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類帶到了滅亡的邊緣：
因為他們認為他們是白人。
——詹姆斯·鮑德溫
在普林斯·瓊斯走後的這些年，我經常會想到那些在他死亡陰影下生活的人。我想到他的未婚妻，她的未來被顛覆，卻無人給個解釋，這對她意味著什麼。我想知道她會怎樣告訴她的女兒，我也想知道，女兒會怎樣想像父親，當女兒想念他的時候，她會怎麼敘說他離開的細節。但是，我最想知道的是普林斯的母親過得如何，我問自己最多的問題一直都是：她怎麼活？我在網上找到了她的電話號碼。我給她寫了郵件。她回復了我。然後，我打去電話，約了時間去見她。她生活在費城郊外一個小型的、富裕的封閉式小區。我去的那天是個星期二，下著雨。我從紐約坐火車，然後租了輛車。此前的幾個月，我非常思念普林斯。你、你的母親和我在返校日回到黑人麥加，我的很多朋友都在那裡，但少了普林斯。
瓊斯醫生在門口迎接我。她有著褐色的皮膚，和藹有禮。她的年齡看上去介於四十到七十歲之間。在這個年齡段，很難憑外表準確判斷一個黑人的年齡。儘管我們談的是那個話題，但她還是表現得很鎮定，在談話的大多數時間，我都在努力區分她真實的感受和我感覺她會有的感受。那時我感到，她微笑著，但眼神難掩痛苦，我感到，我的到來散佈著悲傷，像是為整個房子蓋上了一層黑紗。我好像記得後面放著音樂——爵士或福音歌曲，但矛盾的是，我也記得寂靜籠罩一切。我想也許她在我來之前剛哭過。我不能確定。她把我帶進寬敞的客廳。房子裡沒有其他人。當時是1月初。聖誕樹還擺放在房間的最裡面，樹上掛著繡有她女兒和兒子名字的聖誕襪，展示桌上放著嵌有普林斯·瓊斯照片的相框。她遞水給我，玻璃杯很厚重。她喝的是茶。她告訴我，她出生在劉易斯安那州奧珀盧瑟斯市的郊外，並在那裡長大成人，她的祖先也是在那裡為奴，這段歷史餘音未絕，導致了穿越世代的恐懼。“我四歲的時候，第一次明白了這一點。”她告訴我。
我的母親和我一起進城。我們上了一輛灰狗巴士。我跟在母親身後。當時她沒有牽著我，我看見一個空位就坐了下來。幾分鐘後，我母親來找我，然後把我帶到後排的座位，並向我解釋了我為什麼不能坐在那裡。
我們很窮，我們身邊認識的黑人大都也很窮。我們對白人美國的印象是從城裡得來的，我們在那裡看到商店櫃檯後的人，看到母親的老闆。顯而易見，我們之間有距離。
鴻溝以各種方式在我們面前展現。一個小女孩，七歲，在學校裡被人嘲笑之後，回到家裡問自己的父母：“我們是黑鬼嗎？黑鬼是什麼意思？”有時候它很微妙——只要看看誰住在哪裡，誰從事什麼工作，誰失業了。有時候是各種情況兼而有之。我從未問過你，你是如何親身感受到這種距離的。是邁克爾·布朗事件使你明白的嗎？我不認為我想知道。但我知道，你必定已經意識到了，你已經推斷出，你雖然是天之驕子，但與其他天之驕子比起來還是有所不同，因為你的身體比這個國家裡其他人的身體更加脆弱。我想讓你知道的是，這不是你的錯，雖然你最終要承擔這個責任。你承擔這個責任，是因為你被美國夢者包圍。這與你如何穿你的褲子，做什麼樣的髮型毫無關係。政策和割裂是有意為之，隨後的遺忘，也是有意為之。割裂有效地區分了掠奪者與被掠奪者、奴役者與被奴役者、地主與佃農、食人族與他們的食物。
瓊斯醫生很矜持。她就是人們從前所稱的“女士”。這一點讓我想起了我的祖母，她是住在貧民區的單身母親，但言語中卻總能讓人感到她懷揣珠玉。貧困是瓊斯醫生的父親和身邊其他人佃農生活的烙印，當她在解釋她逃離貧困的動機時，當她在回憶自己當初說“我不要這樣活下去”時，我在她眼中看到了鋼鐵般的堅毅，我記得我在祖母的眼中也看到過這種堅毅。現在你一定不太記得她了——她去世時，你才六歲。當然，我記得她，但在我認識她時，她的事跡——比如白天為白人擦地板，晚上去學校——是個傳奇。至今我仍能感受到她身上所具有的那種力量和正直，正是這些品質推動她走出貧民區，讓她擁有了自己的住房。
