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同紅色農民談話（上）
我到保安以西的甘肅邊境和前線去的時候，一路上借宿農民的茅屋，睡在他們的土炕上（在弄不到門板那樣的奢侈品的時候），吃他們的飯，同他們談話。他們都是窮人，心地善良，慇勤好客。他們有些人聽說我是個「外國客人」便拒絕收我的錢。我記得一個農村小腳老太太，自己有五、六個孩子吃飯，卻堅持要把她養的五、六隻雞殺一隻招待我。
「咱們可不能讓一個洋鬼子告訴外面的人說咱們紅軍不懂規矩，」我聽到她同我的一個同伴說。我知道她這麼說並不是有意無禮。她除了「洋鬼子」以外實在不知道該用什麼稱呼來叫我。
我當時是同傅錦魁一起旅行，他是一個年輕的共產黨員，由外交部派來陪我上前線。像在後方的所有共產黨一樣，傅因有機會到前線的部隊裡去而很高興，把我看成是天賜給他的良機。同時，他直率地把我看成是個帝國主義分子，對我整個旅行公開抱懷疑態度。但是，在一切方面，他總是樂意幫忙的，因此後來沒有等到旅行結束，我們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一天夜裡在陝北接近甘肅邊境的一個叫周家的村子裡，傅和我在一個住了五、六戶農民的院子裡找到了住處。有十五個小孩不斷地在跑來跑去，其中六個孩子的父親是一個年約四十五歲的農民，他很客氣地慨然同意接待我們。他給了我們一間乾淨的屋子，炕上鋪了一張新氈子，給我們的牲口喂玉米和乾草。他賣了一隻雞和幾個雞蛋給我們，那隻雞只收二角錢，但是那間屋子，他堅決不收錢。他到過延安，以前看到過外國人，但其他的男女老幼都沒有見過外國人，他們現在都怯生生地來偷偷看一眼。一個小孩子看到這副奇怪的容貌嚇得哇的大哭起來。
晚飯後，有一些農民到我們屋裡來，給我煙葉，開始聊天。他們要想知道我們美國種什麼莊稼，我們有沒有玉米、小米、牛馬，我們用不用羊糞作肥料。（一個農民問我們美國有沒有雞，我的房東對此嗤之以鼻。他說，「哪兒有人就有雞！」）我們美國有沒有富人和窮人？有沒有共產黨和紅軍？我的關於為什麼有共產黨卻沒有紅軍的答覆，恐怕使他們很費解。
我回答了他們好多問題以後，也問了他們一些問題。他們對紅軍怎麼看法？他們馬上開始抱怨騎兵的馬吃的過多的習慣。情況似乎是，紅軍大學最近在遷移學校的校址時，曾在這個村子裡暫憩幾天，結果使該村的玉米和乾草儲備大為減少。
「他們買東西不付錢嗎？」傅錦魁問。
「付的，付的，他們付錢，問題不在這裡。我們存底不多，你知道，只有這幾擔玉米、小米、乾草。我們只夠自己吃的，也許還有一些剩餘，但是我們還要過冬呢。明年一月合作社肯賣糧食給我們嗎？我們不知道。蘇區的錢能買什麼？連鴉片都不能買！」
這話是個衣服破爛的老頭說的，他仍留著辮子，不高興地低垂雙眼，看著自己的皺鼻和兩英尺長的竹子旱煙筒。他說話的時候，年輕的人都笑。傅錦魁承認他們不能買到鴉片，但是他們不論要什麼其他東西都可以到合作社裡去買。
「能買到嗎？」我們的房東問。「我們可以買到這樣的碗嗎，噯？」他揀起我從西安帶來的一隻廉價的紅色賽珞璐碗（我想大概是日本貨）。傅承認合作社沒有紅色的碗，但是說，他們有不少糧食、布匹、煤油、蠟燭、針、火柴、鹽——他們還要什麼？
「我聽說每人只能買六尺布；有沒有這回事？」一個農民問道。
傅不清楚。他認為布有的是。他於是求助於抗日的論點。「我們的生活同你們一樣苦，」他說。「紅軍是在為你們，為農民工人打仗，保護你們抵抗日本和國民黨。就算你們不是總能買到你要的那麼多的布，買不到鴉片吧，但是你們也不用付稅，這是不是事實？你們不欠地主的債，不會失掉房屋土地，是不是？那麼大哥，你是不是喜歡白軍，不喜歡我們？請你回答這個問題。白軍收了你的莊稼付給你什麼，噯？」
一聽到這話，一切抱怨似乎都煙消雲散了，意見是一致的。「當然不，老傅，當然不！」我們的房東點頭道。「如果讓我們選擇，我們當然要紅軍。我的一個兒子就在紅軍裡，是我自己把他送去的。誰能說不是？」
