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時空的鄉村書寫
黃燈
這是我的第一本書，我從來沒有想過，因為一篇文字的機緣，自己非常看重的出版亮相，會這樣出現。但我能想像的第一本書，就是今天這個樣子。
本書的面世，源於《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一文。在新媒體轟炸似的傳播中，此文事實上變成了一個公共傳播事件，並在2016年春節前後，直接引發全國鄉村話題大討論。這客觀上給我提供了一個契機，讓我得以審視自己多年的思想路徑，梳理內心的困惑，同時也借此回望多年沒有中斷的鄉村書寫，並最後下定決心克服自己散淡的性情，將以往的文字進行縫補、清理、加固，使它看起來像一本書的樣子。儘管本書並非刻意構思的產物，但卻是我對鄉村命題的一次完整表達，也是我個人生命境遇的一次直接亮相。其時空跨度之大，完全超出了我當初的預想。在時光的流轉中，不同時期的文字散發出完全不同的氣息，歸根結底，文字會帶上生命成長的底色，在張揚或收斂中等待自己的命運。
令我感慨的是，十三年來，世事已經發生太多變化，文字中活著的親人，有些已經離場，現實中早已離場的親人，卻在我的召喚下，在文字中復出。我沉浸在他們的世界中，從日常的蛛絲馬跡還原其生存軌跡。在整個寫作過程中，越是走近他們，便越能感知到沉默大地中的個體，他們內心所鬱積的不幸和悲傷、抗爭和堅忍。這個群體如此沉默，沉默到他們一旦進入我的視線，用文字與時間較量的念頭，就會成為我內心無法遏制的衝動。在城鄉的時空對比中，我驚訝地發現，親人早已習慣只從時間的維度，獲得對現實的感知，在這種遮蔽性視角中，他們甚至難以感知到明天的危機。但越是這樣，我越感覺到凸顯真相的必要，越感到自己不能對種種危機緘默不語，甚至想要以他們為模本，拋棄掉所有成規定見，將他們製作成光鮮時代的刺目標本。
關於農村的話題，我不是一個三農專家，這讓我一開始就意識到了表達的困境，更為實際的困擾在於，文體的雜糅將我推向了自我懷疑的境地。知識的規訓，一直在阻撓我以一種直接、有效的方式處理個人經驗，《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一文，正是我對這種困境的突圍嘗試。很多人覺得奇怪，為什麼此文會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呈現家庭的痛苦？對我而言，儘管這篇文字實現了對現實的直接指證，但回復到內心，事實上，這並不是一篇單純反映農村現實、揭露農村黑暗的文字。多年來，在時代變遷中，如何直面自己的經驗，直面個人的渺小、卑微，在無從把控的大潮中，探究個體和時代之間的隱秘關聯，一直都是我無法迴避的精神困境。講述我親人的故事和遭遇，實際上是我企圖救贖內心的開始。我無法從意義層面來界定親人生存的價值，但作為親歷者、介入者，我目睹他們命運的變遷，感知其痛苦、困惑，知道此種真實的存在，同樣擁有指證真相的功效。當時代裹脅無數的個體，一同駛向不確定的未來時，卑微的個體也在種種不確定性中，獲得了超越性的表達意義，獲得了表述的合法性。“家事即國事，個體即全部，細節承載真相”，我文中所展現的三個村莊：豐三村、鳳形村、隘口村，橫跨湖南、湖北兩省，儘管彼此看似毫無關聯、相距遙遠，但因為生活於此的親人擁有共同的農民身份，他們面對的挑戰和危機，都如出一轍，回望村莊，實際上也是完成另一種印證，實現一種遙遠的精神呼應。
需要說明的是，對村莊困境的表述並不意味著唱衰農村，唱衰的意思是，一個事情原本沒有想像中那麼糟糕，在當下的媒體語境中，尤其需要警惕故意從輿論上引導，故意抹黑。任何對鄉村困境的如實敘述，都可能被簡單指證為唱衰農村的口實。在我看來，伴隨新媒體的發展，近年流行的“返鄉體”，其實是在現實問題的倒逼下，一部分從農村走出的讀書人，從不同的專業角度、以不同的語言方式對農村真相的呈現，其差異主要表現在感性與理性、專業性與文學性的不同配比上，他們的表述也許無法窮盡農村的複雜面相，但在寫作的初衷上，確實看不出“故意唱衰”的本意。落實到本書，講出親人的故事，講出隱匿的生存真相，與其說是抱怨和吐槽，不如說是尋求改善路徑之前的剖析和正視。今天，儘管病症嚴重的村莊正面臨新的挑戰，但並不意味著村莊已陷入絕境。本書中，儘管我無力去診斷故土病症的因由，但作為親歷者，如實講出真相，以供更多的人理性診斷、對症下藥，就是以實際行動改變故土命運的開端。城市的光鮮，不應該以農村的頹敗、荒蕪為底色；平衡而穩定的社會結構，要實現可持續的良性發展，必然要顧及到最廣大的人群，以期實現共同發展的雙贏局面。
本書的寫作，最大的動力，歸根結底來自對農村問題的直面，來自對親人命運和鄉村關聯的考察。回想起來，這一意識的形成，來自我多年的持續思考。早在2002年，我就意識到時代轉型過程中，鄉村不應僅僅作為負載鄉愁情緒的場域，同時應被視為“問題的載體”，我就試圖確認親人命運和時代進程之間的關係。當年9月，我南下中山大學唸書時，突然意識到很多親人雖然和我生活在同一城市，卻有著完全不同的境遇。2003年，我曾寫作《廣州》[1]一文，這是我在朦朦朧朧的情緒觸發下，最早對“親人和鄉村問題關聯”的敘述：
