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鳳形村
鳳形村行政上隸屬湖南省岳陽市汨羅市（縣級）三江鄉。汨羅市位於湖南省北部，境內有羅霄山脈北端支脈幕阜山，汨羅江流經全境。三江鄉位於汨羅市東北部，是汨羅、平江、岳陽三縣交界的革命老區，“三江”地名，來自發源於三縣的三條小江，一條由三江鄉智豐村發源，一條由平江縣岑川鎮發源，一條由岳陽縣境發源，三條小江於三江鄉十全村匯成一處，與汨羅江連通，最後流入湘江，匯入洞庭湖。鳳形村是三江鄉一個行政村，地處三江鄉西南，是一個有山有水的村莊。
一 故鄉：現代化進程中的村落命運[1]
1974年正月十五，我出生於湖南汨羅三江鄉鳳形村垛裡坡，這是一處依山傍水的美好居所。家鄉有“三十夜的火，元宵夜的燈”的說法，父母想都沒想，第三個女兒出生後，順便就取名“黃燈”。一個人只有外出了，才會站在高處，俯覽出生的村莊在地圖上的位置，才會在乎家鄉河流的來路和去向。
爺爺存活下來的兄弟一共有五人。我爺爺是老大，他二弟，我們稱呼為二爹，很早就過繼給了別人，但因為二爹在兒子僅僅三歲的時候早逝，族人為了照顧年幼的侄子小胖（我們稱呼為胖伯伯），親戚之間的走動並未中斷；爺爺的三弟，我們稱呼為五爹，五爹生育有三個孩子：兩個兒子（根叔、魏叔），一個女兒；爺爺的四弟，我們稱呼為七爹，生育有五個孩子，他在最小的兒子（我們稱呼為叔）十一二歲的時候就過世了；爺爺最小的弟弟，我們稱呼為八爹，八爹生育了五個孩子，去年80歲的時候投水去世。
1971年，爺爺因為害怕戰爭重現，固執地要將房子建在偏僻之處。他帶領一家老小，經過半年的辛勞，終於在鳳形村垛裡坡建起了現在的老宅。現在想來，老宅的興旺與熱鬧，在爸爸唯一的親弟弟，我的叔叔黃河水1980年娶了嬸嬸後達到頂峰。嬸嬸是個熱情爽朗的女人，個子不高，臉色紅潤，喜歡唱山歌。夏夜的星空下，我們全家聚在老屋門前的石板上，在牽牛花、石榴樹、葡萄籐搭的涼棚裡睡覺看星星，四周的山送來沁人心脾的涼風，潺潺的小溪歡快地繞屋而過，媽媽與嬸嬸說著女人間的悄悄話，爺爺與爸爸分享紙煙，因為獨門獨戶，方圓半里之內沒有別的人家，故而整個大家庭的關係顯得格外親密。
我出生時，老宅剛剛建好兩年多。大姐黃輝出生在另一個村子，二姐黃沁出生在外婆家，我是家中第一個出生在老宅的孩子。在我以後，又生了四個男孩，分別是弟弟黃柱，叔叔的大兒子黃炎培、二兒子黃職培[2]、三兒子黃峰。河水叔二十六歲時，嬸嬸去世，八年以後，經人介紹又認識了小霞嬸嬸，小霞嬸嬸來自遠方，沒有和河水叔結婚，後來生育了兒子黃峰，但因為孩子有先天性心臟病，在七個月時不幸夭折。小霞嬸嬸後來離開了河水叔，不知去向。
1986年，爸爸被評為汨羅市首批中學一級教師，獲得農轉非資格，為了給我們四姊妹更好的出路，他考慮再三，最後決定將家中所有成員轉為城鎮戶口，由此帶來的實際後果，就是剛剛分田到戶的田地全部被集體收回。
事實證明，爸爸的這一決定沒有帶來實際的好處。在讀書就能改變命運的時代，我們四姊妹的出路，沒有依賴“農轉非”的福利。1989年，大姐師範畢業，成為一名教師，後來改行做生意；1990年，二姐師範畢業，成為一名中學教師，目前就職於汨羅市一所中學；1995年，我大學畢業，在短暫工作後，開始了漫長的求學過程，徹底離開家鄉；1998年，弟弟大學畢業，因為學的是路橋專業，從此走南闖北，現定居浙江。對父母而言，“農轉非”後，失去土地，他們內心一直沒有安全感。1980年，正是因為對土地的留戀，爸爸毅然放棄了進城工作的機會，對此，媽媽情感上一直難以接受——用看得見的土地換回的僅僅是一個空頭的商品糧戶口。但在當時的語境下，“農轉非”意味著身份的徹底轉變，意味著世代為農的局面出現轉機。土地被收回後，面對四個年幼的孩子，父母決定尋找另外的生存機會。1986年，媽媽陪同爸爸來到三江中學，徹底離開了居住十幾年的老宅，自此以後，我們再也沒有回去居住。在叔叔南下打工、爺爺奶奶去世以後，兩個堂弟也徹底離開故地，老宅在年久失修中，終於坍塌，只留下了叔叔曾經居住的東邊住宅。
對於故鄉，我的印象非常模糊。因為姊妹多，年齡相隔近，1976年我兩歲左右就被送往汨羅的另一個古鎮——長樂，交給外婆撫養到快十二歲，才回到父母身邊念初中，那時，父母已離開老宅。初中畢業，我就徹底離開了只是短暫居留過的家，前往縣城的汨羅一中念高中，從此再也沒有在故鄉的土地上長久停留過。這樣，實際上，從出生到現在，我僅僅只在鳳形村居住了五年左右。儘管如此，我和故鄉的親人卻從未生疏，他們生存的點點滴滴我都非常熟悉，我父親的兄弟姊妹依然生活於此，他們的事情，經由父母之口，我爛熟於心。
2006年，目睹老家的變化，我寫下《故鄉：現代化進程中的村落命運》一文，這是我第一次有意識地將故土作為觀照對象，甚至是作為問題的載體進行審視——在時代的轉型中，結合自己的城鄉經驗，正視這片土地在轉型期的陣痛和迷茫，理性呈現故鄉的變化，並由此徹底告別青春時代對鄉村的浪漫敘述。套用今天“回鄉筆記”的說法，這是一篇徹頭徹尾的回鄉觀察。對鳳形村的呈現，我願意以十年前的這篇文字，作為起點。
故鄉是美好的。千百年來，故鄉對在外的遊子而言，無不成為他們精神和情感的寄托之處。對我而言，故鄉更是我的生命之根和情感之源。儘管出外求學多年，我對故地的牽掛和想念卻是一點也沒有減少，無論再忙，每年的假期我都盡量要回家待上一段時間。
令我驚異的是，近年來，我發現自己回家的渴望竟不像以前那樣強烈，故鄉對我而言，彷彿無形中多了一層隔膜，至於這種隔膜到底來自何方，我眼前也是朦朧一片。我得承認，年少時代對故鄉那份浪漫的想像，固然是我心態變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她近十年來的變化確實令人觸目驚心。在此，我無意從文學的角度對故鄉作些描述，而只是作為一個見證人，說說我所親歷的故鄉的一些變化，在現代化無所不至的社會進程中，我只想對故鄉鮮活的生存情狀作一簡單的勾勒。
河水髒了，青山禿了
2005年臘月初十左右，群叔（爸爸的堂弟，七爹的兒子）跑到我家，和爸爸商量，說是要找志癩子算賬。志癩子是老家鳳形村原來的村支書，前幾年以辦福利廠的名義和鄉政府聯合辦了一個紙廠，辦廠之初，由鄉政府出面，將群叔幾兄弟靠近河邊和馬路的農田徵收了過去，做了廠房，以優先招工為條件，答應每畝補助三千塊，但那些錢一直沒有兌現。找鄉政府，鄉政府說是廠子現在已經歸到了志老闆名下，和鄉政府沒有任何關係；找志癩子，說是錢早就給了鄉政府，鄉政府沒有將錢補到位，怪不得他。
