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遭白匪追逐
「打倒吃我們肉的地主！」
「打倒和我們血的軍閥！」
「打倒把中國出賣給日本的漢奸！」
「歡迎一切抗日軍隊結成統一戰線！」
「中國革命萬歲！」
「中國紅軍萬歲！」我就是在這些用醒目的黑字寫的、多少有些令人不安的標語下面度過我在紅區的第一夜的。
但是，這不是在安塞，也不是在任何紅軍戰士的保護之下。因為，不出我的所料，我們當天並沒有到達安塞，到太陽下山的時候，我們才走到一個坐落在河灣上的小村莊，四周都是陰森森地俯瞰著的山巒。有好幾排石板屋頂的房子從溪口升起，標語就寫在這些房子的土坯牆上。五六十個農民和目不轉睛的兒童，湧出來迎接我們這個只有一匹驢子的旅隊。
我的那位貧民會的年輕嚮導，決定把我安頓在這裡。他說，他的一頭母牛最近下了仔，附近有狼，他得回去照應。安塞離這裡還有十英里路，要摸黑趕到那裡是不容易的。於是他把我叫托給當地貧民會分會主席照料。我的嚮導和騾夫都拒絕接受任何報酬，不管是白區的錢，還是紅區的錢。
分會主席是位二十出頭的青年，臉色黝黑開朗，身上穿著褪了色的藍布褂子和白褲，露出一雙牛革似的赤腳。他很客氣地招待我。他請我到村公所的一間屋子裡去睡，派人送來熱水和一碗小米粥。但是我謝絕住在這間有臭味的黑屋子裡，請他讓我使用兩扇拆卸下來的門板。我把這兩扇門板擱在兩條板凳上，攤開毯子，就睡在露天裡。這是一個美麗的夜晚，晴朗的夜空閃耀著北方的繁星，在我下面的一個小瀑布流水淙淙，使人感到和平與寧靜。因為長途跋涉的疲乏，我倒頭就睡著了。當我再睜開眼睛時，天已破曉。分會主席站在我的身邊，搖搖我的肩膀。我當然吃了一驚，連忙翻身坐起，完全醒了過來。「什麼事？」我問。「你最好早一點動身，這裡附近有土匪，你得趕緊到安賽去。」
土匪？我的話已到嘴邊上，正要回答我正是來這些所謂土匪的，這時我才明白他的話是什麼意思。他說的土匪，不是指紅軍，而是指「白匪」。我不用他再勸說就翻身而起。我不想鬧出在蘇維埃中國給白匪擄去這樣的笑話。這裡需要向讀者作一些解釋。白匪，用國民黨的名詞來說就是民團，正如赤匪用蘇維埃的名詞來說就是游擊隊一樣。國民黨為了要鎮壓農民起義，紛紛組織民團。現在在國民黨在中國、日本人在「滿洲國」都普遍實行保甲制度這個控制農民的古老辦法，民團就是作為保甲制度的一個有機部分進行活動的。
保甲的字面含義就是「保證盔甲」。這個制度規定每十戶農民必須有個甲長，保證他們循規蹈矩，使當地縣長滿意。這是一種連保制度，一個保甲裡的任何一個人如果犯了罪，整個保甲的人都要負責任。當初蒙古人和滿洲人就是用這個辦法統治中國的。用這個方法來防止農民組織反叛，幾乎是無往而不勝。因為保甲長幾乎總是富農、地主、開當鋪或放債的，他們是最最積極的，自然不願「擔保」任何具有叛逆傾向的佃戶或債戶。無人擔保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情。一個無人擔保的人，可以用任何借口，當作「嫌疑分子」投入牢獄。
實際上這就是說，整個農民階級的命運是操在鄉紳階級的手中，後者隨時可以用拒絕擔保的方法來毀掉一個人。保甲制度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徵收捐稅維持民團。民團是由地主和鄉紳挑選、組織和指揮的。它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共產主義，幫助收租交谷，包討欠債本息，幫助縣長勒索苛捐雜稅。
所以，每當紅軍佔領一個地方，它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敵人就是民團。因為除了出錢供養他們的地主外，民團沒有什麼基礎，紅軍一到，他們當然就失去了這個基礎。中國的真正階級戰爭，從民團和紅軍游擊隊的鬥爭上，可以看得最清楚，因為這一個鬥爭往往就是地主和他們以前的佃農債戶之間的直接武裝衝突。民團的人數有幾十萬，是中國兩百萬左右名義上 反共的軍隊的最重要的輔助部隊。
如今紅軍和國民黨軍隊在這一條戰線上雖已停戰，民團對於紅軍游擊隊的襲擊還是繼續不斷。在西安、洛川和延安等處，我聽說有許多逃到這些城市裡的地主，出錢供養或親自領導白匪在蘇維埃區活動。他們常常利用紅軍主力不在的機會，作為「共產黨」俘虜向地主和白軍軍官邀功領賞。民團從事冒險活動，主要是為了進行報復和很快的到手錢財，他們在紅白戰爭中以最富於破壞性著稱。無論如何，我個人是不願在自己的身上試驗白匪的「外交政策」的。我的行李雖然不多，但我覺得如果只須幹掉一個孤零零的洋鬼子就可以把我的一點點現錢、衣服和照相機據為己有的話，這些東西還是有足夠的引誘力，使他們不會放過的。
匆匆地吞下了幾口熱茶和麥餅以後，我跟分會主席所派的另外一個嚮導兼騾夫一同出發。我們沿著一條河床走了一個鐘頭，有時經過一些窯洞組成的小村落，便有毛茸茸的狗惡狠狠地朝我吠叫，站崗的兒童走出來查問我們的路條。接著我們走到了一個巨石圍繞、自然形成的可愛的水潭旁邊，在這裡我遇見了第一個紅軍戰士。
