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世界充盈著各種聲音
我們的世界比任何人的更美好
雖然我們受苦，雖然我們自相殘殺
雖然我們有時無法隨風而行
我們是美麗的種族
懷著來自非洲的幻想
隨處有面具、舞蹈和自信滿滿的歌
帶著非洲的眼鼻和手臂
雖然我們在灰色的枷鎖中匍匐
在永冬之國生活
我們嚮往的依然是太陽
——阿米利·巴拉卡
在你出生前不久，我有一次被喬治王子郡的警察攔下——哥倫比亞特區的所有詩人都曾警告過我要提防這個郡的警察。他們從車兩邊包抄過來，車窗玻璃上閃耀著手電光。他們拿走了我的證件，回到巡邏車上。我坐在那裡，滿心驚恐，想起了老師們的警告和我在新聞報道裡看到的關於喬治王子郡警察的事。我知道PG郡警察殺死了埃爾默·克萊·紐曼，然後聲稱他自己把頭撞在了監獄的牆上。我知道，他們槍殺了加裡·霍普金斯，卻說他想要搶警察的槍。我還知道他們把弗雷迪·麥卡洛姆打得視力模煳，卻將這一切歸咎於塌陷的地板。我讀過新聞報道，這些警察悶死機修工、槍擊建築工人、把嫌疑犯的身體甩出撞碎商場玻璃門。我還知道，他們經常這樣做，就像被一個看不見的宇宙時鐘的秒針推動。我知道，這些警察向行駛的車輛開槍，朝手無寸鐵的人開槍，從人背後開槍，然後聲稱最先受到槍擊的是他們自己。這些槍手被調查，然後脫罪，並很快回到街頭，於是更加膽大妄為，再次開槍。在那一階段的美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警察局比PG郡的更頻繁地開槍。聯邦調查局進行了很多調查——有時一個星期內就啟動了多個。但警察局長還是得到陞遷。我坐在車裡，身處他們的控制之中，腦子裡回想著這一切。也許在巴爾的摩被槍殺會更好，因為那裡有街頭正義，有人會讓兇手付出代價。但是這些警察掌控著我的身體，可以為所欲為，就算我有機會活著解釋他們對我做了什麼，這種投訴也是毫無意義的。警察回來，把駕駛執照還給了我。他對這次截停沒作任何解釋。
9月，我看到《華盛頓郵報》的一篇報道，說PG郡的警察又殺了人。我忍不住去想，那個人也可能是自己，我抱著你——當時你只有一個月大——我知道倘若如此，那不可能是我一個人的事。我瀏覽了標題——他們的暴行在那時似乎司空見慣。第二天又有報道，我多看了幾眼，注意到遇害者是霍華德大學的學生。我想，我也許認識他，但沒有多想。第三天的報道配上了圖，我掃過那張臉，立即集中了注意力，我發現是他。他穿得很正式，好像要去參加高中畢業舞會，他的青春像在琥珀中凝固了。他棕色的臉瘦削、帥氣，在那張臉上，我看到了普林斯·卡門·瓊斯開朗而隨和的微笑。
我不記得接下來發生了什麼。我想我跌跌撞撞地退了幾步。我想我告訴了你母親這個新聞。我想我給雷鬼辮女孩打了電話，問她這是不是真的。我想她尖叫了起來。我真切地記得我的感受：憤怒，以及巴爾的摩西區的古老引力——使我在學校、街頭和整個空間陷入困境的引力。普林斯·瓊斯掙脫了這種引力，但他們還是抓住了他。雖然我已經知道，自己不會相信警方的任何借口，但還是坐了下來，繼續閱讀這篇報道。報道沒提供什麼細節。他被一個PG郡的警察槍殺，但事發地不在PG郡，甚至不在哥倫比亞特區，而是在弗吉尼亞州北部的一個地方。普林斯開車去看他的未婚妻。他被殺的地點離未婚妻的家只有幾碼遠。普林斯·瓊斯被殺的見證人只有兇手自己。警察聲稱普林斯要用自己的吉普車撞他，我知道檢察官會相信他。
幾天後，你母親和我駕車帶你去華盛頓，讓你卡米拉阿姨照看你，而我們則去霍華德大學校園裡的蘭金教堂參加普林斯的葬禮。在那個教堂裡，我曾驚奇地聽著無數社會活動家和學者——約瑟夫·洛維利 [59] 、康奈爾·韋斯特 [60] 、加爾文·巴茨——在講壇上布道。我在葬禮上一定遇到了很多老朋友，雖然我記不清究竟都見到了誰。我記得的是，所有人都在訴說普林斯對宗教的熱忱，他對基督與他同在的堅定信念。我記得看到校長起立落淚。我記得瓊斯的母親梅布爾·瓊斯醫生說，兒子的死將促使她走出安逸的郊區生活，投身於社會活動。我也聽到有幾個人請求寬恕射殺普林斯·瓊斯的警察。我只能模煳地回憶起這些事。但是我知道，我一直感到，自己與族人的悲痛儀式隔著一段距離，那時我一定強烈地感受到了這一點。寬恕警察的說辭沒有打動我，因為即使在那個時候，我也已經朦朧地感覺到，普林斯不單單是被一個警察殺死的，他的死亡更應歸因於他的國家，以及建國以來作為它標誌的所有恐懼。
現在，“警界改革”這個詞已經流行起來了，我們公共任命的守護者吸引了上至總統、下至黎民的關注。你可能也聽到過關於多樣性、敏感性訓練 [61] 和執法記錄儀的討論。這些措施當然是好的，也是有用的，但它們低估了任務的複雜性，同時也讓這個國家的公民假裝他們與受命保護他們之人的態度真的有所不同。而真相是，警察淋漓盡致地反映了美國的意志與恐懼，反映了我們對這個國家的刑事司法政策的理解，不能說是專制的少數人強加於人的。伴隨這些政策而來的權力濫用——包括監獄國家的擴張、對黑人的隨意扣押、對犯罪嫌疑人的虐待——是民主意志的產物。所以，挑戰警察就是挑戰那樣一些美國人，正是他們把人們丟進滿是恐懼的聚居區，迫使那些自信是白人的人逃離城市，躲進美國夢。警察的問題不在於警察是法西斯豬，而是我們的國家正被一群多數派的豬統治。
在蘭金教堂參加儀式的時候，對此我已有所瞭解，雖然還不能明確地表達出來。所以，是不是原諒殺害普林斯·瓊斯的兇手在我看來並不重要。兇手的行為是他所在國家的整體信念的直接體現。我是在清醒的環境裡長大的，不相信基督教的上帝，所以，我並不認為普林斯的死有什麼超越性的意義。我相信，至今依然相信，我們的身體是我們的自我，我的靈魂是神經元和神經間的電流，我的靈魂就是我的肉體。普林斯·瓊斯是獨一無二的，他們摧毀了他的身體，燒焦了他的肩膀和手臂，撕開了他的背，攪碎了他的肺、腎、肝。我坐在那裡，相信生命只有一次，相信身體只是一堆血肉，感覺自己是個異教徒。對於摧毀普林斯·瓊斯身體的罪行，我不奉行寬恕。當聚集的哀悼者們低頭禱告，我感覺到了與他們的隔膜，因為我相信虛無的東西無法給我答案。
幾個星期過去了。令人作嘔的細節慢慢浮出水面。那名警察是個臭名昭著的騙子。一年前，他利用虛假證據逮捕了一名男子。檢察官被迫撤銷了這個警察參與的所有案件。那名警察被撤職、復職，然後回到街頭繼續工作。現在，更多的報告讓我們瞭解了整件事的來龍去脈。那名警察打扮成臥底毒販。他的任務是去抓一個身高5.4英尺，重250磅的傢伙。我們從驗屍官那裡得到的數據是，普林斯的身高是6.3英尺，體重為211磅。我們知道，那個遭追捕的人後來也被抓住了。對他的指控之後被撤銷。但這一切都無關緊要。我們知道，警察的上司派他從馬里蘭州出發，經過哥倫比亞特區，一直跟蹤普林斯到弗吉尼亞州——在那裡，警察朝普林斯開了好幾槍。我們知道，這個警察在對普林斯掏出槍時沒有佩戴警徽。我們知道，這個警察聲稱他之所以開槍是因為普林斯想要開吉普車撞他。我們知道，受命調查這起槍擊案的機構幾乎沒有對這個警察進行過任何調查，卻窮盡一切手段來調查普林斯·瓊斯。調查的結果沒有解釋，為什麼普林斯·瓊斯會從一個充滿抱負的大學生，突然就變成了一名警察殺手。而這個警察，手握大權，卻承擔微小的責任。他沒受到任何指控。他沒受到來自任何人的任何懲罰。他又一次回到了工作崗位。
有很多次，我想像自己，像普林斯一樣，被一個身著罪犯衣服的人穿過好幾個司法管轄區跟蹤。我害怕，因為我知道，在離家幾英尺遠的地方，當我面對這樣一個人，他掏出槍來的時候，自己會做什麼。你的外祖母說，照顧好我的孩子，她的意思是，照顧好你的新家庭。但是，我現在知道，我“照顧”的界限、能力的範圍受制於一個如弗吉尼亞州一樣古老的敵人。我想到了在黑人麥加看到的所有美麗的黑人，他們所有人的差異，他們所有人的髮式，他們所有人的言語，他們所有人的故事和故鄉，他們所有人光輝奪目的人性，但沒有一樣可以幫助他們擺脫被掠奪的印記和我們獨自承受的引力。然後，我突然想到，你也無法倖免，有些很糟糕的人對你覬覦已久，我無法阻止他們。普林斯·瓊斯的遭遇讓我恐懼到極點。如果他，一個虔誠的基督徒，社會精英的孩子，“加倍優秀”信條的守護聖徒，都難逃厄運，誰還能逃脫？掠奪不僅針對普林斯一人。想想所有在他身上傾注的愛；想想蒙台梭利教育和音樂課訓練；想想為了送他去參加橄欖球比賽、籃球比賽和少年棒球聯盟燒掉的汽油和磨損的輪胎；想想為安排在家過夜的聚會而花去的時間；想想生日聚會的驚喜，托兒所和對保姆的小心監督；想想他讀過的《世界百科全書》和《兒童百科全書》；想想為拍攝家庭照片開出的支票；想想為度假刷掉的信用卡；想想足球、科學實驗用品、化學實驗裝置、賽馬場和火車模型；想想所有的擁抱，所有的親密玩笑、習慣、問候、名字、夢想，所有共享的知識和能力——以及一個黑人家庭注入這骨肉之軀之中的一切。想想這骨肉之軀被奪去，在水泥地上分崩離析，它所有神聖的內涵，所得到的一切，歸於塵土。想想你的母親，她沒有父親；你的祖母，被她的父親拋棄；還有你的祖父，被他的父親遺棄。想想普林斯的女兒，淪入悲傷的人群，失去了出生後應有的權利——她父親的血肉，蘊含著二十五年深愛和她祖父母全部投入的身體，本應可以成為留給她的遺產。
