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間昏暗狹小的房間，擺上一張雙人床和一張書桌就難以轉身了；書桌上鑲在鏡框裡妻子微笑的遺像，深情地凝視著房間的主人。
屋子裡除了寂靜還是寂靜，只有偶爾從窗外傳來幾聲鄰近小學操場上孩童的嬉鬧聲。
房間的主人名叫趙振英，今年93 歲。老人滿頭白髮，儘管枴杖在手，走起路來卻依舊步履蹣跚。在過去的30 多年裡，他謹言慎行，就連看到街邊戴紅袖章的保安，都會感到些許恐懼。
在此前相當長的歲月裡，連他的子女都不知道，他們的父親，曾親歷過中國百年歷史上最為榮耀的時刻，並在其中擔任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
1945 年9 月9 日，中國戰區侵華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國民政府中央軍校禮堂舉行。這是中華民族近百年來抵抗外來侵略的第一次勝利。在這個最重要的歷史時刻，時任國民黨新六軍14 師40團第一營少校營長的趙振英，是投降簽字儀式會場內外警戒工作的負責人。
這本該是少校個人歷史上最為榮耀的一頁。但在此之後，因為國民黨軍官身份，他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判刑、坐牢，妻子被迫與他離婚。出獄後，老人一直蝸居在北京西郊的一處居民樓裡，並決定永遠將這個「秘密」爛在肚裡。
然而無意之中，一幅來自異國他鄉的老照片，以及一本寫滿簽名的筆記本，打開了這個老兵塵封已久的記憶。深圳的一家民營紀錄片公司聞訊而來，歷時近兩年，為老兵趙振英拍攝了一部紀錄片，名為《發現少校》。
「歷史就像陳年的膠片，免不了塵埃和劃痕，甚至斷裂。」這家公司的老總鄧康延說，「在時隔65 年後，能夠為本民族的英雄找回榮耀，這也是我們的榮幸。」
一幅圖片掀開一段歷史
後來發生的所有故事，都與2006 年初春的那個晚上，晏歡點開那個陌生的網站有關。
這個50 歲的香港人，是建築設計工程師，現居深圳。他外公潘裕昆，曾任中國遠征軍駐印軍50 師師長，先後參加過淞滬會戰、粵北戰役、緬甸戰役，是戰功卓著的抗日名將。
不過，小時候，晏歡並不十分清楚這段歷史。他只是隱約得知，外公曾是國民黨軍官，平日裡，總是沉默寡言，甚至有點老態龍鍾。
直至外公去世，他也沒覺得外公和其他老人有什麼區別。
一次偶然的機會，晏歡看到一本介紹中國遠征軍的書。他吃驚地發現，外公的名字在書中被反覆提起。他鄭重地問母親，才得知了外公的戎馬一生。
懷著對外公的些許負疚，晏歡開始了一段尋找歷史親歷者的旅程。在此後的10 多年中，他一點一滴地打撈著與外公有關的歷史，並漸漸成為一名中國遠征軍史的研究者。
2006 年初春的一個晚上，晏歡像往常一樣，在網上搜索與遠征軍相關的史料，無意間，他點開了一個陌生的美國網站。
在這個網站上，陳列著許多與遠征軍有關的史料。一頁一頁翻下去，晏歡突然間發現了兩件此前自己從未見過的物品。
第一件物品是一幅老照片，照片上方有「陸軍新編第六軍軍官俱樂部開幕紀念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六日於南京」的字樣，照片的背景是一處假山，數十名中國軍官或坐或站，其間還有幾名美國軍官，有人端著酒杯，有人叼著雪茄，姿勢各異，個個臉上洋溢著輕鬆愉悅的神情。
