了四方面軍司令。莫斯科回來的留學生、一九一七年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偉大領袖之一張國燾任政府主席。
象江西一樣，這個鄂豫皖紅色共和國經受住了南京方面的頭四次「圍剿」，在這個過程中反而加強了自己。也像江西一樣，在第五次圍剿中，同樣的戰略和戰術迫使四方面軍主力最後作「戰略後撤」，先到四川，後來又到了西北。
除了經濟封鎖、每天空襲、並且在鄂豫皖蘇區周圍建築好幾千個碉堡網以外，南京的將領們顯然執行一種把紅區老百姓幾乎完全消滅的政策。他們最後終於認識到紅軍的唯一真正基礎是在農民群眾中間，因此著手有步驟地消滅老百姓。在第五次圍剿中，湖北和安徽的反共部隊共約三十萬人，由蔣介石派了在南昌和南京的軍校中經一年反共宣傳思想灌輸的，受到法西斯訓練的軍官來加強。其結果是一場激烈程度不下於法西斯對西班牙的侵略的內戰。
統治階級的政權一旦受到威脅，它所進行的報復似乎到處都是採取同樣野蠻的方式，不論種族或膚色。但是有些手法上的不同，卻頗有啟發意義，這裡不妨花一些篇幅來說明一下這在中國是怎樣進行的。
二
中國的階級鬥爭（上）
有三天之久，每天下午和晚上好幾個鐘頭，我一直在向徐海東和他的部下提出關於他們的個人歷史、他們的軍隊、前鄂豫皖蘇區——共產黨叫做鄂豫皖蘇維埃共和國１——的鬥爭、他們目前在西北的情況等等的問題。我是訪問他們的第一個外國新聞記者。他們並沒有什麼「內幕消息」、「獨得之秘」可以兜售（這種行話他們也不懂），也沒有漂亮的、成套的講話，我得反覆盤問才能從他們嘴裡套出一些東西來。不過現在回想起來，能從這些不懂向外國人進行宣傳的藝術的人得出直率的毫不掩飾的答覆，確是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你感到他們的話是完全可信的。
我想大概也是由於這個緣故，我聽到徐海東回答我的「你家裡的人現在哪裡？」時，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興趣，連忙坐直了身子。他若無其事的回答，顯然沒有準備，使我不能不懷疑這是實話。
「我家的人全都給殺了，只留下一個哥哥，他現在四方面軍。」
「你是說在打仗的時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個是紅軍。其餘的都是湯恩伯和夏斗寅將軍槍決的。國民黨軍官一共殺死了徐家六十六個人。」
「六十六個人！」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殺的有我二十七個近親，三十九個遠親——黃陂縣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嬰孩都給殺了。姓徐的都給殺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個在紅軍的哥哥，還有我自己。後來兩個哥哥又在作戰時犧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軍佔領黃陂縣時她被俘。後來我聽說她被賣給漢口附近的一個商人做小老婆。這是我逃出來的哥哥告訴我的，還有其他人被殺的事。在第五次圍剿中，徐家有十三個人逃出黃陂，到了禮山縣。但是在那裡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頭，女人小孩被槍決。」
徐海東看到我臉上吃驚的臉色，就慘然一笑。「這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他說。「許多紅軍指揮員家裡都發生了這樣的事，只是我家損失最大而已。蔣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鄉被佔領時，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下。」
