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在隘口村
隘口村行政上隸屬湖南省汨羅市長樂鎮。長樂鎮位於汨羅市東北部，幕阜山餘脈橫貫全境，汨羅江緩緩流過，共同孕育了千年古鎮“長樂”。據查，南朝梁、陳時，長樂鎮為古岳陽轄境，迄今一千四百餘年，郡治在今長南村。相傳古時戰亂，有江西移民至此安居，取“長久安樂”之意，故稱“長樂”，舊稱長樂街，流傳至今。1941年日軍縱火焚燒，全鎮房屋皆毀於戰火。鎮內現有一條古老的麻石街，街邊以前有很多古老建築，但在近十年內遭到重大破壞。隘口村為長樂鎮一個行政村，地處長樂鎮西北部。隘口村主要包括西山灣和魯家段兩個屋場，西山灣以周姓為主，魯家段以魯姓為主，我外婆家就在魯家段。
一 村莊文化的根及80年代的日常生活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一直面臨一種尷尬：我出生在湖南汨羅三江鄉鳳形村，但兩歲左右（1976年），就被父母送往長樂鎮隘口村，在外婆、外公身邊，一直待到快十二歲（1986）才回自己家。這一段經歷對我影響深遠，形成了我完整的童年記憶，以致任何一次書寫，只要涉及童年、故鄉的主題，我幾乎毫不猶豫地將隘口村作為我一生的底色。但我對身份的困惑自小就有，在集體經濟尚未解體的70年代末期，我至今記得五六歲時，每次村人到曬穀場分谷子，我總是固執地找到堂舅隊長，要求他也給我分一份。我內心認定自己是魯家段人，但分谷子的要求，總是引得旁人哄堂大笑，無助的困惑就此產生。
上小學後，因為魯家段人都姓魯，一些不知內情的老師，經常在我名字前面冠以“魯”姓，寫成“魯黃燈”。寒暑假回到家，長樂方言和家中姊妹口音的差異，再次讓我困惑不已，這種真實的糾結，伴隨我很長時間。所幸女性對故地的依附感，終究隨著自身的成長變淡，以致今天回望與我產生真實關聯的三個村子，我竟然會從內心認同豐三村帶給我的奇妙歸宿感。
多年的學校教育，終歸無法抵擋孩提時代對女性身份刻骨銘心的傳統理解，骨子裡對親情和家族的認同，終究顯露出我價值觀念裡的傳統底色，而正是這種自我認知，讓我意識到自己和隘口村在精神上的深刻聯繫，意識到童年所處的文化語境，對人一生的長久影響。而這種影響，主要通過傳統的文化熏陶及滲透於日常生活的習慣、禮俗或儀式來實現。在我幼小的記憶中，我難以忘記村莊的歷史脈絡，難以忘記諸如打講、做冷事、吵茶、看戲等日常生活圖景。
村莊的根
外婆所在的村子叫隘口村，隸屬湖南汨羅長樂鎮。長樂鎮歷史悠久，傳統文化深厚，因為緊靠汨羅江，有古街數條，有繁忙的古港，商業十分發達。在外婆的印象中，民國時期鎮上的熱鬧遠超現在的繁華。我們小時候將“鎮子”稱為“街上”，“到鎮上去”說成是“上街”。韓少功在《馬橋詞典》中，多次提到長樂鎮，其中詞條“暈街”中的“街”，即指“長樂街”。從飲食看，長樂甜酒最為有名；從民俗看，流傳至今的“故事會”（現已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更是聞名中外，被視為古鎮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小時候，每到過年，上街看故事，成為每一個孩子的最愛。故事會是長樂流傳了幾百年的民俗形式，內容以民間傳說為主，包含了忠孝節義的價值傳播；形式以台閣展示為主，融合了強烈的古典趣味。因為出故事的過程，調動了普通民眾的熱情，包含了上市街和下市街的競爭和對壘，客觀上賦予了它可持續發展的活力。每逢過年，尤其是到元宵節，長樂街人山人海，熱鬧非凡。看故事，不但成為全鎮人民的共同節日，也成為周邊鄉鎮民眾的節日。印象中，除了90年代末期到2006年前後稍稍冷清以外（此時正是“買碼”、賭博、吸毒氾濫的時期），大部分時間，每年的春節，在長樂街都能看到玩故事。
獨特的傳統，塑造了長樂鎮人獨特的性格：聰明活泛、行動力強、團結義氣、愛面子、講排場、喜歡熱鬧、族群認同感強、不安分、喜歡冒險。相比臨近的三江鄉，因為強烈的文化優越感，長樂鎮除了青獅村的“青獅橋人”[1]外，大部分居民不太信奉“讀書改變命運”（青獅橋人重視讀書，也不是為了改變命運，而是幾百年來，詩書之家的習慣傳承）。在他們眼中，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中國，中國最好的地方是湖南，湖南最好的地方是汨羅，汨羅最好的地方是長樂，無論在外面賺了多少錢，終歸要回到長樂街的家鄉。我還驚訝地發現，我出生的鳳形村，親人中外出打工的很多男孩，帶回了全國各個貧困地區的女孩子結婚；而在隘口村，幾乎沒有找外地女子的情況。就算條件不太好的男子，他們寧願找長樂峒裡姑娘[2]，也不願找外地女子。
從人員分佈看，長樂鎮主要有黃、周、楊、陳、魯、余等十三大姓氏，其中第一大姓為黃姓，即我外婆娘家，坐落在長樂鎮東北面的青獅橋，距離鎮子三公里。青獅橋自古重視文化教育，是長樂鎮歷史上讀書入仕最多的家族。我小時候因為經常跟隨外婆回娘家，總的印象就是青獅橋多大戶人家，後來查找資料才發現，歷史上，青獅橋確實是一個重教興學的地方，村民大多信仰基督教，宗族勢力一直強大。現在修建的祠堂，除了敬奉祖先，同時兼辦幼兒園，由村莊外出發達的人捐建，條件非常優越。現代化進程中，面臨鄉村的凋敝，青獅橋的祠堂，實實在在地解決了村民的後顧之憂，凸顯了宗族極大的修復、輸血能力。
因為和外婆的親密關係，在我童年的印象中，儘管青獅橋更多時候作為“外婆的娘家”而出現，但其通過外婆對我的行為規範、價值觀念的形成，還是起到了無形的熏染作用。外婆一生愛乾淨、講究精緻、對食物有著天然的敬惜之情，對婚姻中的男女關係，強調女性的隱忍和包容。在她看來，生育子嗣，更是女性的天職。外婆對我的最後一次教誨，是我博士畢業以後，曾向她提起，壓力太大，不想生孩子。她將此記在心裡，沒有多說，只在當天晚上，和我慢悠悠地說起村上的貴奶奶，因為沒有生養所遭受的委屈和淒傷，尤其強調了去世以後的冷清場景。我始終記得外婆向我強調的一句話，“千金難買親生子，沒有孩子，老了太可憐”。和魯家段濃厚的生活氛圍比起來，來自青獅橋的外婆，天然具有大家閨秀的氣質。我從小便從她的講述中得知，外婆的父親是個秀才，在汨羅江邊中了別人的冷炮，爬到江邊喝了很多涼水，失血過多，不幸身亡，死時才三十多歲。在外婆紮實、高大的衣櫃中，有一個朱紅色的皮箱，是老外公當年用來裝卷子、官帽用的，外婆在晚年，將箱子送給了我弟弟。據說，外婆當年之所以同意唯一的女兒嫁到三江，很大程度緣於爸爸姓黃。
