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寂了60 多年後，彷彿在一夜間，松山被越來越多的人記起。
在2010 年春節前後，每天都有數千名旅遊者來到這座位於滇西邊境、原本默默無聞的大山。狹窄的山道時常被數百輛汽車堵得水洩不通，當地政府不得不派出幾十個交通協管人員來維持秩序。
這股突如其來的旅遊熱潮，是因為一部名為《滇西1944》的電視劇的熱播。電視劇的原型，便是1944 年發生在這裡的松山戰役。
當年5 月，為了打通中國抗日戰爭的生命線——滇緬公路，中日兩國軍隊在這座面積18 平方公里的大山裡廝殺了近百天。中國遠征軍以傷亡7763 人的代價，全殲據守的1300 名日軍。這次勝利還有另一個非比尋常的意義，這是抗日戰爭以來，中國軍隊第一次收復失地。
電視劇喚醒了人們對這塊舊日戰場的記憶。旅遊者們戴著旅行社統一定制的太陽帽，撐著遮陽傘，跟在手持小旗的導遊身後，在密如蛛網的交通壕、彈坑和掩體中穿行，並不時停下來拍照留念。
當然，對於另外一些人來說，松山不僅是一處景點。
2009 年年底，松山所在的龍陵縣政府，組織了一支20 多人的工作隊，開始對松山戰役的戰場遺跡進行大規模普查。他們通過勘測戰場、走訪見證人、尋找史料、徵集文物等方式，試圖從各個角度來拼接和還原這場慘烈的戰役。
如今，隨著普查工作的展開與深入，人們驚訝地發現，松山就像是一座還未找到現實出口的戰爭迷宮，隱藏著太多的故事與細節，太多的悲哀與感慨，太多的疑問與謎題。
陣地
來松山的許多遊人，手裡都拿著一本名叫《1944：松山戰役筆記》的書，它被稱為「松山旅遊最好的導遊手冊」。提起這件事，書的作者，同時也是這次普查工作的總顧問余戈「頗有成就感」。
余戈的生活原本與松山沒什麼關係。他是北京某部隊雜誌社的編輯，平日裡就是一個軍史愛好者。在一次閱讀史料的過程中，他開始對松山產生好奇，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比較，這都是一場實力相差極其懸殊，結果卻出人意料的較量。
參加戰役的日軍最高指揮官，只是一個少佐（註：相當於少校），而中方陣營中，僅將軍就有數十名，校官更是不計其數。
守衛松山的日軍大約1300 人，其中有300 多名傷員，沒有空軍，火炮很少；而中方參與戰鬥的部隊先後達到了5 萬餘人，多半是身經百戰的老兵，士氣高漲，還有著絕對優勢的制空權與火炮。
日軍將松山稱為「中國大陸上最為遙遠的陣地」，他們在陌生的異國他鄉孤軍作戰；而中方動員了數千名當地民工，還有數百輛美式卡車通宵達旦、源源不斷地送來後勤補給。
可是，有著壓倒性優勢的中國軍隊，卻在松山上苦戰了近百天，中日雙方的傷亡比率高達6 ︰ 1，從軍事學的角度來說，可謂「慘勝」。
「總結歷史，不能總找些對你有利的東西，那叫哄自己開心，」
余戈說，「我想知道松山究竟發生了什麼，為什麼中國人會付出那麼大的代價。」
2004 年9 月，余戈第一次來到松山。當那些保存十分完好的陣地遺址出現在他面前時，這個現役軍人感覺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震撼」。從那時起，他先後4 次造訪松山，將松山戰役近百日的戰況，一天天梳理出來，最終完成了這部包括880 條註釋、34 幅圖表、參考文獻達115 部的45 萬字作品。
今天，如果你也是第一次來松山，完全可以體會余戈當年的那種心情。
從Google 提供的衛星地圖中尋找，由北向南流下的怒江可以作為參照物。當你找到橫跨怒江的惠通橋，在其北側緊傍的一座大山即為松山。這是當年滇緬公路上的咽喉要道，西方記者將其稱為「東方的直布羅陀」。