第二件物品是一個紅皮的日記本，上面寫有許多新六軍軍官的親筆簽名，晏歡從中發現了許多自己熟悉的名字。他們都是外公潘裕昆曾經的同僚或部下。
晏歡很快聯繫上了這個網站的主人，一名美國人，叫尼爾·葛頓南(Neal Gardner)。他父親約翰·葛頓南（John Gardner)，曾是新六軍14 師的一名美國少校聯絡官，於1986 年去世。為了紀念父親，2000 年，尼爾建了這個網站。他把父親從戰場帶回的所有資料和照片，一併放在上面。
徵得尼爾同意，晏歡將這兩件史料翻譯並轉發到了黃埔軍校網上，並開始尋找老照片上的這些軍官。他想知道，這些陌生的面孔都是誰？在這張照片的背後，究竟有著怎樣的故事？
在此後數月裡，陸續有數個照片上軍官的後人聯繫上了晏歡。
他們在網上看到了這張老照片，並一眼認出了自己的父親。
但讓晏歡有些失望的是，這些照片上的軍官本人都已過世。這幅照片背後的故事，或將永遠成為一個謎題。
然而，2008 年4 月，晏歡接到了一個來自北京的長途電話，長談了一個多小時。接罷電話，晏歡突然間意識到，自己心中的這個謎題，終於「找到了最合適解答的人選」。
電話是趙振英的兒子趙精一打來的。
這年的春節，趙振英的一戶遠房親戚來家中拜訪。這對年輕夫妻對遠征軍那段歷史頗感興趣，他們在網上搜索老人的名字與部隊番號，無意間進入了黃埔軍校網，並看到了晏歡發表的帖子。在那個小紅本上，趙精一看到了父親的名字，儘管過了這麼多年，父親的簽名依然沒變。
於是，趙精一輾轉打聽到晏歡的電話，並在4 月的這個夜晚撥通了它。
在此後一個多小時的交談裡，晏歡吃驚地發現，電話那頭的老者，自稱是潘裕昆的老下屬，對於新六軍與14 師的事情如數家珍。更讓他吃驚的是，老人還告訴他，自己曾是1945 年9 月9 日南京日軍投降簽字儀式的警衛工作負責人。
放下電話，晏歡「興奮得全身發抖」。他決定，馬上去北京，拜會這個重要的歷史見證人。
2008 年5 月1 日，晏歡走進了位於北京西郊的趙振英家，也從此走進了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
見證最榮光的時刻
1937 年7 月23 日的那個下午，趙振英搭乘「七七事變」後的最後一列客車，離開了故鄉北平城。
車上擠滿了逃離北平的難民與學生。擔心日軍開火，車頭上還掛了一面白旗。車過盧溝橋時行駛緩慢，趙振英甚至能看到，在遠處的日軍陣地上，有日軍軍官舉著望遠鏡向列車觀望。
鐵路的這一邊，是國民黨第29 軍的陣地，中日兩軍處在對峙中，大戰一觸即發。滿載著平民的客車從中間地帶緩緩駛過，這個20 歲的高中畢業生，心頭突然湧起一陣「屈辱感」。
趙振英原本的理想，是想考入北京大學。但隨著「七七事變」
盧溝橋上的一聲槍響，這個夢想被徹底擊碎。從那一刻起，他和當時的許多熱血青年一樣，匯聚到抗日救國的歷史洪流中來，立志要將侵略者趕出中國。
在此後的8 年裡，這個年輕軍官的戰鬥足跡遍佈多個省份——湖南、四川、廣東、雲南。由於表現優異，他一路晉陞。1944 年4 月，27 歲的趙振英隨中國遠征軍入印緬作戰時，就已經是少校營長了。
儘管作戰多年，但多半時間他都在軍部擔任參謀。在出任營長後，自己的部隊又始終被作為預備隊使用，很少有真正上戰場作戰的機會，作為一名軍人，這成為他戎馬生涯中不小的遺憾。
然而歷史很快給了他一個萬眾矚目的機會。