我們就是這樣開始談階級報復的。我在這裡必須承認，要是能夠把這個問題完全略而不談，我只有更加樂意，因為不論在什麼地方，搜集暴行故事都不是愉快的事。但是為了對紅軍表示公正起見，對於他們的敵人所採取的毀滅他們的方法，應該說幾句話。十年來國民黨一直對紅區保持全面的新聞封鎖，在全國到處散佈「恐怖」宣傳，把它自己的飛機和重炮所造成的生命與財產的破壞大都歸咎於「共匪」，但事實上紅軍是根本沒有這種武器的。因此偶爾有一次聽一下共產黨對國民黨有什麼說的，不是無益的事。
我一頁一頁地寫了許多同徐海東及其同志們的談話的筆記，其中有國民黨軍隊在鄂豫皖對老百姓所犯罪行的日期、地點以及詳細情況。但是我無法重述我所聽到的最殘暴的罪行。這些罪行不僅無法形諸筆墨，而且（象西班牙每天發生的事件一樣），在那些不知階級戰爭中階級仇恨的可怕深度的天真懷疑派聽來，很可能是不可信的。
我們必須記住，現在大家都已知道，在第五次反共圍剿中，國民黨將領在許多地方下令要殺光全部老百姓。這被認為是軍事上的必需，因為蔣總司令在一次演講中談到，凡是蘇維埃政權久已確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這種殺光的辦法在鄂豫皖共和國執行得特別凶殘，主要是因為有些負責剿共的國民黨將領是本地人，是被共產黨沒收了土地的地主的兒子，因此報仇心切。在第五次圍剿結束時，蘇區人口減少了六十萬人。
共產黨在鄂豫皖的戰術是在廣大地區實行機動作戰，每次圍剿開始，他們的主力就撤出蘇區，到敵人境內與敵交鋒。他們沒有什麼重要的戰略根據地要防守，很容易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試探、佯攻、分散敵人兵力，以及用其他方法取得戰術上的有利條件。不過，這使得他們的「人力基地」完全暴露在外，但是在過去，國民黨軍隊遇到他們佔領下的蘇區裡和平營生的農民和市民，他們是不殺的。
在第五次圍剿中，像在江西一樣，採用了新的戰術。南京軍隊不再在戰場上與紅軍交戰，而是集中兵力挺進，構築碉堡，逐步深入紅區，把紅區邊界內外的整塊地方的全部人口，不是消滅殆盡，就是遷移一空。他們要把這樣的地方化為闃無人煙的荒地，如果後來紅軍再度佔領也再無法取得補給。南京終於充分懂得，農民才是紅軍的基地，這種基地必 須毀滅。
成千上萬的兒童被抓了起來，送到漢口和其他城市，賣去做「學徒」。成千上萬的年輕姑娘和婦女被帶去賣到工廠裡去做包身工或者做妓女。他們在城市裡是當作「災區難民」或者「紅軍殺害的人家的孤兒」賣掉。我記得在一九三四年有成百上千的這樣的人到了大工業城市，結果生意興隆，中間商人都從國民黨軍官那裡收購兒童和婦女。有一個時期，獲利很大，幾有影響部隊軍紀之勢。外國傳教士紛紛議論此事，篤信基督教的將軍蔣介石不得不嚴令禁止這樣「納賄」，凡從事這種交易的軍人，一經發現，嚴懲不貸。
「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徐海東說，「整個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一片荒地。在這一度富饒的地方，留下房子極少，牛都被趕走，土地荒蕪，白軍佔領的村子無不屍積成山。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都幾乎完全破壞。東西四百里，南北三百里之內，全部人口不是被殺光就是給遷空了。」
１鄂、豫、皖是湖北、河南、安徽的古名。共產黨把這三個名字連在一起稱呼他們在這三省邊區的地方蘇維埃。
二
中國的階級鬥爭（下）
「在那一年的戰鬥中，我們從白軍手裡奪回了一些這樣的地方，但我們回來時發現原來是肥沃的大地現在幾乎成了沙漠。只有少數老頭兒、老太婆留下，他們說的情況叫我們大吃一驚。我們不能相信中國人對中國人會犯下這種罪行。
「我們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撤出天台山和老君山，這兩個蘇區當時有六萬人。兩個月後我們回來時，我們發現這些農民已被沒收土地，房屋被燒掉或炸壞了，整個地區只有不到三百名老人和少數病兒。我們從他們那兒瞭解到了當時發生了什麼情況。
