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些未獲解答的問題
我在中國的七年中間，關於中國紅軍、蘇維埃和共產主義運動，人們提出過很多很多問題。熱心的黨人是能夠向你提供一套現成的答案的，可是這些答案始終很難令人滿意。他們是怎麼知道的呢？他們可從來沒有到過紅色中國呀。
事實是，在世界各國中，恐怕沒有比紅色中國的情況是更大的謎，更混亂的傳說了。中華天朝的紅軍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度的腹地進行著戰鬥，九年以來一直遭到銅牆鐵壁一樣嚴密的新聞封鎖而與世隔絕。千千萬萬敵軍所組成的一道活動長城時刻包圍著他們。他們的地區比西藏還要難以進入。自從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國的第一個蘇維埃在湖南省東南部茶陵成立以來，還沒有一個人自告奮勇，穿過那道長城，再回來報道他的經歷。
哪怕是最簡單的事情，也是有爭議的。有些人否認紅軍的存在，認為根本沒有這麼一回事。只不過有幾千名飢餓的土匪罷了。有些人甚至否認蘇維埃的存在。這是共產黨宣傳的捏造。然而，親共的人卻稱頌紅軍和蘇維埃是中國要擺脫一切弊害禍患的唯一救星。在這樣的宣傳和反宣傳中，要想瞭解真相的冷靜的觀察家就得不到可信的證據。關心東方政治及其瞬息萬變的歷史的人，都有這樣一些感到興趣而未獲解答的問題：
中國的紅軍是不是一批自覺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服從並遵守一個統一的綱領，受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指揮的呢？如果是的，那末那個綱領是什麼？共產黨人自稱是在為實現土地革命，為反對帝國主義，為爭取蘇維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鬥爭。南京卻說，紅軍不過是由「文匪」領導的一種新式流寇。究竟誰是誰非？還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對的？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共產黨員是容許參加國民黨的，但在那年四月，開始了那場著名的「清洗」。共產黨員，以及無黨派激進知識分子和成千上萬有組織的工人農民，都遭當時在南京奪取政權的右派政變領袖蔣介石的大規模處決。從那時起，作一個共產黨員或共產黨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確實有成千成萬的人受到了這個懲罰。然而，仍有成千成萬的人繼續甘冒這種風險。成千成萬的農民、工人、學生、士兵參加了紅軍，同南京政府的軍事獨裁進行武裝鬥爭。這是為什麼？有什麼不可動搖的力量推動他們豁出性命去維護這種政見呢？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基本爭論究竟是什麼？１
中國共產黨人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他們同其他地方的共產黨人或社會黨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旅遊者問的是，他們是不是留著長鬍子，是不是喝湯的時候發出咕嘟咕嘟的響聲，是不是在皮包裡夾帶土製炸彈。認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們是不是「純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讀過《資本論》和列寧的著作沒有？他們有沒有一個徹底的社會主義經濟綱領？他們是斯大林派還是托洛茨基派？或者兩派都不是呢？他們的運動真是世界革命的一個有機部分麼？他們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麼？還「不過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為中國的獨立而鬥爭的民族主義者？
這些戰士戰鬥得那麼長久，那麼頑強，那麼頑強，那麼勇敢，而且——正如各種色彩的觀察家所承認的，就連蔣介石總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認的——從整體說來是那麼無敵，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是什麼使他們那樣地戰鬥？是什麼支持著他們？他們的運動的革命基礎是什麼？是什麼樣的希望，什麼樣的目標，什麼樣的理想，使他們成為頑強到令人難以置信的戰士的呢？說令人難以置信，是同中國的那部充滿折衷妥協的歷史比較而言的，但他們卻身經百戰，經歷過封鎖、缺鹽、飢餓、疾病、瘟疫，最後還有那六千英里的歷史性「長征」，穿過中國的十二個省份，衝破千千萬萬國民黨軍隊的阻攔，終於勝利地出現在西北的一個強大的新根據地上。
他們的領導人是誰？他們是不是對於一種理想、一種意識形態、一種學說抱著熱烈信仰的受過教育的人？他們是社會先知，還只不過是為了活命而盲目戰鬥的無知農民？例如，毛澤東，南京通緝名單上的第一號「赤匪」，蔣介石懸賞二十五萬元銀洋不論死活要緝拿到他，他是怎樣的人呢？那個價值這麼高昂的東方人腦袋裡到底有些什麼名堂呢？或者象南京官方宣佈的那樣，毛澤東真的已經死了嗎？住的，稱作紅軍總司令的這個人的生命在南京看來具有同樣的價值，他又是怎樣的人呢？林彪２這個二十八歲的紅軍天才戰術家，據說在他率領下的紅軍一軍團從來沒有打過一次敗仗，他又是誰？他的來歷如何？還有其他的許多紅軍領導人，多次報道已經畢命，可是又在新聞報道中重新出現，不但毫毛無損，而且仍舊在指揮著新的軍隊同國民黨對抗，他們又是些什麼人呢？
紅軍抗擊極大優勢的軍事聯合力量達九年之久，這個非凡的記錄應該拿什麼來解釋呢？紅軍沒有任何大工業基地，沒有大炮，沒有毒氣，沒有飛機，沒有金錢，也沒有南京在同他們作戰時能利用的現代技術，他們是怎樣生存下來並擴大了自己的隊伍的呢？他們採用了什麼樣的軍事戰術？他們是怎樣訓練的？是誰給他們當顧問的？他們裡面有一些俄國軍事天才嗎？是誰領導他們在謀略上不但勝過所有被派來同他們作戰的國民黨將領，而且勝過蔣介石重金聘請來的、以前由希特勒已故的國防軍頭目馮·西克特將軍領導的大批外國顧問？