長樂鎮的第五大姓“魯姓”，是我外公的姓氏，主要分佈在魯家段屋場。從文化根源和村人的性格而言，魯家段和長樂街相差無幾。以我二舅的話說，“長樂街原來有半條街都是魯家段的，現在還有一條魯巷”。從二舅保存的家譜可以看到，魯姓始祖任牧公，於元末自江西鐵樹觀遷入湖南境內，一開始確實定居長樂街。尤其在洪武四年，德華公在長樂十字街置辦產業多處；嘉慶年間，斐延公倡建魯氏祠堂，位於長樂中街，1949年尚有遺址留存，現已全部改建。換言之，魯氏先人，曾居住長樂街達六百餘年，但現在幾乎全部遷居長樂鎮北郊的隘口村，俗稱團山魯家段。在長樂的“故事會”中，魯家段屬於上市街範疇，可以協助其他姓氏，一起參與上市街的故事比拚。現隘口村有兩千餘人，魯姓人口有一千左右。村莊東北兩面環山，中間是大片良田，房子依山而建，比鄰而居，從背面的隘口水庫下來，有一小溪流經村莊，有山有水，靈秀自然。我自小在魯家段長大，那裡良好的自然環境與和諧的人際關係，給我留下了極其美好的童年回憶。
80年代村莊的日常生活
打講（閒聊）
外公在世時，我注意到一個事實，他對自己喜歡的老人，最高評價就是，“這個老倌子好打講（發“港”音）”。外公因為要吃炒肉，而外婆堅持要吃燉肉，兩人經常發生爭吵，當外公以失敗告終時，他常常氣得繃著一張臉，不斷地嘟囔，“這個阿婆子怎麼這樣不好打講”？
外公在世時，是一個公認好打講的老人。他認識的人很多，每天早晨起床、坐在階基上乘涼時，總有沖裡[3]的老人跟他打招呼，“岳爹，你老人家好早啊”！外公照例會留他們歇歇，照例會留他們喝口茶，照例會與他們打打講。“宋爹唉，我們都是黃土淹齊了脖子的人，你老人家凡事要看開點，不要打太多轉身，不要太勞神費力。沒事就多坐一下，到了這個年紀，今天不曉得明天。”於是，外公要外婆去稱肉，買點瓜子，打點酒，他要留宋爹吃午飯，兩個老人準備好好打打講。他們照例會講到大集體那年，去華容販鴨子；講到那年發大水，鴨子全部死光，不但錢沒賺到，反而欠下了一屁股爛賬。
外公對鴨子有著超乎常人的興趣，他不但販鴨子，還養鴨子，我小時候待在他身邊，跟著放鴨子是我最喜歡的事。外公養鴨子極其有耐心，不但挖蚌殼、掏螺螄給鴨子吃，到夏天怕鴨子上火，還要給它們煎涼茶。為了買鴨苗，他每年都會步行到華容或湖北監利一趟，而宋爹就是陪他最多的老夥計。可想而知，兩位老人碰到一起後，有多少共同語言可以打講。
與打講對應的，還有一個詞，扯談。隘口村人愛扯談，外婆很利索地將家裡一切料理好後，告訴外公，要到沖裡去敬神，但在路上碰到福奶奶，竟然跟福奶奶在樹陰下，扯了一個上午。親人對外婆的整體評價相當高，但他們共同的遺憾，就是嫌外婆知道的太多。他們堅持，要是外婆再糊塗一點，那方圓幾百里，就沒有老人可以和她相比。但外婆偏偏不能如他們的願，她活得很通透，知道別人不知道的很多事情。外婆有很多好打講的老人，她們坐在一起，圍著吊壺，邊喝茶邊閒談，很快就能消磨一天。她們的話題無非就是兒子、媳婦、孫子，不是東家媳婦的嫂子躲計劃生育，沒有生到兒子；就是西家的傻兒子，之所以蠢成了一坨泥，主要是因為爺爺在世時，做多了歹事，遭到了現世報應。聊完了別的村莊，就聊身邊的人，彩妹子之所以如此厲害，一來就給喜奶奶一個下馬威，主要來自娘家的教訓。
令我媽媽不解的是，她離開隘口村嫁到鳳形村，鳳形村裡的很多事情，從來沒人告訴過外婆，但外婆對村莊發生的一切，卻瞭如指掌，一清二楚，甚至爸爸同事離婚的消息，她也知道前因後果和其中的關鍵細節。外婆捕捉信息的能力讓我吃驚，她甚至知道隘口村最有名的彩妹子，她弟弟和古侖一個姑娘廢婚的原因。我還注意到一個事實，當年隘口村沒人打麻將、也沒人瘋狂“買碼”時，大家在一起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打講、扯談。而現在，只要有四個人，就肯定拼一桌麻將，只要有兩個人，聊的話題就和“買碼”有關。我不知道引起這種變化的原因，是村莊閒人的減少，還是公共的曬穀坪被分割。外婆一次次地感歎，“福奶奶走了好多年了，三奶奶也去了好多年了，慧媽子快不行了，以後打講的人越來越少，只怕閻王老子也快收我了”。
隘口村男人間的打講，涉及的話題，比起外婆她們這群老婆婆，要宏大、深刻得多。我在武漢大學念碩士時，每個月都有討論課，每次我的選題還沒講完，張老師就一錘定音，得出結論，“典型的湖南人”。他的根據是，我不論談什麼作家，總要扯到政治上面，總要扯到諸如啟蒙的主題上。他根本沒有料到，隘口村一個最沒文化的男人，在打講時候所談論的話題，比我所討論的選題都要深刻得多，要“啟蒙”得多，當然也宏大得多。
隘口村人對宏大敘事的迷戀，一直使我迷惑不解，直到離開家鄉外出唸書，我才對此有更深的體會。我仔細回憶，在我童年耳聞大人的扯談中，十有八九離不開國家大事，在八個關於國家大事的主題中，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內容與收復台灣、懲治貪官、改造社會有關。儘管隘口村的男人在扯談到正有興頭時，總是被堂客們吆喝著回家吃飯，或是不得不配合閹豬的蘭老倌，一起去抓豬欄裡的豬崽，但這絲毫不影響他們心懷天下的胸懷，幹完手頭的活，幾個人很快就能進入談論國家大事的狀態。隘口村的金貴，剛剛還因為欠了別人的牌賬，嚇得到處躲債，但看到隘口村的男人又擠在曬穀坪裡打講，還是忍不住拋頭露面地加入進來，並及時更正了蘇聯60年代撤離中國的具體時間，附帶補充了他所知道的內幕消息。
更令我驚訝的是，隘口村人對賺錢似乎天生沒有太多興趣，儘管隘口村的經濟基礎在周邊數一數二，但他們從來就沒有僅僅被積累金錢所吸引。就算做生意，他們內心嚮往的項目，也是與他們的財力、修養搭不上邊的販古董。在我看來，這種只有大學歷史、考古專業的教授才有資格玩的門路，居然被我稱為“彪八面”的表哥玩得團團轉。也許，隘口村人骨子裡的不切實際，和愛打講、扯談的習慣息息相關。
我到廣州唸書後，目睹廣東老闆哪怕家財萬貫，依然勤勤勉勉做小生意時，兩相對照，才發現隘口村人真的很懶，他們寧願花時間在天南海北閒談上，也不願好好打理家裡的幾畝田。他們寧願相信，只要有一人“買碼”發了財，自己就一定能夠跟著發財。當我回家告訴媽媽，不到外面去看不知道外面的人有多勤勞時，媽媽顯然沒有明白我的意思，只是漫不經心地說了一句，“窮也是一世人，闊也是一世人，他們都看得開，懶慣了啊”！