此刻，在夜裡，我抱著你，那種籠罩著幾代美國人的恐懼感攫住了我的心。此刻，我由衷地懂得了我的父親和常掛在他嘴邊的那句話：“就算我不打他，那些警察也會打他。”我完全明白了它的含義——電纜線、電源線和儀式性的鞭打。黑人愛他們的孩子，那是一種近乎癡迷的愛。你是我們的一切，你來到我們身邊，也來到了危險之中。我想，比起讓你死於美國街頭，倒不如我們親手將你殺死。這是身體毀滅的哲學，是無力控制者、無力保護者的哲學，他們不但害怕身邊的罪犯，更害怕擁有道德權威、高高在上的警察。在你出生之後，我才懂得了這種愛，才懂得了母親緊握我手的深意。她知道星系本身就可能會殺了我，我所有的一切都可能被粉碎，而她付出的一切會像便宜的酒一樣灑在路邊。沒有人會對這種破壞負責，因為我的死不是哪個人的錯，而是我那不幸卻無可避免的“種族”闖的禍。看不見的神發出不可理喻的命令，將“種族”強加給這個無辜的國家。沒人可以傳喚地震。颱風不會在起訴書的命令下轉向。他們讓殺死普林斯·瓊斯的兇手回去工作，因為他根本就不是兇手。他是自然的力量，無助地執行著我們這個世界的物理定律。
整個事件把我從恐懼逼向了憤怒，那時怒火在我胸中燃燒，現在它激勵著我，在未來的日子裡也會一直燃燒下去。我還有我的記者事業。此刻我的回應是，寫作。能寫作是幸運的。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得強飲苦酒，還要笑臉以對。我寫文章反映喬治王子郡警察的歷史。從未有什麼事情對我來說如此重要。從一開始我就知道：殺死普林斯·瓊斯的警察是黑人。授權這個警察殺人的政客也是黑人。黑人政客中的很多人也是信奉“加倍優秀”的，他們卻無動於衷。怎麼會這樣？我好像又回到了穆爾蘭德——斯平加恩研究中心，被巨大的神秘所召喚。但那時我已經不需要什麼借書證了；互聯網已經成為做研究的得力工具。這對你來說一定很新奇。在你一生中，不管你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鍵盤上敲出，看著它出現在一個公司標誌下的矩形區域裡，幾秒鐘之後你就可以欣喜地獲得一大波可能的答案。我依然記得那個年代，人們仍在使用打字機，康懋達64型計算機剛剛問世，一首你喜愛的歌曲在電台裡播放後就再也不會出現。我至少有五年沒有聽到瑪麗·簡女孩唱她們的《整晚》。對我這樣的年輕人來說，互聯網的出現不啻發明了太空旅行。
我對普林斯·瓊斯案的強烈關注，打開了一扇認識新聞、歷史和社會學世界的窗戶。我打電話給政客們，向他們提問。我得到的回答是，喬治王子郡的公民經常向警察求助，而不是抱怨暴力執法。他們還說，喬治王子郡的黑人過得很舒適，對犯罪“不太耐煩”。我在穆爾蘭德——斯平加恩中心做研究、遍覽黑人社會內外的各種爭論時，就讀到過這種理論。我知道這就是那些理論，即使它們出自黑人口中；我知道這就是那些為我身邊出現的徒刑提供了正當性的理論；我知道這就是那些為聚居區和各種項目的建設提供了依據的理論；我知道這就是那些認為黑人身體的毀滅是為維護秩序付出的偶然犧牲的理論。根據那些理論，“安全”是比正義更高的價值，也許它才是最高價值。我明白。如果在巴爾的摩，有一隊警察——我的國家和社區的公務員——在我去學校的路上巡邏，那該多好！那裡沒有這樣的警察，每當我看到警察的時候，就意味著有麻煩了。一直以來，我就知道，有些人生活在美國夢裡，對他們來說，討論的主題就會非常不同。他們的“安全”是指學校、文件和高樓大廈裡的安全。我們的安全卻掌握在那些拿著槍、蔑視我們的人手中，因為派遣他們的社會蔑視我們。
缺乏安全感限制你對星系的認知。比如，我從沒想過，我可以甚至應該希望去紐約生活。我的確喜歡巴爾的摩。我喜歡查利·魯多運動品商店和蒙道敏商場的走道促銷活動。我喜歡和你叔叔達馬尼坐在前廊等待弗蘭克·希演奏《改變就在今天》。我一直以為大學畢業後，我注定要回到家鄉——但是，原因並不僅僅是我喜歡家鄉，而是我對自己的未來沒有更多想像。這匱乏的想像力要歸因於我身上的枷鎖，即便如此，我們中有些人還是很有見識。
我在黑人麥加認識了很多這樣的人——比如你叔叔本，他在紐約長大，這讓他感覺自己是游弋於海地人、牙買加人、哈西德派猶太人和意大利人之中的非裔美國人。還有像他一樣的其他人，他們從老師、阿姨或兄長那裡得到幫助，在年幼時有幸窺見牆外世界，長大成人後想要看到全景。和我一樣，這些黑人感到，他們可以在一念之間奪回自己的身體，但這也導致他們的另一種恐懼，驅使他們走向宇宙。他們在國外留學。我不知道他們做了什麼以及為什麼這樣做。但也許我總是感覺到我很容易沉淪。也許這解釋了我對每一個女孩的愛，因為我所愛的每一個女孩都是通往別處的橋樑。與我相比，你母親對這個世界更為瞭解。因為文化，因為電影《擋不住的來電》、《蒂凡尼的早餐》和《上班女郎》，也因為納斯和武當派的音樂，她愛上了紐約。你的母親每找到一份工作，我就偷偷摸摸跟過去，因為在那個時候，紐約沒有誰會為我寫的這些東西付錢。我也做了一點小貢獻，校對一張專輯或一本書，每年的收入夠付一兩張電費賬單。
我們是在距2001年9月11日還有兩個月時來到紐約的。我相信，那一天身在紐約的所有人都會有自己的故事。我的故事是這樣的：那天晚上，我和你的母親、查納阿姨、查納阿姨的男友賈馬爾站在一幢公寓樓的屋頂。然後，就在那個屋頂上，在我們談話的時候，眼睜睜地看著那一幕發生了——巨大的煙霧籠罩了曼哈頓島。每個人都聽說熟人的熟人失蹤了。但看著美國的廢墟，我的心是冰冷的。我有我自己的災難。殺死普林斯·瓊斯的警察，像所有用警惕的目光監視著我們的警察一樣，是美國公民的利劍。我不認為每一個美國公民都純潔無瑕。我與這個城市的步調並不一致。我不停地在想，為什麼曼哈頓南部對我們黑人來說一直是歸零地 [62] 。他們曾在那裡拍賣我們的身體，就在那片被炸毀的、名實相符的金融區。那裡還曾有一片為被拍賣的身體準備的墓地。他們利用墓地的一部分創建了商場，後來又試圖在另一部分建一座政府大樓。一群正直的黑人阻止了他們。我還沒能將這一切歸納成為自圓其說的理論。但我確實知道本·拉登絕不是第一個將恐怖帶到紐約這個區域的人。我從未忘記這一點。你也不應忘記。在之後的幾天裡，我看到四處飄揚著荒誕的旗幟，彰顯著消防員的英勇氣概，遍佈神經緊張的口號。該死的一切。普林斯·瓊斯死了。那些告訴我們要做個好人的人，若無其事地向我們開槍。該死的古老恐懼把為人父母的黑人丟進恐怖之中。該死的，那些打碎神聖軀體的人。
我看不出殺死普林斯·瓊斯的警察和在“9·11”事件中死去的警察或消防員之間有什麼區別。在我看來，他們不是人類。無論他們是黑人、白人或其他種族，都是自然界中的威脅；他們是火、彗星、風暴或者任何可以——無緣無故——毀滅我的身體的東西。
我最後一次看到普林斯·瓊斯生龍活虎的樣子，是在一個博物館裡。他站在我前面。那時，我感到他的死只是一個可怕的夢。不，是一種不祥的預感。但我那時仍有機會。我應該警告他。我走過去，捶他一拳，感受黑人麥加裡的溫暖和氛圍。我想告訴他一些什麼。我想說——小心掠奪者。但當我張開嘴的時候，他卻搖搖頭，轉身走開了。