趙振英所在的國民黨新六軍，被稱為國民黨軍隊「王牌中的王牌」，軍長廖耀湘，是蔣介石的得意門生。1945 年8 月，抗戰已接近尾聲，蔣介石點名要求新六軍進駐南京。他想用這支全副美式裝備的威武之師，向投降的日本人展示中國的軍威。
1945 年8 月28 日，趙振英的第一營從湖南芷江飛往南京。從跳出機艙踏上南京土地的那一刻，趙振英與他的士兵們注定將被載入史冊——這是在歷經了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之後，第一支收復首都的中國軍隊。
隨後，這個軍銜為少校的營長又被上峰委派，負責1945 年9 月9 日日軍投降簽字儀式會場的警戒工作。在許多參戰部隊眼中，這個任務被視為「中國參戰軍人的最高榮耀」。
作為一名抗戰史研究者，9 月9 日南京受降儀式的全過程，晏歡原本已經十分熟悉，但趙振英的描述，又為他補充了許多原本不為人知的細節。
投降簽字儀式的地點，是在南京中央軍校的大禮堂。從禮堂門口一直到外面的大街上，每隔50 米，就豎著一根旗桿，用藍白相間的布條包裹，旗桿上掛著同盟國中、美、英、法、蘇的五面國旗。
每根旗桿下，都站著一個全副武裝、精神抖擻的第一營士兵，他們身著綠色卡其布美式軍裝，戴著鋼盔與白手套，背軍用背包，手持美式衝鋒鎗。為了防止走火，士兵的槍膛裡並沒有上子彈。
簽字儀式時，趙振英的位置在日本代表團投降席的左後方。他的士兵遍佈整個會場，這些士兵的人數與站位，是趙振英在前一天就安排好的，並經過了再三演練。
在簽字儀式的10 多分鐘裡，會場裡唯一能夠自由走動的，就只有趙振英一個人。他的任務，是時刻注意部下的軍姿，防止出現意外。
更讓晏歡震驚的是，在他帶去的當時美國記者拍下的受降儀式老照片中，趙振英甚至發現了一個疑似自己的身影。
這張老照片的主體部分，是中國受降席與日本投降席，但照片的左下角落，在一排士兵背後，站著一個面孔模糊的軍官，身著馬褲，腳蹬長筒馬靴，腰間別著手槍，打扮與旁人明顯不同。
「這個人有可能是我。」在趙振英的記憶中，作為會場警戒部隊的最高長官，為了彰顯軍威，在受降儀式前幾天，他特意到會場附近的裁縫鋪裡，定做了一套馬褲制服。
而那張照片和簽名本上的故事，趙振英也記得很清楚。
受降儀式後不久，1945 年10 月6 日，在南京的新六軍軍官俱樂部開幕。新六軍營級以上的軍官，都出席了。那個時候，他們是眾人仰慕的英雄與勝利者。在最上方那排軍官的右側，趙振英找到了自己微笑的面孔。
隨後，新六軍中的美軍聯絡官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離開了中國。
在走之前，約翰·葛頓南少校拿出了這個紅色筆記本，讓在場的中國軍官在上面簽名，作為對這段光榮歲月的紀念。
南京受降儀式，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為顯赫的一頁。這是近百年來，中華民族第一次在抵抗外族侵略戰爭中取得勝利。這也成為趙振英一生中最為驕傲的經歷。儘管時隔60 多年，老人依舊記得當時的心情。
「略有些緊張，但更多的是興奮！」老人的臉上不經意地流露出一絲自豪感，「從甲午戰爭以來，中國就沒有打過勝仗，八年抗戰，風餐露宿，終於把日本人打投降了！我能親眼目睹這一切，榮耀啊！」
只是，當年那個年輕的少校營長不會想到，一度被他引以為傲的這份榮耀，很快變得黯淡無光。它先是被沖淡，然後被踐踏，之後逐漸凋落，像落葉一樣，被主人掃到內心深處最為隱秘的角落，一藏就是幾十年。