中國的蘇維埃是怎樣的？農民支持它嗎？如果不支持，那麼是什麼力量在維繫住它的？共產黨在他們的權力已經鞏固的地區實行「社會主義」達到什麼程度？為什麼紅軍沒有攻佔大城市？這是不是證明紅軍不是真正由無產階級領導的運動，而基本上仍然是農民的造反嗎？中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然是農業人口，工業體系即使不說是患小兒麻痺症，也還是穿著小兒衫褲，在這樣的國家怎麼談得上「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呢？
共產黨怎樣穿衣？怎樣吃飯？怎樣娛樂？怎樣戀愛？怎樣工作？他們的婚姻法是怎樣的？他們的婦女真的象國民黨宣傳所說的那樣是被「公妻」的嗎？中國的「紅色工廠」是怎樣的？紅色劇團是怎樣的？他們是怎樣組織經濟的？公共衛生、娛樂、教育和「紅色文化」又是怎樣的？
紅軍的兵力有多少？真像共產國際出版物所吹噓的那樣有五十萬人嗎？果真如此，他們為什麼沒有能奪取政權呢？他們的武器和彈藥是從哪裡來的？它是一支有紀律的軍隊嗎？它的士氣怎麼樣？官兵生活真是一樣嗎？如果像蔣介石總司令在一九三五年所宣佈的那樣，南京已經「消滅了共匪的威脅」，那末共產黨到一九三七年在中國戰略地位最重要的西北佔領了一塊比以前更大的整塊土地，又怎樣解釋呢？如果共產黨真的是完蛋了，那末，為什麼日本在著名的廣田弘毅３第三點中要求南京同東京和納粹德國締結反共協定以「防止亞洲布爾什維化」呢？共產黨是真正「反帝」的嗎？他們真要同日本交戰嗎？在這場戰爭中，莫斯科會幫助他們嗎？或者，像著名的胡適博士拚命說服他在北京的情緒經昂的學生那樣，他們的激烈的抗日口號只不過是爭取公眾同情的詭計和絕望的掙扎，是亡命的漢奸和土匪的最後呼號？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軍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的具有歷史意義的發展是怎樣的？它能成功麼？一旦成功，對我們意味著什麼？對日本意味著什麼？這種巨大的變化對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會產生什麼影響？它在世界政治上會引起什麼變化？在世界歷史上會引起什麼變化？它對英、美等外國在中國的巨額投資會產生什麼後果？說真的，共產黨究竟有沒有「對外政策」呢？
最後，共產黨倡議在中國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停止內戰，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相當一個時期以來，竟沒有一個非共產黨觀察家能夠有把握地、準確地、或是用親身調查過的事實解答這些問題，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因此，這裡有一個日益使人感到興趣和日益變得重要的值得採訪的消息，正如記者們在無關緊要的枝節問題上發出電訊之餘相互承認的一樣，這是中國的唯一值得採訪的消息。然而，我們大家對它卻一無所知，實在令人可悲。要在「白」區同共產黨人發生聯繫極為困難。
共產黨人的頭頂上隨時籠罩著死刑的威脅，不論在上等社會裡，或者在非上等社會裡，他們都是不會暴露自己身份的。哪怕在外國租界裡，南京也有出高價僱用的偵探網在那裡活動，其中有G·帕特裡克·吉文斯那樣熱心的反共分子，他原來是上海公共租界英國警務處中主要負責偵緝共產黨的人。據說吉文斯督察每年要逮捕好幾十個共產黨嫌疑犯，大多數年齡在十五歲到二十歲之間，然後由國民黨當局從租界引渡過去加以監禁或處死。一九三四年南京為了酬答這個有名警察的效勞，授給他一枚寶玉勳章和大量現款作為禮物。中國為了要緝拿本國的激進青年，僱用了不少外國偵探，吉文斯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罷了。
我們都知道，要對紅色中國有所瞭解，唯一的辦法就是到那裡去一趟。但我們推托說「沒有法子」。有少數人嘗試過，但失敗了。這就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大家都認為沒有誰能夠進了紅區後活著回來的。在報紙受到象意大利或德國那樣嚴格檢查和管制的國家裡，長年累月的反共宣傳就有那麼大的力量。
後來，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我的一位中國好友帶給我中國西北出現了使人驚訝的政治局面的消息——這後來終於導致蔣介石總司令被扣的驚人事件，扭轉了中國歷史的潮流。但是，當時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我在得到上述消息的同時，瞭解到我可能有辦法進入紅區。這需要我立即動身。機會千載難逢，不能錯過。我決定抓住這個機會，設法打破這一已經持續了九年的新聞封鎖。
我那樣做，確實是有危險的，不過後來報上發表我的死訊，說是「已遭土匪殺害」，那又太誇張了。但是多年來關於共產黨暴行的恐怖故事層出不窮地充斥於中國那些領津貼的本國報紙和外國報紙，在這種情況下，我在旅途上很少有什麼東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的。說實在的，除了帶著一封給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的介紹信，確實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我只要找到他就行了。這要經過怎樣的冒險呢？我不知道。但是，在這些年的國共內戰中，已經有千千萬萬的人犧牲了生命。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難道不值得拿一個外國人的腦袋去冒一下險嗎？我發現我同這個腦袋正好有些聯繫，但是我的結論是，這個代價不算太高。
就是懷著這種冒險的心情，我出發了。
１國民黨是孫逸仙博士等人所建立，掌握一九二四到二七年所謂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共產黨創建於一九二一年，在國民革命中是國民黨的主要盟友。２林彪後來叛黨叛國，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私乘飛機外逃，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３一九三三年至三六年任日本外相。——譯注
二
去西安的慢車
