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陝西蘇區：開創時期
在江西、福建、湖南的共產黨人於一九二七年起逐步建立起他們反對南京的根據地的時候，中國其他各地到處都出現了紅軍。其中最大的一個地方是鄂豫皖蘇區，佔了長江中游這三個盛產大米的省份的很大一部分地區，人口有二百多萬。那裡的紅軍開始是由徐海東指揮的，後來徐向前來領導，徐向前是黃埔軍校一期生，在國民黨軍隊中當過上校，是廣州公社的老戰士。
在他們西北方向的遠遠的山區裡，另外一個黃埔軍校生劉志丹當時正在為目前陝西、甘肅、寧夏的蘇區打基礎。劉志丹是個現代俠盜羅賓漢，對有錢人懷有山區人民的一貫仇恨。在窮人中間，他的名字帶來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財中間，他成了懲奸除惡的天鞭。
這個亂世的豪傑生於陝西北部群山環抱的保安，是個中農的兒子。他到榆林去上中學，榆林位於長城南面，是陝西同蒙古商隊進行興旺貿易的中心。劉志丹離開榆林以後就進了廣州的黃埔軍校，一九二六年在那裡結業，就成了一個共產黨員和國民黨軍隊的青年軍官。他隨軍北伐到了漢口，國共分裂時他正好在那裡。
一九二七年南京政變後，他逃脫了「清洗」，在上海為黨做秘密工作。一九二八年回到故鄉陝西省，恢復了同當時在馮玉祥的國民軍中的以前的一些同志的聯繫。第二年他在陝西南部領導了一次農民起義。起義發生的地點就在最近西北事變中南京轟炸機轟炸了東北軍先鋒部隊、造成了很大損失的華縣附近。他的起義雖遭血腥鎮壓，陝西省的第一批游擊隊核心卻由此產生。
劉志丹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的生涯彷彿一個萬花筒，其間歷經各種各樣的失敗、挫折、搗亂、冒險、死裡逃生，有時還官復原職，不失體面。他率領下的小支部隊幾經消滅。有一次他還擔任保安的民團團長，他利用職權逮捕了好幾個地主老財加以處決，這出於一個民團團長之手，是很怪誕的行為。因此保安縣長被撤了職，劉志丹只帶領了三個部下逃到了鄰縣。那裡的馮玉祥部下一個軍官請他們赴宴，在酒酣耳熱之間，劉志丹和他的朋友把他們的主人繳了械，奪了二十支槍，逃到山間去，馬上就糾集三百個左右的追隨者。
但是這支小小的部隊遭到了包圍，劉志丹提出議和。他的要求被接受，他擔任了國民黨軍隊的上校軍官，在陝西西部駐防。他在那裡又開始反對地主，於是又被圍剿，這次遭到了逮捕。主要由於他在陝西哥老會的勢力，他再次得到赦免，但他的軍隊改組為一個運輸旅，由他任旅長。但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是他第三次又故態復萌。他的駐區的一些地主向來享有免稅優待（這是陝西地主的一種「傳統特權」），拒絕向他付稅，他馬上逮捕一些人，結果豪紳們都武裝反他，要求西安方面把他撤職懲辦。他的軍隊遭到包圍解散。
最後在懸賞緝拿他的首級的情況下他被迫退到保安去，但是有他自己旅裡許多年輕的共產黨官兵跟著他去。他終於在這裡著手組織一支獨立的軍隊，於一九三一年舉起一面紅旗，攻佔了保安和中陽１兩縣，在陝北迅速展開活動。派來攻打他的政府軍常常在戰鬥中投誠過來；有的逃兵甚至從山西渡過黃河來投奔他，這個不法之徒的大膽勇敢、輕率魯莽很快在整個西北名聞遐邇，傳開了「刀槍不入」的神話。
從我所能收集到的一切超然的證據來看，似乎沒有疑問，在陝西頭一兩年的鬥爭中，對官僚、稅吏、地主的殺戮是過分的。武裝起來的農民長期積壓的怒火一旦爆發出來，就到處打家劫舍，擄走人俘，扣在他們的山東省寨裡勒索贖金。他們的行為很像普通的土匪。到一九三二年劉志丹的徒眾在陝北黃土山區佔領了十一個縣，共產黨特地在榆林成立一個政治部來指導劉志丹的軍隊。一九三三年初成立了陝西的第一個蘇維埃，設立了正規的政府，實行了一個與江西類似的綱領。
一九三四年和三五年間，陝西紅軍迅速擴大，提高了素質，多少穩定了他們所在的地區的情況。成立了陝西省蘇維埃政府，設立了一所黨校，司令部設在安定。蘇區有自己的銀行、郵局，開始發行粗糙的鈔票、郵票。在完全蘇維埃化的地區，開始實行蘇維埃經濟，地主的土地遭到沒收，重新分配，取消了一切苛揖雜稅，設立了合作社，黨發出號召，為小學徵求教員。
這時，劉志丹從紅色根據地南進，向省會進逼。他攻佔了西安府外的臨潼，對西安圍城數日，但沒有成功。一個縱隊南下陝南，在那裡的好幾個縣裡成立了蘇區。在與楊虎城將軍（後來成了紅軍的盟友）的交戰中遭到了一些嚴重失敗和挫折，但是也贏得了一些勝利。軍內紀律加強，土匪成分消除後，農民就開始更加擁護紅軍。到一九三五年中，蘇區在陝西和甘肅控制了二十二個縣。現在在劉志丹指揮下有二十六、二十七軍，總共五千人，能與南方的西方的紅軍主力有無線電聯繫。在南方紅軍開始撤離贛閩根據地後，陝西這些山區紅軍卻大大加強了自己，後來到一九三五年，蔣介石不得不派他的副總司令張學良少帥率領大軍來對付他們。
一九三四年末，紅二十五軍八千人在徐海東率領下離開河南。十月間他們到達陝西南部，同劉志丹所武裝起來的該地一千名左右紅色游擊隊會合。徐海東在那裡紮營過冬，幫助游擊隊建立正規軍，同楊虎城將軍打了幾次勝仗，在陝西南部五個縣武裝了農民，成立了一個臨時蘇維埃政府，由陝西省「契卡」的一個二十三歲的委員鄭位三任主席；李龍桂和陳先瑞為紅軍兩個獨立旅的旅長。徐海東把這個地區留給他們去保衛，自己率二十五軍進入甘肅，在成千上萬的政府軍包圍中殺出一條血路來到了蘇區，一路上攻佔了五個縣城，把馬鴻賓將軍的回民軍隊兩個團繳了械。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軍在陝西北部的雲長整編為紅十五軍團，以徐海東為司令，劉志丹為副司令兼甘晉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一九三五年八月，該軍團遇到了王以哲將軍率領的東北軍二個師，加以擊敗，補充了新兵和亟需的槍支彈藥。
這時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八月間陝北來了一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代表，一個名叫張敬佛的胖胖的年青人。據告訴我消息的人（他當時是劉志丹部下的參謀）說，這位張先生（外號張胖子）有權「改組」黨和軍隊。他可以說是個欽差大臣。
張胖子開始著手收集證據，證明劉志丹沒有遵循「黨的路線」。他「審問」了劉志丹，命令劉志丹辭去一切職務。現在可笑的是，或者說奇怪的是，或者也可以說既可笑又奇怪的是——不過，反正這是遵守「黨紀」的一個突出例子：劉志丹不但沒有反詰張先生憑什麼權利批評他，反而乖乖地接受了他的決定，放棄了一切實際指揮權，像阿基利斯２一樣，退到保安窯洞裡去發悶氣了！張先生還下令逮捕和監禁了一百多個黨內軍內其他「反動派」，心滿意足地穩坐下來。
