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他們唱得太多了」（下）
這一切規定似乎都很進步，當然與共產主義理想來說也許還有很大距離。但是蘇區為求生存還忙不過來，居然能實現這種情況，這一點是的確令人感到興趣的。至於實現的情況是多麼原始，那是另外一回事！他們有俱樂部、學校、寬敞的宿舍——這一切都是肯定的——但是這都是在窯洞裡，下面是土地，沒有沐浴設備，沒有電影院，沒有電燈。他們有伙食供應，但吃的是小米、蔬菜，偶爾有羊肉，沒有任何美味。他們領到蘇區貨幣發的工資和社會保險金，這一點也沒有問題，但是能買的東西嚴格地限於必需品——而且也不多！
「無法忍受」！一個普通美國工人或英國工人會這樣說。但是對這些人來說並不是如此。你得把他們的生活同中國其他地方的制度兒作一對比，才能瞭解為什麼原因，例如，我記得上海的工廠裡，小小的男女童工一天坐在那裡或站在那裡要干十二、三小時的活，下了班精疲力盡地就躺倒在他們的床——機器下面鋪的髒被子——上睡著了。我也記得繅絲廠的小姑娘和棉紡廠的臉色蒼白的年輕婦女——他們同上海大多數工廠的包身工一樣——實際上賣身為奴，為期四、五年，給工廠做工，未經許可不得擅離門警森嚴、高牆厚壁的廠址。我還記得一九三五年在上海的街頭和河濱裡收殮的二萬九千具屍體，這都是赤貧的窮人的屍體，他們無力餵養的孩子餓死的屍體和溺嬰的屍體。
對吳起鎮這些工人來說，不論他們的生活是多麼原始簡單，但至少這是一種健康的生活，有運動、新鮮的山間空氣、自由、尊嚴、希望，這一切都有充分發展的餘地。他們知道沒有人在靠他們發財，我覺得他們是意識到他們是在為自己和為中國做工，而且他們說他們是革命者！因此，我瞭解為什麼他們對每天兩小時的讀書寫字、政治課、劇團非常重視，為什麼他們認真地參加在運動、文化、衛生、牆報、提高效率方面舉行的個人或團體的比賽，儘管獎品很可憐。所有這一切東西，對他們來說都是實際的東西，是他們以前所從來沒有享受過的東西，也是中國任何其他工廠中從來沒有過的東西。對於他們面前所打開的生活的大門，他們似乎是心滿意足的。
要我這樣一個中國通相信這一點是很困難的，而且我對它的最終意義仍感到不明白。但是我不能否認我看到的證據。這裡篇幅不許可我把這種證據詳細提出來，我需要把我接觸到的一些工人告訴我的十多個故事一一介紹；引用他們在牆報上的文章和批評——是剛學會文化的人用稚氣筆跡書寫的，其中有不少由我在那個大學生的幫助下譯成了英文；也需要報道我參加過的政治集會，這些工人所創作和演出的戲，以及許許多多構成一個總「印象」的小事情。
但是我在執筆寫本書時正好記得這樣的一件「小事情」。我在吳起鎮遇到一個電氣工程師，一個名叫朱作其的很有才能但嚴肅認真的共產黨員。他的英語和德語都很好，是個電力專家，所寫的工程教科書在中國普遍採用。他曾在上海電力公司工作過，後來在慎昌洋行。最近以前，他在南方擔任顧問工程師，他是個很能幹的人，一年收入可達一萬元。但他放棄了這樣的收入，丟下家庭，到陝西的這些荒山中來，盡義務為共產黨貢獻他的力量。這簡直是不可相信的！這個現象的背景要追溯到他敬愛的祖父，寧波的一個著名慈善家，他臨死時對他年輕的孫兒的遺言是要「把一生貢獻給提高人民大眾的文化水平。」朱作其於是斷定最快的方法是共產黨的方法。
朱作其這樣做是有點戲劇性的，是本著一種殉道者和熱心家的精神。對他來說，這是一件嚴肅的事。意味著早死，他以為別人也這麼想。我相信，當他看到周圍居然嬉嬉鬧鬧，大家都高高興興的，他一定感到有點意外。當我問他有什麼感想時，他嚴肅地說，他只有一個意見。「這些人花在唱歌的時間實在太多了！」他抱怨說。「現在不是唱歌的時候！」
我認為這一句話概括了陝西蘇區這個奇特的「工業中心」的年輕氣氛。他們即使缺乏社會主義工業的物質，卻有社會主義工業的精神！
一
「真正的」紅軍（上）
在甘肅和寧夏的山間和平原上騎馬和步行了兩個星期以後，我終於來到預旺堡，那是寧夏南部一個很大的有城牆的市鎮，那時候是紅軍一方面軍和司令員彭德懷的司令部所在地。
雖然在嚴格的軍事意義上來說，所有的紅軍戰士都可以稱為「非正規軍」（而且有些人會說是「高度非正規軍」），但紅軍自己對於他們的方面軍、獨立軍、游擊隊和農民赤衛隊是作了明確的區分的。我在陝西初期的短暫旅行中，沒有看見過任何「正規的」紅軍，因為它的主力部隊那時候正在離保安將近二百英里的西部活動。我原打算到前線去，但蔣介石正在南線準備發動另一次大攻勢的消息傳來，使我想到兵力較強的一邊去，趁還來得及越過戰線去寫我的報道的時候，及早離開這裡。
有一天，我對吳亮平表示了這些猶豫的考慮。吳亮平是在我同毛澤東的長時間正式談話中充當翻譯的一位年輕的蘇維埃官員。吳亮平雖然是個臉色紅潤的二十六歲青年，已寫了兩本關於辯證的書。我發現他為人很討人喜歡，除了對辯證法以外，對什麼事情都有幽默感，因此我把他當作朋友看待，坦率地向他表示了我的擔心。
他聽了我說的話，驚訝得發呆。「你現在有機會到前線去，你卻不知道該不該要這個機會？可不要犯這樣的錯誤！蔣介石企圖消滅我們已有十年了，這次他也不會成功的。你沒有看到真正的紅軍就回去，那可不行！」他提出了證據說明我不應當這麼做，最使我感動的是，光是提到要到前線去就在他這個久經鍛煉的老布爾什維克和長征老戰士身上引起那樣大的熱情。我想大概總有什麼東西值得一看，因此決定作此長途旅行，安然無事地到達了吳亮平的真正的紅軍作戰的地點。
我幸虧接受了他的勸告。我要是沒有接受他的勸告，我在離開保安時就仍舊不明白紅軍不可戰勝的聲譽從何而來，仍舊不相信正規紅軍的年輕、精神、訓練、紀律、出色的裝備、特別是高度的政治覺悟，仍舊不瞭解紅軍是中國唯一的一支從政治上來說是鐵打的軍隊。
要瞭解這些所謂的土匪，最好方法也許是用統計數字。因為我發現紅軍對全部正規人員都有完整的數據。下面的事實，我覺得極有興趣和意義，是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能說俄語的二十九歲的楊尚昆從他的檔案中找出來的。除了少數例外，這個統計材料限於我有機會進行觀察核實的一些問題。
首先，許多人以為紅軍是一批頑強的亡命之徒和不滿分子。我自己也有一些這樣的模糊觀念。不久，我就發現自己完全錯了。紅軍的大部分是青年農民和工人，他們認為自己是為家庭、土地和國家而戰鬥。
據楊尚昆說，普通士兵的平均年齡是十九歲。這很容易相信。雖然許多紅軍士兵已經作戰七、八年甚至十年，但大量還只是十多歲的青年。甚至大多數「老布爾什維克」,那些身經百戰的老戰士，現在也只有二十剛出。他們大多數是作為少年先鋒隊員參加紅軍的，或者是在十五歲或十六歲時入伍。
在一方面軍中，共有38%的士兵，不是來自農業無產階級（包括手工業者、趕騾的、學徒、長工等）就是來自工業無產階級，但58%是來自農民。只有4%來自小資產階級——商人、知識分子、小地主等的子弟。在一方面軍中，包括指揮員在內的50%以上的人，都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
60%-70%的士兵是有文化的——這就是說，他們能夠寫簡單的信件、文章、標語、傳單等。這比白區中普通軍隊的平均數高得多了，比西北農民中的平均數更高。紅軍士兵從入伍的第一天起，就開始學習專門為他們編寫的紅色課本。進步快的領到獎品（廉價筆記簿、鉛筆、錦旗等，士兵們很重視這些東西），此外，還作出巨大的努力來激勵他們的上進心和競賽精神。
像他們的指揮員一樣，紅軍士兵是沒有正規薪響的。但每一個士兵有權取得一份土地和這塊土地上的一些收入。他不在的時候，由他的家屬或當地蘇維埃耕種。然而，如果他不是蘇區本地人，則從「公田」（從大地主那裡沒收而來）的作物收益中取出一份作報酬，公田的收益也用於紅軍的給養。公田由當地蘇維埃區的村民耕種。公田上的無償勞動是義務的，但在土地重新分配中得到好處的農民，大多數是願意合作來保衛改善了他們的生活的制度的。
