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
本書作者斯諾的姓名是中國人民早已熟知的了。但是，為了未讀過和已讀過這本書的人們更深刻地瞭解這本書，對這一位傑出的新聞工作者、作家的一生經歷以及寫作《西行漫記》的時代背景和歷史背景，作概括性的介紹，也仍然是必要的。
埃德加·斯諾在一九五年出生於美國坎薩斯城的一個貧苦家庭。他年輕時，當過農民、鐵路工人和印刷學徒。大學畢業以後，他開始畢業所從事的新聞工作，在坎薩斯城的《星報》和紐約的《太陽報》初露頭角。往後他在開往外洋的貨船上當了海員，歷游中美洲，最後到了夏威夷，仍然為美國的一些報紙供稿。一九二八年，在中國大革命陷入低潮的時候，他到了上海，擔任《密勒氏評論報》的助理編輯，以後兼任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的特約通信員。一九三年以後，他為採集新聞，遍訪中國主要城市和東三省、內蒙古、台灣以及日本、朝鮮、荷屬東印度。他在中國西南各省作長時間的旅行，徒步經過雲南省西部，到達緬甸和印度，訪問了甘地和其他印度革命領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時，斯諾正在上海，目睹一九三二年的淞滬戰爭和一九三三年的熱河戰爭。在這以後，他在北平燕京大學擔任新聞系教授兩年，同時學習了中國語文。在這一時期，他認識了美國著名的進步新聞記者史沫特萊，還和魯迅、宋慶齡以及一些中國地下黨員有所接觸。他編譯了一部英文的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活的中國》，是首先把魯迅著作介紹到西方的人之一。
一九三六年是中國國內局勢大轉變的關鍵性的一年。斯諾帶了當時無法理解的關於革命與戰爭的無數問題，六月間由北平出發，經過西安，冒了生命危險，進入陝甘寧邊區。他是在紅色區域進行採訪的第一個西方新聞記者。
他達到了目的。他衝破了國民黨以及資本主義世界對中國革命的嚴密的新聞封鎖。首先他到了當時蘇區的臨時首都保安(即志丹縣)，和毛澤東同志進行長時間的對話，搜集了關於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第一手資料。然後，經過長途跋涉，他到達了寧夏南部的預旺縣，這已經是和國民黨中央部隊犬牙交錯的前沿陣地了。最後他冒著炮火，從新折回保安，由保安順利地到了西安。當他回到北平時，正是西安事變爆發前夕。他在北平首先為英美報刊寫了許多篇轟動一時的通訊報道，然後彙編成一本書，書名是《紅星照耀中國》。
“紅星照耀中國”，甚至還照耀世界，作為一個資產階級報紙的新聞記者，他已經預感到了，雖然他當時的報道，局限於中國的“西北角”——一片人口稀少的荒涼的被國民黨強大部隊重重圍困的紅軍根據地。
這四個月的旅行使一個來自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新聞記者，在思想感情上起了極大的變化。他對於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人，革命的戰士、農民、牧民、工人、共青團員、少先隊員，有了真摯的熱烈的感情，從而對於在革命與戰爭的激浪中的中國，有了深刻的正確地認識。這種認識不久就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蘆溝橋事變以後的全面抗日戰爭所證實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紅星照耀中國》就由倫敦戈蘭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到了十一月已發行了五版。這時候斯諾正在上海這個被日本帝國主義包圍的孤島上。當時上海租界當局對中日戰爭宣告中立，要公開出版發行這本書是不可能的；在繼續進行新聞封鎖的國民黨統治區，是更不必說了。但是得到斯諾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內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黨員的領導下，組織起來，以“復社”的名義，集體翻譯、印刷、出版和發行這本書的中譯本。斯諾出了對原著的文字作了少量的增刪，並且增加了為原書所沒有的大量圖片以外，還為中譯本寫了序言。由於當時所處的環境，中譯本用了《西行漫記》這個書名，作為掩護。《西行漫記》出版以後，不到幾個月，就轟動了國內以及國外華僑所在地。在香港以及海外華人集中的地點，出版了《西行漫記》的無數重印本和翻印本。直到現在，在中國人民中間，《西行漫記》和斯諾這個姓名是不可分離的事。雖然早已沒有必要再用這個隱晦的名稱，但是為了保存初版的本來面目，現在的重譯本仍然用《西行漫記》作為書名，是恰當的。