就是在這個奇怪的事情發生的時候，南方的紅軍先遣部隊，即在林彪、周恩來、彭德懷、毛澤東率領下的一軍團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達。他們對這奇怪的情況感到震驚，下令複查，發現大多數證據都是無中生有的，並且發現張敬佛不僅越權，並且本人受到了「反動派」的欺騙。他們立即恢復了劉志丹和他所有部下的原職。張胖子本人遭到逮捕，受到審判，關了一個時期以後，分配他去從事體力勞動。
這樣，在一九三六年初，兩支紅軍會合起來嘗試著名的「抗日」東征，他們過了黃河，進了鄰省山西，仍由劉志丹任指揮。他在那次戰役中表現傑出，紅軍在兩個月內在那個所謂「模範省」攻佔了十八個以上縣份。但是他在東征途中犧牲的消息，不像許多其他類似的消息那樣不過是國民黨報紙的主觀幻想。他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領導突擊隊襲擊敵軍工事時受了重傷。但紅軍能夠渡過黃河靠他攻佔那個工事。劉志丹被送回陝西，他雙目凝視著他幼時漫遊的心愛的群山，在他領導下走上他所堅信的革命鬥爭道路的山區人民中間死去。他葬在瓦窯堡，蘇區把紅色中國的一個縣份改名志丹縣３來紀念他。
在保安，我看到了他的遺妻和孩子，一個六歲的美麗的小男孩。紅軍為他特地裁製了一套軍服；他束著軍官的皮帶，帽簷上有顆紅星。他得到那裡人人的疼愛，像個小元帥一樣，對他的「土匪」父親極感自豪。
但是，雖然西北這些蘇區是圍繞著劉志丹這個人物發展壯大的，但不是劉志丹，而是生活條件本身產生了他的人民這個震天撼地的運動。要瞭解他們所取得的任何勝利，不僅必須瞭解他們所為之奮鬥的目標，而且要瞭解他們所反對的東西。
１中陽在山西省，懷疑此地為甘肅省鎮原縣之誤——譯注。
２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的英雄，因與統帥亞伽梅農爭吵，生氣退回帳篷——譯注。
３即保安——譯注。
二
死亡和捐稅（上）
西北大災荒曾經持續約有三年，遍及四大省份，我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訪問蒙古邊緣上的綏遠省的幾個旱災區。在那些年月裡究竟有多少人餓死，我不知道確切的數字，大概也永遠不會有人知道了；這件事現在已經被人忘懷。一般都同意三百萬這個保守的半官方數字，但是我並不懷疑其他高達六百萬的估計數字。
這場災難在西方世界幾乎沒有人注意到，甚至在中國沿海城市也是如此，但是有少數幾個中國國際賑災委員會的勇氣可嘉的人，為了搶救一些災民，冒著生命的危險到這些傷寒流行的災區去。他們中間有許多中國人，也有一些外國人如德懷特·愛德華茲、O.J.托德和一個傑出的老醫生羅伯特·英格蘭姆。我有幾天同他們一起，走過許多死亡的城市，跨過一度肥沃、如今變成荒蕪不毛之地的鄉野，所到之處無不感到怵目驚心。
我當時二十三歲。我想我是到東方來尋找「東方的魅力」的。我以為自己是個冒險家，那次綏遠之行就是那樣開始的。但是在這裡，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驀然看到了人們因為沒有吃的而活活餓死。我在綏遠度過的那一段惡夢般的時間裡，看到了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餓死。
你有沒有見到過一個人--一個辛勤勞動、「奉公守法」、於人無犯的誠實的好人--有一個多月沒有吃飯了？這種景象真是令人慘不忍睹。掛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著皺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頭；他的眼光茫然無神；他即使是個二十歲的青年，行動起來也像個乾癟的老太婆，一步一邁，走不動路。他早已賣了妻鬻了女，那還算是他的運氣。他把什麼都已賣了--房上的木樑，身上的衣服，有時甚至賣了最後的一塊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搖搖晃晃，睪丸軟軟地掛在那裡像乾癟的橄欖核兒--這是最後一個嚴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來曾經是一個人！
兒童們甚至更加可憐，他們的小骷髏彎曲變形，關節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於塞滿了樹皮鋸末象生了腫瘤一樣。女人們躺在角落裡等死，屁股上沒有肉，瘦骨嶙嶙，乳房乾癟下垂，像空麻袋一樣。但是，女人和姑娘畢竟不多，大多數不是死了就是給賣了。
我並不想要危言聳聽。這些現象都是我親眼看到而且永遠不會忘記的。在災荒中，千百萬的人就這樣死了，今天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在中國這樣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過新屍，在農村裡，我看到過萬人塚裡一層層埋著幾十個這種災荒和時疫的受害者。但是這畢竟還不是最叫人吃驚的。叫人吃驚的事情是，在許多這種城市裡，仍有許多有錢人，囤積大米小麥的商人、地主老財，他們有武裝警衛保護著他們在大發其財。叫人吃驚的事情是，在城市裡，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將，那裡有的是糧食穀物，而且好幾個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萬萬噸的麥子小米，那是賑災委員會收集的（大部分來自國外的捐獻），可是卻不能運去救濟災民。為什麼？因為在西北，有些軍閥要扣留他們的全部鐵路車皮，一節也不准東駛，而在東部，其他國民黨將領也不肯讓車皮西去--哪怕去救濟災民--因為怕被對方扣留。
在災情最甚的時候，賑災委員會決定（用美國經費）修一條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員們欣然合作--立刻開始以幾分錢一畝的低價收購了灌溉區的所有土地。一群貪心的兀鷹飛降這個黑暗的國家，以欠租或幾個銅板大批收購飢餓農民手中的土地，然後等待有雨情後出租給佃戶。
然而那些餓死的人大多數是在不作任何抗議的情況下死去的。
「他們為什麼不造反？」我這樣的問自己。「為什麼他們不聯成一股大軍，攻打那些向他們徵收苛捐雜稅卻不能讓他們吃飽、強佔他們土地卻不能修復灌溉渠的惡棍壞蛋？為什麼他們不打進去大城市裡去搶那些把他們妻女買去，那些繼續擺三十六道菜的筵席而讓誠實的人挨餓的流氓無賴？為什麼？」
他們的消極無為使我深為迷惑不解。我有一段時間認為。沒有什麼事情會使一個中國人起來鬥爭。