紅軍中軍官的平均年齡是二十四歲。這包括從班長直到軍長的全部軍官，儘管這些人很年輕，平均都有八年的作戰經驗。所有的連長以上的軍官都有文化，雖然我遇見過幾位軍官，他們參加紅軍以前還不能認字寫字。紅軍指揮員約有三分之一以前是國民黨軍人。在紅軍指揮員中，有許多是黃埔軍校畢業生、莫斯科紅軍大學畢業生、張學良的「東北軍」的前軍官、保定軍官學校的學生、前國民軍（「基督將軍」馮玉祥的軍隊）的軍人， 以及若干從法國、蘇聯、德國和英國回來的留學生。我只見到過一個美國留學生。紅軍不叫「兵」（在中國這是一個很遭反感的字），而稱自己為「戰士」。
紅軍的士兵和軍官大多數未婚。他們當中許多人「離了婚」——這就是說他們丟下了妻子和家人。在有幾個人身上，我真的懷疑。這種離婚的願望事實上可能同他們參加紅軍有些關係，但這也許說得太刻薄了。
從在路上和在前線的許多交談中。我所得的印象是這些「紅軍戰士」大多數依然是童男。在前線和軍隊在一起的女人很少，她們本人幾乎全都是蘇維埃幹部或同蘇維埃幹部結了婚的。
就我所能看到或知道的，紅軍都以尊重的態度對待農村婦女和姑娘，農民對紅軍的道德似乎都有很好的評價。我沒有聽到過強姦或污辱農村婦女的事件，雖然我從一些南方士兵那裡瞭解到丟在家鄉的「愛人」的事情。紅軍很少有人吸煙喝酒；煙酒不沾是紅軍「八項注意」之一，雖然對這兩種壞習慣沒有規定特別的處罰，但我在牆報上的「黑欄」上看了好幾宗對有吸煙惡習的人提出嚴厲的批評。喝酒不禁止，但也不鼓勵。喝得酩酊大醉的事情，就我的見聞來說，卻沒有聽到過。
一
「真正的」紅軍（下）
彭德懷司令員曾任國民黨將軍，他告訴我說，紅軍極其年輕，說明它為什麼能夠吃苦耐勞，這是很可信的。這也使得女伴問題不太嚴重。彭德懷本人在一九二八年率領國民黨軍隊起義參加紅軍後，就沒有見過自己的妻子。
紅軍指揮員中的傷亡率很高。他們向來都同士兵並肩作戰，團長以下都是這樣。一位外國武官曾經說，單單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說明紅軍同擁有極大優勢的敵人作戰的能力了。這就是紅軍軍官習慣說的：「弟兄們，跟我來！」而不是說：「弟兄們，向前衝！」在南京發動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最後清剿」中，紅軍軍官的傷亡率往往高達百分之五十。但紅色軍不能經受這樣的犧牲，因此後來採取了多少要減少有經驗的指揮員的生命危險的戰術。雖然這樣，但在第五次江西戰役中。紅軍指揮員的傷亡率還是平均在百分之二十三左右。關於這一點。在紅區中，人們可以看到許多證據。通常可以看到，二十剛出頭的青年就丟了一隻胳臂或一條腿，或者是手指被打掉了，或者是頭上或身上留有難看的傷痕——但是他們對於革命依然是高高興興的樂觀主義者！
在紅軍的各支隊伍裡，幾乎中國各省的人都有。在這個意義上，紅軍或許是中國唯一的真正的全國性軍隊了。它也是「征途最遼闊」的軍隊！老兵們走過十八個省份。他們也許比其他任何軍隊更加熟悉中國的地理。在長征途上，他們發現大多數的舊中國地圖了無用處，於是紅軍製圖員重新繪製了許許多多英里的區域地圖，特別是在土著居民地區的西部邊疆地區。
一方面軍約有三萬人，南方人占的百分率很高，約有三分之一來自江西、福建、湖南或貴州。將近百分之四十來自西部的四川、陝西和甘肅等省。一方面軍包括一些土著居民（苗族和彝族），此外還有一支新組織起來的回民紅軍。在獨立部隊中，當地人的百分率還更高，平均占總數的四分之三。
從最高級指揮員到普通士兵，吃的穿的都一樣。但是，營長以上可以騎馬或騾子。我注意到，他們弄到美味食物甚至大家平分——在我和軍隊在一起時，這主要表現在西瓜和李子上。指揮員和士兵的住處，差別很少，他們自由地往來，不拘形式。
有一件事情使我感到迷惑。共產黨人是怎樣給他們的軍隊提供吃的、穿的和裝備呢？像其他許多人一樣，我原以為他們一定是完全靠劫掠來維持生活。我已經說過，我發現這種臆想是錯誤的，因為我看到，他們每佔領一個地方，就著手建設他們自己的自給經濟，單單是這件事實，就能夠使他們守住一個根據地而不怕敵人的封鎖。此外，對於中國無產階級軍隊能夠靠幾乎不能相信的極少經費活下去，我也是沒有認識的。
紅軍聲稱他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槍械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彈藥是從敵軍那裡奪來的。如果說這是難以置信的話，我可以作證，我所看到的正規軍基本上是用英國、捷克斯洛伐克、德國和美國機關鎗、步槍、自動步槍、毛瑟槍和山炮裝備起來，這些武器都是大量地賣給南京政府的。
我看見紅軍使用的唯一俄國制步槍，是一九一七年造的產品。我直接從幾個前馬鴻逵將軍的士兵口中聽到，這些步槍是從馬的軍隊那裡奪來的。而國民黨手中的寧夏省殘餘部分的省主席馬將軍又是從馮玉祥將軍那裡把這些步槍接過手來的，馮將軍在一九二四年統治過這個地區，曾從外蒙古得到一些武器。紅軍正規軍不屑使用這些老式武器，我看見只有游擊隊的手中才有這種武器。
我在蘇區時，要想同俄國的武器來源發生任何接觸，客觀上是不可能的。紅軍為總數將近四十萬的各種敵軍所包圍，而且敵人控制著每一條通向外蒙古、新疆或蘇聯的道路。別人老是指責他們從俄國那裡得到武器，我想，要是有一些這樣的武器居然從天而降，他們是樂意得到的。但是，只要看一看地圖就十分明白，在中國共產黨人往北方和西方擴大更多的面積以前，莫斯科沒法供應任何定貨，姑且假定莫斯科有意這麼做，但那是大可懷疑的。
第二，共產黨沒有高薪的和貪污的官員和將軍，這是事實，而在其他的中國軍隊中，這些人侵吞了大部分軍費。在軍隊和蘇區中厲行節約。實際上，軍隊給人民造成的唯一負擔，是必須供給他們吃穿。
實際上，我已經說過，西北蘇區佔地面積相當於英國，它的全部預算當時每月只有三十二萬美元！這個驚人的數目中將近百分之六十是用來維持武裝部隊的。財政人民委員林祖涵老先生為此感到很抱歉，但是說「在革命獲得鞏固以前，這是不可避免的」。當時武裝部隊為數（不包括農民輔助部隊）約四萬人。這是在二方面軍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以前的事情，此後紅色區域大大擴大，西北的紅軍主力不久就接近九萬人的總數了。
統計數字就說到這裡。但是要瞭解中國紅軍為什麼能在這幾年中維持下來，必須對他們的內在精神、士氣鬥志、訓練方法有所瞭解。而且，也許更重要的是，對他們的政治和軍事領導要有所瞭解。
例如，南京懸賞要取紅軍司令員彭德懷的首級，為數之大足以維持他領導下的全軍（如果財政人民委員林祖涵的數字是正確的）一個多月，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二
彭德懷印象（上）
我在八、九兩月訪問前線的時候，一、二、四方面軍統一指揮的工作還沒有開始。一方面軍有八個「師」當時駐守從寧夏的長城到甘肅的固源和平涼一線。一軍團派出一支先遣部隊向南向西移動，為當時領導二、四方面軍從西康和四川北上，在甘肅南部突破南京部隊縱深封鎖的朱德開闢一條道路。預旺堡是位於寧夏東南部的一個古老的回民城池，現在成了一方面軍司令部的駐地。我在這裡找到了該軍的參謀部和司令員彭德懷。
彭德懷的「赤匪」生涯是快十年前開始的，他當時在多妻的軍閥省主席何鍵將軍的國民黨軍隊中領導了一次起義。彭德懷是行伍出身，先在湖南，後在南昌進過軍校，畢業後，他因才能出從，迅獲提升，一九二七年年方二十八歲就已任旅長，在湘軍中以「自由派」軍官著稱，因為他辦事真的跟士兵委員會商量。
