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入豐三村
豐三村行政上隸屬湖北省孝感市孝昌縣豐山鎮。孝昌縣位於湖北省東北部，地處大別山南麓、江漢平原以北。豐山鎮位於孝昌縣東部，“豐山”地名，據《孝感縣志》，源於境內雙峰山南麓的風山。全鎮共有23個行政村，160個村民小組，豐三村是其中一個行政村，位於豐山鎮中部偏南。
一 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1]
2007年，作為一個外省女子，我嫁入這個離故地400公里的村莊。儘管因為工作關係，我並未在此長期居留，但十多年來，通過對親人命運的觀察，我還是能感受到這個村莊的肌理、氣息。2016年春節前後，因為《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一文的機緣，我得以將目光投向丈夫家更多的親人，並以此還原一個普通農家的細小家史。在時代的變遷中，這個隱喻了中國農村境遇的普通家庭，同時也是這個村莊的鏡像。
悲傷是一個家庭不能碰觸的秘密，將家人的痛苦、悲傷公之於眾，對我而言，面臨著艱難的情感抉擇。我得承認，這是我最糾結、最難受的一次寫作。天聾地啞的悲劇，若不能用文字呈現，最後只會被生活的泡沫沖刷得無聲無息。我知道，這不是個案，而是一個沉默群體的共同境遇。書寫親人的悲傷，就是書寫更多和親人一樣的人的悲傷。
由此開始，我正式進入對家庭肌理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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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最初以會議論文的形式出現，後經《十月》雜誌發表，再經“當代文化研究網”公眾號推出，從而引發了2016年全國鄉村話題大討論，以下簡稱《鄉村圖景》。
現實所有的觸角都伸向了這個家庭
寫不寫這些文字，糾結了很久。哥哥、嫂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生存狀態進入我的視線，是在結婚以後。這麼多年，日子對他們而言是嚴酷、結實的生存，是無法逃避的命運和選擇，我作為一個介入者，總認為文字是對其生存的冒犯。但正因為是一個無法迴避的介入者，並已內化為家庭中的一員，我再怎麼冷靜，也無法還原到一種完全旁觀的心態。多年來，我們共同面對、處理、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瑣事，這些真實的處境，和知識界、學術界談論的農村養老、留守兒童、農村教育、農村醫療、農民的前景等等問題有密切關聯。我願意以一個親歷者的角色，盡量回到對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內心的困惑，提供個案的呈現，並探討回饋鄉村的可能。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縣的一個村子。2005年第一次到他家過年，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嫂子個子矮小，皮膚黝黑，長相粗陋。我曾私下問當時還是男友的丈夫：“哥哥雖然算不上特別帥氣，但為何找了這麼難看的嫂子？”後來才發現，這個問題多麼粗魯無禮。對一個農村貧苦家庭的男子而言（更何況哥哥還有家族遺傳病，我後來才得知，父親、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夠找到一個適齡的女子組建家庭，已是萬幸。事實上，美貌和帥氣在農村的婚配關係中，其權重遠遠不能和經濟條件、家庭地位相比。嫂子的家境也不好，具體情況我雖然不太清楚，但我認識她十年來，她幾乎很少回娘家，也很少談起家裡的事。嫂子性格開朗，簡單沒有心機，和我一見如故，她也只比我大幾歲，因此，第一次去給村裡老人拜年時，我們竟然很自然地手拉著手。
當時，婆婆大約七十五歲，身體還不錯，小侄子十五歲，小侄女十二歲。那幾年，哥哥嫂子一直跟著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個包工頭，從老家找了很多青壯年勞動力，鄉里鄉親，替他幹活讓人放心，自然，鄉里鄉親也能通過姐夫順利拿到工錢，大家互相之間都很信任。後來才得知，四姐夫當時賺了不少錢，早在90年代末，他就很有先見之明地在孝感市內買了地，蓋起了四層高的樓房。現在回憶起來，那幾年竟然是全家最為安靜、平和的日子，丈夫當時還在唸書，無法像以前那樣給予家裡更多經濟支持；婆婆因為身體尚可，主動承擔了照顧侄子、侄女的重擔，快八十高齡的她，依然喂雞做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務活；哥哥、嫂子為維持生計（孩子唸書、村裡人情往來、家人生病等必要開銷），一直待在北京工地，只有過年時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準備年貨。這樣，侄子侄女事實上就成為祖輩照顧的留守兒童，只不過，相比當下很多孤苦的兒童，因為能夠得到祖母的愛，孩子們倒也沒有留下太多心理陰影。
情況到2008年發生了一些變化，哥哥、嫂子儘管在外打工多年，但年頭到年尾的拮据狀態讓他們頗為失望，加上婆婆年紀大了，無法照顧好進入叛逆期的孫輩，於是，嫂子就決定留在家裡，一方面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嫂子在家種種菜，喂喂雞，養養豬，我們按時給家人寄生活費，一家人無病無災，日子倒也過得去。這樣，哥哥、嫂子同時在外打工的局面，就變成了哥哥一人外出打工的狀態。哥哥身體並不好，不適合在建築工地干很重的體力活，但如果待在家裡，他幾乎沒有任何額外的收入，而孩子逐漸長大、老人年事已高，子女成家、父母善終的具體壓力一件件擺在眼前。儘管在丈夫的資助下，家裡在1998年已經建起了房子，但二樓幾乎是一個空架子，沒有怎麼裝修，以致過年過節回去，都沒有辦法安置親人過夜。但不管怎樣，畢竟一家人還能過一種平平安安的日子，隨著孩子們的成長，日子總是在往好的方向走。每次得知寒暑假我們要帶兒子回去，哥哥總是提前從工地回來，殺雞、宰鴨，用摩托車帶兒子去鎮上趕集，給兒子買各種誇張而廉價的玩具；公公、婆婆也極為開心，嫁出去的大姐、妹妹，還有妻子早逝的二姐夫都會回來團聚，一家人倒也能感受到親人相聚的溫馨。只有四姐一家，因為姐夫常年待在北京，幾乎很少回去。