事實就是這樣，如果隘口村人確實能從閒扯中獲得快樂，如果他們的酸甜苦辣，都能在打講中付之一炬，我又有什麼理由，強求他們一定要紮腳勒手、大汗淋漓地以深圳速度再建一個經濟特區呢？如果他們在吃飽了飯後，始終堅持世上最有味、最過癮的事就是扯談，我為什麼要自作多情，將隘口村人的懶散，歸結到他們愛扯談的習慣上呢？我憑什麼要區分隘口村曬穀坪上成群結隊的扯談，和北京、上海、廣州那些城裡人跑去泡吧？既然隘口村人能夠以最小的成本，享受到聊天的樂趣，我憑什麼一定要對隘口村人愛扯談的習慣不滿呢？
事實上，我從內心深處羨慕他們，我羨慕隘口村人沒有一點思想壓力，躺下去就能呼嚕呼嚕睡個大覺，不像我，不是擔心課題的進展，就是擔心怎樣發幾篇核心期刊論文。我羨慕他們每時每刻都有人陪著扯談，不像我，無聊時候，只能困獸般地在房間走來走去，拿起電話簿，卻不知可以撥通誰的電話，最後只得無奈放棄。儘管在他們眼裡，我過得很好，但我知道，我永遠沒有他們那份扯談的閒心，我永遠也不可能像他們一樣，走在村莊的任何角落，都會碰到熟悉的、能說話的人。
做冷事（喪禮）
除了大年期間連續的老戲外，死人以後的正式喪禮，也承擔了隘口村公共娛樂的功能。隘口村人將這一系列活動稱作“做冷事”，相對“紅白喜事”說法的籠統和不切實際，“冷事”的表述，不但嚴謹，也透露出更多對死者的悲憫。在隘口村人看來，一個人死了，不管他是活到噴嚏都沒有打一個、自然而然地睡過去；還是遭受諸如被車撞死的災難；或者因為受氣想不通，選擇了喝農藥、上吊……他們認為，無論怎樣的死法，人死了，就是一件使人傷心的事，不應該籠統地稱為“白喜事”。好人死了，世上便少了一個好人；壞人死了，他畢竟到世上來了一趟，好歹也算搶過一塊人皮；怪器人[4]死了，世間從此少了一個問主意的；傻子死了，難為他也是一世人；老人死了，熟悉的地方永遠消失了一個熟悉的身影；孩子死了，可憐他僅僅到陽間打了一個轉；自然死的，想起他的好處來，臠心肝肺都疼；自尋短路的，更讓人揪心，誰知道他哪口氣沒轉過來，誰知道他心裡有多苦……隘口村人對死充滿了一種理解的同情，對死充滿了一份從容卻不冷漠的體恤。四保生前，大家都喜歡逗他，但他死後，家家戶戶都買鞭炮，送他最後一程，幾個老人和婦女，眼圈紅紅，為他傷心。相比增添人口、生孩子的歡欣，喪事的莊重，讓隘口村人對“死”充滿了敬畏。隘口村人每次打講，提到“死人”被籠統稱為白喜事，就憤憤不平，嘮叨不已。
做冷事的種類比較多，一般有三種：第一種，也是程序最簡單的，叫“招魂”，一般針對十四歲以下早夭的孩子。對於被水淹死的幼童而言，這個環節不可缺少，隘口村人的一致看法是，如果不給孩子“招魂”，他就永遠只能做水鬼，沒有機會投胎做人，既然耽誤了孩子的今生，來世一定要彌補。第二種叫“總七”，此種儀式比之招魂要複雜一些，兩者明顯的區別在於，招魂的時候，遺體不能過夜，哪怕太陽落山以後出事，也一定要連夜將人安葬，否則，孩子就不能投胎，閻王就會將他留在身邊，永世當小鬼。而“總七”時，遺體一定要在家裡過夜。“總七”是一種簡單超度亡人的儀式，要由專門的道士來完成，主要針對過世的青壯年。隘口村的山背後，有一個專門負責給亡人“總七”的道士，平時他和常人沒什麼差別，喜歡吃肉、喝酒，經常紅光滿臉地出沒於隘口村前面的公路上，但一做起法事，彷彿變了一個人，那些鬼鬼神神，好像都很聽他的話。他穿一件長長的黑袍，坐在死者的旁邊，唸唸有詞，比起平日，多了幾分威嚴。最後一種是“做道場”，是最為複雜、當然也最有看頭的喪禮儀式，年齡較大或者德高望重的人，才能獲得這種禮遇。道場根據主人家的財力，又分為兩種：兩天三夜的，被稱為小道場；三天四夜的，被稱為大道場。相對“招魂”和“總七”的花費，“做道場”的開銷要大得多。因為請的是一些大和尚，而且請的人多，加上儀式的複雜和正式，做道場的費用，往往是辦喪事的主要開銷。隘口村人目睹做道場的繁瑣，明白此儀式純粹是死人對活人的一種折磨，不過給和尚們提供一個營生的機會。老人會從經濟的角度考慮，在世時總是對子孫、兒女說，“活著時對我好一點，死後總個七算了，不要做道場，活人難得跟著吃虧”。話是這麼說，看到家底殷實的家庭，給老人做了三天四夜的大道場，一個個還是羨慕得心裡難受。隘口村因此形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凡老人過世，不管家裡多麼困難，鄉親們都會出錢，資助幫著將道場做好。
“有人故了。”最先得到消息時，大家自然要唏噓、感歎一番，感歎完了，也就完了。每年總有人故去，每年總能聽得一些意想不到、但偏偏發生的事情；每年換季時候，總有幾家響起號啕大哭的聲音；村口的小徑，總能看到披麻戴孝、跪著報喪的男人。隘口村人儘管執著認真地活，但他們活的同時，沒有忘記人生的最後歸宿，沒有粗心到疏忽死神終究光顧的那天。他們同情的神經，目睹這種司空見慣的人生程序，少了幾分情緒化的表現。對他們而言，死亡既然不可避免，那麼不妨將道場的儀式，看做一個小小的節日。
不得不承認，相比看老戲，我更喜歡看做道場。我喜歡那種奇怪的音樂；喜歡大和尚穿著鮮艷的衣服，在堂屋中間神氣地穿來穿去；喜歡做法事敲擊木魚時，不緊不慢的聲音；喜歡主人在死者面前燃燒冥幣時，緩緩升起的火光和煙灰；我更喜歡堂屋四周掛滿描繪陰間圖景的畫片。那些畫片色彩艷麗，人物造型逼真，閻王神氣地坐在閻王殿裡，彷彿爸爸準備揍我們之前的威嚴；小鬼們則機靈可愛，喜歡在閻王面前耍點小性子，儘管是鬼的浮世繪，卻充滿了人間的邏輯和溫情。當然也有誇張而熟悉的畫面，諸如鬼推磨，下油鍋。讓我奇怪的是，小小的我，置身陰間的感性氛圍，沒有半點害怕，居然能從中得到奇妙的享受。我現在回憶，最後一次看完整的道場，還不到十歲，但我卻像歷經一次完美、立體的視覺、聽覺、嗅覺盛宴，總是難以忘懷其中的興奮和趣味。
做道場圖的是熱鬧，如果真要將死人說成是白喜事，我想主要來自老人死後，做道場所營構的氛圍。我很小的時候，就朦朦朧朧地感到，只要哪家死了老人，隘口村人內心深處，便升騰起一種羞於表達的快意。他們並非希望誰家死人，他們的快意，不過來自既成事實，既然死了人，既然人死不能復生，那也沒有辦法。在分擔共同的悲傷時，真正使他們寬慰的事，是可以看做道場，可以圍觀主家，增加熱鬧的氛圍。