彭德懷當時在國民黨左派中、在軍隊中、在湖南軍校中的影響，使何鍵極為頭痛。何鍵將軍在一九二七年冬天開始大舉清洗他的軍隊中的左派分子，發動了有名的湖南「農民大屠殺」，把成千上萬的激進農民和工人當作共產黨慘殺。但是因為彭德懷極孚眾望，他不敢貿然下手。這一遲疑，給他帶來了很大的損失。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懷以他自己的著名第一團為核心，聯合二、三團部分官兵和軍校學生，舉行平江起義，又同起義的農民會合，成立了湖南的第一個蘇維埃政府。
兩年以後，彭德懷積聚了一支約八千個兄弟的「鐵軍」，這就是紅軍五軍團。他以這支部隊攻佔了湖南省會長沙這個大城市，把何鍵的六萬軍隊趕跑——他們大多數都是鴉片鬼。紅軍守城十日，抵禦寧湘聯軍的反攻，最後因受到日、英、美炮艦的轟擊，才被迫撤出。
不久之後，蔣介石就職開始對赤匪進行第一次「大圍剿」。這些圍剿經過，前文已有概述。南方紅軍長征時，彭德懷是打先鋒的一軍團司令員。他突破了幾萬敵軍的層層防線，在進軍途上一路攻克戰略要衝，為主力部隊保證交通，最後勝利進入陝西，在西北蘇區根據地找到了棲身之地。他的部下告訴我說，六千英里的長征，大部分他是步行過來的，常常把他的馬讓給走累了的或受了傷的同志騎。
彭德懷過去既有這樣一種鬥爭歷史，我原以為他是個疲憊的、板著臉的狂熱領袖，身體也許已經垮了。結果我卻發現彭德懷是個愉快愛笑的人，身體極為健康，只是肚子不好，這是在長征途上有一個星期硬著頭皮吃沒有煮過的麥粒和野草，又吃帶有毒性的食物和幾天顆粒未進的結果。他身經百戰，只受過一次傷，而且只是表面的。
我住在彭德懷設在預旺堡的司令部的院子裡，因此我在前線常常看到他。附帶說一句，司令部——當時指揮三萬多軍隊——不過是一間簡單的屋子，內設一張桌子和一條板凳，兩隻鐵製的文件箱，紅軍自繪的地圖，一台野戰電話，一條毛巾，一隻臉盆，和鋪了他的毯子的炕。他同部下一樣，只有兩套制服，他們都不佩軍銜領章。他有一件個人衣服，孩子氣地感到很得意，那是在長征途上擊下敵機後用繳獲的降落傘做的背心。
我們在一起吃過好幾頓飯。他吃的很少很簡單，伙食同部下一樣，一般是白菜、麵條、豆、羊肉，有時有饅頭。寧夏產瓜，種類很多，彭德懷很愛吃。可是，好吃慣了的作者卻發現彭德懷在吃瓜方面並不是什麼對手。但是在彭德懷參謀部裡的一位醫生前面只好低頭認輸，他的吃瓜能力已為他博得了「韓吃瓜的」這樣一個美名。
二
彭德懷印象（下）
我必須承認彭德懷給我的印象很深。他的談話舉止裡有一種開門見山、直截了當、不轉彎抹角的作風很使我喜歡，這是中國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質。他動作和說話都很敏捷，喜歡說說笑笑，很有才智，善於馳騁，又能吃苦耐勞，是個很活潑的人。這也許一半是由於他不吸煙、也不喝酒的緣故。有一天紅二師進行演習，我正好同他在一起，要爬一座很陡峭的小山。「衝到頂上去！」彭德懷突然向他喘吁吁的部下和我叫道。他像兔子一般竄了出去，在我們之前到達山頂。又有一次，我們在騎馬的時候，他又這樣叫了一聲，提出挑戰。從這一點和其他方面可以看出他精力過人。
彭德懷遲睡早起，不像毛澤東那樣遲睡也遲起。就我所知，彭德懷每天晚上平均只睡四、五小時。他從來都是不急不忙的，但總是很忙碌。我記得那天早上一軍團接到命令要前進二百里到敵區的海原，我多麼吃驚：彭德懷在早飯以前發完了一切必要的命令後，下來同我一起吃飯，飯後他就馬上上路，好像是到鄉下去郊遊一樣，帶著他的參謀人員走過預旺堡的大街，停下來同出來向他道別的穆斯林阿訇說話。大軍似乎是自己管理自己的。
附帶說一句，雖然政府軍飛機常常在紅軍前線扔傳單，懸賞五萬到十萬元要緝拿彭德懷，不論死擒活捉，但是他的司令部門外只有一個哨兵站崗，他在街上走時也不帶警衛。我在那裡的時候，看到有成千上萬張傳單空投下來要懸賞緝拿他、徐海東、毛澤東。彭德懷下令要保存這些傳單。這些傳單都是單面印的，當時紅軍缺紙，就用空白的一面來印紅軍的宣傳品。
我注意到，彭德懷很喜歡孩子，他的身後常常有一群孩子跟著。許多孩子充當勤務員、通訊員、號兵、馬伕，作為紅軍正規部隊組織起來，叫做少年先鋒隊。我常常見到彭德懷和兩三個「紅小鬼」坐在一起，認真地向他們講政治和他們個人問題。他很尊重他們。
一天我同彭德懷和他一部分參謀人員到前線去參觀一所小兵工廠，視察工人的文娛室，也就是他們的列寧室即列寧俱樂部。在屋子裡的一道牆上有工人畫的一幅大漫畫，上面是一個穿和服的日本人雙腳踩著滿洲、熱河、河北，舉起一把沾滿鮮血的刀，向其餘的中國劈去。漫畫中的日本人鼻子很大。
「那是誰？」彭德懷問一個負責管理列寧俱樂部的少先隊員。
「那是日本帝國主義者！」那個孩子回答。
「你怎麼知道的？」彭德懷問。
「你瞧那個大鼻子就行了！」
彭德懷聽了大笑，看看我。「好吧，」他指著我說，「這裡有個洋鬼子，他是帝國主義嗎？」
「他是個洋鬼子，那沒問題，」那個少先隊員說，「但不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他有個大鼻子，但要做日本帝國主義者還不夠大！」
彭德懷高興地大笑，後來就開玩笑地叫我大鼻子。事實上，我的鼻子在西方人的社會中是正常的，並不惹眼，但在中國人看來，外國人都是大鼻子。我向彭德懷指出，當紅軍真的與日本人接觸後，發現日本人的鼻子同他們自己的鼻子一般大時，這種漫畫可能使他們感到極其失望。他們可能認不出敵人，而不願打仗。
「不用擔心！」司令員說。「我們會認出日本人來的，不管他有沒有鼻子。」
有一次我同彭德懷一起去看一軍團抗日劇團的演出，我們同其他戰士一起在臨時搭成的舞台前面的草地上坐下來。他似乎很欣賞那些演出，帶頭要求唱一個喜歡聽的歌。天黑後天氣開始涼起來，雖然還只八月底。我把棉襖裹緊。在演出中途，我突然奇怪地發現彭德懷卻已脫了棉衣。這時我才看到他已把棉衣披在坐在他身旁的一個小號手身上。
我後來瞭解彭德懷為什麼喜歡這些「小鬼」，那是他向我的再三要求讓步，把他自己的童年的一些情況告訴我的時候。他在自己的童年所受的苦，可能使西方人聽來感到驚奇，但是卻是夠典型的背景材料，可以說明為什麼許多中國青年像他那樣投奔紅軍。
三
為什麼當紅軍？
彭德懷生於湘潭縣的一個農村，離長沙約九十里地，靠湘江的藍色江水旁邊的一個富裕的農村裡。湘潭是湖南風景最好的一個地方，深深的稻田和茂密的竹林繡成一片綠色的田野。人口稠密，一縣就有一百多萬人。湘潭土地雖然肥沃，大多數農民卻窮得可憐，沒有文化。據彭德懷說，「比農奴好不了多少」。那裡的地主權力極大，擁有最好的地，租稅高得嚇人，因為他們許多人也是做官的。
「湘潭有些大地主一年收入有四、五萬擔谷子，湖南省有些最富有的米商就住在那裡」。
彭德懷自己的家庭是富農。他六歲那年死了母親，他的父親續絃後，後母憎嫌彭德懷，因為他使她想起了她的前任。她送他到一所老式私塾去唸書，在那裡常常挨老師打。彭德懷顯然很有能力照顧自己：有一次挨打時，他舉起一條板凳， 揍了老師一下，就逃之夭夭了。老師在本地法院告他，他的後母把他趕了出來。
他的父親對這次吵架並不怎麼在意，但是為了遷就妻子，把這個摔凳子的年輕人送去同他喜歡的一個嬸母那裡去住。這位嬸母把他送進了所謂新學堂。他在那裡遇到了一個「激進派」教師，是不信孝敬父母的。有一天彭德懷在公園裡玩耍的時候，那個教師過來，坐下來同他談話。彭德懷問他孝敬不孝敬父母，問他是否認為彭德懷應該孝敬父母？那位教師說，從他本人來說，他不相信這種胡說八道。孩子們是在他們父母作樂的時候誕生到這個世界上來的，正如彭德懷在公園裡作樂一樣。
