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字重建與親人的精神聯繫
作為整個家族唯一獲得高學歷的人，我的成長，隱喻了一種遠離鄉村的路徑。長久以來，在知識包裹、理論堆積的學院生活中，我以為個人的日常和身後的親人失去關聯，是一種正常。事實上，在一種掛空的學院經驗中，如果我願意沉湎於概念的推演和學術的幻覺，我的生活確實難以和身後的群體產生太多交集。無可否認，當我不得不目睹親人的不堪和不幸，深感無能為力的同時，內心也隱隱升起一種逃離的慶幸。
2002年6月，獲得碩士學位後，我沒有選擇工作，而是南下廣州繼續攻讀博士，“南方”作為一個實在的場域，突兀地進入我的視野。對我而言，人生的宏圖再一次展開，理論的誘惑讓我沉迷。在學院的高深和寧靜中，我一次次感激命運讓我逃脫了90年代後期國企工人下崗的厄運，慶幸個人的努力終於獲得了回報。等待我的前景是，只要拿到學位、順利畢業，我的人生就會自然而然駛入早已預設好的軌跡，從此遠離底層，遠離辛酸與淚水。在個人奮鬥的路線圖中，每個環節嚴絲合縫，與閃閃發光的時代交相輝映。確實，十幾年前的博士頭銜，還有足夠的含金量讓一個底層青年擺脫卑微。
我從來沒有想到，堂弟黃職培的一次偶然造訪，給我提供了契機。這個契機不但悄然改變了我多年的平靜狀態，而且讓我將目光投向了另一個群體。
堂弟黃職培十四歲不到，就來廣州打工。2002年中秋傍晚，他敲開我的門，看我在家，怎麼也掩飾不住四年未見的喜悅。我因為一直外出求學，而他過年也很少回家，姐弟已經多年沒有見面。他興奮地告訴我，自己如何巧妙躲過門衛的盤查、順利進入無比神秘的中山大學。我這才知道，自己自由出入的校園，並不是對所有人開放。少年時代就來廣州打工的堂弟，儘管有著一張年輕的臉孔，終究難掩農民階層的氣質。我留意到他手中的物品，一盒是“廣州酒家”的精裝月餅，一箱是“蒙牛牛奶”，這些今天看來極為普通的東西，對當時的學生而言還十分珍貴，也很少享用，我沒想到十九歲不到的堂弟，竟然給我送來禮物。我責怪他花錢，他只說了一句：“你第一次在廣州過節，一個人太冷清。”我問他手頭是否還有錢，彷彿為了讓我放心，他很開心地告訴我身上還有50元。我事後才知道，堂弟當時因為年齡太小、手藝不精，只能靠打零工混口飯吃。他甚至沒有接受一起去食堂吃飯的邀請，就匆匆趕回了工地。在此之前，我儘管多次從父母那兒得知，故鄉的很多親人都蝸居在廣州一個叫塘廈的城中村，離我就讀的學校並不太遠，但我從來沒有動過去看望他們的念頭，甚至因為有些親人賭博、吸毒，總和一些來歷不明的人混在一起，我潛意識裡希望和他們保持距離，劃清界限，以免給自己帶來麻煩。
堂弟的到來，讓我感動並深思，多年迷惑不解的一個問題逐漸清晰——在城鄉二元對立的結構中，逃離的群體，是如何在知識的規訓中，以個人成功的名義剝離一種本真的感情，並在內心注入更多上升通道的算計和權衡；又是如何在不知不覺、不動聲色中塑造精英的感覺，逐漸疏遠身後的親人？我隱隱感到竭力營構的優越感正轟然垮掉，自我審視悄然出現。
——這是我內心深處最大的隱秘。這個偶然的場景和事件，堂弟壓根不會放在心上，但它卻總是自動校準我人生的方向。在此以前，我一次次逃離人生的險境，在周密的計劃和有效的努力中，越來越接近“成功人士”的軌跡；在貌似精英化的個人路線圖中，逃離故鄉是擺脫厄運的起點，遠離親人是塑造精英感覺的開端。我在暗中使勁，眾多親人不體面的容顏，在城市的傲慢和學院的高深中，被我塗抹成模模糊糊、忽略不計的背景；我並非有意遠離他們，但不同的人生境遇，確實讓親人之間普通的交集變得遙不可及。