姑且拋開每畝農田是否真的只值三千塊補助金這個前提不說，只說說造紙廠給親人帶來的傷害。顯而易見，群叔和他的兄弟是直接的受害者，由於家鄉的田地本來就不多，紙廠將他們的田地徵收後，糧食生產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儘管可以到紙廠上班，但每個月付出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後，所得也不會超過五百塊，更何況這種工作並不穩定，有活幹時，可能加班加點，沒活幹時，則可能一無所獲。更令我們痛心和遺憾的是，由於紙廠的安全設施差，我一個堂兄三哥在上夜班時，由於過度勞累，竟然不小心將整個大腿捲進了碎漿機中，他在三十六歲的時候永遠失去了自己的左腿，成了一個高位截肢的殘疾人。儘管最後經過協商賠了八萬塊錢，但這種椎心的傷痛是什麼都無法彌補的。
更重要的是，從長遠看來，紙廠對村人的最大傷害在於對環境的破壞。故鄉那條無名的小河在紙廠沒有開辦之前，終年水質甘甜，清澈見底，總能看到活潑的魚兒在陽光的照射下，藏在礁石的陰影中自由地嬉戲。自從紙廠開辦後，由於烏黑的廢水沒有經過任何處理就直接排進河道中，河水不到半年就變得昏黃污濁，臭氣熏天，村人甚至連鴨子都不敢放養。靠近紙廠的河岸更是成了一個巨大的垃圾場，旁人只得掩鼻而過。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些人靠紙廠獲得了巨大的利益，首先得利的當然是老闆。志癩子每年由此獲得的純利至少三十萬元（因為是福利廠，不用交一分錢的稅，加上和鄉政府合辦的背景，更可以省掉很多麻煩事），他因此也在短短的時間內成為村裡的首富。其次得利的當然是鄉政府，儘管難以確定他們之間分配利益的具體方式，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鄉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紙廠的後台和靠山，沒有鄉政府，志癩子的紙廠不可能開得這麼順利，他拖欠的征地補貼也不可能一拖再拖，甚至不了了之，自然，作為回報，他也不可能不給鄉政府任何好處。
從少數人的角度來看，紙廠所獲得的利潤當然是巨大的，但如果從整體看呢？這種收穫與付出相比，也許根本就不值一提：利潤可以計算，可以成為鄉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政績，可以成為全國GDP中的一個具體小數點，但紙廠侵佔農田給村民帶來的損失、幾萬村民賴以灌溉和生存的河水被污染後的代價、整體生態環境的變壞對村人健康的潛在損害，又有誰來真正計算過呢？事實上，這些無形的傷害並不因為它分散到了很多人身上、被某一群體共同承擔就可以忽略不計，相反，由於紙廠老闆和村人錯綜複雜的關係（客觀說，志癩子在開辦紙廠以前為人也並不太壞，他在村裡說不上人緣很好，但也沒有留下多少難以處理的關係），很多本應擺上檯面仔細研究和共同解決的迫切問題，反而就這樣耽擱下來。以上面提到的環境污染為例，紙廠開辦半年後，由於河水變質太快，村裡華叔（七爹的兒子）的田地根本就沒有辦法灌溉，他找志癩子商量，志癩子由於一時也拿不出解決的方案，不可能在短期內將污水處理跟上去，於是找到村裡原來的隊長強國叔（八爹的兒子），要強國叔和華叔商量。華叔和強國叔是堂兄弟關係，事情弄到這個地步，村裡熟人熟面，華叔看在強國叔的份上，也就不好說什麼。志癩子為了平息民憤，隨便弄了一個污水處理設備，然後放出風來，說污水是經過淨化的，對農田和飲用沒有危害，完全符合國家的相關標準。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個設備形同虛設，但又不可能再去和他計較什麼，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結果呢？河水變得越來越髒，鴨子還是不能放養，農田灌溉只得從水庫買水解決，河邊的公共井也只能被廢棄，村人直接用管子把山上的泉水接到家中。
泉水接到了家中，固然暫時解決了村人飲用水的難題，但沒有人可以保證曾經取之不盡的泉水永遠不會枯竭。綠水不再是綠水，青山又何曾還是青山？河水污染後，故鄉的青山彷彿也慢慢變成了光禿禿的山崗，到處是黃黃的裸露的岩石和岩石中間的土縫裡被砍過的樹樁。說起家鄉的山，我不由得想起童年的時光，那時由於植被生長好，小夥伴們總喜歡到山上玩，春天采映山紅，初夏端午時節采野草莓，秋天打堅果毛栗，冬天則到山上扒毛茸茸的樅樹葉子做引火柴[3]；不同的季節還能看到各種各樣的動物，野雞自不用說，我們總能在短短的灌木叢中看到它們傻傻地將頭埋進樹葉中，以躲避行人的笨樣子；還有野兔，灰灰黑黑的，速度很快，但也時常被我們打中；現在蹤影難覓的麂子也時常出現，長長的腿，總喜歡沿著峽谷或在峽谷裡一路狂奔；甚至還有狐狸，非常漂亮，大大的尾巴總喜歡擺在灌木叢中，露出機警的眼睛；松鼠和黃鼠狼更是常見，在樹叢中間跳來跳去，快樂異常。但現在，隨著山上的大樹被砍光（村裡的山分給個人後，個人自用，砍伐增多，加上前幾年建築業的飛速發展，對木材的需求量猛增，也直接導致很多人偷伐樹木），加上近年來煤氣的漲價，鄉親們承受不起高昂的費用，只得向大山索取燃料，這樣一來，連那些矮矮的灌木都未能倖免，山崗變“山光”就無可避免了。紙廠的開辦對河水的污染直接導致鄉親們對山泉的依賴，但隨著山上植被的減少，山泉也並非取之不盡的資源，由此看來，如果情況持續下去，總有一天，連鄉親們基本的飲用水也會受到嚴峻的挑戰。山清水秀的地方在無盡的掠奪下，就這樣一天天變得貧瘠而又滿目瘡痍。
群叔說要找志癩子算賬，可是這筆賬是否真的就只能算在志癩子一人身上呢？
跑江湖的嬸子回來了
除了生存環境的改變外，故鄉最明顯的變化莫過於常住人口結構的改變。
大年剛過，正月初一，父母帶我們幾姊妹挨家挨戶給本家的叔爺叔奶、堂伯堂叔拜年。本家的親戚幾年來變化較大，以前的土磚泥瓦房有一些已被新修的鋼筋混凝土樓房所取代，房屋的設計不再是以前的老式樣——堂屋帶連三間或者是堂屋帶連兩間，而是全部變成了目前流行的套間，和城裡時髦、實用的房屋結構沒有半點差別；裝修也一樣，用鮮亮的瓷磚鋪地板，組閤家具，掛窗簾，清一色的席夢思床，電器更是齊備。群叔的女兒因為長得漂亮，並且生得聰明伶俐，到長沙打工沒多久，就通過別人的介紹到一個賭場上班，專門負責看場子。由於賭場較大，常去的人都很有錢，她嘴巴乖巧，辦事靈活，總能得到客戶較高的小費；她還通過認識的一些客戶做做小生意，諸如夏天推銷空調、冬天推銷毛毯，總能賺一些“炮火錢”，光2005年就給了家裡兩萬塊，極大緩解了家裡的經濟壓力。我們挨家去拜年，不久就到了根叔（五爹的大兒子）家，剛近門口，看到一個鮮亮而又熟悉的身影閃過，姐夫眼亮，我們還沒反應過來是誰，他就開起了玩笑，“跑江湖的嬸子回來了。”我們一笑，方知道剛才門口閃過的那個身影是小珍叔（家鄉沒有針對女性的適合稱呼，不管男女，比父親年齡小的叔叔輩，全部稱為叔叔），她是根叔的老婆。