除了一匹身上披著繡有一顆金星的天藍色鞍毯的白馬在河邊吃草以外，只有他一個人。這個青年正在洗澡；我們走近時，他很快地跳出來，披上天藍色的褂子，和白布的頭巾，上面有一顆紅星。一枝毛瑟槍掛在他腰際，木盒子柄上垂著一綹紅纓綢帶。他手按著槍，等著我們走進，問嚮導我們有什麼事情。後者拿出他的路條，簡單地說明了我是怎麼被交給他的，那個戰士好奇地看著我，等我進一步解釋。
「我是來見毛澤東的，」我說。「我知道他在安塞。我們還得走多遠？」「毛主席嗎？」他慢吞吞地問。「不，他不在安塞。」接著他看了看我們的後面，問我是不是沒有別人。他弄清楚確實只有我一人之後，態度才自然起來，他微笑著，好像有什麼秘密的好玩的事情似的。他對我說：「我正要到安塞去。我和你一塊到縣政府去吧。」
他牽著馬在我身邊走，我自動地更詳細地介紹了我自己，也問了一些關於他的情況的問題。我弄清楚了他是在政治保衛局裡工作，在這一帶邊境上值班巡邏。那匹馬？這是張學良少帥的「禮物」。他告訴我，最近在陝北的戰爭中，紅軍從張學良的軍隊方面俘獲了一千多匹馬。我又進一步知道他姓姚，二十二歲，當紅軍已經六年了。六年！他該有什麼樣的故事可以講啊！
我很喜歡他。他是一個外貿誠實的青年，長得很勻稱，紅星帽下一頭烏亮的黑髮。在寂寞的山谷中遇見了他，令人安心。真的，我甚至忘記了問他關於土匪的事情，因為我們很快就談到紅軍在春天的東征山西。我告訴他那次東征在北京所發生的影響，他也告訴我，他在那次驚人的「抗日東征」中的個人經驗，據說紅軍在一個月內增加了一萬五千人。
兩小時後，我們到了安塞，它位於黃河支流膚水的對岸。從地圖上看來，安塞是一個大城，實際上則很小，徒有空牆。街上闃無人跡，到處是斷垣殘壁。我的第一個想法是，這時劫掠和破壞的證據。但再仔細一看，並沒有放火的痕跡，很明顯這些廢墟年代久遠，不可能是紅軍造成的。姚解釋說：「十年前安塞給大水完全沖毀，全城都泡在水裡了。」安塞的居民沒有再把原來的城廂建築起來，他們如今都住在城外不遠石崖上蜂巢似的窯洞裡。我們到了以後才發現，駐紮在那裡的紅軍一個支隊，已經派去追擊白匪，縣蘇維埃的委員都一到附近的一個小村莊百家坪去向省裡的一位委員報告工作。姚自告奮勇，護送我去百家坪，我們在黃昏時候到達。
我在蘇區境內已經有一天半了，可是還沒有看見一點戰時緊張的跡象，只遇到過一個紅軍戰士，所看見的老百姓，似乎毫不例外地都在從容不迫地從事田間勞動。不過，我是不會給外表所欺騙的。我記得，在一九三二年的中日淞戰爭中，中國農民就在炮火交加之中也毫不在乎地繼續種他們的田。所以，當我們轉一個彎剛要走進百家坪，就聽到頭頂上傳來令人膽戰心驚的吶喊聲時，我不是完全沒有準備的。
我抬頭向傳來凶狠的吶喊聲的地方看去，只見大路上面山坡上有十幾個農民站在一排營房似的房子前，揮舞著長矛短槍和幾支步槍，神情非常堅決。他們要把我當作一個帝國主義者交給行刑隊嗎？還是當作一個真正的訪問者來歡迎？看來我這一個闖封鎖線的人的命運是立刻就要決定了。我對姚一定露出很滑稽的臉色，因為他忽然大笑起來。他咯咯地笑著：「不怕！不怕！他們不過是幾個游擊隊——正在操練。這裡有一個紅軍游擊隊學校。不要驚慌！」
後來我才知道游擊隊的課程裡，有這中國古代戰爭廝殺吶喊的演習，就好像在《水滸傳》中所描寫的封建時代比武的那樣。在無意中作了這種戰術的對象，親自嘗到了脊樑涼了半截的滋味以後，我可以證明這用來恫嚇敵人還是非常有效的。游擊隊喜歡夜間出動，在天黑突襲時發出這種叫喊一定是很怕人的。姚在百家坪介紹給我一個蘇維埃工作人員。我剛剛坐下，準備和他開始談話，忽然一個束著軍官皮帶的青年指揮員騎了一批汗流浹背的馬急馳而到，跨下馬背。他好奇地端詳著我。我從他的口中才知道我自己這段冒險經歷的詳細情形。
新來的這個人姓卞，他是安塞赤衛隊隊長。他說，他剛和一百多個民團打了一場遭遇戰回來。原來有一個農民的兒童——一個少年先鋒隊員——跑了好幾里路，筋疲力盡到了安塞，來報告民團已經侵犯縣境。據他報告，民團的頭子是一個真正的白匪！——一個洋鬼子——就是我自己！卞接下去說：「我馬上領了一對騎兵，上山抄了近路，一小時後，我們就看見了白匪。他們都跟隨著你」——他一指我——「離你只有兩里地。可是我們在一個山谷中把他們包圍起來，進行襲擊，俘獲了幾個人，其中有兩個他們的頭子和幾匹馬。其餘的人都向邊境逃去。」他簡單地報告完畢後，他的幾個部下魚貫走進院子，牽著幾匹俘獲的馬。
我開始擔心他會不會真的把我當作帶領那些民團的頭子。我剛從白黨——他們如果在無人地帶捉住了我，一定會叫我是赤黨——那裡逃身出來，僅僅是為了要給赤黨抓住叫我是白黨嗎？
但是這時突然出現了一個清瘦的青年軍官，他長著一臉黑色大鬍子。他走上前來，用溫和文雅的口氣向我招呼：「哈囉，你想找什麼人嗎？」他是用英語講的！
我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來，那個「鼎鼎大名的」紅軍指揮員，他曾經是個教會學校的高材生。這時如何接待我的問題終於決定了。
二
造反者（上）
我和周恩來談了幾分鐘，向他說明了我的身份以後，他就替我安排在百家坪過夜，叫我在第二天早晨到他設在附近的一個村莊裡的司令部去。