如今，在這座最高海拔2200 米的山峰上，各種戰壕、掩體、明暗火力點和地堡殘跡，隱藏在漫山遍野的松林中，被肆意生長的蒿草掩蓋，蜿蜒曲折，密如蛛網。許多陣地遺址稜角分明，就像是昨天才剛剛挖掘好。時間久了，你甚至會產生眩暈的幻覺，彷彿能夠嗅到某種硝煙、泥土與腐肉的混合氣味。
可以說，松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保存最為完整的戰場遺址之一。在這兒，戰爭的歷史與現實重合得如此完好，以至於只要拿著當年中日兩軍的攻防地圖，就可以找到大多數地方。
根據史料記載，到1944 年5 月，日軍在松山的滾龍坡、大埡口、松山、小松山、大寨、黃家水井、黃土坡及馬鹿塘等戰略要地，修築了7 個據點群，每個據點群均以數個最堅固的母堡為核心，四周又有數個子堡拱衛。
堡壘由三層結構組成，第一層是圓木，中間是30 毫米的鋼板，最外層是盛滿泥石的汽油桶，桶外再覆蓋上厚厚的沙土。日軍曾經做過試驗，用500 磅的重型炸彈轟擊這些堅固的工事，內部人員只能感覺到輕微的震盪。
守衛松山的日軍，是第56 師團下屬的113 聯隊。這些來自九州福岡的士兵許多出身礦工，他們用兩年時間幾乎挖空了整座松山，地下交通網絡四通八達，如同大型蟻巢。其龐大複雜的程度使日本人也承認：「就連我們自己人，能走遍所有松山陣地的人也寥寥無幾。」
不僅如此，這支部隊還是日軍中的模範，在緬甸方面軍一年一度的軍事大比武中，它一直保持著步槍射擊、火炮射擊和負重攀登3項第一的成績。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有自己的民族感情。」余戈承認道，「但作為一個軍人，我不得不尊敬這樣的對手。」
這樣的判斷，也得到了另外兩名中國軍人的認同。
2010 年3 月9 日，為了辨清這些陣地遺址的具體形態與功能，余戈特意請來了兩名軍事專家——昆明陸軍學院原副院長肖智林，國防大學工程兵學院野戰築城教研室主任施衛國。
這兩個人都參加過上世紀80 年代的對越自衛反擊戰，對於陣地研究又是老本行，但眼前這片遺址，還是令他們時不時地發出驚歎聲。
他們把這片陣地稱為「軍事建築學上的傑作」，肖智林甚至半開玩笑地說：「即便是今天的解放軍，也未必能構築出如此標準的猶如教科書一般的陣地來。」
這天傍晚，普查隊一行人結束了一天的工作，正往山下走，眼前的一輪落日，正緩緩從地平線上消失。這不禁讓余戈想起，在許多日本士兵的回憶錄裡，都提到松山戰場上的「殘陽如血」。
「這些真實的陣地與場景，本身就有『戲劇性』，是任何影視劇編不出來的細節。」余戈感歎道，「當你把研究的視角縮小，總會發現歷史與現實間存在的種種巧合，這些相互交織的細節，特別打動人。」
死者
很多年以後，戈叔亞依舊記得，自己第一次見到松山戰場的陣地遺址時受到的驚嚇。
那是20 多年前，出於對這段隱秘歷史的興趣，還在昆明一家公司上班的戈叔亞獨自來到了松山。當他精疲力盡地爬到山頂，猛然展現在眼前的場景，嚇得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爬不起來。
在那個有著溫暖陽光的午後，在那片寂靜無人的松樹林裡，當年的戰壕和彈坑清晰可見，上面長滿了茂密的野草。偶爾有微風吹過，野草微微晃動，戈叔亞彷彿看到，一個個正做著戰術動作的日本兵正向他撲來。
他一刻也不敢再待下去。在慌慌張張下山的路上，他甚至還產生了某種幻覺，腳下那些密如蛛網的戰壕裡，彷彿有著一具具戴著有飄帶的日本軍戰鬥小帽的骷髏，正伸出一隻隻沒有皮肉的手，來抓他的腳。
戈叔亞的第一次松山之行，就這樣演變成一場徹底的逃竄。
至今，這個現年56 歲的雲南民間學者，已經先後來過松山30多次，他和余戈一起，擔任這次松山戰場普查的顧問。在這座被炮火耕犁過無數次，浸透了近萬人鮮血的大山裡，他有著自己的感觸。