做道場時，隘口村人有理由什麼都不幹。男人吃過晚飯，準時出現在法事地點，等著看和尚領著一家人，在堂屋內穿來穿去。女人收拾完畢，領著孩子，跟在男人屁股後面，去湊熱鬧。孩子們甚至作業都可以不做，老師檢查起來，就說看道場去了，老師認定這個理由，竟然也不追究。女人看做道場，主要看女人們怎麼哭泣。做道場的聲音有幾種，一種是和尚鼓搗的聲音，一種是女人的哭聲，一種便是看客的吵聲。看客的嘈雜聲是主調，但因為嘈雜，所以也聽不出什麼門道，只能算是道場的一種背景音樂。和尚鼓搗的聲音儘管特別，但畢竟太單調，旁人難以聽懂其中的真實含義，在道場的合奏中，只能算是伴奏。只有女人的哭聲，才是現場的主旋律，道場做得好不好，做得有沒有味道，最關鍵的細節，就是女人哭得好不好，哭得夠不夠動人。隘口村的女人，道場時候哭起來，往往聲情並茂、感情真摯，極富感染力。哭腔自發形成，千百年來，形成了一拖三歎的調子，哭詞則千變萬化，形象生動，指涉具體，哭的都是一些針頭線腦的事，“我的姊妹呀，你死得很可憐啊，你狠心丟下我，我怎麼過得下去啊”！誇張的抒情後，便開始歷數死者的好處，什麼時候給她送了一塊豆腐，什麼時候給了她一粒冰糖，什麼時候給了她一顆鹹梅子，什麼時候又幫她照顧了半天細伢子。一旦進入氛圍，無數的往事，便成為女人現場創作的哭詞，人越多，哭得越傷心，哭得越上緊。在悲傷中，她們因為被注意，於是悲傷伴隨哭泣，也就有了表演的味道，彷彿旁人的圍觀，是對她們哭泣的最好鼓勵和獎賞。圍觀的女人看到別人哭泣，也會因為情緒的波動，陪著流淚，她們心甘情願地沉浸到悲傷的氛圍中，彷彿各種哭聲，在一個無人知曉的角落，與自己息息關聯。我小時候看做道場，常常留意到這樣的場景，屋裡哭，屋外也站滿了眼睛通紅的女人，屋裡的人傷心，屋外的女人也陪著流淚。
現在看來，哭喪就是一種綜合藝術，相比別的表演形式，因為它置身真實的氛圍和場景，需要真正的感情投入，因而更具感染力，也能夠無形中熏陶旁人。儘管從客觀效果來看，哭喪有表演成分，但從主觀來看，這種藝術形式一旦付諸實踐，其表演性因為感情的濃度，立即消匿無痕。隘口村的女人，在我眼裡，女人味最足的時候，正來自哭喪時候的溫存，其真實、率性、情感的豐沛和充盈，在哭喪時候得到了充分表現。一旦哭起來，她們完全不顧忌個人形象，眼淚、鼻涕一大把，眼睛腫得像不小心擠爛了的草莓，嗓門沙啞得沒有半點聲音，哭喪完畢，人像大病了一場。我始終無法理解，無論多麼笨拙的女人，一到哭喪，便口齒伶俐，文采斐然。
做道場的具體程序，我始終不太清楚。我童年時在道場現場關注的，主要是一些表面化的東西，換言之，憑一個孩子的審美觀和理解力，我只關注到自己認為有趣的東西。隘口村的孩子，一到道場的熱鬧場合，就熱衷於鞭炮過後去爭搶幾個啞炮，我不喜歡啞炮，卻喜歡道場奇怪的氛圍和感覺，迷戀描繪陰間的畫片，喜歡木魚的拙樸，就像娶親時，喜歡看新娘羞澀、矜持的表情。但我知道，做道場對主家而言，是非常折磨人的事情，對孝子來說，更是人生的一道難關。如果說，生孩子是女人一生中的鬼門關，隘口村男子在雙親去世、面對道場做孝子的要求時，比起生孩子，也輕鬆不到哪裡去。我外公去世後，幾個舅舅連續跪了幾天，膝蓋腫得老高，血肉模糊，不知脫了幾層皮。對隘口村的老人來說，養兒子的實際功用和尊嚴，就體現在過世以後，是否有人在棺材前下跪幾天。沒有後人的老人，最害怕的不是生時沒人養，而是死後沒人跪。
法事開始了，三天四夜的道場開始了。隘口村在一種神秘的氛圍中，再一次活躍起來，人們變得興奮，並且開始毫無理由地忙碌。女人變得不愛嘮叨，男人變得更溫存，孩子變得更懂事，婆婆也變得更寬容，不再有事沒事便對媳婦挑三揀四，媳婦也變得孝敬起來，不再毫不示弱地反擊婆婆的挑釁。這是一種奇妙的變化，隘口村的人，很少注意到這種變化，我憑著孩童的敏銳，對此大為驚訝。但這種臨時的變化，不會維持太久，法事完畢，該上山的人，被吹吹打打地送上山，安葬完後，隘口村便立即恢復了平時的粗野和散漫，再現人間的煙火和生機。
我始終認為，隘口村人對道場的熱衷，恰好顯示其骨子裡是多麼渴望生活能有一些變化。女人厭倦了千篇一律的嘮叨，厭倦了丈夫打罵孩子的生活，渴望能溫文爾雅地過上幾天。做道場對她們而言，更像是對情緒的一次週期性調整，藉著別人的悲傷，她們毫無節制地揮灑內心的憂鬱和悲傷，在人生的無常中，品嚐著日子獨有的滋味，做道場對她們來說，就像一次不定期的節日，一次釋放心靈、舒緩壓力的節日。對男人來說，做道場給他們提供了一個自然的集會機會，晚上唱夜歌，更是那些念了點書、嗓門又好、還愛出風頭男人的表現舞台。有人唱夜歌，不但主家高興，隘口村的旁觀者也高興，不管怎麼說，這種相比哭喪而言更具理性氣質的語言藝術，能給大家帶來感觀上的愉悅。對老人而言，做道場更像是人生的一次預演，他們從大同小異的儀式中，感受著死的從容和生的坦然，感受著活人對死亡的重視和虔誠，目睹遲早要來的人生結局，可以包裹在如此絢爛的儀式中，自然少了一份對人生的恐懼。唯有對孩子，做道場具有純粹的娛樂功能，放縱的快樂來自父母暫時的疏忽。
我清楚記得，做道場時，我總喜歡在人群中穿來穿去。我害怕死者，但人多時候，也會麻著膽子，跑到死者身邊去偷看幾眼。我喜歡看鮮艷的壽被，喜歡壽被上面刺繡的金龍和鳳凰，它們張揚靈動，將死的殘酷襯托得明艷、絢麗。我還喜歡看死者穿的壽鞋，儘管壽鞋浸潤陰氣，但卡通味十足的式樣，還是讓沉重的死亡多了一份戲謔。
外婆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臨睡之前，將她艷麗的壽被、精緻的壽鞋，小心地從她父親裝官帽的皮箱中拿出來，帶著樟腦的氣味，在我面前展示，然後心滿意足地睡去，彷彿死亡是一次值得期待的節日，這讓我從小對壽被、壽鞋充滿了獨特的鑒賞力。在我眼中，毫無詩情畫意的隘口村人，對待死亡時，倒是充滿了別樣的耐心和情趣。我之所以一次次流連於道場的現場，迷戀各種對孩子而言沒有多少樂趣的程序，主要是捨不得其中奇奇怪怪的聲音，捨不得真真假假的畫面所營構的獨特氛圍。我目睹和尚領著一家人，在堂屋裡穿來穿去，履行繁瑣而單調的“打燈”儀式，目睹一家人披麻戴孝，跟著穿著鮮艷的和尚走個不停，我不知隘口村無比重視的道場儀式，是否真的能超度死者的亡靈。