但這種平常、安穩的日子並未維持多久，就發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並直接影響到了整個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了問題。由於有單位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工程款，大量的工程欠款無法到位，直接摧毀了姐夫多年累積的家底，這不但導致跟隨他們打工多年的哥哥、嫂子的工資不翼而飛（這筆錢幾乎是他們整個家底，有將近十萬塊的勞務費，哥哥、嫂子一直指望拿這筆錢給兒子娶媳婦）；而且因為拖欠工人工資，四姐一家欠下大量無法逃避的債務，最困難的時候，他們甚至找我們借錢。大約2009年臨近春節的一天，丈夫接到四姐夫的緊急電話，說有人用刀架著他的脖子，逼他必須在當天還錢，求我們幫他解燃眉之急。姐夫在我印象中，經濟一直算是寬裕，穿的衣服也挺括光鮮，很有農村成功人士的派頭。幾年以來，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們開口，但當時我確實不願借錢，一則，手頭並沒有多餘的閒錢可以接濟他們，而買房欠下的首付還等著年底歸還，當時我們的經濟狀況幾乎處於最緊張的階段；二則，也因為他們拖欠了哥哥、嫂子將近十萬塊血汗錢，我對他們心生嫌隙，總感覺他們沒有保障親人最基本的利益。我向丈夫講明了我的意思，丈夫也沒有吭聲。四姐被逼無奈，再次向我們打電話求助，面對危急情況，她也沒有任何辦法，事情明擺著——我們已沒有任何退路，也沒有任何選擇，只得厚著臉皮問一個經濟條件尚可的朋友借錢。儘管四姐當時承諾幾個月以後還錢，但我知道，還不還錢不是她說了算，從借出那筆錢開始，我們就沒有期待有還錢的那天。事實也是如此，此後幾年，四姐一家的經濟狀況沒有任何好轉，她甚至幾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裡那些曾經跟隨姐夫打工的鄉親討要工錢（我後來才意識到四姐一家命運的轉變對我們此後幾年經濟狀況的直接影響，因為她無法歸還哥哥嫂子的工錢，哥哥嫂子再也沒有別的儲蓄，隨著兒子、女兒長大，他們結婚、成家的大事，通過婆婆的叮囑，就不可避免地落到我們身上）。2015年，我在北京訪學，曾經和丈夫去看過四姐一家。他們居住在北京一個極其混亂的城中村裡，村子裡污水橫流，垃圾遍地，兩間逼仄的平房在一條彎彎曲曲的小巷的盡頭，為躲避別人逼債，幾年來他們和外界斷絕任何聯繫，四姐夫更是幾年都不敢回家，作為獨子甚至無力照看家中的老母，也不敢公開找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廳洗碗、兩個女兒當導遊來支撐。想到90年代，四姐一家最輝煌的時候，一家人的日子紅紅火火，沒想到現在最需要經濟支撐時，卻因為被拖欠工程款，不得不隱匿在一個角落裡生活。
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擊，則是妹妹的出家。在整個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讓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又有著湖北姑娘的潑辣能幹，初中念完後，她去武漢打工，在工廠做臨時工時，認識了本廠一個正式工，兩人結婚，發展得不錯，因為結婚早，在房價還不到一千一平時，他們就買了很大的房子。女兒也聰明可愛，妹夫後來還當了副廠長。事實上，多年來，除了丈夫，妹妹同樣承擔了照顧家庭的很多重任。侄子、侄女、婆婆、公公的衣服，日常用品，幾乎全都是她從武漢帶回；哥哥、嫂子在武漢打工的幾年，住房問題也是她幫忙解決。但最近幾年，妹妹信佛，開始吃素，2012年暑假，她帶外甥女來廣州玩，也時常向我們宣揚吃素的好處。僅僅一年後，2013年9月的一天，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電話，說是妹妹已經出家，並且決斷離婚，沒有給自己留任何退路，就此遁入空門。
儘管從信仰的角度，我完全能理解她的個人選擇，但事實上，當這種事情落到身邊家人身上時，還是讓人無法接受。妹妹和我同一年出生，正處於人生和家庭壓力最大的階段——妹夫工作繁忙，外甥女剛上高一，她婆婆年事已高，自己的父母也是八十高齡的老人。妹妹突然做出出家的決定，讓全家人如墜冰窖。丈夫為了說服她還俗，連夜請假從廣州趕到武漢，又從武漢趕往庵裡，但妹妹終究不為所動，一直到婆婆去世，我也未能在葬禮上見上妹妹一面。直到現在，那個熱愛世俗生活的妹妹為何突然放棄紅塵，始終是縈繞在親人心頭的不解之謎（我只是偶爾聽妹妹講起她丈夫家複雜的情況，講起公公對她的冷暴力，講起懦弱膽小的婆婆對她的依賴，無助時總是抱著她哭），但既然她做出了決絕的選擇，家人也沒有任何辦法。妹妹一走，直接影響到的就是外甥女，外甥女原本內向的性格變得更為孤僻，僅僅念到高一，她就迫於輿論壓力，草草休學。
想起2006年春節一家人的團聚，外甥女跟隨其他的表哥、表姐，在田野裡采地菜時快樂地瘋跑，腦後的紅色蝴蝶結搖曳生姿，一副活蹦亂跳的模樣。那時，她是所有孩子中唯一在大城市出生、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小公主，沒想到七年以後，因為媽媽執意出家的決定，竟然讓她變成最可憐的孩子。除此以外，受到傷害最深的就是婆婆，婆婆因為怎麼也想不明白女兒出家一事，只要家裡有人來，她就開始念叨，原本硬朗的身體從此一蹶不振，在摔了一跤中風後，一直臥床不起，死前也未能見到小女兒一面。公公（繼父）更是變得木訥，妹妹是他唯一的親生女兒，女兒的出家也讓他徹底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寄托，終日在村子裡漫無目的地蕩來蕩去，很難看到往日發自內心的歡顏。
四姐夫的破產，妹妹的出家，直接碾碎了兩個家庭的希望，也波及其他兄妹。尤其是哥哥一家，原本經濟基礎就相當脆弱，在五六年的勞務費泡湯後，更是毫無根基。自此以後，全家兄妹再也沒有像2006年春節那樣，有過真正的歡聚。以前還有妹妹幫著分擔家庭的重任，妹妹一走，我們就不得不承擔更多。
除此以外，隱匿於家庭暗處的悲傷隨處可見，每次回到婆婆家，在和哥哥、嫂子或者大姐的聊天中，我總能聽到一些讓人壓抑的事情。2013年年底，侄子和本縣一女孩網戀後閃電結婚，哥哥、嫂子極為高興。但女孩嫁過來後，總是和嫂子鬧彆扭，性格也極其怪異，後來大家才得知，她的家境也極為不幸。聽說女孩的媽媽生下她之後，被鄉政府捉去結紮，回來後就神志不清、徹底喪失了勞動能力，根本沒有辦法照顧孩子，而且還有暴力傾向，不但打人、還總是將身穿的衣服撕破。這種情況長期沒有好轉，無奈之下，只得將她關在一間房子裡。誰都知道這種慘劇和結紮有關，但沒有任何人有力量去揭開慘劇的真相，而是任由命運的安排以最殘忍的方式作用到一個普通的農家。我曾經問過侄媳婦，“有沒有到鄉政府反映情況？”她一臉的茫然，並未意識到一次失責的結紮手術對她的生活造成了多深的傷害。只說小時候從來就沒有人抱，都是在房中爬大的。我一直念叨向她打聽更多情況，看能否幫他們維權，沒想到前一陣得知，她媽媽已經在瘋病中去世，才四十多歲。