「因為我那樣丟人地逃跑過，所以我更可以想像，當年我們的父輩，迎著日軍堅固的陣地和密集的火力網，仰著頭衝上山時的心情。」他說。
的確，無論是參加過戰鬥的老兵，還是見證過那場戰役的鄉民，當他們向普查隊的工作人員回憶起那場慘烈的戰役時，死亡都是永遠的主題。
在那個年代，中國士兵的單兵作戰裝備十分落後，他們穿著粗布製成的灰色軍服，穿著自扎的草鞋，沒有鋼盔，雖然剛剛配發了新式的美式武器，但大多數士兵在開戰前還不懂得該怎樣使用。
不僅如此，對於山地進攻作戰，中國軍隊也缺乏足夠的經驗。
此時正值滇西的雨季，阻撓中國軍隊向日軍陣地衝擊的，除了密集的火力、連綿不絕的鐵絲網和地雷陣，還有滂沱大雨和泥濘的山路。
住在松山青木寨的楊德方，松山戰役時還是個年輕小伙子。他和許多當地農民一樣，為中國軍隊運送彈藥、食物，搶救傷員和埋葬死者。在老人的記憶中，中國士兵在進攻時，似乎不懂得隱蔽自己，「洋號一吹，他們一窩蜂地叫喊著往上衝，日本人機槍一掃，他們像柴垛一樣一片一片倒下……」
不過，正如美國人說過的那樣，「中國士兵的吃苦耐勞是第一流的，只要有良好的裝備和訓練，可以和世界上最優秀的士兵媲美」。
在松山，中國軍隊展露出了令人讚歎的頑強與勇敢。
崔繼聖，是當年主攻松山的中國軍第八軍榮譽第一師第三團的代理副團長。老人回憶，松山的許多陣地，都經過反覆多次爭奪，中國軍隊前赴後繼，付出了極大代價。他的步兵團擔任主攻松山主峰任務，戰前有1600 多人，完成任務後，僅存200 多人。
崔繼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戰鬥，是團部組織了一支敢死隊，每人發法幣5000 元，如果拿下陣地，再發5000 元。在當時的昆明，一碗米線的價格是20 元法幣。
錢用藍色的布包包好，敢死隊隊員們把錢背在背上，流著眼淚向日軍陣地出發了。過了一陣，消息傳來，敢死隊佔領了陣地。隨著後續部隊上去的崔繼聖，被眼前的一切驚呆了。
鈔票和包錢的小藍布包撒滿了整個陣地，雙方士兵的屍體層層疊疊，許多扭在一起廝打的士兵還在呻吟和蠕動。活下來的士兵，在不斷地踢打日軍的屍體，甚至用槍托砸，用刺刀扎，一個士兵紮著紮著，突然趴在地上號啕大哭，因為他的全家都被日軍殺死了。
在清理戰場時，士兵們還發現了一具日本軍官的屍體，躺在一個炸開的地堡裡，一臉絡腮鬍子，雙手綁著繃帶，右腳的大腳指頭，還緊緊地扣在一挺機槍的扳機上。人們默默地站在他的身邊，注視著這個可怕的對手。
在昆明一家公司當看門人的洪紹坤，當時是昆明防守司令部的訓練教官。松山戰役結束後，司令部派他和幾個參謀到前線，清點和收集松山戰鬥中繳獲的和剩餘的軍用物資，並及時上報。
老人回憶，車子還沒有到山腳，一股濃烈的屍臭味就撲鼻而來。
一個戰鬥部隊的軍官帶著他們，沿著大埡口部隊進攻的路線上山，幾個大兵走一路哭一路，因為他們所看到的東西，「第一是屍體，第二是屍體，第三還是屍體」。
沿途，到處都是還保持著臨死時各種姿態的屍體，以及被炸飛的殘骸。活著的士兵，鬍子和頭髮都長得嚇人，有些人在屍堆中走來走去，收集槍支，尋找失蹤者或活著的戰友，更多的人麻木地坐著，在一面破爛不堪的青天白日旗下抽煙和發呆。
洪紹坤在松山住了一個多星期，每天都聽到推土機「突突突」
的聲音。那是工兵部隊在掩埋屍體，他們用推土機把屍體推到挖好的大坑裡，不辨認遺體，不清點人數，也根本不登記死亡名單。有時候，屍堆裡還會發出呻吟和蠕動，司機就停下來，拉出還活著的人，然後繼續幹活兒。
戰後，在松山，流傳著各種版本的鬧鬼故事。一個當時在滇緬公路開車的司機向戈叔亞回憶道，當時所有的車隊，都不敢在夜裡過松山。因為據說每逢夜裡，山上總會傳來陣陣叫聲、哭聲和歌聲。
有中國人的，也有日本人的，聽起來令人毛骨悚然。