道場做完了，熱鬧了很多天的隘口村，隨著木魚聲的消失，終於安靜下來。對主家而言，“冷事”結束，人生必不可少的折磨終於停止，但失去親人的悲傷，也許此時才真正在他們空落下來的心中瀰散開來。我現在才意識到，做道場的勞累和繁瑣，實際承擔了另一種功能，肉體的長時間折磨，確實能替代失去親人的精神痛苦。無論如何，失去朝夕相處的親人，對隘口村人而言，是一件傷心的事情，這種悲傷無法掩飾，也無法短期內自然排遣。然而，只要道場的鑼鼓響起，這種低落的情緒，馬上便被一種程式化的喧囂和來自體力上的勞累所沖淡。在做冷事的過程中，主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勞累，無法承受的勞累，很多時候，有人甚至從開始到結束，從來就沒有合過眼皮。我親眼見過一個孝子，在給父親跪喪時，竟然因為勞累，當場睡了過去，嚇得主家以為碰上了什麼邪氣。對隘口村人而言，憂傷需要代價，憂傷需要以體力為基礎，一旦體力不支，憂傷也只能變成一種奢望。
“冷事”結束的標誌，是燒靈屋。靈屋是生者給死者用紙糊的房子，房子的外形結構，頗像傳說中的宮殿，表面看來金碧輝煌、鮮艷無比，房子裡的擺設，跟真的一模一樣。陽間有什麼東西，靈屋裡面就有什麼東西，越是活在世上艱難的人，越會得到親人特意準備的精緻靈屋。我八九歲時看到的靈屋，裡面居然佈置了彩電和冰箱。我不知隘口村現在是否與時俱進，給靈屋配備了電腦和空調，車庫和小車。外婆八十歲後，關於她的後事，交代最多的，就是靈屋的配置，她唯一的要求，就是後人一定要給她一棟好的靈屋。儘管是紙糊的房子，卻寄托了老人最美好的願望。我到現在都難以接受，如此精緻漂亮的房子，等到冷事一結束，和死者的衣服、用物一樣，最後都避免不了化作一縷輕煙的命運。我一次次目睹顏色艷麗的靈屋，架在一堆毫無詩意的乾柴上面，在親人的哭訴聲中，連同亡人陽間的物事，最後在殘酷的燃燒中，化為灰燼，結束一切。隘口村人對死亡的理解，始終停留在“灰燼”層面：亡人用的錢，一定要化為灰燼；亡人住的房子，一定要化為灰燼；亡人要順利進入陰間，無牽無掛地適應另一個世界，也要將他陽間享用的物品，盡力化為灰燼。隘口村人的死亡觀中，始終浸潤了通透和徹底。在他們看來，人來到世上，搶到這塊人皮，本就由輕如灰燼的神秘東西結合而成，人離開陽間後，當然應該以一種縹緲的方式遠離塵世。
吵茶（鬧洞房）
隘口村人的生活，從吵茶的那一刻開始。直到自己到了也能被別人吵茶的年齡，我才意識到，這個多少帶點戲謔、邪氣的儀式，在人一生中的重要意義。
細舅二十歲那年娶了舅媽，舅媽羞答答地嫁過來了。十九歲的舅媽，從進門的那一刻開始，就和娘家人一直討論當天的現實問題：如何在晚飯之前成功地藏起來，如何躲過對隘口村新娘來說不可逃避的一個難關——吵茶。對羞答答的舅媽而言，對一個十九歲的少女而言，她無法想像細舅的夥伴們會怎樣捉弄她。
我清楚記得舅媽那天不易覺察的憂鬱，七歲的我，總是時時跑到細舅的新房，探頭探腦地打聽，舅媽是否找到了躲藏的辦法。我甚至準備傻乎乎地告訴她，我知道一個可靠的柴垛，那個柴垛在文伯伯家的灶屋後面，每次和小夥伴捉迷藏，我只要藏在那兒，就從來沒有閃失過。但舅媽怎麼躲得過去呢？細舅的人緣這麼好，舅媽怎麼躲得過去呢？舅媽費盡心機，絞盡腦汁，絲毫也沒有辦法。午飯剛剛過去，便有密探一直跟蹤她，直到夜幕降臨，舅媽還沒有找到脫身的辦法，我後悔沒有早點告訴舅媽柴垛的秘密，事實證明，我決策的失誤，給舅媽帶來了極大麻煩：新婚晚上，她與細舅，成為隘口村有史以來“吵茶”最凶的一對。
“吵茶”即鬧洞房，今天，我不知這個風俗是否保留下來。至少在我待在外婆身邊時，“吵茶”是隘口村冷事以外，最為隆重、也最為熱鬧的節目。對隘口村人而言，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時刻——結婚和死亡，對應的儀式，即“吵茶”和“冷事”。某種意義上，這兩者始終處於同一層面，都是走向某種新生：一種孕育新的生命，一種走向新的輪迴。對隘口村人而言，一生中能夠獲得他者對自身的關注，也只有在這兩個時刻，一個時刻可以感知，另一個時刻卻永遠隔離。年幼的我，自然分辨不出兩者對於人生的不同意義，在我眼中，吵茶和做冷事一樣，更多的是帶來一種觀賞的快感。我很早就留意到，一旦有年輕人結婚，隘口村的後生，就會潛滋暗長一種騷動，一種精神。
酒席終於結束了，叫花子打著千篇一律的蓮花落，滿嘴榮華富貴、兒孫滿堂，主家在庸俗、肉麻的誇讚中，送別赴宴的客人。所有的親人，領受了同樣的祝福和誇讚，在付出人情的代價後，一個個酒足飯飽、紅光滿面，他們打著飽嗝，剔著牙齒紛紛告退。只有那些蠢蠢欲動的年輕人，暗藏殺機，他們心懷鬼胎，躲在暗處，默默交流著最新的吵茶信息，暗中製造一個個新的惡作劇：諸如兩個人咬一個蘋果啦，兩個人吃一粒豌豆啦，讓新郎馱著新娘給客人點煙啦，讓新郎跪搓衣板啦，讓新郎喝涼水啦，更邪乎的時候，他們還要新人當眾表演夫妻最隱秘的事，要他們當眾幹一些讓人難為情的事。鬧到這種地步，就沒了正經，沒了規矩，當然也沒了大小。趁著混亂，常常有膽大的後生，跑到新娘的身邊，當著新郎的面亂摸一把，新郎惱不得、氣不得，旁邊有人幫襯著吆喝，逼著新郎對捉弄的後生講好話。新娘早就羞得無地自容，但在這群藉著酒力、滿臉邪皮的男人堆裡，除了乖乖配合，別無他法。
細舅的吵茶開始了。言語不多的細舅，在這個窘迫的時刻，手足無措。圍觀的後生，全然不顧細舅平時的厚道，一個個翻臉不認人似的耍著無賴，逼著細舅幹一些讓人尷尬的事情。舅媽羞得哭了，但哭了還是不放過。舅媽流著淚點煙，有故意搗亂的人，總是讓煙點不上，來來回回十幾根火柴，還是沒有按規定完成動作。於是就有人在後面，用一根誇張的木棍，打細舅的屁股，打得細舅一聲不吭，滿頭大汗。該取笑的取笑了，該玩樂的玩樂了，該折騰的也折騰了，一生中就此一次放肆，夜深人靜了，吵茶也該結束了。新生活開始了，洞房花燭夜的疲憊、疼痛，相伴而來了。
一生只有這個時刻，從這個時刻開始，從這個晚上開始，人生的責任、苦楚便只能自己背。吵茶是年輕人的成人禮，隘口村的年輕人，在歡笑的吵茶聲中，開始自己的新生活，無論痛苦與歡樂，不幸與美滿，都在同一個起點進行。
直到長大成人，我才真正懂得了吵茶滲透的放肆和任性。
細舅在半年前死了。他平淡的一生，再次創造了一個奇跡。他的冷事，是隘口村最熱鬧、最體面的一次，他的花圈，足足將偌大的堂屋擠破。我在人群中，聽著道場的奇怪樂聲，看到不再滋潤的舅媽，早已跨過十九歲的青澀，變得憔悴而滄桑。循著她的哭聲，我猛然想起細舅的吵茶之夜，想起他二十歲那年的青澀和窘迫。
我淚眼一片模糊。
看戲
隘口村人愛看戲。