平心而論，哥哥、嫂子一家都是最普通的農民，也是最老實、本分的農民，他們對生活沒有任何奢望，也從來沒有想到通過別的途徑去獲取額外的資本。他們能做到的就是本本分分勞動，過一點安生日子。而在農村，像哥哥一家這樣的情況非常普遍：守在鄉村，沒有任何收入來源；外出打工，卻有可能連工資都拿不回。但全家的基本開銷，諸如孩子唸書、成家，房子的修繕和更新，老人生病、善後，一樣都不能少。儘管農村免除了農業稅，近幾年也推行了合作醫療，但和水漲船高的支出比起來，這些措施實在是杯水車薪。可以說，財富和希望並沒有多少途徑流向他們，但社會不良的觸角，諸如拖欠工程款、信仰危機所導致的價值觀混亂、基層執行計劃生育的粗暴和失責，卻總是要伸向這些普通的農家，種種無聲的悲劇最後總是通過各種渠道滲透到他們的日常生存，唯有認命，才能平復內心的波瀾和傷痕。
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運
2015年7月11日，臥床將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八十六年的艱難人生。在忙亂、悲傷、空落中給婆婆辦好喪事，我突然感到維繫整個家庭最牢固的紐帶轟然斷裂。儘管和婆婆在一起居住的日子並不多，但她的慈祥、寬厚還是讓我感到一個老人的親切和溫暖，我們兩人之間絲毫沒有婆媳相處的尷尬和芥蒂（我對她的感情認同更像對自己的外婆）。我每次回家，她都極為開心，對年幼的孫子尤其喜愛。孩子剛出生，她便買了很多糖果招待村裡鄉親，總是將我們定期寄回的照片分給村裡老人看。婆婆最大的心願，就是兒子能當官，最好當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沒有什麼比家中擁有當官的子女更能改變家族的命運了。兒子、媳婦空戴兩頂博士帽，甚至比不上一個鄉鎮幹部或賺錢的包工頭更能解決家庭其他成員的實際難處。
老人卑微的心願更讓我感受到她一生當中所遭遇的痛苦、屈辱，還有望不到邊、無窮無盡生存的折磨和厄運。我知道，像丈夫這種農村家庭出生，通過唸書得以改變命運，最後在城裡找到一個安居之所的人並不少見，他們身後因為共同的家庭負重和壓力，在精神面目、階層氣質上甚至具有某種共同的特徵，以致在各類社交媒體中，被城裡或者家境優於配偶的女人冠以“鳳凰男”的群體標籤，並被當作不能輕易下嫁的目標進行討伐。我絲毫不否認，作為個體的選擇，與這種男人的結合確實意味著要面對更多，但這種來自社會單一輿論的道德優勢，還是使我感受到這個標籤背後的歧視、無奈和漠然，以及城鄉二元結構給農民造成的不可逆轉的生存劣勢是怎樣通過代際傳遞一直作用到婚戀層面，從而導致不可排解的矛盾。可以說，儘管農村出生的讀書人通過個人努力得以改變身份，但只要和出生的家庭還存在各種血肉關聯，那份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上的屈辱感，就會滲透進生活的方方面面。逃出泥坑的幸運者尚且如此，留在故地的堅守者又怎麼可能有更好的命運？
事實就是如此，冷靜下來想想，哥哥一家確實看不到太好的前景。
首先，代際的貧窮已經開始輪迴。在體力最好的時候，哥哥、嫂子當年丟下孩子外出打工；現在侄子、侄女長大成人，結婚生子後，隨著生存的壓力變為現實，也不可避免地重複父輩的命運，踏上下一輪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當年公公、婆婆一樣，要承擔起照看孫子的重任。2013年年底，侄子結婚以後，為償還債務，過完年就離開新婚妻子，隨村裡外出打工的隊伍，成為泥水匠中的一員。運氣好時，一年能夠攢下一萬多元；運氣不好，或者多換幾個工地，一年的節餘，可能只夠買一張回家的火車票。畢竟，和父輩比較起來，侄子不可能像他們那樣嚴苛節約。二十出頭，和城裡的年輕人一樣，他迷戀各類智能手機和一些時尚的行頭，光是這一筆開銷，就足夠家裡開支半年。他也曾經考慮在附近的鎮上找個事做，或者開個店，但不是成本太高，就是沒有過硬的技術，始終難以做成。客觀而言，農村自身的生產已經難以形成良性循環，更多時候，獲取基本的家庭開銷，還是不得不以肢解完整的家庭結構為代價。這樣，結婚、生子、外出打工、製造留守兒童，就成為了事實上的輪迴。對哥哥而言，新的挑戰在於，他老了以後，甚至會面臨老無所養的境地。畢竟他的子女，沒有一人得以通過讀書改變命運，而他在半生的勞作中，也僅僅只是維持了一種最簡單的生存，並沒有給自己留下半點養老的資本。貧窮和貧窮的傳遞，已經成為這個家庭的宿命。
其次，留守兒童的後果開始顯現。侄子、侄女作為第一代留守兒童，已經長大成人。侄女通過網戀，十九歲那年就結婚了，二十歲就生了孩子，丈夫是本鄉男孩，比她還小一歲。儘管已身為人母，但侄女根本就沒有做好心理準備，更感受不到母親身份沉甸甸的重任。懷孕期間，她依舊繼續以前的生活方式，手機更是二十四小時不離身，床頭櫃前堆滿了方便面盒子和飲料瓶。孩子生下來後，甚至連棉紗的尿布，她都不知道在哪兒買。暑假回家，看到她帶著一歲不到的女兒，大熱天裡，就讓小女兒光著大半個身子，一身的泥巴和髒污也不管。我提醒她應該給孩子準備一點棉紗尿布，她開始一臉茫然，隨後便很開心地告訴我，女兒幾個月大時，就開始吃冰棒，拉了幾天肚子後，現在不管吃什麼都沒關係。事實上，她女兒一直不明原因地高燒不退。和城裡剛做母親的女性那種普遍的謹慎、細緻比較起來，侄女的無知、粗糙著實讓我吃驚不小。她原本就是一個孩子，一個二十歲就做了母親的孩子，愛玩的天性和母親沉重的責任在她身上，顯得尷尬而又刺眼。我叫她買兩本書看看，或者上網時順便看看育兒專欄的內容，她青春勃發的臉龐再一次轉向我，“我明年就出去了，帶伢是奶奶的事情”。
侄子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他妻子因為自小沒有母親的滋養和教導，也不懂得怎樣對待小孩，兒子一哭鬧，她就將幾個月大的孩子丟在床上，要麼不理不睬，要麼大喊大叫，很難有平和的情緒，更不要提一個理智、成熟的母親應該具有的淡定。加上侄子終年在外打工，婆媳兩個人朝夕相處，難免因為家庭瑣事磕磕碰碰，因此，也難以有好的心態對待剛出生的孩子。