「我很贊成這種看法，」彭德懷說，「我回家後便向嬸母說了。她嚇了一大跳。第二天就不讓我去上學，受這種可惡的『外國影響』。」他的祖母——看來是個殘酷的專制魔王——聽到他反對孝敬父母的話以後，「每逢初一月半、逢年過節或者颳風下雨的日子」就跪下來禱告，祈求天雷打死這個不孝孽子。
接著發生了一件驚人的事，這最好用彭德懷自己的話來說：
「我的祖母把我們統統看做是她的奴隸。她抽鴉片煙很凶。我不喜歡聞鴉片煙，有一天晚上我再也忍受不住了，起身把她的煙盤從爐子上踢了下來。她大發脾氣，把全族人都叫來開了會，正式要求把我溺死，因為我是不孝的孩子。她對我提出了一大串罪狀。
「當時族人已準備執行她的要求。我的繼母贊成把我溺死，我的父親說，既然這是一家的意見，他也不反對。這時我的舅舅站了出來，狠狠地責備我的父母沒有把我教養好。他說這是他們的過失，因此孩子沒有責任。
「我的命就得了救，但是我得離家。我當時才九歲，十月裡天氣很冷，我除了一身衣褲外身無長物。我的繼母還想把我身上的衣褲留下。但我證明這不是她的，是我生身的母親給我做的。」
這就是彭德懷闖世界的生活的開始。他起先當放牛娃，後來又做礦工，一天拉十四小時風箱。工作時間這麼長使他吃不消，於是他就離開煤礦，去當鞋匠學徒，一天只工作十二小時，這已是個大改善了。他沒有工資，過了八個月他又逃跑了，這次去到燒鹼礦做工。礦井歇業後，他再一次得去找工作。身上除了一身破爛以外仍一無長物。他去修水渠，終於有了個「好差使」，拿到了工資。二年攢了一千五百文。——大約十二元錢！但換了軍閥後，原來的紙幣成了廢紙，他又一文不名。灰心喪氣之下，他決定回家鄉。
彭德懷現在十六歲，他去找一個有錢的舅舅，就是那個救了他一命的舅舅。那人自己的兒子剛死，他過去一直很喜歡彭德懷，就歡迎他去，留他在家。彭德懷愛上自己的表妹，舅舅對婚事也頗贊同。他們請一個古文先生上課，在一起嬉戲，計劃將來的共同生活。
但是這些計劃被彭德懷的無法抑制的暴躁脾氣所打斷了。第二年，湖南發生大饑荒。成千上萬的農民赤貧無依。彭德懷的舅舅救了許多農民，但是最大的一些米店是一個大地主開的，靠此大發橫財。有一天有二百多個農民擁到他家中，要求他把大米平價賣給他們——這是在饑荒之年一向要大善士做的事。但這個有錢人拒絕討論，把人們趕走，閂上了大門。
彭德懷繼續說：「我正好走過他家，便停下來看示威。我看到有許多人都已餓得半死，我知道那個人的米倉裡有一萬擔大米，可是他卻一點也不肯幫窮人的忙。我生氣起來，便帶領農民攻打他家，他們把他的存糧都運走了。我事後想起來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樣做。我只知道，他應該把米賣給窮人，要是不賣，他們把米拿走是應該的。」
彭德懷又得逃命，這次他已夠年歲可以當兵。他的軍人生涯由此開始。不久之後他就成了一個革命家。
他十八歲當上了排長，參加了推翻當時統治該省的一個姓胡的督軍的密謀。彭德懷當時受到軍中一個學生領袖的很大影響，這個人遭到了督軍的殺害。彭德懷負了刺殺督軍的任務來到長沙，等他有一天上街時 扔炸彈過去。這顆炸彈卻是虎頭蛇尾的，像中國小說中的情況一樣：它沒有爆炸，彭德懷逃走了。
不久之後，孫逸仙博士擔任西南聯軍的大元帥，打敗了胡督軍，但後來又被北洋軍閥趕出湖南。彭德懷同孫逸仙的軍隊一起南逃。後來他奉孫逸仙的一個將領程潛１的命令從事諜報活動，到了長沙以後被叛徒出賣，遭到逮捕。當時湖南當權的軍閥是張敬堯。彭德懷對他這段經歷是這麼敘述的：
「我每天受各樣刑罰約一小時。有一天晚上我被手足反綁，在手腕上縛一根繩子吊在樑上。獄卒們在我背上堆上一塊塊大石頭，站在周圍踢我，要我招供——因為他們至今仍沒有弄到我的證據。我昏過去了好幾次。
「這樣的刑罰繼續了一個月。每次受刑後我常常想，下一次得招供了，因為我實在受不了這種刑罰。但每次我又決定不屈服，堅持到第二天再說。最後他們從我口中得不到什麼東西，出乎意料地釋放了我。我一生中最愜意的一件事是幾年以後我們攻佔長沙時把這個用刑室拆毀了。我們放了關在那裡的好幾百名政治犯——其中許多人由於挨打、虐待、挨餓已奄奄一息。」
彭德懷重獲自由以後就回到他舅舅家去看他的表妹，他想同她結婚，因為他認為自己仍有婚約。他發現她已死了。他於是又去當兵，不久就第一次任軍官，派到湖南軍校學習。畢業後他在魯滌平部下第二師當營長，到家鄉駐防。
「我的舅舅死了，我聽到消息以後就請假回去奔喪。路上我要經過童年時代的家。我的老祖母還活著，八十多了，身體還很健旺，她聽說我回來，走了十里路來迎我，請我不要計較過去。她的態度非常謙恭。我對這一轉變感到很奇怪。是什麼原因呢？我馬上想到這不是因為她個人感情有了什麼轉變，而是因為我在外面發了跡，從一個無業遊民變成一個月掙二百元大洋軍餉的軍官。我給老太太一些錢，她以後就在家裡讚揚我是個模範『孝子』！」
我問彭德懷受到什麼書籍的影響。他說，他年輕的時候讀過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第一次開始對軍人應對社會負有什麼責任有了一些認真的考慮。「司馬光筆下的戰爭都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只給人民帶來痛苦——很像我自己的時代裡中國軍閥之間的混戰。為了要使我們的鬥爭有一些意義，為了實現長期的變革，我們能夠做些什麼？」
彭德懷讀了梁啟超、康有為以及其他許多對毛澤東也發生過影響的作家的著作。有一個時期，他對無政府主義也有一些信仰。陳獨秀的《新青年》使他對社會主義發生了興趣，從此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國民革命正在醞釀中，他當時任團長，覺得有必要用一種政治學說來激勵他的部下的士氣。孫逸仙的三民主義「比起梁啟超來是個進步」，但彭德懷感到「太含糊混亂」，雖然當時他已是國民黨員。布哈林的《共產主義入門》使他覺得是「第一次提出了一個實際合理形式的社會和政府的一本書」。
到一九二六年彭德懷已讀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簡介、《新社會》（一個著名的中國共產黨員著）、考茨基的《階級鬥爭》以及許多對中國革命作了唯物主義解釋文章和小冊子。彭德懷說，「以前我只是對社會不滿，看不到有什麼進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讀了《共產黨宣言》以後，我不再悲觀，開始懷社會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
雖然彭德懷到一九二七年才參加共產黨，他在自己的部隊裡吸收相信共產主義的青年，辦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訓練班，成立士兵委員會。一九二六年，他同一個中學女生結了婚，她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但在革命期間，他們分了手。一九二八年以後彭德懷就沒有見到過她。就是在那一年七月，彭德懷舉行起義，佔領了平江，開始了他的叛逆或土匪——看你怎麼叫——的生涯。
他在把這些青年時代和鬥爭的情況告訴我時，他手裡執著一個用蒙古馬鬃做的蒼蠅拂，為了強調語氣，漫不經心地隨手揮舞著，一邊在屋子裡踱來踱去，說說笑笑。這時有個通訊員送來了一束電報，他開始看電報時又突然成了個嚴肅的司令員了。
「反正，要說的就是這麼一些，」他最後說。「這可以說明一個人怎麼變成『赤匪』的！」
１林伯渠當時在程潛軍中當參謀長。
四
游擊戰術