我坐下來和駐紮在這裡的交通處的一部分人員一起吃飯，見到了十幾個宿在百家坪的青年。他們有些人是游擊隊學校的教員，一個是無線電報務員，有幾個是紅軍軍官。我們吃的有燉雞、不發酵的保麩饅頭、白菜、小米和我放量大吃的馬鈴薯。可是像平常一樣，除了熱開水之外，沒有別的喝的，而開水又燙得不能進口。因此我口渴得要命。
飯是由兩個態度冷淡的孩子侍候的，確切地說是由他們端來的，他們穿著大了好幾號的制服，戴著紅軍八角帽，帽舌很長，不斷掉下來遮住他們的眼睛。他們最初不高興地看著我，可是在幾分鐘後，我就想法惹起了其中一個孩子的友善的微笑。這使我膽子大了一些，他從我身邊走過時，我就招呼他：「喂，給我們拿點冷水來。」那個孩子壓根兒不理我。幾分鐘後，我又招呼另外一個孩子，結果也是一樣。
這時我發現戴著厚玻璃近視眼鏡的交通處長李克農在笑我。他扯扯我的袖子，對我說：「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這裡什麼人都是同志。這些孩子是少年先鋒隊員，他們是革命者，所以自願到這裡來幫忙。他們不是傭僕。他們是未來的紅軍戰士。」正好這個時候，冷水來了。「謝謝你——同志！」我道歉說。那個少年先鋒隊員大膽地看著我。「不要緊，」他說，「你不用為了這樣一件事情感謝一個同志！」
我想，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從來沒有在中國兒童中間看到過這樣高度的個人自尊。可是，這第一次遭遇不過是少年先鋒隊以後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系列事情的開端而已，因為我深入蘇區以後，我就會在這些臉頰紅彤彤的「紅小鬼」——情緒愉快、精神飽滿、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發現一種令人驚異的青年運動所表現得生氣勃勃精神。
第二天早晨護送我到周恩來的司令部去的，就是列寧兒童團的一個團員。司令部原來是一個不怕轟炸的小屋，四面圍著許多同樣的小屋，農民都若無其事地住在那裡，儘管他們是處在戰區中間，而且他們中間還有個東路紅軍司令。我心裡不由得想，紅軍能夠這樣不惹人注目地開進一個地方，是不是紅軍受到農民歡迎的原因？附近駐紮一些軍隊似乎一點也沒有破壞農村的寧靜。
蔣介石懸賞八萬元要周恩來的首級，可是在周恩來的司令部門前，只有一個哨兵。我到了屋子裡以後看到裡面很乾淨，陳設非常簡單。土炕上掛的一頂蚊帳，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頭放著兩隻鐵製的文件箱，一張木製的小炕桌當作辦公桌。哨兵向他報告我的到來的時候，周恩來正伏案在看電報。
「我接到報告，說你是一個可靠的新聞記者，對中國人民是友好的，並且說可以信任你會如實報道，」周恩來說。「我們知道這一些就夠了。你不是共產主義者，這對於我們是沒有關係的。任何一個新聞記者要來蘇區訪問，我們都歡迎。不許新聞記者到蘇區來的，不是我們，是國民黨。你見到什麼，都可以報道，我們要給你一切幫助來考察蘇區。」
給我這樣自由活動的誠意，我是有一點驚奇和懷疑的。我原來以為即使允許我到蘇區去旅行，對於拍照、搜集材料或訪問談話等總會對我加以一定的限制的。他的話聽起來太理想了；總歸有什麼地方會出毛病的……
關於我的「報告」，顯然來自共產黨在西安的秘密總部。共產黨同中國的所有重要城市，包括上海、漢口、南京、天津等處，都有無線電的交通。他們在白區城市內的無線電台雖然經常被破獲，國民黨要想長期切斷他們與紅區的通訊聯繫，卻從來沒有成功過。據周恩來告訴我，自從紅軍用白軍那裡繳獲的設備成立了無線電通訊部門之後，他們的密碼從來沒有給國民黨破譯過。
周恩來的無線電台設在離開他的司令部不遠。他靠了這個電台和蘇區裡所有各個重要的地方，各個戰線都保持聯繫。他甚至和總司令朱德直接通訊，那時朱德的部隊駐紮在西南數百英里外的川藏邊境。在西北的蘇區臨時首都保安有一個無線電學校，大約有九十個學生正在那裡受無線電工程的訓練。他們每天收聽南京、上海和東京的廣播，把新聞供給蘇區的報紙。
周恩來盤腿坐在小炕桌前，把無線電報推開一邊——據他說，其中大多數是對面山西省黃河沿岸紅軍東線各地駐軍的報告。他動手替我起草一個旅程。寫完以後，他交給我一張紙，開列著為時共需九十二天的旅程中的各個項目。
「這是我個人的建議，」他說，「但是你是否願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認為，你會覺得這次旅行時非常有趣的。」
但需要九十二天！而且幾乎一半的日子要花在路上。那裡究竟有什麼可以看呢？難道紅區有這樣遼闊嗎？我嘴裡沒有作聲，但是心裡對這旅程是有保留的。可是，實際結果是，我花的時間比他所建議的還長得多，隨後我還捨不得離開，因為我看到的太少了。
周恩來答應讓我騎馬到保安去，有三天的路程，並且給我安排好第二天早晨就動身，因為我可以跟著回到臨時首都去的一部分通訊部隊同行。我聽說毛澤東和蘇區其他幹部都在那裡，周恩來同意打一個電報給他們，告訴他們我就要來到。