不得不承認，和哥哥一代被逼外出的心態不同，侄子、侄女外出打工的心態已經發生了很大改變。相對貧窮固然是其選擇外出打工的理由，但對於年輕而又過早當媽媽的女子而言，很多時候，外出打工是她們逃避養育孩子的最好借口。在她們的思維和情感發育中，養育孩子的繁瑣讓她們苦不堪言，而過早外出給年幼孩子帶來的傷害，根本就沒有進入她們的視線。留守兒童缺愛的童年，讓他們從小難以學習如何去愛，當他們長大到為人父母時，這種愛的缺失，並不會隨身份的改變，有如神助般地得到彌補。愛的荒蕪的代際傳遞，才是真正讓人擔憂之處。對比城市普通家庭孩子獲得的關愛和良好教育，不可否認，另一種看不見的差距，已經將城鄉分野的鴻溝越拉越深。
另一方面，多年在外打工的經歷，已在侄子、侄女輩的價值觀念中，根深蒂固地植入了當下的消費理念。不論是穿衣打扮、結婚置業，還是日常起居，其風向標已經和城市孩子沒有差異。儘管侄子婚前沒有賺到過什麼錢，但他換智能手機的速度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侄子的結婚典禮，甚至還請了樂隊、車隊，更不要說農村流行的金飾三大件（項鏈、耳環、手圈），其所營造的氣氛，和城裡任何一個高檔酒樓舉辦的婚禮沒有本質上的差異，唯一的不同，就是婚禮上新人的家庭背景，都是並不富有的農家。面對如此場景，他們幾乎沒有任何抵抗的餘地。婚禮的排場，婚禮給女孩的彩禮和裝備，在他們彼此暗淡的一生中，幾乎就是僅有的一次出彩機會。而為此排場背下的債務，順理成章成為一個新家庭的沉重起點。
再次，傳統鄉村結構已經失去內在堅韌紐結，經濟的脆弱加速了鄉風鄉俗的凋零。以養老為例，儘管幾千年來，養兒防老一直是農民最為堅定的信念，但這一樸實願望，在嚴酷的生存現實面前受到了極大挑戰。賀雪峰團隊曾提到湖北農村老人自殺的現象非常嚴重，“筆者所在研究中心調研表明，兩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江漢平原）及其周邊地區，自殺率極高，尤其是老年人自殺率，已經遠遠高於正常自殺水平”[1]。陳柏峰在《代際關係變動與老年人自殺——對湖北京山農村的實證研究》一文中，再次強調了這一事實，“老年人高自殺率、高自殺比重，以及自殺率、自殺比重的高速增長，這都是不爭的事實。這種事實的殘酷性令人震驚”[2]。若不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幾乎很難相信這麼殘酷的情況如此普遍。
在婆婆生重病期間，不時有村裡鄉親過來看望聊天，他們不時提到，村裡老人得了病，大都拖著，能得到及時救治的情況很少（嫂子因為每天細心護理婆婆，及時幫她翻身、換藥，得到了村裡人一致好評，成為全村媳婦的典範）；如果得了絕症，一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願拖累子女，大多會選擇自行了斷；有些不孝的兒女實在無法忍受這種長期的折磨，也會選擇逐漸減少給喪失自理能力病人的食物，最後讓老人活活餓死。
以底層文學著稱的作家陳應松，在其小說《母親》中，以冷靜、嚴苛的目光直視這種生存的真相，並對此做了入木三分的描述。在閱讀這部作品時，我眼前總是浮現那些老人的身影，感受到他們面臨生命終點之時的坦然和冷靜。生命在他們眼中，並不具有特別珍貴的意義：活著，是卑微而麻木地活著，能夠感受到的幸福純粹來自生命的本能和慣性；死去，也是理所當然地死去，在一個日漸寂寥而沒落的村莊，這種無聲的悲劇並不會引發人們心中太多的波瀾。悲苦農民與生俱來天聾地啞的悲劇命運，難以從根本、整體上得到改變，多年經濟發展的光鮮，除了讓他們吃飽飯，並沒有讓其享受到與國家整體實力相當的體面和尊嚴。大城市的光鮮、城市有錢人的奢靡、成功人士高大上的生活，和同一片土地上農村的悲慘處境，無法產生太多關聯。
最後，農村面臨資本的侵蝕，虎視眈眈的社會游資，已經盯上了農村最後的資源——土地。表面上農村土地私有化僅僅停留在討論階段，但在實際情況中，農村的土地早已通過資本的運作被兼併。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帶，風景算不上太好——只有幾個並不太高的小土包，一條蜿蜒流過的小河，為全村的農田提供基本灌溉。但近兩年，不知哪裡來的人，將村子裡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塊，河流也被迫改道，流入私挖的池塘裡面，他們模仿經濟發達地區的度假村模式，修建了一些與村莊不搭調的亭台樓榭和供城裡人享樂的房子。事實上，因為周邊旅遊資源匱乏，並沒有多少遊客帶動村莊經濟，倒是河流的改道已經直接影響到農田的灌溉。農田被佔，最後到底會導致什麼後果，現在根本無法預料，而村民對此也漠不關心。對侄子、侄女一輩的孩子而言，反正種田已不可能給他們提供出路，農田被裝扮成度假區的模樣，反而能給他們一種心理幻覺。
若不是和丈夫結婚，作為家庭中的一員，親身經歷各類無法逃脫的日常瑣事，親眼目睹各種讓人無語的真相，旁觀者幾乎很難體驗到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在具體的生存和抗爭中，到底要面臨多少先天的劣勢；他們的實際生活，和整個社會發展的大勢，到底要斷裂到何種程度。種種真實的痛楚總是讓我追問：造成這個家庭天聾地啞困境的問題到底出在哪個環節？
回饋鄉村，又何以可能？
回饋鄉村，何以可能？
平心而論，儘管進入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著灰暗和絕望，但每次回鄉，哥哥、嫂子的精神狀態還是讓人放心、寬慰。儘管手頭總是缺錢，哥哥也患有疾病，但他們的精神狀態比我們要愉快很多，哥哥從不失眠，嫂子也從不唉聲歎氣。哪怕是婆婆臥床最艱難的階段，嫂子還是毫無慍色地去幹該干的一切，家裡絲毫沒有病人危重的壓抑、鬱悶。他們越是活得坦然而毫無慾望，越是對個人命定的困境毫無感知，越是對生活沒有過多的奢望，我就越感到這種命定的生存是多麼殘酷，感歎這個世界為什麼總有人要佔有如此之多。如何回饋家庭，對跳過龍門的家庭成員而言，幾乎成為一種天然的情感選擇。
冷靜下來想想，關於對鄉村的回饋，哪怕在國家經濟實力如此強大的今天，多年以來，農村的家庭模式大都仍停留在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助層面。我父母輩如此，到我這一輩還是如此，這一點，我的感受實在是刻骨銘心。我想起我的父母，半生以來，僅僅因為爸爸是一個鄉村教師，有一份公職，媽媽又能幹，所以家境比別人稍稍好點，也因此不得不承擔無止境地幫助親人的重任，幾十年中，幾乎有大半的精力都用來應對親人的求助。媽媽對自己大半輩子人生的總結就是“幫忙的沒一個，麻煩的一大堆”，簡單的一句，實在是她幾十年來面對兩邊窮親戚所發出的真實感慨。我童年的整個印象，不是爸爸的同母異父哥哥，坐在家裡不動、不拿到錢絕不出門的身影；就是妻子早逝的叔叔，一有事情就來找爸爸的理所當然；要不就是多病的細舅那靦腆卻又堅決的求助；更有爸爸同父異母的姐姐，我的大姑，過一段時間就會定期來娘家訴苦……這些親人善良、淳樸，也有溫情（大姑臨終前，知道爸爸去看她，還掙扎著要去抓她養的母雞，好讓他帶回去給小孩吃），他們並非要故意麻煩親人或佔取便宜，實在是生活在農村的艱難處境，讓他們一碰到麻煩幾乎就找不到別的出路，唯有向家裡情況好點的兄妹求救。