這幾年隨著老家打工潮的興起，青壯年勞力大都南下廣東，家裡主要留下老人和孩子，剛開始兩年還有一些生了孩子的婦女留在家中，但沒多久，年輕的媳婦生完孩子後也緊接著背井離鄉，加入到南下打工的行列。據我所知，家鄉出去的男勞力主要從事建築和裝修行業，幹一些體力活和簡單的技術活，並沒有固定的工作，工資收入也不穩定，忙時，一個月加班加點可以拿兩三千塊，閒時則可能要吃老本。女工則主要進工廠幹活，玩具廠、鞋廠、電子廠、製衣廠是她們常去的地方。我2004年到河水叔租住的地方過中秋，老家過來的嬸嬸聚在一起，她們都抱怨工廠的勞動強度太大。綵鳳叔（五爹小兒子魏叔的妻子）說，“太累了，真的吃不消，又沒有半點空，還以為出來日子好過，沒想到這麼難受”。瑛國叔（八爹的大女兒）說，“最主要的是眼睛受不了，一進廠房就流淚，縫紉機開起來眼睛就發昏，現在要是退還押金，就辭工”。季叔則說“真是在家千日好，出外時時難，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無論如何，就出來造這一次孽了，不如在家將伢子帶好”。說是這麼說，真到過完年，看到有人準備出來做事，那些體力好、孩子又已經斷奶的婦女又禁不住心癢，最後還是決定出來幹。她們也算過一筆賬，出來干再苦再累，一個月正常上班五百塊錢還是能夠掙的，一年下來，除了自己的開銷（一般工廠包吃包住，她們的開銷也小得可憐）外，最少也能存四五千塊錢（當然是在她們身體好、並且家人也平安的前提下），趁年輕干七八年存幾萬塊錢，修房子、送孩子唸書就有了一定的保障。
小珍叔就是其中主意最堅定的一個。她出生於60年代初期，比起那些年輕的媳婦，她的年齡要大一輪。在進城打工還沒有興起前，她嫁到老家，曾是村裡公認最能幹、最勤快的媳婦，生育了一雙兒女後，她做了結紮手術，但不久又懷了一胎，生了一個男孩。三個孩子圍著她轉，辛勞的程度可想而知。村裡有人出去打工後，她是第一個主動提出來要到外面做事的女人，家人都建議她在家帶好孩子，但她主意已定，在最小的兒子還不到三歲時，義無反顧地加入了打工者的行列。剛開始，她和別人一樣，進廠上班，過著辛苦但有規律的生活，一年後，她嫌工廠上班太累、工資低，就辭職不幹了，在廣州耗著，後來據說跟了一個包工程的老闆，時常出去跟他做一些雜事。自此以後，小珍叔在村人的嘴裡就變得曖昧起來。再後來，又聽說那個老闆出了事，死了，小珍叔還是沒有回家。在此之前，她曾經回來和根叔交涉過，想離婚，孩子一個也不要，東西也不要，根叔沒有答應。旁邊和她年齡差不多的女人提醒她，要給自己留一條後路，年輕時候在外面放浪也就算了，崽女畢竟還是親生的好，老了還是要靠他們的，凡事不要做得太絕。小珍叔將這些話聽進去了，再也沒有提出過離婚，根叔生性懦弱，也懶得管她，就由著她去。
客觀說，小珍叔也說不上是一個生性風流、沒有良心的女人，每年過年，無論如何，她都要回家，總要給根叔和孩子準備一些衣物和錢。媽媽曾經和她開玩笑，“在外面過得怎樣？”她淺淺一笑，很久才說上一句，“在外面過慣了，真的沒有辦法待在家裡”。長年在外的生活確實改變了她的性情，也改變了她的裝束和氣質。可以想像，在廣州，儘管她長期都處在社會的底層，但和村裡從來沒有出過遠門的女人比起來，畢竟見識要多一些，對生活的要求也要高一些。我還記得有一年她帶回來了一個相機，親戚一到她家，她就熱情地問，“照相不？”神色很誠懇，還帶了一點小姑娘的期盼和嬌羞。
不知為何，在親人有意無意對小珍叔的指責中，我對她更多的是一種理解的同情。她高中畢業，沒有考上大學，家裡困難，將她早早嫁給了老實巴交的根叔。根叔是一個老實人，勤快，但也真的只有勤快，兩人之間要說精神上的溝通，是幾乎不存在的，加上孩子多，她難以承受祖祖輩輩可以忍受的困苦生活，完全可以理解。讓人感到遺憾的是，在論及農村剩餘勞力進城打工時，很多人只算經濟賬而忽視掉了他們生活方式的變化對其生命質量的影響，以及由此帶來的精神困惑。
春節過後，很多年輕的夫妻由於急著進廠上班，往往大年剛過，就將年幼的孩子留在家裡，每年正月和孩子分別時，沒有一個孩子不是撕心裂肺地哭喊著挽留母親，年老的父母也躲在一旁抹眼淚，這種和親人分別的情感折磨是一般人難以體會和承受的；夫妻之間的分居就更常見，很多年輕的新婚夫婦，往往是舉行完婚禮後就勞燕分飛，外出謀生，懷了孩子就抽空回來生孩子，孩子斷奶，又出去了；孩子的早期教育當然說不上，年老的父母能夠照看好孩子的基本生活就算萬幸，要談對孩子的學習指導簡直是一種奢望，當然，他們一般也沒有這方面的意識，在他們看來，能夠給孩子賺來學費才是當務之急；至於年邁的父母，同樣承受了極大的壓力，隨著年歲的增長，這些老人的行動本來就遲緩了很多，有些連自己的生活都無法照顧，現在卻不得不照看年幼的孫子，體力上的辛勞可想而知。以上這些無疑極大地增加了留守家中的老人和孩子的生存風險，此外，他們沒有可以依賴的組織，一旦有什麼意外發生，在現有的情況下，根本沒有能力和辦法來補救和處理。
除了這些實際的困難外，他們的精神需求同樣不能忽視。在農村，他們被叫作農民，在城市，他們被稱作民工，但無論被叫作民工還是農民，他們對精神生活的需求是真實而又強烈的，他們希望獲得尊重、獲得關注的迫切心情，並不亞於他們想要改變自己的經濟地位的渴求。在地域、文化、社會地位、經濟差異的強烈碰撞下，他們的精神世界正承受著難以覺察的煎熬：城市儘管不屬於他們，甚至還會無形中給他們帶來屈辱，但他們卻熱愛城市，希望能做一個光鮮的城市人；農村儘管是他們的出生地，做一個農民儘管是他們與生俱來的命運，但在見識了外面的世界後，在目睹農村的真實情況後，他們早就徹頭徹尾地對農村生出了一種隔膜甚至是厭惡的感情。這種情感上的煎熬真實而又磨人，理想和現實之間產生了很深的矛盾，卻找不到解決矛盾的辦法。農村是他們的家園，他們卻無法對它產生一種天然的歸宿感和家園感；城市不過是他們討生活的人生驛站，他們卻渴望能夠在這個並不屬於他們的驛站多停留一分。
現今的學者對農村問題的研究，對農民命運的關懷，往往更注重從經濟的角度進入，但只要有過真實農村生活經驗的人，都可以發現精神生活的困惑和匱乏，對他們而言，也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在我看來，河水叔的選擇正來源於精神上的困惑。河水叔曾在80年代因承包工程賺過一大筆錢，揮霍掉後，再也沒有東山再起。其實，按照爸爸的想法，像他那樣聰明的人，只要老老實實地過日子，哪怕在農村，也不會過得太差，可他寧願蝸居在廣州那間又窄又暗又潮的小房子裡，也不願回鄉。他並非不知道廣州生活之艱難，但總是夢想著在城裡能夠再次發跡，還是執意選擇這樣一種活法，這種固執地堅守與其說是他好逸惡勞的脾氣對生活壓力的一種逃避，不如說是他對城市機會的強烈渴望。小珍叔的困惑更與精神上的迷惘有關，她沒有實現自己上大學的夢想，沒有辦法來到城市生活，但因為趕上了打工的浪潮，可以留在城市過一種卑微的生活。但現實總是制約著她做出選擇，她不能做一個徹底的城裡人，也不心甘情願做一個村婦。放棄了母親對孩子的責任，得到的只有誤解，她兩頭跑來跑去，過著一種自己都無法理解的生活，在別人的眼光中承受著道德的洗禮和審問。在親人的口中，她戲謔地變成了一個“跑江湖的女人”，回鄉過年她也就只能被姐夫說成是“跑江湖的嬸子回來了”，至於她淺淺一笑背後的傷痛和無奈，既不會被親人所體察，也不會進入到任何學者的研究視閾中。