我一邊和周恩來談話，一邊深感興趣地觀察著他，因為在中國，像其他許多紅軍領袖一樣，他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個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結實，儘管鬍子又長又黑，外表上仍不脫孩子氣，又大又深的眼睛富於熱情。他確乎有一種吸引力，似乎是羞怯、個人的魅力和領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產物。他講英語有點遲緩，但相當準確。他對我說已有五年不講英語了，這使我感到驚訝。
我從周恩來的一位以前的同學那裡，從外國人稱為中國「國民革命」的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時代中與他共事的國民黨人士那裡，瞭解到一些關於周恩來的情況。但是從周恩來自己身上，我後來還瞭解到更多的情況。他使我感到興趣，還有一個特別的原因。他顯然是中國人中間最罕見的一種人，一個行動同知識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純粹知識分子。他是一個書生出身的造反者。
二
造反者（下）
周恩來是一個大官僚家庭的兒子，祖父曾任清朝大官，父親是個傑出的教書先生，母親不同凡俗（是個博覽群書的婦女，甚至真的喜愛現代文學！），他本人似乎注定要做個讀書人的，因為他從很小的時候起就表現出有突出的文學天賦。但是，像他同輩的許多其他人一樣，他在民族覺醒的時期裡受的教育，使他的興趣從文學轉移到別的方面去了。第一次革命（一九一一年）以後，中國的單純的新文化運動開始有了比較嚴重的產物萌芽，這是周恩來便被捲到了社會革命運動中去，這個運動將使中國受到觸及靈魂深處的震動。
他先在南開中學，後在南開大學學會了英語，受到了「開明的」教育，南開大學是天津得到美國教會支持的一所大學。他在班上成績優異，在南開的三年都靠獎學金維持。接著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袁世凱企圖恢復帝制，全國爆發起義，產生了爭取民主和社會改革的運動，最後是一九一九年的學生運動。周恩來作為學生領袖，遭到逮捕，在天津關了一年監牢。
周恩來獲釋後去了法國。他在戰後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下，在巴黎幫助組織中國共產黨，成了同時在中國成立的這個組織的創建人。他在巴黎學習了兩年，到英國去了幾個月，又回到法國，接著又到德國學習了一年。他在一九二四年回國，已是個著名的革命組織者，回國後立即在廣州與孫逸仙匯合，後者當時與中國共產黨和蘇俄合作，準備發動國民革命。
周恩來二十六歲就成了廣州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領袖人物，被任命為著名和黃埔軍校秘書，做了布留赫爾將軍的親信，布留赫爾將軍當時是黃埔軍校的第一號俄國顧問，現在是蘇聯遠東紅軍司令。對當時擔任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來說，這個年輕的共產黨員是個剋星。但是蔣介石還是不得不任命他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那是因為周恩來在激進的學員中間影響很大。
一九二五、二六、二七年進行了北伐，由蔣介石任總司令，這是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推選的。周恩來奉命去上海準備起義，協助國民軍攻佔上海。周恩來當時是個年方二十八歲的青年，並未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在工人階級中間也很少活動經驗（他是個大資產階級家庭的子堤，同工人階級素無接觸），更沒有什麼手冊指導他怎樣發動起義，沒有什麼人給他出主意（主要的俄國顧問都留在蔣介石那裡），因此他到上海的時候唯一的武裝是他的革命決心和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
共產黨在三個月之內組織了六十萬名工人，可以舉行一次總罷工。總罷工的號召得到了一致的響應，這對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這個最大堡壘裡過慣太平日子的居民卻是一次可怕的經歷。但是起義沒有能夠實現。工人們沒有武裝和訓練，不知道如何「佔領城市」。他們得通過經驗體會到需要有工人武裝核心的必要性。軍閥為他們提供了這個經驗。
北洋老軍閥低估了第一次罷工和接著第二次罷工的意義，只砍了幾個腦袋，卻沒有制止工人運動。周恩來和一些著名的上海工人領袖趙世炎、顧順章、羅亦農終於組織了五萬名工人糾察隊，在法租界弄到地方給二千名幹部進行秘密軍事訓練，把毛瑟槍偷運到市裡，訓練了三百名槍手，這是上海工人所有的唯一武裝力量。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共產黨下令舉行總罷工，使上海全部工廠都停閉，又把六十萬名工人派到革命的路障後面去 ，這是他們一輩子中第一次被組織起來，而且有戰鬥意志。他們先佔領了警察局，又佔領了兵工廠，接著佔領了警備司令部，最後取得了勝利。有五萬名工人武裝起來了，編成六營革命軍，「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最有聲有色的一次政變。