我問他們為什麼寧可要紅軍。
一
同紅色農民談話（下）
那個對合作社沒有鴉片賣表示不滿的老頭兒在回答時說了一席熱烈的話。
「白軍來了怎麼樣？」他問道。「他們要多少多少糧食，從來不說一句付錢的話。如果我們不給，就把我們當共產黨逮起來。如果我們給他們，就沒有錢繳稅。反正不論怎麼樣，我們都沒有力量繳稅。那麼怎麼辦呢？他們就拿我們的牲口去賣。去年，紅軍不在這裡，白軍回來了，他們拿走了我的兩頭騾子，四頭豬。騾子每頭值三十元錢，豬長足了值二元錢，他們給了我什麼？
「啊喲，啊喲！他們說我欠了八十元的稅和地租，我的牲口折價四十元，他們還要我四十元。我到哪裡去弄這筆錢？我沒有別的東西給他們偷了。他們要我賣閨女，這是真的！我們有的人只好這樣！沒有牲口沒有閨女的只好到保安去坐牢，許多人給凍死了……「
我問這個老頭，他有多少地。
「地？」他啞著聲說。「那就是我的地。」他指著一個種著玉米、小米、蔬菜的山頂。隔著一條小溪，就在我們院子的對岸。
「那塊地值多少錢？」
「這裡的地不值錢，除非是河谷地，」他說。「這樣的一座山，我們花二十五元錢就能買到。值錢的是騾子、羊、豬、雞、房子、農具。」
「那麼，打比方來說，你的地值多少錢？」
他仍舊不願說他的地值多少錢。「你花一百元就可以把我房子、牲口、農具都買去——再算進那座山。」他最後這麼估計。
「那你得繳多少稅和地租呢？」
「四十元一年！」
「那是在紅軍來這裡以前？」
「是的，現在我們不繳稅。但是誰知道明年又怎樣？紅軍一走，白軍就來。一年紅軍，一年白軍。白軍來了，他們叫我們紅匪。紅軍來了，他們逮反革命分子。」
「但是有這不同，」一個青年農民插嘴說。「如果我們的街坊說我們沒有幫助白軍，紅軍就相信了。但是碰上白軍，我們即使有一百個好人為我們擔保，而沒有一個地主，仍把我們當紅匪。可不是這樣？」
那個老頭點點頭。他說上次白軍來時，把山那一頭的村子裡一家貧農統統殺了，為什麼？因為白軍問紅軍藏在哪裡，那家子人不肯告訴他們。「從那以後，我們全都逃了，把牲口帶走。我們後來同紅軍一起回來。」
「要是下次白軍來了，你走嗎？」
「啊喲！」一個頭髮很長，長得一口好牙的老頭叫道。「這次我們當然走！他們會殺死我們的！」
他開始一一說村子裡的人的罪名。他們參加了貧民會，他們投票選舉鄉蘇維埃，他們把白軍動向報告給紅軍，他們有兩家的兒子在紅軍裡，另一家有兩個女兒在護士學校。這不是罪名嗎？他向我保證，隨便哪一個罪名就可以把他們槍決。
這時一個赤腳的十幾歲少年站起來，他一心注意討論，忘記了有洋鬼子。「老大爺，你說這是罪名？這是愛國行為！我們為什麼這樣做？難道不是因為紅軍是窮人的軍隊，為咱們的權利在打仗？」
他熱烈地繼續說：「咱們國家以前有過免費學校嗎？紅軍把無線電帶來以前咱們聽到過世界新聞嗎？世界是怎麼樣的，有誰告訴過咱們？你說合作社沒有布，但是咱們以前有過合作社嗎？還有你的地，從前不是押給了王地主嗎？我的姊姊三年前餓死了，但是自從紅軍來了以後，咱們不是有足夠的糧食吃嗎？你這說苦，但是如果咱們年輕人能學會識字，這就不算苦！咱們少先隊學會開槍打漢奸和日本，這就不算苦！」
凡是知道中國普通農民對日本侵略或任何其他民族問題都是無知的（不是冷漠的）人聽來，這樣不斷提到日本和漢奸可能覺得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發現這種情況不斷發生，不僅在共產黨人的嘴裡，而且也在農民的嘴裡，像這些農民那樣。共產黨的宣傳已造成普遍的影響，這些落後的山民相信他們馬上有受到「日本矮子」奴役的危險，而他們大多數人除了在共產黨招貼和漫畫中以外還沒有見過這樣的人種。
那個青年一口氣說完以後不響了。我看了一眼傅錦魁，看到他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幾個別的農民也連聲稱是，他們大多數人都面露笑容。