我錯了。中國農民不是消極的；中國農民不是膽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組織，有領導，有可行的綱領，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們是會鬥爭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證明了這一點。因此，在上述這種背景下，我們得悉共產黨人在西北特別受人民歡迎，是不應該感到奇怪的，因為那裡的情況對於農民群眾來說同中國其他地方一樣，都沒有根本的改善。
二
死亡和捐稅（下）
這方面的事實已經等到你萬萬沒有想到的一個人士的生動的證實，我在這裡指的是斯坦普爾博士１所提出的精彩報告，他是國際聯盟派赴南京擔任顧問的著名的衛生專家。他的材料是這方面最精彩的材料。斯坦普爾博士最近在陝西和甘肅省的國民黨統轄區進行了考察，他的報告所根據的材料除了是向他提供的官方材料以外也有他本人的觀察。
他指出在「公元 前二百四十年據說有一個名叫鄭國的工程師」在中華民族的搖籃、歷史上有名的陝西渭水流域「修築了一個能灌溉近一百萬英畝土地的灌溉網，但是後來年久失修，水壩崩塌，雖然經常修築了新的工程，到清朝末年（一九一二年），灌溉面積只有二萬畝不到」——約三千三百英畝！他弄到的數字證明，在大災荒期間，陝西有一個縣，死的就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口 ；另一縣死的有百分之七十五；如此等等。據官方估計，單在甘肅一省就餓死二百萬人——約佔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十。要是官廳禁止囤積糧食 ，交戰的軍閥沒有干擾賑濟物資的運輸的話，這些人有許多是可以不死的。
這裡引述一段這位日內瓦來的調查人員關於紅軍到達以前在西北見到的情況的話：
在一九三年災荒中，三天口糧可以買到二十英畝的土地。該省[陝西]有錢階級利用這個機會購置了大批地產，自耕農人數銳減。中國國際賑災委員會的芬德萊·安德魯先生一九三年報告中的下述一段話充分說明了該年的情況：
「……該省外表情況比去年大有改善。為什麼？因為在甘肅省內我們工作的那一地區，飢餓、疾病、兵燹在過去兩年中奪去了大量人口，因此對糧食的需求已大為緩和。」
許多土地荒蕪，許多土地集中在地主官僚手中。特別是甘肅，有「數量大得驚人」的可耕而未耕的大批土地。「一九二八到三 年災荒期間，地主極其廉價地收購了土地，他們從那時候起就靠修築渭北灌溉工程而發了財」。
在陝西，不付土地稅被認為是件體面的事，因此有錢的地主一般都免稅……特別可惡的一件事是徵收在災荒期間外出逃荒的農民在此期間積欠的稅款，在欠稅付清之前，他們被剝奪了土地所有權。
斯坦普爾博士發現，陝西的農民（顯然不包括地主，，因為他們「一般免稅」）所付土地稅和附加稅達收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其他捐稅「又佔百分之二十」；「不僅捐稅如此繁重驚人，而且估稅方式也似乎很隨便，至於徵收方式則浪費、殘暴，在許多情況下貪污腐敗。」
至於甘肅，斯坦普爾博士說：
「在過去五年內甘肅稅收平均超過八百萬……比中國最富饒的、也是收稅最重的省份之一浙江還重。也可以看到，這種稅收的來源，特別是在甘肅，不止一兩種主要的捐稅，而是名目繁多的許多雜稅，每種收集一筆小款，幾乎沒有一種貨物，沒有一種生產或商業活動不收稅的。人民實際所付稅款要比公佈數字還高。首先，收稅的可以從所收稅款中保留一份--有時極大的一份。其次，除了省政府、縣政府所收稅款以外，還有軍方領導人所征的稅，官方估計這在甘肅省約一千多萬。２
造成人民負擔的另一個原因是地方民團，這本來是為了防範土匪而組織的，在許多情況下已墮落為魚肉鄉里的匪幫。」
斯坦普爾博士引證的數字表明，民團的維持費達地方政府總預算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當然，在維持大規模正規軍的負擔之外，再加上這一筆負擔是很可觀的。據斯坦普爾博士說，正規軍的維持費佔去了甘肅陝西兩省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我在陝西遇到的一個外國傳教士告訴我，他有一次曾經跟著一頭豬從養豬人到消費者那裡，在整個過程中，看到征六種不同的稅。甘肅的另外一個傳教士談到，他看見農民把家裡的木樑拆下來（在西北木料很值錢）運到市場上去賣掉來付稅。他說，甚至是有些「富農」，雖然在紅軍到達之初態度並不友好，但也是無所謂的，而且認為「隨便什麼政府都不會比原來那個更壞」。
但是從經濟上來說，西北絕不是個沒有希望的地方。它的人口不多，許多土地都很肥沃，要生產大大超過消費，是輕而易舉的事，只要改進灌溉系統，它的一些地方很可能成為「中國的烏克蘭」。陝西和甘肅有豐富的煤礦。陝西還有一點石油。斯坦普爾博士預言，「陝西，特別是西安附近的平原，很可能成為一個工業中心，其重要性僅次於長江流域，只需把煤田用來為自己服務就行了。」甘肅、青海、新疆的礦藏據說非常豐富，很少開發。斯坦普爾博士說，單是黃金，「這一地帶很可能成為第二個克朗代克。３」
這裡，肯定地說，存在著早已成熟的實行變革的條件。這裡，肯定地說，存在著人們要起來反對的東西，即使他們還沒有鬥爭的目標！因此，當紅星在西北出現時，無怪有千千萬萬的人起來歡迎它，把它當作希望和自由的名勝征。
但是紅軍究竟是不是好一些呢？
１見斯坦普博士著《西北各省與其發展前途》，由國家經濟委員會非公開出版（一九三四年七月南京）。不幸，像斯坦普博士和國聯其他調查華南和華中的專家的許多說明問題的報告一樣，這本書沒有公開發行。
２這是個保守的估計，因為它沒有提到甘肅和陝西兩省軍方主要的非法稅收——多年以來一直是鴉片稅。西安府給我的數字表明，馮玉祥將軍控制這一帶時，每年可從這一來源得到八千萬元。從那時以後，此數無疑已大為減少，那是由於南京鴉片專賣的競爭，但仍每年有好幾百萬。
３在加拿大西北邊境，上世紀末曾發現金礦。——譯注
三
蘇維埃社會（上）
不論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南方的情況如何，就我在西北所看到的而論，如果稱之為農村平均主義，較之馬克思作為自己的模範產兒而認為合適的任何名稱，也許更加確切一些。這在經濟上尤其顯著。在有組織的蘇區的社會、政治、文化生活中，雖然有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簡單指導，但是物質條件的局限性到處是顯而易見的。