那是六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綠裝，無數的楊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變成了一個迷人的奇境；在許多清幽的花園裡，人們很難相信在金碧輝煌的宮殿的大屋頂外邊，還有一個勞苦的、飢餓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國侵略的中國。在這裡，飽食終日的外國人，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裡過著喝威士忌酒攙蘇打水、打馬球和網球、閒聊天的生活，無憂無慮地完全不覺得這個偉大城市的無聲的絕緣的城牆外面的人間脈搏——許多人也確實是這樣生活的。
然而，在過去的一年裡，就連北京這個綠洲，也難免那瀰漫於全中國的戰鬥氣氛的侵襲。日本征服的威脅，在人民中間，特別是在憤怒的青年中間，激起了盛大的示威抗議。幾個月以前，我曾經站在那彈痕纍纍的內城城牆下，看到上萬名學生在那裡集合，他們不顧憲警的棍棒，齊聲高呼：「一致抗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分割華北的要求！」
北京的全部磚石屏障都阻擋不住中國紅軍試圖穿過山西向長城挺進的這一驚人之舉引起的反響。這次遠征號稱要對日作戰，收復失地，但未免有些唐·吉訶德味道，立即被蔣介石總司令的十一師精銳新軍所攔截，但是，這卻阻止不了那些愛國學生，他們不怕坐牢，也不怕可能丟腦袋，大批走向街頭，喊出了那被禁的口號：「停止內戰！國共合作抗日救國！」
一天午夜，我登上了一列破敗不堪的火車，身上有點不舒服，可是心裡卻非常興奮。我所以興奮，是因為擺在我面前的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個跟紫禁城的中世紀壯麗豪華在時間上相隔千百年、空間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我是到「紅色中國」去。我所以「有點不舒服」，是因為我身上注射了凡是能夠弄到的一切預防針。用微生物的眼睛來看一下我的血液，就可以發現一支令人毛骨悚然的隊伍；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傷寒、霍亂、斑疹傷寒和鼠疫的病菌。這五種病在當時的西北都是流行病。此外，最近還流傳著令人吃驚的消息，說淋巴腺鼠疫正在陝西省蔓延開來，陝西省是地球上少數幾處流行這種風土病的地方之一。
而我的第一個目的地就是西安府。這個地名有「西方平安」的意思，是陝西省的省會，要從北京向西南做兩天兩夜勞累的火車，才能到達隴海路西端的這個終點站。我的計劃是從那裡向北走，進入位於大西北中心的蘇區。在西安府以北大約一百五十英里的一個市鎮——洛川，當時是陝西紅區的起點。洛川以北的地區，除了公路幹線兩旁的幾個狹長地段以及下文將要提到的幾個地點外，已經全部染紅了。大致說來，陝西紅軍控制的地區南到洛川，北到長城；東、西兩邊都以黃河為界。那條寬闊的濁流從西藏邊緣往北流經甘肅和寧夏，在長城北面進入內蒙古的綏遠省，然後曲曲折折地向東流行許多英里，又折而向南，穿過長城而構成陝西、陝西兩省的分界線。
當時蘇維埃活動的地方，就在中國這條最容易鬧災的河流的這個大河套裡——陝西北部、甘肅東北部和寧夏東南部。這個區域同中國誕生地的最初疆界差不多相符，真可謂歷史的巧合。數千年前，中國人當初就是在這一帶形成統一的民族的。
第二天早晨，我觀察一下我的旅伴，看見一個青年人和一個面目端正、留著一綹花白鬍子的老人，坐在我對面呷著濃茶。那個青年很快就跟我攀談起來，先是客套一番，後來就不免談到了政治。我發現他妻子的叔叔是個鐵路職員，他是拿著一張免票證乘車的。他要回到離開七年的四川老家去。不過他不能肯定究竟能不能到家。據說他家鄉附近有土匪在活動。
「你是說紅軍嗎？」
「哦，不，不是紅軍，雖然四川也有紅軍。我說是土匪。」
「可是紅軍不也就是土匪嗎？」我出於好奇心問他。「報紙上總是把他們稱為赤匪或共匪的。」
「啊，可是你一定知道，報紙編輯不能不把他們稱作土匪，因為南京命令他們這樣做，」他解釋說。「他們要是用共產黨或革命者的稱呼，那就證明他們自己也是共產黨了。」
「但是在四川，大家害怕紅軍不是像害怕土匪一樣嗎？」
「這個麼，就要看情況了。有錢人是怕他們的，地主、做官的和收稅的，都是怕的。可是農民並不怕他們。有時候他們還歡迎他們呢。」說到這裡，他不安地望了那老人一眼，那老人坐在那裡留心地聽著，卻又顯得並不在聽的樣子。「你知道，」他接著說，「農民太無知了，他們不懂得紅軍不過是要利用他們。他們以為紅軍說話是當真的。」
「那末他們說話不是當真的了？」
「我父親寫信給我，說紅軍在松潘取締了高利貸和鴉片，重新分配了那裡的土地。所以，你看，他們並不完全是土匪。他們有主義，這沒有問題。但是他們是壞人。他們殺人太多了。」
這時，那花白鬍子忽然抬起他那溫和的臉孔，十分心平氣和地說出一句驚人的話來：「殺得不夠！」我們兩人聽了都不禁目瞪口呆地望著他。
不巧火車這時已經快到鄭州，我在那裡得換乘隴海路的車，因而不得不中斷討論。可是，從那時起，我心裡一直在納悶，這位模樣儒雅的老先生有什麼確鑿的證據來支持他那駭人聽聞的論點呢。在這第二天的旅途上，火車（這列火車還心，很舒適）在河南和陝西的景象奇異、層層重疊的黃土山中緩慢地爬行，最後開進西安府新建的漂亮車站，我卻整天都在納悶這件事。
我到西安府不久，就去拜訪陝西省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將軍。楊將軍在一兩年以前，在陝西那些未被紅軍控制的地區，還是個唯我獨尊的土皇帝。他當過土匪，後來經由中國那條許多極有才能的領導人由此上台的途徑而掌握了權勢，據說也在這條大道上照例發了大財。但是在最近，他不得不同西北的其他幾位先生分享他的權利了。因為在一九三五年，以前滿洲的統治者張學良「少帥」，帶著他的東北軍開到了陝西，在西安府就任這一帶的最高紅軍征剿者——全國剿匪總部副司令。而為了監視這位少帥，又派來了蔣介石總司令的侍從邵力子。這位邵先生便是陝西省的省主席。
在這些人物——還有其他一些人——之間，維持著一種微妙的均勢。而在所有這些人的背後牽線的，就是那位手段厲害的總司令本人，他力圖把他的獨裁統治擴大到西北去，不但要消滅正在奮鬥中的蘇維埃民主，而且要把老楊和小張兩人的軍隊都消滅掉，用的就是使他們互相殘殺這個簡單的方法——這是政治軍事方面一出出色的三幕劇，而戲中的主要謀略，蔣介石顯然認為只有他自己才懂得。正是這種估計錯誤——在追求上述目的時有些操之過急，在肯定對手的愚蠢時又有些過分自信——導致蔣介石几個月以後在西安府成了階下囚，聽由這三方面發落！我在下文中要談到總司令被逮的這一驚人事件，說明它怎樣把中國的歷史引導到了新的方向。