由於他在西北紅色區域四個月的冒險中引起的激情和對中國人民的熱愛，他用了他的後半生的幾乎全部精力，對中國問題作繼續探索和報道。抗日戰爭開始以後，他擔任英美報紙的駐華戰地記者。一九三九年，他又一次到了延安，和毛主席進行了談話。這些對話後來是在《密勒氏評論報》發表了。一九四一年斯諾對於皖南事件作了入時的報道，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打擊，被迫離開中國。一九四二年到四三年他又來過一次中國，在這以後他要訪問中國越來越困難了。在麥卡錫主義控制的時期，美國聯邦調查局把他當作危險分子，不容許報刊發表斯諾的文章，他被迫遷居瑞士。他的護照也禁止去中國旅行。直到一九六年六月，他得到我國領事館的單獨簽證，才第一次來到解放後的新中國，和毛主席、周總理進行了會談。一九六四年到六五年初，他再一次訪問中國，毛主席又接見了他。一九七年十月斯諾同洛伊斯·惠勒·斯諾夫人一同來華，國慶節在天安門上同毛主席，同周總理會了面。十二月十八日他和毛主席進行了長時間的也是最後一次的談話。這是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在那一次會上毛主席對林彪、陳伯達一夥的唯心主義先驗論和英雄創造歷史的謬論，進行了嚴肅的批判。
例如說，《西行漫記》以及斯諾其他關於中國的著作是中美人民友誼的催化劑，那麼就中美兩國關係來說，他是第一個報春的燕子。
一九七二年二月，斯諾剛回到瑞士不久，美國乒乓球隊第一次應邀訪問北京，揭開了中美友好的新篇章，尼克松總統來華的時候，斯諾準備以記者身份，再一次作中國之行。由於病魔纏身，不能達到他的願望。到了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上午二點二十分，埃德加·斯諾與世長辭了。
在彌留之際，他在病床上用生命的最後力量，面對中國派去的以馬海德醫生為首的醫療小組，說出了一句話：
“我熱愛中國。”
根據斯諾的遺願，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大學內，即前燕京大學的校園裡，這是適當的。這是一九三六年他去西北探險旅行的出發點，也是一九三七年他整理資料寫作《西行漫記》的地方。
在斯諾的一生，除了為歐美報刊寫作通訊稿以外，他完成了十一本著作，其中極大部分是和中國問題有關的。一九七一年回到瑞士以後，他還寫了《漫長的革命》一書，由於抱病在身，還沒有作最後的審定。
但是所有後來的著作，都不能和《西行漫記》相比擬。即使是傑出的報告文學，在事過境遷之後，往往成為明日黃花。唯有四十三年前寫作的《紅星照耀中國》始終是許多國家的暢銷書。直到作者去世以後，他仍然是國外研究中國問題的首要的通俗讀物。他在全世界有億萬的讀者，這是並不奇怪的。它是忠實描繪中國紅色區域的第一本著作。初版《西行漫記》除了有關西安事變和《關於朱德》部分引用了尼姆·韋爾斯的筆記材料以外，都是他親自採訪的第一手資料。更重要的是斯諾西北之行，正值中國和世界局勢大轉變的開端。一九三六年，中國正醞釀著由長期的反共內戰轉變為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面抗戰，而這也就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這一切是中國工廠領導下的工農兵群眾和革命知識分子艱苦鬥爭所取得的豐碩成果。由於斯諾的驚人的洞察力和銳敏的分析能力，才使他認識了問題的本質，而這是西方的所謂“中國通”所不能辦到的。
正如斯諾為中譯本《西行漫記》初版寫的序文裡所說：“從字面上講起來，這一本書是我寫的，這是真的。可是從最實際主義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這些革命青年們使本書所描寫的故事活著。所以這一本書如果是一種正確地記錄和解釋，那就因為這是他們的書。……他們的鬥爭生活就是本書描寫的對象。……此外還有毛澤東、彭德懷等人所作的長篇談話，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辭，解釋中國革命的原因和目的。還有幾十篇和無名的紅色戰士、農民、工人、知識分子所作的對話。從這些對話裡面，讀者可以約略窺知使他們成為不可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慾望，那種熱情。——凡是這些，斷不是一個作家所能創造出來的。這些是人類歷史本身的豐富而燦爛的精華。”
現在的中譯本根據英國戈蘭茨公司一九三七年版重新譯出，同一九三八年復社版中譯本所據原書是相同的。復社版當時未譯第十一篇中的《那個外國智囊》，現在補全，這是很好的。從內容來看，這一部分是關於黨內路線鬥爭的敘述和分析，大部分資料是從當時和毛主席及其他領導同志談話中得到的。現在看來，這一部分仍然是重要的歷史資料。