我們住在布魯克林的一間地下室裡，我懷疑你都已經不記得了，它與你叔叔本和他的妻子亞娜阿姨的家在同一條街上。那個時候，我們的生活十分艱難。我記得從本那裡借了兩百美元，感覺像借了一百萬。我記得你祖父來紐約，帶我去一個埃塞俄比亞餐廳就餐，之後我送他去西四街地鐵站。我們互相道別，正要離開。突然，他叫我回去，好像忘記了什麼事情。他遞給我一張一百二十美元的支票。不管我們的談話是為了什麼，我告訴你這些，是因為你一定要明白：我並不是一直寬裕，卻從不孤單——始終有親人朋友在我身邊。我的父母不比任何人的遜色。我的兄弟在大學裡一直關照我。我有黑人麥加指引我。我的朋友會為了我衝向行駛的公交車。你要知道，有人愛我，即使我沒有宗教信仰。我也愛著眾人，這份博愛與我對你的特別的愛直接相關。我記得那些星期五的晚上，我們坐在本的門廊上，喝著傑克丹尼威士忌，討論著市長競選和一觸即發的戰爭。好幾個星期，我處在漫無目的的狀態。我向很多雜誌投稿，都沒有被錄用。你查納阿姨又借給了我兩百美元；我的錢都被調酒師學校誆去了。我為公園坡的一家小熟食店送餐。在紐約，每個人都想知道你的職業。我告訴他們：“我在努力成為一個作家。”
有時候我會坐地鐵去曼哈頓。那裡遍地黃金，金錢在小酒館和咖啡館間流淌，金錢鞭策著人們，在寬闊的街道上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前進，金錢吸引著來自各個星系的人穿梭在時代廣場，金錢在石灰岩和褐石巖建築裡，金錢在西百老匯大道上，在那裡，白人搖搖晃晃地走出酒吧，輕晃著手中的玻璃酒杯，沒有警察過問。我看到這些人在夜店爛醉如泥，狂笑不止，和跳霹靂舞的人滋事打架。他們在鬥毆中也會被打敗或受辱。但過後，他們擊掌大笑，叫來更多啤酒。他們肆無忌憚。我不懂，直到我看見大街上的景象。在大街上，我看到白人父母推著加寬的嬰兒車，穿著T恤和慢跑短褲，在哈萊姆區的林蔭大道上盡顯高雅。我還看到，父親和母親盡情談笑，孩子們則霸佔著人行道，騎著單車玩耍。星系屬於他們，我們的孩子接受的觀念是恐怖，我看到他們的孩子接受的觀念是一切盡在掌握。
我記得用嬰兒車推著你去紐約的另一些地方，比如西村，幾乎完全是因為直覺上我認為你應該見識更多，但我記得自己感到不自在，好像我借了別人的傳家寶，好像我在用假名旅行。那個時候，你開始學說話，開始感受這個世界；我美麗的棕色皮膚的孩子，你很快就會懂事，會明白星系的法則和所有滅絕事件，會明白你在這些事件面前更容易成為受害者。
有一天你會成為男子漢，我再也無法彌合你和你未來的同齡人及同事之間的鴻溝。他們也許會試著說服你，我知道的一切、與你分享的一切只是虛幻，或者不必再討論的遙遠過去。我也不能從警察，從警察的手電、大手、警棍和手槍下把你救出。普林斯·瓊斯被警察殺死，殺死他的警察原本應該是他的衛士。普林斯·瓊斯始終與我同在，也將與你同在。
在那些日子，我會從住處走出來，轉上弗拉特布什大道，我的臉像墨西哥摔跤手的面具一樣繃緊，目光從一個角落瞟到另一個角落，我的胳膊放鬆下來，隨時備戰。持續的戒備，讓我們付出了無以計數的精力，緩慢地腐蝕著我們的精神。這是我們的身體快速崩潰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不僅害怕這個世界的暴力，也害怕為了保護你而設計的規則。因為這些規則把你的身體扭曲以塞進城市的建築，扭曲以獲得同事的重視，扭曲以避免給警察上前的借口。我一生都在聽人們告訴黑人男孩女孩要“加倍優秀”，也就是說接受事倍功半的結果。這些話說出時帶著宗教神聖的表象，好像它們代表了一種不可言說的品質，一種捉摸不透的勇氣。而事實上，它們所代表的只是指著我們眉心的槍和口袋裡的手。我們就是這樣失去了我們的溫柔。它們就是這樣偷竊了我們微笑的權利。沒有人告訴那些騎著小三輪車的白人小孩要“加倍優秀”。我想他們的父母會告訴他們要加倍索取。在我看來，我們自己的規則讓掠奪變成了四倍。也許，被劃入黑人這個種族就意味著不可避免地被剝奪大量時間，因為我們要花時間準備戴上面具，而且接受事倍功半的結果，而這些時間沒人補償。這一發現讓我吃驚。對時間的掠奪不是以生命計算，而是以時刻計算。這是最後一瓶酒，你剛剛打開但沒有時間喝。這是她與你告別的最後一吻，你卻沒有時間體會。這對他們來說意味著大量的第二次機會，而對我們來說則意味著一天只有二十三個小時。
一天下午，你母親和我帶你去看一所幼兒園。園方帶我們來到一間寬敞的體育室，裡面滿是活潑可愛的各種族的紐約兒童。小孩子們又跑又跳，打著滾。你只看了他們一眼，就掙脫我們，加入混亂的隊伍。你從不怕人，不怕被拒絕，我一直都羨慕你這一點，也因為這個為你擔心。我看著你蹦蹦跳跳，與這些陌生的孩子嬉鬧，卻不知道我心中壓下的重石，我感到我應該拉住你的胳臂，把你拽回來，告訴你，“我們還不認識這些人！別瘋玩！”但我並未這樣做。我也在成長，即使我不能準確地說出我的痛苦，但我還是知道這痛苦沒什麼高尚可言。現在我知道我的訓誡意味著什麼——一個四歲的孩子應該小心、謹慎、精明；我是在給你的快樂設限；讓你對時間的損失認命。勇敢正是星系的主人給予他們孩子的東西，現在，當我拿這份勇敢來對比我的恐懼，我深感羞愧。
紐約本身是另一個光譜。我在霍華德大學看到的豐富的多樣性僅限於黑人內部，而紐約卻把它擴大到了整個都市。在每一個角落，都有不一樣的東西等著你。在聯合廣場，非洲鼓手聚集。死氣沉沉的摩天大樓在夜晚會恢復生機，週遭滿是售賣小桶啤酒和韓國炸雞的小餐館。這裡有黑人姑娘配白人男孩，黑人男孩配華裔姑娘，華裔姑娘配多米尼加男孩，多米尼加男孩配牙買加男孩……以及其他所有可以想像到的組合。我穿過西村，驚歎於客廳般大小的餐廳，我發現這種私密性賦予顧客智識上的優越感，似乎他們因為一個玩笑而開懷，而世界上的其他人卻需要十年才能領悟。夏天是迷幻的——整個城市成為時裝秀的舞台，大道變成年輕人的T台。這裡有我從未感受過的熱度，這種熱度來自高樓大廈，以及擠在地鐵車廂、酒吧、小餐館、咖啡館的數以百萬計的人。我從未見過如此多姿多彩的生活。我也從未想像過人與人之間可以如此千差萬別。這裡是每個人的麥加，所有人的麥加疊加成一個城。
但當我下了地鐵，回到我的街區，回到我的弗拉特布什大道，或我的哈萊姆區，恐懼依舊無處不在。這裡的男孩和我小時候認識的那些男孩跳著同樣的博普舞，投以同樣的冰冷眼神，遵行同樣的規則——我一生都不能忘卻的規則。如果說紐約與巴爾的摩有區別的話，那就是，我們在波多黎各人和多米尼加人中有更多淺膚色的同胞。但他們的習慣也沒什麼不同，走路和擊掌的樣子我都很熟悉。所以，我發現自己每天都穿行在幾個不同的紐約之間——活力四射、冷酷無情、遍地黃金，有時兼而有之。
也許你記得，有一次我們一起到上西區去看《哈爾的移動城堡》。你那時快滿五歲了。電影院裡的人很多，我們出來後乘扶梯一層層下樓。我們走出電梯時，你像個幼童一樣磨蹭不前。一個白人婦女推了你一把，說：“快點！”剎那間，各種情緒同時湧向心頭。當陌生人碰一個孩子的時候，任何父母都會有所反應。我對保護你黑色身體的能力沒有信心。此外，我的感覺是這名婦女在仗勢欺人。我知道，比如說，她在我們的弗拉特布什大道就不會推一個黑人小孩，因為她在那裡會害怕，會感到，雖然並不一定確切地知道，這種行為會招來懲罰。但我不是在弗拉特布什大道。我也不是在巴爾的摩西區。我遠離黑人麥加。我忘記了所有這些。我只看見有人想對我的兒子動手動腳。我轉過身，與這個婦女理論，我的言語既是對當下、也是對我人生所有經歷的真切反應。她退了一步，非常吃驚。站在不遠處的一個白人男子為她辯解。我的感受是，他正在試圖英雄救美。他顯然沒有為我兒子著想的意思。人群聚集過來，他的白人同胞讓他有了底氣。他逼近了我，聲音越來越大。我推了他。他說：“我可以讓警察把你抓起來！”我不在乎。我告訴他，我不在乎，我怒從心上起，但還是控制住了自己，因為我想起有個人站在邊上，那就是你，你從未見我如此憤怒。
我回到家，內心驚駭不已。重十街頭法則讓我羞愧，那個男人的話讓我憤怒——“我可以讓警察把你抓起來！”也就是說，“我可以奪走你的身體”。
這個故事我講過很多遍，不是為了故作勇敢，而是為了得到寬恕。我從來不是一個崇尚暴力的人。即使在年輕的我接受街頭法則的時候，所有瞭解我的人也都知道我不適合街頭。我從未感到正當防衛與合理暴力之中有何值得驕傲之處。哪怕當時我盛氣凌人，或是憤怒到極點，過後，我總會對自己的行為感到噁心，噁心於自己居然使用了最粗魯的交流方式。我喜歡馬爾科姆，不是因為對暴力的偏愛，而是因為我生命中沒有任何一個經歷能讓我把催淚瓦斯理解成解脫，像黑人歷史月的民權運動烈士所理解的那樣。我對自己的暴力行為感到羞愧，而更讓我後悔的是，我在試圖保護你的時候，事實上卻讓你陷入危險境地。
“我可以讓警察把你抓起來！”他說。他等於是在說：“你兒子最早的記憶中會有一段，眼睜睜看著雞姦艾布納·路易瑪 [63] 和掐死安東尼·貝茲 [64] 的人，把你銬起來、毒打你、電擊你、摧毀你。”我忘記了規則，在曼哈頓上西區犯錯和在巴爾的摩西區犯錯一樣危險。在這裡，不能犯錯。排成一列走路。安靜地學習。多準備一支2號鉛筆。別犯錯。