我得承認，堂弟的事，有很多讓我迷惑不解。堂弟五個月大的時候失去母親，幼年並沒有得到父親的細心照料，奶奶過世後，只得和哥哥相依為命。初中都沒有讀完，為了獲取進城打工的機會，他謊報年齡，把實際年齡改大了四歲。我不知道，在戾氣橫生、情感粗糙的堅硬現實裡，一個出身卑微的孩子，在廣州多年的辛酸輾轉中，如何保存了悲憫和愛的能力？不知道在塘廈混亂、骯髒的環境中，一個底層的打工孩子，在被打、被騙、被拖欠工資、被抓進收容所挨餓三天之後，為何對生活沒有太多抱怨，依然懂得去關心親人？這些基本的情感，恰恰在我多年的求學生涯中，被日漸生硬、冰冷的知識稀釋。反觀自己的生存，我發現知識的獲取，不過讓我冠冕堂皇地獲得一種情感日漸冷漠的借口，進而在規整、光鮮、衣食無憂的未來圖景中，悄然放棄了對另一個群體的注視。從此以後，我意識到，單純從“經濟層面”來觀照打工的親人，並搭配一份來自身份差異的道德優越感，或者敷衍地施以廉價的同情，是多麼淺薄而又世故。對親人精神世界和時代關係的勾連，成為我多年的心願。
堂弟稚嫩的身影，徹底接通了我和親人之間愛的通道，這條通道曾經暢通，只不過因為各自境遇的改變，被彼此的生疏、隔膜阻斷。在知識的包裹中，我還發現，因為眼光的轉向，心靈也重新獲得了活力。2002年到2005年，我在中山大學讀博士期間，多次接受他們的邀請，去白雲區塘廈村和親人共度傳統節日。儘管去過多次，但塘廈村的每一條路、每一棟房子在我眼中都沒有差別，我始終無法記住其相似的面目，每次去看他們，還是得由堂弟職培帶路。跟著前來接我的堂弟，我一次次在城中村的街道間穿梭，真真切切地見識了什麼叫“一線天”，什麼叫“握手樓”，什麼叫“蝸居”，什麼叫暗無天日。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場景在我眼前展開，故鄉的美好記憶與他們在南方的生活場景，構成了觸目驚心的對比。
在時空的錯落中，現代性轉型過程中的村落命運被推到我眼前，一旦將目光投向他們，並直面其生存，社會轉型的隱秘就昭然凸顯：在時代的裂變中，他們和我一樣，共同承受著個體和整體共生的命運。沒有誰可以漠視大時代呼嘯而去的滾滾煙塵，沒有誰的命運可以割捨與大時代的深刻關聯。在關於鄉村的敘述中，他們不是作為一個個偶然的個體存在，而是始終作為一個龐大而隱匿的群體在默默承受。鄉村的面相如此複雜，我親人的命運也各不相同。在近三十年刺眼的鄉村書寫中，如何與同呼吸、共命運的親人建構一種文化上的關係，不僅僅是熟人社會傳統家庭結構自然人際交往的延伸，更是知識界無法迴避的現實難題。在時代狂奔的腳步聲中，資質、運氣、機緣在成功學的價值包裝下，被敘述為決定個體命運的關鍵要素，並從根本上瓦解了鄉土中國緩慢、恆定的氣質，但只要稍稍冷靜下來，對此做一種整體的觀察，會發現以上這些偶然的要素，根本無法推導出一個群體的必然命運。
我決心書寫這個群體。當他們進入我的視線，並調動了我強烈的表達慾望時，另一種警惕立即出現——我意識到，在進入他們的生存肌理、深入其內心世界時，要盡量採用浸入式的交流，避免介入式的冒犯。我特別害怕自己不由自主的優越感會凌駕於他們的講述之上，更害怕他們不經意中講出的人生經歷，會在我的筆下，被文字輕佻地包裝為他者的故事。因為對我的信任和愛，親人們在講起各自的南下經歷時，哪怕談起最悲慘的事情，都帶著笑意，也不懂得煽情。我提醒自己，必須意識到他們講述背後的情緒過濾與我文字背後情緒膨脹之間的客觀差異。
