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蘇維埃掌權人物（上）
小村莊在西北很多，但是城市不論大小卻不常見。除了紅軍草創的工業以外。西北完全是個農業區，有些地方，還是半遊牧區。因此，縱馬登上崎嶇的山頂，看到下面蒼翠的山谷中保安的一片古老城牆，確實使人覺得十分意外。１
在唐朝和金朝的時候，保安曾是抵禦北方遊牧民族入侵的邊防要塞。至今人們猶可在一條狹仄的隘口兩旁，看到堡壘的殘跡，被下午的陽光染成一片火紅色。當年蒙古人的征略大軍，就是通過這條隘口大舉侵入這個山谷裡來的。保安還有一座內城，從前駐紮過邊防軍；最近經過紅軍修繕的一道高大的用作防禦的磚牆，圍繞著約莫一英里見方的地方，就是現在保安城所在。
我在這裡終於找到了南京同他打了十年仗的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用最近採用的正式頭銜，就是「中華人民蘇維埃共和國」的主席。舊名「中華工農蘇維埃共和國」已在共產黨開始實行爭取建立統一戰線的新政策的時候放棄了。
周恩來的電報已經收到，他們正等待著我，「外交部」裡已替我預備好一個房間，我暫時成了蘇維埃國家的客人。我到了後，保安外僑的人數頓然劇增。另外的一個西方僑民就是一個稱作李德同志的德國人。關於前德軍高級軍官李德，中國紅軍的這個唯一外國顧問（這使希特勒極為惱火），下文還要提到。
我到後不久，就見到了毛澤東，他是個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個子高出一般的中國人，背有些駝，一頭濃密的黑髮留得很長，雙眼炯炯有神，鼻樑很高，顴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間所得的印象，是一個非常精明的知識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幾天裡面，我總沒有證實這一點的機會。我第二次看見他是傍晚的時候，毛澤東光著頭在街上走，一邊和兩個年輕的農民談著話，一邊認真地在做著手勢。我起先認不出是他，後來等到別人指出才知道。南京雖然懸賞二十五萬元要他的首級，可是他卻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關於毛澤東，我可以單獨寫一本書。我跟他談了許多夜晚，談到各種廣泛的問題，我也從士兵和共產黨員那裡聽到關於他的許多故事。我同他談話後寫的訪問記錄就有大約兩萬字。他幼年和青年時代的情形，他怎樣成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一個領袖，為什麼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紅軍怎樣成長壯大起來，他統統告訴了我。他向我介紹了長征到西北的情形，並且寫了一首關於長征的舊詩給我。他又告訴我許多其他著名的紅軍戰士的故事，從朱德一直到那個把藏有蘇維埃政府檔案的兩隻鐵質文件箱背在肩上走了長征全程的青年。
從這樣豐富的未經利用、不為人知的材料中，我怎麼能夠用寥寥數百字把這個農民出身的知識分子轉變為革命家的故事告訴你們呢？我不想做這樣壓縮的嘗試。毛澤東生平的歷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個豐富的橫斷面，是要瞭解中國國內動向的原委的一個重要指南，我以後還要根據他所告訴我的情況，把他個人歷史的那個豐富的激動人心的紀錄寫進本書。但是我在這裡想要談一些主觀的印象，還有關於他的令人感到興趣的少數事實。
首先，切莫以為毛澤東可以做中國的「救星」。這完全是胡說八道。決不會有一個人可以做中國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認，你覺得他的身上有一種天命的力量。這並不是什麼曇花一現的東西，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麼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於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飢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於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做了綜合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假使他們的這些要求以及推動他們前進的運動是可以復興中國的動力，那末，在這個極其富有歷史性的意義上，毛澤東也許可能成為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
但是我並不像宣佈歷史的判決。同時，除了他的政治生活以外，毛澤東作為個人也是一個使人感到興趣的人物，因為，雖則他的名字同蔣介石一樣為許多中國人所熟悉，可是關於他的情況卻很少知道，因此有著各種各樣關於他的奇怪傳說。我是訪問他的第一個外國新聞記者。
毛澤東有能夠從死裡逃生、大難不死的傳說。南京曾經一再宣告他死了，可是沒有幾天以後，報上的新聞又出現了他的消息，而且活躍如昔。國民黨也曾經好幾次正式宣佈「擊斃」並埋葬了朱德，有時還得到有千里眼的傳教士的旁證。儘管如此，這兩個著名人物多次遭難，可並不妨礙他們參與許多次驚人壯舉，其中包括長征。說真的，當我訪問紅色中國的時候，報上正盛傳毛澤東的又一次死訊，但我卻看到他活得好好的。不過，關於他的死裡逃生、大難不死的傳說，看來是有一些根據的，那就是，他雖身經百戰，有一次還被敵軍俘獲而逃脫，有世界上最高的賞格緝拿他的首級，可是在這許多年頭裡，他從來沒有受過一次傷。
有一個晚上，一個紅軍醫生——一個曾在歐洲學習、精通醫道的人——給他做全面體格檢查，我正好在他的屋子裡，結果宣佈他身體非常健康。他從來沒有得過肺病或任何其他「不治之症」，像有些想入非非的旅行家所謠傳的那樣。２他的肺部是完全健康的，儘管他跟大部分紅軍指揮員不一樣，吸湮沒有節制。在長征路上，毛澤東和李德（另一個煙癮很重的人）進行了獨特的植物學研究，邊嘗各種的葉子，要尋出煙葉的代替品來。
毛澤東現在的夫人賀子珍——從前是小學教員，現在本人也是個共產黨的組織者——卻不及她丈夫幸運。她受到過十多處傷，是炸彈碎片造成的，不過都是表面的傷。正當我離開保安以前，毛氏夫婦新生了一個女孩子。毛澤東的前妻楊開慧曾生了兩個孩子。她是一個中國名教授的女兒，數年前被何鍵殺害。
毛澤東現年（一九三七年）四十四歲。在第二次中華全國蘇維埃大會上，他被選為中央蘇維埃臨時政府主席，這次大會的出席者，代表著當時生活在紅色法律３下的九百萬左右的人民。說到這裡，我要附帶插入幾句話。據毛澤東的估計，中央蘇維埃政府在一九三四年直接控制下的各區最高人口數字如下：江西蘇區三百萬；鄂皖豫蘇區二百萬；湘贛鄂蘇區一百萬；贛湘蘇區一百萬；浙閩蘇區一百萬；湘鄂蘇區一百萬；總共九百萬。有些估計高達此數的十倍，令人難以置信，大概是把紅軍或紅色游擊隊所活動的各個地區全部人口加在一切而得出來的。我把中國蘇區人民有八千萬的數字告訴毛澤東的時候，他就笑了起來，並且說，要是他們真的有這樣廣大的面積，革命就差不多勝利了。不過當然，紅色游擊隊的地區，人口還有好幾百萬。