「白軍一開到，軍官們開始把婦女和姑娘分開。凡是剪短髮或放腳的都當共產黨槍決，剩下的由高級軍官挑選好看的給自己留下，接著由下級軍官挑選。剩下的就交給士兵當妓女。他們告訴士兵，這些都是『土匪家屬』，因此可以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這些地方許多青年都已參加了紅軍，但凡是有留下來未走的，都想殺死白軍軍官報仇，甚至一些老人也是這樣。但是誰有抗議表示，誰就被當作共產黨槍決。沒死的人告訴我們，白軍中間為了分女人發生爭吵，打了起來的也不少。這些婦女和姑娘在遭到姦污後就送到城市裡去賣掉，那些軍官只留少數長得好看的當小老婆。」
「你是說這都是國民黨政府的軍隊？」
「是的，他們是湯恩伯將軍的十三集團軍和王均將軍的第三集團軍。夏斗寅、梁冠英、孫殿才將軍也有責任。」
徐海東談到另外一個縣，湖北少的黃岡縣，紅軍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從王均將軍手中收復：「在句容集鎮上，原來一條街上蘇維埃合作社生意興隆、人民安居樂業，現在成了一片廢墟，只有幾個老人沒死。他們領我們到一條山溝裡，只見有十七具年輕婦女的屍體，赤條條地在陽光中躺在那裡。他們是在遭到強姦後被殺死的。白軍顯然是很匆忙；他們只有時間剝下一個姑娘的一條褲腿。那天我們開了一個大會，全軍在那裡舉行了一次追悼大會，我們大家都哭了。
「不久之後，在麻城，我們到了我們以前的一個運動場。在一個埋得很淺的墳地裡，我們找到了十二個被殺的同志的屍體。他們身上的皮給剝掉了，眼珠被挖了出來，耳朵鼻子都給割掉。看到這個慘象，我們都氣得哭了出來。
「同一個月，也在黃岡，我們的紅二十五軍到了歐公集。這本來是個興旺的地方，現在卻荒無人煙。我們在鎮外走，看到一個農民的茅屋在冒煙，那是在山邊上，我們就有幾個人爬了上去但是發現裡面只有一個老人，他顯然已經瘋了。我們再走到山下，終於看到了長長的一堆男女屍體。一共有四百多個，他們顯然是剛被殺不久。有些地方血有幾寸厚。有些婦女屍體旁邊還有緊緊抱著她們的孩子。許多屍體都是摞在一起的。
「我突然看到一具屍體還在動，過去一看，是個還活著的男人。後來我們發現有好幾個還活著，一共有十多個。我們把他們抬了回來，包紮了他們的傷口，他們把發生的事情告訴了我們，這些人是從鎮上逃出來躲到山溝裡來的，在空地裡露宿。後來白軍軍官帶部隊來，在山邊上架起機關鎗，對下面的人開火。他們開了幾小時的槍，以為都打死了，便看也不下來看一眼又開走了。」
徐海東說，第二天他帶全軍到山溝裡，給他們看看死難者的人，其中有些戰士認出他們認識的農民，這些男女有的曾經給他們找過住的地方，賣過瓜給他們，或者在合作社作過交易。他們看了極其難受。徐海東說，這次經歷加強了他的部隊的士氣，使他們決心要死戰到底，在這最後一次大圍剿剩下的十二個月當中，二十五軍沒有一個人開過小差。
「到第五次圍剿結束時，」他繼續說，「幾乎家家戶戶都有死人。我們曾經進了一個村子，看上去似乎是空無一人，我們到燒燬的房子裡一看，就會在門口、地上、炕上發現屍體，或者藏在什麼地方。許多村裡連狗都逃走了。在那些日子裡，我們不需要情報員注意敵人動向。我們可以根據燒掉的村鎮在天空裡飄起來的煙，很容易地跟隨他們。」
我從徐海東和別人那裡所聽到的事情，這不過是其中很小很小的部分。這些人在那可怕的一年中戰鬥過來，最後終於西撤，不是因為他們的軍隊，而是因為他們的人力「基地」被破壞了，青年人的屍積如山，血流成河，整個地方失去了活力。後來我又同許多鄂豫皖來的戰士談了話，他們告訴我的故事比這還慘。他們不願再談他們看到的慘景；他們只有在我追問的時候才說，很顯然，他們的經歷在他們的思想深處永遠地留下了一生之中不可磨滅的階級仇恨。
我們不免又要問，這是不是說共產黨自己是清白的，沒有干下什麼暴行或階級報復的事？我想不是。不錯，在我同他們在一起的四個月中，我進行了不受限制的調查，就我由此所瞭解的情況而言，他們只殺了兩個老百姓 （見下文有解釋）。我也沒有看到過有一個村莊或市鎮被他們焚燬，或者從我問到的許多農民那裡聽說紅軍喜歡縱火。但是我個人的經驗從開始到結束只限於在西北同他們在一起的幾個月，在其他地方可能幹過什麼「燒殺」的事，我可無法證實也無法否認。同時這些年來在國民黨和外國報紙上發表的反共宣傳，百分之九十純屬胡說八道，如果對此不加懷疑，那就不免過於天真了，因為至少其中大部分是未經可靠證實的。