但你是普通人，你不可避免地會犯錯，會誤判，會大喊，會喝醉。你可能會交上壞朋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始終效仿傑基·羅賓森 [65] ——就連傑基·羅賓森也不會永遠正確。但你犯錯的代價卻高於你的同胞。美國可能會找到借口，摧毀黑人身體的故事總是以他或她的錯誤開頭，不管是真實的還是想像出來的錯誤——埃裡克·加納的憤怒、特雷翁·馬丁那句莫名奇妙的話（“你會死在今晚”）、肖恩·貝爾 [66] 的擇友不慎，而我則與掏出槍的小眼睛男孩站得過近。
一個社會在記述所有輝煌歷史時在開頭都會揀好的說。而在美國，這些具有歷史決定性意義的章節幾乎總是被認為是由卓越人物的單個行為寫成。“只需一個人，就可做出改變。”他們總是這樣告訴你。這也是一種迷思。也許一個人可以做出些改變，但這些改變都不足以促成你與你的同胞在身體上平等。
歷史的事實是，黑人從未——也許沒有一個民族曾經——僅僅通過自身的努力就獲得解放。在我們非裔美國人生活的每一次重大改變中，我們看到很多事件紛繁複雜，超出我們個體的掌控。你不能將我們在北方殖民地的解放與熱血飛灑的革命戰爭割裂開來，不能把我們在南方從奴隸制中解放出來與內戰的屍骨堂割裂開來，也不能把我們擺脫吉姆·克勞法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大屠殺割裂開來。歷史不是盡在我們掌握中。但你還是注定要抗爭，不是因為抗爭可以換來勝利，更是因為它可以確保你的一生榮耀而理智。我為那天的行為感到羞恥，為置你的身體於險境而羞恥。但並非因為自己是個糟糕的父親，或是個糟糕的人，或沒有教養。我感到羞恥是因為我犯了錯，並且知道我們犯的錯會讓我們付出更大的代價。
這就是我們身邊的歷史所具有的意涵，雖然很少有人願意這樣去思考。如果我對那個婦女說，當她推我兒子的時候，她的行為體現了認為黑人身體低人一等的傳統，她的回答很可能是，“我不是種族主義者”。可能她的確不是。但我在這個世界得到的經驗是，那些自信是白人的人特別喜歡標榜個人脫罪的政治學。種族主義這個詞對他們來說意味著把煙草嚼了又吐掉的蠢貨，或者“怪誕的”獸人、巨怪或蛇發女怪。“我不是種族主義者。”一個藝人堅持說，而在不久前，他還被拍到對著提問者不停地大喊：“他是個黑鬼！他是個黑鬼！”談到支持種族隔離的參議員斯特羅姆·瑟蒙德，理乍得·尼克鬆下了定論：“斯特羅姆不是種族主義者。”在美國，沒有種族主義者，或者至少沒有哪個種族主義者是希望成為白人的人認識的。在大規模私刑的年代，很難確定私刑者的具體身份，這種死亡經常被新聞媒體報道成“不清楚何人所為”。1957年，賓夕法尼亞州勒維特鎮上的白人居民認為，保持他們鎮的種族隔離狀態是他們的權利。“作為有道德、有宗教信仰、遵紀守法的公民，”他們這群人寫道，“我們認為，我們希望保持我們社區的封閉性，這種願望不含偏見或歧視。”他們就是在試圖做出可恥行為，與此同時逃避所有制裁，我寫出來就是為了告訴你，自古以來，壞人不會在做壞事的時候大聲宣揚自己在作惡。
“我們寧可說，這種人不可能存在，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人，”索爾仁尼琴寫道，“作惡的人，首先要相信他所做的事情是好的，或是符合自然法、經過深思熟慮的行為。”這是美國夢的基礎——它的信徒不僅要相信它，還要相信它是正義的，相信擁有美國夢是與勇氣、榮耀和勤勞這些品質相伴而生的自然結果。他們總是蜻蜓點水地承認曾經有過壞日子，順便說，也沒那麼壞，影響不至於持續至今。我們的監獄體系的恐怖、警察轉變為軍隊、對黑人身體的長久戰爭，對這一切避而不談的勇氣並非一夜之間形成。這是訓練出來的習慣：戳瞎雙眼，忘記所作所為。承認這些恐怖，意味著轉身不看你的國家所宣揚的光明一面，而去凝望那些模煳和未知地帶。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這還是太難。但這是你的責任。你必須這樣做，只要你還想保持自己心靈的聖潔。
這個國家的整體敘事與關於你的真相相悖。我想，你應該還清楚地記得，那個夏天，我租了輛車，你和你的表兄弟克裡斯托弗坐在後座，我們一起去看彼得斯堡、雪莉種植園和曠野之戰的遺跡。我想瞭解關於內戰的一切，因為有六十萬人死於這場戰爭。但是，在我受的教育和福斯文化中，內戰卻被一筆帶過，對戰爭及其起因的描述都語焉不詳。我知道1859年我們還是奴隸，而到了1865年我們就不是了。在此期間，我們到底經歷了什麼？這很重要，也吸引著我。但我每次去探訪這些戰場，都感到自己就像一個愛管閒事的會計師在進行審計，有人總想把賬本藏起來。
我不知道你是否記得，我們在彼得斯堡戰場看的那場電影。電影的結尾讓人覺得，邦聯的失敗似乎是個悲劇，而不是值得慶祝之事。我懷疑你是不是還記得，我們在那次旅行中看到一個穿著南方邦聯灰色羊毛軍服的男人，每個參觀者最感興趣的似乎是側面攻擊、硬麵餅、滑膛步槍、霰彈槍和裝甲艦，但幾乎沒有人對所有這些工程、發明和設計的目的感興趣。你當時只有十歲。即便在當時，我也知道我讓你不舒服了，我知道我把你帶到了這兒，這裡的人會羞辱你的智商，這裡的強盜試圖讓你加入搶劫自己的行動，還想把他們搶劫放火的惡行偽裝成善舉。但這就是搶劫，過去是，現在也是。
在內戰爆發時，我們被盜的身體價值四十億美元，比美國所有工業，美國所有鐵路、車間和工廠加起來的價值都高，我們被盜的身體主要用於生產棉花，而它是美國出口的支柱。在密西西比河谷，居住著美國最富有的人，他們靠我們被盜取的身體致富。我們的身體被美國早期的總統們所控制；我們的身體在白宮裡被詹姆斯·K. 波爾克 [67] 買來賣去；我們的身體建造了國會大廈和國家廣場。內戰的第一槍在南卡羅來納打響，在那個州，我們的身體佔了大多數。這就是內戰的動因。這不是秘密。但我們可以做得更好，可以找到那個坦承罪行的強盜。“我們的立場是完全支持奴隸制，”密西西比州在脫離聯邦時宣佈，“因為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物質利益。”
你是否還記得，有一次我們去探訪葛底斯堡，在亞伯拉罕·布萊恩家的外面，你、我，還有你的母親站在一起。我們見到一個年輕人，他自己研究了葛底斯堡黑人的歷史。他解釋說，布萊恩農場位於葛底斯堡戰役最後一天喬治·皮克特 [68] 衝鋒陣線的尾端。他告訴我們，布萊恩是個黑人，葛底斯堡是一個自由黑人社區。布萊恩和他的家人害怕隨著支持奴隸制的軍隊到來，他們將失去身體，於是逃離了家園。南方邦聯的統帥是光榮神聖的羅伯特·李將軍，他麾下的軍隊那時到處掠奪黑人，轉賣到南方。皮克特及其部隊被北方聯邦軍擊退。一個半世紀之後，我站在那裡，想到了福克納筆下的一個人物說的一番著名的話。他回憶了這次失敗是如何折磨所有“南方”小伙子的心靈的——“一切處於平衡的狀態，什麼都還沒有發生，甚至尚未開始。”福克納筆下所有的南方小伙子都是白人。但是，我站在這個為了躲避南方軍而背井離鄉的黑人的農場上，彷彿看到皮克特的軍隊穿越歷史衝鋒而來。他們在瘋狂地追求他們與生俱來的奇特權利——毆打、強姦、搶劫和掠奪黑人身體的權利。這就是所謂“平衡”的全部意涵，懷舊時刻那腐朽的、不能言說的內核。
美國的統一築基於一個各方都感到舒適的敘事——奴役說成仁慈，偷盜身體者說成白衣騎士，大規模的戰爭殺戮說成一場競技，似乎交戰雙方都是榮耀、勇敢、銳意進取的運動員。內戰的謊言是訴說無辜的謊言，是美國夢。歷史學家編織了美國夢，好萊塢加強了美國夢，小說和冒險故事為美國夢鑲上金邊。在電影《異星戰場》中，約翰·卡特逃離分崩離析的邦聯，去往火星。我們不該去追問他逃離的確切原因。我，和我認識的每個孩子一樣，愛看電視劇《哈扎德公爵》。但我本應好好想想，為什麼兩個駕著“李將軍”號汽車的違法者一定要被描繪成“無心傷害任何人的好男孩”——如果說美國夢者用什麼自我標榜的話，那就是這個形象了。但有心無心並不重要，甚至不相干。你不必相信勒死埃裡克·加納的警察那天出警時就是為了毀滅一具身體。你只需明白，警察身上負有美國國家權力和美國傳統的重量，是它們使每年有很多身體被毀滅成為必然，並且其中失控、極為不成比例的部分是黑人。