這裡我要報道一下我訪問彭德懷，瞭解紅軍怎樣成長和為什麼成長的一次極為有興趣的談話。我記得我們是坐在預旺堡前縣長的公館裡，這是一所兩層樓的房子，有欄杆圍著的陽台。坐在陽台上，你可以越過寧夏平原眺望蒙古。
在預旺堡的高高結實的城牆上，紅軍的一隊號兵在練習吹軍號，這個堡壘一樣的城中有一角落飄著一面猩紅的大旗，上面的黃色的錘子和鐮刀在微風中時隱時現，好像後面有一隻手在撫弄一樣。我們從一邊望下去，可以看到一個清潔的院子，回族婦女在舂米做飯，另一邊晾著衣服。遠處一個空地裡，紅軍戰士在練爬牆，跳遠，擲手榴彈。
彭德懷和毛澤東雖是湖南同鄉，在成立紅軍以前卻沒有見過面。彭德懷說話南方口音很重，快得像連珠炮。只有他慢條斯理地講得很簡單的時候我才能聽懂，但他總是很不耐煩慢條斯理地說話。在這次談話裡，北京一位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做我的翻譯，他的英語很好。我希望他仍活著，總有一天會讀到我在這裡對他表示的最深切的感謝。
「中國採用游擊戰的主要原因，」彭德懷開始說。「是因為經濟破產，特別是農村經濟破產。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軍閥混戰加在一起，破壞了農村經濟的基礎，不消滅它的主要敵人是不能恢復的。 苛捐雜稅，加上日本侵略，軍事上和經濟上的侵略，在地主的幫助下加速了農民破產的速度。農村中的豪紳的濫用權力使大多數農民無法生活下去。農村中失業現象普遍。窮人階級願意為改變處境而鬥爭。
「其次，游擊戰得到了發展是因為內地的落後。缺乏交通、道路、鐵路、橋樑，使得人民可以武裝起來，組織起來。
「第三，雖然中國的戰略中心多少都控制在帝國主義者手中，這種控制是不平衡的，不統一的。在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之間，有很多空隙，可以迅速發展游擊戰。
「第四，大革命（一九二六——二七）年在許多人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思想，甚至在一九二七年發生反革命，城市裡進行了大屠殺以後，許多革命者拒絕屈服，尋求反對的方法，由於大城市裡帝國主義和買辦聯合控制的特殊制度，由於在開始的時候缺乏一支武裝力量，不可能在城市地區找到一個根據地。因此許多革命工人、知識分子、農民回到農村地區去領導農民起義。無法容忍的社會經濟條件造成了革命的條件：所需要的只是為這一農村群眾運動提供領導、方式和目標。
「所有這些因素都有助於革命游擊戰的發展和成功。當然，這些道理說得很簡單，沒有談到其中更深刻的問題。
「除了這些理由以外，游擊戰所以能夠成功，游擊隊所以能夠戰無不勝，還因為群眾同作戰部隊打成一片。紅色游擊隊不僅是戰士，他們同時也是政治宣傳員和組織者。他們到哪兒就把革命的思想帶到哪兒，向農民群眾耐心解釋紅軍的真正使命。使他們瞭解只有通過革命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為什麼共產黨是唯一能夠領導他們的政黨。
「但是至於游擊戰的具體任務，你問到為什麼在有些地方發展很快，成了強大的政治力量。而在別的地方卻很容易遭到迅速的鎮壓。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首先，中國的游擊戰只有在共產黨的革命領導下才能取勝，因為只有共產黨有決心、有能力滿足農民的要求，瞭解在農民中間進行深入、廣泛、經常的政治和組織工作的必要性，能夠實現它宣傳的諾言。
「其次，游擊隊的實際戰地領導必需堅決果斷、勇敢無畏。沒有這些領導品質，游擊戰不但不能發展，而且在反動派的進攻下一定會衰亡。
「因為群眾只關心他們生計問題的實際解決，因此只有立即滿足他們最迫切的要求才能發展游擊戰。這意味著必須迅速解除剝削階級的武裝。
「游擊隊決不能靜止不動，這樣就會招致毀滅。他們必須不斷擴充，在周圍不斷建立新的外圍團體。每個鬥爭階段都要有政治訓練的配合，從每一個新參加革命的隊伍中必須培養當地的領導人，在一定程度內可以從外面吸收領導人，但是如果游擊運動不能鼓舞、喚醒，不能經常地從本地群眾中培養新的領導人，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成功。」
這些話使人感到很有興趣，而且無疑也是很重要。但是如果可能性的話，我想知道紅軍的軍事指導原則，因為這些原則使得他們成為裝備比他們強大好幾倍的南京軍隊的勁敵。凡是讀到過一些關於勞倫斯上校及其戰役的人，無不把紅軍的戰術同這個英國運動戰偉大 天才的戰術相比。像阿拉伯人一樣，紅軍在少數幾次的大規模陣地戰中戰績平庸，但在運動戰中卻不可戰勝。
張學良少帥所以開始尊重紅軍（這是他被派來摧毀的敵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對他們這種作戰方法的熟練掌握有很深刻的印象，他終於相信，這種方法是可以用來打日本的。他同紅軍達成休戰協議後，就邀請紅軍教官到他在陝西為東北軍辦的軍官訓練班講課，共產黨在那裡的影響迅速擴大。張學良和他的大部分軍官堅決抗日，他們相信，在對日戰爭中，中國最後必須依靠優勢的機動的運動能力。他們迫切地要想知道紅軍在十年內戰的經驗中學到的關於運動戰的戰略戰術的所有知識。
關於這幾點，我原來問過彭德懷，是否可以歸納一下「紅色游擊戰術的原則」？他答應過給我總結一下，並且寫了一些筆記，現在他念給我聽。至於這個問題的詳盡論述，他叫我去看毛澤東寫的一本小冊子，是在蘇區出版的，但是我無法弄到。
彭德懷說，「如果新發展的游擊隊要成功的話，有些戰術原則必須遵守。這是我們從長期經驗中學習到的，雖然視具體情況而異。我認為背離這些原則一般都會造成滅亡。主要原則可以歸納為下列十點：
「第一，游擊隊不能打打不贏的仗。除非有很大的勝利把握，否則不同敵人交戰。
「第二，游擊隊如果領導得好，所採用的主要進攻戰術就是奇襲。必須避免打陣地戰。游擊隊沒有輔助部隊，沒有後方，沒有供應線和交通線，而敵人卻有。因此在長期的陣地戰中敵人據有一切有利條件，總的來說，游擊隊獲勝的可能性與作戰時間長短成反比例。
「第三，在交戰之前，不論主動或是被動，必須制訂出縝密的詳細的進攻計劃，特別是撤退計劃。任何進攻，事先如不充分準備好預防措施，游擊隊就有遭到敵人出奇制勝的危險。游擊隊的極大有利條件就是優勢運動能力，在運用這種能力方面如有錯誤就意味著滅亡。
「第四，在發展游擊戰中必須注意民團，這是地主豪紳的第一道，也是最後一道的最堅決的防線。從軍事上來說，民團必須予以消滅。但從政治上來說，如有可能，就必須把它爭取到群眾一邊來。一鄉的民團不解除武裝，群眾是發動不起來的。
「第五，在與敵軍正常交戰時，游擊隊的人數必須超過敵人。但是如果遇到敵人正規軍在移動、休整、或防範不嚴的時候，可以用一支小得多的部隊，對敵人戰線上的要害進行側翼奇襲，行動要迅速堅決。紅軍的許多『短促突擊』都是用幾百個人的兵力對成千上萬的敵軍進行的。這種突然進攻要完全成功必須要突然、迅速、勇敢、果斷、計劃周密，挑選的是敵人最薄弱又是最重要的環節。只有高度有經驗的游擊隊才能取勝。
「第六，在實際戰鬥中，游擊戰線必須具有最大的彈性。一旦看出他們對敵人兵力或準備或火力的估計如有錯誤，游擊隊員應該能夠象發動進攻那樣迅速地脫離接觸而後撤。每一單位必須有可靠的幹部，充分能夠代替在戰鬥中傷亡的指揮員。在游擊戰中必須大大依賴下級的隨機應變。
「第七，必須掌握牽制佯攻、騷擾伏擊等分散注意的戰術。在中文中，這種戰術 叫做『聲東擊西的原則』。