談話一直快到九點，早已過了上床的時間，使我感到興趣的是，這次談話是在傅錦魁面前進行的，農民們似乎並不怕他是個共產黨的「官員」。他們似乎把他看成是自己人——而且，看成是一個農民的兒子，他確實也是農民的兒子。
最後一個離開我們的是那個留著辮子和牢騷最多的老頭。他走到門旁時轉過身來，再次低聲向傅說。「老同志，」他央求道，「保安有鴉片嗎？現在，那裡有嗎？」
他走後，傅厭惡地對我說。「你相信嗎？那個他媽的老頭是這裡的貧民會主席，但他仍要鴉片！這個村子需要加強教育工作。」
二
蘇區工業
我在去前線的途上，離保安向西北方向走了幾天的路程以後，停下來在吳起鎮訪問了一下。吳起鎮是陝西蘇區的一個「工業中心」，它之所以突出，讀者不久就會知道，並不是由於在工藝學方面有什麼成就使底特律或曼徹斯特不能等閒視之，而是因為居然有它的存在。
因為在它方圓數百英里之內都是半牧區，人民住在窯洞裡，完全同幾千年以前他們的祖先一模一樣，許多農民仍留著辮子，盤在頭上，馬、驢、駱駝是最新式的交通工具。這裡用菜油點燈，蠟燭是奢侈品，電燈聞所未聞，外國人像愛斯基摩人在非洲一樣罕見。
在這個中世紀的世界裡，突然看到了蘇區的工廠，看到了機器在運轉，看到了一批工人在忙碌地生產紅色中國的商品和農具，確實使人感到意想不到。
我知道在江西的時候，儘管由於缺乏海港和敵人封鎖造成的障礙，切斷了共產黨同現代化大工業基地的聯繫，他們還是建立了好些繁榮的工業。例如，他們所經營的鎢礦是中國最豐富的，每年生產一百多萬磅這種珍貴的礦物，秘密地賣給陳濟棠將軍在廣東的鎢壟斷企業。在吉安的中央蘇區印刷廠有八百名工人，印刷許多書籍、雜誌，還有一家「全國性」報紙——《紅色中華》。
在江西還有紡紗廠、織布廠、機器車間。這些小型工業生產足夠的工業製成品可供簡單的需要。共產黨自稱一九三三年「對外出口貿易」超過一千二百萬元，其中大部分是通過南方敢於冒險的商人進行的，他們闖破國民黨封鎖大獲其利。但是大部分製造業是手工藝和家庭工業，產品通過生產合作社出售。
據毛澤東說，到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蘇區共有一千四百二十三個「產銷」合作社，都是為人民所有，由人民管理的１。國聯調查人員的報告使人懷疑，共產黨搞這種集體企業是成功的，哪怕是在他們為了生存仍在打仗的時候。國民黨事實上在南方有些地方模仿共產黨的辦法，但至今為止所取得的結果證明，要在純粹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下經營這種合作社極為困難，即使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西北，我並沒有想到會有什麼工業。共產黨在這裡遇到的困難要比在南方大得多，因為在成立蘇維埃之前，甚至連一個小規模的機器工業都幾乎完全不存在。在整個西北，在陝西、甘肅、青海、寧夏、綏遠，這些面積總和幾乎與俄國除外的整個歐洲相當的省份裡，機器工業總投資額肯定大大低於——打個比方來說——福特汽車公司某一大裝配線上的一個工廠。
西安和蘭州有少數幾家工廠，但這兩個地方主要依靠華東的大工業中心。只有從外界引進技術和機器，西北的龐大工業潛力才有可能得到大規模的發展。如果說這話適用於西北的這兩個大城市西安和蘭州，那麼共產黨所佔的地方是甘肅、陝西、寧夏一些更加落後的地方，他們所面對的困難就可想而知了。
當然，封鎖切斷了蘇維埃政府的機器進口和技術人員的「進口」。但是關於後者，共產黨說目前他們的來源不絕。機器和原料是更嚴重的問題。為了弄幾台車床、紡織機、發動機或者一點廢鐵，紅軍不惜作戰。在我訪問期間，他們所有的屬於機器項目的一切東西幾乎都是「繳獲」的！例如，在他們一九三六年遠征山西時，他們繳獲了機器、工具、原料後就用騾子一路跨山越嶺運回陝西，到他們令人難以想像的窯洞工廠裡。