老七被他的兒子放倒了
故鄉人口流入城市所帶來的最深遠的變化，並不是故鄉的房子變得越來越新、越來越時髦，而是他們所帶回的新的生活方式對村人已有生活的震盪。在傳統的價值觀念已破壞而新的觀念並未扎根的前提下，這些“舶來”的想法衝擊了故鄉的根基，也極大地敗壞了故鄉的風氣。
市場經濟的無孔不入，直接改變了村人的價值觀念，在和他們的交談中，窮怕了的鄉親們談得最多的是錢。我漫長的求學生涯結束後，他們和我的父母一樣，總算鬆了一口氣，在鄉親們看來，我畢業之日，恰似他們開春捉來的小豬出欄後應該計算成本之時，每次回到家中，他們總是理直氣壯地問我一些問題，而他們最有興趣的就是：你每月能掙多少錢？在得到我的如實回答後，他們怎麼也難以相信我竟然只拿這麼一點工資，“呵呵，那還比不上飛伢子一個月賺得多”。飛伢子是我五年級的一個同學，初中畢業後沒有接著唸書，在家鄉開了一家預制板廠，專門提供修建房子所需的建築用料。那些純樸的鄉親當然不會注意到我的尷尬，我當然也無法向他們解釋，我和飛伢子所幹的工作完全不同，在他們眼中，最能衡量人價值的標準毫無疑問只有金錢。能不能賺到錢，能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賺到最多的錢，已經內化為他們行動的最大理由和動力。
在我記憶中，故鄉雖然說不上富裕，但絕對是一個山清水秀，人情味極濃，而且風氣良好的地方。記得上世紀80年代全國上下“嚴打”，可嚴打的對象從來就沒有在故鄉這塊土地上出現過。但最近幾年，我卻深刻地體會到故鄉變了，故鄉爛了，爛到骨子裡了，只要一踏上故鄉的土地，誰都能感受到這塊土地的無序、污濁和浮躁！
每次回鄉拜年，看到的情景都讓我感慨不已。一方面，物質條件有了明顯改善；另一方面，人情氛圍已完全不如從前。堂叔們的房子連在一起，我們下車後一般從最近處的八爹家開始串門。沒想到，幾個堂叔家，幾乎家家戶戶的每個房間都是一桌牌，從撲克到麻將，從紙牌到骨牌，從“澳門翻”到“香港打法”，從“扳坨子”到“撈雞”，從男人到女人，從年輕人到老年人，從兒童到成年人，賭博之風可以說已到了無孔不入的程度。我還聽說很多農村婦女趕很遠的路去“扳坨子”，每一晚的輸贏成千上萬（她們往往拿著全家所有的家當孤注一擲，拚命一搏），家裡的事一概不管，甚至連飯也懶得做，小孩的學習更不可能過問。儘管我們回去的機會很少，但他們由於手頭的“工作緊張”，很明顯，已無暇多顧及我們。鳳伯伯要我們先坐一下，說是等她摸完這手牌再來給我們倒茶，口裡的禮節儘管還在，但我明顯感覺變了味。鳳伯伯是個熱情人，待客真誠，也做得一手好菜，在我印象中，回到老家往往意味著有好吃的菜餚，加上晚上一家人圍著火爐，說說家常，上點小吃——鹵豬肝、辣豆腐、炒豌豆、醬蘿蔔、生鹽姜，計劃著來年的事情，總是能夠感到一種切切實實的快樂和充實；但現在，這種景象再也沒有了，親人來了，拜年不過是個形式，速度比打火還快，在象徵性地和老人打個招呼後，大家總是能以最快的速度湊成一桌牌，昏天黑地，幾天幾夜，年就算是過完了。以前在農村流行的舞龍、玩獅子也難覓蹤跡，寂寥的村落除了偶爾能夠聽到幾聲鞭炮，就是麻將的聲音和牌桌上的吵鬧聲。
賭博、打牌還只是最常見也最不刺激的“常規節目”。近兩年，家鄉流行香港的六合彩——“買碼”，已經氾濫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在鄉親們口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彙早就與農活無關，“買碼”的誘惑像給他們注射了一針奇特的興奮劑，使得他們完全偏離了正常的生活軌跡，失去了理智和面對生活的從容和耐心。我一回家，就不斷有人要我幫忙“猜特碼”，每個人手頭不是一份碼報，就是厚厚的一本“白小姐”提供的“碼書”，他們對生肖、單雙、紅綠藍波的掌握令我驚訝。好多農村婦女幾十年來都沒有提筆寫過字，卻因為“買碼”做了厚厚的讀書筆記（對農村掃盲倒是功勞不小），她們這種認真的程度遠遠超過現在的研究生準備一篇學術論文。因為“買碼”，還鬧出了很多笑話。與我家鄉鄰近的大荊鎮，據說有一個農婦正在洗澡，因為聽說中了特碼，沒有穿衣服就直接溜出來了，在幾十人面前一絲不掛。我曾親歷過開碼現場，幾十個人站在屋簷下，等待從香港、廣州傳來開碼的信息，一個個神情緊張而又兩眼無神，嘴裡唸唸有詞，但就是不知道說些什麼；孩子在大人中間亂串，同樣興奮無比，在父母的縱容下也不斷加入到“買碼”的行列。
我父親這邊的親戚，幾乎家家都“買碼”，甚至連我爸爸的叔叔八爹，快八十歲的老人了，將他五年來從工廠撿廢品所積攢下來的三千元養老錢，毫不猶豫地投入到“買碼”的賭博中。我一個堂姐，因為參加寫單，被莊家吃了單，恰好那晚出了很多特碼，莊家跑了，堂姐不得不獨自承擔將近二十萬元的債務，一個原本還能過著安寧日子的家庭就這樣陷入了萬劫不復之中。我爸爸最好的朋友，小楊叔叔，在妻子患病去世後，獨自承擔了撫養五個未成年子女的重擔，好不容易將孩子拉扯大，千辛萬苦將所欠的債務還清，他因為抵擋不住“買碼”的誘惑，又重新背上了巨額的債務，過著噩夢般的生活……近年來，故鄉因為賭博或者“買碼”最後弄得自殺、甚至家破人亡的消息更是不絕於耳！我一個在郵政儲蓄工作的朋友曾經透露，2004年下半年，從家鄉匯到廣東的錢，一天最多有200多萬！他們在外面辛辛苦苦打工所掙的一點血汗錢，就這樣被“買碼”這根巨大的抽血管，重新輸到了廣州和香港這些原本就比家鄉要富裕得多的地方，從而使得故鄉這塊土地變得更加貧瘠而又荒涼。
面對“買碼”這種猖獗的局面，當地政府也出面採取過措施，有一段時間，當地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對付“買碼”寫單和做莊的人，很多人因此都進了局子，但情況沒有任何好轉，這些拿了身家性命參與賭博的人根本就不將這些懲處放在眼中。加上操作的難度太大（“買碼”剛剛開始時，還能找到寫單的現場，自從當地政府干預後，寫單的人根本就不出面，都是電話聯繫，他們憑著鄰里和親人之間的信任，發展到寫飛單，每次寫單的時候一到，電話就不堪重負，總是造成網絡堵塞和繁忙），整體看來，收效甚微。有人將這種狀況歸結為現在科技的發達：“都是信息太發達的緣故，一個電話打過去就可以報單，幾分鐘巨額匯款就可以到賬，如果像以前一樣信息閉塞，‘買碼’就搞不成器了。”這種分析當然有失偏頗，但不得不承認，現代科技的發展，往往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可以加快經濟的發展速度，提高效率；但另一方面，依賴於高科技傳播的消極事物往往會對預防能力極差、脆弱不堪的農村，產生致命的打擊，村民因此要承擔更高的經濟風險。