毛澤東在中國的共產黨勢力範圍內的影響，今天大概比什麼人都要大。在幾乎所有組織裡，他都是一位委員——如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央政治局、財政委員會、組織委員會、公共衛生委員，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實際影響是通過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發揮出來的，因為政治局有著決定黨、政、軍政策的大權。不過雖然每個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沒有——至少現在還沒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從來沒有碰到過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口中老是叨念著「我們的偉大領袖」。我沒有聽到過有人把毛澤東的名字當作是中國人民的同義語，但是，我卻也從來沒有碰到過一個不喜歡「主席」——個個人都這樣叫他——或不敬仰他的人。他個人在運動中的作用，顯然是很大的。
在我看來，毛澤東是一個令人極感興趣而複雜的人。他有著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甚至在說到自己的時候和蘇維埃的缺點的時候他也笑得厲害——但是這種孩子氣的笑，絲毫也不會動搖他內心對他目標的信念。他說話平易，生活儉樸，有些人可能以為他有點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質樸的奇怪品質同銳利的機智和老練的世故結合了起來。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這一點——大概是不錯的。然而毛澤東還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他博覽群書，對哲學和歷史有深入地研究，他有演講和寫作的才能，記憶力異乎常人，專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尋常，個人習慣和外表落拓不羈，但是對於工作卻事無鉅細都一絲不苟，他精力過人，不知疲倦，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許多日本人都認為他是中國現有的最有才幹的戰略家，這是令人很感到興趣的事。
１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紅軍佔領陝北延安（膚施），遷都到了那裡。２彼得·弗萊明先生在其《孤家寡人》一書中似乎大大地傳播了這一謠言。３參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基本法律》（一九三四年倫敦勞倫斯書店出版）。其中包括蘇區臨時憲法，和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基本目標的說明。又可參閱《紅色中國：毛澤東主席關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發展的報告》（一九三四年倫敦）。
一
蘇維埃掌權人物（下）
紅軍正在保安蓋起幾所新建築，但當我在那裡的時候，住處是非常原始的。毛澤東和他的夫人住在兩間窯洞裡，四壁簡陋，空無所有，只掛了一些地圖。比這更差的他都經歷過了，但因為是一個湖南「富」農的兒子，他也經歷過比這更好的。毛氏夫婦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頂蚊帳。除此之外，毛澤東和生活和紅軍一般戰士沒有什麼兩樣。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的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捲鋪蓋，幾件隨身衣物——包括兩套布制服。他雖然除了主席以外還是紅軍的一個指揮員，他所佩的領章，也不過是普通紅軍戰士所佩的兩條紅領章。
我曾幾次同毛澤東一起去參加過村民和紅軍學員的群眾大會，去過紅色劇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觀眾的中間，玩得很高興。我記得有一次在抗日劇社看戲，休息的時候，群眾一致要求毛澤東和林彪來一次合唱。林彪是紅軍大學的校長，只有二十八歲，他以前是蔣介石參謀部裡一個著名的年輕軍校畢業生。林彪像一個小學生似的漲紅了臉，講了幾句很得體的話，請女共產黨員代替他們唱支歌，逃脫了「點名表演」。
毛澤東的伙食也同每個人一樣，但因為是湖南人，他有著南方人「愛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夾著饅頭吃。除了這種癖好之外，他對於吃的東西就很隨便。有一次吃晚飯的時候，我聽到他發揮愛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論。他首先舉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產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舉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國和法國來證明他的說法，可是後來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愛吃紅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來反駁他，他又只得笑著認輸了。附帶說一句，「赤匪」中間流行的一首最有趣的歌曲叫《紅辣椒》。它唱的是辣椒對自己或者供人吃食沒有意義感到不滿，它嘲笑白菜、菠菜、青豆的渾渾噩噩，沒有骨氣的生活，終於領導了一場蔬菜的起義。這首《紅辣椒》是毛主席最愛唱的歌。
他似乎一點也沒有自大狂的徵象，但個人自尊心極強，他的態度使人感到他有著一種在必要時候當機立斷的魄力。我從來沒有看見他生過氣，不過我聽別人說，他有幾次曾經大發脾氣，使人害怕。在那種時候，據說他嬉笑怒罵的本領是極其傑出和無法招架的。
我發現他對於當前世界政治驚人地熟悉。甚至在長征途上，紅軍似乎也收到無線電新聞廣播，在西北，他們還出版著自己的報紙。毛澤東熟讀世界歷史，對於歐洲社會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實際的瞭解。他對英國的工黨很感興趣，詳盡地問我關於工黨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來了。他似乎覺得很難理解，像英國那樣工人有參政權的國家，為什麼仍沒有一個工人的政府。我的答案恐怕並沒有使他滿意。他對於麥克唐納表示極端的蔑視，他說麥克唐納是個「漢奸」——即英國人民的頭號叛徒。
他對於羅斯福總統的看法是很令人感興趣的。他相信羅斯福是個反法西斯主義者，以為中國可以跟這樣的人合作。他又問到許多關於美國新政和羅斯福外交政策的問題。他所提問題表明他對於這兩個政策的目標都有很明白的瞭解。他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看作走江湖的騙子，但認為墨索里尼能幹得多，一個真正的權術家，有歷史知識，而希特勒，卻不過是資本家的沒有意志的傀儡。