父輩的命運如此，幾十年後，儘管改革開放的大旗已經招展幾十年，國家的財富已獲得巨額增長，親人中間也不存在溫飽還有問題的成員，但隨著新的困窘狀況的出現，我和丈夫所面臨的情況和我的父母並無二致。
摩羅在《我是農民的兒子》[3]一文中，曾經感歎，“所有的農民都本能地希望通過兒子進城改變家族的命運，可是所有這些努力都不過是複製電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護’的故事模式，留下來作為後盾的不堪一擊，固然難免一死，逃脫者面對親人的淪陷更加無能為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長嚎”。作為一個農民家庭的兒媳，我身處其中，實在能體會到這種痛楚中的無奈。
我的丈夫和任何一個通過求學改變命運的農村孩子一樣，在城市的生活從來就不以追求享受為前提，甚至用在他身上的正常開銷，在他看來都是一種負罪。與生俱來的家庭陰影深深滲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不抽煙、不喝酒、也沒有多少交際，更談不上有什麼特別的嗜好，唯一的興趣就是看書，過一種在別人看來寡淡無味的簡單生活。他性格沉默，不愛多言，他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過去家庭施加給他的痛苦和壓抑的深重。他像一條運氣很好的魚，通過自己的努力，終於游出了這個令人絕望的家庭，但這種逃脫的幸運並不能給他帶來發自內心的快樂。他的原生家庭就像一個長長的陰影，只要還有家庭成員處於不幸和痛苦中，逃脫的個體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該具有的輕鬆、愉悅。一種血肉相連的痛楚，總是無法讓他對有著共同成長記憶的親生兄妹的困境視而不見。儘管自己也是房奴、孩奴，但他從來覺得回報原生家庭是義不容辭的責任，更何況，家中老父老母的日常起居事實上也是留守家園的兄妹照顧更多。因此，家裡任何人經濟上求助於他，除了默默接受，他從來就沒有任何回絕的念頭。結婚多年以來，在捉襟見肘的經濟狀況中，我也時時因為丈夫背後的龐大家庭，感到沉重的壓力，有時甚至有一種深不見底的絕望感，但相比經濟的困窘，更讓人難受的還是情感的折磨。我難以迴避一個基本事實：如果連我們都不去管他，連他最親的人對他所遭受的痛苦都能視而不見，那還會有誰對哥哥、嫂子一家伸出援手？
反觀自身，作為逃出鄉村在城市立足的人，同樣面臨各種實實在在的困境。楊慶祥在《80後，怎麼辦？》一文中，認真剖析了80後中逃脫農村、在城市打拼的知識精英一代面臨的深刻困境：對70後而言，儘管情況沒有如此慘烈，但實際上他們也僅僅只是抓住了房價剛剛失控之初及時當上“房奴”的幸運稻草；當中年困境如期來臨時，他們面對的生存、事業壓力從來就沒有減輕半點，能給家裡的幫助，也無非是從有限的工資中省出一部分開銷，如此微薄之力，到底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家庭的命運？
我由此想到這樣一個群體：通過個人努力，進入城市，得以改變命運，並擁有相應權力，在現實誘惑下，最終走上貪腐之路。我想到，對一個從小物質匱乏到極致的人而言，很可能在擁有機會以後滋長出更為膨脹的慾望。
事實就是如此，逃出來的家庭成員，若無法通過個人力量改變家族命運，那麼，此生便幾乎永無可能再做出改變。我在村子裡，常常看到一棟棟廢棄的房子，一打聽，這一般都是舉家搬往城裡，並且再也不可能回到鄉村生活的家庭。我出生的湖南老家，也有一位通過參軍得以改變命運的軍官，利用各種關係將兩邊兄妹的子女全部調出去，甚至把二十七歲初中都未畢業的小舅子都調到了部隊當兵，轉業後再通過關係把他安排到政府部門。與他們相比，我和丈夫實在是為家庭貢獻最小的人。我們幾乎沒有任何契機和資源可以從根本上改變親人的命運，甚至大外甥女大學畢業，連給她找個好工作都幫不上太多忙。正因為意識到權力的重要，婆婆生前最大的遺憾就是他的兒子沒有當官，她老人家憑借想像，將博士的頭銜兌換為看得見的官職，卻不知道這個群體的實際生存境況。無力幫助親人的內疚，越發讓我感受到農村家庭難以改變自身命運的結構性困境。
既然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助，無法達到幫助弱勢成員過上更好生活的程度，改變留守鄉村哥哥一家的命運，從國家和政府層面而言，最好的途逕自然是通過教育。而擺在面前的事實是，鄉村的教育資源已經凋零到讓人無法直視的程度，侄子和侄女在條件極為簡陋的鄉村中學，不是胡亂混到畢業，就是連初中都沒有辦法堅持念完。丈夫曾歷數過和他同齡的讀書人，在村裡上過大學的就不下七八個，但到侄子、侄女輩，如果父母不早早將子女送往縣城或孝感市的初中，連高中都很難考上。即使農村的教育條件能夠和城市媲美，留守兒童的先天缺失，父母素質的差異，都讓他們在起點就處於了無可挽回的劣勢。社會的結構性差距已經在這個家庭兌現，對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以及他們的孩子而言，通過唸書，社會再也不可能為他們提供如丈夫一般改變命定人生的機會，逃脫鄉村、躋身城市的簡單而樸素的願望，在下一代的身上終將如海市蜃樓一般縹緲。如果不從根本上促進一種更為持續的發展，和我們曾經同呼吸、共命運的親人，必將在撕裂的社會較量中，被徹底拋入塵埃中生存，無從反抗，也毫無聲息。
最後，我想說：儘管對於底層的書寫，我一直心生警惕，但刻骨銘心的感受，還是讓我擔心這個世界的聲音將變得無比悅耳。當像哥哥這種家庭的孩子、孫子，很難得到發聲的機會時，關於這個家庭的敘述也不容易進入公共視野，那麼，關於他們卑微的悲傷，既失去了在場者經驗的見證性，也可能喪失了歷史化的可能。而我今天所寫下的一切，不過以一個親歷者的見聞，以一個農民兒媳的身份，記載我與他們之間偶遇的親人緣分。
* * *
[1] 賀雪峰、郭俊霞：《試論農村自殺的類型與邏輯》，《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12年第4期，總第116期。