本書的成形儘管來自一次偶然的機會，但如果要進一步溯源，就必須回到十幾年前，我不再將鄉村視為寄寓鄉愁的載體，而是將其作為“問題的場域”。2007年，經由婚姻的關係，我作為一個親歷者，在陌生經驗的衝撞下，目睹了外省一個普通農家，怎樣在社會轉型、城鄉碰撞中經受種種掙扎，這種因為深刻嵌入家庭所感知到的血肉相連的真切痛楚，讓我進一步確信個體命運和時代之間的深度關聯，意識到農村作為社會問題的終端載體，在承受社會劇烈變遷的洗禮時，正在遭受難以擺脫的厄運。這種近距離的觀照，讓我逐漸明白，場域的差異不是構成困境的原因，共同的身份才是他們領受相同命運的秘密，《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一文，不過是我多年觀察的一次偶然出場。由這個視點出發，本書中，我將目光投向了與我生命產生關聯的三個村莊：豐三村、鳳形村、隘口村，並將其作為整體的書寫對象，以此透視鄉村更為豐富、複雜的狀貌。儘管在地圖上，這些普通的村莊，從來無法作為一個醒目的地名而出現，也無人可以指出它們的具體位置，但它們卻經由親人的淚水、呼吸和氣息，流轉到我的筆端，面目逐漸豐富、清晰。
我書寫的立足點來自對三個村莊親人命運的透視。
豐三村，我作為一個外省女子嫁入的中原村莊。它位居湖北，離我的故地幾百公里，若不是姻緣，這個村莊和我的生命產生不了任何交集；直到今天，這裡依然生活著我大部分兄弟姐妹和他們的下一代。我得承認，對我來說，它依然有太多的陌生和空白，我既無法感知它整體的歷史來路，也無法預測它明天的確定去向。
鳳形村，我出生的湖南村莊。儘管自小寄居外婆家，我並未在此地居留多久，但爺爺奶奶墓碑上銘刻的孫輩名字，毫無疑問明確了我人生的來路。任何時候，家族發生了什麼大事，告知在異地的我，從來都是一種理所當然。我知道任何一個家庭生、老、病、死的具體消息，知道村莊新修的每一條道路，知道遠房叔叔兒子結婚的具體時間。今天，我父親一脈的大批親人，依然生活於此，有些並未擺脫生存的困境，但更多長大的孩子，已經踏上了和父輩完全不同的人生征程。
隘口村，我外婆外公生活的村莊。這個瀰散了我所有心靈、文化認同的村莊，是我一生精神的滋養地——閉上眼睛，我可以說出村裡每一條岔道，可以感知村莊的每一棵果樹。儘管和它沒有傳統意義上的身份依附關係，但從情感而言，它卻深入我骨髓，最能勾起我對鄉村的深刻記憶。今天，儘管從經濟層面考量，村莊沒有陷入觸目驚心的貧困狀況，但敗壞的社會風氣還是將它推向了未知的困境。
僅僅是與我有關的三個村莊，就顯露出了完全不同的狀貌，這提醒我留意，在對鄉村的敘述中，任何單一的呈現都無法囊括村莊的豐富，都只能代表鄉村的一種面相。在本書中，我試圖通過敘述以上三個村莊親人的生存境遇，觀照轉型期中國農民的整體命運，並在此基礎上，勾勒他們與命運抗爭的複雜圖景。這注定本書的文體，既有別於純粹的文學寫作，也不同於專門的學術著作。同時，我的專業背景與我以及所敘對像之間的情感牽連，都使我對情感的過濾難以做到徹底，但這並不妨礙本書的初衷，仍是問題推動下的真相呈現。
和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的調查比起來，也許書中的諸多表述都帶有明顯的主觀色彩，顯得雜糅和不純粹。但對本書的寫作而言，因為對親人命運的呈現是建立在共同的經驗基礎上，資料的獲取也都在拉家常的狀態下進行，沒有刻意採用面對“他者”時所用的田野方式，這樣，瀰漫其中的主觀色彩，因為滲透了來自情感的理解，附加了一份切膚的體恤，在知識過於密集的語境中，喚醒情感在敘述中的自然出場，自有其必要和價值。和很多侵入式的研究相比較，這種知根知底的表述，因為姿態的平等和耐心的陪伴，更能將談話對像還原到各自的語境，從而更好地凸顯其生存肌理和內心隱秘。