確切地說，上面提到的那兩個倒霉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之一並不是共產黨殺的，而是寧夏的一些回民，他們恨死收稅的。關於他怎麼會不得好死，以後再說，這裡先來看看，這些回民是怎樣治理的，也許由此可以明白為什麼要處決他的經濟學上的原因了。
三
四大馬（上）
我們可以說，青海、寧夏和甘肅北部就是斯惠夫特１那部幻想小說的雛型，那個霍亨亨姆２的國土，因為這些省份就是作為中國名聞遐邇的四大馬的封疆來統治的。在上述這個地區裡，權力由一家姓馬的回民將領家庭分享——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馬步青，或者應該說是在共產黨開始把「霍亨亨姆」擠出他們大塊領域之前曾由他們分享。
馬鴻逵是寧夏省省主席，他的堂兄弟馬鴻賓原來是該省省主席，現在割據甘肅北部一塊地盤不穩的地方。他們同馬步芳是遠親，後者是著名回族領袖馬克勤的兒子，有妻妾多人。馬步芳承繼了他父親的衣缽，一九三七年南京任命他為該省綏靖公署主任，他的兄弟馬步青則占青海，此外還統治著夾在寧夏和青海之間的甘肅西部的一個狹長地帶。十年來，這個邊遠之地就由馬家像一個中世紀的蘇丹國一樣統治著，從他們自己的阿拉真主那裡得到一些幫助。
四大馬之中有兩大馬自稱是貴族，一個在中國西北歷史中有時起過決定性作用的回民貴胄後裔。為了要瞭解今日中國回民的情況，特別是馬家——西北姓馬的多如寧夏的青草，或者西方姓史密斯——的情況，一些歷史背景知識是必要的，因此我們不妨停下來簡單考察一下。
這馬氏兄弟，像中國的許多回民一樣，有突厥血統，早在第六世紀，現稱為土耳其人的一個民族在中國西北邊境勢力壯大，對當時那裡平原上的小國國君們可以提出隨心所欲的要求，在一兩個世紀內，他們建立了一個龐大帝國，東起西伯利亞東部，經過蒙古，西達中亞細亞。他們逐步南侵，到第七世紀時，他們的大可汗在隋朝末代帝王煬帝的宮廷中幾乎得到平起平坐的待遇。也就是這個突厥可汗，幫助半突厥血統的李淵將軍推翻了煬帝，建立了赫赫有名的唐朝，在長安（現在叫西安府）君臨東亞達三個世紀之久。長安在當時也許是世界上最有文化的都城。
在七世紀中葉以前，阿拉伯航海的商人就在廣州建了清真寺。在唐朝的寬容的政權出現以後，這個宗教就通過西北的突厥人從陸路迅速傳入中國。毛拉、商人、使者、戰士從波斯、阿拉伯半島、土耳其斯坦把宗教傳了過來，唐朝的歷代君主同西方的各個哈里發國結成了緊密的關係。特別是在九世紀，大批大批的回紇３突厥（他們的偉大領袖塞爾柱克還沒有誕生）的鐵騎被唐朝宮庭請來援助他們鎮壓叛亂，伊斯蘭教就在中國紮了根。許多回紇人鎮壓叛亂有功，封官進爵，賜了田莊，在西北、四川、雲南安居下來。
在幾個世紀的時期中，回民頑強地抵抗漢人的同化，但逐漸喪失了他們的突厥文化，吸收了不少中國文化，多少服從中國的法律。但是在十九世紀，他們還是有足夠強大的力量，兩次爭奪政權：一次是杜文秀在雲南一度立國，自稱蘇丹王蘇萊曼；第二次是在一八六四年，回民控制了西北全境，甚至進犯了湖北。這次叛亂經十一年才平定。當時清政權已趨衰亡，但能幹的漢族將領左宗裳震驚世界，收復了湖北、陝西、甘肅、西藏東部，最後率領他的勝利大軍越過了土耳其斯坦的沙漠大路，在中亞細亞的那個邊遠之地重振了中國的國威。
從此以後，沒有一個領袖人物能夠把中國的回民團結起來進行爭取獨立的鬥爭而獲得成功的，但不斷有零星的起義反對漢人統治，雙方都進行了野蠻血腥的屠殺。最近的一次最嚴重事件是一九二八年發生的，當時馮玉祥將軍是西北的軍閥。就是在馮玉祥的統治下，五馬聯盟４勢力猛增，奠定了今天的財富和權力的基礎。
雖然從理論上來說，中國人把回民即穆斯林看成是中國五大民族５之一，但是大多數中國人似乎不承認回民的單獨的民族性，都說他們都已漢化了。實際上，國民黨肯定是在實行一種同化政策，甚至比對蒙古人還更加直接（不過也許不那麼有效）。中國對回民的官方態度似乎是，他們是「少數宗教」而不是「少數民族」。但是，凡是在西北回民地區中看到過回民的人無不很清楚，他們要求種族統一和作為一個民族地位的權利從事實上和歷史上來說，不是完全沒有實際根據的。
