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碟片放進播放機的時候，鄧康延覺得，「他們能看上10 分鐘就不錯了」。畢竟，這只是一場房地產商的私人聚會，飯局也馬上就要開始了。
但接下來發生的事，讓這個50 歲的紀錄片製片人頗為意外。
這群大老闆，從頭到尾安安靜靜地看完了長達70 多分鐘的片子，還多次推遲了上菜的時間。
片子播完後，他們不約而同地鼓掌，鄧的朋友、一個國內房地產的領頭人物說：「康延，以後再拍這樣的片子，你缺多少錢，我都給你想辦法找上。」
意外還在不斷發生。
2009 年12 月23 日，鄧康延收到中國電視紀錄片學術委員會寄來的信，稱這部片子獲得了2008—2009 年度中國電視紀錄片長片「十佳作品」。這是國內官方最為權威的紀錄片獎項，多由數家公立大型電視台或電視製作中心獲得，極少頒發給像鄧康延這樣的民間製作者。
這部名為《尋找少校》的片子與商業無關，也並非宏大敘事。
它靜靜講述的，只是一個關於遺忘和尋找的故事。
從一幅意外發現的美軍葬禮老照片開始，幾個研究中國遠征軍的中國民間學者耗時3 年，沿著當年遠征軍的反攻路線穿過怒江和高黎貢山，還遠赴美國國家檔案館，拜訪老兵家庭，終於找到美軍少校梅姆瑞在中國的埋骨之處，也考證出遠征軍中一支代號「Y部隊」
的美軍顧問團的前世今生。
「歷史總是在反反覆覆中丟失了許多細節，但有時候，細節卻決定了我們怎樣去記錄歷史。」鄧康延說，「我們既是在尋找故人故事，也是在尋找內心的安寧，與歷史的公正。」
老照片上的葬禮
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聚會，鄧康延的生活本不會和「遠征軍」
這一個歷史名詞發生太多交集。2003 年年初的一個黃昏，時任《鳳凰週刊》主編的鄧康延和另外幾個朋友，在深圳為剛從雲南歸來的朋友章東磐接風。
章東磐是這個圈子裡公認的傳奇人物，早年當過炮兵、偵察兵、文物鑒定家、出版社編輯，後來又做起了生意。從2000 年開始，他前往雲南一帶，走訪遠征軍中的抗日老兵。
那天晚上，飯局成了章東磐一個人的「獨角戲」，他講述了在雲南耳聞目睹的許多遠征軍老兵的悲壯故事。一桌子人都悄無聲息，淚流滿面的鄧康延突然站起身來說：「我要去為他們拍紀錄片，哪怕辭了現職。」
幾個月後，鄧康延果真擱下了主編職務，與章東磐一起前往雲南，準備拍攝一部關於遠征軍的10 集紀錄片。片子的大綱都已經寫好了，可這個時候，因為投資合作等方面出現了問題，計劃就此擱淺。
沒有資金，也沒有播出平台，片子還拍不拍？拍什麼？「猶如一支部隊正在衝鋒時突然失去了目標」，問題被擺在了整個紀錄片團隊面前。
「我想起一個故事。」團隊中的雲南作家孫敏突然冒出這麼一句話。
故事來自一張60 年前沖洗出的老照片。2002 年，為了調查滇西抗戰的歷史，孫敏在雲南騰沖一帶進行田野調查。在距離騰沖城3公里的和順鄉，她結識了當地一個鄉村圖書館的館長、已逾70 歲的張孝仲。
在一次閒聊中，張孝仲順口問了一句：「我家裡有一些老照片，要不要看一下？」
他取出一本鑲嵌著92 張黑白照片的相冊，照片保存得很完好，「就像當天早上才從暗房裡取出來一樣」。