我想讓你知道的是：在美國，毀滅黑人身體是傳統——它是傳承下來的。奴隸制不僅僅是誠實無欺地借用勞動力——讓一個人違背自身根本利益地使用身體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奴役必定等同於無需理由的發怒和暴打，當身體想要逃亡，四濺的腦漿與鮮血遍染河流。身體要經常被強迫，才能不知疲倦地工作。沒有辦法用令人愉快的方式來講述這些。對此，我唱不出讚美的聖歌，也唱不出古老的黑人靈歌。心靈和靈魂就是身體和大腦，它們都可以被摧毀——這也是它們之所以珍貴的原因。靈魂無法逃離。靈魂不會展開福音的翅膀偷偷溜走。靈魂就是滋養煙草的身體，心靈就是澆灌棉花的鮮血，美國花園的頭一批果實由此長成。為了保護這些果實，他們用火棍抽打孩子，用烙鐵剝去皮膚，就像剝開玉米。
一定會有血。一定需要釘住舌頭、剪掉耳朵。“有些不聽話，”一名南方婦人寫道，“明顯鬱悶，又懶又馬虎，……用大棒打過了。”如果在廚房打下手時不用心攪拌黃油，就一定要鞭打。一定會有女人在“星期六時挨三十鞭，到了下星期二再挨三十鞭”。一定會用馬鞭、鉗子、火鉗、手鋸、石頭、鎮紙或手邊的一切東西摧毀黑人的身體、家庭、社區和民族。黑人的身體被分割成股票，成為保險的對象。黑人的身體是誘惑，像印第安人的土地、寬大的門廊、美麗的妻子或避暑山莊一樣吸引人。對那些需要相信自己是白人的人來說，黑人的身體是他們加入社交俱樂部的門票，摧毀黑人身體的權利是文明的象徵。“社會的兩極不是貧和富，而是黑與白，”偉大的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約翰·C. 卡爾霍恩（John C. Calhoun）曾說，“白人，不管是貧還是富，都屬於上等階層，都被平等地尊重和對待。”他說到了點子上，摧毀黑人身體的權利就是他們擁有的神聖平等權的意義所在。這種權利對他們來說始終是有意義的，這意味著有些人在谷底——如果沒有東西墊在下面，山就不再為山。 [69]
我的孩子，你和我，就是“墊在下面的人”。1776年是這樣。今天亦復如此。沒有你，就沒有他們，沒有摧毀你的權利，他們一定會從山上摔下，失去他們的神聖性，從美國夢中跌落。然後，他們就要去想，除了人的骨頭，還有什麼可以用來建造他們的郊區；監獄除了當作關人的畜欄，還有什麼用；如果消滅了同類相殘，民主何去何從？然而，因為他們相信自己是白人，所以，他們能接受一個人在攝像頭下窒息而死，以他們的法律之名；他們能接受這樣荒誕不經的說法：特雷翁·馬丁，一個手裡抱滿糖果和軟飲的羸弱青年，轉身就變成了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巨獸。他們能接受普林斯·瓊斯被一個壞警察追蹤三個司法管轄區並槍殺，只因為他的行為舉止再正常不過。他們伸出手，神志清楚地推搡我即將滿五歲的兒子，似乎他只是他們在日理萬機的一天的路上碰到的一個路樁。
我在那裡，我的兒子，薩莫裡。不，我回到了巴爾的摩，被壞男孩包圍。我坐在父母家客廳的地板上，盯著電視裡的遙遠世界，懵懵懂懂。我回到了我那些年的憤怒之中，我回到了埃裡克·加納的臨終時刻——“別再找我了。”他這樣說，但還是被殺死。我感到了鋪天蓋地的不公，雖然我還不能完全理解。那時，我還沒有去過葛底斯堡，我還沒有讀過薩沃利婭·格林夫 [70] 的書。我只能感受這一切，不堪重負。我那時還不明白，甚至直到現在也沒有完全明白。但我明白一點，在美國夢者包圍中生活很累，而雪上加霜的是，你的國家告訴你，美國夢公正、高貴、真實，你瘋狂地想要看到現今世界的朽壞，聞到火藥的味道。他們為了讓自己顯得無辜，磨平了你的憤怒與恐懼，直到你在來來往往中，發現自己開始抱怨“只有黑人才會……”，事實上，你是在抱怨你自己的人性，為了貧民區的罪而憤怒，因為在歷史強加給貧民區的重罪面前，你無能為力。
明白自己是國家“墊在下面的人”，這過於殘忍。它摧毀了我們關於自己，關於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世界和周圍人的想像。努力理解這些，是我們在這瘋狂事實面前的唯一優勢。在我探訪那些戰場的時候，我知道，它們已經被建成了一場大騙局的集結地。明白這些是我唯一的保障，保證它們不能再用謊言侮辱我。我知道——我所瞭解的最重要的一點——在他們內心深處，他們也知道自己在撒謊。我願意相信，自己的明理會使自己不置你於危險之中，通過理解和承認那種憤怒，我可以控制它。我願意相信，明理可以讓我找到正確的話語，丟給那個推搡你的婦女，然後走開。我願意這樣相信，卻不能確保。抗爭是我唯一可以教給你的，因為這也是在這個世界你唯一可以控制的。
對不起，我不能扭轉乾坤。對不起，我不能救你於水火之中——但我也不是那麼抱歉。我內心有一個聲音在說，正是你的脆弱讓你更加接近生命的意義，而那些相信自己是白人的人卻越走越遠。事實是，不管他們多麼相信美國夢，他們的生命都遠非神聖不可侵犯。當他們的脆弱性真實顯露——當警察認為應該將在貧民區採取的策略適用於更大的範圍，當他們武裝的社會槍殺他們的孩子，當自然向他們的城市派去颶風——他們會震驚，而我們從出生到長大成人始終理解的因果律是他們所不能理解的。我不會讓你像他們一樣生活。你出生的種族，總有風雨迎面來，獵狗在後追。芸芸眾生，皆是如此，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差別在於，你沒有忽視這一核心事實的特權。
我現在和你談話，一如既往，我希望你成為清醒而審慎的人，不為自己的情感而愧疚，不為自己的身高臂長、笑容迷人找借口。你越來越成熟明理，我希望你不要為了讓他人舒服而委屈自己。反正委屈愧疚也改變不了定律。我從不要求你加倍優秀，卻一直希望你在這短暫光明一生中的每一天都努力抗爭。相信自己是白人的人永遠無法成為衡量你的標尺。我不會讓你墮入自己的夢裡。我會讓你成為這個可怕而美麗世界中的清醒公民。
有一天，我在芝加哥，正為一篇關於城市北區種族隔離歷史以及政府政策如何對其產生主導性影響的報道做準備。在郡治安官巡邏時，我跟隨著他們。那天，我見證了一名黑人男性如何失去他的家園。我跟著治安官走進了他的家，一群人在詢問男人的妻子。男人的妻子正試圖保護她的兩個孩子。顯然沒有人通知她治安官會來，雖然她丈夫的表現告訴我，他是知道的。妻子的眼神中同時流露出對變故的吃驚、對治安官和丈夫的憤怒。治安官站在男人的客廳裡，指示他該怎麼做。在屋外，一群雇來的人在搬運家裡的東西。男人已無地自容，我想，他可能曾經獨自在腦海裡想像過這危及家人的一幕，只是他無法強迫自己面對，或告訴他的妻子。於是，他現在將所有能量都轉化成了憤怒，指向治安官。他詛咒，他大喊，他憤怒地指著治安官。這個警局比大多數警局進步。他們關心大規模徒刑問題。在執行驅逐令時，他們往往會讓一名社會工作者與他們同行。但是，這些都與這個男人所處世界的基本邏輯無關，這個邏輯冷酷無情，它築基於法律之上，法律創建在歷史之上，歷史又創建在對這個人和他的家人，以及他們的命運的蔑視之上。
他咆哮不止。治安官離開後，他繼續向受雇把他的家人擋在門外的黑人咆哮。他表現得正如我所認識的所有無權無勢的黑人，誇張地使用他們的身體，來掩蓋他們無力阻止的、根本性的掠奪。
我花了一個星期來探索這座城市。我穿過空地，觀察那些漫無目的的男孩，我坐在破敗不堪的教堂的長椅上，我在紀念亡靈的街頭塗鴉前徘徊。我有時也會去黑人簡陋的家裡做客，他們中有的人已經九十多歲了。這些人久經滄桑。他們的家裡滿是那值得尊敬的一生的痕跡——公民獎狀、過世妻子或丈夫的遺像、穿著學位服的子孫的照片。他們如此可敬，是因為他們在搬到這個城市之前，打掃的是寬敞的別墅，自己住的卻是亞拉巴馬州的單間棚屋。這個城市本應給他們一個喘息的機會，而等待他們的不過是更複雜、更隱蔽的掠奪。他們同時做兩三份工作，供孩子們上高中和大學，成為所在社區的支柱。我尊敬他們，但我始終明白，我遇到的都是倖存者——他們忍受了銀行面無表情的鄙視，忍受了房地產經紀人虛假的同情。“對不起，這房子昨天剛賣掉了”——房地產經紀人帶他們回到貧民區，或很快就會成為貧民區的街區，貸方心知他們是被壓迫的一族，還是千方百計搾乾他們最後一分錢。在這些家庭裡，我看到了我們中的佼佼者，但我也知道他們每個人身後都有數以百萬計的失敗者。