我在一所新近竣工、耗資五萬的巨石宅第裡會見了楊將軍。當時他沒有帶著太太而是單身住在這所有著多間寢室的拱頂建築物——綏靖公署主任的官邸裡。原來楊虎城也同這個過渡時期的許多中國人一樣，為家庭糾紛所苦，因為他有兩個太太。第一個太太是他年輕時娶的小腳女人，是他的父母在浦城給他娶的。第二個是象蔣介石夫人那樣的一位活潑而勇敢的女性，年輕貌美，已經是第五個孩子的母親，既摩登又進步，據說從前參加過共產黨，是楊將軍自己看中的。據傳教士們說，在楊將軍這個新居落成的時候，兩個太太看來都向他提出了相同的最低要求。她們互相憎恨；她們都為他生育了兒子，都有權做他的合法妻子；雙方都堅決不肯搬到那巨石營建的宅第裡去住，除非對方不住在裡面。
在一個局外人看起來，事情好像很簡單：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法是，離去一位太太或者另娶第三位太太。但是楊將軍還沒有打定主意，因而他還是單身住著。他的這種尷尬處境，在現代中國並不少見。蔣介石同那位有錢的、美國留學的、相信基督教的宋美嶺結婚的時候，也曾遇到同樣的問題。這一決定受到了傳教士們的高度讚許，他們從此以後一直在為他的靈魂祈禱。然而這樣的解決方法是從西方輸入的新穎思想，許多中國人對之仍然要皺眉頭。至於出身草莽的老楊，對於自己的靈魂的歸宿，大約是不如對祖宗的傳統那麼關心的。
決不要以為楊虎城將軍早年當過土匪，就必然沒有資格做領袖了。這樣的假定在中國是不適用的。因為在中國，一個人青年時當過土匪，往往表示他有堅強的性格和意志。翻一翻中國的歷史，就可以發現中國有些極能幹的愛國志士，都曾一度被人貼上土匪的標籤。事實上，許多罪大惡極的無賴、流氓、漢奸，都是以正人君子的面目，陳腐的詩雲子曰的偽善，中國經書上的愚民巫術，爬上顯赫的地位的，儘管他們常常也要利用一個純樸的土匪的有力臂助來達到這一目的——今天多少也仍是如此。
楊將軍反正在大多數外國傳教士中間名聲不佳，因此他不可能真的是個壞人。他的革命歷史，說明他原來是個粗魯的農民，可能一度有過崇高的夢想，要大大改變自己的世界，但是他掌了權以後，卻沒有找到什麼辦法，他聽著他周圍那些食客的進言，也逐漸感到膩味和混亂起來了。不過，他假如有過這樣的夢想的話，他並沒有向我吐露。他拒絕討論政治問題，客氣地委派他的一個秘書陪我參觀市容。再說，我見他的時候，他害著嚴重的頭痛和關節炎，在他這樣多災多難的當口，我當然不想堅持向他提出為難的問題。相反，對於他所處的困境，我倒是十分同情的。因此，我對他做了簡短的訪問之後，便知趣地告辭了，打算去找省主席邵力子閣下，向他尋求一些答案。
邵主席在他那寬敞的衙門的花園裡接見我，經過塵土飛揚的西安街頭的酷熱之後，分外覺得那裡涼爽舒適。我上次見到他是在六年前，當時他是蔣介石的私人秘書，他幫助我訪問了總司令。從那時起，他就在國民黨裡飛黃騰達起來。他是一個能幹的人，受過良好的教育，現在總司令賜給他省主席的殊榮。但是可憐的邵力子，也同其他許多文官當省主席的一樣，他統治的地盤不出省會的灰色城牆——城外的地方是由楊將軍和張少帥瓜分的。
邵力子閣下自己一度當過「共匪」，現在再提這件事未免有些不恭。他事實上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創造者。但是我們不應當對他太嚴厲，在那些日子裡，當共產黨是一樁時髦的事情，沒有人十分明白入黨究竟意味著什麼，只知道許多有才華的青年都是共產黨。後來邵力子反悔了；因為在一九二七年以後，當共產黨是怎麼一回事，已經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那是可以叫你腦袋搬家的。此後邵力子便成了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再也沒有表現出信仰異端的痕跡了。
「現在紅軍怎麼樣了？」我問他。
「沒有留下多少了。在陝西的不過是些殘餘。」
「那末戰事還在繼續？」我問。
「不，現在陝北沒有多少戰鬥。紅軍正在轉移到寧夏和甘肅去。他們似乎要跟外蒙古取得聯繫。」
他把話題轉到西南的局勢，當時那裡的反叛的將領正在要求出兵抗日。我問他，中國應不應該同日本打仗。他反問道：「我們能打嗎？」接著，這位信佛的省主席將他對日本的看法如實地對我說了，但不允許我發表，正像那時所有的國民黨官員那樣，他們對日本的看法可以告訴你，但是不能發表。
這次訪問以後幾個月，可憐的邵力子和他的總司令一起，就為這個抗日問題，被張學良少帥部下的一些反叛的年輕人弄得狼狽不堪，他們不再講理了，不再接受「也許有一天」這樣的答覆了。而邵力子的那位小胖子夫人——從莫斯科回來的留學生，後來也「叛變」的前共產黨員——則受到一些反叛分子的圍困，奮勇拒捕。
可是，在我們那次談話的時候，邵力子對於這一切並沒有透露出半點預感來，我們經過交換意見，在看法上已有極為接近之處，我該向他告別了。我已經從邵力子那裡弄明白我要知道的事情。他已經證實了我在北京的熟人通知我的消息：陝北方面的戰鬥已暫時停止。因此，如果有適當的安排，到前線去應當是可能的。於是我就著手進行這些安排。
三
漢代青銅 （上）
西北的危機在我到達西安府大約六個月後就要令人意想不到地爆發，富有戲劇性地使全世界都知道，張學良少帥統率下的大軍同他以剿共軍副總司令身份奉命要去剿滅的「匪軍」令人驚詫地結成了同盟。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外界仍完全蒙在鼓裡，不知道這些奇怪的發展，甚至在蔣介石自己的控制西安府警察的藍衣社憲兵總部，也沒有人知道到底要發生什麼事情。西安府的監牢裡關著大約三百名共產黨員，藍衣社還在繼續搜捕。當時空氣極度緊張。到處是特務和對方的特務。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必要秘而不宣這些興奮緊張的日子裡發生的事情，和當初不得已才讓我知道的秘密了，因此可以在這裡報道出來。
我在到西安府之前從來沒有見到過一個紅軍戰士。在北京為我用隱色墨水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毛澤東的人，我知道是個紅軍指揮員，但是我沒有見到過他。這封介紹信是通過第三者，我的一個老朋友給我的。但是除了這封介紹信以外，我在西北要取得聯繫，只有一個希望。我得到的指點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館去，要了一個房間住下來，等一個自稱姓王的先生來訪，除此之外，我對他一無所知。確實是一無所知，除了他會設法給我安排搭乘——他們這樣答應我——張學良的私人座機去紅區！
我在旅館裡住下來後過了幾天，有一個身材高大，胖得有點圓滾滾的，但是體格結實，儀表堂堂的中國人，身穿一件灰色綢大褂，穿過打開著的房門進來，用一口漂亮的英語向我打招呼。他的外表像個富裕的商人，自稱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個朋友的名字，並且還以其他方式證實了他就是我等的那個人。
