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和我說什麼殉難
或者在堂區日談起那些應被懷念的逝者
我不相信犧牲
雖然，我也會死去
紫羅蘭如響板
它將回應我
——索尼婭·桑切斯
兒子：
上個星期天，一檔頗受歡迎的新聞節目的主持人問我：如果我失去了自己的身體，意味著什麼。主持人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做節目，而我坐在遙遠的曼哈頓西區的一間演播室。衛星彌合了我們之間的距離，但沒有什麼機制可以彌合她的世界與我感到自己必須為之發聲的那個世界之間的距離。當主持人問到我的身體，她的面孔從屏幕上淡出，而我幾天前寫的話在滾動條上顯現。
主持人為觀眾讀了這段話，然後，又回到了“我的身體”這個話題，儘管她並沒有具體所指。之前，很多聰明人問及我的身體，而他們並未意識到問題的性質。具體說，主持人希望知道：我為什麼會認為，美國白人的進步，或者說那些相信自己是白人的美國人的進步，是創建在掠奪和暴力的基礎上的。聽到這個問題，我感到一種熟悉而朦朧的悲傷湧上心頭。問題的答案在於相信者自己的歷史記錄。問題的答案就是美國史。
這種表述並無偏激之處。美國人奉民主為神明，雖然也認識到這樣可能會輕視上帝。民主是仁慈的上帝，同時美國的異端行為——酷刑、偷盜和奴役——在美國的每個個人和各民族之間也同樣司空見慣，沒有人可以聲稱那與己無關。事實上，美國人從未真正背叛過他們的上帝——“民主”。當亞伯拉罕·林肯在1863年宣佈，葛底斯堡戰役必須保障“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永不消亡”，他不僅僅是為了鼓舞人心，在內戰一開始，美國已是世界上投票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問題不在於林肯所說的“民有政府”，而在於，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上，“人民”這個政治術語的實際含義。1863年，在“人民”的含義中，不包括你的母親或你的外婆，也不包括你和我。那麼，美國的問題不是它對“民有政府”的背叛，而是“人民”獲得自己資格的方式。
這就帶領我們走向另一個同等重要的觀念，那個美國人默默接受的觀念。美國人認為，“種族”真實存在，這是自然界一個明確、不容置疑的部分。種族主義——給一部分人強加上不可擺脫的特徵，然後羞辱、貶低並摧毀他們——不可避免地從這一不可改變的前提中衍生出來。通過這種方式，種族主義被描繪成大自然的天真女兒，人們得像研究地震、龍捲風或任何能被描述為自然力的現象一樣，去研究運送奴隸的大西洋中央航線（Middle Passage） [1] ，還有血淚之路（Trail of Tears） [2] 。
但是，種族是種族主義的結果，而非原因。界分“人民”的過程從來不是家譜或相貌的問題，而是社會等級。膚色和髮色的差異古已有之。但相信膚色和髮色具有優越性，據此可以很好地組織社會，而且它們意味著人的更深層次的、不能去除的屬性，這種觀念卻是全新的。“新的人民”在無望、悲慘和被欺騙的境遇下成長起來，相信自己是白人。
和“黑人”一樣，“新的人民”也是現代的發明。但跟我們不一樣的是，脫離了刑事權力機制，他們的新名字就沒有真正的意義。這些新的人民在變成白人以前，是其他人，他們曾是天主教徒、科西嘉人、威爾士人、門諾派信徒、猶太人，如果我們的整個民族希望有所成就的話，他們將不得不再次成為其他人。或許，他們將會真正成為美國人，為他們不切實際的謊言構建一個更高貴的基礎。這一點我不能確定。我所知道並且必須要說的是，把異質的族群“洗白”的過程、拔高身為白人的信念，不是通過遍地紅酒和冰淇淋的社交成就的，而是通過掠奪生命、自由、勞動和土地而實現的。剝去皮膚；鎖住身體；殺死持異議者；摧毀家庭；強暴母親；販賣孩子，還有其他很多種方式，首要的目的在於拒絕給予我們權利，不許我們保護和管理我們自己的身體。
在這方面，“新的人民”並非獨出機杼。在某個歷史時刻，某種強權的上位或許不用靠對其他人類身體的殘暴剝削。如果曾經有，我還沒有發現。但別人也使用這種暴力，並不能為美國開脫，因為美國從來沒有聲稱自己與他們一樣。美國相信自己是例外，是有史以來最偉大、最高貴的國家；美國認為，在白人的民主之城和恐怖分子、專制君主、野蠻人以及文明的其他敵人之間，自己是孤獨的守護者。一個人不能既說自己是超人，又承認自己犯有道德錯誤。我建議，認真對待我們國人所主張的美國例外論，也就是說，用一個獨一無二的標準衡量我們的國家。這是很困難的，因為在我們身邊都有一個聲音，催促我們接受美國表面上的無辜，不要深究，別過臉去很容易，依靠我們的歷史成果而活、無視以我們所有人的名義所作的大惡也很容易。但你和我從來沒能真正享有那種奢侈。我想你是明白的。