每到過年，初一到十五，整整半個月，鐵定要請戲班子。因為唱的是花鼓戲，人員多，開銷也很大。單是戲子就有好幾桌，還有敲鑼打鼓的、挑擔子的、搭戲台的，每次都要將隘口村折騰一番。今天想來，隘口村真是一個有意思的地方。坦白說，80年代的隘口村，儘管經濟狀況比別的村莊要好點，但也說不上很有錢。奇怪的是，只要提到過年唱老戲，沒有人不願意出請戲班的份子錢，他們習慣了熱鬧，習慣了過年鑼鼓喧天地吵上十來天。
在我印象中，每到過年就下雨下雪。正因為這樣，看戲的情景反而記得格外清晰。戲台用各家各戶的門板搭成，台前懸掛著非常明亮的汽油燈。檯子後部拉扯了一塊又長又寬的幕布，戲班一般來自臨湘，有時也請隘口村福奶奶外甥的戲班子，福奶奶的外甥叫楊劍，自小便在隘口村長大，長大後便一直在天井劇團演小生。大年三十下午老戲開鑼後，隘口村便進入春節高潮狀態，村裡的老人、孩子和婦女，早早便開始占座位，有些甚至搬一個炭爐，全家人圍合而坐，還有的披了一床小小的被子，所有人都穿著厚厚的棉襖，戲台下花花綠綠的一大片，南方的冬天極其寒冷，但寒風中，卻是享受的臉。
我也愛看戲，跟著外婆，從小便迷戀花鼓戲，尤其喜歡打路台時的過門調子。打路台即唱戲之前的預備過程，原初的功能，用於驅鬼辟邪，後來就演變為一種慣例，專門用於渲染唱戲前的氛圍。過門響起，鑼啊、鼓啊、二胡啊，配合得天衣無縫，雖然程式化，但合起來的效果，歡樂祥和，百聽不厭。遺憾的是，多年以後，我找遍了多地的音響店，找了很多花鼓戲帶子，就是沒有辦法找回那一小段過門前奏，無緣重溫曾經令我心馳神往的旋律。
外公生前也癡迷看戲，對此他有一句經典評價，“唱戲的是瘋子，看戲的是哈性[5]”。至於唱戲的內容，我記得，在長達一周的看戲過程中，前面兩天往往是一些約定俗成的傳統曲目，諸如《五女拜壽》《劉海砍樵》《朱買臣賣柴》，隘口村年年唱戲，這些保留曲目年年上演。奇怪的是，儘管隘口村所有人對此都一清二楚，每一個細節、每一個動作、每一句唱詞，甚至水袖的甩法、衣服的搭配、演員的化妝，都爛熟於心，但他們還是樂意每年反覆看這些曲目，以致大部分人，都能看出戲台班子是否偷戲、漏戲。很明顯，隘口村人看戲的興趣，不在瞭解一個個熟悉的故事，他們迷戀既定的程序，以及程序所營構的氛圍，喜歡全村男女老少過年期間，依靠戲台聚集在一起。隘口村人最熟悉的曲目是《劉海砍樵》，這一曲目傳播廣，知名度高，是每年必看的保留節目。很長一段時間，我對隘口村男男女女都能唱上《劉海砍樵》中的一段，感到迷惑不解，直到現在，我才明白，在沒有電視和音響的日子，花鼓戲的表演，更能長進他們的血肉和靈魂。
我常常坐在外婆身邊，陪她一直看到深更半夜，隘口村人總是說，“看她們兩爹孫，夜夜都要看到拆戲檯子”。事實上，很多唱詞我聽不明白，有些程式化的動作，我也似懂非懂。比如，一個穿著青衣的老旦，將自己的頭發放下來，露出女人獨有的長辮子，然後在戲台上拚命地甩，我每次都誤以為，這是戲子故意把將頭髮解開給觀眾看，後來才明白，這種動作表示悲傷、無奈，暗示人生遇到了困境，諸如父母過世、仕途不順、遭受冤屈而又求告無門。
在所有的角色中，我最喜愛看“三花”，即“丑角”。花鼓戲的三花，化妝很獨特，頭髮紮成沖天炮，鼻子中央塗一點白粉，兩腮染得通紅，褲管捲得一個高一個低，說話拿腔捏調，神態嬉皮笑臉。每次三花一出台，我都能明顯感到戲台下面的騷動，氣氛也隨之一變。所有的孩子都愛看三花，所有隘口村人都喜歡三花。隘口村確實有很多三花似的人物，比如教會滿舅殺豬的仁義，一看到他的小眼睛，還有擠眉弄眼的神態，便讓人想起戲台上的三花。除了三花，我還喜歡“花旦”，尤其是“小旦”，我對女人的美，最初的啟蒙就來自小旦的扮相。她們衣著艷麗，以粉紅色諸多，身段苗條，曼妙飄逸，性格活潑、青春勃發，經過裝扮的小旦，在我眼裡個個都賽過天仙。以我童年的審美標準，世上再也沒有比小旦更美的女人。至於唱腔，也是婉轉、明麗，伴著二胡，緩緩道來，就算台詞聽不懂，旋律的美感，也足以讓我迷戀。在所有的劇目中，我真正喜歡的是悲劇，我喜歡小旦慼慼怨怨地在戲台上徐徐緩行，喜歡她們一招一式甩水袖的動作，喜歡她們慢慢唱上半天後，悲傷到極致，轉過臉去，眼睛下面便有瑩瑩淚滴，於是，台下便也有了無數淚光點點，老人的淚滴，女人的淚滴，孩子的淚滴。“這個女人好造孽啊！她做了京官的丈夫不認她，她真的好造孽啊！”等到小旦長長的曼舞停止，觀眾才收住唏噓的聲音。至今想起來，當時戲子的表演都非常投入，他們該流淚時流淚，該高興時高興，隨著情緒的流轉，在觀眾的陪伴下，在戲裡認認真真地演繹另一種人生。台下的觀眾更加投入，戲子的遭遇彷彿自己的人生，戲子哭，他們跟著哭；戲子的災難得到了解除，他們跟著高興；哪個角色受了冤屈，他們恨不得跳上台去，揍那個作惡的演員。在唱大戲的那幾天，隘口村成了一個天然的戲曲論壇，表演、唱腔、服飾、選本、唱詞、戲子等，村民們說起來，個個都是戲曲專家。
那是怎樣的一種情境呢？當隘口村的男女老少，都沉浸在一齣戲中，忙碌的村莊，在年關時節，真實地瀰漫著濃厚的文化氛圍。古典的鄉村結構，在80年代，依然葆有頑強的形式和生命力。而童年的我，卻一直心藏秘密：在所有的戲子中，我曾經如此迷戀福奶奶的外甥，每次只要看到他在台上表演，看到外婆對他誇讚不已，我就會激動心慌，就會失落和惆悵。
今天，這一切都不會重現。
隘口村的曬穀坪沒了，聽滿舅講，福奶奶外甥的戲班子早就解散了，在電視、電影橫行的時代，他們入不敷出，再也沒人請他們唱戲，“放個電影多省事啊！一個人的伙食，又用不著搭戲台，幕布往樹上一掛，一切就成了”。但隘口村的老人，始終對老戲念念不忘，電視、電影怎樣熱鬧，都不能讓他們過癮。更讓我難受的是，福奶奶唱戲的外甥，再也不唱戲了，面對四個孩子，他販賣過鋼材、開過小店，還曾經在路邊順帶賣過豬肉。我始終無法將他台上儀表堂堂的小生扮相和這些普通的職業聯繫起來，一聽到外婆談他的近況，我內心就隱隱鈍痛。“他的戲，唱得幾多好啊！真可惜了一個好角色”，隘口村人的老人，直到今天還在歎息。
今天，我再一次驚奇地發現，看戲對隘口村人而言，具有更多的象徵意味。比如那出百看不厭的《劉海砍樵》，對他們來講，細節早就爛熟於心，但他們還是需要每年春節，再集體地重溫一遍，他們需要二胡、嗩吶、鑼鼓所打造的旋律和節奏，在特定的時間，再一次營構特定的氣氛，他們需要耳邊響起，“肩釬擔，望山嶺，走過一程——”的腔調。還有《朱買臣賣柴》也是如此，儘管每句唱詞都深入骨髓，但他們還是需要朱買臣賣柴的故事，借助過年的氣氛，再一次潛入隘口村的人心角落，需要從朱買臣做官以後，馬前潑水的啟示中，獲得做人的基本底線。