在這以後的那個星期了，我發現即使僅僅為了王一個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個小時聽他聊天，回憶往事，還聽他對政局作比較嚴肅的解釋。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個人。他曾經在上海一所教會學校裡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裡頗有地位，一度自己有個教堂，我後來知道，在共產黨中間，大家都叫他王牧師１。像上海的許多發達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樣，他參加過操縱該市的青幫，從蔣介石（也是青幫中人）到青幫頭子杜月笙，他都認識。他一度在國民黨中擔任過高級官員，但是我現在也不能洩露他的真實姓名。
一些時候以來，王牧師就丟官棄教，同共產黨合作。這樣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種秘密的、非正式的使節，到各種各樣的文物官員那裡去進行遊說，幫助共產黨把他們爭取過來，使他們瞭解和支持共產黨的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議。至少在張學良那裡，他的遊說是成功的。這裡就需要介紹一些背景情況，才能說明當時已經達成的秘密諒解的基礎是什麼。
大家知道，張學良在一九三一年之前還是受人愛戴、為人慷慨、有現代化思想、能打高爾夫球、卻又喜好賭博、吸毒成癮這樣一個性格矛盾的主宰滿洲三千萬人民的軍閥獨裁者。南京的國民黨政府承認他從他土匪出身的父親張作霖那裡繼承下來的職務，並且還給了他中國軍隊副總司令的頭銜。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一開始征服東北，張學良的厄運就開始了。侵略開始時，張少帥在長城以南的北京協和醫院治療傷寒，無法獨立應付這場危機。他只有依靠南京，依靠和他歃血為盟的「大哥」蔣介石總司令。但是蔣介石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打仗，主張不抵抗，向後撤，依賴國際聯盟。張學良當時有病在身，年輕（只有三十三歲），沒有經驗，又受到腐敗無能的食客的包圍，於是接受了蔣介石的意見和南京的命令，結果就坐失了他的老家滿洲，幾乎沒有放一槍來進行保衛。這樣的犧牲使得總司令能夠在南京維繫他自己的搖搖欲墜的政權，開始對紅軍發動新的圍剿。
這就是在中國叫做東北軍的滿洲軍隊的大部轉移到長城以南中國本土來的背景。日本侵略熱河時又發生了同樣的情況。張學良當時沒有在醫院裡，其實他是應該住院的。南京沒有給他任何支援，也沒有作抵抗的準備。總司令為了要避免打仗，準備讓熱河也淪於日本之手——結果就是這樣。張學良背了黑鍋，馴服地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在全國義憤填膺的情況下，總得有人辭職以謝國人。本來這不是蔣介石就是張學良，結果是張學良屈服下台，他到歐洲去「考察」一年。
張學良在歐洲所經歷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他見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會晤了麥克唐納２，也不是蘇俄愚蠢地不讓他去訪問，而是他治癒了吸毒惡習。他像許多中國將領一樣，幾年前在作戰間隙染上了吸鴉片的惡習。要戒煙不是件易事；他沒有時間進行必要的長期治療，他天真地盲目相信的一個醫生告訴他可以用打針的辦法治癒。他固然戒掉了煙癮，可是等到療程結束時，這位少帥卻成了一個嗎啡鬼了。
我在一九二九年在瀋陽第一次見到張學良時，他是全世界最年輕的獨裁者，當時他的氣色還不錯。他人很瘦，臉色清發黃，但是思想敏捷活躍，看上去精神飽滿。他是公開激烈反日的，他很想實現把日本趕出中國和把滿洲現代化這兩個奇跡。幾年後他的健康狀況大為惡化。他在北京的一位醫生告訴我，他一天用「藥」要花二百元錢——這種藥是特別調製的嗎啡，從理論上來說能夠「逐步減少用量」。
但是在歐洲，張學良取得了一個大勝利，他戒了吸毒惡習。到一九三四年他回國時，他的朋友們看到他又驚又喜：他的體重增加了，肌肉結實了，臉色紅潤，看上去年輕了十年，人們在他身上有看到了年輕時代那個傑出有為的領袖的痕跡。他本來思維敏捷，講究現實，現在他就給他這種頭腦一個發展的機會。他到漢口重掌東北軍的統率權，當時為了打紅軍，東北軍已調到了華中。儘管他過去犯有錯誤，他的部下仍舊熱烈地歡迎他回來，由此可見他人望之高。
張學良實行了新的生活習慣——六時起床，鍛煉身體，每日練武讀書，吃的是粗茶淡飯，過的是簡樸生活。當時東北軍還有十四萬人，他除了同軍官以外，還同部下直接接觸。東北軍開始出現了新面貌。懷疑派逐漸相信，少帥又成了一個值得注意的人，因此認真對待他在回國時立下的誓言：他要把畢生精力用於收復滿洲，為人民雪恥。
與此同時，張學良對總司令還沒有失去信心。在他們的全部交往的關係中，張學良對那個長者始終忠心耿耿，從未動搖，他曾經三次拯救那個長者的政權免於崩潰，而且充分信任那個長者的識見和誠意。他顯然相信蔣介石所說的要收復滿洲，決不再未經抵抗就讓出一寸領土的話。但是，一九三五年日本軍國主義者繼續進行侵略，成立了冀東傀儡政權，併吞了一部分察哈爾，提出了華北脫離南方的要求，對此，南京已經默認了一部分。少帥麾下的官兵甚為不滿，特別是在調到西北繼續對紅軍打不受歡迎的內戰，而對日本卻不開一槍以後，更是普遍嘖有怨言。
在南方同紅軍打了幾個月的仗以後，少帥和他的一些軍官開始有了幾點重要的認識：他們所打的「土匪」實際上是由抗日愛國的能幹指揮員領導的；「剿共」這件事可能要繼續好幾年；一邊同紅軍打仗，一邊要抗日是不可能的；而在這期間東北軍卻在同自己毫不相干的戰事中很快地消耗兵力，土崩瓦解。
儘管如此，張學良把他的司令部遷到西北以後，仍開始大舉進攻紅軍。有一陣子他打了幾次勝仗，但是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和十一月間，東北軍吃了大敗仗，據說丟了整整兩個師（一一師和一九師）和另外一個師（一一師）的一部分。成千上萬的東北軍士兵「投向了」紅軍。也有許多軍官被俘，扣了一陣子受「抗日教育」。
這些軍官釋放回到西安以後，大肆讚揚地向少帥作了關於蘇區士氣和組織的報告；特別是關於紅軍有誠意要停止內戰，用和平民主方法統一全國，團結起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這給了張學良很深刻的印象。使他印象更為加深的是，他的部隊送上來的報告說，全軍都有反對與紅軍作戰的情緒，紅軍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和「同我們一起打回老家去」的口號影響到了東北軍的全體官兵。