這樣，當蔣介石几天以後到達上海近郊時，發現他已不戰而勝，可以進入南市１，從獲勝的工人軍手裡接受政權。這樣，在一個月以後，蔣介石發動他自己的右派政變，開始殺害激進分子時，他的黑名單上名列第一的就是這個把勝利送給他的危險青年，因為這位總司令明白，這個青年也可能把勝利從他手中奪走。這樣就開始了周恩來作為國民黨手中的逃犯和第三次革命——在中國舉起紅旗的那次革命——領導人的生涯。
趙世炎、顧順章、羅亦農、陳延年（現為南京監禁的中國共產黨創建人陳獨秀的兒子）和周恩來在上海起義中的親密合作者有好幾十人被捕處決。據估計「上海大屠殺」人數達五千。[文中是斯諾的原文，當然用的都是當時的時態，用詞是否不當，讀者自己評判——ZRED]。
這個造反者先逃到武漢，又到南昌，參加組織著名的八一起義，這是中國紅軍的歷史性開端。接著他去了汕頭，那裡的紅色工人已經佔領了華南這個大海港，在周恩來領導下守了十日，抵禦外國炮艦和地方軍閥部隊的進攻。後來他又去了廣州，組織著名的廣州公社。
廣州公社失敗後，周恩來只得轉入地下活動——一直到一九三一年，他終於「闖破封鎖」，到了江西和福建的蘇區。他在那裡擔任紅軍總司令朱德的政委，後來任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在我見到他時他仍擔任這一職務。他在南方進行了多年的艱苦鬥爭，用步槍、機槍、鐵鍬對付轟炸機、坦克、裝甲車，對付作為敵人後援的大城市全部財力，這一英勇的努力是為了要保住小小的蘇維埃共和國，它沒有海港，甚至沒有鹽吃，不得不用鐵的意志來代替；後來他又身罹重病，九死一生，終於長征到了西北的紅色新根據地。
背棄古代中國的基本哲學，中庸和面子哲學；無可比擬的吃苦耐勞的能力；無私地忠於一種思想和從不承認失敗的不屈不撓精神——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這個紅軍的故事和參加創建紅軍的一個人的故事中。我暗自想，周恩來一定是個狂熱分子，因此我想尋找這必有的神色。但是如果說有這種神色的話，我卻沒有發覺出來。他談吐緩慢安詳，深思熟慮。
因此，周恩來給我的印象是，他頭腦冷靜，善於分析推理，講究實際經驗。他態度溫和地說出來的話，同國民黨宣傳九年來污蔑共產黨人是什麼「無知土匪」、「強盜」和其他愛用的罵人的話，形成了奇特的對照。
不知怎麼，當他陪著我走過安靜的鄉間田埂，穿過芝麻田、成熟的小麥田、沉甸甸地垂著穗的玉米田，回到百家坪去時，他似乎是一點也不像一般所描繪得赤匪。相反，他倒顯得真的很輕鬆愉快，充滿了對生命的熱愛，就像神氣活現地彷彿一個大人似的跟在他旁邊走的「紅小鬼」一樣，他的胳膊愛護地搭在那個「紅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開大學時期演戲時飾演女角的那個青年——因為在那個時候，周恩來面目英俊，身材苗條，像個姑娘。
１外國租界當然沒有遭到攻打，國民黨只佔領了上海的中國人管轄部分。
三
賀龍二三事
第二天早晨六點鐘，我就同一隊大約四十名青年一起出發，他們是屬於通訊部隊的，正要護送一批物資到保安去。
我發現只有我自己、外交部的一個人員傅錦魁和一個紅軍指揮員李長林有坐騎。也許這話說得並不完全確切：傅錦魁（譯音）在一頭壯實的、但是負擔已經過重的騾子背上擠了一個棲身的地方；李長林騎的一頭驢子，負擔同樣過重；我像騰雲駕霧似的跨在僅有的一匹馬上，它是不是真的在我跨下，有時我也沒有多大把握。
我的這頭牲口的弓背像一彎新月，邁步像駱駝一樣緩慢，瘦腿軟弱發抖，隨時可能倒下不起，嚥下最後一口氣。我們順著河床爬到河邊懸崖上的羊腸小道時，它使我特別擔心。要是我在它的瘦骨嶙峋的背上稍微挪動一下重心，我們倆就會一起掉向下面岩石嶙峋的峽谷中去。
李長林高高地跨在他的一堆行李上，看到我的狼狽相，不禁大笑。「你坐的馬鞍倒不錯，通知，不過馬鞍下面是什麼東西？」
我沒有抱怨的份兒，因為畢竟我算老幾，能夠騎馬；但是對他的玩笑，我禁不住說道：「請你告訴我，李長林，你們怎麼能夠起著這種瘦狗去打仗呢？你們的紅軍騎兵就是這樣的嗎？」
「不是！你會看到的！你的牲口『壞啦』？就是因為我們把這種牲口留在後方，我們的騎兵在前線才不可戰勝！要是有一匹馬又壯又能跑，就是毛澤東也不能把它留下不送前線！我們在後方只用快死的老狗。什麼事情都是這樣：槍炮、糧食、農服、馬匹、騾子、駱駝、羊——最好的都送去給我們的紅軍戰士！如果你要馬，同志，請到前線去！」
我決定一有可能就按他的勸告去辦。「但是，李長林，你自己怎麼不在前線呢？你也『壞啦』？」「我，『壞啦』？決不是！但是前線少一個好人比少一匹好馬好辦！」