「第八，游擊隊要避免同敵軍主力交戰，要集中在最薄弱的或最致命的環節。
「第九，必須提防敵人找到游擊隊主力。為此，游擊隊員在敵人前進時應集中在一個地方，應該在進攻之前經常變位置——一天或一晚上兩三次。游擊隊行動神出鬼沒是要取得成功所絕對必備的條件。進攻後迅速分散的周密計劃同實際集中力量應付敵人進攻的計劃一樣重要。
「第十，除了優勢機動以外，游擊隊由於同地方群眾不可分離，在優勢情報方面具有有利條件，必須充分利用這一條件。理想的情況是，每個農民都是游擊隊的情報員，這樣敵人每走一步，游擊隊就無不事先知道。應努力保護敵情渠道，並建立好幾道輔助情報網。」
據彭德懷司令員說，這就是紅軍力量所繫的主要原則，每次擴大紅區都要運用這些原則。他最後說：
「因此你可以看到游擊戰要成功，需要這些基本條件：無畏、迅速、計劃周密、機動、保密、行動神出鬼沒和堅決果斷。缺一項，游擊隊就不能取勝。如果在戰鬥開始時，他們沒有決斷，戰鬥就要拖延時日。他們必須迅速，否則敵人就能得到增援。他們必須機動靈活，否則就會失掉運動的有利條件。
「最後，游擊隊絕對必需得到農民群眾的擁護和參加。如果沒有武裝農民運動，事實上就沒有游擊隊根據地，軍隊就不可能存在。只有深深扎根於人民的心中，只有實現群眾的要求，只有鞏固農村蘇維埃中的根據地，只有掩護在群眾之中，游擊戰才能帶來革命的勝利。」
彭德懷在陽台上踱來踱去，每次走到我伏案疾書的桌子邊上時就提出一個論點。現在他突然停下來，沉思地回想。
「但沒有任何東西，絕對沒有任何東西，」他說，「比這一點更重要——那就是紅軍是人民的軍隊，它所以壯大是因為人民幫助我們。
「我記得一九二八年的冬天，我的部隊在湖南只剩下二千多人，還受到包圍。國民黨軍隊把方圓三百里內的所有房子都燒掉了，搶去了所有糧食，然後對我們進行封鎖。我們沒有布，就用樹皮做短衫，把褲腿剪下來做鞋子。頭髮長了沒法剃，沒有住的地方，沒有燈，沒有鹽。我們病的病，餓的餓。農民們也好不了多少，他們剩下的也不多，我們不願碰他們的一點點東西。
「但是農民鼓勵我們。他們從地下挖出他們藏起來不讓白軍知道的糧食給我們吃，他們自己吃芋頭和野菜。他們痛恨白軍燒了他們的房子，搶了他們的糧食。甚至在我們到達之前他們就在同地主老財作鬥爭了，因此他們歡迎我們。許多人參加了我們的隊伍，幾乎所有的人都用某種方式幫助我們。他們希望我們取勝！因此我們繼續戰鬥，衝破了封鎖。」
他向我轉過身來，簡單地結束道。「戰術很重要，但是如果人民的大多數不支持我們，我們就無法生存。我們不過是人民打擊壓迫者的拳頭！」
五
紅軍戰士的生活
在國外，中國士兵的名聲很差。許多人認為他們的槍主要是裝飾品，他們唯一打的仗是用鴉片煙槍打的；如果有步槍交火，都是事先商定，朝天開槍；戰局用銀洋決定勝負，士兵用鴉片發餉。對過去的大部分軍隊來說，這種說法有一部分確是如此，可是現在裝備良好的第一流中國士兵（紅軍白軍都是如此），不再是滑稽戲中的笑話了，這在不久就會讓全世界看到。中國未能擊退日本的進攻並不是判斷的標準：除了上海曾經進行過後來受到破壞的抵抗以外，迄今沒有進行認真的抵抗。
中國依然有著很多滑稽戲式的軍隊，但近年來，已經出現了一種新型中國戰士，他們不久就會取代那些舊式的戰士。內戰，特別是紅軍和白軍之間的階級戰爭，付出的代價一直很高，打得往往很猛烈凶狠，雙方都沒有寬恕或妥協的餘地。中國這十年的內爭，如果說別無成就，那至少已建立了對運用現代技術和戰術有經驗的一支戰鬥力量和軍事頭腦的核心，這不久就會建立一支強有力的軍隊，不再能夠被看作是銀樣蠟槍頭了。
問題從來不在於人材本身。我在一九三二年的淞滬戰役中就知道，中國人同任何別國的人一樣能打仗。撇開技術上的局限性不談，問題完全是統帥部自己沒有能力訓練麾下的這種人材，賦與軍事紀律、政治信念和致勝意志。紅軍的優越性就在這裡——它往往是戰鬥中相信自己是為一定目的而作戰的唯一一方。紅軍在建軍的教育工作方面的成功，使他們能夠抵抗住敵人的在技術上和數量上的巨大優勢。
中國農民占紅軍的大部分，他們堅忍卓絕，任勞任怨，是無法打敗的。這在長征中已經表現了出來，這也在紅軍日常生活的嚴格要求上表現出來。可能也有外國軍隊能夠吃得消這種同樣的風吹雨打、食物粗礪、住所簡陋、長期艱苦的生活，但我沒有見過。我對美、英、法、日、意、德的軍隊都比較熟悉，但是我相信只有最優秀的軍隊才能吃得消紅軍戰士這樣緊張艱苦的日常條件。
我在寧夏和甘肅所看到的紅軍部隊，往在窯洞裡，富有地主原來的馬廄裡，用泥土和木料草率建成的營房裡，以前的官吏或駐軍丟棄的場地和房子裡。他們睡在硬炕上，甚至沒有草墊，每人只有一條棉毯——然而這些房間卻相當清潔整齊，雖則地板、牆壁和天花板都是刷了白粉的泥土。他們難得有桌子或書桌，把磚頭或石頭堆起來就當椅子用，因為大部分傢俱在敵人撤退以前就給毀壞或運走了。
每一個連都有自己的炊事員和後勤部門。紅軍的飲食極為簡單。咖啡、茶、蛋糕、各種糖果或新鮮蔬菜，幾乎是聞所未聞的東西，他們也不想。咖啡罐頭比咖啡更有價值；沒有誰喜歡咖啡，它的味道象藥一樣，但是一個好罐頭卻可以做成一個耐用的飯盒！熱開水幾乎是唯一的飲料，喝冷水受到特別禁止。
紅色士兵不作戰時，一天到晚都很忙，實際上，在西北，像在南方一樣，經常長時期沒有活動，因為佔領一個新地方後，紅軍就要休整一兩個月時間，成立蘇維埃或者進行其他的「鞏固」，只派少數人去前哨值勤。敵人除了定期發動大「圍剿」以外，幾乎總是處於守勢。但是在紅軍和敵人各自的攻勢之間往往有很長間隙的閒暇。
紅軍士兵不作戰或不值勤時，每星期休息一天。他們五點鐘起床，晚上九點鐘吹「熄燈號」睡覺。每天的時間表包括：起床後即進行一小時的早操；早餐；兩小時的軍事訓練；兩小時的政治課和討論；午餐；一小時的休息；兩小時的識字課；兩小時的運動；晚餐；唱歌和開小組會；「熄燈號」。
跳遠、跳高、賽跑、爬牆、盤繩、跳繩、擲手榴彈和射擊方面的激烈競賽，受到鼓勵。看了紅軍跳牆、跳桿和盤繩，就不難明白為什麼中國報紙因為他們行動敏捷和爬山迅速而給他們起了「人猿」的綽號。由班到團，在運動、軍事訓練、政治常識、識字和公共衛生等方面的集體競賽中，都頒發獎旗。我在獲得這類榮譽的部隊的列寧室裡，看見這些獎旗陳列在那裡。
每一個連和每一個團都有列寧室，這裡是一切社會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團的列寧室是部隊營房中最好的，但這話說明不了甚麼；我所看到的總是很簡陋，臨時湊合成的，它們使人注意的是室內的人的活動，而不是室內的設備。它們全都懸掛了馬克思和列寧像，那是由連團中有才能的人畫的。像中國的一些基督像一樣，這些馬克思和列寧像一般都帶有鮮明的東方人的外貌，眼睛細得像條線，前額高大，像孔子的形像，或者全然沒有前額。紅軍士兵給馬克思起了馬大鬍子的綽號。他們對他似乎又敬又愛。回民戰士特別是這樣，中國人喜歡大鬍子而且能夠留大鬍子的，似乎也只有他們。
列寧室的另一個特點，是室中有專為研究軍事戰術而設的一角，有土製模型。微型城鎮、山嶽、要塞、河流、湖泊和橋樑，都建在這些角落裡，學員在研究一些戰術問題時，玩具軍隊就在這些模型上來回作戰。倒如，在有些地方，可以看到中日淞滬戰爭的重演，在另外地方，又可以看到長城戰役，但大多數模型當然是表現紅軍和國民黨之間過去的戰爭的。此外，它們也用來說明軍隊駐紮地區的地理特點，表現一場假設戰役的戰術，或只是用來引起紅軍士兵對地理和政治課的興趣，他們上這些課是軍事訓練的一部分。在一個衛生連的列寧室裡，我看到人體各部分的泥塑模型，說明某些疾病的影響，人體的衛生，等等。