在瓊斯醫生面前，我感受到了同樣的力量。當她讀二年級的時候，她和另外一個女孩約定，長大後要做醫生，她為此不懈努力。她改變了鎮上高中種族隔離的狀況。開始的時候，她打了侮辱她的白人孩子。後來，她所在的班級選她做了班長。她跑田徑。她告訴我，那是“重要的入場券”，帶她進入了他們的世界，但也不會和他們走得更近了。在橄欖球賽場，其他學生會為黑人明星跑衛歡呼，而當對方球隊的黑人球員搶到了球，他們就會大喊：“殺了那個黑鬼！殺了那個黑鬼！”他們坐在她身邊大喊，當她不存在。她小時候在教堂朗誦《聖經》，她向我講述了自己入選的故事。她的母親帶她去參加兒童唱詩班的面試。面試後，唱詩班指揮說：“寶貝，我想你應該去朗誦。”她在微笑，而不是放聲大笑，她控制著她的身體。我感到她漸入狀態。當她談到教堂，我想到了你的祖父。你知道，他就是在朗誦《聖經》的過程中經歷了人生中第一次心智上的冒險。我想到了你的母親，她也是如此。我還想到了我與教會的格格不入，雖然它經常是我們種族的唯一支持者。我經常在想，因為與教會存在距離，我是不是錯過了什麼，錯過了某些關於宏大希望的觀念，錯過了某種超乎我平庸身體對世界的認知的智慧，錯過了什麼超越身體的東西。那些我錯過的東西，也許我本來可以傳遞給你。在那個時刻，我想知道這些，是因為超越了我理解範圍的力量促使梅布爾·瓊斯走上了卓越的人生。
她拿全額獎學金上的大學。她就讀於劉易斯安那州立大學醫學院。她在海軍服過役。她在放射科工作。她在那時不知道還有哪個黑人是放射科醫生。我猜想，這對她來說一定很難，但這種猜想是對她的侮辱。她沒有感到任何不適，她並不認為自己的成就是一個奇跡，因為這樣說就太輕了，因為唯一重要的評價應該根植於梅布爾·瓊斯的表現，不能把整個族群的期望強加於她。從這些角度講，梅布爾·瓊斯的成功自然而然，因為她一直腳踏實地，不驕傲也不放縱，而是勇往直前，如果她要做，就會以命相搏。她對生命的態度像是一名優秀運動員，她知道對手不擇手段，知道裁判員會受賄，也知道離冠軍只差一次比賽。
她把她的兒子——普林斯·瓊斯——稱為“石頭”（Rocky）。這是為了紀念她的祖父，他的外號是“石頭”（Rock）。我問起了普林斯的童年，因為事實上我並不那麼瞭解普林斯。我的確很高興在聚會上遇到他，也很樂意向朋友介紹他是一個“好兄弟”，但我真的不知道他的經歷。所以，她為我描述了他，讓我增加了對他的瞭解。她說，他曾經把釘子釘進電源插座，導致整棟房子短路。她說，他曾經穿上正裝，打上領帶，單膝跪下，向她唱起《緣定三生的戀人》。她說，他一直都上私立學校——滿是美國夢者的學校——但還是可以走到哪，朋友交到哪，不管是在劉易斯安那，還是後來的得克薩斯。我問她，他朋友的父母如何看待她。“那個時候，我是當地醫院的放射科主任，”她說，“所以，他們很尊重我。”她說話的時候，眼神是冰冷的，沒有感情，就像是在解釋一個數學函數。
普林斯和他的母親一樣聰明。在高中，他被得克薩斯州的一所英才學校錄取，修數學和科學專業。在那裡，學生可以取得大學的學分。這所學校是從人口大致相當於安哥拉、澳大利亞或阿富汗的得克薩斯州招生，普林斯是那裡唯一的黑人學生。我問瓊斯醫生，她是不是曾希望他去霍華德大學。她笑著說“不”，然後補充道，“我很高興有機會談這個話題”。這句話讓我放鬆了一些，因為這樣我就可以認為自己不那麼冒犯了。我問，她希望他上哪所大學？她說：“哈佛。如果哈佛不行，就普林斯頓。如果普林斯頓不行，就耶魯。如果耶魯不行，就哥倫比亞。如果哥倫比亞不行，就斯坦福。他達到了這個水準。”但是，像來到霍華德的三分之一的學生一樣，普林斯厭倦了不得不代表黑人。霍華德的這些學生和我不一樣。他們是傑基·羅賓森那樣的精英的孩子，他們的父母逃出了貧民區、農田，來到了郊區，卻發現自己身上帶著擦拭不去的標記。他們中的許多人即使功成名就，也會被挑選出來，奉為楷模，變成多樣性的傳說。他們是榜樣和標桿，而不是普通的孩子或年輕人。所以，他們來到霍華德，來過尋常的生活——此外，還可以看到普通黑人的生活多麼廣闊。