[2] 陳柏峰：《代際關係變動與老年人自殺——對湖北京山農村的實證研究》，《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4期。
[3] 摩羅：《我是農民的兒子》，《天涯》2004年第6期。
豐三村遠景
村莊裡的路
2006年春節全家福
二 我的婆婆和繼父
《鄉村圖景》一文完成後，我發現隱藏於文本暗處的細節經由情緒的衝撞總是跳出來，以前被刻意屏蔽掉的感性片段，儘管因為命定的偶然性，在一種歷史性的敘述中承受了被忽視的命運，但細想，當對一個家庭的敘述，在不經意的傳播中被人們聚焦後，隱匿的部分同樣獲得了表述的合法性。當時代裹脅無數個體，一同駛向不確定的未來時，卑微的個體也在種種不確定性中，獲得了超越性的表達意義。
家事即國事，個體即全部，細節承載真相。還原語境，一方面是為了冰釋讀者從邏輯層面對原文的質疑；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凸顯平凡個體，在卑微生存中的艱難掙扎。我無法從意義層面來界定親人生存的價值，但大多數中國農民都如我的親人一樣，在生兒育女、柴米油鹽、生老病死的細枝末節中推進人生，他們模糊的面孔，構成了大地上堅實而又脆弱的龐大群體。下面的文字，可以看作對《鄉村圖景》打的補丁，我依然保持對自身介入者身份的警惕，由於兒媳身份注定我無法參與全部的家庭歷史，我只能用所感所知的片段，來構築一個普通農家的運轉邏輯和歷史合理性。
丈夫的家位於湖北省孝感市孝昌縣豐山鎮豐三村，典型的中國中部地區丘陵地帶的村莊。整體看來，村莊人多地少、房屋稠密，風景也極為平常。丈夫的家經過三次搬遷、重建，最後在村子的一角安定下來。1998年，在姐姐和丈夫的支援下，哥哥花了幾萬塊錢，將搖搖欲墜的泥磚老屋拆掉了一半，建了現在兩層的樓房，同時加固了兩間老屋，以備急用。房子的東邊是村裡一大片菜地和荒地，其他三面則被不同的鄰居緊緊包圍，居住空間逼仄、粗陋，無法承載任何關於鄉村的浪漫想像。後來哥哥告訴我，和他們童年的印象比較起來，現在村裡已是面目全非。以前圍繞村莊的是一條小河，小河的水極為清冽，孩子們經常在河裡玩耍。村子裡的房屋規劃也極為規整，沿著村子中央的道路一字排開，道路兩旁是非常大的老樹。當時人多，一到吃飯的時候，隔壁鄰居就會集中到一棵樹下面吃飯，邊吃邊聊，感覺非常熱鬧。現在，那一排房子已經消失，大樹也被砍掉，村中央則被一個人工的池塘替代，丈夫家的祖屋只留下一個門樓，雜草環繞中依稀可見。
在哥哥的講述中，從前的村莊明顯帶著集體時代的氣息，無法擺脫的貧窮，依然是他心中揮之不去的夢魘。今天的村莊，從外表看，也還算光鮮，遺憾的是，因為人多地少，房子稠密，加之缺乏統一規劃，建築的佈局顯得雜亂無章。但不管怎樣，村莊孕育和滋養了丈夫一家。在丈夫讀書離開村莊以前，這個普通的村莊是其生命的根系，也是婆婆一生的居留之地。
我作為一個外省女子，名義上嫁到這一地圖上根本就找不到影子的村莊，但因為常年在外地工作，並未有長時間生活於此的經歷，事實上，我也說不上和村莊建立起深切的情感聯繫。但對婆婆、繼父（公公）而言，這個普通的地方卻是他們生命的重要源泉。就像我每次回家，只要在村裡待上十天以上，就會感覺無聊、無趣，恨不得早一天離開一樣，婆婆每次去廣州，還不到一個星期，也會找各種各樣的理由，吵著、嚷著要回到她熟悉的村莊。同樣的一片土地，對我而言，只是聯繫親人的一個場域，對婆婆而言，卻是深入骨髓、沉澱到生命深處的神聖家園。
婆婆最後的日子
2015年7月10日深夜，丈夫守在婆婆的身邊，我因為暑假還沒開始，留在廣州，一方面要應付學校期末來臨的諸多雜事，另一方面要照顧尚未放假的孩子。老人的每一天都如此難熬，她已經二十多天粒米未進，生命完全靠一點點水分維持。儘管知道婆婆這次可能難以熬過生命的極限，我還是希望老人家能夠多熬些日子，只要再過幾天，我就可以徹底處理好單位的事情，帶著孩子回到家裡，好好送老人最後一程。
丈夫和哥哥、大姐、四姐此刻就守在婆婆身邊。晚上9點47分，丈夫發來短信，“媽昨天開始出現危險，不知道能不能挺過今晚”。我知道丈夫的性格，短信讓我意識到了婆婆病情的嚴重。7月11日凌晨剛過，我發短信詢問情況，問他是否休息，依舊是短短的幾個字，“沒有，在守。媽在彌留之際”。我心頭沉下去，遠隔千里都能感知到家裡的氣息。一邊是熟睡的孩子，就在我的身邊；一邊是彌留之際的婆婆，兄妹幾人正在遠方守候。一種從未有過的慌亂，讓我意識到一個老人在我生命中的位置。疲勞和不安同時侵襲我，但悲痛還沒有瀰散到我內心，我仍在期待奇跡的出現，我相信老人可以熬過這一關，願意等待我們幾天。
7月11日0點25分，丈夫發來短信“媽已脫離苦海，天地岑寂。活著的好自珍重！”我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一陣鈍痛襲來。不安得到印證後，排山倒海的悲傷還是將我擊倒。丈夫說得沒錯，離去對婆婆而言，確實是脫離苦海，這不是一個兒子的理智，而是一個兒子對自己母親苦難一生的體悟和祝願。“天地岑寂”的深夜，我可以感知丈夫內心的沉重和無法肆意表達的悲痛。儘管理智告訴我，與其讓婆婆活在世間受苦，還不如早日歸於塵土，但一想到回家以後，再也不可能看到那雙溫暖、期待的眼睛，意識到身邊熟睡的孩子悄然之間已沒有了奶奶，我怎麼也控制不住淚水。丈夫發來短信，彷彿知道我難以把控情緒，“這裡的風俗是八小時不能哭，讓老人安心地走”。
緊張地訂票，將手頭的一切事情拋開，用最快的交通工具縮短回程的距離。天一亮，我就帶著孩子直奔高鐵站。奔喪的急切和情緒的沉痛，讓我第一次感覺回家的路程漫長、遙遠。跌跌撞撞往家走，遠遠就看到一片人影在忙亂，還沒到家門口，丈夫就送來了長長的孝帶和早已備好的孝服。作為媳婦，我和哥哥、嫂子一樣，戴的是重孝。因為在外地工作，平時我很少意識到自己和家人之間的真實關係，但婆婆的離世，讓我猛然意識到在傳統的家庭結構中，我作為媳婦身份的確定性——脖子上長長的孝帶、身上潔白的孝服，腳上穿的白鞋子……第一次讓我真切感受到婚姻不是兩個人的事情，也讓我發現多年來對丈夫家庭的接納和理解，與我骨子裡潛藏著對於媳婦身份的正視和接受密不可分。
哥哥、嫂子依然像平常迎接我們回家一樣，臉上掛著安心的表情。我緊張又不安地來到婆婆身邊，發現老人再也不是躺在床上，離上次分別僅僅十幾天，婆婆這次是沒有任何生命氣息地躺在冰棺裡。靈堂真實的氛圍讓我意識到老人的離去，我無論如何忍不住自己的淚水……在親人的關切中，我發現因為自己身份的特殊，竟然連自然的悲傷流露都讓他們手足無措。圍觀的鄉鄰在等待一個遠道而來的兒媳，用程式化的哭泣表達對一個老人生存價值的確認。我從表象的熱鬧中，感知到的卻是一種骨子裡的千瘡百孔。婆婆離世的悲涼場景，以另一種方式接通了我生命中完全屬於另一個世界的經驗：我在廣州的繁華中，儘管也有諸多艱難和無奈，但無論如何，日常面對的人、事、物和婆婆身邊的日常沒有任何關聯。我的真實生活被知識的圍剿、體制的順服、看得見的利益、對城市習以為常的適應、還有內心渴求成功的願望所包圍，而這一切，和婆婆離世的真實場景，構成了觸目驚心的對比，這種強烈的反差和衝撞，讓我意識到時空的虛幻、城鄉的真切分離……恍惚間，我甚至無法分清，到底哪個是自己的真實生命。