室的另一角是用來學識字的，這裡可以看到每個戰士的筆記簿都掛在牆壁上指定的木釘上。有三個識字班：識字不到一百個的一班；識字一百到三百個的一班；能讀寫的字超過三百個的又是一班。紅軍為每班出版了自己的課本（以政治宣傳作為學習材料）。除了政治訓練以外，每個連、營、團和軍的政治部都負責群眾教育。他們告訴我，在一軍團中，只有百分這二十左右的人依然在「瞎子」班，這是中國人對完全不識字的人的稱呼。
「列寧室的原則，」第二師那位二十二歲的政治部主任蕭華對我說，「十分簡單。它們的全部生活和活動，必須同戰士的日常工作和發展聯繫起來。必須由戰士自己去進行活動。必須簡單和容易瞭解。必須把娛樂同關於軍隊當前任務的實際教育結合起來。」
每個室也都有牆報，由戰士組成的委員會負責定期出版。這至少比一般列寧室的「藏書」要及時得多，後者主要是標準的中國紅軍教科書和講義，俄國革命史，各種從白區偷運進來或奪取而來的雜誌，以及中國蘇維埃出版物，如《紅色中華》、《黨的工作》、《鬥爭》，等等。
列寧室的牆報可以使人相當深入地瞭解士兵的問題和他們的發展情況。我把許多牆報詳細記下來，翻譯成英文。預旺堡二師三團二連列寧室的九月一日的一張牆報是有代表性的。它的內容包括：共產黨和共青團每天和每星期的通告；兩篇新識字的人寫的粗糙稿件，主要是革命的勉勵和口號；紅軍在甘肅南部獲得勝利的無線電新聞簡報；要學唱的新歌；白區的政治新聞；最使人感到興趣的也許是分別用來進行表揚和批評的紅欄和黑欄了。
「表揚」的內容是稱讚個人或集體的勇氣、無私、勤勞和其他美德。在黑欄裡，同志們互相進行嚴厲的批評，並批評他們的軍官（指名道姓的），例如說沒有把步槍擦乾淨，學習馬虎，丟掉一顆手榴彈或一把刺刀，值勤時抽煙，「政治落後」，「個人主義」，「反動習氣」，等等。在有一個黑欄上，我看到一個炊事員因把小米煮得「半生不熟」而受到批評；在另一個黑欄裡，一位炊事員揭發一個人「老是抱怨」他燒的飯不好吃。
許多人聽到紅軍愛好英國的乒乓球，覺得很有意思。這的確有點奇怪，可是每一個列寧室屋子中間都有一張大乒乓球桌，通常兩用，又作飯桌。吃飯的時候，列寧室變成了飯堂，但總有四、五個「共匪」拿著乒乓球拍、乒乓球和球網站在旁邊。催促同志們快些吃；他們要打乒乓球。每一個連都有乒乓球選手，我簡直不是他們的對手。
有些列寧室有留聲機，那是從以前官員的家裡或白軍軍官那裡沒收來的。一天晚上，他們開美國維克特羅拉留聲機招待我，說是高桂滋將軍送來的「禮物」，當時，他在陝綏交界地區指揮國民黨軍隊打紅軍。高將軍的唱片，除了兩張是法國的以外，全是中國的。法國唱片其中一張灌了《馬賽曲》和《蒂珀拉賴》。另一張是一首法國滑稽歌曲。這張唱片引起驚愕的聽眾縱聲大笑，雖然一句話也不懂。
紅軍有他們自己的許多遊戲，而且不斷地在創造新的遊戲來。有一種叫做「識字牌」，是幫助不識字的人學習他們的基本漢字的比賽。另一種遊戲有點像撲克牌，但高分牌上分別寫的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地主」、「革命萬歲」和「蘇維埃萬歲「！低分牌上寫上的口號，根據政治和軍事目的而不同。此外，還有許多集體遊戲。共青團員負責列寧室的節目，每天也領著大家唱歌。其中許多歌曲是配著基督教讚美詩的調子唱的！
所有這些活動，使士兵們十分忙碌而又十分健康。我沒有看見過隨營商人或隨營娼妓和紅軍部隊在一起。吸鴉片煙是禁止的。不論在我與紅軍同行的路上，或者在我參觀過的營房裡，我都沒有看見過鴉片煙或煙槍。除值班外，並不禁止吸香煙，但是有反對吸煙的宣傳，吸香煙的紅軍士兵似乎很少。我請他們吸煙時，他們多數謝絕。
這就是後方正規紅軍戰士的有組織的生活。也許並不是十分有刺激性，但跟宣傳捏造大為不同，而根據這些宣傳捏造，你很可能以為紅軍的生活是縱酒宴樂，由裸體舞女助興，飯前飯後都大肆劫掠。這純粹是胡說八道——其實也談不上純粹。事實是，任何地方的革命軍隊總是有過於禁慾的危險，而不是相反。
紅軍的有些辦法，現在已為蔣介石的精銳「新軍」和他的新生活運動所倣傚——有好得多的條件來實現。但是紅軍說，有一樣東西是白軍沒法倣傚的，就是他們的「革命覺悟」，那是他們維繫鬥志的主要支柱。要知道這種革命覺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最好是看一看紅軍的政治課——那裡你可以聽到深印在這些青年的腦際，使他們為之戰鬥和犧牲的簡單的信條。
六
政治課
一天下午無事，我就去找紅軍政治部的劉曉，他的辦公室在預旺堡城牆上的一個碉堡裡。
我見到的指揮員和黨的領導人已經不少了，但是士兵群眾卻不夠。到現在已經很明顯地可以看出，紅軍指揮員們都是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是通過共產黨派在部隊每一單位的政治部中的代表有效地受到共產黨的領導。當然，托洛茨基先生可能會爭論，他們究竟是好馬克思主義者還是壞馬克思主義者，但我在這裡卻不想作這樣微妙的區分。重要的是，按他們自己的方式，他們是社會主義的自覺戰士；他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相信自己是一個世界性運動的一部分。
我對劉曉說，「我已見了不少指揮員，但士兵卻見得不夠。普通戰士究竟怎麼樣？這些反帝和階級鬥爭的玩意兒，他到底相信幾分？我要去參加他們的政治課，希望你同我一起去。他們的方言太多，我一個人去不能全聽懂。」
劉曉是我在紅軍中遇到的思想最一本正經，工作最刻苦努力的青年之一。他是個極其認真的二十五歲的青年，面容清秀聰明，態度極其溫和謙恭、彬彬有禮。我感覺到他內心中對自己同紅軍的關係極為自豪。他對共產主義有一種宗教式狂熱的純粹感情。我相信，他如接到命令是會毫不猶豫地開槍打死不管多少的「反革命分子」和「叛徒」的。
我沒有權利闖到他那裡去打擾他的工作，但是我知道他奉到命令要盡一切可能協助我。他有好幾次充當我的翻譯，因此我就要充分利用這個條件。我也認為，他厭惡外國人，後來他向我談了他的簡短自傳以後，我就不怪他了。他在自己的國土上曾兩次遭到外國警察的逮捕和囚禁。
劉曉以前是湖南辰州府一所美國教會學校東景書院的學生。他在一九二六年和大革命以前本來是個虔誠的原教旨派基督教徒，熱心基督教青年會工作。一天他領導一次學生罷課，被學校開除，家庭與他斷絕關係。他對在中國的「教會的帝國主義基礎」有了認識以後，就去了上海，積極參加那裡的學生運動，加入了共產黨，被法租界警察逮捕。一九二九年獲釋後，又找到了同志們，在共產黨地下省委領導下工作，又被英國警察逮捕，關在有名的華德路監獄，受到電刑拷打，要他招供，後來移交給中國當局，又關監牢，到一九三一年才重獲自由。當時他才二十歲。不久之後，他就由共產黨的「地下交通」送到福建蘇區，從此就一直在紅軍裡。
劉曉同意陪我一起到一個列寧室去參觀上政治課。這是一軍團二師二團的一個連在開會，有六十二人參加。這是該連的「先進小組」；另外還有一個「第二小組」。紅軍中的政治教育是通過三個大組進行的，每個大組分為上述兩個小組。每一小組選出自己的士兵委員會，同上級軍官商量辦事，派代表參加者蘇維埃。這三個大組中，一個是由連長以上軍官組成；一個是由班長和士兵組成；一個是後勤部隊——炊事員、馬伕、騾夫、通訊員和少先隊。
屋子裡裝飾著綠色的松柏樹枝，大門上釘著一顆紙制的大紅星。裡面是必備的馬克思和列寧的畫像，另一面牆上是淞滬戰爭英雄蔡廷鍇將軍和蔣光鼐將軍的照片。有一張俄國紅軍在紅場集合慶祝十月革命的巨幅照片——那是從上海一家雜誌上剪下來的。最後，還有一幅馮玉祥將軍的巨幅石版印刷像，下面的口號是「還我河山」！這是中國一句古話，現在由於抗日運動而復活了。