與此同時，張學良本人也受到了強烈的左傾影響。他的東北大學的許多學生來到西安，在他手下工作，其中有些是共產黨員。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日本在北京提出要求以後，他傳話到北方去，凡是抗日的學生，不論政治信仰如何，都可以投奔到西安府來。在中國其他地方，進行抗日宣傳的人都遭到南京的逮捕，唯獨在陝西，他們卻受到了鼓勵和保護。張學良的一些年輕軍官也受到學生的很大影響，當被俘的軍官從紅區回來，談到那裡到處都有公開的抗日群眾團體和紅軍在人民中間的愛國宣傳時，張學良開始越來越把紅軍當作天然的盟友而不是敵人了。
據王牧師告訴我，就是在這當兒，也就是一九三六年初，有一天他去拜訪張學良，開門見山地說：「我是來向你借飛機到紅區的。」
張學良吃了一驚，跳起來瞪著眼睛說：「什麼？」你敢到這裡來提出這樣的要求？你不知道憑這一點就可以把你壓出去槍斃麼？」
１這位「王牧師」的這名士董健吾。２當時英國工黨領袖（一八六六——一九三七年）。——譯注
三
漢代青銅 （下）
王牧師詳細作了解釋。他說他同共產黨有聯繫，知道許多張學良應該知道得情況。他談了很久，談到他們政策的改變，談到中國需要團結抗日，談到紅軍為了使南京抗日願意作出很大的讓步，因為這一政策，紅軍認識到他們單方面是不能實現的。他建議，由他來安排一次會見，請張學良和某些共產黨領導人進一步討論這些問題。張學良開始時很驚異，後來卻留心地聽了這一些話。他有一個時期以來就一直在想他可以利用紅軍：現在看來他們也顯然認為可以利用他；那麼好吧，也許咱們可以在結束內戰團結抗日的共同要求的基礎上互相利用一下。
最後王牧師還是坐了張少帥的私人飛機飛到了陝北的延安。他進了蘇維埃中國，帶回了一個談判方案。過了不久，張學良本人飛到延安去，見了紅軍指揮員周恩來（關於他的情況下文還要述及）。在經過了同周恩來長時間的詳細討論以後，張學良相信了紅軍的誠意，相信了他們的統一戰線建議的合理可行。
東北軍與共產黨之間的協議的第一步執行就是停止陝西境內的戰事。雙方未經通知對方都不得調動兵力。紅軍派了好幾個代表到西安府去，穿上了東北軍的制服，參加了張學良的參謀部，幫助改組他的軍隊的政治訓練方法。在王曲鎮開辦了一所新學校，張學良把他部下的低級軍官送去集訓，課程有政治、經濟、社會科學和日本如何征服滿洲以及中國因此受到什麼損失的詳細統計。另外又有成百上千的激進學生紛紛來到西安，進了另外一個抗日政治訓練學校，少帥也經常去做演講。東北軍中採用了蘇俄和中國紅軍所採用的政治委員那種制度。從滿洲時代遺留下來的一些頭腦封建的年老高級軍官給撤換了，張學良提拔了激進的年輕軍官來代替他們，指望依靠這些年輕軍官作為建設新軍的主要支柱。在張學良「花花公子」時代包圍他的一些腐敗的阿諛諂媚之徒也由東北大學的熱心認真的學生所代替。
但是這種改革都是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雖然東北軍不再同紅軍作戰，在陝晉交界處，在甘肅、寧夏，仍有南京軍隊駐紮，激戰仍在進行。張學良與共產黨真正關係的消息沒有洩露給報界。蔣介石在西安的特務雖然知道有什麼事情正在醞釀之中，但是他們無法得悉確切的內容。偶爾有卡車開到西安來，載著一些共產黨乘客，但是他們在外表上是看不出來的，因為他們都穿著東北軍制服。偶爾有其他卡車離西安去紅區，也沒有引起懷疑；因為這些卡車同其他東北軍區前線的卡車沒有什麼兩樣。
在我到了不久之後，王牧師又一次告訴我，我就是要搭這樣的卡車到前線去。坐飛機的計劃告吹了：這樣做有可能引起少帥難堪，因為如果有一個外國人丟在前線不回來，他的美國飛行員可能嘴快說出來。
一天早晨，王牧師同一個東北軍軍官，或者至少是個穿著東北軍軍官制服的年輕人一起來見我。他建議我們到西安城外漢朝古城遺址一遊。在旅館外面有一輛掛著窗簾的汽車等著我們，我們進了汽車以後，我看到裡邊坐著一個頭戴一副墨鏡，身穿一套國民黨官員穿的中山裝的人。我們驅車前往漢朝一個皇宮的遺址，在那裡，我們走上了有名的漢武帝坐在他的御殿裡君臨天下的隆起的土堆。你在這裡還能拾到一些二千多年以前大屋頂上的碎瓦片。
王牧師和那個東北軍軍官有幾句話要說，所以他們站在一旁說話去了。那個國民黨官員在我們坐汽車出來的塵土飛揚的路上一直坐在那裡沒有說話，這時向我走了過來，卸下墨鏡，摘掉白帽。我這才看出他相當年輕。他的一頭黑油油的濃髮下面，一雙閃閃發光的眼睛緊緊地盯著我，他的青銅色的臉上露出了惡作劇的笑容，在他卸掉那副墨鏡以後，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制服是件偽裝，他並不是個坐辦公室的官僚，而是個戶外活動的人。他中等身材，看上去力氣不大，所以當他走進過來，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時，我沒有想到他的手象鐵抓子似的那麼有力，不僅痛得退縮了一步。我後來注意到，這個人的行動有一種黑豹的優美風度，在那套硬邦邦的制服底下，一點也不失輕巧矯捷。
他把臉湊近我，露出笑容，銳利的眼光緊緊地盯著我，把我的兩條胳膊緊緊地握在他的那雙鐵爪子中，然後搖搖腦袋，滑稽地撅起了嘴，向我眨著眼！「瞧瞧我！」他低聲說，好像一個有什麼秘密的孩子一樣高興。「瞧瞧我！瞧瞧我！你認出我來了嗎？」
我不知道這個人是怎麼回事。他興奮地不知在說些什麼東西，結果這種興奮情緒也感染了我，但是我覺得很尷尬，因為我不知說什麼才好。認出他來了嗎？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有遇到過像他那樣的中國人！我抱歉地搖搖頭。
他從我的胳膊上鬆開一隻手，用手指指著他的胸膛。「我以為你可能在什麼地方見過我的照片，」他說。「我是鄧發，」他告訴我說——「鄧發！」他的腦袋像後一仰，看著我對這個炸彈的反應。
鄧發？鄧發……哦，鄧發是中國共產黨秘密警察的頭子。而且還有，懸賞五萬元要他的首級！
鄧發洩漏了他的身份以後高興得跳了起來。他壓捺不住自己，對目前這樣情況感到好玩：他，這個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敵營中心，不把到處追擊他的特務放在眼裡。他看到我，一個自告奮勇到「匪」區去的美國人感到很高興——不斷地擁抱我。他什麼都願意給我。我要他的馬嗎？啊，他的馬好極了，紅色中國最好的馬！我要他的照片嗎？他收集的不少，都可以給我。我要他的日記嗎？他會帶信到仍在蘇區的妻子，把這一切，還有別的東西都給我。他後來真的沒有食言。
真是個你意想不到的中國人！真是個你意想不到的赤匪！