中國的回民據說有二千萬，其中至少有一半現在集中在陝西、甘肅、寧夏、四川、青海和新疆。在許多地方，特別是在甘肅和青海，他們是多數民族，在有些面積很大的地方，與漢人的比例高達十比一。他們在宗教上的純正性，一般視一定地方人數多少而異，但是在甘肅北部和寧夏南部回民佔多數的地方，完全是伊斯蘭教區域的氣氛。
事實上可以這麼說：在中國的少數民族中，其教士和主教除了在宗教生活中以外，也是世俗生活中的真正仲裁者，而且宗教對他們的文化、政治、經濟仍起決定性的作用的，回民是其中人數最多的一個少數民族。回民社會是繞著盟王和阿訇（政、教領袖）轉的，他們的可蘭經知識和突厥語或阿拉伯語（儘管一般很少）知識是他們的魔力和權威的憑借。西北的回民每天在許多修繕整潔的清真寺中做祈禱，按伊斯蘭禮俗過開齋節和戒齋節，遵守婚喪禮儀，不吃豬肉，看到豬狗就認為是受到冒犯。到麥加去朝聖，是人人的想望，但常常只是有一人和阿訇才能實現這個奢望，後者由此而加強了他們的政治和經濟權力。
儘管如此，漢族的影響還是很顯著的。穆斯林穿著象漢人一樣（除了男人戴的白圓帽或逢年過節戴的圓筒帽和女人的白頭巾），平時都說漢語（雖然有不少人略知一些可蘭經上的話）。雖然他們中間突厥人的臉部特點仍很普遍，但大多數人的外貌已與漢人分不清了，因為他們許多世紀來與漢人通婚。由於他們的法律規定漢人與回民結婚不僅必須改信回教而且也必須入贅或嫁入回民家庭，與原來的家庭斷絕關係，因此通婚所產子女長大以後往往認為自己是與漢族親戚不同的一個族類。
１英國作家（一六六七——一七四五年），《格列佛遊記》作者。——譯注
２《格列佛遊記》中的有人性的馬國，「霍亨亨姆」取英語「馬嘶」（Whinny）一詞的諧音。——譯注
３現稱維吾爾。——譯注
４第五馬是馬仲英，但由於部落政治和國際陰謀，現已分勢。斯文·赫定在《大馬逃亡》（一九三六年紐約）一書中對他作了頗有趣味的介紹。
５五大民族是漢、滿、蒙、回、藏。
三
四大馬（下）
今天中國三派回民的鬥爭有些削弱了他們的團結，為中國共產黨造成了方便之機，可以在他們中間做工作。這三派就是老教、新教、新新教。老教和新教最近結成了一種「統一戰線」來反對異端的新新教。後者名義上主張放棄伊斯蘭教的許多儀式和習慣，提倡「科學」，但其真正目顯然是摧毀阿訇的世俗權力，因為四大馬認為對他們起掣肘作用。由於新新教得到國民黨的支持，許多回民認為它的目的是所謂「大漢族主義」——由漢人對少數民族實行同化。在西北，四馬是新新教的領袖。他們在周圍糾集了自己的附庸、官僚、有錢的地主和牧主，他們的政權就是建築在這個基礎上的，但是四大馬並不是會在那個地區領導宗教改革運動的人。
以馬鴻逵為例，他大概是四大馬中最有錢有勢的一個。他有許多妻妾，據說寧夏城裡百分之六十的財產是他的，並且在鴉片、鹽、皮毛、捐稅、自印紙幣方面發了一筆大財。但是在一個意義上來說，他還是夠新派的，那就是他最近選他有名的「照片新娘」的時候。他從上海雇來一個秘書，叫他收集受過教育的合格美女照片，從中選美。價格定在五萬元。老馬選定了以後就包了一架飛機，在北國的塵土中起飛，到蘇州接了後宮新歡，一個基督教的東吳大學畢業生，然後又飛回寧夏，像阿拉丁在他的飛行地毯上一樣，引起一時轟動。
對一個西方人來說，這也許是很吸引人的。但是馬鴻逵的農民或者士兵是否能夠充分欣賞這件事的浪漫情調，則很可懷疑，因為農民們知道這五萬元從何而來，士兵們也覺得奇怪，既然大馬能夠出巨資買個基督教徒做新娘，為什麼開不出他們的軍餉。不到幾個月後紅軍向西挺進，打入寧夏南部和甘肅北部馬鴻逵的地盤時，馬部很少抵抗，儘管他吹噓他們要殲滅「匪軍」，這就一點也不奇怪了。這是完全有道理的。
這裡我不想開列統計表格，但寧夏發表一項政府公報，其中一篇有意義的文章１值得一提，開列了馬將軍在該省要徵收的捐稅：銷售稅、家畜稅、駱駝稅、運鹽稅、用鹽稅、煙燈稅、養羊稅、商人稅、腳夫稅、養鴿稅、土地稅、掮客稅、糧食稅、特別糧食稅、附加土地稅、木材稅、采煤稅、皮稅、屠宰稅、船稅、灌溉稅、磨石稅、房屋稅、磨面稅、秤稅、禮儀稅、煙稅、酒稅、印花稅、婚稅、蔬菜稅。這張單子還沒有囊括所有的苛捐雜稅，但足以說明，對比之下人民對共產黨是沒有什麼可以害怕的。