相冊的主人，是張孝仲的父親張溶。作為民國時的一個攝影愛好者，張溶在和順鄉開著方圓百里唯一的照相館。1944 年初秋，正是遠征軍收復騰沖城前的最後時刻。一名遠征軍軍官來到店裡，要求沖洗一堆膠卷。
當晚，在遠處炮聲的陪伴下，張孝仲和哥哥連夜沖洗出了這批膠卷。父親張溶擅做主張，多加洗了一份，想作為這個家庭的「收藏」。
翻看著照片，孫敏發現，這些照片記錄的是騰沖激烈的戰爭場面，以及一批美國軍人的影像。其中一張照片吸引了她的目光。
那是一場軍事葬禮：一棵巨大的榕樹下，站立著十幾位全副武裝的中美兩國軍人，照片左側，一個手持《聖經》的美國軍官正在主持葬禮，一口中式的棺木，正被放入墓穴。
當時，孫敏並不太明白這張照片的意義，她只是進行了翻拍。
隨後，這些照片又一次被收藏了起來。她至今還記得張孝仲臉上很不好意思的神情，他喃喃地說：「其實，沒有經過人家的允許，就加印了一套，有些不對，是吧？」
然而，歷史就多虧了這次未經授權的加印，才不至於被湮沒得乾乾淨淨。
少校的118 封家信
與孫敏發現照片的時間相隔不久，一天清晨，美國得克薩斯州冷泉鎮的居民芭芭拉·梅姆瑞突然從夢中驚醒。
一段時間以來，芭芭拉反覆夢到同一個場景。在夢中，這個從來沒有到過東方的女人，來到東方的一片亞熱帶田野，在一條蜿蜒的鄉間小路上，一個男人牽著一頭水牛向她走來。
這個夢讓芭芭拉整個早晨都不能釋懷。她走進母親菲生前的臥室，打開衣櫃最底層的抽屜。抽屜裡珍藏的118 封信，是60 多年前父親從中國寄給母親的，也是家裡和東方唯一的聯繫。她覺得，夢中的那幅景象，也許來自心靈深處對父親的懷念。
8 歲之前，芭芭拉·梅姆瑞很喜歡漂亮的康乃馨花。但在那之後，她一點都不喜歡了，因為這種花會使她回憶起參加父親葬禮的那一天。
芭芭拉·梅姆瑞的父親威廉·梅姆瑞，出生於1910 年6 月20 日。
這個性格溫和的美國男人是得州農工大學的優等生——這個學校的畢業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犧牲人數，在美國高校中名列榜首。
1941 年7 月，威廉·梅姆瑞接到了兵役通知。那個時候，妻子菲剛剛生下芭芭拉，可芭芭拉後來聽母親回憶，當時，「父親興奮得竟然忘記了剛剛得了一個女兒」。
兩年後的秋天，威廉·梅姆瑞離開美國，到了印度的孟買，幫助中國遠征軍訓練士兵。1944 年5 月，遠征軍開始反攻雲南，怒江戰役開始，他也隨著部隊進入了中國。
到達印度的時候，梅姆瑞少校的第二個女兒貝弗利剛剛出生。
妻子隨信寄去了母女三人的合影。收到信的那天晚上，他打開了一瓶價值90 美元的櫻桃白蘭地酒，和戰友們一起慶祝。前來慶賀的軍官們，給這個新生命取名為「伯瑪」（意為「緬甸」）。
這張照片一直伴隨著少校的戰地生活，直到1944 年5 月20 日他在中國犧牲那天為止。人們在他遺體的上衣口袋裡，發現了這張照片。
1946 年，美國軍方在中國找到了梅姆瑞少校的遺骸，並將其部分移葬回家鄉冷泉鎮。所有家庭成員都出席了這場葬禮，少校的棺材上擺滿了鮮花，有士兵鳴槍致敬。身穿制服的軍官將國旗疊起來遞給菲，然後遞給每個人一朵粉白相間的康乃馨。