在你十五歲的時候，我寫信給你。我寫信給你，因為在今年，你看到了埃裡克·加納 [3] 因為賣香煙而被勒死；因為你知道，雷妮莎·麥克布萊德 [4] 在求助時被射殺，約翰·克勞福德 [5] 只是到一個百貨商店逛了逛就被槍殺。你看到，穿著制服的男人們開車撞倒並謀殺了泰米爾·萊斯 [6] ——他只有十二歲，是他們宣誓要保護的孩子。你看到，穿著同樣制服的男人們在路邊不停地毆打祖母輩的瑪琳·平諾克 [7] 。如果你以前不懂的話，你現在懂了，你所在國家的警察局被授予了摧毀你身體的權力。這種摧毀是不是一場不幸的過度反應的結果，並不重要。這種摧毀是不是源自一個愚不可及的政策，也不重要。如果未經正當授權去賣香煙，你的身體就有可能被摧毀。對試圖誘捕的人表示憤怒，你的身體也有可能被摧毀。走到一個黑暗的樓梯井，你的身體可能會被摧毀。這些毀滅者很少會承擔責任。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會安然干到退休。摧毀不外乎是最高形式的控制，它的特權包括搜身、拘押、毆打和羞辱。所有這一切對黑人來說都很常見。所有這一切，黑人已承受很久。沒有人被追究責任。
這些毀滅者身上並沒有什麼獨特的惡，哪怕在這個時刻來說。這些毀滅者僅僅是在執行國家的奇思異想，正確地闡釋它的傳統和遺產。這讓人很難面對。但是，我們所有的說法——種族關係、種族差異、種族公正、種族化犯罪推定、白人特權，甚至是白人至上主義——都在隱藏“種族主義是深植內心的體驗”這一事實，而種族主義做了什麼？它取出大腦、鎖住呼吸道、撕裂肌肉、摘除器官、粉碎骨頭、打落牙齒。你不能別過臉去。你必須一直記住這種社會學、這段歷史、這種經濟學、這些畫面、這些圖表、這些回歸分析，它們伴隨著殘酷的暴力，對身體的暴力。
那個星期天，在那檔新聞節目上，我試圖在規定的時間裡盡我所能向主持人解釋這些。但在節目的最後，主持人展示了一張廣為流傳的圖片：一個十一歲大的黑人男孩流著淚抱住一名白人警官。然後，她向我提出關於“希望”的問題。那時候，我知道我失敗了。我記得我知道自己會失敗。我又一次困惑於自己內心湧現的朦朧的悲傷。我到底在為什麼而悲傷？我走出了演播室，散了一會步。那是12月裡一個平靜的白天。那些自詡白人的家庭正在街上閒逛。那些被當作白人養育的嬰兒正坐在他們的手推車裡。我為這些人感到悲傷，也為主持人和所有在那裡觀看、對似是而非的希望若有所思的人感到悲傷。我那時明白了自己為何悲傷。當記者問及我的身體時，似乎她在邀請我把她從華美的夢中喚醒。我一路走來，一直凝望著那個夢。那個夢是有著漂亮草坪的完美別墅。它是陣亡將士紀念日的野餐郊遊、街區居民協會和車道。它是樹屋和幼童軍。那個夢聞起來有薄荷味，嘗起來像草莓鬆脆餅。這麼久以來，我一直想逃到那個夢裡去，像展開一張毯子一樣用我的國家蒙住我的頭大睡。但這從來不是我們的選項，因為那個夢築在我們的脊背上，寢具是用我們的身體做成的。知道了這一點，知道了那個夢是靠與已知的世界作戰而存在，我為那個主持人而悲傷，我為那些家庭而悲傷，我為自己的國家而悲傷，但在那個時刻，最重要的是，我為你而悲傷。
在那個星期，你得知殺害邁克爾·布朗的兇手會逍遙法外。那個人把布朗的屍體丟在街上，像是一種恐嚇和宣示——他們的權力不容侵犯，他們的暴力永不會受到處罰。對我來說，沒有人受到處罰，並不出乎意料。但你還小，還相信。那天夜裡，你一直等到十一點都沒睡，你在等著有罪判決公佈，然而，你的願望落了空。你說：“我要回自己房間了。”然後，你掩上房門，我聽到你在哭泣。五分鐘後，我走進你的房間，沒有抱你，也沒有安慰你，因為我知道，在這時安慰你是個錯誤。我也沒有告訴你，沒關係，因為我不相信這真的沒關係。我將你的祖父祖母試圖告訴我的道理轉述給你：這就是你的國家，這就是你的世界，這就是你的身體，你必須設法在其中生活下去。一個人如何披著黑色的皮膚，生活在一個迷失在夢想中的國度，這是我用一生求索的問題，我現在告訴你，我發現，問題的答案最終寓於對答案的追尋。
你一定覺得奇怪。我們生活在一個“目標導向”的時代。我們的媒體充滿了吸引眼球的場景、不切實際的高見，還有關於萬事萬物的宏大理論。但在很久以前，我就對一切“魔法”免疫了，不管它們以什麼形式出現。我的免疫力來自你祖父祖母的饋贈，他們從不會用來世這種觀念來安慰我，也從不相信天賜的所謂美國榮耀。在接受了歷史的混亂與自己命定的事實之後，我終於可以平心靜氣地思考，我希望過什麼樣的生活——特別是，我如何在這個黑色皮膚的身體裡自由地生活。這是一個深刻的問題，因為美國認為自己是上帝的得意之作，而黑色皮膚的身體確切地證明了“美國是凡人的成就”。我在閱讀和寫作中尋找答案，在年少的美好旋律中尋找，在與你的祖父、母親、亞娜阿姨和本叔叔的辯論中尋找。我也曾探尋民族主義神話、學校課堂、大街小巷和異國他鄉。這是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但努力卻並非徒勞。我不斷探求，直面自己國家的殘酷，也得到回報——不再害怕那些幽靈，準備好面對分離的恐懼。