我知道，有些孩子出生在西區如出一轍、渾似牢籠的街區，這些貧民區和其他地塊一樣是規劃好的。它們是種族主義的優雅表現，是聯邦政府創建的殺戮場，在那裡，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踐踏我們的尊嚴，拆散我們的家庭，剝奪我們的財產，奪取我們的生命。這些殺戮場上的劊子手和殺死普林斯·瓊斯的兇手沒有區別，因為“黑人非人”的假設植根於他們的內心。掠奪的傳統、法律與習俗之網、傳承、美國夢，它們殺死了普林斯·瓊斯，這和北朗代爾區的黑人以令人恐懼的頻率被謀殺一樣不可避免。“黑人對黑人的犯罪”是個術語，是語言暴力，掩蓋了那些設計契約的人，那些確定貸款的人，那些規劃住房項目的人，那些建造街道和給一個個貧民區畫上紅線的人。然而，這並不能讓我們驚奇。從這個國家成立之初起，對黑人生命的掠奪就流進了它的血液，在整個歷史中又得到加強，於是，掠奪成了國寶、智慧、感知和默認設定——直到我們生命的盡頭，我們不可避免地要回到的狀態。
美國夢者的政策創造了芝加哥、巴爾的摩、底特律的殺戮場，但是它們的重量、它們的恥辱卻完全要讓在裡面奄奄一息的人來承擔。這是個巨大的謊言。大喊“黑人對黑人的犯罪”好似槍殺了一個人，還要嘲笑他流血。殺戮場得以存在的前提——對黑人身體的蔑視——與殺害普林斯·瓊斯的前提沒有任何區別。如白人般行為、如白人般說話、成為白人，這樣的美國夢殺死了普林斯·瓊斯，它和芝加哥黑人以令人恐懼的頻率遇害一樣不可避免。不要接受這個謊言。不要飲鴆止渴。給普林斯·瓊斯的生命和貧民區畫上紅線的是同一雙手。
我不希望你在恐懼中成長，留下虛假的記憶。我不希望你被迫掩飾你的快樂，蒙上你的雙眼。我對你的期望是成長為一個清醒的人。我決心對你毫無隱瞞。
你是否還記得，你十三歲的時候，我第一次帶你去上班。我準備去拜訪一個死去的黑人男孩的母親。這個男孩因為拒絕調低音量，與一個白人男性吵了架，之後被他殺死。這個兇手打空了槍裡的子彈，開車將他的女朋友送回賓館。他們喝了東西，叫了披薩。第二天，他很放鬆地到警察局投了案。這個人聲稱他看到男孩有霰彈槍。他說，他感到人身受到威脅，不過是成功地進行了正當防衛。“我是受害人和勝利者。”他說，和美國世世代代的掠奪者所說過的一樣。沒有人找到霰彈槍。但兇手的一面之詞還是影響了陪審團，他最終被定罪不是因為殺害了男孩，而是因為他向男孩逃跑的朋友連續開槍。摧毀黑人男孩是被允許的——只是你最好有效地做到這一點。
遇害男孩的母親把這個故事講給了記者和作家聽。我們在她住的時代廣場酒店大堂見面。她中等身高，褐色皮膚，長髮及肩。判決下來還不到一個星期，但她已經恢復了沉穩和冷靜。她不是因為兇手而憤怒，只是想知道，她一直以來教給孩子的規則是不是足夠。她希望她的兒子為他所相信之事而鬥爭，並且恭敬有禮。她的兒子認為自己的朋友作為一名美國青少年，有權大聲播放音樂，但他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痛失愛子的她困惑不已。“我一直在問自己，‘如果他不還嘴，不大聲反擊，他會平安無事嗎？’”
她不會忘記愛子的獨特性，他獨一無二的生命。她不會忘記他有一個愛他的父親，在她與癌症抗爭的時候照顧他。她不會忘記他是派對上的靈魂人物，他總會有新朋友需要她開車載上一程。她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紀念他。我告訴她，這份判決讓我憤怒。我告訴她，陪審團中有人認為車裡有槍這一點是有可信度的，這讓我困惑。她說她也感到困惑，還告訴我，不要把她冷靜的追問當成是心中沒有憤怒。她還說，但是，上帝將她的怒氣從復仇轉向了救贖。上帝和她對話，引導她走向新的行動主義。然後，遇害男孩的母親站了起來，對你說：“你存在。你重要。你有價值。你有權穿連帽衫，大聲地播放音樂。你有做自己的全部權利。沒有人可以嚇倒你，讓你不能做你自己。你必須做你自己。你永遠不要害怕做你自己。”
我很高興她說了這番話。我也曾試圖告訴你同樣的話，只是角度不同，也沒有這樣清晰。我承認，我是出於害怕。我不能求助上帝。我相信，當他們撕碎我的身體時，我的一切都會變得粉碎。我知道我們所有人——基督徒、穆斯林和無神論者——都生活在對這一真相的恐懼之中。毀滅身體是一種恐怖主義，它的威脅改變了我們所有人的生活軌跡，像現實中的恐怖主義一樣，這種扭曲是有人有意為之。毀滅身體，它是惡龍，讓我所認識的男孩誇張地炫示他們擁有的東西；毀滅身體，它是魔鬼，讓倖存的中產階級黑人變得極端消極——我們的談話在公共區域被限制，我們表現得安分守己，我們的手從不離開口袋，我們的所有舉止都好像在說，“我不會有任何出乎意料的舉動”。毀滅身體，它是學生時代的毒蛇，它要求我加倍優秀，儘管我只是一個男孩。我們身邊到處都是戕害。在我們內心深處某個安靜的地方，我們知道，這些戕害並不是我們能控制的，它是為了達到其他什麼人的目的而存在。我們的判斷是對的。
我曾衡量我在生命中取得了多少進步：我把自己想像成以前的樣子，回到巴爾的摩西區，在北大街與普拉斯基街路口東躲西藏，繞過墨菲家園，害怕學校，也害怕街頭。我想像著，為那個迷失的男孩展示我現在生活的圖景，問問他的看法。只有一次——在你出生之後的兩年，在我人生的頭兩輪抗爭中——我認為他可能會失望。我在快到四十歲的時候，寫信給你。我走到了生命中的這個階段，雖然並不輝煌，卻遠超那個男孩的想像。我不能悠遊街頭，因為我不能足夠快地讀懂身體語言。我不能安心在學校讀書，因為我看不出讀書究竟有什麼用。但我沒有淪落。我有了家，有了工作，我不再覺得有必要在聚會時低著頭告訴別人，“我想成為一名作家”。儘管我是無神論者，但身為凡人，擁有學習的天賦，從而成為宇宙漂浮物質中不凡的奇跡，這個事實仍然讓我心生敬畏。
為了充分理解世界與我之間的裂痕，我在研究中將大部分心力都用在了尋找正確的問題上。我沒有花時間研究“種族”問題——“種族”只是對問題的複述和簡化。有時候你會見到一些傻瓜——他們通常相信自己是白人——認為進步的前路是黑人白人融合的大狂歡，結局是我們都是米色人，都屬於一個“種族”。但是，已經有很多“黑人”是米色了。人類文明史上寫滿了被拋棄的死亡“種族”（法蘭克、意大利、日耳曼、愛爾蘭），因為它們不再能夠服務於它們的目的——對內是一個民族的組織，對外則是權利的保護傘。
如果我的生命在今天結束，我會告訴你，我度過了快樂的一生——我鼓勵你抗爭，我在學習中、在抗爭中獲得了愉悅。通過這封書信，你可以看出，我的抗爭讓我多次破繭重生——在巴爾的摩、在黑人麥加、在初為人父時、在紐約。當沒有人可以欺騙我，沒有人可以強加給我美國夢的時候，這些改變帶給我的狂喜無可替代。此外，這些改變教會了我如何利用自己的獨特學習天賦，教會了我去懷疑所見所聞，然後懷疑解釋懷疑時的所見所聞，因為提出疑問與找到答案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一些。
哦，我的眼睛。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身上沒有一處比眼睛遭受了更多痛苦。如果用一個孩子的標準來衡量，我做得還不錯，那麼首先要補充一點，那個標準是殘缺的，因為在我們這個受壓迫階層，一個孩子可以見識到的東西太少。那個時候，美國夢似乎就是人生巔峰——變成有錢人，住在市郊某個獨棟別墅裡，住在某個小型社區裡，別墅位於蜿蜒小路的盡頭。那裡的生活彷彿是青少年電影裡的場景。孩子們在那裡建造樹屋，在上大學前那迷惘的一年，年輕人停車做愛在湖畔。對我來說，美國夢似乎是世界的盡頭，美國野心的頂點。在那些電視畫面和郊區生活之外，還有什麼更好的可能？
你母親更為見多識廣。也許是因為她成長在這種地方的邊界，因為她住在美國夢者附近。也許因為那些認為自己是白人的人告訴她，她很聰明，然後恭維似的告訴她，她其實並不十分像黑人。也許因為外面那些真正的黑人男孩告訴她，作為一個黑人姑娘，她真的很美。你的母親一直沒有歸屬感，所以，她才有可能去尋找一些讓她念茲在茲的地方，這將她帶到了黑人麥加，然後帶到了紐約和更廣闊的世界。在三十歲生日那天，她飛往巴黎。我不知道你是否還記得。那年你只有六歲。我們那個星期早飯吃炸魚，晚餐吃蛋糕，把內衣丟在桌上，大聲唱著鬼臉基拉 [71] 的歌。我從沒想過要離開美國——就連短暫的離開也沒想過。哦，我的眼睛。我的朋友吉拉尼與我有相同的成長經歷。他說過，他曾認為旅行是毫無意義的奢侈，就像在把本應付房租的錢用來買粉色西服。那時我其實也是這樣認為的。我不理解你母親對巴黎的夢想。我不明白，也不認為有必要明白。我的一部分依然停留在七年級的法語課堂上，擔心著迫在眉睫的身體安危。法國對我來說，好比遙遠的木星。