馬鴻逵的食鹽專運專銷辦法可謂舉世無雙。鹽不僅專賣，而且規定每人每月必須買半磅，不管用得了用不了。買了不能轉賣；私自賣食鹽要處以鞭笞，或者甚至處死。其他措施使人民不滿的還有出售牛、羊、騾要征百分之三十的稅，養羊一頭要征百分之二十五的稅，殺豬一頭徵稅一元，賣麥子一石徵稅四角。
但是最令人強烈不滿的措施，也許是馬將軍的徵兵了。他共有軍隊四萬（加上馬鴻賓的），還有數目不限的守城門的「門衛」。這些人幾乎都是強征而來。每個人家凡有兒子的都要當兵，否則就僱人代替，價格已漲到一百五十元。窮人可以到當鋪去借錢，年息百分之四十到六十，而這些當鋪都是四馬之一開的。當兵的不僅沒有軍餉，而且得自供衣食。顯然馬鴻逵除了在新娘身上以外，什麼地方都不亂花錢的。
苛捐雜稅和欠債纍纍迫使農民賣牛賣田。大批大批的土地被官僚、稅吏、債主以廉價收購，但大部分都棄置荒廢，因為捐稅和地租太重，找不到佃戶耕種。土地、牲畜、資本加速集中，雇農人數猛增。在一個縣進行了調查２後發現，百人之七十的農民欠債，百分之六十的農民靠借糧餬口。在同一縣內，據說百分之五的人有地一百到二百畝，駱駝二十到五十頭，牛二十到四十頭，馬五頭到十頭，大車五到十輛。貿易資金一千到二千元，而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有地不到十五畝，除一兩頭毛驢外沒有別的牲口，平均欠債三十五到三百六十六磅糧食——比他們的土地價值高得多。
最後，馬鴻逵有陰謀爭取日本支持反共的嫌疑。寧夏城裡已有日本軍事代表團，馬鴻逵將軍允許他們在城北修一個機場，那是在蒙古族的阿拉善旗境內。有些回民和蒙民擔心日本真的武裝進駐。
要是紅軍到達時情況不是這樣，他們在回民中間是否能打開局面也是可以懷疑的。但是馬鴻逵的軍隊根本不想打仗，抵抗起來只有百分之五的人才有什麼好處。但是共產黨仍需克服回民天生不願與漢人合作的心理，向他們提出一個合適的綱領。對此，共產黨在進行艱巨努力，因為回民地區的戰略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西北的這個寬闊地帶控制著通向新疆和外蒙的大道——也控制著同蘇俄發生直接聯繫的大道。
按共產黨自己的看法：西北有一千多萬回民，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我們目前的任務和責任是要保衛西北，在這五省內建立抗日根據地，使我們能夠更加有力地領導全國的抗日運動，為爭取立即與日本作戰而努力。同時隨著形勢的發展，我們可以與蘇聯和外蒙取得聯繫。但是如果我們不能把回民爭取到我們的勢力範圍和抗日統一戰線上來，我們的任務就不可能實現。３
共產黨在好幾年以前就在西北對回民進行工作了。早在一九三六年，紅軍經過寧夏和甘肅向黃河挺進，年輕的回民先遣人員就已在寧夏部隊中進行宣傳，鼓動推翻「國民黨走狗」和「伊斯蘭教叛徒」馬鴻逵——他們有幾個人為此而掉了腦袋。共產黨向他們提出的諾言是：
取消一切苛揖雜稅。
協助成立回民自治政府。
取締徵兵。
取締欠債。
保護回族文化。
保證各派宗教自由。
協助創建和武裝回民抗日軍。
這對幾乎每一個回民大概都是有一些吸引力的。甚至有些阿訇也認為這是除掉馬鴻逵的一個機會（因為他放火燒了老教和新教的清真寺）。到五月份，共產黨說他們已經完成了懷疑派認為辦不到的事。他們自稱已經創立了中國回民紅軍的核心。
１《寧夏公報》（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寧夏市）。
２劉曉：《預旺縣調查》，刊《黨的工作》（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保安）。
３《連隊討論材料》：《回民問題》，第2頁，一軍團政治部，一九三六年六月二日。
四
穆斯林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一天早上，我同徐海東參謀部裡一個能說英語的參謀人員去訪問十五軍團所屬的回民教導團。該團駐紮在一個回民商人和做官的家裡，這是一所牆頭很厚的房子，摩爾式的窗戶的外面是一條鋪著石塊的街道，驢、馬、駱駝、行人絡繹不絕。