鄧發是個廣東人，出身工人階級家庭，曾經在一艘來往於廣州與香港之間的輪船上當西餐廚師。他是香港海員大罷工的一個領導人，被一個不喜歡罷工的英國警察打傷了胸口，折斷了幾乎全部肋骨。他接著就成了共產黨，進了黃埔軍校，參加了國民革命，一九二七年以後到江西參加了紅軍。
我們在那個土堆上站了一個多小時，一邊談話，一邊看著下面綠草掩蓋的皇城遺址。我無法向你形容那一時刻在我感情上引起的奇怪衝擊——由於我們所在的環境而這麼強烈，又是這麼奇怪地富有預兆性質，這麼奇怪地超脫於我、超脫於中國的那部分變化無窮的歷史；因為這些共產黨人把這個地方當作我們四個人可以安然無事地碰面的安全場所，似乎是很不協調的，但是又是很合乎邏輯的，而且畢竟是在這裡，在兩千多年以前，當時已經夠激進的大漢族統治著一個統一的、當時是進步的中國，成功地在戰國的混亂中鞏固了一個民族的和文化，使得後代從此以後以漢族子孫自稱，就在這樣的地方會見這個令人驚訝的現代革命年輕戰士，又是多麼合適啊。
就是在這裡，鄧發告訴我由誰護送我去紅區，我一路怎麼走，我在紅色中國怎麼生活，並且向我保證在那裡會受到熱烈歡迎。
「你不怕丟掉你的腦袋嗎？」我們坐車回城裡去的時候我問他。
「不比張學良更怕，」他笑道。「我同他住在一起。」
四
通過紅色大門（上）
我們在黎明之前離開西安府，那一度是「金城湯池」的高大木頭城門在我們的軍事通行證魔力前面霍地打了開來，拖著門上的鏈條鐺鐺作響。在熹微的晨光中，軍用大卡車隆隆駛過飛機場，當時每天都有飛機從那個機場起飛，到紅軍防線上空去偵察和轟炸。
對於一個中國旅客來說，在這條從西安府北去的大道上，每走一里路都會勾起他對本民族豐富多彩的絢爛歷史的回憶。中國最近發生的歷史性變化——共產主義運動，竟然選擇在這個地方來決定中國的命運，不可不謂恰當。一小時以後，我們擺渡過了渭河，在這個肥沃的渭河流域，孔子的祖先、膚色發黑的野蠻的人發展了他們的稻米文化，形成了今天在中國農村的民間神話裡仍是一股力量的一些傳說。快到正午的時候，我們到了宗蒲縣。大約兩千兩百年前，那個最先「統一」中國的威赫一時的人物秦始皇就是在這個築有雉堞的城池附近誕生的。秦始皇第一個把他的國家的古代邊境城牆都連接起來，成了今天仍然是地球上最宏偉的磚石工程——中國的萬里長城。
在那條新修的汽車路上，沿途的罌粟搖擺著腫脹的腦袋，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面經過水沖車壓，到處是深溝淺轍，因而我們那部載重六噸的道奇卡車，有時也甚至無法通行。陝西長期以來就以盛產鴉片聞名，幾年前西北發生大饑荒，曾有三百萬人喪命，美國紅十字會調查人員，把造成那場慘劇的原因大部分歸咎於鴉片的種植。當時貪婪的軍閥強迫農民種植鴉片，最好的土地都種上了鴉片，一遇到乾旱的年頭，西北的主要糧食作物小米、麥子和玉米就會嚴重短缺。
那天晚上，我在洛川一間骯髒的茅屋裡的土炕１上過了一夜，隔壁屋裡關著豬和毛驢，我自己屋裡則有老鼠，鬧騰得大家都睡不了多少覺。第二天早上剛出城數英里，那片黃土地面便逐層升高，險峻起來，地勢古怪地變了樣。
這一令人驚歎的黃土地帶，廣及甘肅、陝西、寧夏、山西四省的大部分地區，雨量充分的時候異常肥沃，因為這種黃土提供了無窮無盡的、有幾十英尺深的多孔表土層。地質學家認為，這種黃土是有機物質，是許多世紀以來被中亞細亞的大風從蒙古、從西方吹過來的。這在景色上造成了變化無窮的奇特、森嚴的形象——有的山丘象巨大的城堡，有的象成隊的猛犸，有的象滾圓的大饅頭，有的象被巨手撕裂的崗巒，上面還留著粗暴的指痕。那些奇形怪狀、不可思議有時甚至嚇人的形象，好像是個瘋神捏就的世界——有時卻又是個超現實主義的奇美的世界。
在這裡，雖然到處可以看見田疇和耕地，卻難得看見房屋。農民們也是在那些黃土山裡藏身的。在整個西北，多少世紀以來已成了習慣，都是在那堅硬的淡褐色的山壁上掘洞而居的，中國人稱之為「窯洞」。可是這種窯洞同西洋人所說的洞穴並不是一回事兒。窯洞冬暖夏涼，易於建造，也易於打掃。就連最富有的地主，也往往在山上挖洞為家。有些是有好幾間屋子的大宅，設備和裝飾華麗，石鋪的地板，高敞的居室，光線從牆上的紙窗透進室內，牆上還開有堅固的黑漆大門。
在那輛顛簸的卡車裡，一位年輕的東北軍軍官坐在我身旁，在離洛川不遠的地方，他將那樣一個「窯洞村」指給我看。那地方離汽車路只有一英里左右，中間只隔著一個深谷。
「他們是紅軍，」他向我透露說。「幾個星期以前，我們派一隊人到那裡去買小米，村子裡的人一斤也不肯賣給我們。當兵的笨蛋就動手搶了一些。他們退出村子的時候，農民便開槍打他們。」他用雙臂畫了一條大弧線，把國民黨軍隊駐守的許多堡壘——構築在山頂上的機槍陣地——嚴密保護下的公路兩邊的一切都包括在裡面。「赤匪，」他說，「在那邊，全部都是赤匪的地盤。」
我懷著更加濃厚的興趣眺望他指出的地方，因為幾小時之內，我就要踏進那莫測究竟的山丘和高地的那一邊去了。
在路上，我們遇見了一五師的一些部隊，他們都是東北人，正從延安回到洛川去。他們是瘦削而結實的青年，大多數比一般中國士兵的身材高些。我們在路邊的一家小客店歇下來喝茶，有幾個士兵在那裡休息，我在他們的附近坐了下來。他們是剛從陝北的瓦窯堡回來的，在那裡曾經和紅軍發生過遭遇戰。我聽到了他們相互間談話的一些片斷。他們是在那裡談論紅軍。
「他們吃得比我們好得多，」一個說。「是的，他們吃的是老百姓２的肉呀！」另一個答道。「那沒有關係，不過是少數地主，反而有好處。我們到瓦窯堡去，有誰感謝我們呢？是地主！你說是不是？我們為什麼要為那些有錢人送命呢？」「他們說現在有三千多東北軍已經加入他們一邊了……」「這又是他們有理的一件事。我們除了打日本人，同誰也不想打的，為什麼我們要打起自己人來呢？」一個軍官走了過來，於是這番引人入勝的談話就中止了。那個軍官命令他們上路。他們揀起了他們的槍，拖著腳步走上了公路。不久我們也坐車走了。
第二天午後不久，我們到達延安，在長城以南約四百華里３，陝北唯一可以通車的道路到這裡便是終點。延安是一個歷史名城，在過去幾個世紀裡，從北方來的遊牧部落曾經通過這裡入侵中原，成吉思汗的蒙古鐵騎大軍也曾經通過這裡南征西安府。
延安是個理想的要塞，它位於一個深谷中間，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堅固的城牆一直延伸到山巔。現在，城牆上新建了許多工事，像蜂窩一樣，工事裡一挺挺機槍都對著不遠地方的紅軍。公路以及與公路直接毗連的地方，那時仍然在東北軍手裡，可是直到最近，延安是完全被切斷聯繫的。蔣介石總司令對紅軍進行了封鎖，紅軍利用封鎖來對敵人進行反封鎖，據說有數以百計的人活活地餓死。
就是用飛機來對付周圍的紅軍也證明是不起作用的。紅軍把機關鎗架在山頂——因為他們沒有高射炮——結果很有效，以致南京的飛行員來給城裡空投供應時，不得不飛得極高。事實上，大多數的供應品都落在紅軍手裡，他們就在延安城外開了一個市場，將食物賣回給城裡被困的居民。連張學良自己的外國駕駛員，因怕機關鎗的高射，也有點膽怯起來，有一個美國人竟因此而辭職。後來我在西安府看見少帥的漂亮的波音式私人座機滿身都是彈孔，我對那飛行員深表同情。