如果說，“買碼”之風終究會因為經濟規律的運行最終放慢甚至停止腳步，那麼，吸毒這顆毒瘤的潛滋暗長，只會將村莊推進一個可怕的深淵。我不止一次地聽到父母說起“老七被他的兒子放倒了”。
老七是我們鎮上最早的一個個體戶，先是做南雜（百貨）生意，80年代就在鎮上修了很氣派的樓房，隨著資金的積累，他又開了一家大米加工廠，每年的收入很可觀。但偏偏他的兒子偉伢子在廣東混上幾年後，染上了毒癮，人瘦得不成樣子。家裡憑借聲望和積累，好說歹說給他娶了個媳婦，媳婦懷了孩子後，因為無法忍受他毒癮發作後的反常，早早搬回了娘家。家境再好，也禁不住一個癮君子的折騰，老七沒有辦法，主動將兒子告發，讓公安機關將他關了一年。一年以後，兒子出獄，還是老樣子，他將兒子送去戒毒所幾次，但始終也沒有什麼起色，最後只得放棄。家裡的積累早就被兒子敗得不成樣子，更可怕的是，兒子的毒癮已經發展到只要見到別人稍稍值錢的東西，不論親疏，就要去搶。老七的米廠生意因此大受影響，五六十歲了因為請不起雇工，還要自己親自挑谷去打。“想想當年老七在花橋街上是如何風光，誰想到他今天會這麼霉氣，都是他遭報應的兒子害的！”
在家鄉，吸毒絕不是個案，“到了汨羅，到了花橋，就相當於到了廣州”，有人這樣形容家鄉的毒品交易之便。確實，由於家鄉處在三縣交界之處，交通便捷，地形複雜，加上臨近107國道、京珠高速公路，客觀上給毒品的流通提供了很多便利條件。我在鎮上時常能見到那些因為子女吸毒、背負著巨大精神壓力的父母，他們無精打采、形容枯槁、面色絕望，對生活已提不起任何勁頭。在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大潮中，他們曾經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勇立潮頭，打下一片基業，但他們沒有想到，在短短的十來年內，自己的人生竟然會淪落到這樣的境地。可以想像，毒品這顆在城市都沒有辦法控制的惡瘤，一旦在農村廣闊而又失控的土地上獲得繁殖機會，將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而由此帶來的社會問題，比如艾滋病的傳播，又會將家鄉人的命運引向何方？
全球化的浪潮確實無所不至，現代化的腳步並不會因為山村的遙遠就停止，通過故鄉的命運，我深切地感受到，農村就像一條沒有保障的小船，沒有舵手，沒有路燈，也沒有方向，正被現代化這股狂流沖得七零八落。單是一個六合彩，就導致家鄉的經濟倒退了好幾年，在這場無形的鬥爭中，很多人被無形地捲入其中，而這又製造了多少人間悲劇！
老七的命運，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縮影！
大學夢越來越遙遠了
很多人將老七命運的改變歸結為他沒有注重兒子的教育。確實，他如果在做生意之餘，能將一定的精力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中，偉伢子也許不會走上這樣一條道路，但問題是，就算他兒子教育好了，吸毒的氾濫並不會由此得到根本的遏制。事實上呢？近十年來，曾經承載了無數鄉親改變子孫命運夢想的教育，又獲得了怎樣的發展呢？
記得我初中和高中時（1986—1992），每年的暑假，高考成績的公佈往往成為全鄉最能吸引鄉親眼球的新聞：在信息極為閉塞的當時，每個參加高考孩子的分數短時間之內就會傳遍全鄉，誰家的孩子考上大學會立即成為全鄉最具震撼力的新聞。在當時，鄉親們都鉚足了勁要送孩子唸書，念完了初中念高中；老大念了，老二念，老二念了，老三念；高中應屆沒考上，復讀再考（我很多同窗通過復讀考上大學），考一屆不行考兩屆，直到考上為止（我熟知的一個學生最多復讀了八年，最後還是考上了一所中專）。我念的高中是本縣的重點中學汨羅一中，當初八個高一的新生班，幾乎所有的學生都達到了錄取分數線，放眼望去，到處可見衣著樸素但充滿自信的農村孩子。在當時，能夠考上一中的學生大多是來自各個鄉鎮的尖子生，我初三的化學老師在批評當時不認真讀書的學生時，喜歡用這樣的口氣誇讚一中的風氣：“任何學習的時間走進一中的校園，可以聽到一根針掉到地上的聲音。”言外之意就是我們應該到一中去參觀一下，感受一下一中的學習風氣。正因為這樣，在我們眼中，一中神聖而又高不可攀，是每一個想通過讀書改變命運的孩子夢寐以求的地方。家長在送孩子唸書這一點上，往往極易達成共識。大學，對於孩子和家長，都具有神奇的誘惑力。我家幾姊妹在那個時候，靠著父親微薄的工資相繼念完中專和大學。
但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一中每年的招生名額中，只有一半是通過劃定分數線考進來的，剩下的一半則留給那些家境好但分數不夠的學生。無論差多少，只要有足夠多的錢，就能進一中的校園。有時算起來，一分值幾千塊。對家境貧寒的農村孩子而言，這種情況實際上剝奪了他們一半的升學機會，如果他們的父母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就算成績還過得去，一旦跨不過那個競爭激烈的門檻，等待他們的命運就只能是南下打工。現有的升學體制同樣給他們設置了比以前大得多的障礙：小學、初中，由於教育資源的流失，他們享受不到好的教育；高中，他們在先天不足的情況下，自然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獲得和別人同樣的競爭機會；就算很少的孩子能夠擠過高考的獨木橋，他們升上大學後，面對強烈的反差，還是要承受很多別人不知的壓力。