毛澤東讀過許多關於印度的書，對於那個國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主要的一點，就是認為印度不經過土地革命是永遠不會實現獨立的。他問我關於甘地、尼赫魯、查多巴蒂亞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領袖的情況。他知道一些美國的黑人問題，把黑人和美國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蘇聯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相對照。我指出美國的黑人和蘇聯的少數民族在歷史和心理背景上有著某些很大的不同，他對此也表示有興趣。有興趣——但是並不同意我。
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採訪共產黨的黨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於是毛澤東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專心讀了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麼都不管了。他讀書的範圍不僅限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而且也讀過一些古希臘哲學家、斯賓諾莎、康德、歌德、黑格爾、盧梭等人的著作。
我常常在想毛澤東自己對於武力、暴力以及「殺人的必要性」等問題的責任感。他年輕的時候，就有強烈的自由主義的和人道主義的傾向，從理想主義轉到現實主義的過渡只能是在哲學上開始的。雖然他出身農民，但在年輕時候，本人卻不曾怎麼受過地主的壓迫，像有許多共產黨員那樣；還有，馬克思主義雖然是他思想的核心，但據我的推想，階級仇恨對他來說大概基本上是他的哲學體系中的一種理性的產物，而不是本能的衝動。
他的身上似乎沒有什麼可以成為宗教感情的東西。我相信他的判斷都是根據理性和必要作出的。因此我認為他在生與死的問題上，在共產主義運動中大概基本上起著一種節制的作用。我覺得他想把他的哲學，即「長期觀點」的辯證法，作為任何大規模行動中的權衡標準，而在這個思想範圍內，人命的寶貴只是相對的。這在中國的領袖人物中間顯然是很不平常的，因為從歷史上來說，他們往往置權宜於倫理之上。
毛澤東每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常常到深夜二、三點鐘才休息。他的身體彷彿是鐵打的。他認為這要歸因於他在少年時代在父親的田里幹過苦活，要歸因於他在學校讀書的刻苦時期，當時他與幾個志同道合的人組織斯巴達俱樂部一類的團體。他們常常餓著肚皮，到華南山林中作長途的徒步跋涉，在嚴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著脊樑——這一切都是為了要鍛煉他們自己。他們憑直覺知道，中國的來日需要他們有忍受最大的艱難困苦的能力。
有一次，毛澤東曾經花了整整一個夏天走遍他的家鄉湖南全省。他靠挨家挨戶替農家做工換飯吃，有時候甚至靠行乞。有一次他幾天不吃飯，只吃些硬豆和水——這又是一種「鍛煉」腸胃的方法。他早年在這次農村漫遊中所結交的友誼，日後對他是有很大價值的，因為十年以後，他開始把湖南的成千上萬的農民組成了有名的農民協會，這到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後，成了蘇維埃最初的基礎。
毛澤東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個有相當深邃感情的人。我記得有一、二次當他講到已死的同志或回憶到少年時代湖南由於饑荒引起的大米暴動中發生死人事件的時候，他的眼睛是潤濕的。在那次暴動中他的省裡有幾個飢餓的農民因到衙門要糧而被砍了頭。有一個戰士告訴我，他曾經親眼看到毛澤東把自己的上衣脫下來給一位在前線受傷的弟兄穿。他們又說當紅軍戰士沒有鞋穿的時候，他也不願意穿鞋的。
然而我非常懷疑，他是否能夠博得中國上層知識分子的敬仰，也許這並不完全因為他有非凡的頭腦，而是因為他有農民的個人習慣。巴萊托１的中國門徒們也許要嫌他粗魯的吧。我記得有一天我和毛澤東談話的時候，看見他心不在焉地鬆下了褲帶，搜尋著什麼寄生物——不過話得說回來，巴萊托要是生活在同樣的環境中可能也非搜尋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斷定，巴萊托決不會當著紅軍大學校長的面前松下褲子的——我有一次訪問林彪的時候，毛澤東卻這樣做過。小小的窯洞裡非常熱。毛澤東卻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脫下了褲子，向著壁上的軍用地圖，仔細研究了二十分鐘——偶然只有林彪插口問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澤東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隨便的習慣和他完全不在乎個人外表這一點相一致，雖然他完全有條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將軍和《中國名人錄》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樣。
在六千英里的長征途中，除了幾個星期生病以外，毛澤東和普通戰士一樣都是步行的。在最近幾年中，他只要「叛變」投向國民黨，就可以陞官發財，這也適用於大部分紅軍指揮員。這些共產黨人十年來忠於主義的堅定性，你如不知道中國收買其他造反者的「銀彈」的歷史，是無法充分估計的。
在我看來，他說的話是真誠、老實的。我有機會核對他的許多話，結果往往發現這些話是對的。他對我進行了幾次不太過分的政治宣傳，但是同我在非匪區所受到的政治宣傳比起來，卻算不得什麼。無論對我寫的文章，或拍的照片，他從來不加任何檢查，對這優待，我非常感激。他盡力使我弄到能夠說明蘇區生活的各個方面的材料。
由於在今天中國政局上的極大重要性，他的關於共產黨政策的一些主要講話，是值得認真考慮的。因為在今天，西北全境以及其他各地武裝和非武裝的中國人民似乎都擁護他們的許多政策，因此，這些政策很可能成為造成中國命運發生根本變化的重要手段。
１一譯博洽德（一八四八——一九二三年），意大利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通俗資本論》的作者。—譯注
二
共產黨的基本政策（上）
中國共產黨人今天的基本政策是什麼？關於這個問題，我和毛澤東以及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曾經作了十幾次的談話。但在考察他們的政策之前，我們對於共產黨和南京之間長期鬥爭的性質，必須先有一些概念。哪怕要瞭解紅色西北最近的情形，也必須首先看一看一些歷史事實。
我在下文中有一部分轉述了洛甫的話，他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年輕書記，曾經留學美國，我在保安訪問了他。這部分讀起來可能很吃力，但我認為是值得的。