前已強調指出西北沒有任何有重要意義的機器工業，這個地區比中國東部一些地區受到的工業化影響要少得多，它主要是農業和畜牧區，好幾個世紀以來，文化趨於停滯狀態，雖然現在存在的許多經濟上的弊端無疑地是半工業化城市中經濟情況變化的反映。但是紅軍本身就是「工業化」對中國的影響的顯著產物，它對這裡化石般的文化所帶來的思想震盪確確實實是革命性質的。
但是，客觀條件不允許共產黨有可能組織大大超過社會主義經濟初生時期的政治體制，對此他們自然只能從未來角度來加以考慮，以期有朝一日他們有可能在大城市中取得政權，那時他們可以把外國租界中的工業基地接過手來，從而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奠定基礎。在此以前，他們在農村地區的活動主要集中在解決農民的當前問題--土地和租稅。這聽起來可能有點像俄國以前的民粹派反動綱領，但是，其根本不同之處在於這個事實：中國共產黨人從來只把分配土地看成是建設群眾基礎的一個階段，使他們能夠發展革命鬥爭，以奪取政權和最後實現徹底的社會主義改革的一種策略。屆時集體化就勢所難免。
中華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一九三一年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基本法律》１中詳細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提到「最高綱領」的話清楚地表明，中國共產黨人的最終目的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建設一個真正的完全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在此以前，必須記住，紅區的社會、政治、經濟組織一直不過是一種非常臨時性的過渡。甚至在江西，也完全是如此。由於蘇區從一開始起就得為生存而戰，他們的主要任務一直是建設一個軍事政治根據地，以便在更廣泛、更深刻地規模上擴大革命，而不是「在中國試行共產主義」，而有不少人卻以為這就是共產黨在他們小小的被封鎖的地區中在嘗試的事情。
共產黨在西北所以受到群眾擁護，其當前的基礎顯然不是「各盡其能，各取所需」，而是有點像孫逸仙博士的主張：「耕者有其田」。共產黨可以自居有功的一些經濟改革措施中，對農民最有重要意義的顯然有這四項：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貸，取消苛捐雜稅，消滅特權階級。
從理論上來說，蘇維埃固然是一種「工農」政府，但在實際執行中，全部選民中不論從成分上來說，還是從職業上來說，農民占壓倒多數，因此政權得與此適應。為了要制約農民的勢力，抵消這種勢力，把農村從口劃分這幾個階層：大地主、中小地主、富農、中農、貧農、佃農、雇農、手工業者、流氓無產階級和自由職業者，即專業工作者，包括教員、醫生、技術人員、「農村知識分子」。這種劃分不僅是經濟上的劃分，也是政治上的劃分，在蘇區選舉中，佃農、雇農、手工業者等比其他階層的代表是名額比例大得多，其目的顯然是要造成「農村無產階級」的某種民主專政。但是，很難看到這些類別之中有什麼重要的根本階級區別在起作用，因為他們都是直接依附於農業經濟的。
在這些限度內，凡是政權穩定的地方，蘇維埃似乎工作得很順利。代議制政府結構是從最小的單位村蘇維埃開始建立的，上面是鄉蘇維埃、縣蘇維埃、省蘇維埃，最後是中央蘇維埃。每村各選代表若干人參加上級蘇維埃，依此類推，一直到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凡年滿十六歲的，普遍有選舉權，但選舉權不是平等的，理由已如上述。
每一鄉蘇維埃下設各種委員會。權力最大的委員會是革命委員會，那往往是紅軍佔領一個鄉以後經過一陣緊張的宣傳運動再舉行群眾大會選出來的。它有決定選舉或改選權，同共產黨合作緊密。鄉蘇維埃下面設教育、合作社、軍訓、政訓、土地、衛生、游擊隊訓練、革命防禦、擴大紅軍、農業互助、紅軍耕田等等委員會，由鄉蘇維埃指派。蘇維埃的每一分支機構中都有這種委員會，一直到負責統一各項政策和作出全國性決策的中央政府。
組織工作並不是到政府機構為止。共產黨在工農、城鄉中有大量的黨員。此外，還有共青團，團之下又有兩個組織，把大部分青年都組織起來。這兩個組織是少年先鋒隊和兒童團。共產黨把婦女們也組織到共青團、抗日協會、幼兒院、紡紗班、耕種隊中去。成年的農民組織在貧民會、抗日協會中。甚至哥老會這個古老的秘密會社，也讓它參加到蘇維埃生活中來，從事公開合法的活動。農衛隊和游擊隊也屬於組織嚴密的農村政治社會結構的一部分。
１倫敦勞倫斯書局上引書。
三
蘇維埃社會（中）
這些組織和它們各個委員會的工作都是由中央蘇維埃政府、共產黨、紅軍來領導的。我們在這裡不需要引用詳盡的統計數字或令人厭煩的圖表來說明這些機構的組織聯繫，但是總的可能說它們都是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的，都是在一個共產黨員的直接領導下，儘管每個組織似乎是由農民自己用民主方式作出決定、吸收成員、進行工作的。蘇維埃組織的目的顯然是使得每一個男女老幼都是某個組織的成員，有一定的工作分派他去完成。
蘇維埃這種緊張頻繁的活動具有典型性的一個例子，是他們為了要增加產量、利用大片荒地而採取的方法。我弄到土地委員會發給各個分支機構，指導他們組織農民從事耕種和在這方面進行宣傳的許多命令，範圍之廣和內容之實際，使人相當驚訝。例如，我在土地委員會一個辦事處看到的一項命令，對於春耕工作發出了具體的批示，土地委員會要求工作人員「進行廣泛的宣傳，爭取農民自願參加，不要有任何強迫命令」。對於如何在耕種季節完成四項主要的要求，提出了具體的意見。這四項要求根據去年冬天蘇維埃的決定是：更加充分地利用荒地和擴大紅軍耕地；增加作物產量；擴大作物品種，特別重視新品種的瓜菜；擴大棉花種植面積。
這項命令１為了擴大勞動力，特別是爭取婦女直接參加農業生產（尤其是那些由於參加紅軍而男性人口減少的地方）所提出的方法中，下面這個絕妙的指示說明紅軍利用現有材料極有效果：
要動員婦女、兒童、老人參加春播春耕，各人按其能力在勞動生產過程中擔任主要的或輔助的工作。倒如，應動員大腳婦女和年青婦女組織生產訓練隊，從事從清地到農業生產主要任務等工作。小腳婦女、兒童、老人應動員起來幫助除草、積肥等其他輔助勞動。
但是農民的反應怎樣？中國農民一般不願受組織、紀律的約束，不願從事超過自己家庭範圍以外的任何社會活動。共產黨聽到這話就大笑。他們說，中國農民如果是為自己工作而不是為民團--地主和稅吏，他們沒有不喜歡組織或社會活動的。我不得不承認，我所接觸到的農民，大多數似乎是擁護蘇維埃和紅軍的，他們有許多人意見批評一大堆，但是問到他們是否願意過現在的生活而不願過以前的生活，答覆幾乎總是有力地肯定的。我也注意到他們大多數人談到蘇維埃時用的是「我們的政府」，這使我覺得，在中國農村，這是一種新現象。