我害怕。尤其是在你離開我的時候，我最為恐懼。但在你出生前，我就已熟悉這種恐懼，並且，我也不是最早熟悉它的人。當我像你這麼大的時候，我認識的所有人都是黑人，他們所有人都被一種強大、絕對、危險的恐懼所包圍。這種恐懼充滿了我的整個少年時代，雖然那個時候，我還沒有完全意識到它的存在。
恐懼總是聳立在我的面前。它也縈繞著鄰家闊少，縈繞著他們的大戒指和大項鏈，縈繞著他們的蓬鬆外套和毛領長皮衣——他們抵禦這個世界的盔甲。他們站在格溫·奧克和自由路的一角，站在冷泉區和公園高地區，站在蒙道敏商場門口，把雙手插在拉塞爾牌衛衣中。我現在回想那些闊少，所能看到的只有恐懼。密西西比州的暴民把他們的祖父緊緊圍住，黑色的身體被點燃，然後被砍掉，我看到的只有他們對恐怖舊時光幽靈的恐懼。恐懼縈繞在他們反覆練習的博普舞中，在他們鬆垮的牛仔褲裡，在他們的大T恤裡，在他們精心調整的棒球帽角度裡——這些行為和著裝，是為了讓人相信他們確切地擁有他們想要的一切。
我在他們打鬥的習慣裡也看到了恐懼。在我還不到五歲的時候，家住伍德布魯克大道，我坐在門口的台階上，看兩個赤膊男孩緊逼著對方轉圈，肩膀相撞。從那時起，我就懂得了，街頭鬥毆自有一套儀式、一套規範和法律，也表明了他們的一種迫切需要——去發現黑人青少年身體的一切脆弱之處。
我從我最早接觸的音樂裡聽到的也是恐懼。樂曲從大型手提式錄音機裡湧出，充滿了誇張的吹噓和咆哮。黑人男孩站在公園高地區的加裡森和自由路路口，他們喜歡這音樂，因為音樂告訴他們，他們是自己生命、自己街區和自己身體的掌控者，儘管所有證據和事實都指向相反的結論。我在女孩身上、在她們的放聲大笑裡，在她們引人注目的鍍金竹節耳環上，也看到了恐懼。在她們粗魯的語言和凶蠻的眼神中，我看到了恐懼。如果你舉止輕浮，她們用目光就可以把你切成兩半，用言語就可以把你毀滅。她們會說，“不要議論我”。我看到她們放學後，像拳擊手一樣擺好架勢，塗上凡士林，摘去耳環，穿上銳步，衝向對方。
我在去費城看望祖母的時候，感到了恐懼。你沒見過她。我也只見過她幾面，但我記得她嚴厲的態度和粗魯的聲音。我知道，我祖父死了，我叔叔奧斯卡和戴維也死了，並且他們都不是自然死亡的。我在我父親身上也看到了恐懼。他愛你，告誡你，甚至偷偷塞錢給我，用以照顧你。我的父親生活在深深的恐懼中。我從他黑色皮帶帶來的刺痛中感受到了它。他打我，更多地是出於焦慮，而不是憤怒，他打我，就好像有人會把我偷走一樣——因為這正是我們身邊經常發生的事情。每個人都出於某種原因失去過孩子，因為街頭鬥毆，因為犯罪，因為毒品，或因為槍支。有人說，迷途的女孩們像花朵一樣可愛，一隻飛蟲也不忍心傷害。有人說，迷途的男孩通過了普通教育水平考試，正在改變命運。而現在，他們已經遠去，他們所留下的只是巨大的恐懼。
他們有沒有告訴過你這個故事？在你祖母十六歲時，一個年輕男人敲響了她的家門。他是你姨奶奶喬的男朋友。家裡沒有其他人。你祖母讓那個男人坐下，等喬回來。但是，你曾祖母先一步到了家。她趕走了那個男人。然後，她狠狠打了你祖母一頓，讓她一次就記住，失去身體是多麼容易。你祖母的確也從未忘記。我記得她在過馬路時，緊緊抓住我的小手。她告訴我，如果我鬆開手，被衝過來的汽車撞死，她會把我打得活過來。我六歲時，母親和父親帶我去不遠處的一個公園。我溜出了他們的視線，找了一個地方玩。他們焦急地找了我好幾分鐘。當他們找到我時，父親做了一件所有父母都會做的事情——抽出了他的皮帶。我記得我茫然地看著他，剛犯了錯就受懲罰，這一切來得這麼快，讓我很驚訝。後來，我在父親說的話裡聽出了這份恐懼：“就算我不打他，那些警察也會打他。”這句話可能救了我，也可能沒有。我所知道的只是，這種暴力從恐懼中騰起，就像是火中騰起濃煙。可是，我分不清，父親的暴力——即使源自恐懼與愛——到底是為我們敲響警鐘，還是在出口處把我們嗆死。我所知道的是，父親因為十幾歲的兒子頂嘴而扇他耳光，而他們的孩子到街頭遊蕩，所行使的、享受到的也是同樣的“公正”。我還知道，母親把女兒綁在家裡，但繩索卻無法將她們從年紀是她們兩倍的毒品販子手中拯救出來。而我們，這些孩子，用我們最極致的黑色幽默來應對這一切。我們一邊站在巷子裡對著空木箱練習投籃，一邊嘲笑那個被老媽當著全體五年級學生的面打個半死的孩子。我們坐在5路公交車上，向市裡進發，路上閒聊某個女孩的母親用手邊的任何東西打她，電纜線、電源線、瓶瓶罐罐、平底鍋。我們大笑，但我知道我們深深恐懼那些最愛我們的人。我們的父母絕望地求助於鞭打，就像苦修者在瘟疫年代求助於自虐。