普林斯沒有申請哈佛大學，也沒有申請普林斯頓、耶魯、哥倫比亞或斯坦福。他一心想去黑人麥加。我問瓊斯醫生，她是不是後悔讓普林斯選擇霍華德。她吸了口氣。看上去，我在她的傷口上撒了太多鹽。“不，”她說，“我後悔的是，他死了。”
她在說這些話的時候，強作鎮定，痛苦卻愈加明顯。她在說這些話的時候，身體的姿態和指向都很奇怪。美國對你造成的傷害就會有這樣的結果。你是否認真看過20世紀60年代的靜坐照片，認真、仔細地看過？你看沒看到那些臉？臉上的表情既不是氣憤，也不是傷心或快樂。他們表現得幾乎沒有情感。他們的目光越過過去的折磨，越過我們，望向超越我已知的一切的地方。我想，他們與他們的神聯繫在一起，我不可能知道那是什麼神，我也不信他。但不管是不是神，他為他們提供了盔甲，那是真實的。或許那根本不是盔甲。也許它是生命的延續，是一種貸款，讓你現在承受得住欺凌，之後再償還。不管它是什麼，我在那些照片中看到的高貴和空洞，正是我在梅布爾·瓊斯眼中所看到的。它在她銳利的褐色眼睛裡，噴湧不止，連綿不絕。她壓抑了太多，我確信，自從她的“石頭”被奪走，她的血脈被切斷，日子從未好受過。
而且，她無法依靠自己國家的幫助。有關她兒子的死，瓊斯醫生的國家給出了它最擅長的回應——它忘記了他。遺忘是一種習慣，是美國夢又一個必要的組成部分。奴隸制中的大規模盜竊讓他們發了一筆橫財，他們忘記了；為贏得選票散佈了一個世紀的恐懼，他們忘記了；平等但隔離的政策為他們提供了城郊的住所，他們忘記了。他們已經忘記，因為想起這些會將他們從美夢中驚醒，讓他們不得不跌落到我們這裡，跌落到真實的世界。我相信，美國夢者，至少今天的美國夢者，比起自由地活著，更喜歡作為白人活著。在美國夢裡，他們是巴克·羅傑斯 [73] 、阿拉貢王子和整整一個種族的天行者。叫醒他們，就是告訴他們，他們是凡人的帝國，像其他凡人的帝國一樣，是創建在毀滅身體的基礎上的。這會玷污他們的高貴，使他們回歸脆弱、容易失敗和受傷的人類。
瓊斯醫生接到電話的時候還在睡覺。那是早上五點。在電話中，警探告訴她，她應該開車去華盛頓。石頭住院了。石頭中了彈。她和她的女兒一起開車過去。她相信他還活著。她在解釋這些的時候，幾度停頓。她直接去了重症監護室。石頭已經不在那裡了。一群有頭銜的人——醫生、律師、警探，也許就是這些——把她帶到一個房間，告訴她，他已經走了。她又一次停頓。她沒有哭。在此時，鎮靜太重要了。
“我從未有過這樣的感受，”她告訴我，“這是身體上承受的極大的痛苦。我只要一想到他，就會很痛。我所能做的只是祈禱和請求憐憫。我覺得我快失去理智、快發瘋了。我覺得我生病了。我感到自己快要死了。”
我問她是不是希望槍殺普林斯的那個警察被起訴。她說：“是的。”她的聲音五味雜陳。她說話的方式像一個美國人，期待公正，即使公正是遲來的、吝嗇的，正如她多年前在醫學院所經歷的那樣。而她說話的方式又像一個黑人女性，長久以來的苦痛使她在真切的傷痛面前顯得鎮定。
我現在想瞭解她女兒的情況，我知道她女兒剛剛結婚。房間裡有她女兒女婿的照片。瓊斯醫生並不樂觀。她很擔心即將出生的外孫，因為她救不了他，她不能保護他的身體，使其免受針對黑人的儀式化暴力的傷害，這暴力已奪去她的兒子。她將美國比作羅馬。她說，她認為這個國家的輝煌時代早已過去，而即便是輝煌時代也被玷污了：它創建在別人的身體之上。“不會有人告訴我們，”她說，“我們不知道我們正擁抱死亡。”