但你的母親現在去了巴黎，確實去了，當她回來的時候，眼睛裡舞動的是外面的世界中的無限可能，不僅是她自己的可能，也包括了你和我。情感的傳染非常奇妙。它好像墜入愛河——感動你的事情那麼小，讓你整晚不能入睡的東西只有你能理解，當你試著向別人解釋，別人所能回報的只有禮貌而漠然的點頭。你母親在巴黎各地拍了很多照片，各種門的照片，巨大的門——深藍色的、烏黑的、橙色的、綠松石色的和火紅色的。我在我們位於哈萊姆區的狹小公寓裡仔細看了這些大門的照片。我從未見過這樣的東西。我甚至都沒想到可能會存在這麼大的門，可以在世界的某個地方隨處可見，而在另一處則難覓蹤跡。聽你母親說，我才知道，法國不是一個幻想之地，而是一個真實的地方，那裡生活著真實的人，他們有不同的傳統、不同的生活和不同的審美。
回首往事，我才發現，其實我當時已經獲得世界各地的訊息。那個時候，我的朋友中有很多人已經與其他世界有聯繫。“讓我們的種族為之驕傲。”長輩曾說。但那時我知道我屬於一個人群，而非生物學意義上的“種族”。但這群人不是因為擁有一樣的膚色或身體特徵才成為黑人。他們之間的紐帶是美國夢的重壓，對一切美好事物的熱愛，所有共同的語言和習慣，所有喜歡的食物和音樂，所有喜歡的文學和哲學，所有他們在美國夢的重壓下打造的、如鑽石般的共同語言。不久前，我站在機場傳送帶邊等一件行李。我不小心觸碰到了一個年輕黑人，順口而出，“我的錯”。他甚至頭也沒抬，就回了一句，“你很真誠”。對話中所包含的隱秘默契只可能被兩個來自我們稱之為黑人的族群的陌生人領會。換句話說，我是某個世界的一部分。放眼望去，我的朋友們來自其他世界——猶太人或紐約人的世界，南方人或同性戀者的世界，移民、加州人、印第安人或他們任一組合的世界。世界與世界拼接起來，如一方五彩斑斕的織錦。雖然我不可能成為這些世界中的任何一個的原住民，但我知道在我們中間沒有什麼像種族這樣本質主義的界限。我那時已經讀了很多書。我的眼睛——我美麗而寶貴的眼睛——日益深邃。我看到，將我從這個世界分裂開來的不是我們內在的特質，而是人們對我們造成的實際傷害。他們給我們貼標籤，並且相信他們的標籤比我們實際上做的所有事情都重要。在美國，傷害並不在於你出生時有深色的皮膚、厚厚的嘴唇、寬大的鼻子，而是此後發生的所有事情。在與那個年輕人的對話中，我使用了我們族人的私人語言。這是最簡短的親密關係，卻捕捉到了我們黑人世界之美的真諦——你母親和我之間的無拘無束，黑人麥加的奇跡，我自己隱於哈萊姆街頭的感覺。把這種感覺稱為種族主義，如同將我們的祖先打磨好的那些鑽石拱手交予掠奪者。我們創造了這種感覺，儘管處在殺戮、強姦、毀滅身體的陰影下，但我們還是把它創造了出來。這是我親眼所見的美，我想在我出行之前，我需要這種登高望遠的格局。我想我需要瞭解，我從何處來，需要知道，我的家鄉與其他人的一樣美。
在看到那些門的照片七年之後，我拿到了我的第一本成人護照。我希望能更早地得到它。我希望，早在上法語課的時候，就可以將那些動詞變位、動詞、陽性陰性名詞與更宏大之事聯繫起來。我希望那時有人可以告訴我，那課程到底意味著什麼——它是通往另一個蔚藍世界的大門。我希望去親眼看看那個世界，去看看那些門和門後的一切。你母親告訴了我許多事情，但在我出發的那天，我和她坐在餐廳裡。我對她說：“我很害怕。”我不太會說那種語言。我不知道那裡的習俗。我獨自前往，誰也不認識。她只是聽著，握緊我的手。那天晚上，我登上了星際飛船。飛船起飛，衝入黑暗，衝過天空，衝過巴爾的摩西區，衝過黑人麥加，衝過紐約，衝過我所熟悉的所有語言和人群。
那張機票先是把我帶到日內瓦。一切都發生得很快。我要去換匯。我要去找從機場到市區的地鐵，然後再找去巴黎的火車。幾個月前，我重新斷斷續續地十起法語。而我現在身處法語的風暴中，渾身濕透，卻只能接到零星幾個雨滴——“誰”“歐元”“你”“向右”。我心裡還是很害怕。
我查看了列車時刻表，發現自己與維也納、米蘭或我的熟人中沒有誰聽說過的阿爾卑斯山村之間只有一張錯票的距離。事情就這樣發生了。意識到家山萬里，害怕、未知的可能性、所有一切——恐懼、驚奇、愉悅——融成了情慾般的快感。這種快感並不全然陌生。它很像我在穆爾蘭德研究中心感受到的衝擊。它接近於我在西百老匯看到人們觥籌交錯時感受到的暈眩。它就是我在看到巴黎那些大門時的全部情緒。在那一刻，我意識到，這些改變，雖然伴隨著痛苦、尷尬和困惑，卻是我生命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實，我也第一次明白，我不但是真的存在過、學習過、觀察過，而且存在了很長時間——甚至可以追溯至巴爾的摩時期。我一直存在，也一直在改變。
我到了巴黎，入住第六區的一家酒店。我對當地的歷史一無所知。我沒怎麼想到過鮑德溫和賴特。我也沒讀過薩特或加繆，如果我路過花神咖啡館或雙叟咖啡館，那個時候也不會特別留意。這並不重要。那是個星期五，重要的是，街上來來往往的人都非常奇妙。青少年在咖啡廳聚會。學生在街頭踢球，背包放在一邊。年長的夫婦穿著長風衣或茄克衫，圍巾隨風飄揚。二十幾歲的人們在一幢幢樓裡倚窗而立，看上去又美又酷。這讓我想起了紐約，卻少了那些輕微而無處不在的恐懼。人們不用身披鎧甲，或者只是我看不出。小街小巷裡遍佈酒吧、餐館和咖啡廳。所有人都在散步。那些駐足停留的人在擁抱。我感覺自己超越了一切自然權利所言說的基本需求，沉醉在巴黎的美中。我的愷撒髮型是幾何式的。我的發尖銳利如劍。我走出門外，融入這座城市，像黃油熔化在鍋中。在我的腦海裡，我聽到大馮波在唱：
我就是這樣一名選手，
我的牛仔褲燙得筆直。
我穿著一件全新的白T恤，
我的球帽帽簷指向偏東。
我和一位朋友共進晚餐。餐廳僅有兩個大客廳的面積。桌子擠在一起，為了讓我們坐下，女服務員似乎在變戲法——先是把一張桌子拉出來，然後把你塞進去。你就像坐在兒童椅上。如果你要去廁所，還得叫她過來。點菜的時候，我蹩腳的法語像是給她上刑。她點著頭，沒有笑。她禮數周全。我們喝的酒味道不可思議。我吃了牛排。我吃了骨髓長棍麵包。我吃了鵝肝。我喝了濃縮咖啡，還吃了一個說不上名字的甜點。我用盡自己所有想得起的法語，努力告訴服務員，這一餐好極了。她用英語打斷我：“你是不是想說，這是你吃過的最好的一頓？”我起身離開的時候，儘管剛吃了菜單上半數的菜，卻感到身輕如燕。第二天我起得很早，步行穿過巴黎城去參觀羅丹美術館。我在一間小酒吧停下，如同小男孩在聚會上和美麗的姑娘打招呼一樣，戰戰兢兢地點了兩瓶啤酒和一個漢堡包。我走到盧森堡公園。那時差不多是下午四點。我找了個地方坐下。公園裡擠滿了人，一切又是我不熟悉的樣子，一時間，一種奇怪的孤獨感攫住了我。也許是因為我一整天沒說過一個英語單詞。也許是因為我從未在公共花園坐過，甚至從未意識到坐在那兒是我喜歡的事情。而此刻在我身邊的人，他們經常這樣做。
我忽然意識到，我其實是在別人的國度，然而，從某種角度上說，我必然置身事外。在美國，我是方程的一個變量——雖然是我不喜歡充當的變量。我是某個工作日在第二十三大街被警察攔下的那個人。我是驅車去黑人麥加的人。我不僅僅是個父親，還是一個黑人男孩的父親。我不僅僅是個丈夫，還是一個黑人女性的丈夫，黑人之愛的一個意味深長的象徵。但是，坐在那個公園裡，第一次，我成了一個外鄉人，一個水手——遠離了大地和熟悉的一切。我從未體會過這種特別的孤獨感，我從未感到自己與別人的夢相距如此遙遠，這讓我遺憾。我現在更深切地感到了世代傳承的鎖鏈的重量——我的身體被歷史和政策限制在特定區域。有些人成功逃脫了。但這個遊戲使用的是灌鉛骰子。我希望我知道的更多，我希望我更早就知道。我記得，那天晚上，我看著年輕人在塞納河邊的小路上聚集，去做年輕人該做的事。我記得，我當時多希望自己的生活也是這樣，多希望自己的過去不是浸泡在恐懼中。事實上和記憶中的過去非我所願。但我還有你。
那年夏天，我們再一次來到巴黎，因為你母親愛那座城市，因為我喜歡那種語言，但首先還是因為你。