「松山，中國人是勝利了，可勝得這樣淒楚。我該如何讚美這個在人力物力上佔幾十倍優勢，卻付出了難於啟齒的代價才取得的慘勝呢？」在一篇文章中，戈叔亞這樣感歎道，「這場戰役，就像是一塊巨大的紀念碑，它記載了中國軍隊的榮譽與恥辱，喜悅與悲傷，醜陋與美麗，勝利與失敗。」
挖山人
60 多年過去了，但在松山，關於那場戰役的記憶似乎從未走遠。
戰後被炮火炸得只剩兩棵松樹的大山，如今已經是滿山遍野的松樹林，昔日的壕溝和彈坑也爬滿灌木和荒草，偶爾還長出幾株稀疏的桃樹。農民和水牛代替士兵與火炮，在山路上慢悠悠地行走。
但這裡的人們，卻依舊生活在隨處可見的與戰爭有關的細節裡。
被日軍燒燬的房屋的殘垣斷壁，至今仍然聳立著；日軍用來修築堡壘的鐵皮，被老百姓當成瓦片，蓋在屋頂上；在許多老房子的立柱、窗欞和門板上，還可以看到槍眼和彈痕；沒有爆炸的大口徑炮彈，可以用來做搗碎穀物的臼；高射機槍的彈殼可以做成隨身攜帶的煙鍋；甚至坦克履帶，也可以用來搭建爐灶。
對戰爭，松山人的情緒十分複雜。一方面，戰爭一度破壞了他們的家園和賴以謀生的稻田；但另一方面，戰爭留下的這些「遺產」，卻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了全新的出路。
松山太窮了。戰爭之後，滇緬公路被逐漸棄用，這個中日兩國軍隊付出近萬人生命反覆爭奪的要地，就這樣成為棄兒。這裡的農民除了種植糧食和煙草，很難找到別的謀生方式。而開始收購廢銅爛鐵的供銷社，成了他們幾乎唯一的生財之道。
曾有一個男孩帶戈叔亞去看過自己的收藏品。在這個男孩家的菜園裡，戈叔亞驚訝地看到，沿著籬笆牆，放置著幾十件不同型號、不同口徑的子彈、炮彈、手榴彈、爆破筒、擲彈筒和地雷，完全可以開一個小型的彈藥博物館。更讓他吃驚的是，這個男孩十分準確地向他介紹，這些彈藥是哪個國家製造的，用什麼武器發射，威力有多大，儼然是個軍事專家。
不止是這個男孩，幾乎每一個松山的居民，都有在山上挖掘戰爭遺留物品的記憶。走訪這些「挖山人」，也是普查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
曾經有一份統計資料顯示，在中國八年的抗日戰爭中，中國部隊一個軍在一次戰役中所消耗的彈藥數量，參加松山戰役的第八軍排在第一位。而究竟消耗了多少彈藥，這些「挖山人」有著最為直觀的判斷。
50 歲的護林員楊金滿還記得，小時候，母親每天都背著背簍帶他上山，用一尺來長的小鋤頭在山地裡四處挖掘彈片。最多的時候，一天可以撿到三四斤廢銅和六七斤廢鐵。他甚至還聽說，有一個外地人牽了3 頭毛驢，在松山上挖了一個月，挖出的彈片，整整堆滿了租來的一間房子。
「他發大了！」楊金滿頗為羨慕地說。
松山人對於死人骨頭沒什麼畏懼心理。通常戰鬥最激烈的地方，彈殼是最多的，死人骨頭也最多。楊金滿小時候和小夥伴常玩的遊戲之一，就是拿著死人頭骨往山坡下滾，看誰滾得遠。如果這天挖山的收成不好，他們也會拿死人頭骨出氣，拿著鋤頭用力砸下去，「啪」
地一聲碎成幾塊。有時候，能在一些頭骨裡發現金牙，把它撬下來，便是一份「不得了」的收穫。
楊金滿小時候，一斤大米的價格是1 角3 分5 厘，而供銷社收購的價格，銅是1 元5 角錢一斤，鐵是3 分錢一斤。供銷社不收購尚未爆炸的子彈和炮彈，一些「腦袋靈光」的松山人，開始學著拆卸尚未爆炸的炮彈。
這是一份危險的工作。在人們的記憶中，幾十年來，在拆卸炮彈時被炸死的人有10 多個，被炸傷的人不計其數，有一家的父子兩代人先後因此喪生。
被炸死的那個父親，是松山遠近聞名的「拆彈專家」。人們都說，他手上拆過的炮彈，先後有數萬枚。上世紀60 年代，出事那個晚上，老人在堂屋裡拆卸一枚中國遠征軍使用的20 毫米戰防槍彈。這是一種小型炮彈，老人或許是不太在意，拿著劈柴的砍刀就直接下手了。