我留意到，在我現在所任教的班上，通過學生給我寫的信，就知道來自農村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往往壓抑、敏感而又自尊，其性格較之家境好的孩子，明顯要自閉，她們往往獨自承受著旁人難以覺察、真實而又細微的傷痛。當別的孩子拿著手提電腦、擰著數碼相機、穿著他們叫不上名字的品牌服裝，盡情揮灑青春的時候，一個農村孩子卻要為自己的三餐而擔憂！面對此種景象，無論報紙上如何熱火朝天地討論，從理論的角度闡釋農村的孩子應該自立、自信的論點，都顯得隔靴搔癢而又不近人情——畢竟不是所有有幸考上大學、家境貧寒的農村孩子都是洪戰輝，不是所有的孩子在承受巨大壓力時，都能夠像洪戰輝那樣引起別人的關注，並由此徹底改變自己的命運，進而上升為一種道德的高標。儘管國家在這方面也採取了很多措施，諸如每年開學時候的綠色通道，銀行一年年公佈增加的無息助學貸款，但這些措施就算能夠解決他們每個個體的經濟困難，也無法改變他們對世界的悲觀看法，無法改變他們在長期艱難的處境中所形成的性格。更何況，他們大學畢業以後的前景，和來自家境好、尤其是有權有勢的家庭的同齡人們比較起來，更是天壤之別：也許，同窗畢業以後就能有房有車，甚至能夠出國深造，但他們卻面臨著畢業後將用十年低廉的工資，來償清讀書所欠下的巨債這樣一個現實。他們沒有任何過硬的社會關係，可能在實際能力、知識水平上也比不上別人，在目前競爭日漸激烈的環境中，有誰想過他們的命運之舟到底能劃向何方？
正因如此，我的高中同窗只要一見面，就感歎：“幸虧出生早，趕上了讀書成本低的時代，要是現在，我們根本就沒有辦法讀出來！”我在上面提到的小楊叔叔，大女兒考上一中後，因為下面弟妹多，母親去世早，根本就沒有邁進高中的門檻，初中畢業後就直接到廣州打工，十九歲剛過，就匆匆嫁了人。
也正因為這樣，現在的父母也不像我唸書時那樣，對兒女上學抱有太多的期望。他們平時也懶得管孩子的學習。年輕的父母就算不外出打工，完成基本的農活後，大部分時間都沉湎於打牌賭博，小孩從出生到上小學以前，基本的成長環境就是牌桌。這些沉湎牌桌、神情疲憊而又散淡的母親，無不折射了家鄉面貌的改變，無不表明了承擔培養和教育新一代農村孩子的家長的態度：他們對教育的冷漠和無奈，與城裡家長對教育的熱情和投入，構成了鮮明的對比！
學校的老師又會怎樣呢？以前，由於教師的工資歸縣財政直接撥款，待在縣城和偏僻的山村，只要是正式老師，待遇不會有很大的差別。隨著財政包干政策的實行，經濟狀況好的地方，老師的待遇比經濟落後的地方要好很多，城裡老師的工資隨著公務員一次次加薪而上漲，而農村老師的工資幾十年如一日，很多該給的都無法兌現，這就導致農村的老師削尖腦袋往鎮上鑽，鎮上的老師削尖腦袋往縣城鑽，而縣重點中學的老師又削尖腦袋往沿海發達地區鑽。
隨之而來的是，農村的孩子，只要家裡有一點點門路，都不在鄉里的中學唸書了，而是往縣城的中學鑽。當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這個條件，因此，農村中學還是得維持。教育撥款相當有限，老師的收入很多年都不看漲，校長為了調動老師的積極性，沒有別的門路，唯有從學生身上想辦法。明的費用不能亂收，只得另闢蹊徑，從後勤入手，要求學生中午在學校用餐，或者倡議畢業班的學生寄宿，通過學生的伙食和住宿費獲得一點收入，作為老師微薄的福利。這種情況下，老師對於教學幾乎都不怎麼上心，很多骨幹不是想辦法調走，就是通過種種手段外出謀生；那些留下來教書的，工作上的事只求能夠對付，平時有空就打牌賭博。校園風氣也越來越差，由於家長對孩子不抱指望，經常會出現老師稍稍管教了一下學生，家長就嚷著要找老師算賬的狀況，如此一來，有良知和責任感的老師的工作熱情也大受打擊。可想而知，這種師資條件下的教學質量能夠達到怎樣的程度。
由於我家就在一所中學裡面，應校長的邀請，我曾經和那些孩子作過一次座談，儘管只和他們接觸過一次，但很多孩子都叫我老師，我一回家，總有孩子透過家裡的窗戶看我，有的還上樓來和我說上幾句。憑直覺，這些孩子並不像很多老師說的那樣難以教育，也不像很多家長認定的那樣沒有出息，他們大多聰明活潑，也對未來懷有美好的願望，只不過他們像一粒等待發芽生長的種子，卻沒有找到一塊肥沃的土地。我有一次和幾個女孩聊天，問她們初中畢業以後想幹什麼，願不願意念高中考大學，一個女孩說，“當然願意，只怕高中考不取。就算考取了大學，家裡也不見得送得起”。還有一個女孩很直接地回答，“畢業以後就去打工”。後來得知，她父母在她念小學的時候就到廣東打工去了，她最大的心願就是快點初中畢業，能夠盡量回到父母的身邊。
明天怎麼辦呢？
我無力對故鄉的變化做一個詳細的描述。每每置身故鄉這種真實的氛圍，我就感覺自己的生命之源彷彿被切斷了一樣。每次回鄉，看到那些不再親切的景象，就從內心生出莫名的擔憂：故鄉像一條無法掌握命運的小船，在凶險的大海中隨波逐流，而我這個已經逃脫了這艘命運莫測的小船的遊子，在有些時候，竟然還抱怨故鄉不再能夠像兒時一樣，給我提供溫暖的庇護和依靠。故鄉是我的根基，當我預感到這種根基不再穩固的時候，我又怎能心安理得地過我的日子呢？就算我可以逃離這艘小船，就算我可以永遠不再回到生養我的土地，那種血脈相連的情感紐帶，又怎能隨著時空的變化隨便割斷？
我不知是什麼悄悄地改變了故鄉的命運，是什麼悄悄地改變了親人的性格和面貌，也不知從哪天起，這種真實的轉折就已登陸故鄉的土地。當親人面對日漸艱難的真實生活處境而只能抱怨命運的捉弄和不公時，我是多麼想告訴善良的親人，這些變故並不僅僅與命運密切相關；千百年來，和我的祖輩一樣，只是因為已經習慣了承受，習慣了最底層的掙扎和無人傾聽的苦難，所以親人在面對災難時總是首先從自身找原因，並以此抹平心中的憤懣和不平。而面對他們的“墮落”和“不爭”，我只是隱約覺得，原本純樸的親人之所以失去理智參加一些對他們而言只是走向深淵的活動，並不是他們人性中“惡”的方面被無端激發，而是多年來現實對他們的衝擊，以及他們對這種衝擊的無奈回應。
故鄉原本美麗的土地變得日漸骯髒而又醜陋，鄉親們也為此做出過抗爭和選擇，但“經濟利益”的前景足以使他們放棄這種無力的抗爭，也使得他們沒有任何辦法違抗地方政府的說服和教育；故鄉淳樸的民風變得面目可憎，也並非他們自甘墮落，他們不過在無望的生活中成為龐大的盲目人群中的一個。在賭博和“買碼”的狂潮背後，我看到更多的，是親人真實的悔恨和辛酸的淚水，只不過，單憑自制力，還是無法阻擋他們去追逐那可怕的夢魘。對孩子的教育，如果說，在以前的體制下，他們的子女通過勤學苦讀升上大學後，還有可能徹底改變命運，那麼，在教育資源分配越來越不均衡的今天，我那些在農村土生土長的親人，基本上已經不可能將希望寄托在這個虛無縹緲的夢想上面——就算他們的孩子能夠考上高中、考上大學，他們也沒有能力去供養孩子唸書；就算他們全家背負巨額債務，將孩子供完了大學，誰又能保證，在就業環境日漸緊張、關係日漸複雜的時代，他的孩子能夠找到一個如意的工作？為了改變命運需要付出的代價如此巨大，可即便如此，未來依然要面對這麼多的陷阱，對承擔風險能力極低的鄉親們而言，誰還敢將全家的命運都寄托在此上面？