顯然，斯諾在當時還沒有機會讀到毛主席正在寫作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但是在本書的末章，他引用了列寧的這一段名言：“一般歷史，特別是革命的歷史，總是比最優秀的政黨、最先進階級的最覺悟的先鋒隊所想像的更富有的內容，更多種多樣，更生動活潑，‘更巧妙’。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最優秀的先鋒隊也只能表現幾萬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像；而革命卻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別高度和集中地表現出來的時候，由千百萬被最尖銳的階級鬥爭所激勵的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像來實現的。”１
這也就是說，千百萬人民群眾——不是少數領袖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可以說，這是《西行漫記》這一本書的總結。
今天，在又一次偉大的歷史性轉變的日子裡，為了解放思想，開動機器，大踏步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進，重讀四十三年前這樣一本書是值得的。
一九七九年八月於北戴河
１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的幼稚病》，見《列寧選集》第四卷第249頁。
一九三八年中譯本作者序
（請盡量用批判的眼光閱讀理解）
這一本書出版之後，居然風行各國，與其說是由於這一本著作的風格和形式，倒不如說是由於這一本書的內容吧。從字面上講起來，這一本書是我寫的，這是真的。可是從最實際主義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這些革命青年們使本書所描寫的故事活著。所以這一本書如果是一種正確地記錄和解釋，那就因為這是他們的書。
而且從嚴格的字面上的意義來講，這一本書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寫的，而是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林伯渠、徐海東、徐特立、林彪這些人——他們的鬥爭生活就是本書描寫的對象——所口述的。此外還有毛澤東、彭德懷等人所作的長篇談話，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辭，解釋中國革命的原因和目的。還有幾十篇和無名的紅色戰士、農民、工人、知識分子所作的對話，從這些對話裡面，讀者可以約略窺知使他們成為不可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慾望，那種熱情。——凡是這些，斷不是一個作家所能創造出來的。這些是人類歷史本身的豐富而燦爛的精華。
但是這自然並不是說，共產黨或紅軍或紅軍領袖，對我自己對於他們以及他們的工作的意見或印象，可以負責。因為我和共產黨並無關係，而且在事實上，我從沒有加入過任何政黨，所以這一本書絕對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統的文獻。在這裡我所要做的，只是把我和共產黨員同在一起這些日子所看到、所聽到而且所學習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觀的無黨派之見的報告。這樣就是了。
自從這本書在英國第一次出版之後，遠東政治舞台上發生了許多重大的變化。統一戰線已經成為事實了。可是當這一本書寫了大部分的時候，國共積極合作這一件事，大部分人還認為非常遙遠。現在民族解放戰爭已成為唯一出路，而一切其他問題，都給扔開去。當我寫這一本書的時候，日本以“中、日合作”為名，併吞並華北這一企圖的和平成就，似乎還不是不可能。而現在，帝國主義中間的矛盾已經深刻化。中、日戰爭擴大為法西斯主義和國際和平戰線的世界鬥爭，在最近將來，是可以想像得到了。
人類行動的客觀環境和條件，往往會把人類在社會演變中的任務的性質和意義變換過來。戰爭所促成的大的變化之一，就是中國國民黨和民族資產階級中間的進步分子，在蔣介石委員長賢明領導之下，恢復了他們的革命意志。對日本帝國主義，已沒有妥協餘地。當前的歷史途徑，不是戰鬥，就只有滅亡，而除了完全投降出賣外，也再沒有一條中間的路，這是一個真理，現在已成為事實。中國資產階級得最前進分子已經懂得，在他們的需要與中國革命的需要之間，已經沒有基本的衝突，因此他們現在抱定決心，要領導這民族救亡圖存的鬥爭。現在已再沒有所謂“紅軍”“白軍”互爭勝負的鬥爭了。現在全世界已沒有人再稱中國共產黨員為“赤匪”了。第八路軍和國民黨士兵現在肩並肩地在作同樣廣大的戰鬥。現在已只有一個軍隊，就是為爭取民族獨立而鬥爭的革命中國的軍隊。