那時，芭芭拉只有4 歲。如今，她已經成了鬢帶白髮的老婦，母親菲也已於1996 年離世。芭芭拉和妹妹只能通過這118 封家信，來懷念自己的父母。
此時，她並不知道，在遙遠的中國，一次與她父親密切相關的尋找，即將開始。
被遺忘的「Y」部隊
中國遠征軍中有美國陸軍？
不只是鄧康延，就連長期關注滇西遠征軍抗戰歷史的孫敏和章東磐，對此也知之甚少。在以往，提到中國抗戰歷史上的美國人，人們總會想起陳納德和他的飛虎隊。但美國陸軍直接參與中國抗戰，在相關文件中幾乎沒有記載。
在隨後對騰沖國殤墓園的拜訪中，這個問題得到了解答。
這個國家公墓，是抗戰勝利後，雲南省政府在騰衝來鳳山為反攻中陣亡的遠征軍將士修建的。從來鳳山小團坡的山腳至山頂，依編製密密地排列著9000 多座陣亡將士的小型墓碑，碑上刻著每位烈士的姓名與軍銜。
鄧康延一行人看到，9000 多座墓碑以「一種卑微的形式」整齊地排列著，看不見任何祭奠的痕跡。
在墓地的一個角落，他們發現了一塊墓碑。據當地人說，原碑是為紀念在那次反攻中犧牲的盟軍將士修建的，1966 年被毀，現在這塊是複製品。
墓碑上寫道：「民國三十三年夏，滇西戰役進入反攻階段，盟國軍隊來華助戰，在收復騰沖戰役中，美軍中尉夏伯爾等14 名官兵壯烈犧牲，茲特立石以慰英靈。」
在翻閱史料和詢問學者後，他們驚訝地得知，在滇西戰場上，除了陳納德將軍的第14 航空隊以外，還有一支規模龐大的美國陸軍部隊。
這支有4000 多人的美軍部隊，代號為「Y」，由步兵、炮兵、工程技術人員和野戰醫院的醫護人員組成。他們被分配到中國軍隊的營一級編製，協助中國軍隊進行反攻。
反攻一戰，「Y」部隊的14 名將士把生命留在了這片異域的國土上，可只留下了夏伯爾一個名字。隨後，他們的名字被歷史長河沖刷得乾乾淨淨。
其他13 個人是誰？他們在中國發生過怎樣的故事？孫敏提到的照片上那場葬禮，究竟是為誰而舉行？鄧康延等人產生了無數疑問。
更重要的是，他覺得，「有美國人為中國付出了生命，我們卻對他們一無所知。這怎麼行？」
從此，他們對遠征軍的調查，不再關注宏觀的大視角，而變成一個具有「象徵性意義」的舉動。
他們開始尋找那張照片背後的故事，並決心把完整的盟軍陣亡將士名單，重新刻在這塊墓碑上。
名單背後的故事
「中國人永遠不會忘記朋友，我願意幫助你。」約翰·伊斯特布魯克——一個二戰退伍上校，微笑著對江汶說。
江汶是孫敏的朋友，一個移居美國的雲南籍學者。她熟悉並喜歡研究中國遠征軍的歷史。聽說孫敏正在尋找那份陣亡者名單後，她毫不猶豫地答應幫忙。「我覺得這是我的責任。」
通過種種努力，孫汶聯繫上了約翰·伊斯特布魯克。伊斯特布魯克是美國將軍史迪威的外孫，史迪威將軍是中國駐印軍的總指揮，1944 年遠征軍的滇西反攻就是他策劃和指揮的。
起初，調查進行得很順利。在斯坦福大學哈佛研究所的檔案部，約翰找到了一份文件，其中一頁列出了「Y」部隊美軍陣亡人員名單。
經過一系列的確認，江汶和約翰確定了「Y」部隊在遠征軍反攻期間犧牲人員名單，總共19 人，比墓碑上的人數還多出了5 人。
但江汶還想做更多：「我很想知道這些美國軍人從哪裡來，是否還有家人健在。如果有，我們可以告慰他們，60 年的歲月，並沒有抹去中國人民對幫助過他們的異國軍人的懷念和感激。」