我始終認為，在現代化進程中，城市與鄉村命運糾葛，在中國語境下對任何一個家庭的透視、對任何一個群體的透視，都能獲得隱喻時代的效果，實現對真相的指證。作為一個親歷者和介入者，我目睹親人命運的變遷，感知他們的喜、怒、哀、樂，理解他們生存選擇背後的動因，知道每一個家庭隱匿的具體狀貌和複雜牽連；雖然我無法保證由此進入人類學式的專業考察，但這些真實、複雜的經驗，卻讓我找到了一個切口，對二三十年來轉型期的鄉村進行思考、透視。
毫無疑問，此書直面的是農村問題，農村問題多種面相的差異客觀存在，我所敘述的三個村莊，只不過是廣闊大地的一個縮影。儘管本書無法窮盡一切村莊的細緻肌理，但它依然能從整體上凸顯農村狀貌和其他要素的關聯。說到底，農村問題從來不只和農村有關，它的背後關聯著更廣闊的世界。當全球一體化的序幕拉開，信息化伴隨現代性強勢滲透，農村的生存，從細處看，是一幕幕揪心的悲喜劇，但從大處看，卻是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互相競爭、交融的必然結局。對作為農業大國的中國而言，當下農村問題的尖銳性在於，在城鄉二元體制下，整個社會承受不起農村衰敗的代價，承受不起農村青年上升通道被堵塞後的代價。
關於農村的出路，我在本書中並沒有提供面容簡潔的答案，這固然緣於鄉村境況的複雜性：現代化進程中，社會轉型早已呈現出疑難雜症的症候，即任何單一的方子都無法做到藥到病除。更緣於鄉村作為所有問題的終端場域，與各種要素之間的複雜關聯：從空間層面看，農村與城市緊密連接，無法分割；從時間層面看，過去、現在和未來環環相扣，互為因果；從發展層面看，農村經濟維度與文化、政治、精神維度產生了真實較量。在現代化進程中，儘管有些村莊因為地緣、政策和其他優勢，獲得了好的機遇，但更多的村莊，伴隨經濟凋敝、價值失范及人心荒蕪，早已成為廣袤國土上的觸目傷疤，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正因為這樣，我對當下更多停留於“經濟維度”來觀照、理解農村的路向深懷警惕，對種種流於表面、表演性的舉措並不看好。今天，農村的訴求不應簡單地停留於經濟層面，精神和文化的需求也應得到重視。如何幫助農村建構一種自然而有意義的價值認同，激活農村與傳統文化的情感牽連，激發其自身的發展動力，避免陷入單一消費主義的陷阱，已成為當下農村政策、新農村建設面臨的現實語境，也成為知識生產進程中面臨的現實難題。
七十年前，費孝通在寫作《內地的農村》時，曾坦言：“我在這本書裡所說的，我相信都是有事實根據的，因為我是個極力主張社會科學一定要從實地研究開始的人。十多年來，我一直為這主張而工作，而且常希望我們這種實地研究的工作能有一天挽回現在風行的空談和官僚性閉門造數字的空氣。我寧可因求真實性而犧牲普遍性。”跨越時空，費老“寧可因求真實性而犧牲普遍性”的叮嚀，今天依然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對我而言，從熟悉的農村場域，進入社會轉型期諸多難題的考察，是我目前找到的有效介入方式。儘管在現有的知識譜系和學科架構中，個體經驗依然面臨有效性質疑的風險，但我相信，在一個事實上的大時代中，沒有誰可以和時代的裂變逃脫干係。說到底，“鄉村鏡像”隱喻了中國和時代的整體圖景。只不過，在直面城鄉關係時，越來越多的知識人認同城市視角，並由此帶上優越和強勢的眼神，難以從內心承認城市與鄉村一體的事實。
本書的寫作，是我遠離鄉村後，作為短暫身份上的城市人，向永久文化上的鄉下人的回望、致意。
2016年5月26日
自序 用文字重建與親人的精神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