他們需要金錢！他們從來就沒有像現在一樣，對金錢充滿了赤裸裸的渴望，哪怕在過去餓飯的日子裡，也不曾有過這樣瘋狂的慾念。他們還夢想著能夠送孩子唸書，他們也害怕不期而至的災難、疾病，他們每個人都背負著贍養父母的重任，他們要對付農村數額龐大的人情開支……不可否認，就算這些對他們而言並不構成真實的經濟壓力，他們的靈魂深處同樣有理由充滿別樣的慾望，在信息發達的今天，他們既然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知道了別的生活方式，當然不可避免會滋生出別樣的慾望。
他們需要依靠！他們就像做了錯事的孩子，只要不被父母拋棄，哪怕是承受父母的一頓責罵，也心甘情願！他們出生在農村，但這一片生養他的故土，卻難以使其從內心深處產生一種真實而深刻的家園感，而似一片浮萍無所歸依；他們被城裡的文明人視為愚昧落後的群體，但從來就沒有人為他們提供免費的咖啡和雞尾酒，來告訴他們怎樣培養高雅的氣質，更沒有人來首先保證他們的生存，然後告訴他們一些文明的禮節。他們自私，不會主動去保護河流，也不會想到山上的植被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但在他們的河水被污染後，在他們無法支付燃料費而要砍伐山林時，並沒有相關的措施來解決他們的難題。
面對故鄉迅速頹敗的命運，也並非沒有人為此做出過努力。在農村傳統的文化遭到徹底破壞後，城市文明並沒有在此扎根。我原以為電視在農村的普及，會切切實實改變農村的文化生活，但事實上，種種和生活隔膜、作秀多於關懷的節目並不能激起他們的半點興趣，“超女”儘管使得滿世界的城裡人為之瘋狂，但沒有一個入圍的女子就是他們身邊的鄰家女孩。在這樣一種匱乏的精神狀態中，當帶著利益又充滿刺激的賭博和六合彩悄悄來臨時，它們勢如破竹的進展就可以想像、也可以預見了。
針對故鄉的種種變化，90年代中期，村裡人出錢重修了一個趙公廟——這也是目前村裡唯一的公共設施——他們將風氣的敗壞歸結到神明沒有顯靈。不幸的是，趙公廟修好沒兩年，廟裡陳列的那尊上百年的菩薩被外縣人偷走了。自此以後，故鄉好像頻頻出事，單2004年，村裡就接連出了幾樁大事：首先是正月十五，我堂兄三哥在紙廠上班的時候，被機器軋斷了左腿；幾個月後，又從廣東傳來消息，外出打工的黑皮被電打死；下半年，村裡唯一的赤腳醫生水平在行醫的過程中，因為趕路騎摩托不小心撞死了一個外地人。這種種災難的發生，加劇了他們的不安，命運的變幻莫測，更使他們無所適從，他們當然不會認為這些事故的發生只是一種偶然，更不會將這些偶然的事故，歸結到社會的高速發展對他們生存環境的破壞。
為了求得生活的平安，一些傳統的儀式重新走上了檯面。鄉戲在沉寂了多年以後，在2006年的正月，再次出現在村裡簡陋的戲台上面，我記得正月十五下午唱的那場《賣妙郎》，坐在我後面的村婦看得淚光點點，唏噓不已，一個勁地感歎，“這個戲是在教育現在的後生仔，是在教育他們，要孝順、要講良心”。“打醮”作為一種民俗，也成為村裡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挽救頹敗的鄉村命運的一種手段。我看到純樸的村民在鬼王游村時的虔誠，看到鄉間法師一臉的嚴肅和真誠，看到驚慌的農婦在將象徵著災難的那盆水潑出去後的釋然。這些傳統禮儀的重現，純粹出自一種天然，村民沐浴在這些洗禮中，臉上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寧靜和坦然。也許，為了緩衝城市文化對鄉村的強烈震盪，為了增強農村的抵抗力並且盡快恢復農村的秩序，從而使得他們獲得一種精神上面的歸宿，最後還是離不開生長在他們骨子裡的傳統文化的復興和重建。
而我呢？面對故鄉的現實，每次意識到應該去做點什麼的時候，是否還會像以前那樣，以個人力量單薄為由再一次進行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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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寫於十年前，發表於《天涯》2006年第4期，十年過去了，文中提到的諸多問題，今天依然存在，並未隨著時間的流逝獲得根本的解決。今天，作為對鳳形村的一種整體表述，此文依然有其現實針對性。
[2] 乳名“妹妹”，大堂弟炎培在嬸嬸生育第二個孩子時，一直念叨著要一個妹妹，嬸嬸為了滿足大兒子的心願，將小兒子的乳名喚為“妹妹”，親人也一直這樣稱呼，他的大名只出現在身份證上，這是早逝的嬸嬸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留下的唯一印記。
[3] 引火柴：農村柴火灶點燃硬質木料的易燃柴草，一般為樹葉。
二 素描：村莊裡的親人
十年過去了，當年我在文中提到的環境污染、人員流動、風氣變壞、教育危機等現實問題並沒有得到根本性改善；有些問題，更加暴露了多年累積的嚴重後果，看不到改善的可能。在環境污染方面，隨著時光的流逝，十多年前就埋下的巨大隱患，已徹底顯露出它潛藏的惡果和對親人的報應。近年來，之前聞所未聞的尿毒症，已經成為一種常見的疾病，每隔一段時間，我就會從親人口中聽說某某又患此類惡疾的消息。他們自然無力追溯環境污染和疾病之間的關聯，在無望中，求生的願望驅使患病的群體結成聯盟，在汨羅不少地方，尿毒症患者已成為販毒群體的主力，他們一方面通過販毒的可觀收入維持透析、延緩病情，一方面也通過吸食毒品減輕痛苦。更重要的是，面對公安機關的打擊，他們的特殊病體成為天然防護，就算被抓進局子，一周必須數次透析才得以維持生命的實情，也使得公安機關毫無辦法。法制的空子，就這樣被重病的軀體鑽進，鄉村治理的無序和無力，在這一點上最為明顯。但誰又能否認，他們作惡的始因，與祖祖輩輩生存的土地被無法逆轉地污染糟蹋，有著深刻的關聯呢？
伴隨人員流動的一個殘酷現實是，老去的叔叔們，在城裡被耗盡，成為咀嚼過的甘蔗渣後，遠方的城市並沒有預留他們老去的空間，回到故鄉成為最後的無奈選擇。但坍塌的房屋、荒蕪的土地、惡化的健康、窘迫的子女，都加劇了養老的壓力，成為擺在他們面前的現實圖景，以後的日子怎樣度過，依然是無法想像、也沒有答案的事情。至於風氣變壞所導致的吸毒、“買碼”和賭博，隨著經濟的疲軟，也呈現出了新的變化。“買碼”得到了遏制，不再如十年前瘋狂，但已內化為很多人的日常習慣，深信此道的人仍不在少數，甚至意想不到地給村人提供了穩固的“就業機會”。吸毒連帶販毒的猖獗，依然是故土大地上越來越令人生畏的毒瘤，變異出一些以往時代、別的地方沒有的病毒，使得這一毒瘤所依附的土壤越來越污濁，社會風氣越來越敗壞。至於教育，我到現在都記得，故鄉那片貧瘠的土地，在80年代時，讀書承載了類似於宗教信仰般的神聖情感，無論家裡多窮，送孩子唸書是父老鄉親的最大共識，但今天，生源萎縮，那批心懷教育理想的老師，不是年老退休，就是遠走他鄉，伴隨校園的破敗，這一象徵鄉土希望的場域，已愈來愈顯示出沒落窮途。鄉村就如一個無法破解的謎局，一旦進入惡性循環、開啟了第一個程序，後面的死結就越纏越緊。