有一件事可以說明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有基礎的，那就是在所有老蘇區裡，警衛工作幾乎全部由農民自己組織起來擔任的。蘇區很少有紅軍的駐防部隊，因為所有戰鬥力量都在前線。地方的保衛工作是由村革命保衛隊、農衛隊、游擊隊分擔的。這個事實可以說明，紅軍在農民中間得到擁護的一部分原因，因為紅軍很少像其他軍隊那樣是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壓迫和剝削工具，而一般是在前線，在那裡為自己的口糧作戰，應付敵人進攻。另一方面，把農民嚴密地組織起來，紅軍便有了後衛和基地，可以放手進行極其機動的作戰，而這正是它的特點。
但是要真正瞭解農民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擁護，必須記住它的經濟基礎。我已經談到過西北農民在舊政權下所承受的沉重負擔。現在，紅軍不論到哪裡，他們都毫無疑問地根本改變了佃農、貧農、中農以及所有「貧苦」成分的處境。在新區在第一年就取消了一切租稅，使農民有透口氣的機會，在老區裡，只保留一種單一的累進土地稅和一種單一的小額營業稅（百分之五到十）。其次，他們把土地分給缺地的農民，大片大片地開「荒」--多數是在外或在逃地主的土地。第三，他們沒收有錢階級的土地和牲口，分配給窮人。
重新分配土地是共產黨政策中的一個根本要素。這是怎樣進行的？後來，為了全國性的政治策略上的考慮，蘇維埃土地政策作了大跳步的後退，但是我在西北訪問期間所實行的土地法（由西北蘇維埃政府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頒布）規定要沒收所有地主的土地，沒收富農不是由自己耕種的所有土地。不過不論地主或富農都有一份自己有能力耕種的土地。在不缺地的鄉里--那樣的鄉在西北有不少--在鄉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實際上一點也沒有沒收，分配的只是荒地和在外地主的土地，有時還把最好的土地重新分配，好地給貧農，同樣數量的劣地給地主。
什麼人算地主？根據共產黨的（大大簡化了的）定義，凡是大部分收入來自出租給別人種的土地而自己不勞動的人都是地主。根據這個定義，高利貸者和土豪２與地主屬於同類，因此受到同樣對待。據斯坦普爾博士說，高利貸的利率在西北原來高達百分之六十，在困難時期還要高得多。雖然在甘肅、陝西、寧夏的許多地方，土地很便宜，一個雇工或者佃戶，如果沒有資金，幾乎不可能積錢為自己家庭買夠足夠的田的。我在紅區遇到過許多農民，他們以前是從來不可能擁有土地的，雖然有些地方地價低到只有二、三元銀洋一英畝。
１土地委員會的指示。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山西瓦窯堡）。
２土豪是紅軍稱呼那些其收入中一大部分來自放債和抵押品買賣的地主。
三
蘇維埃社會（下）
除了上述以外的階級都不受沒收的影響，因此土地重新分配使得很大比例的農民得到眼前利益。貧農、佃農、雇農都得到了足以維持生計的土地。看來並沒有想起把土地所有權「平均化」。據王觀瀾（二十九歲的俄國留學生，西北三省的土地人民委員）向我解釋，蘇維埃土地法的主要目的是為每個人提供足夠的土地，保證他和他的一家人能夠過足夠溫飽的生活，他們認為這是農民的最「迫切要求」。
土地問題——沒收和分配土地問題——在西北由於大地產多數是屬於官僚、稅吏、在外地主而簡單化了。在沒收以後，多數情況是貧農的當前要求得到了滿足，不受在鄉小地主或富農的什麼干擾。因此紅軍不僅由於給貧農和無地農民土地而得到他們擁護的經濟基礎，而且在有些情況下也由於取消捐稅剝削而贏得了中農的感激，在少數情況下由於同樣的原因或者通過抗日運動的愛國宣傳而爭取到了小地主的支持。陝西好幾個著名的共產黨員出身於地主家庭。
對於貧農還採用低利或無利放款形式給予額外的幫助。高利貸完全取締，但私人借款年息最高不超過百分之十仍屬許可。政府放款年息一般為百分之五。紅軍兵工廠裡製造的好幾千簡易農具和成千上萬磅種籽供應無地農民開荒。還開辦了一所簡單的農業學校，據說還要開辦一所畜牧學校，只等這方面一個專家從上海來到。
合作化運動在大力推廣，其活動已超過生產和分配合作社，而擴大到象集體使用牲口和農具——特別是耕種公共土地和紅軍土地——這樣新奇（對中國來說）形式方面的合作，和組織勞動互助組方面的合作。用後一種方法，大片土地可以很快地集體耕種、集體收穫，個別農民一時農閒現象就不再出現。共產黨做到每個人都不是白白得到土地的！在農忙季節裡，採用了「星期六突擊隊」的辦法，不僅所有的兒童組織，而且所有的蘇維埃幹部、游擊隊員、赤衛隊員、婦女組織的會員、駐在附近的紅軍部隊都動員起來，每個星期至少要有一天到田里勞動。甚至毛澤東也參加了這種勞動。
這裡，共產黨在播下集體勞動這一根本革命化的思想的種子——為將來實現集體化做初步的教育工作。同時，一種比較廣闊的社會生活觀念開始慢慢地滲入到農民意識的深處去。因為在農民中間建立起來的各種組織，是共產黨稱為經濟、政治、文化三結合的東西。
共產黨在這些人們中間所取得的文化上的成就，按西方先進標準來衡量，的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陝西北部的二十幾個蘇維埃化已久的縣裡，中國大部分地方常見的某些明顯的弊端，肯定是被消滅了。而且在新區的居民中間也在進行大力的宣傳，要在那裡進行同樣的基本改革。陝北已經徹底消滅了鴉片，這是個傑出的成就。事實上，我一進蘇區以後就沒有看到過什麼罌粟的影子。貪官污吏幾乎是從來沒有聽到過。乞丐和失業的確象共產黨所說的那樣被「消滅」了。我在紅區旅行期間沒有看到過一個乞丐。纏足和溺嬰是犯法的，奴婢和賣淫已經絕跡，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
關於「共妻」和「婦女國有化」的謠言，一望而知是荒謬可笑的，不屑一駁。但在結婚、離婚、遺產等方面的改革，按照中國其他地方的半封建法律和習慣來看，本身就是很激進徹底的。婚姻法１里有這樣的有趣規定：禁止婆婆虐待媳婦、買賣妻妾以及「包辦婚姻」的習慣。婚姻必須取得雙方同意，婚齡提高到男子二十歲，女子十八歲，禁止彩禮，到縣、市、村蘇維埃登記結婚的，發給一份結婚證書，不取任何費用。男女同居的，不論是否登過記，都算是合法結過婚，——這似乎排除了亂交——而且他們的子女都是合法的。不承認有私生子。
如果夫妻雙方有任何一方「堅決要求」就可以到蘇維埃登記處離婚，不需任何費用，但紅軍的妻子須得到男方同意才可離婚。離婚雙方財產均分，雙方都有法律義務撫養子女，但債務卻由男方單獨負擔（！），他並有義務提供子女三分之二的生活費。