然而，想通過一頁薄薄的名單獲知每個名字背後的故事，卻並不容易。美國軍方的保密工作十分嚴格，因為擔心不必要的騷擾，也擔心會引起陣亡人員親屬的傷痛回憶，所有陣亡軍人的詳細資料都屬於「絕密」級別，只有直系親屬才能夠查閱。江汶多次想查閱資料，都碰壁而回。
最後，還是靠約翰·伊斯特布魯克與軍方的特殊關係，軍方才給他們開了「後門」。約翰甚至對管理這些檔案的工作人員發了火：「中國人查這些名單，是為了刻在紀念碑上的，幾十年過去了，除了中國人，誰還會記得他們？」
拿到伊斯特布魯克寄來的厚厚一疊陣亡人員家屬的詳細資料，江汶並沒有在第一時間打開。她到海邊去跑了一圈。對她來說，這些凝結著歷史記憶的資料，「實在太沉重了」。
按照資料上的電話和地址，江汶開始了聯繫工作。可由於資料過於久遠陳舊，她竟然沒有聯繫上任何一名家屬。
正當她陷入絕望時，事情突然又有了轉機。江汶曾聯繫過的一個美國遠征軍「Y」部隊老兵阿扎尼亞，偶然在網上發現了一個與陣亡名單上的梅姆瑞少校有關的人，經過確認，此人是梅姆瑞少校的遠房表侄。
在電郵中，此人告訴阿扎尼亞，梅姆瑞少校有兩個女兒，還住在得州。
尋找過程中的最後一個死結，就這樣被打開了。
一封家信
2004 年7 月4 日，美國國慶日，芭芭拉和妹妹貝弗利參加了每年一度的家族聚會，這是梅姆瑞家族的傳統。
但姐妹倆沒有想到，這個慣常的聚會會給她們帶來一個不尋常的消息。表弟將阿扎尼亞的郵件交給了芭芭拉，她非常激動。
「想到有人知道父親在中國發生了什麼，中國又有人在找我們，這真是令人興奮。」她說。
她和妹妹重新整理了母親留下的所有信件。此前，姐妹倆雖然翻閱過這些信，但並未細看，只是把它們當作母親的秘密。但這一次，有些不一樣了。
江汶很快就和芭芭拉取得了聯繫。在電子郵件中，她這樣寫道：「……騰沖人民……正在考慮……舉行一個儀式，將勇士們的名字重新鐫刻在紀念碑上……我很感激你的父親為中國所做的一切，我想對你的父親瞭解更多，他的背景、服役前的生活……」
三天後，芭芭拉給江汶回了信，並寄去了少校年輕時一張英俊的軍官標準像，還有一封他陣亡以後，他的上司斯多德上校寫給他家裡的信。
信是斯多德上校於1944 年5 月21 日寫給梅姆瑞太太的。信中，他詳細描述了梅姆瑞少校犧牲時的具體細節。
1944 年5 月20 日，在攻擊高黎貢山一處叫做「大塘子」的日軍陣地時，梅姆瑞少校暴露在一個顯眼位置，日軍一發炮彈落在離他很近的地方。他受了重傷，在被抬上擔架後不久就犧牲了。
當時還處於戰鬥狀態，第二天上午，梅姆瑞少校被就地埋葬。
他的墓地是一個美麗的山間台地，旁邊有一棵高大的榕樹。在沒有牧師的情況下，斯多德上校主持了葬禮，所有能參加的美國官兵都出席了。葬禮結束後，戰友們在墓地上空一齊發射了三輪子彈。
通過電郵，江汶把這些事情告知了遠在中國的孫敏。孫敏突然間想起了那張老照片。信中描述的所有細節，都符合這張照片的場景。
歷史果真有這樣的巧合？
根據芭芭拉的敘述，梅姆瑞少校年輕漂亮的妻子菲沒有再嫁人，她獨自將兩個女兒養育成人，並於1996 年病逝。她被葬在丈夫的公墓邊。
「如果我們的尋找早幾年開始，菲看到丈夫得到中國人的懷念，將足以告慰她孤獨的大半生。我們希望能夠幫助她完成生前的心願。」
章東磐說。