少校變身工程師
在沒有遇見晏歡之前，家人從來都不知道，趙振英有過這麼榮耀的歷史。
趙振英的兒子趙精一清楚地記得，2005 年9 月9 日晚上，《新聞聯播》播放了南京受降儀式60 週年的新聞，電視機前原本沉默不語的老人突然開口說：「那個時候，我在現場。」
「老爺子不會是老糊塗了吧？」趙精一和媳婦打心眼兒裡不相信。在他們心目中，沉默寡言的父親，怎麼會有如此光榮的歷史？
接下來，他們也沒有追問父親。
晏歡曾問過趙振英：「為什麼你不告訴家裡人呢？這多光榮啊？」
「我一直覺得這是臭史，是醜惡的歷史。」老人的回答戳痛了晏歡，「你想想，要是不醜惡，後來為什麼坐牢呢？好人能坐牢嗎？」
在南京受降儀式後，趙振英只享受了短暫的兩個月的平靜生活。
國共兩黨的內戰一觸即發，1946 年年初，新六軍奉調北上，趙振英也隨部隊一起進入東北戰區。
不過，這個少校營長已經厭倦了戰爭，他只想圓自己的大學夢。
1947 年，他參加了「留美軍官考試」，並獲得了瀋陽考區的第二名。
在趙振英的記憶中，日後大名鼎鼎的歷史學家黃仁宇，「就是當年考上的幸運兒之一」。
但趙振英沒有黃仁宇那麼幸運——他最終落選，不得不返回部隊。歷史的大手，也把這支往昔的榮耀之師，推進了失敗的深淵。
1948 年，新六軍在遼寧黑山附近被解放軍圍殲，大部隊被衝散，趙振英打扮成農民，趁亂脫離了戰場。
隨後，他一路南下，一直到杭州才停住了腳步。此時，已是1949年年末，舊政權已被推翻，一個全新的政權，剛剛進入人們的視野。
趙振英在杭州租了一間民房，開始準備考試。因為高中打下的底子很好，他報考的5 所大學，都寄來了錄取通知書。最終，他選擇了南京大學，成為工學院機械專業1950 級的大學生，並在畢業之後，進入了一家國營工廠，成為了一名工程師。
從士兵口中的「趙營長」，變成工人口中的「趙工」，趙振英一度以為，自己終於可以告別顛沛流離，開始平靜地生活。
可他錯了。
從「罪人」回歸常人
1966 年，「文革」開始，人們在趙振英的檔案中查到了他的歷史，從那時起，趙振英便陷入了一場長達10 年的噩夢中。
每天早上，他上班之前，都要去工廠的傳達室領一塊「反革命分子趙振英」的牌子，並把它掛在脖子上，下班後再交回去。革命群眾隨時都會對他發動批鬥，他彎腰90 度站在人群中，戴著紅袖章的革命群眾圍著他，用木棍肆意毆打。
擔心被人抄家，在一個深夜，這個工程師含淚燒掉了他的過往。
那些戰場上的照片、徽章，以及能夠證明自己軍官身份的文件，隨著一陣火光，化為灰燼。
三年後的一天，兩個警察出現在他面前，他們讓趙振英在一份逮捕書上簽了字，給他戴上手銬，將他帶到了一個體育場裡。這兒正在舉行一場公判大會，在革命群眾震耳欲聾的「打倒」聲中，趙振英以「國民黨反動軍官」的罪名，被判了20 年有期徒刑。
監獄裡的日子是難熬的。一張大通鋪，睡著10 多個人，經常吃不飽。趙振英的活兒，是在一個燒磚的窯廠裡，清理燒剩下的灰塵與碎磚。每天，他都要推著三輪車，在幾十個窯洞裡來回走，一天下來，全身覆滿灰塵，只露出兩隻眼睛。
然而精神上的折磨，遠遠超過身體上的折磨。對於自己的罪名，趙振英始終「不服氣」，他一邊勞改，一邊給法院寫申訴書，經常處於恍惚之中。有天晚上收工回來洗腳，他沒有脫鞋子，就把腳伸進了盆裡。
寄出的十幾封申訴書，如泥牛入海，一去無回，等來的，卻是一紙離婚判決書。