楊金滿是這次事故的目擊者之一。他的家離這個老人家不太遠，在隱約聽到傳來的巨響聲後，當時只有10 多歲的楊金滿跑到老人家，看見老人躺在一片血泊之中，頭部被炮彈炸出了一個大口子。
時隔40 多年後，2006 年春節，在同一個地點，悲劇再次發生。
有鄰居送來一枚沒有爆炸的日軍75 毫米山炮彈，希望老人的兒子幫忙拆卸。當地人經常把這種炮彈的彈殼，作成搗碎穀物的臼。
那天傍晚，楊金滿剛護林回來，準備吃晚飯，突然聽到驚天動地的一聲巨響，連忙衝出門去。他看見，這戶人家的房子已經濃煙滾滾，房頂被炸飛了，老人的兒子被炮彈炸成了兩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去60 多年後，這個老人的兒子，或許是這場戰爭的最後一位犧牲者。
這些年來，隨著松山被列入國家文物保護單位，這兒已經不再允許私人性質的「挖山」活動。但讓人們感到興奮的是，多年來早已熟視無睹的昔日戰場，一夜之間成了城裡人趨之若鶩的旅遊景點。
如今，在松山，有商業頭腦的人們已經開起了各種小型超市，這裡除了買賣各種食品飲料，還開始代售起與松山戰役有關的書籍和地圖。一家名叫「松山隨宜餐館」的小飯店，也掛出了「松山羊肉湯」的招牌，售價著實不菲，一份70 元。
楊金滿的生活軌跡也發生了極大的轉變。這個護林員總是穿一件帶橘紅色螢光條的制服馬甲，每天蹲守在山下的停車場，看到有遊客前來，就興奮地迎上前去招呼，他已經成了這個尚未完全開發的旅遊景點裡最早的導遊員。
在鄰居眼裡，楊金滿並不是一個勤勞的人，因為生活懶散，他是村裡唯一一個沒有蓋新房的。但他家保留下來的這座破舊不堪的老院子，將來卻有可能成為松山人氣最旺的景點之一。
普查隊的工作人員通過老照片的比較發現，楊家的老屋，正是當年日軍野戰醫院的所在地，這是60 多年後唯一保存下來的日軍營舍遺址。從老屋牆壁和窗欞上的纍纍彈痕，人們可以推測出當年在這兒發生的激烈戰鬥。門框上的一節已經發黑的舊電線，也是當時日軍使用的「原裝貨」。
護林員的工作，使楊金滿對松山比其他人更為熟悉。他的收費也很便宜，遊客們可以按照他服務的質量任意給錢。從春節至今，他已經有了2000 多元的收入，這抵得上他原本大半年的收入了。
因為長期在松山「蹲點」，戈叔亞和楊金滿的關係很好。看著這個老朋友現今的生活，戈叔亞說他很難形容自己的心情。
這彷彿是時光對戰爭的一種嘲弄。在這座大山裡，日本軍隊曾經耀武揚威地據守過，中國軍隊也曾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但最後，活下來的士兵成了匆匆的過客，死去的士兵，白骨被棄諸荒野，無人收殮，只有這些最不起眼的農民，才是這座大山真正的主人。
紀念
3 個月來，普查隊的工作人員搜集到無數關於這場戰役的細節。
對於這場戰役的復原，就在這一個個細節的浮現中，開始逐漸完整起來。
但在余戈看來，這是一份遲到了60 多年的努力。一些細節被重新找到，但更多的細節，卻遺失在人們有意無意的疏忽裡，被歷史的塵埃湮沒得乾乾淨淨。
最讓余戈耿耿於懷的，是缺乏7000 多名犧牲的普通中國士兵的確切信息：「你見過中國軍隊的陣亡名單嗎？只到軍官一級，至於士兵，只是數字而已。」
他常和人提到這樣一個例子。1944 年5 月11 日, 中國軍隊強渡怒江進攻松山，來自美國、日本、中國的史料中，都記載了這天渡江順利，只有一名士兵落水犧牲的情況。但這名士兵叫什麼名字，為何落水，卻隻字未提。
幸運的是，在隨後對史料的閱讀中，余戈發現了一份對當時負責渡江的198 師工兵連連長董嗣勳的口述訪談。這個90 歲的老連長說，落水犧牲的這個士兵名叫鄧超，來自湖南。當天，遠征軍在強渡怒江時，登陸艇上的鄧超擔心橫在江上的鋼索刮倒同伴，好心前去推扶，不料水流湍急，不慎失足落水。