於是，2005 年初春，章東磐和鄧康延、孫敏、攝像師牛子、編導錢喻等人，沿著當年遠征軍反攻的路線，翻越高黎貢山，前去尋找梅姆瑞少校的埋骨之地。
最艱險的戰場
如果不是親歷，鄧康延怎麼也不會想到，世界上還有如此艱險的戰場。
高黎貢山是二戰中海拔最高的戰場，它巨大的山脈緊貼在怒江西側，在騰沖一帶海拔達到3000 多米。1944 年中國遠征軍反攻滇西的第一役，便是渡過怒江，分別從南、北兩處攻佔這座高山。2000多名日軍，利用險峻的山勢和精心構築的工事，以逸待勞，山上每天雲遮霧罩，廝殺聲和槍炮聲終日迴響。梅姆瑞少校參加了這場戰役，並在此犧牲。
攝制組所走的路，正是60 年前中國遠征軍走過的路。一米多高的石磴數不勝數，假若在平地，人可以一步躥上去，但如果從早爬到晚，從海拔數百米處爬到3000 多米處，「就算四條腿一起用」，到最後都很難再上一級。
這樣的路，攝制組是在高黎貢山最好的季節走的，而60 年前的中國遠征軍，卻是在雨季踩著濕滑的路面，冒著密集的炮火，穿著破爛的草鞋，一路廝殺上去的。
根據美國新聞處的記載，反攻開始的第一個月，有260 多匹馱運彈藥的騾馬從這條路上墜入山谷而死。幫攝制組馱裝備的兩匹健碩的大青騾子，在許多狹窄陡峭的台階前，都要卸了裝備，靠人的肩膀扛著它們的屁股，才上得去。
上山前，鄧康延在怒江的一座橋上遇見了一位老人。問及當年的戰事，老人沉默了許久，只說了一句話：「那個時候，順著山溝淌下來的，都是旺子（當地方言，意為血）。」
史料記載，在攻打高黎貢山時，每天都有數百名中國遠征軍戰死，他們被就地掩埋於山澗溝壑中。許多陣亡者沒有墓碑，甚至沒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那一路，攝制組每個人心裡都沉甸甸的。有一次，章東磐指著路旁溝壕上的茂盛野花，對鄧康延說：「這土肥啊。」
鄧康延突然大喊一聲，跳入還剩約半米深的溝壕，俯身十指刨土，幾十秒間，他突然刨出一顆日軍的三八大蓋子彈。
他舉起子彈，在太陽下凝視斑駁的綠銹，心想著「這顆子彈幸好沒打出去，原本，它可能會擊中一個遠征軍戰士的身體」。
那一刻，他覺得手上的子彈「開始發燙」。
在山上每個露營的夜晚，趕馬人都會和他們講起戰後幾十年鬧鬼的傳說。每一個故事，趕馬人都發誓說，是真的。
據說，每年夏季，當雷電交加、大雨傾盆之際，高黎貢山許多人能聽見山裡發出「殺——殺——」的吼聲，還夾雜有「轟——轟——」
的槍炮聲。每到此時，山下的村民會把家裡的八仙桌抬出來，供上酒食和香燭，對著高黎貢山念叨著：遠征軍的英雄，請你們各安聖位，現在國家有解放軍把守著，請你們放心。
某個晚上，攝制組在高黎貢山一個叫老坪子的地方安營。這兒正是當年遠征軍198 師師長葉佩高將軍的宿營地。
葉佩高是第一位渡過怒江的中國將軍，1944 年5 月11 日那一天，他指揮著百年來中國軍隊首次對侵略者的戰略反攻。遠征軍立足未穩，就遭遇了準備了整整兩年的日軍的逆襲。
他為歷史留下了這樣一幕蕩氣迴腸的場景——葉將軍對士兵訓話時大聲問道：「弟兄們，你們怕不怕死？」數千名戰士齊聲回答：「怕死，不怕日本鬼子！」日軍機槍打點射，都是三發「叭叭叭」。
將軍說這是威脅「怕不怕？」而作為回敬，遠征軍則兩發兩發打，「叭叭，叭叭」。就是：「不怕！不怕！」