趙振英的妻子宋玉岐，是1946 年他在長春駐守時認識的。她出生於一個大戶人家，還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女大學生。從哈爾濱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系畢業後，她成為吉林鐵路醫院的一名牙科醫生，趙振英去那兒看牙，兩人由此結識、相愛，並於一年後結婚。
夫妻倆的感情一直很好。趙振英心裡清楚，妻子一定是不得已才做出這樣的決定。果然，過了幾天，兒子趙精一來探監，偷偷告訴父親：「我媽讓你放心，她不會和別的男人結婚的。」
事後，趙振英獲知，妻子為了他受了許多苦。在那個時代，「反革命分子」的家屬是抬不起頭的。原本嬌生慣養的妻子，被下放到河南勞動，白天打掃衛生，晚上挨批鬥，批鬥完了還不能回家，只能睡在寫大字報的檯子上，天氣冷了，就用大字報蓋在身上御寒。
1975 年，這場噩夢總算終結。當年3 月，最高人民法院發佈對國民黨縣團級以上軍官的特赦令，趙振英也在這個行列中。特赦後的第二天，趙振英便讓單位開了封介紹信，與妻子復婚。
在這之後的20 年中，這對歷經磨難的夫妻，終於回歸了平靜的生活。
在趙振英的孫子趙悅眼中，爺爺奶奶的感情「好到不可思議」。
從小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趙悅幾乎沒見過老兩口吵過架。記憶中唯一的一次，是奶奶想讓爺爺多吃一塊餡餅，爺爺不願吃，「奶奶氣得好幾個小時沒理他」 。
趙振英和妻子在陽台上養了許多花——君子蘭、月季、海棠……這個從小就在城市裡長大的女人，很喜歡看花。在趙振英身體尚好的那些年裡，每到春天，他就騎著三輪車，載著妻子，到附近的玉淵潭公園，手挽著手，在櫻花樹下一走就是大半天。
不過，在2005 年後，趙振英就再也沒去過那個公園。
這年的12 月18 日，宋玉岐去世。臨走的前一天，家人還聽到，病床上昏迷的老人家，突然迷迷糊糊地說：「老趙，剩菜剩飯要燙燙啊，每天記得要燒兩壺開水。」
妻子去世後，趙振英沒有將妻子的骨灰埋掉，而是將骨灰盒保存在臥室裡，就好像老伴依然陪著他一樣。他的願望，是希望在他自己走後，家人把他和妻子兩人的骨灰混在一起，裝進罐子裡，丟進大海。
直到今天，這位老兵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妻子的遺像前，和她說上幾句話。這個習慣，他已經保持了將近5 年。
「我知道你在苦苦等著我，我也在每天懷念你，我們就快些到一起去吧。」老人哽咽著，眼角泛出隱約的淚花，「我不願意留在這個大地上。怎麼說呢？這個大地，對我實在是……太苛刻了……」
他旁邊的鏡框裡，是妻子宋玉岐的遺像。這個慈祥的老婦人，一直深情地凝視著丈夫。
老人回歸為老兵
如果說，是晏歡幫助趙振英找回了往日的回憶，那麼鄧康延做的事，則是把這個老人的故事留在膠片上，讓更多的人知道。
從朋友晏歡那兒聽完整個故事後，深圳市越眾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鄧康延，決定成立一個攝制組，為趙振英拍攝一部紀錄片。
幾年來，這家民營紀錄片公司製作了不少與遠征軍有關的紀錄片，並屢屢在國際國內的紀錄片展會上斬獲各種獎項。在鄧康延眼中，發生在趙振英身上的這些故事，實在是不可多得的紀錄片題材。
「無論是大歷史還是個人命運，趙老都是過去那個時代的一個樣本。」他這麼解釋自己的拍攝動機，「世界上幾乎所有的二戰老兵，都享受著國家豐厚的養老保障和無限的榮光，唯有在中國，老兵要獨自艱難而頑強地走過生命中最後的日子。如果他們就這樣被湮沒，我們對不起歷史，對不起自己的良知。」