「我最害怕看到的，就是寫到陣亡者時用『一名士兵』帶過，每一個犧牲者都是有價值的，他們的名字應該和那些軍官一樣留存史冊。」余戈說。
有時，甚至連數字的準確性都成問題。余戈曾對《第八軍松山圍攻戰史》中所附參戰人員和傷亡統計表進行逐一核算，他發現，這份最權威的官方文件裡的傷亡人員，竟然整整漏算了1000 人。
最具有參考價值的史料，是中國官方對於這場戰役的記錄，而那也不過是一兩本作戰部隊編寫的敘事簡略的油印本小冊子。儘管有那麼多戰爭親歷者，但留下資料的卻微乎其微，尤其是那些具有戰地真實經歷的老兵口述史料，實在是太少了。
其實，在松山戰役之後，中國軍隊曾為自己的陣亡將士修建過公墓。在老人的回憶裡，當年，松山山道兩邊整齊排列著裝滿泥土的汽油桶，每個油桶上放著一盆鮮花，鮮花邊上，插著寫有陣亡者姓名的小木片。在松山主峰下，還有一塊國軍103 師留下的墓碑，墓碑上刻著所有陣亡者的姓名。
上世紀60 年代，這個陣亡將士公墓被徹底摧毀。刻有烈士姓名的石碑，先是被人砸成兩截，然後被抬到小學裡做石階，頑童們的小腳無數次地在石碑上踩來踩去，上面的名字日漸模糊，直到再也看不清楚。
日本人也在用各種方式紀念著自己的陣亡者。
松山戰役倖存下來的10 餘名日本老兵，回國後都發表了回憶錄、戰記和日記。關於松山戰役的書籍，起碼有十幾種。
1974 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第二年，第一批日本人獲准訪問了中國的邊陲城市昆明。這些日本人向當時的雲南省革命委員會提出一個要求，希望允許他們到滇西祭奠日本士兵的亡靈。
這個不合時宜的要求被拒絕了。據目擊者稱，全體日本人當即失聲痛哭。
1979 年，在中國人的幫助下，一些日本人拿到了一些松山的泥土。
回國之後，在日軍113 聯隊戰友會舉行的慰靈式上，這些泥土作為「靈沙」，被分給了陣亡者的家屬。
到上世紀80 年代，日本人終於來到松山。他們通常不跟松山人說話，表情肅穆。上山之後，許多人就地跪下禱告，甚至號啕大哭。
來得最多的一個老兵，已經到過松山20 多趟。
到今天，在松山還是偶爾可以發現這種祭奠的痕跡。幾周前，有遊客發現，在一處戰壕的隱蔽角落裡，放置著一些包裝袋上印刷著日文的食品，在戰壕邊上的樹枝上，還有人細心地扎上了一朵小白花。
普查隊也曾和日本來的旅遊團迎面撞上過。3 月初的一個早晨，正要上山勘測的我們，在停車場遇見了一群日本老人。雖然他們否認了自己老兵的身份，但帶隊的中國導遊說，這些日本人來自福岡，這正是113 聯隊的兵源地。一個眼尖的工作人員還發現，人群中一個看起來稍微年輕一點的老婦，正望著松山抹眼淚。
看著這些絡繹不絕的日本老人來祭奠亡靈，戈叔亞心裡油然而生一種複雜的感覺：「到今天，有幾個中國人還記得那些抱著成仁之念沖在自己兄弟最前面的團長、營長、連長、排長；心存對死亡的恐懼，但仍然拚死前行的戰士；戰士死光後持槍奮然而上的馬伕、衛生兵、勤務兵；還有吹響招魂號角的號手？」
3 月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後，我和戈叔亞一同爬上松山。在半山坡一塊平地上，有幾個背著背簍的小姑娘，正在一處地堡的遺址裡玩耍。
曾經噴射出致命槍火的堡壘，如今已經是一個長滿野草的大坑，邊緣還開著幾朵不知名的紫色野花。一個小姑娘摘下一朵，拿在手上，還讓戈叔亞給她拍照留念。
往前走沒多遠，戈叔亞又碰上一個70 多歲的山民。在攀談中，戈叔亞問道：「老鄉，你知道這座山上哪兒戰死的人最多嗎？」
「就是她們玩兒的那個地方。」老人指指那些小姑娘，「我年輕的時候見過，一堆死人頭骨，有100 多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