當然，對我的親人而言，隨著老的老去、小的長大，經濟狀況的變化和人口結構的更替，也並非全然沒有一點變化。
在我出生的地方，如鳳形村，對人的稱謂特別籠統。尤其對於長輩，一般爺爺輩的稱呼為爹爹（發“嗲”音）；父親輩的，若是比父親年長的，統一叫伯伯，比父親年輕的，統一叫叔叔，不分男女。在具體稱呼時，一般是名字後面加一個稱謂，譬如我的親叔叔黃河水，我們稱呼他為河水叔；而八爹的小女兒黃瑛國，我們稱呼她為瑛國叔。這種籠統的稱呼，可以看出整個大家庭，依舊建立在人倫等級的秩序上，體現了對血緣關係的重視，也無形中彰顯了家庭成員的責任和義務。而對女性稱呼的忽視，更強化了傳統家族建立在男權基礎上的等級和人倫秩序，直到今天，依然在語言層面頑固留存。
爺爺兄弟五人，他是老大，由於生活艱難，五兄弟中有四個兄弟都是討親。奶奶離婚嫁給爺爺時和前夫育有一兒一女，根據約定，兩個孩子留在夫家。和爺爺結婚後，奶奶又生了三個孩子，這樣我父親一共有五個兄妹。回望這十年，五奶奶在最小的兒子、兒媳外出打工後，不得不承擔起照顧最後一個孫子的人生重任；2013年，她八十四歲，老人家終於再也無力為兒女們奉獻餘生，戀戀不捨地離開了人世。八奶奶自嫁到黃家，病體纏身，在親人的印象中，隨時都可能隨風而去，最後還是挨到2014年凋零。我爺爺最小的弟弟，我的八爹，性格瑣碎，喜歡管閒事，不討親人喜歡，老了以後依靠到村工廠撿廢鐵解決零花錢問題，一年三百多元的額外收入，讓他喜不自禁。每次只要見到回鄉的爸爸，八爹就忍不住發出感慨，“現在的社會真是好得不得了”！但最後，他還是深陷“買碼”漩渦，將自己三千多的血汗錢，投入了這個深不見底的深淵，最後成為泡影。臨近八十，他多年流淚紅腫的眼睛徹底失明，去年他在孫女出嫁的前一天，趁子女不注意，爬到村裡的池塘溺水身亡。隨著八爹的離去，爺爺奶奶輩的老人終於像初冬的殘葉徹底告別了人間，風風雨雨一個世紀的掙扎，只給後人留下了一片模糊的影子。從年齡而言，我湖北的婆婆和我的爺爺、奶奶屬於同一個時代的見證者，婆婆的苦難和家鄉的老人遙相呼應，跨越地域，卻承受著相同歲月給他們帶來的同樣磨難。
更多的年輕人離開村莊，就算無法融入並不陌生的城市，也不甘於在故土終老一生。我印象中鼻涕未干的女孩子，一眨眼，在時間的魔力下，已出落為曼妙少女，紛紛嫁人，散落於祖國不同的地方；男孩子也早已脫離終日與泥巴為伍的童年，青澀不再，很快結婚生子，帶回天南海北的姑娘。和父輩地域性極強的婚姻相比，他們的對象橫跨雲南、廣東、湖北等闊大國土，這種流動性在以前根本無法想像。
我的堂弟炎培、職培，在母親早逝的情況下，十幾歲就跟隨我唯一的親叔叔黃河水，也就是他們的父親，在廣州隱匿、流浪，十幾年過去了依然身無分文。隨著兩兄弟長大成人，別的比他們更小的孩子都已結婚成家，爸爸和待在華容的叔（七爹的小兒子）實在看不過去，害怕他們重複河水叔的命運，強行將兩兄弟帶回湖南，出資幫助他們在錢糧湖經營大理石灶台生意，助其謀得一份生活，讓一直操心的長輩鬆了一口氣。兩兄弟如今也都結婚生子，在嬸嬸逝去三十年後，重新過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其他叔伯爺爺的子孫，更多的從事餐飲業，在全國各地開起了蒸菜館，經營狀況時好時壞，但不管怎樣，和父輩老實巴交、逆來順受的人生比起來，長大的孩子，畢竟已經知道掌控自己的人生和命運，無論失敗還是成功，他們終於在嘗試怎樣適應時代的轉型，這種內在的活力暗中賦予村莊新的可能。
也有的孩子深陷傳銷、賭博、“買碼”和吸毒的泥坑，在村莊早已接受金錢洗禮的情況下，無力掌控瘋狂的青春，讓父輩原本艱難的生活重新陷入新的困境。更讓我迷惑和遺憾的是，自我弟弟1998年大學畢業後，十八年來，留在村子裡的親人中，依然沒有出現一個新的大學生。將近三十年來，除了我家四姊妹通過讀書走出村莊，我依然看不到新的家庭成員能夠獲得更好教育的希望。父親在他的同齡人中，算是讀書人，這種命運除了延續到我們姐弟身上，完全無法附帶影響到別的親人，他們無論如何努力，還是無法擺脫缺少“書份”[1]的命定，以致最後不得不屈服於命運的安排，對讀書不再抱有奢望。我不知道，這種瀰散於親人之間的心照不宣，到底是一種無奈，還是一種漠視？
2002年，我南下廣州念博士，得以和親人在異鄉的城市重建密切的生命關聯。在傳統節假日，我經常受到他們熱情的邀請，去白雲區一個叫塘廈的城中村，和家鄉的親人團聚。在那裡，我跟隨每次去車站接我的堂弟職培，在擁擠、混亂而又骯髒的“握手樓”裡面穿來穿去，在垃圾、老鼠、不明氣味混雜的巷子裡，第一次見識了“一線天”出租屋、蝸居和討生活，也第一次在他們天性樂觀的笑容下面，意識到了這個群體的沉重和淚水，意識到了親人和我在同一城市完全不同的生活。這段經歷總是讓我想起廣州火車站的氣味，讓我想起火車站遊走不停的眼神所傳遞的曖昧和緊張，還有潛藏的殺氣和擔心；更多時候，我會想起綠皮火車上人擠人的不暢和窘迫，彷彿只要靠近春運期間火車站黑壓壓的人群，我就會將任何一張陌生的臉孔，幻化為親人在塘廈的生存剪影。當職培漫不經心地指著一個髮廊，告訴我三個姑娘曾經在此被殺；拐彎到一個水果檔口，告訴我一名家鄉的吸毒仔因為搶東西在此喪命。我聽得觸目驚心，而比我小十歲的堂弟，卻一直平靜。
我始終記得，2000—2008年期間，我的家族幾乎每家每戶都有南下的身影，以職培的話說就是，“只要將胖伯伯（二爹的兒子，以殺豬為職業）搞出來殺豬，基本上一家人都出來了”。我的叔叔黃河水，1996年就南下廣州，隱匿於城市的一角，見證了南方的喧囂和廣州90年代的黃金時期。每次過年的短暫相聚中，瀰散的話題都是春運的消息，去廣州去東莞去南方，成為親人心頭最熱切的願望。連從來都沒有出過遠門的富國叔（八爹的兒子），都禁不住親人的勸說和誘惑，帶著鋪蓋，潛伏於瑛國叔狹窄的樓板上，度過了一天又一天。在廣州白雲區這個叫塘廈的城中村中，他們像是將故鄉垛裡坡的人際模式換了一個地理背景，神奇地在南方進行了另一種程度的複製——他們講著家鄉的方言，吃著過年帶回來的鹹魚臘肉，打著故鄉流行的麻將和撲克，開著大家都熟悉的玩笑。故鄉的氣息，通過春運的火車，好像能原封不動地傳遞到異鄉的土地。這種熟人間的人際模式，給了親人很多情感慰藉，但他們的生活，尤其是打工期間的艱難和無奈極大地刺痛了我與現實隔離的世界，也引發了我諸多思考。在和他們交往的過程中，我試圖更深入地瞭解他們的生活，並不知不覺萌生了要寫一本與他們有關的書的念頭，只是後來因為結婚、生子，雜事繁多，加上親人的流動和散失，這一心願一直未能實現，成為我心頭最大的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