大家知道，中國共產黨是在一九二一年才成立。它發展很快，到一九二三年，國民黨創建人孫逸仙博士同蘇俄達成了他的那個著名的協議。當時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沒有當權，都自稱要為實現民主而鬥爭。要達成協議很容易。一九二四年，國民黨在俄國顧問幫助下，按照列寧黨的方式，進行了改組，同中國共產黨結成了聯盟，共產黨員在領導和組織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非常活躍，結果推翻了北京的腐敗獨裁政權。
這種合作的基礎，就共產黨人而論，可以歸結為孫逸仙博士和國民黨接受兩大革命原則。第一個原則承認有必要採取反帝政策——用革命行動收復政治上、領土上和經濟上的全部主權。第二個原則要求在國內實行反封建反軍閥政策——對地主軍閥實現民主革命，建設新式的社會、經濟、政治生活，共產黨和國民黨都認為這必須是民主性質的。
當然，共產黨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實現，是將來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先決條件。因此，他們採取支持「民主的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的立場是合乎邏輯的。
不幸孫逸仙博士在一九二五年革命還沒有完成的時候就去世了。到一九二七年，國共兩黨的合作宣告結束。從共產黨的觀點看來，國民革命也可說是在那時候完結了。國民黨的右翼，在新軍閥的控制之下，在某些外國、通商口岸銀行家和地主的支持之下，跟合法選出的漢口政府宣告決裂。他們在蔣介石領導下在南京另立政權，當時共產黨和國民黨中的大多數都認為這個政權是「反革命的」，也就是說，是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本身的。
國民黨不久便順從南京的政變，但共產主義卻成了殺頭的罪名。共產黨人為民族主義的主要兩點——反帝運動和民主革命——實際上已被放棄了。接著就是軍閥的內戰，和後來對高漲的土地革命加緊進行鎮壓。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員和前農會、工人領袖遭到了殺戮。工會都被解散。所謂「開明的專政」對各種形式的反對力量都進行鎮壓。即使這樣，軍隊中卻仍有不少共產黨員保存下來，在整個大恐怖時期黨沒有被打垮。在內戰中雖然耗資達幾十億元，可是到了一九三七年，紅軍在西北所佔領的地方卻是在他們完全控制下的一塊最大的連成一片的地區。
自然，共產黨相信，一九二七年以來的十年的歷史，充分證明了他們的論點，那就是：對外不實行反帝政策，對內不實行土地革命，中國的民族獨立和民主政治（國民黨也把這定做他們的目標）是無法實現的。對於他們的論點，這裡沒有必要充分探討。但是假使我們要知道共產主義為什麼能夠有越來越多的人擁護，特別在愛國青年中間是這樣，為什麼在目前它還能在歷史的屏幕上投射東方大動盪、大變化的影子，我們就必須注意它的主要論點。這些論點是什麼呢？
首先，共產黨說，自從南京分裂了革命的有生力量以後，中國的情形是每況愈下了。妥協接著妥協。由於沒有能夠進行土地革命，在全國許多地方的農村人口中間引起了廣大的不滿和公開的造反。農村人口中間普遍存在的貧窮和困苦的情形日益惡化。中國現在也有了幾條可以通行的公路，一隊優秀的飛機和新生活運動，但是除此之外，凡是瞭解一些其他情況的經濟學家無不為黯淡的前途擔憂。每天有天災人禍的消息傳來，這要是在大多數國家就會被認為是不得了，但是在中國已多少成了司空見慣的常事。舉例說，甚至當我執筆在寫本章的時候，報上就載著從華中、華西發來的這樣駭人聽聞的消息：
豫、皖、陝、甘、川、黔各省災情，續有所聞。全國顯已遭多年來最嚴重的災饉，已有千萬人死亡。據最近川災救濟委員會調查，該省災區人口三千萬人，已有好幾萬人食樹皮和觀音土充飢。據傳陝西現有災民四十餘萬人，甘肅百餘萬人，河南約七百萬人，貴州約三百萬人。貴州災區遍及六十縣，官方的中央社承認是百年來最嚴重的一次災荒。１
在許多省份中，賦稅往往已預征到六十年或六十年以上，農民因無力繳付地租和高利貸的利息，好幾千英畝的土地都任其荒蕪著。四川就是其中的一省。在我六年以來所搜集的材料中，有的材料說明許多別的省份也有同樣的情形。但是很少跡象表明，發生這種災荒的週期律有減緩的趨向。
當大批農村人口迅速的趨於破產的時候，土地和財富就隨著個體農民的總衰落而日益集中到少數地主和高利貸者的手裡。２據報道，李滋-羅斯爵士曾經說過，中國沒有中產階級，只有赤貧和巨富。如果此說過去不確的話，以後很可能成為事實。苛捐雜稅，腐敗的穀物繳租制度以及像魏特夫博士稱為「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社會、政治、經濟關係的整個傳統制度，弄得無地的農民經常負債纍纍，沒有糧食儲備，完全無力應付旱災、饑饉、洪水這樣的危機。
一九二六年，毛澤東還擔任國民黨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在國共分裂之前，當時他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的時候，曾經負責搜集二十一省土地統計。據他說，這次調查說明了佔全部農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在鄉地主、富農、官吏、在外地主和高利貸者，總共佔有中國所有可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中農佔有百分之十五。但是占農村人口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貧農、佃農和雇農，卻只佔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十到十五。
據毛澤東說，「自從反革命以後，這些數字就被禁止發表了。到十年後的現在，關於中國土地分配情況，仍不能從南京方面得到任何說明。」
共產黨認為，農村的破產由於放棄反帝鬥爭——這在大多數中國人看來即「抗日鬥爭」——帶來的嚴重不利後果而加速了。由於南京對日本採取「不抵抗政策」的結果，中國把五分之一的領土，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鐵路線，百分之八十五的荒地，一大部分的煤，百分之八十的鐵礦，百分之三十七的最佳森林地帶以及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全國出口貿易丟給了日本侵略者。日本現在還控制了中國剩下來的地方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全部銑鐵和鐵礦企業，中國一半以上的紡織業。對滿洲的征服，不僅從中國奪去了它最方便的原料來源，而且也奪去了它自己最好的市場。在一九三一年，滿洲從中國其他各省的輸入，佔其總輸入的百分之二十七以上，到一九三五年，中國對偽滿洲國的貿易，卻只佔其輸入的百分之四。日本因此得到了中國最適於工業發展的區域——使它可以阻止這種發展，而把原料移用於它自己的工業。這給予了日本以大陸上的根據地，它可以從這裡毫無顧忌地繼續侵略中國。許多人覺得，即使中國其餘部分不再遭侵略，這種種變化，已完全勾銷了南京可以歸功於自己的任何改革給後代帶來的好處。
１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被評出版的《民主》；２討論這一問題的最傑出的研究和分析的著作是陳翰笙的近著《中國的地主和農民》（一九三六年紐約）。
二
共產黨的基本政策（下）