2009 年5 月，在晏歡的安排下，美國人尼爾如約來到中國，晏歡帶著攝制組，與他一同去了趙振英家。
起初，面對故人之子，趙振英略顯拘謹。這個老兵只是用不太熟練的英語說道：「很高興見到你。」尼爾卻一下子將老人摟在懷裡，哭泣起來。「你讓我想起了我的父親。」這個美國人說。
這次來中國，尼爾·葛頓南給趙振英帶來了一件特殊的禮物——一對父親留下的國民黨軍隊的少校領章。冷靜下來後，他把領章親手戴在了這位老兵的領子上。
這是時隔60 多年後，趙振英第一次見到代表著往日榮耀的證物。
隨後，晏歡又與鄧康延商量，讓攝制組帶著尼爾和趙振英，一起去一趟雲南和四川。在這趟歷時一個多月的行程中，晏歡欣喜地發現，在與那些舊日戰場重逢之後，老人身上消失已久的軍人英武之氣，「好像慢慢地回來了」。
有一幕場景，深深刻在了晏歡的腦海裡。
旅程的其中一站，是雲南騰沖的國殤墓園。抗戰勝利後，雲南省政府在騰沖為反攻中陣亡的遠征軍將士修建了這處國家公墓。從來鳳山小團坡的山腳至山頂，依編製密密地排列著9000 多座陣亡將士的石頭墓碑，碑上刻著每位烈士的姓名與軍銜，在山頂上，還有一塊大型紀念碑。
通往山頂的台階很長，趙振英每走幾步，就要停下來敬上一個軍禮。晏歡勸老人休息一會兒再往上走，趙振英卻一直爬到了山頂。
他告訴晏歡：「這些弟兄都是戰死的英雄，很多人連名字都沒留下，都在山頂的大碑裡。我要是停下來休息，不是讓他們看笑話麼？」
那天與攝制組同去祭拜的，還有一個來自香港的警察代表團。
在墓碑前三鞠躬後，年輕的警察們合唱起了《滿江紅》，趙振英也加入其中。合唱結束後，人們又向紀念碑集體敬禮致敬。
按照軍銜來算，在場的人裡，趙振英的職務最高，於是，這個昔日的少校營長，再一次擁有了「發號施令」的權力。
「向英勇獻身戰勝敵人保衛祖國的英雄致敬！敬禮！」老兵一聲令下，「叭」地一聲，眾人整齊劃一地舉起了右手。
那一刻，晏歡沒控制住自己的眼淚。
一個活的見證者
儘管紀錄片拍攝得很順利，但晏歡心裡始終有一個放不下的心願。
無論是那張老照片，還是那個紅色筆記本，都是約翰·葛頓南少校留下的遺物，作為兒子，尼爾當然想把父親留下的這些遺物帶回美國。但在晏歡看來，這些珍貴的文物應該留在中國。他多次向尼爾承諾，一定會為這些來自異鄉的「寶貝」，找到一個最好的歸宿。
在考慮了幾天後，晏歡決定，將它們捐給位於四川成都大邑縣的建川博物館。這是中國民間資金投入最多、建設規模和展覽面積最大、收藏內容最豐富的抗戰博物館。創辦人樊建川，也被媒體稱為「中國最有歷史情懷的博物館館長」。
在樊建川眼中，由這張老照片和這個小紅本引出的故事，「為觀察那段歷史提供了最為獨特而富有意味的視角」。隨後，在博物館的援華美軍館裡，他單獨開闢了一個展廳，向觀眾展出這些珍貴的文物。
在展廳的正中，樹立著他為約翰·葛頓南少校定制的半身雕像。
「請讓我表達對你和你父親的尊敬之情。」在得知約翰·葛頓南的故事之後，一個中國姑娘對尼爾說。
面對眼前發生的這一切，這個此前還半信半疑的美國人，顯得無比激動。
「中國人永遠不會忘記自己的朋友。」他感動地回答道。
而在這裡，趙振英也獲得了許久未有的尊重。
在建川博物館的老兵手印廣場上，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將這個老兵的手印放大至120%，印在了一塊高3.7 米、寬2.4 米的鋼化玻璃上。