在我年輕的時候，在巴爾的摩，身為黑人就相當於赤身裸體面對世界的狂風暴雨，在槍、拳頭、刀、毒品、強姦和疾病面前毫無遮掩。我們的赤裸卻不是社會之錯，也不是社會之疾。我們的赤裸恰恰是政策所有意追求的結果，是數世紀以來被迫生活在恐懼之下的人們意料之中的結局。當時，法律沒有保護我們。如今，我的孩子，在你的時代，法律會成為攔下來搜查你，也就是進一步侵犯你身體的借口。我們的社會保護某些人，把他們安置在學校安全的象牙塔裡，政府為他們提供家庭貸款，他們還有祖上遺留的財產，但是，為你，社會只提供了一個“刑事司法俱樂部”，在那裡它從不能實現承諾的正義，卻非常善於製造黑暗。不管你怎麼去描述這一切，結果就是，面對這個世界的刑事暴力，我們極為脆弱。至於這些暴力的代理人（警察）是白人還是黑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的處境，重要的是使你的身體容易受到傷害的體制。
這些造就我們處境的力量，這一系列重大的轉變所具有的啟示意義在我的人生歷程中一步步展現。變化一直在繼續，並且很可能到我死時也不會停止。十一歲那年的一天，我站在7—11便利店門口的停車場上，看到一群大男孩站在街頭。他們對著一個人大喊大叫、指手畫腳。那個人是誰？……另一個男孩，很小，和我差不多大。他站在那裡，勇敢地高舉、揮舞著他的雙手，臉上甚至帶著笑容。他那天教會我一件事，這件事他可能早已熟記於心：他的身體一直處於危險之中。不知道是誰教會了他。是各種所謂福利計劃、酗酒的繼父、被警察打成腦震盪的哥哥，還是被關在市裡的看守所的表弟？他寡不敵眾有什麼關係，既然整個世界早已針對他，人數又有什麼要緊？這是一場對自己身體的爭奪戰，也可能是事關他整個人生的戰爭。
我在那裡站了幾秒鐘，驚歎於大男孩們不凡的時尚感。他們都穿著滑雪夾克，這種夾克，在我的少年時代，是母親從9月開始加班，一個小時一個小時累積起來，最終到聖誕節才從商店裡包裝好帶回家的東西。我注意到一個淺膚色、長臉、小眼睛的男孩。他正瞪著站在我身邊的另一個男孩。時間不到下午三點。我當時在上六年級。學校剛剛放學，還不到早春的爭鬥季。這裡到底在發生著什麼，誰能告訴我？
小眼睛男孩把手伸進他的滑雪夾克，掏出一把槍。回想這一幕，一切以最慢的慢動作進行，慢得像我在做夢。那個男孩站在那裡，炫耀著他的槍，他慢慢地拔出槍，插回去，又拔出來。在他小小的眼睛裡，我看到了澎湃的憤怒，似乎在一瞬間，就可以焚盡我的身體。那是1986年。那一年，我感到自己淹沒在謀殺新聞裡。我發現，這些謀殺並沒有特定目標，而是落到了祖母輩的女士、參加教師家長聯合會的母親、辛勞的大叔和快樂的孩子頭上——毫無徵兆也毫不留情地落到他們頭上，像天上的大雨。我在理論上知道這些事，卻從未能在事實上理解，直到小眼睛男孩站在我面前，把我的整個身體掌控在他的一雙小手之中。男孩並沒有開槍。他的朋友拉住了他。他也沒有必要開槍。他在那個過程中已經確立了我在萬物秩序中的位置。他讓我知道，我隨隨便便就會被選中。那天，我坐地鐵回家，獨自回想這一幕。我沒有告訴父母，也沒有告訴老師。如果我對我的朋友講述這件事的話，也會用極度興奮的語氣，來遮掩在那一刻襲上心頭的恐懼。
我記得當時令我震驚的是，在一個平凡的下午，在只有幾個男孩的場合，死神竟然像霧一樣憑空翻滾而來。我知道，我居住的巴爾的摩西區、我的表兄弟居住的費城北區，以及我父親的朋友居住的芝加哥南區組成了一個世界。可是，超越蒼穹，經過小行星帶，有另外的世界，在那裡，孩子們不會經常為他們的身體而擔心。我知道這些，是因為在我的客廳裡擺放著一台大電視機。傍晚，我會坐在電視機前，見證另一個世界發生的事情。那裡的白人小男孩集齊了所有橄欖球卡，他們唯一的願望是交往一個廣受歡迎的女朋友，他們唯一的擔心是觸碰到毒櫟。那個世界無窮無盡，位於城郊，由燉肉、藍莓派、煙火、冰淇淋聖代、潔淨的衛生間組成，在樹木繁茂的後院裡，小玩具車繞著溪水和小山賓士。對比我的現實世界與這些事物，我逐漸明白，我的國家是一個星系，這個星系從喧囂的巴爾的摩西區延伸到貝爾維迪爾先生 [8] 的快樂狩獵場。我驚異於太空另一個區域與我的世界之間的距離。我知道，在美國星系屬於我的、黑人的那一部分，身體被強大的重力所束縛，而自由的另一端，卻不是這樣。我知道，有一股不可思議的能量保護著這個界限。我感受得到，卻還理解不了，另一個世界與我之間的關係。我在此中感覺到了宇宙般巨大的不公和切膚的殘酷。於是，我渴望，持續而不可抗拒地渴望，打破身體的枷鎖，獲得逃逸這個星系的速度。