從理論上說，教育「免費普及」，但父母有義務借給子女吃穿。實際上，還沒有做到「免費普及」，雖然教育人民委員徐特立向我吹噓，如果他們在西北能有幾年和平，他們在教育方面的成將會使全國震驚。我以後再來更加詳細地談談共產黨人在這一地區消滅文盲所取得的成就和希望做到什麼程度，但是首先使人感興趣的還是弄清楚政府用什麼經費來不僅維持這樣的教育計劃，而且維持我稱之為蘇維埃社會的這個表面看來很簡單但實際上卻極其複雜的機體。
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一九三六年七月保安重印）。
四
貨幣解剖（上）
蘇維埃經濟至少有兩個基本任務必須完成：供養和裝備紅軍，為貧苦農民濟燃眉之急。這兩個任務有一項沒有完成，蘇維埃的基礎馬上要崩潰。為了保證這兩項任務的完成，共產黨甚至在蘇區初創之日起就必須開始從事某種經濟建設。
西北蘇區的經濟是私人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原始社會主義的奇怪混合。私人企業和工業得到許可和受到鼓勵，土地和土地產品的私人交易也得到允許，但有限制。同時，國家擁有和開發象油井、鹽井、煤礦等企業，也從事牛羊、皮革、食鹽、羊毛、棉花、紙張等其他原料的貿易。但國家在這些物品方面沒有壟斷專賣，私人企業是能夠在所有這些方面進行競爭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確進行了競爭。
第三種方式的經濟是合作社，政府和群眾合夥參加經營，不僅同私人資本主義進行競爭，而且同國家資本主義進行競爭！但這都是在一種非常小而原始的規模上進行的。因此，雖然在這樣一種安排中，基本矛盾很明顯，如果在經濟上比較發達的地區，會招致辭破壞性的後果，但是在紅區這裡，它們卻起著互相補充的作用。
蘇區合作社運動的趨向顯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共產黨認為合作社是「抵制私人資本主義和發展新的經濟制度的工具」，他們規定它的五項主要任務如下：「制止商人對群眾的剝削；克服敵人的封鎖；發展蘇區國民經濟；提高群眾經濟政治水平；為社會主義建設準備條件」——在這個階段內，「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可以創造有力的條件使這一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１
一面這些說起來很動聽的任務中頭兩項實際不過是，合作社幫助群眾組織自己的偷運隊，作為政府的偷運活動的輔助。南京禁止紅白兩區之間進行貿易，但共產黨利用山間小道，賄賂邊境哨兵，有時能夠進行相當活躍的的出境貿易。為國家貿易局或合作社服務的運輸隊從蘇區運原料出境。換成國民黨貨幣或者換購急需的工業製成品。
村、鄉、縣、省各級都組織消費、銷售、生產、信用合作社。它們的上面則是合作社總局，屬財政人民委員和一個國民經濟部門領導。這些合作社的組成方式的確是為了鼓勵社會的最低層參加。消費者入社每股低到五角，有時甚至只有兩角，參加後的組織義務則非常廣泛，使得每一入股的人都要參加合作社的經濟或政治生活。雖然對於每一入股的人購買股票數目沒有加以任何限制，但每一入股的人不管有多少股票，只有一票的權利。合作社在總局指導下選舉自己的管理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總局另外還為他們培養工作人員和組織人員。每個合作社還設有營業、宣傳、組織、調查、統計等部門。
對於經營得法的給予各種獎勵，並且對農民進行了關於合作社運動好處的普遍宣傳和教育。政府除了提供技術援助以外也提供了財政上的援助，政府在分紅的基礎上參加經營，像普通社員一樣。在陝西和甘肅兩省的合作社裡，政府已投下了約七萬元的無息貸款。
除了邊境各縣也通用白區紙幣以外，一律只流通蘇區紙幣。共產黨在江西、安徽、四川的蘇區中曾鑄造了銀圓和作為輔幣的銅幣，有的還是銀幣，其中很多已運到了西北。但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南京發表命令收回中國全部銀幣以後，銀價飛漲，共產黨也收回了銀幣，把它當作發行紙幣的儲備。今天全國還有少數藏銀沒有落入國民黨手中，其中就有一部分是他們的。
南方印的紙幣印刷十分講究，用的是鈔票紙，上面印著「中國工農蘇維埃政府國家銀行」的印記。在西北，由於技術上的困難，紙幣就粗糙得多，紙質低劣，有時用布。所有的鈔票上都印有他們的口號。陝西印的鈔票上有這樣的口號：「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中國革命萬歲」。
在穩定的蘇區，蘇幣幾乎是到處都被接受的，而且有十足的購買力，物價一般比白區略低。這是用什麼維持的？我不知道共產黨的紙幣有什麼儲備，也不知紙幣的總發行量，但是顯然農民使用這紙幣並不是因為它可以兌換儲備的金銀。有些地方可能強行流通；但我個人沒有看到這樣的事例。在邊界上的農民常常不願接受蘇幣，紅軍就付他們國民黨紙幣籌給養。但是在別的地方，蘇幣似乎因為人民信任政府和在市場上有實際購買力而站穩了腳跟。當然，國民黨的貨幣也是靠此維持的。
但是，商人們把貨物從白區運來，出售之後所得是一種在蘇區以外無交換價值的貨幣，這有什麼用呢？這個困難由國庫來解決，它規定蘇區貨幣與國民黨貨幣的兌換率為一元兩角對一元。條例規定：
凡是從白區進境的一切貨物如直接售給國家貿易局就以外[國民黨]幣償付；必需品進口後如不直接賣給國家貿易局，而是通過合作社或私商出售者，必須先向國家貿易局登記，其所售收可兌換白區貨幣；其他凡證明必要者亦可兌換。２
實際上這當然等於是說所有「外國」進口貨必須付以「外」匯。但是由於進口製成品（夠少的了）的價值大大超過蘇區出口貨的價值（主要是原料，而且是作為走私貨削價出售的），便總存在著支付極其不平衡的趨向。換句話說，破產。這如何克服？
這沒有完全克服。就我所能發現的來看，這個問題主要是靠白髮蒼蒼、神態莊嚴的財政人民委員林祖涵的才智來解決的。林祖涵的任務是使紅軍入夠敷出，收支兩抵。這位令人感到興趣的老財神一度擔任過國民黨的司庫，他的經歷令人驚歎，我這裡只能簡單一述。
１《合作社發展規劃》，國民經濟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陝西瓦窯堡）第4頁。
２《關於蘇區貨幣政策》，載《黨的工作》第十二期（一九三六年保安）。
四
貨幣解剖（下）
林祖涵是湖南一個教員的兒子，生於一八八二年，自幼學習經史，在常德府入師範，後留學東京。他在日本時遇見被清廷放逐的孫逸仙，就參加了他的秘密組織同盟會。孫逸仙把同盟會與其他革命團體合併組成國民黨後，林祖涵就成了創始黨員。他後來遇見陳獨秀，受到後者很大影響，就在一九二二年參加了共產黨。但是他仍在孫逸仙手下工作，孫逸仙吸收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林祖涵先後擔任國民黨司庫和總務部長。孫逸仙逝世時他在身邊。