戰士們坐在他們自己帶來的磚塊上（常常可以看到士兵們上學去時，一手拿著筆記本，一手帶著一塊磚頭），帶領他們的是連長和政治委員，兩人都有是黨員。據我瞭解，題目是「抗日運動的發展」。一個身材頎長、面容瘦削的青年在講課，他似乎是在總結五年來中日「不宣之戰」，提高嗓門在喊叫。他談到日本侵略滿洲，他自己在那裡的經歷，他當時是張學良少帥的軍隊的一個士兵。他譴責南京下令「不抵抗」。然後他介紹了日本 對上海、熱河、河北、察哈爾和綏遠的侵略。他說每次侵略中「國民狗黨」都不戰而退。他們「把我國四分之一的領土奉送給了日本強盜」。
「為什麼？」他問道，非常激動，聲音有點哽咽。「為什麼我們中國軍隊不打仗救中國？是因為他們不願打嗎？不是！東北軍戰士幾乎天天要求我們的軍官率領我們上前線，打回老家去。每個中國人都不願當亡國奴！但是中國的軍隊因為我們的賣國政府而不能打仗。」
「但是如果我們紅軍領導他們，人民就會打仗……」他最後總結了抗日運動在共產黨領導下的西北的發展。
另一個人站了起來，立正地站著，雙手貼著身子的兩邊。劉曉悄悄地告訴我，他是班長——一個上士——參加者過長征。「不要打日本的只是賣國賊。只是有錢人，軍閥，稅吏，地主，銀行家，他們開展『與日本合作』運動，提出『聯合反共』的口號。他們只是一小撮，他們不是中國人。
「我們的農民和工人，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抗戰救國。只要身他們指出一條道路……我怎麼知道的？在我們江西蘇區，我們人口只有三百萬，但是我們招了五十萬人志願參加的游擊隊！我們忠誠的蘇區在我們反對賣國白軍的戰爭中熱情支援我們。紅軍在全國勝利後，我們就會有一千多萬的游擊隊。那時看日本人敢不敢搶我們！」
還有許多這樣的發言，他們一個接著一個站起來痛斥日本，有時強調、有時不同意以前一個發言者的話，有時對組織討論的人提出的問題作出答覆，或者對「擴大抗日運動」提出建議，等等。
有一個青年談到去年紅軍抗日東征山西時人民的反應。他叫道，「老百姓歡迎我們！他們幾百幾百的來參加我們紅軍。他們在我們行軍的路上送茶水和餅來。有許多人從田里出來參加我們，向我們歡呼……他們十分清楚地明白，誰要把中國出賣給日本。我們的問題是要喚起全國人民，像我們喚起山西人民一樣……」
有一個發言者談到白區的抗日學生運動，另一個談到西南的抗日運動，一個東北人談到張學良少帥的東北軍為什麼不願再打紅軍的原因。「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我們大家都有要團結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必須收復失地！」他慷慨激昂地結束他的發言。第四個人談到東北抗日義勇軍，另一個談到另各地日本紗廠中的中國工人的罷工。
討論歷時一個多小時。指揮員和政治委員有時插一下言總結一下剛才的發言，發揮其中的一個論點，或者補充一些新情況，糾正剛才發言中的某一點。戰士們都用小本子吃力地記了簡單的筆記，他們的誠實的農民的臉上露出了認真思索的神色。整個討論是很生硬地帶有宣傳性的，他們一點也不在乎誇大事實。這甚至有點傳教的味道，所選的材料都是為了證明一個論點。但它的效果很大，這一點是很明顯的。在這些年輕的沒有什麼訓練的頭腦中逐漸形成了簡單然而強烈的信念，從形式上來說是很符合邏輯的信念，也是任何一支十字大軍為了要加強精神團結、勇氣、為事業而犧牲——我們稱之為士氣的那種精神——都認為是必要的信條。
最後我打斷了他們的發言，提出一些問題。他們都舉手搶著回答。我發現在場的六十二個人中，有九個來自城市工人階級家庭，其餘都是直接來自農村。二十一個以前在白軍當過兵，六個前東北軍。只有八個已婚，二十一個來自紅軍家庭——也就是在蘇區得到土改好處的貧農家庭。三十四個不滿二十歲，二十四個在二十到二十五歲之間，只有四個在三十歲以上。
我問道，「紅軍在哪個方面比中國其他軍隊好？」這個問題有十二個人立即站起來回答。我當時記下的答覆，有一部分簡述如下：
「紅軍是革命的軍隊。」
「紅軍是抗日的。」
「紅軍幫助農民。」
「紅軍中的生活條件同白軍生活完全不同。我們在這裡人人平等；在白軍中，士兵群眾受到壓迫。我們為自己和群眾打仗。白軍為地主豪紳打仗。紅軍官兵生活一樣。白軍士兵受奴隸待遇。」
「紅軍軍官來自戰士行列，完全靠表現得到提拔。但白軍軍官是靠錢買的，或者用政治影響。」
「紅軍戰士是志願當兵的，白軍是強征來的。」
「資本家的軍隊是要維護資產階級。紅軍為無產階級打仗。」
「軍閥的軍隊的任務是收稅和壓搾人民的血。紅軍為解放人民打仗。」
「群眾恨白軍；他們愛紅軍。」
我再一次打斷他們，「但是你怎麼知道農民是真的愛紅軍的呢？」這時又有好幾個人跳起來回答。政治委員指了一個。
「我們到新區去的時候，」他說，「農民們總是自動出來幫助我們做急救工作。他們把我們的受傷的戰士從前線抬回醫院。」
另一個：「我們長征過四川時農民給我們送來了他們自己做的草鞋，一路上給我們送來了茶和熱水。」
第三個「我在劉志丹的二十六軍裡在定邊作戰的時候，我們的小分隊保衛一個孤立的崗哨，抵抗國民黨將領高桂滋的進攻。農民們給我們帶來了吃的和喝的。我們不用派人去搞給養，人民會幫助我們，高桂滋的軍隊打敗了。我們俘虜了幾個，他們告訴我們，他們有兩天沒水喝了。農民們在井裡放了毒逃走了。」
一個甘肅農民出身的戰士：「人民在各方面幫助我們。在作戰的時候，他們常常把小股敵軍繳了械，切斷他們的電話電報線，把白軍調動的消息告訴我們，但是他們從來不會切斷我們的電話線，他們幫我們拉電話線！」
另一個：「最近一架敵機在山西一個山上墜毀時，只有幾個農民看到。他們只有紅纓槍和鐵鍬武裝，但是還是襲擊了那架飛機，把兩個飛行員繳了械，捉了起來，送到瓦窯堡我們這裡！」
還有一個：「今年四月在延長，有五個村子成立蘇維埃，我正好駐在那裡，後來我們受到湯恩伯的進攻，不得不後撤。民團回來後捉了村裡十八個人，砍了他們的腦袋。這時我們進行了反攻。村裡的人領我們從山上一條秘密小道襲擊民團。他們沒有防備，我們進攻後繳了三排敵軍的械。」
這時，一個臉上長了一條長疤的青年站了起來，講了長征路上的經歷。他說，「紅軍過貴州時，我和幾個同志在遵義附近受了傷。當時部隊得前進，不能帶我們走，醫生給我們包紮好後，把我們留給一些農民，要他們照顧我們。他們給我們飯吃，待我們很好，白軍到那個村子來時，他們把我們藏了起來。幾個星期以後，我們就復原了。後來紅軍回到這一帶來，第二次攻克了遵義。我們回到了部隊，村子裡有幾個青年和我們一起走了。」
另一個：「有一次我們在[陝西北部的]安定的一個村子裡，我們只有十多個人和十多支槍。農民給我們做豆腐吃，給了我們一頭羊。我們大吃了一頓就睡了，只留一個人站崗。他也睡著了，但在半夜裡，有一個農村孩子跑了來把我們叫醒。他從山上跑了十里路來告訴我們，民團在那裡打算包圍我們。一個小時後民團果然來進攻了，但我們已有準備，把他們打退。」
一個眼光明亮的少年，嘴上還沒有長毛，他站起來宣佈：「我只有一句話要說。白軍到甘肅的一個村子中來時，沒有人幫助它，沒有人給它吃的，沒有人要參加。但是紅軍來時，農民們組織起來，成立委員會來幫助我們，青年人都志願參軍。我們紅軍就是人民，我要說的就是這一點！」
那裡的每一個青年似乎都有個人的經歷可以說出來證明「農民愛我們」。對於那個問題，我記下了十七個不同的答覆。這樣一問一答很受人歡迎，結果又過去了一個小時，我才發現這些戰士早已過了晚飯時間。我向他們道歉，準備走時，該連的一個「小鬼」站起來說，「不要客氣。我們紅軍打仗的時候顧不上吃飯，我們向我們的外國朋友介紹紅軍時也不在乎過了吃飯時間。」
這話講得很得體，那個小鬼說的大概句句是實話。但是這並不妨礙他狼吞虎嚥地很快喝完了一大碗熱氣騰騰的小米粥，那是幾分鐘之後我在該連食堂裡看到他們盛給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