我懂事以後才發現，隘口村人的價值觀念，多來自花鼓戲的熏染，在他們的道德觀中，拋妻別子、見義忘利、貪戀榮華富貴的小人，是被譴責的對象。我到現在才明白，隘口村人為什麼可以容忍五玲在家裡養野男人，為什麼對偷情如此寬容、理解。在他們的道德邏輯中，冬瓜佬病了、傻了，五玲沒有離他而去，並且始終伺候在身邊，冬瓜佬失去了生存能力，五玲要活下來，自然只能依靠別的男人，這沒有什麼過分。隘口村人對道德的理解、把握，充滿了來自生活的智慧，也給五玲留下了一條生存的縫隙。隘口村的老戲，經由過年的狂歡，像是一次強化而集中的道德過濾，在無形的熏染中，多年來，維繫著村莊的秩序和肌理。有意思的是，看戲的習俗，竟然影響了隘口村人的愛好和審美觀，很多人潛意識裡，總是一不小心，就將日常的生活和老戲扯上關聯。那個總是欠一屁股牌賬的魯貴，竟然從花鼓戲的觀摩中，悟出了一手專業水準的二胡；丁奶奶的滿女兒，一天到晚戴個假髮，穿紅戴綠，打扮得像個花旦；還有一個桃燦，三十多歲了，總是戴一束戲子的長髮，在隘口村晃來晃去……碰上這些怪人，村人從不指指點點，也不覺得驚奇。我還發現，隘口村的成年男人，不約而同地喜歡老旦所穿的玄色長衫。
戲如人生，人生如戲。
對我而言，這些細小的日常生活細節，早已化入我的骨髓，對我的人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從人格特質而言，我承認自己就是一個地道的長樂人，一個地道的隘口村人。
* * *
[1] 青獅橋人，主要指青獅村橋頭附近的居民，不包含整個青獅村人。
[2] 峒裡姑娘，指偏僻山村長大的姑娘。
[3] 沖裡：湘北一帶多山，沖裡指偏僻山溝中。
[4] 怪器人：方言，聰明人。
[5] 哈性：方言，蠢寶、傻瓜。
二 活力與隱憂，村莊當下的精神面影
和80年代村莊的寧靜、篤定相比，隨著90年代社會轉型的開始，隘口村開始變得躁動和熱鬧起來，村莊呈現出裂變的傾向：相比經濟實力的增強，讓人印象深刻的是社會風氣的變化，扭曲的價值觀和抽空的文化底蘊，使得“買碼”、吸毒和賭博等陋習一度成為村民無法擺脫的噩夢。令人欣慰的是，近年來，隨著政府對傳統文化的重視，村民受到外力的推動，重新喚醒了對村莊的記憶，激活的文化認同感，慢慢成為村民抵擋陋習的內在動力。在2015年的返鄉筆記中，我曾勾勒了村莊活力與隱憂共存的精神面影。
價值真空下的新挑戰
在考察村莊命運與傳統文化的關係時，我發現儘管豐三村和鳳形村相距遙遠，但兩地屬於同一種類型：村莊的演變，完全受制於外部條件，自身沒有內在的成長力量；面對外在的衝擊，缺乏來自村莊內部的抵抗力。經濟的貧困，構成村莊最明顯的面影；文化的匱乏和組織的潰散，成為村莊的內在肌理。從我瞭解的情況看，兩家的親人，大部分都在為溫飽抗爭，稍稍擺脫赤貧狀態也是在90年代外出打工之後。和物質生活的改善相比，他們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所承受的外部傷害，以及外出打工所受到的歧視，很少進入別人的視線。關鍵時候，陷入困境的親人，還得依賴其他家庭成員的幫助。
但我自小長大的隘口村，卻完全屬於另一種類型。從經濟條件來看，自我1976年被送往外婆家後，在漫長的歲月中，一直衣食無憂，媽媽外嫁以後，回到娘家，總是會收穫親人的憐惜。一直到今天，在整個汨羅的鄉鎮經濟中，長樂始終處於領先地位，而隘口村，更是八九十年代鄉鎮企業發展的重鎮。我小學的同學雄輝，初中都未畢業，卻能把握良好的機遇，從販賣保險櫃開始，逐漸擴大自己的商業領域。我的幾個舅舅，除了大舅沒有從事農業以外的活動，其他幾個都有自己的副業。二舅從1983年起就經營村裡第一家商店，做酒、做汽水、做飲料、制菌，什麼賺錢做什麼，算得上80年代商品意識覺醒很早的人；滿舅的膽子更大，在80年代早期就開起了織布廠，車水馬龍的廠子能解決村裡多人的就業問題；細舅則做泥瓦匠，養過母豬和腳豬[1]。
伴隨經濟的發展，村莊卻暗藏了極大的隱憂。在封閉的年代，隘口村憑借長樂鎮的底蘊、地緣優勢，獲得了比臨近村莊更好的物質條件，但在開放的年代，物質上的優勢，疊加價值觀的虛空，反而強化了他們性格上的冒險、虛榮，令他們更快投向了消費、享樂和投機主義的懷抱。自90年代以來，村莊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生活的貧困，而是敗壞的社會風氣帶來精神上的絕望和無奈。扭曲的價值觀，成為橫行村莊的毒瘤；及時行樂的習氣，在一片喧囂中，徹底消解了村莊幾百年來的安穩、篤定。
在2006年左右，隘口村吸毒、“買碼”、賭博之風達到頂點，整個村莊呈現出末日狂歡的氣息。大起大落的命運，左右著村人的日常生活，虛無的成功和殘酷的現實，天天在村莊上演。在此氛圍中，我的很多親人深陷其中，難以自拔：表妹鴻霞在“買碼”巨虧以後，為了逃避這種環境，毅然隨夫南下深圳；表弟魯智因為盲目的義氣，無法逃脫地混跡村中的“男孩幫”，多年以來，被吸毒、“買碼”兩根絞索左右，難以自拔，成為整個家族最大的心病；曾一直篤信好好工作、好好生活的大姐，也禁不住姐夫、妹妹的勸導，陷入“買碼”的泥坑……在這種如毒蛇般糾纏的無奈中，人性的複雜、軟弱、貪婪顯露無遺，但現實中，卻找不到任何來自價值觀層面的洗滌，幫助他們走出生活的誤區。
值得欣慰的是，近幾年來，政府目睹風氣巨變帶來的風險後，通過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推動，重拾“玩故事”的民俗，積極倡導傳統文化的復興，村莊也憑借自身豐厚的底蘊，正逐漸正本清源，恢復底氣。我年輕的表弟，經過人生的折騰，在親情的召喚下，決心重拾本分的生活，依靠勞動和聰明生存。這讓我意識到，當村莊陷入實際的困境時，蘊含其中的文化傳統，一旦能夠受到外在環境的激發，就能從內心深處喚醒村人的記憶，變成活水清泉，蕩滌髒污的文化入侵。至少，從隘口村近幾年來的文化實踐看，尊重民風民俗，盡力回歸傳統，將鄉村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和國家新農村建設的舉措結合起來，尋找到最佳的契合點，不失為重建村莊的可行路徑。