南方的紅軍到西北時激起一陣「工業繁榮」。他們帶來了（經過六千英里世界上最難通過的路線）許多車床、旋床、沖床、鑄模等。他們帶來了數十台勝（勝）家縫紉機，配備了他們的被服廠。他們從四川紅色礦井裡帶來了金銀。他們還帶來了製版機和輕型印刷機。怪不得紅軍尊重愛惜馬騾，特別是那些把重負從南方馱來的力壯的牲口！
在我訪問紅色中國的時候，蘇區工業都是手工業，有保安和河連灣（甘肅）的織布廠、被服廠、制鞋廠、造紙廠，定邊（在長城上）的制毯廠，永平的煤礦，所產的煤是中國最便宜的２，還有其他幾縣的毛紡廠和紡紗廠——所有這些工廠都計劃生產足夠的商品供紅色陝西和甘肅的四百家合作社銷售。據經濟人民委員毛澤民說，這個「工業計劃」的目標是要使紅色中國「經濟上自足」——也就是，如果南京拒絕接受共產黨提出的結成統一戰線和停止內戰的建議，能夠有不怕國民黨封鎖而維持下去的能力。
蘇區國營企業中最大最重要的是寧夏邊境長城上的鹽池的制鹽工業和永平、延長的油井，那裡生產汽油、煤油、凡士林、蠟、蠟燭和其他副產品。鹽池的鹽是中國最好的，所產的鹽色白如晶，產量很大。因此蘇區的鹽比國民黨中國又便宜又多，鹽在國民黨中國是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對農民不利。紅軍攻佔鹽池以後，同意把一部分產品給長城以北的蒙古人，廢除了國民黨的全部產品專賣政策，因此獲得了蒙古人的好感。
陝北的油井是中國僅有的一些油井，以前的產品賣給一家美國公司，該公司對該地的其他油藏擁有租讓權。紅軍佔領永平後，開鑿了兩口新油井，生產據說比以前永平和延長在「非匪徒」手中任何一個時期都增長了百分之四十。這裡面包括所統計的三個月內增加的「二千擔石油，二萬五千擔頭等油，一萬三千五百擔二等油」３。
在清除了罌粟的地方正在努力發展植棉，共產黨在安定辦了一所紡織學校，收了一百名女學生。每天上三小時文化課，五小時紡織訓練。學完三個月後就派到各地去辦手工紡織廠。「預計在兩年內陝北能夠生產全部所需布匹。４」
但是吳起鎮是紅區工廠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作為紅軍的主要兵工廠所在地，也很重要。它位於甘肅的貿易要道，附近兩個古代碉堡的廢墟說明了它以前的戰略重要性。鎮址是在一條湍急的河流的陡峭河岸上，一半是「洋房」——陝西人把有四道牆、一個屋頂的建築都叫洋房——一半是窯洞。
我是深夜到達的，感到很累。前線部隊給養委員聽說我要來，騎馬出來相迎。他「把我安排」在工人列寧俱樂部裡——是個牆壁刷得很白的窯洞，在不朽的伊裡奇畫像的四周掛著彩紙條。
馬上給我送來了熱水，乾淨的毛巾——上面印著蔣介石新生活運動的口號！——和肥皂。然後是一頓豐盛的晚飯，有很好的烘製的麵包。我開始覺得好過一些。我把被褥在乒乓球桌上攤開，點了一支煙。但是，人是很難滿足的動物。這一切奢侈和照顧只有使我更加想喝一杯我最愛喝的飲料。
這時，給養委員居然從天曉得的什麼地方端出褐色的濃咖啡和白糖來！吳起鎮贏得了我的歡心。
「我們五年計劃的產品！」給養委員笑道。
「你是說，你們徵用沒收部的產品，」我糾正說。我想這一定是來路不正的，因為它有違禁品的一切魅力。
１《紅色中國：毛澤東主席……》，第26頁。
２紅區行情是一銀元八百斤——約半噸。見毛澤民著《甘陝蘇區的經濟建設》，載《鬥爭》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陝西保安。
３４毛澤民上引文。
三
「他們唱得太多了」（上）