你是否也感受到了同樣的渴望？你的生活與我的截然不同。那個巨大、真實、完整的世界，你已熟知。你沒有必要借助新聞，因為你已經近距離地親眼看到了美國星系及其居民太多的事情——他們的家庭和愛好。黑人總統、社交網絡、無所不在的媒體，以及隨處可見的、留著天然鬈發的黑人婦女，我不知道，伴隨這些一起成長意味著什麼。我所知道的是，在他們釋放殺害邁克爾·布朗的兇手時，你說，“我要回自己房間了”。這句話刺痛了我——雖然我們成長的世界不同，但在你這個年紀時，我的感受和你一樣。我記得，那個時候，我還沒有意識到纏繞著我們的危險。你仍然以為，不公只存在於“邁克爾·布朗”。你還沒有開始苦苦反思你的那些幻想和故事，還沒有發現我們周圍隨處存在的掠奪。
在我有能力發現之前，在我有能力逃離之前，我必須活下去。這意味著我只能衝上街頭，當然我指的不是實體的街區，也不僅僅指在裡面生活的人，而是指從瀝青路面騰起的一系列致命謎題和奇怪危險。街頭把普通的每一天變成了一個接一個艱澀的難題，每一個錯誤的答案都可能會招致一頓毆打、一次槍擊或被迫懷孕。沒人可以倖免。而從持續的擔驚受怕和瀕死生活中升騰起來的狂熱也令人心驚。說唱歌手說自己迷戀“街頭”或愛上“遊戲”，這就是他們真正想表達的意思。我想，他們感受到了與高空跳傘、攀巖、定點跳傘及其他形式的險中求生一樣的極限感覺。當然，這並不是我們能選擇的。“兄弟們”說“控制”一個城市，我從來不相信他們，更別提“擁有”一個城市了。我們從未規劃過街道；我們沒為它們花過錢；我們沒有維護過它們。儘管如此，我還是出現在街頭，與所有其他人一樣，負有保護我自己身體的責任。
幫派——那群將恐懼變成了憤怒的年輕人——是最危險的。幫派成員在他們的街區遊蕩，大喊大叫，舉止粗魯，因為只有憑借喊叫和粗魯，他們才可能感受到一點安全和力量。他們會打掉你的下巴，踩著你的臉或向你開槍，來感受力量，並且陶醉在自己身體的威能之中。狂野的沉醉，驚人的暴行，讓他們揚名。模仿在蔓延，暴行在重複。所以，在我的巴爾的摩，很多人都知道，如果要經過櫻桃山，你最好繞道而行，北大街與普拉斯基街交會處不是一個十字路口，而是一場風暴，它結束時留下滿地瓦礫。在這樣的情形下，街區的安全無從談起，生活在那裡的人們的身體安全也受到波及。比如，你離喬喬遠遠的，因為他是墨菲家園頭領基翁的表弟。在其他城市，在像巴爾的摩這樣的地方，街區為其他人佔領，幫派成員更換了名姓，但他們的目的沒有改變：通過打斷別人的膝蓋、肋骨和手臂證明他們的街區、他們的身體不可侵犯。這種做法非常普遍，直到今天，在那個時代、那個城市成長起來的黑人還可以清楚地告訴你，哪個幫派控制著哪片街區，所有幫派頭目及其表兄弟的名字，以及他們的事跡。
為了在街區生存下去，為了保護自己的身體，我學會了另一種語言——包括點頭和握手這些基本要素的身體語言。我記住了嚴禁入內的街區的名單。我可以分辨出要開打的氣味和感覺。我明白了，“矮個兒，我可以看一下你的自行車嗎？”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問句；“喲，你找過我表弟麻煩？”既不是一個簡單的指責，也不是一個誤會。這些問題的正確答案是左腿弓，右腿蹬，雙手握拳護住面門，一手稍高一手稍低，比劃成敲錘子的樣子。當然也有另一種答案：一躍而起，穿越小巷，跳進後院，經過年幼弟弟的房門，進入自己的臥室，從羊皮外套中、床墊下或阿迪達斯鞋盒裡拿出“工具”，然後叫上自己的表兄弟（其實並不是真的表兄弟），在當天回到同一個街區對著同一群人大喊：“喲，黑鬼，現在怎麼樣？”學習這些規矩的過程歷歷在目，比學習色彩和圖形的記憶還要清晰，因為這些規矩對我的身體安全來說至關重要。
我認為，這是我們之間一個很大的不同。你雖然熟悉這些老規矩，但是它們對你，遠沒有對我那麼重要。我相信你偶爾也要應付地鐵上或公園裡的無賴，但我在你這個年紀的時候，每天，大腦的三分之一在考慮著上學與誰同行，同行人的數量，走路的步態，微笑點頭的次數和對象，誰友好地給了我一拳而誰沒有——這些細節都說明了我遵循街頭文化，一種與身體安全緊密相關的文化。我並不懷念那樣的日子。我不想讓你變得“強硬”或“痞氣”，也許是因為我獲得強硬性格的過程並非出於自願。我想，我一直或多或少知道它的代價。我或多或少知道，我潛意識中明白，三分之一的大腦應該考慮更加美好的事情。我想，我感受到了一些什麼東西，什麼力量，莫名卻巨大，奪走了我的……什麼？時間，還是體驗？我想，你隱約知道三分之一的大腦可能做的事情，我想這也許就是你比我更想要逃脫的原因。你已經看到了社會金字塔上層的美妙生活，也明白你與特雷翁·馬丁 [9] 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距離，所以，特雷翁·馬丁案嚇不倒我，卻一定讓你恐懼。你已經看到了，當你的身體被他們摧毀，你將會失去的一切。