真的，指揮員李長林看來是個好人，好布爾什維克，而且還是說故事的好手。他當紅軍已有十年了 ，曾經參加過一九二七年的著名的南昌起義，從那時候起，共產主義在中國成了一支獨立的力量。我在李指揮員旁邊，一起在陝西的山溝溝裡爬上爬下，有時騎著馬，有時下來步行，喘著氣，忍著渴，一邊就聽著他講一個接著一個的趣聞軼事，有時在再三要求和追問之下，他甚至也賞面子說一說自己。
他還是個年輕人，大約三十一、二歲，但是隨著他慢慢地講開了他的經歷，你可能以為他死去活來已有十多次了。我在他身上開始發現一種後來我在這樣奇怪地鐵一般團結的中國革命家身上一再碰到的特有品質。有某種東西使得個人的痛苦或勝利成了大家集體的負擔或喜悅，有某種力量消除了個人的差別，使他們真正忘記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卻又發現存在於他們與別人共自由同患難之中。
可是，如果你瞭解中國，你就認為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的！然而這是事實，我以後再解釋為什麼有這樣的情況。
李長林是湖南人，大革命開始時還是個中學生。他加入了國民黨，一直留在黨內，到二七年政變後才加入共產黨。他在香港在鄧發領導下做過一段時期的工會組織者，後來到江西蘇區，成為游擊隊領導人。他在一九二五年時曾奉國民黨之命同一個宣傳隊去做一項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去見「土匪頭子」賀龍，賀龍現在在國民黨報紙上被稱為「劣跡昭著」的賀龍，但當時卻是個極力要爭取的領袖人物。李長林奉命同他的宣傳隊去把賀龍爭取過來，參加國民黨的國民革命。
「即使在那個時候，賀龍的部下也不是土匪，」有一天，我們坐在一條清涼的溪流旁邊幾棵樹下休息時，李對我說。「他的父親是哥老會１的一個領袖，他的名望傳給了賀龍，因此賀龍在年輕時就聞名湖南全省。湖南人都傳說他年輕時的許多英勇故事。他的父親是清朝一個武官，一天別的武官請他去赴宴。他把兒子賀龍帶去。做爸爸的吹噓自己兒子如何勇敢無畏，有個客人想試他一下，在桌子底下開了一槍。他們說賀龍面不改色，連眼睛都沒有眨一下！
「我們見到他時，他已在省軍中任職。他當時控制的地區是雲南運鴉片煙到漢口去的必經之道，他就靠抽煙稅為生，不搶老百姓。他的部下也不像許多軍閥的軍隊那樣強姦民女、大吃大喝，他也不讓他們抽大煙。他們都把槍擦得亮亮的。但是當時習慣用大煙敬客。賀龍本人不抽大煙，但我們到時他把煙具和大煙送上炕來，我們就在煙炕上談革命。我們的宣傳隊長是周逸群，他是個共產黨員，同賀龍有些親戚關係。我們同他談了三個星期。賀龍除了在軍事方面以外，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但是他並不是個無知的人。他很快懂得革命的意義，但是他經過了慎重的考慮，同他的部下商量，最後才同意加入國民黨。
「我們在他的軍隊裡辦了一個黨的訓練班，由周逸群主持，周後來犧牲了。雖然這是一個國民黨的訓練班，但是大多數教員都是共產黨員。入學的學員很多，後來都成了政治領導人。除了賀龍的部隊以外，這個學校也為第三師培養政治委員，第三師歸袁祖銘統率，他當時是左路軍軍長，後來被唐生智的特務暗殺，第三師就交給賀龍指揮。他的部隊這樣擴充後就稱為第二十軍，成為國民黨左派將領張發奎的第四集團軍的一部分。」
李長林說，賀龍到一九二七年南昌八一起義後才參加共產黨。在這以前不久，他還效忠於汪精衛的武漢（國民黨）政府。但是唐生智、何鍵等鎮壓打倒地主的運動，開始著名的「農民大屠殺」，國民黨軍閥不僅處決共產黨人，而且處決大批農會領袖、工人、學生，這是賀龍才毅然投向共產黨。他出身於貧苦的農民家庭，完全同情窮人，這種屠殺激起他的憤怒。
何鍵現在擔任南京方面的湖南省主席，據李長林說，他是「反革命將領中最殘暴野蠻的一個。他殺了不知有多少人——肯定有好幾萬。我知道在我自己的家鄉湖南省瀏陽縣，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到六月之間他就殺了二萬多農民、學生、工人。我當時就在那裡，所以知道。據說他在自己的家鄉醴陵縣殺了一萬五千。」我心裡想，不知道李長林自己是怎麼逃脫的，於是我就問他。他脫了他的藍布上衣——裡面沒有穿別的——指著一條長長的疤痕。「你瞧，我並沒有完全逃脫，」他笑道。
「南昌起義後賀龍怎樣了？」「他的部隊失敗後，他和朱德轉移到山頭。他們又吃了敗仗。他的殘部去了內地，但是賀龍卻逃到香港。後來他又偷偷地去了上海，從那裡化了裝回湖南。傳說賀龍用一把菜刀在湖南建立了一個蘇區。那是早在一九二八年。賀龍躲在一個村子裡，同哥老會的兄弟們策劃起義，這是有幾個國民黨收稅的來了。他就率領村裡的幾個人襲擊收稅的，用他自己的一把刀宰了他們，解除了他們的衛隊的武裝。從這一事件中，他繳獲了足夠的手槍和步槍來武裝他的第一支農民軍。」
賀龍在哥老會中的名聲遍及全中國。紅軍說，他可以手無寸鐵地到全國任何哪個村子裡去，向哥老會說出自己的身份後，組織起一支部隊來。哥老會的規矩和黑話很難掌握，但是賀龍的「輩分」最高，因此據說曾經不止一次把一個地方的哥老會全部兄弟收編進紅軍。他的口才很好，在國民黨中是有名的。李說他說起話來能「叫死人活過來打仗」。