即便是這樣勇武的將軍，在高黎貢山一役，望著成營編制的士兵，密密麻麻地犧牲在山坡上，幾乎要拔槍自盡謝罪，幸虧被屬下死死攔住。
那天晚上，攝制組的人們燃起了一堆篝火，驅散了夜晚的黑暗濕冷。他們打開了自帶的當地白酒。鄧康延「咕咚咚」地滿滿倒上一碗，閉目默禱，然後往火裡一潑，作為對遠征軍英靈的祭奠。
手稿上的發現
可梅姆瑞少校究竟在哪裡？
高黎貢山遍地都是榕樹，面對攝制組的詢問，這兒的人們對照著照片上的榕樹，看看，想想，然後搖頭。這裡也有無數的大塘子，在當地，稍微大一點的水塘都叫這個名字。
在軍隊的戰報裡，大塘子是範圍頗大的一片戰區，陣地海拔在1400 米至1600 米之間，而江邊海拔是800 米。從5 月14 日渡江以後，在這幾百米的距離內，遠征軍4 個師數萬人，血戰了10 餘日。許多當地老百姓躲在山下，遠遠地看著戰場，只知道每天都要抬下幾百名傷員，陣亡者不計其數。
在這場戰役裡，陣亡者成千上萬，要打聽其中一個人死於何地，幾乎是不可能的。數十天過去了，他們沒有找到任何關於梅姆瑞少校的線索。
他們決定放棄了，心裡卻滿是遺憾。
臨行前，章東磐去看望了離宿營地不遠的一位老朋友。出於對歷史的摯愛，這個叫吳朝明的農民，辦了一個小型遠征軍博物館，它全部的藏品——一個鋼盔、一把戰刀、幾枚生銹的炮彈，只夠填滿一個草綠色的舊子彈箱。
除此之外，老人有一份手稿，寫在學生用的算術本上，記載著他從長輩和流落當地的老兵那裡聽到的戰事以及他的感想。由於大多數是道聽途說，可信度不大，所以，每次來，章東磐都只會草草地翻閱一下。
但這次卻不一樣了。
在小院裡暖暖的冬日下，章東磐慢慢地翻閱著這部他看過無數次的書稿，一行字突然映入眼簾，他「彷彿被火燒一樣」跳了起來。
在那張已經捲了邊的紙上，老人用不太流暢的字體寫著：「遠征軍攻打鍋底塘，一個受傷的日軍扔出最後一顆手榴彈，炸死了3 名中國軍官和1 名美國軍官。他們埋在田頭寨寺院門前。」
鍋底塘，便是吳朝明所在村子的舊名。
60 年後的軍禮
幾個小時後，村裡一位親歷過葬禮的八旬老人，帶著一行人踏上了信中所說的那個美麗的山間台地。
但眼前的一切令人失望。墓地附近沒有榕樹和廟宇，也沒有墳塋的痕跡，只是一片光溜溜的耕作經年的山地。榕樹和廟宇，都毀於戰後的一次火災，殘存的樹幹和寺廟的樑柱，變成了村民家的柴火。
戰爭結束後，1946 年，美國軍方派出專門小組來尋找梅姆瑞的墓地。據當時在場的人說，當棺木從土中挖出來，打開，人們驚呆了。
怒江峽谷多雨且炎熱，可躺在棺材裡的梅姆瑞少校相當完好，就像睡著了一樣，連制服都整整齊齊。
美國人帶回了梅姆瑞少校的一部分遺骨，在家鄉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軍人葬禮，而他遺體的另一部分，仍又裝回了那口中國人贈送的棺材，重新埋進了他為之犧牲的土地，並且永遠留在了這裡。
攝制組一行人站在梅姆瑞少校的墓地前，大多數人鞠恭敬禮。
退伍兵章東磐則扣好衣領，扶正軍帽，舉起右手，行了一個標準的中國軍禮。