我問瓊斯醫生，她的母親是否還健在。她告訴我，她的母親2002年就去世了，享年八十九歲。我問瓊斯醫生，她的母親對普林斯的死說了什麼。瓊斯醫生的聲音低得如同耳語，她說：“我不記得她說過。”
她提到了《為奴十二年》。她談起所羅門·諾薩普：“他是這樣一個人。他有能力。他有家庭。他像個人一樣活著。但一次種族主義行動就奪走了他的一切。我也是這樣。我花了很多年，發展事業，積累財富，承擔責任。只是一次種族主義行動。只需一次種族主義行動。一切灰飛煙滅。”然後她又談起了她曾擁有的一切，她憑借超乎尋常的勤奮、在夜以繼日的工作中度過了逃離貧窮的漫漫旅程。她談到，她的孩子在奢侈的環境中成長——每年去滑雪，去歐洲短期旅行。她說，女兒在高中學習莎士比亞戲劇的時候，她就帶女兒去了英國。還說，女兒十六歲時取得了駕照，一輛馬自達626就等在她的面前。我感到瓊斯醫生為孩子付出的慾望與自己年輕時的貧窮困苦有著某種聯繫。我感到，她為孩子付出了多少，自己就得到了多少。她說，在普林斯過從來不在意物質問題。他喜歡閱讀。他喜歡旅行。普林斯二十三歲生日的時候，她給他買了一輛吉普車。她在吉普車上繫了一個巨大的紫色蝴蝶結。她告訴我，她仍能看到他站在那裡，看到他望著吉普車，簡單地說，謝謝你，媽媽。她沒作停頓，補充道：“他就是在那輛吉普車裡遇害的。”
我離開後，在車裡呆坐了幾分鐘。我想到了普林斯的母親對他的付出，他死後她失去的一切。我想到，是孤獨感帶著普林斯來到黑人麥加；我想到，黑人麥加，我們大家，都救不了他；我想到，我們最終連自己也救不了。我回想起那些靜坐請願者和他們臉上的堅忍，我曾經嘲笑他們投身於生活中最糟糕的事情。也許他們已經知道這個世界上有些非常可怕的東西。也許他們情願捨棄黑色身體的安全與尊嚴，因為安全與尊嚴本來就不存在。所有20世紀60年代的那些老照片，所有那些我看過的、黑人在警棍和警犬面前被按倒在地上的電影，沒有什麼可恥，事實上那一點也不可恥——它們只是真實。兄弟，我們被捕獲，被美國多數派劫匪包圍。它在這裡發生，就在我們唯一的家園。而可怕的事實是，我們無法靠自己的力量逃脫。也許這曾是、現在也是民權運動的希望：叫醒美國夢者，讓他們明白，他們希望成為白人，像白人一樣說話，認為自己是白人，這事實上是認為自己已經超越了人類固有的缺陷，讓他們明白，他們這樣想對世界造成了多大的傷害。
但你不能讓美國夢者主導你的生活，也不能指望他們會清醒過來。屬於我們的時刻過於短暫。我們的身體極為寶貴。你現在已經在這裡，你必須活下去——在外面的世界，有很多東西值得追求，不僅僅是在別人的國家，在你自己的國家也是如此。黑色力量的溫暖吸引我來到黑人麥加，讓我認識了普林斯·瓊斯。黑色力量和我們的世界是美麗的，不管它們是多麼短暫和脆弱。
我回想那次返校日的旅程。我回想包圍著我們的溫暖力量。我們去看橄欖球比賽。我們和老朋友還有他們的孩子坐在露天看台上，既不關心誰進了第一個球，也不關心誰又失了球。我記得我望向球門時，看到一群校友拉拉隊。他們換上了舊時的校服，衣服已經太小，他們只是勉強可以穿上。我記得他們在跳舞。他們搖擺、靜止，再搖擺，而人群在大喊：“跳起來！跳起來！跳起來！”坐在我兩排前的一個黑人女性身穿緊身牛仔褲，她站了起來，不停搖擺，好像她不是孩子的母親，過去的二十年只是一個星期。我記得步行去參加車尾野餐聚會，沒有帶你。我不能帶上你，但可以告訴你我看到的景象：形形色色的人——騙子、律師、優等生、小混混、醫生、理髮師、特種兵、醉漢、極客和書獃子——包圍著我。DJ對著麥克風大喊。年輕人簇擁著他。一個大男孩拿出了一瓶白蘭地，打開了瓶蓋。與他同來的女孩微笑著，仰頭痛飲，繼而大笑。我感到自己融化在他們的身體裡。與生俱來的詛咒消失不見，我可以感到手臂的重量，聽到呼吸的節奏。我那時沒有說話，因為語言已經沒有意義。