賀龍的紅二方面軍在一九三五年最後從湖南蘇區撤出時，據說有步槍四萬多支。這支紅軍在他自己的去西北的長征路上所經受的艱難困苦較之江西紅軍主力甚至更大。在雪山上死去的有成千上萬，又有成千上萬的餓死或被南京方面炸死。但是由於賀龍的個人感召力和他在中國農村的影響，據李說，他的許多部下寧可與他一起在路上死去，也不願意離去，在長征路上有成千上萬的窮人參加，填補缺額。最後他率眾約二萬人——大多數赤著腳，處於半飢餓和筋疲力盡狀態——到達西藏東部，與朱德會師。經過幾個月的休整，他的部隊現在又在行軍路上，向甘肅進發，預期在幾個星期之內就可以到達。
「賀龍的外表怎麼樣？」我問李。
「他是個大個子，像隻老虎一樣強壯有力。他已年過半百，但仍很健康。他不知疲倦。他們說他在長征路上背著許多受傷的部下行軍。即使他還在當國民黨的將領時，他生活也跟他的部下一樣簡單。他不計較個人財物——除了馬匹。他喜歡馬。有一次他有一匹非常喜歡的馬，這匹馬給敵軍俘獲了。賀龍又去打仗奪回來。結果真的奪了回來！雖然賀龍性格很急躁，但是他很謙虛。他參加共產黨後，一直忠於黨，從來沒有違反過黨的紀律。他總希望別人提出批評，留心聽取意見。他的妹妹很像他，個子高大，是個大腳女人。她領導紅軍作戰——還親自背傷員。賀龍的妻子也是如此。」
賀龍對有錢人的仇視，在中國是到處流傳的——這似乎主要要回溯到他的紅色游擊隊剛剛開始組成的年代，當時湖南蘇區還沒有處在共產黨的全面控制之下。在何鍵「農民大屠殺」時期許多農民有親友遭到犧牲，或者反動派在何鍵統治下奪回權力後，本人遭到地主的毆打和壓迫，都抱著深仇大恨來投奔賀龍。據說，如果賀龍還在二百里外的地方，地主士紳都要聞風逃跑，哪怕有南京軍隊重兵駐守的地方也是如此，因為他以行軍神出鬼沒著稱。
有一次賀龍帶到了一個名叫波斯哈德瑞士傳教士，軍事法庭因他從事所謂間諜活動——大概不過是把紅軍動向的情報傳給國民黨當局，許多傳教士都是這樣做的——「判處」他監禁十八個月。賀龍開始長征時，波斯哈德牧師的徒刑還沒有滿期，因此奉命跟著軍隊走，最後刑期滿了以後才在途中釋放，給旅費前往雲南府。使得大多數人感到意外的是，波斯哈德牧師對賀龍並沒有講什麼壞話。相反，據說他說過，「如果農民都知道共產黨是怎樣的，沒有人會逃走。」１
當時正好中午要歇腳，我們決定到清涼宜人的溪水中洗個澡。我們下了水，躺在溪底一塊長長的平石上，淺淺的涼水在我們身上潺潺流過。有幾個農民過去，趕著一大群綿羊；頭頂上蔚藍色的天空晴朗無雲。四週一片寧靜、幽美，幾百年來都是這樣的，這種奇怪的晌午時分，只使人感到寧靜、幽美和滿足。
我忽然問李長林結過婚沒有。「我結過婚了，」他慢慢地說。「我的妻子在南方被國民黨殺死了。」
我開始有一點點懂得中國共產黨人為什麼這樣長期地、這樣毫不妥協地、這樣不像中國人地進行戰鬥。我以後在路上還要從其他紅軍旅伴那裡瞭解到更多這方面的情況。
１由約瑟夫·F·洛克轉述給斯諾聽的，他在波斯哈德到達雲南府時曾與他談過話。
四
紅軍旅伴
陝北是我在中國見到的最貧困的地區之一，即使包括雲南西部在內也是如此。那裡並不真正缺少土地，而是在許多地方嚴重缺少真正的土地——至少缺少真正的耕地。在陝西，一個農民有地可以多達一百畝１，可是仍一貧如洗。在這一帶，至少要有幾百畝地才稱得上是一個地主，甚至按中國的標準來說，他也稱不上富有，除非他的土地是在那些有限的肥沃的河谷裡，可以種大米和其他有價值的作物。
陝西的農田可以說是傾斜的，有許多也可以說是滑溜溜的，因為經常發生山崩。農田大部分是地縫和小溪之間的條狀小塊。在許多地方，土地看來是夠肥沃的，但是所種作物受到很陡的斜坡的嚴格限制，無論從數和質上來說都是這樣。很少有真正的山脈，只有無窮無盡的斷山孤丘，連綿不斷，好像詹姆斯·喬伊斯２的長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效果卻常常像畢加索３一樣觸目，隨著日光的轉移，這些山丘的角度陡峭的陰影和顏色起著奇異的變化，到黃昏時分，紫色的山顛連成一片壯麗的海洋，深色的天鵝絨般的褶層從上而下，好像滿族的百褶裙，一直到看去似乎深不及底的溝壑中。
第一天以後，我很少騎馬，倒不是可憐那匹奄奄待斃的老馬，而是因為大家都在走路。李長林是這一隊戰士中最年長的，其他都是十幾歲的少年，比孩子大不了多少。有一個綽號叫「老狗」，我同他一起走時問他為什麼參加紅軍。
他是個南方人，在福建蘇區參加紅軍六千英里長征，一路走過來的。外國軍事專家都拒絕相信長征是可能的事。但是這裡卻有這個老狗，年方十七，實際看上去像十四歲。他作了這次長征，並不把它當作一回事。他說，如果紅軍要再長征二萬五千里，他就準備再走二萬五千里。
同他一起的一個孩子外號叫老表，他也是從差不多那麼遠的地方江西走過來的。老表十六歲。他們喜歡紅軍嗎？我問他們。他們真的感到有些奇怪地看看我。他們兩人顯然都從來沒有想到過會有人不喜歡紅軍的。「紅軍教我讀書寫字，」老狗說。「現在我已經能夠操縱無線電，用步槍瞄準。紅軍幫助窮人。」「就這麼一些？」「紅軍對待我們很好，我們從來沒挨過打，」老表說。「這裡大家都一樣。不像在白區裡，窮人是地主和國民黨的奴隸。這裡大家打仗是為了幫助窮人，救中國。紅軍打地主和白匪，紅軍是抗日的。這樣的軍隊為什麼有人會不喜歡呢？」