那末，南京的九年反共戰爭的結果是什麼呢？西北當局最近曾在一個反對第六次反共「清剿」運動的宣告中，總結了這些結果。它告訴我們，第一次「清剿」運動時，滿洲落入日本的手裡，第二次上海遭到侵犯，第三次放棄了熱河，第四次失去了冀東，而第五次「肅清殘匪」運動中，冀、察的主權又受了很大的損害。因此，西北方面認為，蔣介石最新的剿共與日本侵略綏遠北部發生在同一個時候，綏遠必然就要丟失。
自然，只要共產黨繼續企圖用武力推翻政府，南京是不能停止內戰的。但是早在一九三二年，紅軍就提出媾和，願意在抗日的共同綱領上與南京聯合。他們的提議被拒絕了。現在，紅軍在西北不斷擴展地盤，佔了戰略上很大的有利條件，但共產黨卻在全國與抗日軍隊和愛國團體聯合，又重申它原來的提議，願意合作停止內戰，建立民族「抗日統一戰線」來抵抗侵略者。只要南京同意建立民主的代議制政府，對日抗戰，還政於民和保障人民的公民權利，它答應把紅軍和蘇區完全歸中央政府來管轄。換句話說，共產黨準備同國民黨「重婚」，只要它能恢復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綱領。在這兩個基本目標中，他們認識到爭取民族生存的鬥爭是最最重要的，甚至要不惜放棄土地問題的國內鬥爭去進行；而階級矛盾可能不得不從屬於外部的對日鬥爭的勝利解決，沒有這勝利解決，階級矛盾當然是不能滿意地解決的。
把毛澤東在我訪問時候所說的話，引錄幾段在下面：
「今天中國人民的根本問題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我們蘇維埃的政策決定於這一鬥爭。日本軍閥希望征服全中國，使中國人民成為他們殖民地的奴隸。反抗日本侵略的鬥爭，反抗日本經濟和軍事政府的鬥爭——這就是在分析蘇維埃政策時必須記住的主要任務。
「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的敵人，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敵人。它特別是那些在太平洋有利害關係的各國，即美、英、法和蘇俄各國人民的敵人。日本的大陸政策和海上政策一樣，不僅針對著中國，而且也是針對那些國家的……
「我們對於外國希望的是什麼？我們希望友好各國至少不要幫助日本帝國主義，而採取中立的立場。我們希望他們能夠積極幫助中國抵抗侵略和征服。」
在用「帝國主義」一詞的時候，共產黨把今天積極侵略中國的日本和目前友好的、不侵略的、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作了顯明的區分。毛澤東解釋說：
「關於總的帝國主義問題，我們認為在大國中間，有些表示不願參加新的世界大戰，有些不願坐看日本佔領中國，如美、英、法、荷蘭和比利時等國。此外還有永遠在侵略強國威脅下的國家，如暹羅、菲律賓、中美各國、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亞、荷屬東印度等，這些國家，都多少在日本的威脅之下。我們都把它們當作朋友，請它們合作……
「因此，除了日本和那些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國家[根據毛澤東在別處所指，即意大利和德國]以外，上述範圍中的各國，可以組成反戰、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聯盟。……在過去，南京曾從美、英和其他各國接受了許多的援助。這些款項和供應品大部分用於內戰。南京每殺一個紅軍的戰士，就殺了許多的農民和工人。據銀行家章乃器在最近發表一篇論文中的估計，南京每殺一個紅軍的戰士，就花中國人民八萬元錢。１因此，我們看來，這樣的「援助」，不能說是給中國人民的。
「只有當南京決定停止內戰，對日本帝國主義發動抗戰，並且與革命的人民聯合起來組成一個民主的國防政府的時候——只有到了那個時候，這樣的援助與中國民族才有真正的利益。」
我問毛澤東，蘇維埃是否主張取消不平等條約。他指出有許多的不平等條約，實際上已為日本所破壞，特別在滿洲。至於中國代議制政府將來的態度，他這樣說：
「那些援助中國或者並不反對中國獨立和解放戰爭的國家，應該請他們同中國保持密切的友好關係。那些積極援助日本的國家，自然不能給予同樣的待遇：舉例說，德國和意國，他們已和偽滿洲國建立了特殊的關係，是不能算作中國人民的友邦的。對於友邦，中國願意和平談判互利的條約。對於其他的國家，中國準備在更廣泛的範圍上同他們保持合作。……至於日本，中國必須以解放戰爭的行動，來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沒收日本帝國主義所有的財產，取消日本在我國的特權、租界和勢力。關於我們對於其他國家的關係，我們共產黨人並不主張採取可能使中國在抗日鬥爭中在國際上處於不利地位的措施。當中國真正獲得了獨立時，那末，外國正當貿易利益就可享有比從前更多的機會。四億五千萬人民生產和消費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國人來管的事情，而必須要許多國家來參加。我們幾萬萬的人民，一旦獲得真正的解放，把他們巨大的潛在生產力用在各方面創造性的活動上，能夠幫助改善全世界經濟和提高全世界文化的水準。但中國人民的生產力在過去卻很少發揮；相反，它還受著本國軍閥和日帝國主義的壓制。」
最後我問：「中國是否可能與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結成反帝的聯盟呢？」
毛澤東回答：「反帝、反法西斯的聯盟，性質上就是共同防禦好戰國家的和平聯盟。中國與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締結反法西斯條約，是完全可能而且需要的。這種國家為了自衛加入反法西斯陣線，是對它們自己有利的。……假使中國完全淪為殖民地，那末這就是一系列長期的、可怕的、毫無疑義的戰爭的開始。因此必須做出抉擇。從中國人民自己來說，我們將採取對壓迫者進行抵抗的道路，我們希望外國的政治家和人民也能同我們一起走這一條路，而不要走上帝國主義的血腥歷史所決定的黑暗的道路……要抗日成功，中國也必須得到其他國家的援助。但這不是說，沒有外國的援助，中國就不能抗日！中國共產黨、蘇維埃政府、紅軍和中國的人民，準備同任何國家聯合起來，以縮短這次戰爭的時期。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國家加入我們，我們也決心要單獨進行下去！」
但是這是多麼荒謬可笑！共產黨是真的認為中國可以打敗日本這樣強大的戰爭機器？我相信他們是這樣想的。那末，他們認為能獲得勝利所根據的，究竟是什麼樣的邏輯呢？這就是我向毛澤東提出的十幾個問題中的一個問題。下面他的回答是有啟發性的，而且也許確是有預見性的，即使正統的軍事思想家可能認為它在技術上是有謬誤的。
１人民和「游擊隊」被殺得要比正規紅軍戰士多得多。章先生的估計，除了實際軍事費用外，還包括勞動力的損失、莊稼的損失，村莊、城市和農田的破壞等耗費。
四
懸賞二百萬元的首級
紅軍大學有許多獨特無二的地方。
它的校長是一個二十八歲的指揮員，據說他從來沒有吃過一次敗仗。紅軍大學自稱有一個班的學員全是老戰士，平均年齡是二十七歲，平均每人有八年作戰經驗，受過三次傷。有什麼別的學校由於「紙荒」而不得不把敵人的傳單反過來當作課堂筆記本使用？或者每個學員的教育費用，包括伙食、衣著、一切在校開支，每月不到十五元銀洋？或者把那些鼎鼎大名的學員的首級賞格加起來總共超過二百萬元？