街頭危險不是我唯一面對的難題。如果說街頭絆住了我的右腿，絆住我左腿的就是學校。理解不了街頭危險，你會立刻送命，而理解不了學校，你會緩慢死亡。兩者都掌握著我的命運，但我更痛恨學校。街頭規矩沒什麼神秘，它們不講道德，只求實用。你參加派對時要和別人結伴而行，就像下雪天要穿靴子，或者下雨天要打傘。你每次去搖搖樂烤肉店、搭乘去市區的公交車都會面臨危險，街頭規矩的目的很明確，就是避免這些巨大的危險。但是，學校規矩的指向卻遙遠而模煳。長輩告訴我們，學校的規矩是為了讓我們“長大，成個人物”。但那意味著什麼？“成個人物”和死記硬背到底有什麼關係？在我的城市巴爾的摩接受教育，通常意味著帶上2號鉛筆，安靜地學習。好好學習的孩子排成一排沿走廊右邊走，想去洗手間時會舉手，得到老師允許後再去。好好學習的孩子從不找借口，當然也沒有什麼童年。這個世界沒有給黑人男孩女孩留出享受童年的時間。學校更不會。代數、生物、英語等等與其說是課程，不如說是對你身體的規訓，它們要求你記筆記、嚴格遵循指引、牢記這個世界的抽像法則。所有這些，我都感覺很遙遠。我記得，七年級時在法語課上，我根本弄不清楚為什麼要坐在那裡。我不認識法國人，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我會認識他們。法國是飄蕩在另一個星系、圍繞著另一顆恆星運行的巨石。它所在的天空我不會見到。那麼，我究竟為什麼要坐在這間教室裡？
沒有人回答我這個問題。我小時候是個好奇心很強的孩子，但學校根本不關心你好奇什麼，學校關心的是你聽不聽話。我也遇到了幾個自己喜歡的老師。但我很難說自己相信他們中的任何一個。在我高中畢業、大學輟學好幾年之後，納斯寫的歌詞打動了我：
搖頭丸、可卡因，你說它是愛好，它是毒藥；
我上學的學校應該被燒掉，它是毒藥。
這兩句話真切地道出了我當時的感受。我感覺到學校在隱藏著什麼東西，用虛假的道德毒害著我們，使人有眼不能見，有口不能問：為什麼自由意志和自由精神的另一端是對我們——只有我們——身體的侵犯。這種擔心並不誇張。當長輩向我們介紹學校的時候，他們不會告訴我們那是個學習知識的地方，而會說那是一種逃離死亡與牢房的手段。在高中輟學的黑人男青年中，足足有百分之六十會進監獄。這應該是國家之恥。但事實上卻不是，我沒有辦法查證數據或考證那時的歷史，但我感覺到，學校解釋不了巴爾的摩西區的恐懼。學校沒有告訴我們真相，反而掩蓋了它。也許真的只有把學校燒個乾淨，真相才能大白於世。
我不適合學校，且千方百計地讓自己不適合學校，又沒有混跡街頭的精明，我感到自己已經沒有出路，事實上，別人也一樣。無所畏懼的男孩女孩摩拳擦掌，叫來表兄弟和其他人，如果可能，還會帶上槍，他們似乎掌控著街頭。但當他們十七歲離開父母的家，發現美國其他人也有槍和表兄弟，他們對世界的瞭解達到了最高點。母親一邊拖著疲憊的身體登上28路汽車，一邊打罵著三歲的孩子；街角的男人滿嘴髒話，對一個年輕女孩大喊大叫，因為她不會微笑——我在母親的臉上、男人的身上看到了他們的未來。他們中有些人站在酒館外，等著有人施捨幾美元，好去買瓶酒喝。我們會給他們一張二十美元的鈔票，讓他們收下。他們會衝進酒館，抱著紅牛、瘋狗酒或思科酒出來。然後，我們會走進一個人家裡，他的母親上夜班，我們彈唱一曲《去他媽的警察》，一同飲酒致青春。我們再也無法逃離。我們行走的地面滿是荊棘；我們呼吸的空氣都是毒氣；我們喝的水阻礙我們成長。我們無法逃離。
在我看到小眼睛男孩掏出槍一年之後，父親因為另一個男孩偷了我的東西，打了我一頓。兩年之後，他又因為我威脅九年級的老師，打了我一頓。不夠暴力會讓我失去身體；過於暴力也會讓我失去身體。我們無法逃離。我是個聰明能幹的孩子，很招眾人喜歡，卻極其膽小。我莫名地隱隱感覺到，一個孩子注定過這樣的一生，注定在恐懼中生活，這是極大的不公。那麼，恐懼源自何處？街頭與學校的煙幕後到底隱藏著什麼？2號鉛筆、沒有上下文的動詞、畢達哥拉斯定理、握手和點頭便決定生死，它們組成了世界與我之間的簾幕，這意味著什麼？
和很多人一樣，我無法讓自己躲進教堂和它的神話。我父母拒絕接受任何教條。我們蔑視那些希望成為白人的人推銷的節日。我們不會為他們的國歌而起立；我們不會在他們的上帝面前下跪。所以，我不認為有什麼神是站在我這一邊的。“溫良人必承受地土” [10] 於我毫無意義。在巴爾的摩西區，溫良人被圍毆；在沃爾布魯克樞紐，溫良人被踐踏；在公園高地區，溫良人被毒打；在巴爾的摩市看守所的淋浴室，溫良人被強姦。我對宇宙的理解是實體上的，而它的道德軌道卻向混亂的方向彎曲，然後結束在一個封閉的盒子裡。小眼睛男孩掏出槍是想告訴我，他是一個有力量控制我的身體、讓我成為歷史的人。恐懼統治著我身邊的一切，和所有黑人一樣，我也知道，這種恐懼與外面世界的美國夢相連，與無憂無慮的孩子們相連，與派和燉肉相連，與晚上湧進電視的白色圍欄和綠色草地相連。