在涉及對鄉村命運的考察時，正是隘口村的存在，讓我意識到鄉村面相的複雜，意識到我筆下的豐三村、鳳形村，只能代表廣大鄉村的部分真實圖景，在中國複雜的地域分佈中，鄉村還有很多隱匿不見的其他可能。在我的經驗範圍內，如果要以更大的篇幅，勾勒整個鄉土中國的面貌，隘口村顯然不能忽視。我的疑惑是，在中國眾多的村落中，隘口村到底有怎樣的代表性？它所面臨的挑戰和困境，是否代表了中國村莊的某種共性？它所蘊含的活力和可能，到底能否通過行政或文化的力量，滲透進別的村莊，進而從整體上，實現村莊的修復和新生？更為重要的是，隘口村的實踐之所以有效，發達的經濟，顯然提供了基本前提。至少，相比其他生存艱難的村莊，隘口村大部分村民，不需要為了廉價的工資拋妻棄子，遠走他鄉，這從根本上保證了村莊人口的活力。
需要說明的是，隘口村部分的寫作，並非刻意安排的光明尾巴。在我的經驗視閾中，中國鄉村的複雜性，僅僅通過與我密切關聯的三個村莊，就能得到呈現。不同處境下的親人，面臨的困難和機遇，千差萬別。探討鄉村的出路，也許能從此種差異的存在中，找到有效的方式。
2015年返鄉筆記
中國國情的差異表現在任何一個層次，包括鄉村。2015年春節，滿舅邀請我們全家去他家過年，我因為兩歲就離開父母寄居外婆家，直到十二歲才離開，所以這次有機會到舅舅家過年，感覺非常親切，也格外開心。
過年的熱鬧程度超出我的想像，深圳的二舅一家也回來了，親人相見，濃濃的溫情立即瀰漫開來，童年的溫暖，竟能超越將近三十年的時光，重回心頭。不得不承認，親人之間的溫情，並未隨時光消逝半點。事實上，在和舅舅、舅媽、表兄妹相處的過程中，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在多年的求學生涯中，自己的情感已經遲鈍，也不習慣像親人那樣直接表達熱烈的感情。
吃過年飯後，因為擔心兒子跟不上隊伍，我跟隨一幫孩子去村裡拜年。說是拜年，其實是討紅包。這兩年，村裡不流行拜年分糖果，而是分紅包，給每個孩子一塊、兩塊錢。我觀察到很多村民的房子極為氣派，幾乎都是樓房，房子的裝修也和城市沒有任何區別，面積非常大（人均至少是60平米）。我還瞭解到，除了個別在縣城做生意、上班的人，村裡人大都不喜歡去城裡買房，有了錢還是喜歡在老家修房子。我的鴻霞表妹，結婚的時候剛剛在家裡重修了房子，這幾年在深圳賺了錢，儘管全家早已落戶深圳，可還是惦記在村裡重修房子。正因為人氣旺，村子倒也沒有顯示任何破敗的跡象。更令我感慨的是，和十年前相比，村裡的衛生條件得到了很明顯的改善，統一修了垃圾池，每天都有專人來清理垃圾（我認為村莊的管理水平遠遠超過廣州，村莊的整潔、乾淨也出乎我的意料）。
村裡的孩子，野性十足，極富活力，儘管也有一些留守兒童，但因為有親人照看，還是能獲得足夠多的愛（村子外出打工的，每年必回。在他們眼裡，不管有錢沒錢，不管混得好不好，回家過年，是天經地義的），根本就沒有農村孩子常見的膽怯和不自在。大年下午，我跟著孩子們拜年，跑了兩個小時，兒子力行早已累得不想走動，魯智的兒子魯正，比力行小一歲，則精神煥發，馬不停蹄，將戰利品放回家以後，竟然獨自騎著單車，跑到西山灣去拜年。鄉村公路上，過年返鄉車輛不少，滿舅居然放心一個七歲不到的孩子，騎車外出幾里。我對此表示驚訝，他立即說，“不礙事，不礙事。他早就一個人騎車外出，隘口村弄不丟人”！對比廣州生活的我，孩子快八歲了，卻從不敢讓他離開視線半步，以致過年那幾天，只要兒子和小夥伴不見了，我總是習慣性地去找人，惹得滿舅笑話。村裡的女孩子同樣開朗大膽，三十晚上，鴻霞表妹開車帶我們去臨近鎮上的歌廳唱歌，剛過魯家段牌坊不久，一群女孩子就在車前揮手，示意停車，鴻霞表妹的女兒打開車窗，和那些孩子笑著打招呼。我一打聽，原來那些女孩與表妹並不相識，她們想去鎮上玩，嫌步行勞累，於是就在路邊攔車，看能否搭乘一段。從女孩子不設防的舉動，可以判斷村裡的人際關係還好，保留了熟人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確實，富有活力、激情四射、愛熱鬧、講排場、性格野性、人情味濃，是村裡人的普遍特徵。以我春梅表妹的話就是，嫁到隘口村的峒裡姑娘，啞巴都能學會說話。我細舅的兒子新新，前幾年結婚，妻子就是峒裡的一個矮小女孩，剛過門時，性格極為內向靦腆，這次看到她，才兩三年，性情已非常開朗親切，早已融入隘口村的氛圍。更令我驚訝的是，這麼多年了，村裡人還是很團結，組織能力也強。村子原來靠近魯家段的公路，因為離屋子太近，隨著近年車輛增多，村人擔心孩子安全，於是大家馬上組織起來，在農田中間重新修了一條公路，家家都出錢，沒有人說閒話。
隘口村人大膽的性格，和村民的團結、齊心分不開，我滿舅就是一個極愛為頭的人（按今天的說法，就是一個天生具有領導才能的人）。80年代中期，滿舅辦廠最為紅火的時候，曾不畏麻煩，組織全村人在過年期間“玩龍”。“玩龍”規矩極多，人員多達幾百，涉及家家戶戶，是一項繁瑣的集體活動，對組織者的領導能力、協調能力、人格威望有極高要求。
這次回鄉，我最感欣慰的事情，是表弟魯智的徹底轉變。因為吸毒，多年來，他一直讓整個家族感到揪心和蒙羞。但無論他幹了什麼壞事，誰也沒有放棄對他轉變的信心和希望。在親人張羅著他結婚後，妻子因為整個家族給予的溫暖，拒絕了娘家人逼迫她離婚的要求，堅定地待在隘口村。為了讓表弟遠離毒友，深圳工作的鴻霞表妹給他找了份工作，讓他們夫婦一起上班，兩個孩子則交給舅舅、舅媽撫養。去年年終，表弟除了給舅媽買了價值八千多元的金手鐲，還給了舅舅兩萬元。過年回家，表弟的神色中終於有了理直氣壯做人的感覺，看到兩個可愛的孩子，感受到親人對他一如既往的關心，親情的溫暖讓他格外珍惜滿足。和他聊天，與任何一個為人父母的成年人一樣，談論最多的話題就是教育。他坦言目前最大的願望，就是將小兒子接到身邊，帶到深圳讀書。面對隘口村不太好的社會環境，他擔心對兒子的成長造成負面影響，他反覆說，“我走了彎路，不能再讓兒子誤入歧途”。表弟二十多歲時，曾因“買碼”，一個晚上暴賺過十幾萬，短短時間裡就積累了可觀財富，可最後還是因為“買碼”包單（吃單，不上報，風險自理），一個晚上賠光了整個家底，從此陷入困境，精神上一蹶不振。與那時完全不同，他的心態已徹底調整過來，對現在夫妻兩人每月包吃包住、還有一萬元收入的工作非常滿意。他唯一的心願，就是本本分分生活，將兩個孩子帶好，過一種如父輩般踏實、靠譜的生活。我們都笑他三十七歲才“上運”。滿舅因為兒子的轉變，精神狀態好了很多，幹起活來格外起勁。不得不承認，若不是親人的包容和幫助，表弟的轉變將極為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