從最近時局發展的觀點看來，這本書有的地方寫得過分，有的地方寫得不夠，這是斷然不免的。本書英文本的第一版原有的一些錯誤，已經在這裡改正了。其它的錯誤自然也還有著。但是中國在這最緊急的時候，找到了民族最偉大的統一，找到了民族的靈魂，基本的因素在哪裡？原因在哪裡？關於這一點的研究，這一本著作是頗有一些價值的。在事實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這書裡面所說到的許多意見，始終是一種準確地判斷。我並不是指我自己說過的話，而特別是指本書中那一些部分，就是共產黨領袖們用了神奇的遠見，正確地分析了那些促成對日抗戰的事實，預測這一次抗戰的性質，而且指出中國為求生存起見，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的各種絕對必要。
此外《西行漫記》值得一提的，是通過紅軍的經驗所得到的一種客觀教訓，就是有組織的民眾——尤其是農民大眾——在革命游擊戰爭中的不可征服的力量。我記起毛澤東向我說過一句話，因為毛所預測的許多事，現在已變成真實的歷史，所以我把這句話再重述一遍。他說：“紅軍，由於他自己的鬥爭，從軍閥手裡，爭得自由，而成了一種不可征服的力量。反日義勇軍從日本侵略者的手裡奪得行動自由，也同樣地武裝了自己。中國人民如果加以訓練，武裝，組織，他們也會變成不可征服的偉大力量的。”
毛澤東再三重複地說，為了要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中國人民自己起來，完成統一，抱定抗戰決心，是十分必要的。其他一切都要從這統一和決心來決定。只有中國人民自己能夠使中國打勝；也只有中國人自己會使中國失敗。不管打了多少次勝仗，日本現在已在失敗和最後崩潰的路上走著——即使要在幾年之後，而且忠、日雙方都受極大痛苦，日本軍閥才會失敗，但這總是不免的。能夠挽救日本的，只有一個條件，就是妥協或者“暫時的和平”。堅決而強硬的抵抗，要是多繼續一天，日本的國內外矛盾，也一定一天比一天更嚴重，等到恐怖的強制手段已經鎮壓不住的時候，日本軍閥只好停止下來，或者折斷了帝國的頭顱。
到那時國際反日行動，就要到來。這種國際行動已經用多種間接的方式在開始著。將來這種行動的效力會逐漸增加。最後日本在大陸消耗力量過多，實力削弱，不能再成為世界的大國，到那時各大民主國的人民一定會起來一致對日本實行制裁、封鎖、抵制。這種國際行動是完全確定了的。只有一件事可以阻止這種國際行動，就是中國停止抗戰。可是這本書裡所描寫的中國各種力量，已經顯示出，日本發動得太遲，中國現在已經不能再被征服了。
我願意感謝在前紅軍中各位朋友，因為當我在他們那裡做客的時候，受了他們的慷慨而親切的款待。我以門外漢的資格，來寫他們的故事，一定有許多缺點和不正確的地方，這得請他們原諒。創造這本書的故事的勇敢的男女戰士，現在正在每天用英勇的犧牲精神，在寫著許多的別的書，對於這些男女戰士，我願意和他們握手道賀。原來在這些老資格“赤匪”之中，有許多位，是我在中國十年以來所遇見過得最優秀的男女哩。
最後，我還得感謝我的朋友許達，當我在北平最不穩定的狀況下，寫這本書的時候，他曾經跟我一塊兒忠誠地工作。他不僅是一個第一流的秘書和助手，而且他是一個勇敢的出色的革命青年，現在正為他的國家奮鬥著。他譯出了這本書的一部分，我們原打算在北方出版，可是戰事發生之後，我們分手了。後來別的幾位譯者起首在上海翻譯這本書。現在這本書的出版與我無關，這是由復社發刊的。據我所瞭解，復社是由讀者自己組織起來的非營利性質的出版機關。因此，我願意把我的一切材料和版權讓給他們，希望這一個譯本，能夠像他們所預期那樣，有廣大的銷路，因而對於中國會有些幫助。
承譯者們允許留出一些地位，使我有機會作這一番說明。而且承他們看得起，費了很多氣力翻譯出來，認為這本書值得介紹給一切中國讀者。對於他們我是十分感激的。
謹向英勇的中國致敬，並祝“最後勝利！”
埃德加·斯諾
一九三八、一、二四上海
（據一九三八年上海復社版《西行漫記》排印）
文中涉及很多現在已經不用的通假字，能改的我就改了，還有可能是印刷錯誤的一處漏洞，也通過我的理解改了，總之這是目前網上最完整的斯諾《西行漫記》的原序！網下能看到的也應該不是很多，我提醒大家，看以前的書一定要帶著一種挑剔的目光，時過境遷，很多物事人非，我們只挑自己能學習到的東西就好。 文中提到的“許達”我還特別找到了一些介紹，有興趣的可以點擊看看。
ZRED
二二、十二、三十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