這一次，城市虛構、漂浮的生活讓我感受到生命的底色終究和婆婆不可分離。我的淚水不僅為離世的婆婆而流，更為一個家庭即將分崩離析的命運，為必須繼續生活於此的親人無法擺脫的卑微和無力而流。葬禮的喧囂和潦草，不過是中國無數偏僻的鄉村，用一種慣性的程序向一個生命告別。悄無聲息地來，刻骨銘心的苦，再悄無聲息地歸於塵土和大地，這就是婆婆的一生。
對一個普通的農家而言，失去親人的悲傷已經讓位於處理婆婆的喪事。僅僅一天，我便知道，我感性的悲傷在親人的忙亂面前是多麼不合時宜。婆婆因為是高齡離世，加上生前得到了子女很好的照顧，在村人看來，是喜喪，而不是一件悲傷的事情。事情的真相是，如何跟上時代的步伐，跟上村裡其他老人喪事的規格，才是我們這些做子女要干的正事。丈夫通過哥哥早就打聽到了婆婆後事的費用，最節儉的做法，也需要七萬元左右。十天前，我們便已商量好婆婆後事所需的費用：大姐答應出一萬元，盡到一個長女的責任；我們答應出五萬元；哥哥已經從鎮上的店裡，賒回來一萬多元的物品，包括鞭炮、香煙、飲料酒水、毛巾，等等。四姐依然拿不出錢，但婆婆病重期間，她冒著被鄉鄰討要工錢的風險堅持照顧老人，和嫂子一起分擔繁雜的家務，極大地緩解了家中照顧常年臥床病人時人手緊張的困難。四姐的孝心感動了家裡的兄妹，也因為照顧婆婆，四姐得以和家人較長時間相處，在點點滴滴的交流中，我們才得以知道，多年來四姐一家在北京生活的諸多艱難細節。姊妹之間的情感交流，徹底消除了多年前因為欠薪所生的芥蒂，相依為命的手足之情慢慢回到親人內心，這種情感的修復，應該算得上是婆婆病重期間的額外收穫。喪事期間的酒席由侄女婿負責，這個二十出頭的小伙子，在炎熱的天氣，包攬下幾百人兩天的伙食，為家裡省下了不少開支。哥哥找風水先生看過日子，婆婆在家只能停留兩天，到第三天，2015年7月13日，先按照政府的規定火化，然後按土葬的風俗將老人的骨灰安放在山上。
我完全像一個客人和旁觀者，哥哥、嫂子哪怕在如此忙亂的日子，依舊不讓我插手任何具體的雜事，哪怕是端茶倒水的事情也不讓我干，完全把我當作一個客人，彷彿我能出現在喪事現場，就是對他們最大的情感支持。我只得見縫插針地搞搞衛生，收拾一下凌亂不堪的桌椅板凳，或是幫侄兒照顧一下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更多的時候，當人流散去、喧囂的屋子稍稍安靜時，我會來到婆婆身邊，默默看看老人。婆婆生前的房間雜亂無章，殘缺、狹小的木質窗戶，晦暗不平的泥巴地板，斑駁開裂的牆壁，佈滿蛛網的混亂電線，將老屋破敗的景象暴露無遺。婆婆原本並不住在老屋，只因為1998年重修的房子裡沒有一個房間可以擺下兩張床，而婆婆晚上必須有人陪護，為了方便照顧老人，最後只得搬回稍稍寬敞的舊房間。
老屋的破敗，恰如蒼老的婆婆被生活搾盡的一生，呈現出不堪和潦草的本相。即便在得到了善終的情況下，婆婆負重的一生，也不過如此草草收場。淒涼的場域，愈發讓我看清農村外在光鮮改觀背後觸目的內在肌理，並深切感受到婆婆一生的無力和艱難。對婆婆而言，生命如此脆弱、渺小，但生活還必須擔當、忍耐，一任時光之手將血肉之軀推到再也不可能支撐的那天。
我突然意識到，葬禮一結束，婆婆就會徹底離開家，留存於世上的印跡，也只是孩子們對她的懷念。除了子女，這個世界沒有人知道老人曾在這片土地上，度過如此艱難而驚心動魄的一生。與文字較量的意願，就在此刻從我心頭升起，對一個普通生命的敘述，讓我感受到神聖的意義和莊重的擔當。對一個以書寫為生的人而言，筆下的文字如果不能關聯到身邊母親一樣的生命，這樣的書寫是否流露出隱秘的背叛和虛偽？
現在想來，寫作《鄉村圖景》最原始的衝動，正緣於婆婆生命最後的時光對我的情感洗禮。我不認為婆婆一生所遭受的厄運和痛苦，只是一種命定的安排。她以一個女性的存在，凸顯了個體與時代對抗過程中的妥協和無奈。婆婆一生遭遇過極度的貧困，無窮無盡的生育折磨，中年喪夫所致的婚姻挫折，女兒的病逝、自盡和出家，數次孫輩的早夭……我以一個女性的直覺，在還原這些人生遭遇時，無論如何都無法想像，這一切在婆婆一生中所施加的心靈傷害到底達到了怎樣深重的程度。
我想起兒子最後探望奶奶的時候，以開玩笑的口吻告訴我，奶奶從昏迷中醒過來後，說得最多的話，就是給子女們分錢。她產生了幻覺，希望自己有很多錢，能夠解決子女面臨的實際問題。“奶奶說，給我們100萬，讓我們去還房貸，給大伯80萬，給振聲哥哥結婚，給四姑姑80萬，讓四姑去還賬。奶奶給我們的最多！”兒子八歲的心智還無法理解老人胡話中間的沉重意味，我卻從婆婆昏迷時的妄語中感知到了她對子女的不捨和牽掛。終其一生，這個普通的老人從未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半生的辛勞，拖著一串孩子，生活給予她的最刻骨銘心的記憶就是對貧窮的恐懼，她的不安全感和對生活的期待，終究還是在臨終的潛意識中，以一種荒誕、真實的形式呈現出來。
在丈夫對於家庭的記憶中，他最深刻的感受和婆婆一樣，就是對於貧窮的恐懼。我終於能夠理解，2004年5月14日，丈夫在偶然讀到我文章後給我的郵件：
在我的感受中，中國農民真正的苦難是天聾地啞的，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意味著苦難。正像許多作家說的，他們是苦難活生生的標本，他們的苦難源於出身，只要無法擺脫農民的身份，他們就無法擺脫苦難。所以他們的苦難是派定的，與生俱來，活著就是苦難。他們的苦不必是像余華、鬼子寫的，要用那麼多的死亡、賣血、犯罪等悲劇事件去填充，好像沒有這些悲劇性的事件、這些人的生之悲苦就不復存在。其實一個農民的苦就在他們生而為人、並以人的生命形態活著的每一天中。他們哪一天的柴米油鹽、勞作忙碌、送往迎來、生老病死不被苦痛和憂戚充斥？極度的貧困使他們只能緊貼著地面卑微地生活，他們生在現代社會卻被排斥在現代文明之外。
我至今還記得看到這段文字時內心的觸動和震撼。後來才得知，儘管丈夫所學的專業是風花雪月的文學，但他對文學的理解，始終沒有離開生活給予他的積鬱和啟迪。
在婆婆喪事期間，我在和大姐、四姐的聊天中，進一步瞭解到這個家庭的貧窮和艱難，獲得了更多家庭過往的細節和真相。大姐提到，因為兄妹多，為了幫助娘家渡過難關，多一個勞力掙工分，她自願留在家中，遲遲不肯出嫁。直到哥哥能獨立撐起門戶，才在將近三十歲的時候嫁到夫家，以致錯過最佳生育年齡，年過六十，尚有求學的幼子，生活一直勞累不堪。直到今天，大姐始終保有一個長女的風範，儘管自身負擔很重，還是力所能及地幫助娘家。四姐還記得小時候全家挨餓，她被婆婆派去找鄰居借米、最後無功而返時的失落和傷心。在丈夫的記憶裡，飢餓始終是他揮之不去的陰影，以致婚後在根本沒有衣食之憂的情況下，對糧食的浪費依然會帶給他深深的恥感。