但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宗教沒有告訴我答案；學校沒有告訴我答案；街頭文化也沒能幫助我看穿每日的爭鬥，找到答案。我是一個好奇心很強的男孩，也是這樣順著本性長大的。我四歲的時候，你的祖母就開始教我識字。她還教我寫作。寫作不是把一群句子簡單地組成一個段落，而是把它們變成一種探求的手段。當我在學校裡遇到麻煩（事實上這頻繁發生），她會讓我把它寫下來。寫作要回答一系列問題：為什麼在老師說話的時候，我也感到有必要講話？為什麼我不認為老師應當受到尊重？當我正在說話的時候，我希望別人如何表現？下一次我在課堂上想要和朋友說話時，應該怎麼做？我也給過你同樣的任務。我這樣做，不是因為我想以此來約束你的行為——它也沒有約束過我的什麼行為——而是因為，這有助於早期的自省和自我覺醒。你的祖母不是在教我如何在課堂上遵守規矩。她是在教我如何無情地審視那個最容易引發同情、最容易被原諒的主體——我自己。結論是：我也不是無辜的。我的血管裡流淌的並不是經久不衰的美德。當我認識到我是個普通人，那麼其他人一定也是這樣。我不是無辜的，那麼他們也不是無辜的。好與壞的動機混合在一起，是否影響了他們講述的故事、建造的城市以及這個據稱是上帝賦予的國家？
現在，這些問題日日灼我心肺。你祖父搜集了很多書，它們成了我的研究資料。他那時在霍華德大學穆爾蘭德——斯平加恩研究中心擔任研究館員，那裡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洲文獻館之一。你祖父愛書，至今仍是書癡。書擺滿了房間，關於黑人、黑人寫作和為黑人而寫的書，書架已經放不下，甚至整個客廳也放不下了，只能打包堆放在地下室裡。父親曾是黑豹黨馬裡蘭分會的主席。我閱讀了父親的所有關於黑豹黨的書以及他收藏的舊黨報。我被黑豹黨的槍所吸引，因為他們的槍看上去是誠實的。黑豹黨的槍詮釋了這個國家，詮釋了它如何創建城市和街道，如何用蠻橫的警察保護它們，詮釋了它的主要語言——暴力。我將黑豹黨與學校裡塑造的英雄形象放在一起，發現那些所謂英雄男女與我所知的世界格格不入，甚至荒唐可笑。
每年2月，學校都會儀式性地組織學生召開回顧民權運動的集會。老師鼓勵我們學習爭取自由的示威者、自由乘客和自由之夏，不看足黑人在電影裡被毆打的光榮畫面，這個月似乎就不能過去。電影裡的黑人好像鍾情於生活中最糟糕的事物——喜歡撕碎他們孩子的狗，喜歡抓撓他們肺的催淚瓦斯，喜歡衝開他們衣服、讓他們撲倒街頭的水槍。他們似乎喜歡強姦他們的男人、詛咒他們的女人、向他們吐口水的孩子、將他們炸飛的恐怖分子。學校為什麼讓我們看這些影片？為什麼只有我們的英雄推崇非暴力？我不是在談非暴力的道德性，而是說為什麼黑人特別需要這種道德。那個時候，我只能通過自己有限的閱歷來評價那些愛好自由的人。也就是說，我對他們的評價參照的是在7—11便利店停車場掏出手槍的孩子，手裡拿著電源線的父母，還有嘴裡喊著“喲，黑鬼，現在怎麼樣”的人。我評價他們，參照那個我瞭解的國家，它通過殺人佔取土地，通過奴隸制馴服人民；它向世界各地派出軍隊以擴大自己的統治。世界，那個真實的世界，是由野蠻手段保障和統治的文明。那些所謂英雄男女的價值觀事實上為社會蔑視，學校為何硬要為他們提升身價？學校本來就知道他們是什麼人，怎麼還能慫恿我們走上巴爾的摩的街頭，然後妄談非暴力？
我開始覺得，街頭和學校越來越像野獸的兩爪。一隻擁有國家官方權力的支持，而另一隻則具有潛在的約束力。但兩者握有同樣的武器——恐懼和暴力。在街頭跌倒，幫派會乘機抓住你，奪取你的身體。在學校表現不佳，你會被停學，扔回街頭，然後被幫派奪去身體。並且，我開始覺得，在野獸的兩爪之間存在某種聯繫——那些在學校受挫的人，在街頭被毀也是順理成章的。社會會說，“他應該留在學校”，以此撇清責任。
教育者個人的“意圖”是不是高貴的，並不重要。忘記意圖吧。不管是機構還是它的代理人，對你的“意圖”都是次要的。我們的世界是現實的。學會防守——忘掉頭腦裡沒用的東西，關注自己的身體。很少有美國人會直接宣稱，他們贊成黑人被拋棄在街頭。但非常多的美國人會盡一切可能來保全美國夢。沒有人直接宣稱過，學校就是為了使失敗與毀滅神聖化。但許多教育者會談論“個人責任”，而他們所在的國家卻創建在“不承擔刑事責任”的基礎上，並由其維持。使用“意圖”和“個人責任”這套話語是為了寬泛地推脫責任。錯誤總會犯；身體被毀滅；人們被奴役；我們的意圖是好的；我們盡力了。“良好意圖”是直面歷史的護身符，也是守護美國夢的一粒安眠藥。
對學校裡講的故事作無止境的追問，現在已經變得不可或缺。如果不問個為什麼，再對答案進行追問，似乎就有些不對勁。我也拿這些問題來問我父親，但他經常拒絕提供答案，只是讓我去讀更多的書。我父母通常讓我遠離二手答案——即便是他們自己相信的那些。我不知道，我是否找到過讓自己滿意的回答。但不斷地提出問題，問題本身就會得到細化。這就是舊時思想家所說的“政治覺醒”，它既是一系列行為，也是一種存在狀態，一種持續的追問、作為儀式的追問、作為探索方式的追問，而不是對確定性的尋求。於是，我明白了一些事情：在黑人歷史教育月裡公然宣傳的暴力是國家的基礎，它與“喲，黑鬼，現在怎麼樣”體現的私人暴力並不是沒有關係的。暴力不是魔法造就的，而是指向一致的、精心設計的。