再沒有一個城市像廣州這樣直接影響了我的生活，這種影響並不體現於我正在廣州求學，也不表現在儘管我到廣州才短短一年，但卻對這個說不清楚的城市有一種強烈的認同感。
對我而言，這個城市給我帶來的莫名親近，主要在於它容納了我這麼多的親人，在廣州悶熱而又潮濕的空氣裡，混雜了我親人的呼吸和眼淚。我的親人當然不可能和我一樣，能在這個喧囂的城市，擁有一間寬敞而又明亮的學校宿舍，能像我一樣悠閒地聽著英文歌曲、注視著窗外的樹影在陽光下舞動。當我從容安排一天的生活時，他們在這個叫作廣州的城市，很有可能為了每個月不到五百元的工資而不得不待在一個令人發悶的工廠終日勞累；當我很有規律地在操場運動時，比我小一歲的表妹，可能正在工廠外面擺攤子販賣最廉價的內衣和襪子；當我每天傍晚在網絡上面穿梭時，我的叔叔，這個整整淹沒在親人記憶中八年之久的男人，可能在他侄女無法知曉的角落，為了第二天的早餐而憂心忡忡。還有我那個從小一起玩大的表弟，因為學壞在家鄉混不下去，於是毅然將廣州當成了自己的棲息之地。
為了生存，他們遠離家鄉，他們心甘情願拒絕家鄉那縷在我眼裡依舊散發出浪漫氣息的炊煙的挽留，義無反顧地走向當初並不知道真相的廣州。他們蓬頭垢面地出現在城市的任何一條小巷，為了一點點小錢，不得不忍受別人無法想像的屈辱。他們為了實現內心的夢想，可以不顧一切白道、黑道地冒險。廣州在他們眼裡，是一個擺脫貧困的地方，廣州在他們眼裡，是一個永遠也無法走近的夢，是他們年輕時放飛自己心靈的所在。為了一個在很多人看來什麼也不是的卑微願望，他們可以忍受最廉價火車的擁擠，還有各種難聞的氣味，可以在每年春運期間，在過年氣息還沒有褪盡時，堅定做出離家的決定。在春運的噩夢中，他們可以忍受幾天幾夜綿綿不盡的長隊。在孩子的哭泣和挽留中，在年老父母送別的淚光中，他們為了到一個叫作廣州的城市，不得不做出這樣的選擇。
我的生命無法與這群人割斷，他們是我的親人。
儘管我與他們完全處在兩個不同的世界，儘管在街上遇見，我可能會為他們不得體的打扮尷尬、難為情，儘管我在心底裡承認他們的品位實在不夠，儘管我從心底裡討厭他們滿口髒話、隨處吸煙、隨地吐痰的惡習，但他們是我的親人。在他們走出廣州火車站這個喧囂而又毫無安全感的地方，踏進陷阱重重的人群後，我是他們唯一的依靠。我是他們拿起電話、唯一可以打定主意要聯繫的人，是他們在沒有找到工作前，唯一的小小依靠。
他們是我的親人。
他們在廣州尋夢，和我一樣。就因為這點，我沒法對廣州的擁擠、混亂抱怨半句，我沒法不從內心深處感謝廣州的寬容，儘管這個城市總是將我的親人淹沒並且藏在暗處。
2006年，博士畢業一年後，我曾有一個強烈的心願，將親人在南方打工的生活記錄下來，並計劃寫一本《我的親人在廣州》，因此，我有意識地去東莞黃江、廣州塘廈等地方探訪他們，並進行了一些訪談。本書中有關周婕、小果、瑛國叔、職培、河水叔、春梅的內容，主要來自2006年前後的訪談。說是“訪談”，其實更多的時候是在聊天，是親人間不由自主地傾訴和傾聽。十年了，當初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有些事情，我聽得驚心動魄，他們卻一臉平和。後來因為結婚、生子，還有工作上的事情，我的個人生活完全陷入無邊無際的瑣碎之中，寫作計劃並未完成，一擱就是十年。某種意義上，本書的寫作不過是延續十年前的計劃，是一次跨越時空的延續、彌補。
為了便於讀者更好把握各部分之間的關係，我交代一下具體內容的寫作時間，豐三村部分，《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完成於2015年11月，其他內容完成於2016年5月；鳳形村部分，除《故鄉：現代化進程中的村落命運》一文完成於2006年2月，其他內容在2006年和2016年訪談的基礎上，完成於2016年5月；隘口村部分，《80年代村莊的日常生活》一文完成於2003年，《2015年返鄉筆記》一文完成於2015年2月，其他部分在2016年訪談基礎上，完成於2016年5月。
最後，借出版機會，真心感謝眾多網友、親人師友和媒體朋友，原諒我無法一一列出諸位的名字。對我而言，這是多年沉默、隱匿的學院生活的一次集中淬煉。學術如何介入現實，學術如何在當下語境找到它最有生命力的形式，一直是我關注、焦灼之處，我知道這只是開端，但會堅持下去。
感謝劉瑞琳女士、羅丹妮女士，此刻，寫下你們的名字，具有重要意義。還要感謝十月文藝出版社韓敬群先生的理解和建議，與他的交往，讓我感受到心息相通的人總會相見。今天，讓人尊重、信任的出版人，是這個時代賜予寫作者、讀書人的最好禮物，在文字隱秘的快樂中，感謝命運讓我們經過漫長等待，依然可以感知到共同的精神歡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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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收入《對五個日常詞彙的解讀》，《天涯》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