這隻手印並不孤獨。與它相伴的，是其餘40 多塊鋼化玻璃上的近4000 只老兵手印。正是這些手，擋住了來勢洶洶的日本軍隊，拯救了整個中華民族。如今，這些老兵的手印，固化成了鋼化玻璃上的印記，也凝固成了一段歷史。
在手印廣場的不遠處，還有一個樊建川設計的「壯士廣場」。
在這個10000 平方米的廣場上，陳列著215 尊高2 米的鐵合金雕像。
這個鋼鐵鑄成的戰陣裡，有打響抗戰第一槍的馬占山，有盧溝橋抗敵的宋哲元，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也有蔣介石、宋美齡、陳紹寬、張靈甫、孫立人……皆是抗戰時期中華民族抵抗外侮的傑出代表。
晏歡帶著趙振英，來到「壯士廣場」。老人很快就從200 多尊雕像裡發現了自己的老長官——新六軍軍長廖耀湘。老人恭恭敬敬地鞠了三個躬，然後把一束鮮花放在了雕像面前。
接下來，晏歡問了趙振英一個長久以來一直藏在心裡的問題：「如果知道後來會受這麼多苦，你還會選擇抗日嗎？」
「我不後悔。」老人回答得很乾脆，「我盡到了一個中國人的責任，還一直活到了今天，我知足了。」
目送著老人，看著他步履蹣跚地走進壯士廣場，晏歡突然間產生了一種幻覺：這個拄著枴杖，背影佝僂的老人，與威武雄壯的鑄鐵戰陣，彷彿融為了一體。
「是英雄而不自知者，才是真英雄。」晏歡感歎道。
93 歲的老兵重逢28 歲的少校
四川之行結束後，人們都以為，趙振英的故事到這兒就該結束了。
但接下來，又發生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通過一個在美國的朋友，晏歡弄來了一卷美國人拍攝的南京受降儀式現場的紀錄片。2009 年4 月的某個下午，攝制組的人聚在一起，想看看裡面有沒有什麼資料，能夠補充到即將拍攝完的片子裡。
膠片無聲地轉動著，重現著南京受降的種種細節。人們看到，在趙老此前描述過的裹著藍白相間布條的旗桿下，那些全副武裝的士兵的面孔，在鏡頭裡依次閃過。
突然間，鏡頭裡出現了一個年輕英俊的中國軍官的面部特寫，足足有四五秒鐘，他側對著鏡頭，像是在給士兵們訓話。之後，他的正臉轉向了鏡頭。
攝制組的人與趙振英已經相處了很長時間，老人年輕時候的相貌，他們看過相片，也都記在了心裡。在沉默了一會兒後，人們突然異口同聲地大喊起來：「天啊！這不是趙老嗎？」
「異國影像上保存的這張面孔，正是我們一直苦苦尋找的東西。」
事後，鄧康延感慨道，「在宏大的歷史面前，個體是那麼渺小無力，但人性中的勇氣與堅韌，將穿越浩淼的時空，永遠被後代銘記。」
2010 年9 月8 日，這天晚上，像往常一樣，趙振英煮了一碗餛飩當晚飯。吃過飯後，在昏暗的燈光下，老人躺在床上看了一會兒電視，不到9 點，他就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65 年前的1945 年9 月8 日，28 歲的少校營長趙振英終夜未眠，他與團長王啟瑞在團部開了一夜的會，商量第二天的會場警戒工作。
散會後，他不放心，又到禮堂內外巡視了一番。至今他還記得，舉目望去，在頭頂晴朗的天幕中，無數的星星在閃耀。
幾個小時後，太陽升起，這個少校和他的士兵們，精神抖擻地踏入會場，見證他們一生中最值得銘記的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