紅軍對延安４的長期包圍，是在我到達那裡以前幾個星期才解除的，但是從居民的面有菜色，從店舖裡的貨架空空如也或者店門緊閉，還可以明顯地看到圍城的跡象。食品極少，價格高昂。可以買到的那一點東西，都是因為同紅軍游擊隊達成暫時的休戰而得到的。當時曾達成協議，東北軍不在這條戰線上向蘇區發動攻勢，作為交換條件，蘇區的農民開始出售糧食和蔬菜給那飢餓的剿共軍隊。
我有到前線訪問的證件。我的計劃是第二天一早離開延安，到「白軍」前線去，那裡的軍隊限於防守陣地，沒有前進的意圖。到了前線後，我打算岔入一條據說是商販偷運貨物出入蘇區的山道。
１中國房屋中土壘的平台，一頭有灶，下面有迷宮一樣的彎彎曲曲的煙道，可以把土炕燒暖。２老百姓字面的意思就是「一百個姓氏」，中國口語中指鄉下人。３一華里約等於三分之一英里。４延安後來為紅軍所佔領，現在（一九三七年）是紅區臨時首都。
四
通過紅色大門（下）
我如願以償，安然通過最後一個崗哨，進入無人地帶——這個經歷，我要是如實地敘述出來，就可能給那些幫助我前去的國民黨方面的人造成嚴重困難。現在我只消說，我的經歷再次證明在中國任何事情都可能辦到，只要照中國的方式去辦。因為到了第二天早上七點鐘的時候，我確實已經把最後一架國民黨的機關鎗拋在後邊，走過那個把「紅」「白」兩區分開的狹長地帶了。
跟著我的，只有一個騾夫，他是我在延安雇來的。他答應把我簡單的行李——鋪蓋卷、一點吃的、兩架相機和二十四卷膠片，運到紅軍游擊隊的第一個前哨。我不知道他本人是赤匪還是白匪，不過他的樣子的確像個土匪。幾年以來，這一帶反覆被那兩種顏色的軍隊交替控制，所以他很可能不是做過赤匪就是做過白匪——也許兩者都做過。我決定最好是不要問莽撞的問題，只是乖乖地跟著他走，希望一切順利。
我們沿著一條彎彎曲曲的小溪走了四個小時，一路沒有見著一個人影。那裡根本沒有路，只有小溪的溪床，兩邊巖壁高聳，溪水就在中間湍急地流過，在巖壁上面就是險峻的黃土山。要結果掉一個過分好奇的洋鬼子，這是一個好去處。使我惴惴不安的一個因素，是那個騾夫對我的牛皮鞋子多次表示羨慕。
「到啦！」他突然轉過頭來大聲說。這裡，巖壁終於消失，一個狹小的山谷展現在我們面前，山谷裡一片綠油油的麥苗。「我們到啦！」
我放下了心，朝著他的前面望去，看見一座小山的山邊有一個黃土村落，縷縷青煙從村裡那些高大的泥煙囪裡裊裊上升，那些煙囪象長長的手指一樣豎立在峭壁的面前。幾分鐘之後，我們就到了那裡。
一個年輕的農民，頭上包著一條白毛巾，腰間插著一支左輪手槍，從村裡走出來，驚愕的望著我，問我是誰，到那裡去幹什麼？「我是個美國記者，」我說。「我要見這裡的貧民會主席。」他面無表情地看著我，回答說：「Hai p'a！」
我過去聽到中國人說「Hai p'a」就只有一個意思：「我害怕！」我心裡想，如果他感到害怕，那我該感到怎麼樣呢？但是，他神色泰然自若，看來他的話不是這個意思。他回過頭來問那騾夫我是什麼人。
那騾夫把我說過的話重說了一遍，還添枝加葉地說了些他自己的話。我放心地看到那位青年農民的臉色和緩下來了。這時我發現他確實是個長得很英俊的小伙子，皮膚黝黑發亮，牙齒整齊潔白。他好像同中國其他地方的膽怯的農民不屬於一個族類。他那雙炯炯有神的快樂的眼睛含著一種挑戰的神情，他還有一定的嚇人氣派。他的手慢慢地從槍柄上移開，臉上露出了笑容。
「我就是你要見的人，」他說。「我就是主席。請進來喝口熱茶吧。」
這些陝西山區的居民有自己的方言，儘是發音含混的口語，但是他們懂得「白話」——中國的官話，他們自己的話有一大部分是外地人很容易聽懂的。我同那位主席又作了幾次談話的努力之後，他漸漸地現出能夠領會的神情，我們的談話就有了順利的進展。不過在我們的談話當中，偶爾又會出現 Hai p'a 一詞。我一時顧不上問他到底害怕什麼。等到我最後問清這個問題時，我這才發現陝西山區方言中的 Hai p'a 等於官話中的 pu chihtao（不知道）。這個發現使我感到很滿意。
我坐在鋪著炕氈的炕上，向我的主人進一步談到我自己和我的計劃。過了不久，他就顯得沒有什麼疑慮了。我想去縣政府所在地安塞，當時我以為蘇維埃主席毛澤東就在那裡。他能不能給我找一個嚮導和一個騾夫。
他答應說，沒有問題，沒有問題，不過我不能在大熱天趕路。太陽已經升到當空，天確實是非常熱，我看上去很疲倦，再說，我吃了東西沒有呢？說實在呢，我餓極了，因此我不再跟他客氣，接受了他的邀請，第一次同一個「赤匪」一道吃飯。我的騾夫急於回延安去，我把錢付了給他，跟他告別。這也是我同白色世界的最後一個聯繫環節告別，從此要有許多星期不跟它發生接觸。我已破釜沉舟，決心跨進紅區了。
我現在已經完全落入劉龍火先生（我後來知道這就是那位青年農民的姓名）的掌握之中，也同樣落在他的那些外貌強悍的同志的掌握之中，他們開始從附近的窯洞裡陸續過來。他們穿著同樣的裝束，帶著同樣的武器，好奇地看著我，聽見我說話的怪腔怪調，都呵呵大笑。
劉龍火拿煙、酒、茶來招待我，向我提出無數的問題。他和他的朋友們非常好奇地翻看我的照相機、鞋子、毛襪、我的布短褲的質料，不時發出讚美的聲音；對於我的卡其布襯衫的拉鏈，更是讚不絕口。總的印象似乎是：我的行頭不論看起來是多麼可笑，顯然非常實用。我不知道「共產主義」在實踐上對這班人意味著什麼，我準備眼看我的這些東西很快地被「共產」——但是當然沒有發生這種事情。我幾乎可以肯定，我受到嚴密檢查的目的（比你在其他邊境所受到的海關檢查要愉快的多）是為了要證實他們以前的一種看法：洋鬼子不可思議。
不到一個小時，他們端來了一大盤炒雞蛋，還有蒸卷、小米飯、一些白菜和少量烤豬肉。我的主人為飯菜簡單而表示歉意；我則為我的食量不同尋常而表示歉意。其實後面這一點完全沒有必要，因為我必須飛快運用我的一雙筷子，才能趕上貧民會的那些好漢呢。
龍火告訴我，說安塞離那裡不過「幾步路」，儘管我不大放心，但是除了照他說等一等以外，沒有其他辦法。等到一個年輕的嚮導和騾夫終於到來的時候，已經過了下午四點鐘了。臨走時，我想把飯錢付給劉先生，可是他忿然拒絕了。
「你是一位外國客人，」他解釋說，「而且你是來找我們的毛主席的。再說，你的錢也沒有用處。」他對我手裡拿著的紙幣瞟了一眼，問道：「你沒有蘇區的錢嗎？」聽我回答說沒有，他就數了共值一元錢的蘇區紙幣說，「這個你拿去，你路上會用得著的。」我拿一元國民黨的錢和劉先生交換，他接受了；我再一次向他道謝，然後跟在我的嚮導和騾夫後邊爬上山道。
「好啊，」我一邊氣喘喘地爬山，一邊對自己說。「到現在為止，一切順利。」我已闖進了紅色大門。這件事多麼簡單！
但是在我的前面等待著我的是一場險遭不測的事件，以致後來謠傳我被土匪綁架殺掉了。其實，土匪早已在那寂靜的黃土山壁後邊跟蹤著我了——只不過不是赤匪而是白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