房子裡面很涼快、整潔。每間屋子裡磚地中央是個水池，下通排水溝，供洗澡之用。虔誠的回民一天要洗五次澡，但是，這些戰士雖然仍信伊斯蘭教，顯然只是偶爾使用這些水池。我想他們大概不相信把一件好事做過頭。但是他們仍是我在中國看到的習慣最清潔的士兵，沒有隨地吐痰的惡習。
共產黨在前線組織了兩個回民教導團，基本上都是從前馬鴻逵和馬鴻賓的部隊中來的。他們比漢人身材高大、結實、鬍鬚深、膚色黑，有的人長得很英俊，明顯地有突厥人的外表，杏眼又黑又大，高加索人種的特點很突出。他們都帶著西北的大刀，熟練地給我表演了幾下，能夠一舉手就砍下敵人的腦袋。
他們的營房裡牆上貼滿了漫畫、招貼、地圖、標語。「打倒馬鴻逵！」「廢除馬鴻逵的國民黨政府！」「反對日本造機場，繪地圖，侵略寧夏！」「建立回民獨立政府！」「建設自己的回民抗日紅軍！」共產黨的一些回民擁護者就是靠這些主張招來的，回民戰士在關於他們為什麼參加紅軍問題上給我的答覆也以此為他們的中心問題。
由此可見，馬鴻逵將軍部下士兵對他是有不滿的（無疑有些被共產黨誇大了），寧夏的農民似乎也是如此。我記得有一天早晨在路上向一個回民老鄉買瓜，他種了一山坡的瓜，是個態度和藹的鄉下佬，滿面笑容，脾氣隨和，還有一個長得實在美麗的女兒——在這些地方這是十分不可多見的，因此我遲遲不走，買了三個瓜。我問他，馬鴻逵手下做官的是不是真的象共產黨所說的那麼壞。他滑稽地舉起雙手表示氣憤，一邊嘴裡吐著西瓜子。「哎呀！哎呀！哎呀！」他叫道。「馬鴻逵，馬鴻逵！征的稅叫我們活不了，還搶我們的兒子，又燒又殺！媽的馬鴻逵！」最後一句話的意思是你可以姦污馬鴻逵的母親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直白的解釋中國國罵的方式……），這還便宜了他。院子裡的人看到這老頭兒這麼激動都笑了。
參加紅軍的回民戰士原來都是在馬鴻逵軍隊中進行顛覆宣傳所爭取過來的，也是他們投到紅軍陣營以後聽的政治課所爭取過來的。我問一個指揮員他為什麼參加紅軍。
「為了打馬鴻逵，」他說。「在馬鴻逵統治下，我們回民的生活太苦了。沒有一家是安全的。如果一家有兩個兒子，一個兒子必須到他那裡去當兵。如果有三個兒子，兩個兒子必須去當兵。沒有出路——除非你有錢，可以買替身。哪個窮人出得起？不僅如此，每個人還需自己帶衣服，家裡給他付糧食、柴火、燈油錢。一年要花好幾十元錢。」
這兩團回民紅軍組織起來才不到半年，看來已經有了相當的「階級覺悟」。他們讀了，或者聽人家讀了《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的簡單介紹，每天關於回民當前問題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政治課。這些課不是漢人給他們上的，而是共產黨中回民黨員給他們上的，後者上過共產黨的黨校。馬鴻逵部隊百分之九十是文盲，參加紅軍的回民在剛來時一字不識。現在他們每人已識幾百個字，能夠學發給他們的簡單的課本。共產黨希望這兩團人中能培養出一支大規模的回民紅軍的幹部，來保衛他們夢寐以求要想在西北建立回民自治共和國。這些回民中已有將近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參加了共產黨。
關於自治的口號，回民自然是會同意的；因為那是他們多年來的要求。但是他們之中大多數人是不是認為共產黨說話是算數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對此是懷疑的。中國軍閥的多年壓迫和漢回之間的仇恨，使他們對一切漢人的動機都理所當然地深為懷疑，共產黨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消除回民的這種懷疑，令人難以置信。
這種回民與共產黨合作，也許有他們自己的理由。如果漢人願意幫助他們趕國民黨，幫助他們創建和武裝一支自己的軍隊，幫助他們實現自治，幫助他們剝奪有錢人（他們無疑是這樣對自己說的），他們就準備利用這個機會——如果後來共產黨食言，他們就再把那支軍隊用於自己的用途。但是從農民的友善態度和他們在共產黨領導下願意組織起來這兩點來看，共產黨的綱領有明顯吸引人的地方，他們小心翼翼尊重伊斯蘭教風俗習慣的政策即使在最多疑的農民和阿訇中間也留下了印象。