這是一個時刻，一個歡樂的時刻，一個超越美國夢的時刻——一種比任何《投票權法案》更偉大的力量賦予了我們這一時刻。這種力量，黑色的力量，來源於一個黑色的重要星球，來源於在它之上仰望的美國星系圖景。黑色力量是蒙蒂塞洛的地牢，只有通過鬥爭才能看見。黑色力量孕育了理解，使所有星系重新閃耀真實的色彩。即使是美國夢者——迷失在他們了不起的白日夢裡——也感受到了黑色力量，因為他們悲傷時，會聽比利；他們在需要勇氣時，會放聲唱出“匪幫二人組” [74] 的歌；戀愛時，他們哼唱艾斯利的歌；狂歡時，他們會高唱德瑞博士 [75] 的歌；艾瑞莎的歌是他們臨終前聽到的最後聲音。我們在底層取得了成就。我們拿來美國夢者的一滴血原則，並拋棄了它。他們把我們隔離成一個種族。我們把自己壯大成一個民族。在黑人麥加，在選擇的痛苦中，我們建成了一個家園。像黑人一樣，用針、藥水瓶和跳房子的格子來佔領夏日領地；像黑人一樣，在房租籌措晚會 [76] 上跳舞；像黑人一樣，在家庭聚會上，我們都被當成災難的倖存者。像黑人一樣，喝白蘭地和德國啤酒，遞雪茄，爭論MC [77] 這樣的說唱樂手。像我們所有人一樣，航行穿越死亡，航向生命的海岸。
這就是引導普林斯·瓊斯的愛的力量。這種力量不是神性，而是對“萬物皆脆弱”的深切領悟——就連美國夢也是脆弱的，它尤其脆弱。坐在車裡，我想著瓊斯醫生對國家命運的預言。我一生都在聽聞這種預言，從馬爾科姆那裡，從他死後的追隨者們那裡。他們高呼，美國夢者一定會自食其果。我在馬庫斯·加維 [78] 的文章中也看到了同樣的預言，他預言一群復仇的先祖，一支中央航線的亡靈軍隊將如旋風般歸來。不，我離開黑人麥加，因為我知道這預言太簡單，知道如果美國夢者自食其果，我們也會與他們同食苦果。掠奪已經形成習慣和毒癮。那些製造貧民區死亡流水線、私人監獄大規模強姦以及發明自我遺忘機制的人，不可避免地會掠奪更多。這不是對預言的盲從，而是廉價汽油的誘惑使然。
曾經，美國夢的參數受限於技術、馬力和風向。但美國夢者在發展自己，在海上創建大壩發電，采煤，用石油製造食物，這些技術以史無前例的規模擴大了掠奪。這次革命使美國夢者不但可以掠奪人類的身體，也可以自由地掠奪地球。地球不是我們創造的。它無需尊重我們。它用不著我們。它的復仇不是大火屠城，而是烈焰焚天。有比馬庫斯·加維的預言更激烈的東西乘著旋風而來。有比我們所有的非洲先祖更令人敬畏的東西正從海底升起。兩者之間並不陌生。我們用鎖鏈銬住的雙手遞過去的棉花打開了這個時代。是我們的航班把他們送到了更遙遠的叢林。穿越這些新區域、擴展區的交通工具是汽車，而汽車是纏繞在地球頸部上的絞索，最終會勒住美國夢者自己。
我從梅布爾·瓊斯家開車離開，心裡想著這些。我開車離開，和平常一樣，心中想著你。我不相信我們能夠阻止他們，薩莫裡，因為他們最終會自己阻止自己。但我還是要鼓勵你抗爭。為緬懷你的祖先而抗爭，為智慧而抗爭，為黑人麥加的溫暖而抗爭，為你祖父母和你的名字而抗爭。但不要為美國夢者而抗爭。如果你容易動情，對他們抱有希望，為他們而祈禱吧，但不要努力改變他們。美國夢者必須懂得自我奮鬥，必須明白他們的夢境、他們把自己塗成白色的舞台是我們所有人的墳墓。美國夢就是危害地球的習慣，就是坐視我們的身體被監獄和貧民區吞噬的習慣。我在從瓊斯醫生家折返的路上看到了這些貧民區。它們和我多年前在芝加哥看到的貧民區一樣，和我母親從小生活的貧民區一樣，和我父親從小生活的貧民區一樣。透過擋風玻璃，我看到了貧民區的標誌——遍佈美容院、教堂、酒鋪和搖搖欲墜的住房——我感受到了古老的恐懼。透過擋風玻璃，我看到雨傾盆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