我希望你擁有自己的生活，一種遠離恐懼的生活，甚至遠離我。我受過傷。我身上有老舊規則的烙印，它雖然在一個世界保護過我，卻在另一個世界成為我的桎梏。我記得，你祖母打電話給我，她說，她看到你一天天長高，終有一天會“挑戰我”。我對她說，如果真有這麼一天，我會將它看成是自己為人父的徹底失敗，因為如果我只能用拳頭管教你，就意味著我事實上無計可施。但是，原諒我，孩子，我明白你祖母的意思，在你還小的時候，我也曾想過動手教訓你。但我現在為這種想法而羞愧，為我的恐懼而羞愧，為了試圖用世代傳承的鎖鏈鎖住你的手腕而羞愧。在你離家獨立前的這幾年，我希望我將更溫柔地對待你。你的母親不得不教我如何愛你——如何吻你，如何在每天晚上告訴你，我愛你。哪怕到了現在，我也感覺那好像是一種儀式，並不自然。因為我受過傷。因為我在嚴厲的家庭氛圍中習得了老舊做派，還被其束縛了手腳。儘管被它的國家包圍，但它仍是一個充滿愛的家庭，而管教方式確實是嚴厲的。即使是在巴黎，我的老舊做派也無法動搖——出於本能，在每個路口小心身後，隨時準備逃跑。
我們在巴黎住了幾個星期之後，我交了一個朋友，他想提高他的英語，我想提高我的法語。一天，我們在遊人如織的巴黎聖母院前見面。我們步行去了拉丁區，來到一家酒鋪。酒鋪外有座位。我們坐下來，喝了一瓶紅酒。堆得很高的肉、麵包和乾酪擺在我們面前。這就是晚餐嗎？這裡的人就是這樣吃晚餐的？我甚至不知道該如何去想像它。還有，這些是否全都是精心設計的儀式，故意做給我看的？我的朋友買了單。我感謝了他。但當我們離開時，我請他走在前面。他想帶我去看似乎遍佈城市各個角落的古老建築中的一幢。他一直走在前面，我確信他會突然鑽進某個小巷，那裡有些小混混等著搶走我的……究竟要搶走我的什麼呢？但我的新朋友只是帶我看了那幢建築，握了握我的手，友好地道了聲晚安，在開闊的夜空下離開。我看著他離去，感到我在這次經歷中錯過了一些什麼，這是因為我的眼睛，因為我的眼睛是在巴爾的摩製造，因為我的眼睛為恐懼蒙蔽。
我所希望的是，讓你盡可能地遠離那蒙蔽雙眼的恐懼。我希望你看到生活在不同規則下的人們。我希望你可以看看在咖啡廳裡並肩而坐的伴侶，他們悠閒地向外張望；可以看看騎著舊自行車上街的女士，她們不戴頭盔，身著白色長裙；可以看看穿著牛仔短褲和粉色溜冰鞋呼嘯而過的女人。我希望你可以看看穿著三文魚肉色褲子、白色亞麻襯衫、肩上繫著亮色毛衣的男人，看看消失在街角、轉眼開出豪車的男人——車敞著篷，他們愛著他們的生活。他們所有人都抽煙。他們所有人都知道在下一個轉角等待他們的可能是恐怖的死亡，也可能是狂歡。你是否還記得，我們初到聖日耳曼德佩區，你的眼睛像蠟燭被點亮。那個表情就是我平生所求。
即使在那時，我也希望你是清醒的，希望你明白，暫時遠離恐懼不是無需抗爭的通行證。你和我，我們依然是黑人，即使這在不同的地方有著不同的意味。法國也是創建在自己的夢想之上，在成堆的枯骨之上，要記得你的名字就源自反對法國及其殖民掠奪計劃的那個偉人。是的，我們的膚色在那裡不是什麼顯著特徵，我們蹩腳的美式法語也無人關注。是的，自認是白人的美國人看我們的眼光中有些特別的東西——色情和猥瑣。我們在法國不受奴役。我們不是他們的特殊“問題”，也不是他們國家的罪。我們不是他們的黑鬼。如果這令人安慰的話，我也不鼓勵你沉浸在這種感覺裡。記住你的名字。記住你和我是兄弟，是跨大西洋的強暴受害者的孩子。記住這個事實所帶來的更廣泛的意識。記住這種意識最終不可能是繫於種族的，它一定是普遍的。記住領著孩子沿街行乞的吉卜賽人，以及他們承受的惡毒言語。記住來自阿爾及利亞的出租車司機，他開誠佈公地表達自己對巴黎的憎恨，然後看著你的母親和我，堅稱同為非洲族裔的我們應聯合起來。記住巴黎的美給我們的震撼，這座城市彷彿建築在龐貝古城之上。記住，大公共花園和悠長的午餐給我們的感覺可能會在一種我們並未充分理解的機製麵前化為烏有，這種機制與我們的規則、我們本國的定理相近。
還好，你叔叔本和阿姨亞娜也在巴黎——這些建築如此令人敬畏，而它們築基於人的身體的事實如此醜惡，這讓人心緒難平，而他們不得不找到平衡；他們也是在成年後才學會了旅行；他們在美國是黑人，時刻擔心著自己身體的安危。我們都意識到，那股在美國束縛我們身體的力量與賦予法國財富的力量不無關係。我們意識到，他們所成就的一切，大都築基於對海地人身體的掠奪、對沃洛夫人身體的掠奪、對圖庫勒人的毀滅，以及對比桑杜古的佔領。
殺死特雷翁·馬丁的兇手就是在那年夏天被宣判無罪的，也是在那年夏天，我意識到我們無法獲得逃逸這個星系的速度。在任何語言裡，在任何地方，束縛與我們如影隨形。還記得我們乘地鐵去民族廣場與本、亞娜和其他孩子一起為你慶祝生日嗎？還記得有一個年輕人站在地鐵站外抗議嗎？你還記得他手中的標語嗎？上面用法文寫著：反對種族主義罪行的年輕人萬歲！美國：特雷翁·馬丁，十七歲被殺，只因他是黑人，種族主義者被無罪釋放。
我沒有在懵懂少年時死去。我沒有在無知的痛苦中死去。我沒有進監獄。我向自己證明了，在學校與街頭之外，還有另一條出路。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場巨大的自然災難、一次大瘟疫、一次雪崩或地震的倖存者之一。而現在，劫後餘生的我來到了心中曾備感神秘的土地，一切都似乎籠上了光暈——粉色的巴黎風格圍巾顯得亮麗非常，麵包店早上飄出的香氣像是迷煙，身邊的語言落入我的耳朵，不像是語言，而像是舞蹈。
你的道路將是不同的。一定會不同。你在十一歲時的見聞，我甚至到了二十五歲還不具備。我在十一歲的時候，最重要的事情僅僅是保護好自己的身體。我的生活就是直面暴力——在家裡、在外面，都一樣。但你已經有了對生活的預期，我在你的眼中看到了它。你不再滿足於生存與安全。你的希望——你的夢，如果你這樣稱呼它——讓我百感交集。我為你——你的開放、你的抱負、你的進取、你的聰穎——驕傲。在你去上大學前，我們共處的時光已經不多了，我的責任是讓你的智慧配得上你的聰穎。智慧的表現之一是理解你所被給予的一切——在巴黎，同性戀酒吧並不會引起人們注意，足球隊裡有一半隊員說著另一種語言。我想說的是，這並不完全屬於你，你心靈的美嚴格來說並不屬於你，而多半是你可以享受你黑色身體極度安全感的結果。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當你得知殺害邁克爾·布朗的兇手逍遙法外後，你告訴我你要回房間了。也許這就是為什麼，你會哭，因為在那個時候你明白，即使是你相對優越的安全，也難抵以美國夢之名進行的持續攻擊。我們的時事政治告訴你，如果你成為這種攻擊的受害者，如果你失去你的身體，那一定會以某種方式說成你的錯。特雷翁·馬丁的連帽衫殺了他。喬丹·戴維斯的吵鬧音樂殺了他。約翰·克勞福德不應該去碰玩具區的那支假來福槍。卡傑米·鮑威爾 [72] 應當懂得不能表現得太瘋狂。並且，他們所有人都應該受到父親的管教——即使是有父親的人，也應當受管教，即使是你。缺失了自身的正當性，美國夢會自行崩塌。你因邁克爾·布朗案第一次明白了這一點。而我因普林斯·瓊斯遇害第一次知道。
邁克爾·布朗的死並不是為他辯護的人所想像的那樣。問題背後的問題依然沒人提及。攻擊警察是否罪當處死，不審而罰，而警察兼任法官和行刑人，這就是我們想要的文明？美國夢者一直以防範弗格森騷亂這樣的事件為由來進行城市治理。他們對穆斯林施以酷刑，他們派無人機轟炸婚禮（還把那說成事故），他們援引馬丁·路德·金，對弱者宣揚非暴力，對強者宣揚堅船利炮。每當警察出現在我們面前，死亡、傷害和殘疾便威脅著我們。說對誰都是這樣，或者對罪犯更是如此，都不足以解釋。當警察開始追捕普林斯·瓊斯，他的生命已經處於危險之中。美國夢者認為這是做生意的成本，而我們的身體只不過是一種貨幣，因為這種觀念是他們的傳統。作為奴隸，我們是這個國家的第一桶金，是自由的首付。內戰結束後，到處都是廢墟，奴隸獲得解放，南方不情願地重歸聯邦，這時就產生了贖回權，我們的身體成了這個國家的第二筆按揭還款。在新政時期，我們是他們的客房，他們裝修好的地下室。而今天，日益龐大的監獄系統已經成了黑人身體的倉庫，它為美國夢者提供了工作崗位和有利可圖的投資項目；世界上百分之八的囚犯是黑人，我們的身體為成為白人的夢想提供了再融資。黑人命賤，但在美國，黑人的身體是價值最高的自然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