紅軍大學就是這樣。
最後，以窯洞為教室，石頭磚塊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牆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轟炸的這種「高等學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這麼一家。
所以不怕轟炸是因為在陝西和甘肅，除了普通房屋以外，還有很大的住人的窯洞、供佛的巖窟、防敵的堡壘，都有幾百年的歷史。有錢的官吏和地主在一千年前就修建了這種奇怪的建築物，用以防禦洪水、外敵、饑荒，在這些地方囤糧藏寶，挨過歷次的圍困。這些洞窟深挖在黃土巖或硬石巖中，有些有好幾間屋子，可以容納好幾百人，是天造地設的防空洞，不怕原來是中國人民送給蔣介石去打日本人的南京新轟炸機的轟炸。紅軍大學就是在這種古老的洞窟中找到了奇怪而安全的校舍。
我到達後不久，他們就把紅軍大學校長林彪介紹給我。林彪邀我找個日子給他的學員講話。他擬的題目是：「英美對華政策」。我感到為難。我對兩國的對華政策都知道得太少了。何況，我也不能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解釋。但是林彪堅持要我講。他說他們自己可以提供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他為此安排了一次「麵條宴」，使我感到盛情難卻，只好勉強從命。
林彪是湖北省一個工廠主的兒子，生於一九八年。他的父親因苛捐雜稅而破產，但是林彪還是設法讀完了中學，進了廣州的黃埔軍校學習。他在那裡成績優秀，在蔣介石及其首席顧問俄國將軍布留赫爾手下，受到了緊張的政治軍事訓練。他畢業後不久，北伐開始，林彪被提拔為上尉。到一九二七年，他剛二十歲，就成了國民黨張發奎領導下的著名第四軍裡的一個上校。同年八月，南京發生右派政變後，他率領所屬的一團軍隊在南昌起義中參加了賀龍和葉挺領導下的第二十軍，南昌起義是中國出現共產黨的反對派活動的開始。
林彪和毛澤東一樣，從來沒有受過傷，享有這樣盛名的紅軍指揮員並不多。他在前線身經百戰，在戰地指揮大軍歷時十年以上，凡是他的部下戰士所經歷的各種艱難困苦他都嘗到過，他的首級的賞格高達十萬元，但是他仍神奇地沒有受傷，身體健康。
一九三二年，林彪負責指揮紅軍一軍團，當時該軍團有兩萬支步槍，成了紅軍最厲害的一部。主要由於林彪作為戰術家的出眾才能，奉派前來同它交戰的政府軍無不遭到它的殲滅，打敗或者被其制勝，而它自己則從來沒有被打敗過。據說有時南京部隊一經發現與一軍團對壘，就聞風而逃。然而關於這些著名的「鐵軍」的事，待我到了前線以後再說。
像紅軍的許多能幹的指揮員一樣，林彪從來沒有出過國，除了中文以外，不會說也不會讀任何外語。但是他不到三十歲就博得了紅軍內外人士的尊重。他在中國紅軍的軍事刊物《鬥爭》和《戰爭與革命》上發表的文章被南京的軍事刊物轉載，受到他們的研究和評論，在日本和蘇俄也是這樣。他以「短促突擊戰」創始者著稱，馮玉祥將軍曾經就這種戰術發表過評論。據說一軍團的許多勝利都歸因於紅軍熟練地掌握了「短促突擊戰」。
有一天早晨，我同林彪指揮員和他的紅軍大學教員一起到保安城外不遠的紅軍大學。我們是在文娛時間裡到的。有的學員在兩個球場上打籃球；有的在保安城外一條黃河支流旁邊草地上的一個網球場上打網球。有的在打乒乓球，有的在寫東西，讀新到的書報，或者在他們簡單的「俱樂部」中學習。
這是紅軍大學的第一分部，有二百名左右學員。紅大一共有四個分部，八百名學員。在保安附近，在教育人民委員的行政管理下，還有無線電、騎兵、農業、醫務等學校。此外還有一個黨校和一個群眾文化教育中心。
有二百多名學員集合起來聽我將「英美對華政策」。我扼要地談了一下英美的態度，然後同意解答問題。我不久就發現，這是個大錯誤，請我吃的麵條根本就抵償不了我遇到的難堪。向我提出的問題，即使由H.G.威爾斯先生１來回答，也要自歎智瓊才竭。比如，你不妨想一想如何回答向我提出的下列問題：
「英國政府對成立親日的冀察委員會的態度如何，對日軍進駐華北的態度如何？」
「全國復興署２政策在美國的結果如何，對工人階級有什麼好處？」
「如果日本與中國開戰，德、意會幫助日本嗎？」
「如果沒有其他國家幫助，你估計日本對中國大規模作戰能維持多久？」
「國際聯盟為什麼失敗？」
「在英國和美國，共產黨都是合法存在的，為什麼這兩個國家都沒有工人政府？」
「在英國組織反法西斯陣線方面有了什麼結果？在美國呢？」
「以巴黎為中心的國際學生運動的前途如何？」
「你認為李滋-羅斯訪日會不會造成英日在對華政策上取得一致意見？」
「中國抗日後，美國和英國會幫中國還是幫日本？」
「請談一談，既然美國和英國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為什麼它們在中國駐有軍艦和軍隊？」
「美國和英國的工人對蘇聯的看法如何？」
要在兩個小時之內回答這些問題可不簡單！而且實際上不止兩個小時。從早上十點開始，一直到下午很晚的時候。最後得不出什麼結論，暫告結束。
後來我參觀了各個教室，並同林彪和他的教員們談了話。他們把學校招生條件告訴了我，並且給我看了印好的招生簡章，有好幾千份這樣的簡章秘密地發到了中國各地。四個分部招收「決心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和獻身於民族革命事業的人，不分階級、社會或政治背景。」年齡限制是十六歲到二十八歲，「不分性別。」「報考者必須體格健康，不患傳染病，」而且——這話有點籠統——「不染一切惡習」。
我發現，在實際上，第一分部的學員大部分是紅軍中的營、團、師級指揮員或政委，接受高級軍政訓練。為期四個月。根據紅軍規定，每個在役指揮員或政委每兩年必須至少受四個月這樣的訓練。
第二分部和第三分部首的是連、排、班級指揮員，紅軍中有經驗的戰士，還有從「中學畢業生或有同等學力者、失業教員或軍官、抗日義勇軍幹部和抗日游擊隊領袖、從事組織和領導工運的工人」中招來的新學員。紅軍在東征山西省時，山西有六十多個中學畢業生參加了紅軍。 第二分部和第三分部上課六個月。第四分部主要「訓練工兵、騎兵幹部、炮兵部隊」。我在這裡遇到了一些以前當過機工和學徒的人。後來，我在離開紅色中國時，我還遇到八個坐卡車來的新學員，他們是從上海和北平來上紅軍大學的。林彪告訴我，全國各地報名的有二千多名。當時主要問題是交通問題，因為每個學員都得「潛越」入境。
紅大各分部課程互不相同。第一分部的內容可以作為樣品以見一斑。政治課程有：政治知識、中國革命問題、政治經濟學、黨的建議、共和國的策略問題、列寧主義、民主主義的歷史基礎、日本的政治社會狀況。軍事課程校嚎谷照秸惱鉸暈侍猓碩健⒖谷照秸械撓位髡絞醯姆⒄埂?/span>
有些課程有專門的教材。有些是從江西蘇區出版機構帶來的，據說那裡的一個主要印刷廠曾經有八百名印刷工人在工作。其他課程用的材料是紅軍指揮員和黨的領導人的講話，談的是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或者利用繳獲的政府檔案、文件、統計的材料。
對於「紅軍真的要打日本嗎？」這個問題，紅大的這些課程也許是個很好的答覆。這足以說明紅軍早已預見到而且在積極計劃中國如何對日本打一場「獨立戰爭」——他們認為這場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由於奇跡，日本從已經處於日本軍隊的鐵蹄下的廣大中國領土上撤出去。
這不是個愉快的前景。有些在華外國資本家認為這是發瘋。但是也有其他的人坦率承認，已有千百萬中國人成了日本的亡國奴，在這樣的情況下，就不能怪中國人現在寧死也不願再未經一戰就放棄他們的自由。