但整個葬禮期間，對我震動最大的事情，莫過於三姐的“出場”。在婆婆生前的房間，我發現了一張黑白照片，向丈夫打聽，他沒有多言，去問四姐，她告訴我那是三姐，還說，相片之所以放在床頭，是因為婆婆臨終前的日子，每天都要看三姐的照片。我之前從未聽丈夫提起過他的三姐，內心曾經為他們兄妹間的稱呼疑惑，怎麼有大姐、二姐、四姐，唯獨缺了三姐？但想到哥哥的排行，以為這是一個家庭的稱呼習慣，加上每次回家並沒有太多的機會聊起往事，所以也沒有深究。我從來就沒有想到，在丈夫的家庭中，確實存在一個我從未謀面的三姐。
從大姐、四姐的回憶中，我竭力還原三姐的形象。倔強、清秀的三姐呈現於我眼前的所有印跡，只是一張年代久遠的黑白照片——長長的辮子垂於雙肩，雙目冷靜地看著前方，面容極為秀氣，但緊閉的嘴唇傳達出一種堅定和執拗。她的裝扮和氣質讓我明顯感受到80年代的氣息，後來得知，三姐在二十出頭的時候死於非命。她性格倔強、張揚，不滿家庭的貧窮和無望，並不像別的孩子一樣循規蹈矩，總喜歡和外面的同齡人一起瘋玩，在被繼父毒打一頓、深感愛情和前途的無望後，三姐平靜地選擇了自盡。三姐重新被家人提起，讓我徹底理清了這個家庭的邏輯，也進一步感受到丈夫一家的善良和厚道；多年的疑惑被解開，我終於理解了丈夫對繼父的怨恨和恐懼。
在80年代的中國農村，我經常聽到年輕女子早早結束生命的傳言，她們悲慘的命運，大多因為青春激情主導下的愛情選擇，與傳統價值觀念的衝撞。但我從來沒有想到在丈夫家庭中，也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悲劇。隨著歲月的流逝，一切傷心的往事彷彿已被時間之手抹平，但越是走進家庭的深處，越是能感知到隱匿於家庭的悲傷隨處可見。我知道，只要人的記憶尚存，在某一特定時刻，那些離場的親人就會重現，恰如在婆婆的葬禮上，我和從未謀面的三姐會通過照片，穿越時空，獲得一種命運的觀照和交匯。四姐一直遺憾三姐的選擇，總認為整個家庭中，她敢闖敢幹的性格最有可能改變家族的命運。我事後問起丈夫，是否對當時的場景還有記憶，他雖然不願提及太多的細節，但坦言三姐的悲劇對年少的他影響深遠，他至今都清清楚楚地記得她離世的細節。也許，在丈夫漫長的成長歲月中，他經歷、見識了一個貧寒農家太多的痛苦，這所有的一切讓他沉默、逃避，潛藏於書本的世界，成為他人生突圍的唯一通道。對一個出生就沒有享受到父愛的孩子而言，成長於一個破敗的家庭，其內心必然伴隨了很多我無法感知的痛苦和秘密。
三姐的出場，再一次激發了我描繪這個家庭的衝動。探究其背後隱秘的願望和對自身介入者身份的警惕，成為我真實的糾結心態。婆婆的葬禮，曝光了整個家庭的歷史底片，在親人難得團聚時不設防的傾訴中，丈夫的生命歷史逐漸清晰，而隱藏其背後的家庭面影，也逐漸顯示出粗糲的肌理。我想到婆婆過世之初，村裡提供喪葬服務的鄰居和嫂子交涉，說是婆婆有一個兒子是博士，在繁華的廣州城工作，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好好熱鬧一下，要求哥哥答應他們，讓他們好好唱鬧幾天。嫂子很嚴肅地告訴鄰居，“七個子女，死了兩個，出家了一個，這種場景，看著就傷心”。鄰居將此話聽到了心裡，婆婆的喪事並沒有如村人想像中極盡鋪張和熱鬧。嫂子的言語，再一次讓我正視過往歲月給親人帶去的悲痛，也讓我感受到親人的艱難掙扎和頑強韌勁。
2015年7月13日凌晨五點，按照風俗，全家人很早起床，送婆婆最後一程。在沒有推行火葬以前，農村人直接土葬，省掉了火葬的環節。在強制推行火葬後，村人的喪事並未從簡，而是增加了一個更為繁瑣的程序，也增加了火葬環節帶來的費用。儘管喪事的忙亂，讓家人在臨時的團聚中淡化了悲傷，但到了婆婆必須離家的那一刻，兄妹們的情緒還是難以控制。尤其是哥哥，我第一次看到他失聲痛哭，在婆婆棺前顯出老態的身軀讓人心酸。所有的親人都跟隨到了火葬場，送婆婆最後一程。
縣級的火葬場已經承包給個人，承包者一副老闆的派頭，幾乎任何一個環節，都要和痛失親人的家屬討價還價，無論是骨灰盒，還是燒灰用的爐子，都有不同的價碼，火葬環節至少需要6000元。相比痛失親人的愁緒，這種無謂的瑣事，更讓人平添一份莫名的憤怒。然而，面對至親的離世，悲傷中，誰也沒有心思去據理力爭。一種任人宰割的卑微和無助，哪怕在這樣的時刻，也讓人無法感到一種單純的悲傷。婆婆終究還是離開了她念念不忘的孩子，回到了另一個世界，回到了父親、二姐和三姐身邊。我們目睹這一切，切實感受到婆婆的肉體離開了人世。我們不願在火葬場多待一秒，只願趕緊將婆婆的骨灰收拾好，讓她回到村莊，真正安息。
婆婆回來了，婆婆回到了她生活大半輩子的村莊。婆婆的落地，確認了我和這片土地的情感牽連。生前，是婆婆的牽掛讓我們一次次回去；死後，是婆婆的守護讓我們記住生命的來路。這個普通如塵埃般的家庭，所有的喜怒哀樂、日常生存沒有任何特別之處。對陌生的他者而言，追溯這個家庭的來路，很難被賦予實在的價值，但對於因著婚姻的緣分進入這個家庭的我而言，對夫家命運的審視和梳理，卻具有異乎尋常的價值。
我知道，婆婆，是家庭底片的靈魂。
作為暗礁存在的繼父
在對丈夫一家進行敘述時，儘管繼父是家人潛意識裡不願碰觸的一個傷口，但無論如何，對這個家庭的敘述，避不開這個暗礁般的存在。這個身影的出現，加重了丈夫一家的情感陰影，隱喻了一個普通農家無法擺脫的厄運。
哥哥出生於1963年，六歲那年，親生父親因病離世；弟弟（我的丈夫）尚在母腹中，一落地就沒有看到過親生父親。父親死於家族遺傳病，拿哥哥的話說，“這個病說嚴重就嚴重，說不嚴重就不嚴重，1999年，四十出頭的二姐也死於這種病。父親去世時，留下六個孩子，大姐十三歲，身體尚未發育完全，就到處修水利。父親去世早，家裡姊妹多，生活實在太艱難，上面三個姐姐都沒怎麼上學。母親拖著六個孩子生活過得相當艱難，有一段時間還得過精神病，持續了兩年，後來不知道怎樣慢慢好了”。這是我第一次從哥哥口中，得知更多的細節。
關於繼父怎樣進入家庭，哥哥也曾有過簡單的敘述，“那個時候是拿工分，工分少，連飯都吃不飽。母親還年輕，才四十出頭，在別人的撮合下，就找到了現在的繼父。當時的想法就是找個身強力壯的勞力，幫著分擔一下體力活。一個女人拖著一串未成年的孩子，日子實在過不下去。繼父到家裡來的具體情形，我記不太清楚了，我只記得自己小小年紀到處找活幹，幫著分擔家務。讓人沒想到的是，繼父並不會幹農活，在生產隊裡面，別人拿十分，他從來沒有拿過十分，最多只能拿九分。他以前在京廣線上跑火車，不知道犯了什麼事情，被遣送回來。他脾氣暴躁，不但沒能和母親將一個家庭的重擔挑起來，反而讓我們更加造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