在戰士中間，有些歷史上的民族宿怨看來已經克服，或者說正在逐步蛻化為階級仇恨。例如，我問到一些回民戰士，他們是否認為回漢兩族人民能夠在蘇維埃政體下合作，其中一個回答說：
「漢人和回民是兄弟；我們回民中間也有漢人的血統；我們都屬於大中國，因此我們為什麼要打來打去？我們的共同敵人是地主、資本家、放高利貸的、壓迫我們的統治者、日本人。我們的共同目標是革命。」
「但是如果革命干涉你們的宗教呢？」
「沒有干涉。紅軍不干涉伊斯蘭教禮拜。」
「我是說這樣的情況。有些阿訇是有錢的地主和放高利貸的，是不是？要是他們反對紅軍，那怎麼樣？你怎樣對待他們？」
「我們要說服他們參加革命。但大多數阿訇不是有錢人。他們同情我們。我們的一個連長原來是阿訇。」
「但是，如果有些阿訇說服不過來，而參加了國民黨來反對你們，那怎麼辦？」
「我們就要懲罰他們。他們是壞阿訇，人民會要求懲罰他們。」
同時，在整個一軍團和十五軍團都在進行緊張的訓練，教育戰士瞭解共產黨對回民的政策和建立「回漢統一戰線」的努力。我參加了幾次政治討論會，戰士們在會上討論「回民革命」，這些討論會很有意思。有一次會上，發生了長時間的辯論，特別是關於土地問題。有的認為，紅軍應該沒收回民大地主的土地；有的反對。接著政委把黨的立場作了簡潔的介紹，說明為什麼應該由回民自己來進行土地革命，由他們自己的、在回民群眾中有基礎的堅強革命組織來領導。
另外一個連討論了回漢兩族人民交往的簡史，另外一個連討論了發給駐在回民地區全體戰士行為守則必需嚴格遵守的理由。這個守則規定紅軍戰士不許：未經房主同意進入回民家中；以任何方式侵犯清真寺或教職人員；在回民前面罵「豬」或「狗」；問他們為什麼不吃豬肉；叫回民是「小教」，叫漢人是「大教」。
這都是爭取把全軍有意識地團結在共產黨的回民政策周圍，除了這些努力以外，在農民中間也在不斷地進行工作。這方面的宣傳由那兩個回民教導團來帶頭進行，但是紅軍各連也派宣傳隊去挨家挨戶宣傳共產黨的政策，鼓勵農民組織起來；部隊的劇團到各村子裡去巡迴演出，表演回民戲，那是以當地情況和歷史事件為根據的，目的是要「鼓動」人民；分發用漢文和阿拉伯文寫的傳單、報紙、招貼；常常舉行群眾大會，成立革命委員會和村蘇維埃。農民們不論漢回，要避免一定程度的這種灌輸，是很困難的。到七月間，寧夏好幾十個農村成立了村蘇維埃，派代表到預旺堡來與那裡的回民共產黨開會。
四個月後，四方面軍就要渡過黃河，再向西推進二百英里，到達肅州，那是馬步芳的轄地，正好在通新疆的大路上。他們有此迅速進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現在同回民建立了良好關係。我 在寧夏的時候就碰到了建立這種關係的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早在九月間，寧夏已有足夠的進展，可以召開一個大會，有三百名回民代表從紅軍當時佔領下的各村蘇維埃選出，還有一些阿訇、教師、商人、兩三個地主參加，但大多數是貧農，因為有錢一些的階級早已在「漢匪」到達時逃出了。代表會議通過決議，要同紅軍合作，接受它的幫助建立回民抗日軍隊的建議，並且立即開始組織漢回團結同盟，貧民會，以及群眾性的抗日團體。
這個歷史性的小小代表會議所處理的最後一項議程——但我認為對那裡的農民來說是最重要的議程——是處理一個國民黨稅吏。此人顯然在紅軍到達以前已民怨沸騰，紅軍到達後他逃到附近山間農村中一個叫張家寨的地方，在那裡繼續收稅。據說他還增加稅率一倍，宣佈這是他自稱代表共產黨政府的新規定！但回民農民瞭解到共產黨並沒有派收稅的，於是他們出動了六、七個人把這個壞蛋捉了起來送到預旺堡公審。我個人對這件事的反應是，在這樣的時候，在這樣的地方，有這樣的膽略，敢冒充這樣的角色，這種人才不可多得，應該保護下來。但是回民們卻不那麼想。全休代表一致通過把他槍決。
就我所知，他是我在預旺堡兩個星期中被槍決的唯一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