至少紅軍有充分決心要抗戰，而且認為一打仗他們就首先上前線，這一點不僅可以從他們的領導人的熱烈言論中，從軍隊嚴格的實際訓練中，從他們提出要同他們十年宿敵國民黨組成「統一戰線」的建議中可以看出，而且也可以從蘇區到處看得到的緊張宣傳活動中看出。
在這種宣傳教育活動中起著一個帶頭作用的是許多叫做人民抗日劇社的青年組成的劇團，他們在蘇區不斷地巡迴旅行，宣傳抗戰，在農民中喚起尚在沉睡中的民族主義意識。
我首次參觀紅軍大學後不久就去看了這個令人驚異的兒童劇社的一場演出。
１一八六六——一九四六年，著名英國小說家。２羅斯福的一個新政機構。——譯注
五
紅軍劇社（上）
我同一個邀我前去看紅軍劇社演出的年輕幹部出發時，人們已經紛紛朝著那個用古廟臨時改建的露天劇場奔去了。 那天是星期六，距日落還有兩三個小時，保安似乎已經傾城而出。
學員、騾夫、婦女、被服工廠和鞋襪工廠的女工、合作社職工、蘇區郵局職工、士兵、木工、拖兒帶女的村民，大家都向河邊那塊大草地湧過去，演員們就在那裡演出。很難想像有比這更加民主的場合了。不遠的網球場上甚至還有幾頭羊在啃草。
不售門票，沒有包廂，也無雅座。我看到中央委員會書記洛甫、紅軍大學校長林彪、財政人民委員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澤東以及其他幹部和他們的妻子都分散在觀眾中間，像旁人一樣坐在軟綿綿的草地上。演出一開始就再也沒有人去怎麼注意他們了。
台上掛著一塊紅色的綢制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劇社」幾個大字，還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拼音，紅軍大力提倡拉丁化來促進群眾教育。節目有三個小時，有短劇、舞蹈、歌唱、啞劇——可以說是一種雜耍表演，共同的地方主要是兩個中心主題：抗日和革命。節目充滿了明顯的宣傳，一點也不精緻，道具都很簡單。但是優點是從鑼鼓鐃鈸和假嗓歌唱中解放出來，採用活的題材而不像腐朽的中國京劇那種沒有意義的歷史故事。最後，演出生氣勃勃，幽默風趣，演員和群眾打成一片，這就彌補了一部分細膩精美的不足。紅軍劇社的觀眾似乎真的在聽著台上的說話：同那些神情厭煩的京劇觀眾相比，這真使人驚奇，因為在中國，看戲的把時間主要花在吃水果、嗑瓜子、聊天、把熱毛巾扔來扔去、到別的包廂裡去訪客上面，只是偶爾才看一下台上的戲。
第一個短劇叫《侵略》，以一九三一年滿洲一村莊為背景，幕起時日軍到達，把不抵抗的中國軍隊趕走。第二幕中，日本軍官在一個農民家設宴，把中國人當作椅子坐，喝醉了酒侮辱中國人的妻女。下一幕是日本毒販在叫賣嗎啡和海洛因，強迫每一農民買一份。一個青年拒絕，就被叫出來訊問：「你不買嗎啡，你不遵守滿洲國衛生條例，你不愛你的『聖上』溥儀，」拷打他的人這麼說。「你不好，你是抗日的匪徒！」那個青年就馬上給處決了。
接著一場戲是農村集市，有些小商人在太平的氣氛中叫賣貨物。突然來了日本兵，搜查「抗日匪徒」。他們要當場察看身份證，忘記帶在身上的就被槍決了。接著兩個日本軍官大吃一個小販的豬肉。吃完後他要他們付錢時，他們奇怪地看著他說：「你要我們付錢？可是蔣介石把滿洲、熱河、察哈爾、塘沽停戰、何應欽一梅津協定、冀察委員會都給了我們，也沒有要一個銅板！為了一點點肉，你卻要我們付錢！」他們立刻把他當作「匪徒」用刺刀捅死了。
當然，最後村子裡的人忍無可忍了。商販們把貨攤和遮陽的大傘推倒，農民們拿起長矛，婦女兒童拿起菜刀趕來，大家都宣誓要同日本鬼子「血戰到底」。 這個短劇很幽默風趣，用了本地方言。觀眾不時哄堂大笑，或者對日本人表示厭惡和仇恨的咒罵，他們情緒很激動。對他們來說，這不僅僅是政治宣傳，也不是滑稽戲，而是深刻的真理。演員大多數是十幾歲的少年，而且是陝西和山西的本地人，但是觀眾由於全神貫注於劇中的思想，就把這一點完全給忘記了。
這場以滑稽戲為形式的表演所蘊藏的殘酷的現實意義，並沒有因為劇中的風趣和幽默而模糊起來，至少對一個在場的年輕戰士是如此。他在演劇結束時站了起來，用感情激動的嗓子大聲喊道：「打死日本強盜！打倒殺害中國人民的兇手！打回老家去！」全場觀眾都齊聲高喊他的口號。我後來打聽到這個少年是個東北人，他的父母都被日本人殺死了。
就在這個時候，漫遊的羊群引起了哄堂大笑，緩和了氣氛。原來它們正在滿不在乎地啃球網，那是開場前忘記收起來的。一些學員趕去追逐羊群，把文娛部門這一重要財產搶救下來，引起了觀眾一陣哄笑。
第二個節目是《豐收舞》，由劇社的十幾個女孩子優美地演出。她們光著腳，穿著農民的衣褲和花背心，頭上繫著綢頭巾，跳起舞來動作整齊優美。我後來知道，其中有兩個姑娘是從江西一路走過來的，她們原來在瑞金的紅軍戲劇學校學習舞蹈。她們是真正有才華的。
另外一個獨特而好玩的節目叫做《統一戰線舞》，表演中國動員抗日。我不知道他們是用什麼魔術變出這些服裝來的，忽然之間有一群群青年穿著白色的水手服，帶著水手帽，穿著短褲——先是以騎兵隊形，後來以空軍隊形，步兵隊形，最後以海軍隊形出現。中國人是演啞劇的天生藝術家，他們的姿態十分寫實地傳達了舞蹈的精神。
接著是一個叫做《紅色機器舞》。小舞蹈家們用音響和姿勢，用胳膊、大腿、頭部的相互勾接和相互作用，天才地模擬了氣缸的發動、齒輪和轱轆的轉動、發動機的轟鳴——未來的機器時代的中國的遠景。
在演出之間，觀眾中不時有人叫喊，要請別人即興唱歌。在大家的要求下，五六個陝西本地姑娘——工廠女工——唱了本省的一個古老民歌，由一個陝西農民用土製琵琶伴奏。另一個「點名」演出是一個學員吹口琴，又有一個學員唱一首南方人愛唱的歌。接著，使我感到完全手足無措的是，有人要求外國新聞記者獨唱！
她們不肯放過我。天曉得，我除了狐步舞、圓舞曲、《波希米》和《聖母瑪麗亞》以外，什麼也不會，而這些樂曲對這批鬥志昂揚的觀眾來說是很不合適的。我甚至已記不起《馬賽曲》是怎麼唱的了。他們仍繼續要求。我在極度尷尬的情況下終於唱了《蕩鞦韆的人》。他們很有禮貌。沒有叫我再來一個。
看到幕布升起演下一個節目，我這才感到心頭一塊大石落地。這個節目是一個有革命主題的社會劇——一個管賬的同他的房東太太談戀愛。接著又是舞蹈，舞蹈之後是一個關於西南方面新聞的活報劇和兒童們合唱《國際歌》。從燈光集中的一個圓柱上拉出繩子來掛著萬國旗，周圍伏著許多舞蹈演員。她們慢慢地跟著歌詞抬起身來，挺立著，最後在歌聲結束時高舉著緊握的拳頭。
演出結束了，但是我的好奇心仍舊未減。因此第二天我去訪問人民抗日劇社的社長危拱之女士。
五
紅軍劇社（下）
危女士於一九七年生於河南，參加紅軍已有十年。她原來參加「基督將軍」馮玉祥的國民軍的宣傳隊，一九二七年馮玉祥 與南京的政變妥協以後，她就同許多年輕學生一起離開那裡，在漢口加入共產黨。一九二九年共產黨派她去歐洲，在法國學習了一個時期以後又到莫斯科去，一年後回國，闖過國民黨對紅色中國的封鎖，開始在瑞金工作。
她把紅軍劇社的歷史向我作了一些介紹。演劇團體最初是在一九三一年在江西組織起來的。據危女士說，在那裡，在瑞金的著名的高爾基學校裡，從蘇區各地招來了一千多名學員，紅軍訓練了大約六十個劇團。他們在各個村子裡和在前線巡迴演出。每個劇團都收到各村蘇維埃要求去演戲的邀請。農民們由於文化生活貧乏，對於任何娛樂都是很受歡迎的，他們自動安排交通、吃飯、住宿的問題。
危女士在南方時任副社長，到了西北以後負責全部戲劇工作。她在江西參加長征，使幾十個經歷長征而仍活下來婦女之一。在南方的軍隊到西北之前，陝西蘇區就已有了劇社，但在江西的演員到大以後，戲劇藝術顯然有了新的生命。危女士告訴我，現在一共約有三十個這樣的巡迴劇社，甘肅也有一些。我以後旅行時還會碰到。