有一個農村少年是在四川參加紅軍的 ，我問他為什麼參加。他告訴我說，他的父母是貧農，只有四畝田（不到一英畝），不夠養活他和兩個姊妹。他說，紅軍到他村子來時，全體農民都歡迎他們，給他們喝熱茶，做糖給他們吃。紅軍劇團演了戲。大家很快活。只有地主逃跑了。分配土地後，他的父母也分到了地。因此他參加窮人的軍隊時，他們並不難過，反而很高興。
另一個少年大約十九歲，在湖南當過鐵匠學徒，外號叫「鐵老虎」。紅軍到他縣裡時，他放下風箱、鍋盤，不再當學徒了，只穿了一雙草鞋、一條褲子就趕緊去參軍。為什麼？因為他要同那些不讓學徒吃飽的師傅打仗，同剝削他的父母的地主打仗。他是為革命打仗，革命要解放窮人。紅軍對人民很好，不搶不打，不像白軍。他拉起褲腿，給我看一條長長的白色傷疤，那是戰鬥的紀念。
還有一個少年是福建來的，一個是浙江來的，還有幾個是江西和四川來的，但是大多數是陝西和甘肅本地人。有的已從少年先鋒隊「畢業」，雖然看上去還像孩子，卻已當了幾年紅軍了。有的參加紅軍是為了打日本，有兩個是為了要逃脫奴役，三個是從國民黨軍隊中逃過來的，但是他們大多數人參加紅軍是「因為紅軍是革命的軍隊，打地主和帝國主義」。
接著我同一個班長談話，他是個「大」人，二十四歲。他從一九三一年起就參加紅軍。那一年他父母在江西被南京的轟炸機炸死，他的家也被炸毀了。他從田里回到家裡，發現父母都已炸死，他就馬上放下耙子，同妻子告別，參加了共產黨。他的一個兄弟是紅軍游擊隊，一九三五年在江西犧牲。
他們來歷不同，但是同普通中國軍隊相比，是真正的「全國性」的軍隊，後者一般都按省份不同分別編製的。他們的籍貫和方言不一，但這似乎並不影響他們團結，只不過是時常作為開善意的玩笑的材料。我從來沒有見到過他們真的吵架。事實上，我在紅區旅行的全部時間中，我沒有看到紅軍戰士打過一次架，我認為這在年輕人中間是很突出的。
雖然他們幾乎全體都遭遇過人生的悲劇，但是他們都沒有太悲傷，也許是因為年紀太輕的緣故。在我看來，他們相當快活，也許是我所看到過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國無產者。在中國，消極的滿足是普遍的現象，但是快活這種比較高一級的感情，卻的確是罕見的，這意味著對於生存有著一種自信的感覺。
他們在路上幾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無窮無盡。他們唱歌沒有人指揮，都是自發的，唱得很好。只要有一個人什麼時候勁兒來了，或者想到了一個合適的歌，他就突然唱起來，指揮員和戰士們就都跟著唱。他們在夜裡也唱，從農民那裡學新的民歌，這是農民就拿出來陝西琵琶。
他們有的那點紀律，似乎都是自覺遵守的。我們走過山上得一叢野杏樹時，他們忽然四散開來去摘野杏，個個裝滿了口袋，總是有人給我帶回來一把。臨走時他們好像一陣大風捲過一般又排列成行，趕緊上路，把耽誤了的時間補回來。但是在我們走過私人果園時，卻沒有人去碰一碰裡面的果子，我們在村子裡吃的糧食和蔬菜也是照價付錢的。
就拿我所見到的來說，農民們對我的紅軍旅伴並無不滿的流露。有些農民似乎還十分友善，非常向著他們——這同最近分配土地和取消苛捐雜稅大概不無關係。他們很自願地把他們的一點點吃的東西賣給我們，毫不猶豫地收下了蘇區的錢。我們在中午或傍晚到達一個村子時，當地蘇維埃的主席就立即給我們安排住處，指定爐灶給我們使用。我常常見到農村婦女或她們的女兒自動給我們拉風箱生火，同紅軍戰士說說笑笑——對中國婦女來說，特別是對陝西婦女來說，這是非常開通的一種現象。
在路上的最後一天，我們在一個青翠的山谷中間的一個村子裡歇腳吃中飯，所有的孩子們都來看他們頭一次看到的洋鬼子。我決定考他們一下。
「什麼叫共產黨員？」我問道。「共產黨員是幫助紅軍打白匪和國民黨的人，」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開腔道。「還有呢？」「他幫助我們打地主和資本家！」「那什麼叫資本家呢？」這個問題可難住了一個孩子，可是另外一個孩子回答說：「資本家自己不幹活，卻讓別人給他幹活。「這個答覆也許過分簡單化了，不過我繼續問：「這裡有地主和資本家嗎？」「沒有！」他們都齊聲叫道。「他們都逃跑了！」
「逃跑了？怕什麼？」
「怕我們的紅軍！」
「我們的」軍隊，一個農村孩子說「他的」軍隊？顯然，這不是中國，但是，如果不是中國，又是什麼國家呢？我覺得這是不可信的。誰把這一切教給他們的呢？
我後來看到紅色中國的教科書和遇到聖誕老人徐特立時，終於知道了是誰教給他們的。徐特立曾經擔任過湖南一所師範學校的校長，現在是蘇維埃教育人民委員。
事實上，那天下午我就要見到他，那是在我們這個小小的旅隊走下最後的一個山坡，踏進紅色中國臨時首都的時候。
１一華畝約等於六分之一英畝。２一八八二——一九四一年，著名愛爾蘭小說家。３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年，著名西班牙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