在此後的一篇回憶文章裡，他這樣寫道：「梅姆瑞少校在天堂看得見我們。60 年之後，在他陣亡的地點，仍有中國人向他行軍禮，他的靈魂會感到欣慰的。他一定也還了禮，不過，是美國式的。他還像離家時的照片上那樣年輕，那樣英俊。他永遠都會年輕下去，因為他的生命為了中國，停止在了那麼年輕的時候。」
在這塊墓地旁，還有一大片無比茂盛的、長滿鮮紅葉子的灌木，章東磐特意摘下3 片樹葉，夾在了一個筆記本裡。
在接下來的數個月裡，這3 片紅色樹葉，跟隨一行人走完了中國遠征軍反攻的全部路程，這也是梅姆瑞少校希望走完，卻未能走完的路。
當人們再一次打開筆記本，紅葉已經由初摘時的鮮紅色變成了暗紅，就像凝固的血液。後來，這3 片紅葉被鑲進玻璃鏡框，寄到美國，由江汶轉交到了梅姆瑞少校的女兒手中。
「會的，我會繼續尋找」
2005 年夏天，在鄧康延和章東磐的資助下，江汶陪同梅姆瑞少校的兩個女兒來到了雲南。臨行前，她們還約上了當年為父親主持葬禮的斯多德上校的女兒珊。
斯多德上校已經去世數年了，珊願意一同來中國，她要替已經去世的父親再看中國一眼。
在梅姆瑞少校犧牲61 年後，在這塊美麗的山間台地上，斯多德上校的女兒珊，站在父親當年站過的地方，又主持了這場祭奠儀式。
一同參加的，除了攝制組一行人，還有許多當地的居民。每個人手中，都捧著一束攝制組帶來的康乃馨。
珊穿著白T 恤，哽咽著輕聲說道：「今天，孩子們來到這裡，紀念埋葬在這裡的父親，他曾為這個美麗的國家和她美麗的人民而戰。請求你從天堂注視我們，讓我們感受到你的愛，並將我們在這裡結成的友誼，持續到永遠。」
她頓了頓，又說道：「我們為這些人的感恩而深深感動。在那麼多戰死的人中，雖然我們只紀念這一個人，但是他對我們所有人都意義非凡，我們知道他為了什麼而死，為了什麼而生。我們感謝你，感謝你今天把我們帶到這裡，感謝你在這裡點燃的愛，並保佑這愛永生永世。阿門。」
在沉默了60 年後，照片中那個年輕英俊的軍人，終於等到了他的女兒們。
把梅姆瑞少校的女兒們送回國之後，完成了心願的攝制組一行人，又來到了騰沖國殤墓園。
他們沿著長長的山道，走到山頂的遠征軍攻克騰衝陣亡將士紀念塔前，拿出自帶的白酒，往塔前倒了半瓶。隨後，每個人都跪下，在塔前恭敬地磕了個頭。
在紀念塔周圍的山坡上，9000 多座墓碑環繞、縱列。最底下的是一等兵、二等兵，最上面的是中尉、上尉，四周還有校官、將官的合碑。四週一片靜寂，他們像生前一樣，成班、連、營、團、師佈陣，保持著向山頂衝鋒的陣型。
這些用騰沖火山岩製成的碑石，被風雨剝蝕，青苔滋生，已經字跡模糊。鄧康延撫摸著一塊塊碑石，淚水突然溢出來。
梅姆瑞少校已經找到了，可這些墓碑下，埋葬的是我們自己的同胞，它們背後的故事，又有誰會知道？
曾有許多人問過鄧康延：「為什麼那麼多中國遠征軍將士背後的故事，你們不去找，卻去找一個美國人？」
鄧康延的回答很簡單：「我會的，我會繼續尋找。」如今，他在深圳組建了一家紀錄片機構，正在製作《尋找少校》的兄弟篇《發現少校》，講述一個92 歲的中國遠征軍軍官的往事悲歡。章東磐等許多朋友，則一如既往地參與其中。
「我一直相信，即使是那些已經死去的遠征軍，當我們找他們時，他們也在找我們。」鄧康延說，「他們其實離我們很近，只要我們有一顆對歷史有良知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