危女士繼續說：「每個軍都有自己的劇團，幾乎每個縣也都有。演員幾乎都是在當地招來的。我們從南方來的有經驗的演員現在都已成了導演了。」我遇到好幾個少年先鋒隊員，他們還只有十幾歲，可是已經過長征，現在負責組織和訓練各個村子裡的兒童劇社。
「農民們老遠來看我們紅軍演出，」危女士自豪地告訴我。「有時，我們臨近白區邊界，國民黨士兵偷偷地帶信來要求我們的演員到邊界的集市上去。我們去後，紅軍和白軍都不帶武器前來集市看我們表演。但是國民黨高級軍官如果知道是絕不答應的，因為國民黨士兵一旦看了我們演出後就不願再打紅軍了！」
這些劇團使我奇怪的不是他們向世界提供什麼有藝術價值的東西，他們顯然沒有，而是他們設備這麼簡陋，可是卻能滿足真正的社會雷要。他們的道具和服裝都很少，但就是能夠用這種原始的材料演出逼真的戲劇。演員們除了伙食和衣著之外，所得生活津貼極微，但是他們像所有共產黨員一樣天天學習，他們相信自己是在為中國和中國人民工作。他們到哪兒就睡在那兒，給他們吃什麼就愉快地吃什麼，從一個村子長途跋涉走到另一個村子．從物質享受來說，他們無疑是世界上報酬最可憐的演員，然而我沒有見過比他們更愉快的演員了。
紅軍的劇本和歌曲都是自己寫作的。有些是多才多藝的幹部給他們寫的，但是大多數是宣傳部門的作家和藝術家寫的。有些短劇是成仿吾寫的，他是一個著名的文學批評家，三年前參加紅軍，另外一些是中國最著名的女作家丁玲最近寫的，她現在也參加了紅軍。
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沒有比紅軍劇社更有力的宣傳武器了，也沒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由於不斷地改換節目，幾乎每天變更活報劇，許多軍事、政治、經濟、社會上的新問題都成了演戲的材料，農民是不易輕信的，許多懷疑和問題就都用他們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紅軍佔領一個地方以後，往往是紅軍劇社消除了人民的疑慮，使他們對紅軍綱領有個基本的瞭解，大量傳播革命思想，進行反宣傳，爭取人民的信任。例如，在最近紅軍東征山西時，成百上千的農民聽說隨軍來了紅軍劇社，都成群結隊來看他們演出，自願接受用農民喜聞樂見的形式的戲劇進行的宣傳。
總的來說，這是把「藝術搞成宣傳」到了極端的程度，很多人會說，「為什麼把藝術扯了進去？」但從廣義來說，這就是藝術，因為它為觀眾帶來了生活的幻覺，如果說這是一種簡單的藝術的話，那是因為它所根據的活的材料和它作為對象的活的人在對待人生的問題上也是簡單的。對中國的人民大眾來說，藝術和宣傳是劃不情界限的。唯一的不同在於：什麼是人生經驗中可以理解的，什麼是不能理解的。
你知道在某種意義上你也可以把整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看成是一個盛大的巡迴宣傳演山，與其說是為了保衛某種思想的絕對正確，不如說是為了保衛這種思想的存在權利。我現在也很難說，但是這很可能是紅軍最有永久價值的貢獻，即使他們最終遭到失敗和打垮。已有千百萬年輕的農民聽到了這些嘴上無毛的青年所宣傳的馬克思主義福音，即使這些青年已有成千上萬的人如今已經犧牲了，對這些農民來說，中國古舊文化的禁忌束縛是決不會再那樣有效了。不論命運使這些紅軍顛沛流離到什麼想像不到的地方，他們都有力地要求進行深入的社會改革——對此，農民是不可能用其他方法知道的——而且他們給窮人和受壓迫者帶來了必須行動起來的新信念。
不論他們有時犯過多麼嚴重的錯誤，不論他們的過火偏向造成了多大的悲劇，不論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或那個問題上的強調或重視有多麼誇大，但是他們真誠的迫切的宣傳目標始終是要震撼、喚起中國農村中的億萬人民，使他們意識到自己在社會中的責任，喚起他們的人權意識，同儒道兩教的膽小怕事、消極無為、靜止不變的思想作鬥爭，教育他們，說服他們，而且沒有疑問，有的時候也纏住他們，強迫他們起來為「人民當家作主」——這是中國農村中的新氣象——而鬥爭，為共產競心目中的具有正義、平等、自由、人類尊嚴的生活而鬥爭。農民階級經過兩千年的沉睡以後在覺醒的狀態下逐漸站起來，由此而產生的這種越來越大的壓力，較之南京方面所通過的一切口頭上十分虔誠而實際上毫無意義的決議，更加能夠迫使在中國實現巨大的變化。
這種「共產主義」究竟意味著什麼？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由於突然得到大量的科學知識，引起了偉大的夢想，開始「回到民間去」，到他們國家的基層鄉土中去，把他們新獲得的知識「啟示』一些給知識上貧乏的農村，給生活在黑暗中的農民，爭取他們的聯盟，一起來建設一種「比較富裕的生活」。一個更好的世界是能夠創造的，而且只有他們才能夠創造這樣一個世界，在這樣的信念的鼓舞下，他們把實行的方案——公社的理想——帶到人民中去，徵求他們的認可和支持。他們贏得的支持似乎達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他們通過宣傳和具體行動使億萬人民對於國家、社會和個人有了新的概念。
我置身在紅軍之中常常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彷彿我是在一批過著暴力生活的學生中間，只是因為歷史所造成的奇怪的緣故，這種暴力的生活對他們來說，較之踢足球、教科書、談戀愛，較之其他國家中青年的主要關心的事情，似乎更加重要得多。有時我幾乎不能相信，只是由於這一批堅決的青年，有了一種思想的武裝之後，竟然能夠對南京的千軍萬馬進行了群眾性鬥爭達十年之久。這種不可置信的戰鬥友誼是怎麼產生的呢?是用什麼連結在一起的呢？它的力量來自什麼地方?也許可以說，它畢竟還是沒有成熟，但這是為什麼？它看來基本上仍舊像是一種有力的示威，像一種青年運動，這又是為什麼？
只有當你瞭解中國的歷史在過去四分之一的世紀中所經過的那種突出的孕育過程的時候，這個問題才能得到答覆。這一孕育的合法產兒顯然就是現在這支紅軍。幾百年來，中國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駕於人民之上，儕身於高高在上統治人民大眾的一小批官僚階級之列——所憑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僅有的一些知識據為已有，以此來作為控制鄉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來啟蒙。但是新的孕育卻產生了一種現象——這個嬰兒不但要同「愚昧的大眾」共享知識，而且甚至要把大眾理想化。
我在保安的時侯常常暗自思量，我怎麼才能夠把這震撼中國胎盤的極其自然的動盪解釋清楚。我怎麼才能夠把這緩慢的受孕、臨產的胎動、產時的陣痛、產後的結果描寫出來?我可以一一列舉簡單的歷史事實；但我無法表達它對人造成的苦難劇痛。這時，毛澤東開始向我談到他的一些個人歷史，我一個晚上接著一個晚上，一邊寫著他的個人歷史，一邊開始認識到，這不僅是他的個人歷史，也是共戶主義——一種對中國有實際意義的適合國情的共產主義，而不是像有些作者所天真地認為的那樣，不過是從國外領來的孤兒——如何成長，為什麼能贏得成千上萬青年男女的擁護和支持的記錄。這種個人歷史，我後來在紅軍許多其他領導人身上也會不斷聽到，只是細節上有很多的不同。我想讀者要想知道的，就是這樣的故事。下面就是這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