我在吳起鎮呆了三天，在工廠裡訪問工人，「考察」他們的工作條件，觀看他們的演出，出席他們的政治集會，閱讀他們的牆報、他們的識字課本，同他們談話——還參加了鍛煉。因為我參加了在吳起鎮三個球場之一舉行的籃球賽。我們臨時由外交部代表傅錦魁、在政治部工作的一個能說英語的年青大學生、一個紅軍醫生、一個戰士和我本人組成了一個球隊。兵工廠 籃球隊接受了我們的挑戰，把我們打得稀爛。至少在我個人身上來說是名副其實的打得稀爛。
兵工廠的這些工人不但能投籃也能造槍炮。我在他們這不同一般的工廠裡逗留了一天，在他們的列寧俱樂部吃了午飯。
兵工廠象紅軍大學一樣設在山邊一排大窯洞裡。裡面很涼快，又通風，用斜插在牆上的燭台扦取明，主要的好處是完全不怕轟炸。我在這裡看到有一百多個工人在製造手榴彈、迫擊炮彈、火藥、手槍、小炮彈和槍彈，還有少數農具。修理車間則在修復成排的步槍、機槍、自動步槍、輕機關鎗。不過兵工廠的產品粗糙，大部分用來裝備游擊隊，紅軍正規部隊幾乎完全是靠從敵軍繳獲的槍炮彈藥為供應的！
兵工廠廠長何錫陽帶我參觀了好幾個窯洞，介紹他的工人，把他們和他本人的一些情況告訴我。他三十六歲，未婚，在日本侵華前原來在著名的瀋陽兵工廠當技術員。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後，他去了上海，在那裡參加了共產黨，後來就設法來了西北，進入紅區。這裡大多數機工也都是「外地「人。其中有許多人曾在中國最大的日資漢陽鐵廠工作，少數人曾在國民黨的兵工廠工作過。我見到了兩個上海機工師傅，和一個鉗工能手，他們給我看了著名的英美商行如怡和洋行、慎昌洋行、上海電力公司的很出色的介紹信。另外一個工人曾在上海一家機器工廠當過工頭。還有從天津、廣州、北京來的機工，有些還同紅軍一起經過長征。
我瞭解到兵工廠的一百十四名機工和學徒中，只有二十人結了婚。他們的妻子同他們一起在吳起鎮，有的當工人，有的當黨的幹部。兵工廠的工會會員是紅區技術最熟練的工人，黨員百分比很大，有百分之八十是黨團員。
除了兵工廠，吳起鎮還有幾家被服廠、一家鞋廠、一家襪廠、一家製藥廠、一家藥房，有一個醫生看門診。他是個剛從山西醫校畢業的青年，他的年輕漂亮的妻子在他身旁做護士。他們兩人都是前一年冬天紅軍東征山西時參加紅軍的。附近還有一所醫院，有三個軍醫，住的大多數是傷兵。還有一個電台，一所簡陋的實驗室，一個合作社和兵站。
除了兵工廠和軍服廠以外，大多數工人是十八歲到二十五歲或三十歲的年輕婦女。有的已同上了前線的紅軍戰士結了婚，幾乎全部都是甘肅、陝西、山西人，都剪了短髮。中國蘇區的一個口號是「同工同酬」，對婦女據說沒有工資上的歧視。在蘇區的工人似乎比別人在經濟上都得到優待。後者包括紅軍指揮員，他們沒有正規薪餉，只有少額生活津貼，根據財政負擔情況而有不同。
吳起鎮是漂亮的劉群仙女士的總部所在地。她二十八歲，曾在無錫和上海紗廠做過工，雷娜·普羅姆的朋友，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生，現在是紅色工會婦女部長。劉女士向我介紹了工作條件。工廠工人每月工資十到十五元，膳宿由國家供給。工人可得免費醫療，公傷可以得到補償。女工懷孕生產期間有四個月假期，不扣工資，還為工人的子女設了一個簡陋的托兒所，但是他們大多數人一到學會走路就變成野孩子了。做母親的可以得到她們的一部分「社會保險」，那是由從工資額中扣除百分之十加上政府同額津貼所得的一筆基金。政府並捐助相當於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二的款項供工人作文娛費用，這些基金都由工會和工人組織的工廠委員會共同管理。每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時。我訪問的時候，那些工廠都一天開工二十四小時，分三班倒——也許是中國最忙的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