國民革命開始時，林祖涵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年資高過蔣介石的幾個元老之一。他在廣州擔任農民部長，北伐時任程潛將軍指揮的第六軍政委，程潛後來任南京的參謀總長。蔣介石在一九二七年開始鎮壓共產黨時，林祖涵反對他，逃到了香港，然後去了蘇俄，在共產主義大學學習了四年。他回國後乘「地下火車」，安全抵達江西，任財政人民委員。林祖涵現在喪偶，自從一九二七年後沒有見過已經長大的子女。他在四十五歲那年放棄了他的名譽地位，不惜把自己的命運同年輕的共產黨人結合在一起。
一天早上，這位五十五歲的長征老戰士來到了我在外交部的房間，滿面春風，身上穿著一套褪色的制服，紅星帽簷軟垂，慈藹的眼睛上戴著一副眼鏡，一隻腿架已經斷了，是用一根繩子繫在耳朵上的。這就是財政人民委員！他在炕邊坐下，我們就開始談論稅收來源。我瞭解，政府是簡直不收稅的；工業收肯定微不足道；那末我就想知道，錢是從哪裡來的？
林祖涵解釋：「我們說我們對群眾不收稅，這話不錯，但是我們對剝削階級是狠狠的收稅的，沒收他們的剩餘現款和物資。因此我們所有的稅都是直接稅。這與國民黨的做法正好相反，他們到頭來由工人和貧農負擔大部分稅款。我們這裡只對百分之十人口徵稅，那就是地主和高利貸者。我們對少數大商人也徵收很少的一部分稅，但對小商人不徵稅。以後我們可能對農民征小額的累進稅，但在目前，群眾的稅全部都取消了。
「另外一個收 入來源是人民的自願捐獻。在戰爭還在進行的地方，革命愛國熱情很高，人民認識到他們有可能喪失蘇區，因此他們志願大量捐獻糧食、金錢、布匹給紅軍。我們也從國家貿易，從紅軍的土地，從自己的工業，從合作社，從銀行貸款得到一些收入。但是當然，我們最大的收入是沒收。」
「你說沒收，」我打斷他的話說，「指的是一般所說的搶劫吧？」
林祖涵笑了幾聲。「國民黨叫搶劫。好吧，如果說對剝削群眾的人徵稅是搶劫，國民黨對群眾徵稅也是搶劫。但是紅軍不做白軍搶劫那樣的事。沒收只有在負責人士在財政人民委員部指導下進行。每一項都要上報政府，只用於對社會有普遍好處的事。私自搶劫要受到嚴懲的。你去問一問人民吧，紅軍戰士有沒有不付錢而拿走任何東西的。」
你這話不錯，但這個問題的答案自然取決於你是向地主還是向農民提出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不用不斷地打仗，」林祖涵繼續說，「我們在這裡很容易建設自給自足的經濟。我們的預算訂得很仔細，盡力節約。因為蘇維埃人員每個人都既是愛國者又是革命家，我們不要工資，我們只靠一點點糧食生活，我們預算之小可能令你吃驚。這整個地區１，我們目前的開支每月只有三十二萬元。不論從貨幣還是貨物的價值計算都是這樣。此數中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來自沒收，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自願捐獻，包括黨在白區支持者中間募得的款項。其餘的收入來自貿易、經濟建設、紅軍的土地、銀行給政府的貸款。」
共產黨自稱發明了一種能防止舞弊的預算方法、收支方法。我讀了林祖涵所著《預算制訂大綱》的一部分，該書詳盡地介紹了這個方法和它的一切防範措施。它的有效性似乎主要依靠集體控制收支。從最高機構一直到村，各級會計在收支方面要受一個委員會的監督，因此，為個人利益篡改帳目是極為困難的。林委員對他的方法很得意，他說，採用這個方法，任何舞弊都是辦不到的。這話可能確實不假。反正，在紅區中真正的問題顯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舞弊問題，而是如何勉力維持的問題。儘管林祖涵很樂觀，訪問後我記的日記是這樣寫的：
不論林祖涵的數字的確切含義如何，這完全是中國式的一個奇跡，因為我們記得，游擊隊在這一帶進進退退已經打了五年，經濟居然能夠維持下來，沒有發生饑荒，整個來說，農民似乎接受了蘇區貨幣，相信它。事實上，這不是能僅僅用財政的角度來解釋的，只有在社會和政治基礎上才能理解。
儘管如此，十分清楚，哪怕是對一個象紅軍那樣靠小本經營來維持的組織，情況也極為嚴重。在蘇區經濟中，不久一定會發生以下三種變化之一：（一）為了供應市場所需的製成品，實行某種形式的機器工業化；（二）同外界某個現代化經濟基地建立良好關係，或者攻佔比目前的經濟基地水平高一些的某個經濟基地（例如西安或蘭州）；或者（三）紅區同現在白軍控制下的這樣一個基地實際合併。
但是共產黨並不同意我的悲觀看法。「出路是一定能夠找到的。」幾個月後果然找到了！這個「出路」以一種「實際合併」的形式出現。
附帶說一句，林祖涵本人在經濟方面似乎並沒有很「得發」。他作為財政人民委員的「補貼」是五元錢一個月——紅區的錢。
１當時約有奧地利那麼大。
五
人生五十始！（上）
我叫他老徐，因為蘇區人人都是這樣叫他——教書先生老徐——因為，雖然在東方其他地方，六十一歲不過是政府最高級官員的平均年齡，可是在紅色中國，同別人相比，他似乎是個白髮老翁。然而他並不是老朽昏聵的標本。像他的六十老翁的同輩謝覺哉（你可以常常看到這一對白髮土匪在攜手同行，好像中學生一樣）一樣，他步履矯健，雙目炯炯，他的一雙健腿在長征途上曾經幫他渡過大河，爬過高山。
徐特立 謝覺哉
徐特立原來是一個極受敬重的教授，但是到了五十歲那一年，他突然放棄家庭，四個兒女，長沙一所師範校長的職位，投身到共產黨中來。他於一八七六年生於長沙附近一個貧農家庭，與彭德懷誕生的地方相去不遠。他是第四個兒子。他的父母省吃儉用，供他上了六年學，完了以後在清朝當個塾師，一直到二十九歲那一年上長沙師範，畢業後留校教數學。
毛澤東是他在長沙的學生（徐特立說他數學很糟！），他的學生中還有許多青年後來成了共產黨。徐特立本人在毛澤東能分辨共和派和保皇派之前很早就參與了政治。他身上仍留著帝制時代與封建政治作鬥爭的標誌，那是他為了要表示他上書請願實行憲政的誠意割去的小指尖。在第一次革命後，湖南一度有個省議會，老徐是議員之一。
戰後他隨湖南省的勤工儉學學生去法國，在里昂學習一年，在一家鐵工廠打雜做工維持生活。後來他在巴黎大學當了三年學生，靠為中國學生補習數學籌措自己學費。一九二三年回湖南後，協助在長沙辦了兩個新式的師範學校，境況順遂，有四年之久。他到一九二七年才成了共產黨員，資產階級社會的判逆。
在國民革命期間，徐特立在國民黨省黨部很活躍，但是他同情共產黨。他向學生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清洗」期間，他遭到追捕，不得不銷聲匿跡。由於與共產黨沒有關係，他不得不自找避難的地方。「我早想當共產黨，」他懷念地告訴我，「但是沒有人要求我參加。我年已五十，我想共產黨大概認為我太老了。」但是有一天，一個共產黨員到他避難的地方來找他，請他入黨。這個老傢伙高興之極，他告訴我，他當時想到他對建設新世界仍有一些用處不禁哭了。
黨把他派去俄國，他在那裡學習了兩年。回國後，他闖破封鎖，到了江西，不久就在翟秋白下面但任副教育人民委員，翟秋白遭難後，執行委員會任命徐特立繼任。從此以後，他就以教書先生老徐著稱。沒有疑問，他的豐富多樣的經驗——在帝制、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形式的社會中的生活和教書的經驗——使他能夠勝任他所面臨的任務。他當然需要所有這些經驗，而且還需要更多的經驗，因為這些任務十分艱巨，要是西方的教育家，誰都會感到氣餒的。但是老徐正當壯年，是不會感到氣餒的。
一天，我們正在談話的時候，他開始幽默地一一列舉他的一些困難。「同我們所估計的幾乎一樣，」他說，「在西北，在我們到達以前，除了少數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幾乎沒有人識字。文盲幾乎達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個角落。你知道嗎，陝北和甘肅的人竟相信水對他們是有害的！這裡的人平均一生只洗兩次澡——一次在出生的時候，一次在結婚的時候。他們不願洗腳，洗手，洗臉，不願剪指甲，剃頭髮。這裡留辮子的人比中國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但是所有這一切，還有許多其他偏見，都是由於無知愚味所造成的，我的任務就是改變他們的這種思想狀態。這樣的人民，同江西相比，的確非常落後。江西的文盲佔百分之九十，但是文化水平高得多，我們在那裡工作的物質條件也較好，合格教師也多得多。在我們的模範縣興國，我們有三百多所小學，約八百名教師——這與我們這裡全部紅區的小學和教師數目相等。我們從興國撤出時，文盲已減低到全部人口百分這二十以下！
「這裡的工作的進展慢得多。我們一切都得從頭開始。我們的物質資源非常有限。甚至我們的印刷機也被破壞了，我們現在什麼東西都只能用油印和石刻來印刷。由於封鎖，我們不能進口足夠的紙張。我們已開始自己造紙，但質量太差。但是別去管這些困難吧。我們已經能夠取得一些成就。如果有時間，我們在這裡能夠做到使全中國震驚的事情。我們現在從群眾中間正在訓練幾十名教師，黨也在培養。他們之中有許多人要擔任群眾文化學校的義務教員。我們的成績表明，這裡的農民只要給他們機會是極願意學習的。
「而且他們也不笨。他們學得很快，只要把道理對他們說清楚，他們就改變了習慣。在這裡的老蘇區，你看不到姑娘纏足，你會看到許多年輕婦女剪短髮。男人現在慢慢在剪掉辮子了，許多人在共青團和少先隊那裡學讀書寫字。」
五
人生五十始！（下）
應該說明：在緊急狀態下，蘇區教育制度分三個部分：學校、軍隊、社會。第一部分多少都是蘇維埃辦的，第二部分是紅軍辦的，第三部分是共產黨各組織辦的。重點都主要在政治方面——甚至最小的兒童初識字時也是通過簡單的革命口號來學的。接著讀紅軍和國民黨、地主和農民、資本家和工人等等衝突的故事，儘是共青團和紅軍戰士的英勇事跡和將來蘇維埃政權下人間樂園的描繪。
在學校教育方面，共產黨自稱已經辦了約二百所小學，為小學教師辦了一所師範，還辦了一所農業學校、一所紡織學校、一所五個年級的工會學校、一所有四百學員的黨校。所有技術學校的課程為期都只有六個月。
重點當然放在軍事教育上面，兩年來在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儘管這個遭到四面包圍的小國有種種困難。有紅軍大學、騎兵學校、步兵學校，上文已提到。還有一所無線電學校、一所醫科學校，後者實際上只訓練護士。有一所工程學校，學員所受的實際上是當學徒工的基本訓練。像整個蘇維埃組織一樣，一切都是十分臨時性的，主要是當作一種加強紅軍後方的活動，為紅軍供應幹部。許多教員連中學畢業生都不是，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他們把什麼知識都共同分享。這些學校是地地道道共產主義的，不僅在意識形態方面是如此，而且在利用他們所能搜刮的技術知識，「提高文化水平」方面也是如此。
甚至在社會教育方面，蘇區的目標也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根本沒有時間或者機會教授農民欣賞文學或者花卉佈置。共產黨是講實際的人。他們向列寧俱樂部、共青團、游擊隊、村蘇維埃送插圖簡單粗糙的識字課本，幫助群眾團體組織自學小組，以一個共產黨員或者識字的人擔任組長。年輕人，有時甚至是上了年紀的農民一天始朗讀短句，就在認字的同時吸收了其中的思想。例如，你一進到山區這種小「社會教育站」，你就會聽到這些人在這樣高聲問答：
「這是什麼？」
「這是紅旗。」
「這是誰？」
「這是一個窮人。」
「什麼是紅旗？」
「紅旗是紅軍的旗。」
「什麼是紅軍？」
「紅軍是窮人的軍隊！」
如此等等，一直到如果這個青年走在別人前面，第一個學會五、六百字，就可以拿獎，不是紅旗，就是鉛筆，或者別的獎品。當然，這是粗糙的宣傳。但是農民和他們的子女讀完這本書以後，他們不但有生以來第一次能讀書識字，而且知道是誰教給他們的和為什麼教他們。他們掌握了中國共產主義的基本戰鬥思想。
而且，反正，我認為這比教人們用學「這是一隻貓，那是一隻老鼠，貓在幹什麼，貓在捉老鼠」來識字的方法有趣。為什麼要教現實主義者學寓言呢？
為了要有一個更快地在群眾中間掃除文盲的手段，共產黨開始在有限範圍內使用漢語拉丁化拼音。他們用二十八個字母，據說可以發出幾乎所有的漢語語音，並且編了一本袖珍小字典，把最常見的漢語辭句譯成多音節的容易認讀的辭彙。《紅色中華》有一部分篇幅是用拉丁化拼音出版的，老徐在保安挑選了一個班學生在進行試驗。他相信繁複的漢字將來在大規模教育中終究要放棄不用，他對他的這個方法已做了多年工作，提出許多贊成的理由。
迄今為止，他還沒有吹噓他的拉丁化或其他教育工作上的成績，他說：「這裡的文化水平實在低得不能再低，所以我們自然獲得了一些好成績。」至於將來，他只需要時間。同時他要求我把重點放在研究紅軍中的教育方法，他認為在那方面可以看到真正的革命化的教學。這聽來有些奇怪。「一邊戰鬥一邊學習」，這對任何軍隊來說都是一句新鮮的口號，但是在中國，它有點使你難以相信。共產黨向我保證，如果我到前線去，我可以看到這是怎樣做到的。不久之後，他們真的勸我上了馬，送我上路——但是主要不是去考察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