但所謂設計究竟是什麼？原因為何？我一定要弄清楚。我必須向外探求……但向什麼地方尋找？我如饑似渴地讀書，因為它們是門縫裡透出的光，也許穿過那扇門就是另一個世界——揮之不去的恐懼支撐著美國夢，那是一個沒有這種恐懼的世界。
在這政治意識不斷增強、密集追問的時代，我並不孤獨。20世紀60年代埋下的種子，為很多人所遺忘，但又破土而出、開花結果。馬爾科姆·艾克斯在二十五年前就已死去，卻在一次他那些倖存下來的信徒的小型集會上突然出現，回到這個世界。嘻哈歌手在歌詞中引用他的話，把他的演講片斷融入歌曲，在短片中閃現他的頭像。那是20世紀90年代初，我快要離開父母，還不知道未來的生活將會是什麼樣。如果要我為那時樹一面旗幟，旗上會繡有馬爾科姆的肖像——穿著商務西裝、打著領帶，一手拉開窗簾，一手拿著步槍。這畫面傳達了我想要的一切——矜持、智慧、無畏。我會走到北大街面向黑人的福斯書店，買錄有馬爾科姆演講的磁帶——《致草根階層的一封信》、《選票還是子彈》，然後在我的隨身聽上播放。在黑人歷史月列出的那些英雄們面前，我感到憂慮，這種憂慮凝煉在他的講話中，很適合引用。“不要放棄你的生命，珍視你的生命，”他會說，“如果你要放棄生命，請讓它失去得有價值。”這並不是吹噓，而是一份平等宣言，不是依靠天堂的天使或看不見摸不著的精靈，而是基於神聖的黑色身體。你珍視生命，因為你的生命，你的身體，和其他人的一樣珍貴，因為你的血液珍稀如珠寶，它不應當被出賣給魔法，出賣給頌揚未知來世的聖歌。你不應把你寶貴的身體丟給伯明翰警長的警棍，或者街頭陰暗的引力。黑色是美麗的——也就是說，黑色的身體是美麗的，黑色的頭髮不應被拉直與染色，黑色的皮膚不應被漂白，我們的口鼻不應成為整形的對象。我們擁有我們美麗的身體，不應拜倒在野蠻人腳下，不應放棄原來的自我，任我們獨一無二的自我被褻瀆和掠奪。
我喜歡馬爾科姆，因為馬爾科姆從不撒謊，不像道貌岸然的學校，不像虛張聲勢的街頭，不像夢想者的世界。我喜歡他，因為他平實，從不故作神秘或深奧，因為他的哲學不是創建在恐怖行為和神秘眾神的基礎上，而是築基於現實世界的運行。馬爾科姆是我知道的第一位政治實用主義者，我聽說過的第一個誠實的人。他不關心自己是不是讓那些自信是白人的人舒服。如果他生氣，他就會表現出來。他憎恨，因為是奴隸都會憎恨奴隸主，自然得就像普羅米修斯憎恨啄食他肝臟的鳥。如果你打他的左臉，他不會把右臉也伸給你打。他不會為取悅你而偽裝成更好的人。他不會為你樹立道德標準。馬爾科姆在演講時，像一個自由人，像一個擺脫了想像力禁令的黑人。我認同他。我知道，他對學校的做法很惱火，他本來已差不多注定在街頭厄運難逃。但我更相信，他在監獄裡學習時找回了自己，相信他出獄後，某種古老的力量幫助他在演講時堅信身體屬於他自己。“如果你是黑人，你在監獄裡出生。”馬爾科姆曾說。我的親身經歷告訴我這是真的，我曾不得不繞開一些街區，我曾在放學路上小心翼翼，以免被抓到，我不能掌控我的身體。也許我也可以自由地生活。也許我也可以行使那喚醒先祖的古老力量，納特·特納（Nat Turner）、哈里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南妮（Nanny）、庫喬（Cudjoe）和馬爾科姆身上就有這種力量，從此堅信我的身體屬於自己，並抱有這樣的信念說話——不，做一切事。
那時，我想，像馬爾科姆一樣，我也會通過讀書、獨自學習和研究完成自我改造。也許有一天我也能寫出有影響的東西。一直以來，我的閱讀與寫作都超出了學校劃定的範圍。我也隨便寫過糟糕的嘻哈歌詞、糟糕的詩歌。那個時候，社會充斥著懷舊的氛圍，人們希望返璞歸真，在我們瘋狂衝出過去、進入現代美國的時候，我們的一部分自我被落在了身後。
我們失去的東西，失去的那最重要的東西，可以解釋街角的少年以及“有孩子的孩子”。它解釋了所有事，從吸毒成癮的父親、艾滋病到邁克爾·傑克遜漂白的皮膚。我們失去的東西與對我們身體的剝奪有關，事實上，任何對我們自身、保護我們的雙手、支撐我們的脊樑、指導我們的頭腦的覬覦都是非分之想，我們都應去抗爭。那是在百萬黑人大遊行 [11] 發生兩年前，我幾乎每天都播放艾斯·庫珀（Ice Cube）的專輯《死亡證書》（Death Certificat）：“讓我過我的生活，如果我們不能繼續過我們的生活，那麼讓我們把生命奉獻給黑人民族的自由與救贖。”我每個星期都會看紀錄片《民權之路》（Eyes on the Prize）關於黑人權力的那幾集。父輩的陰影、弗雷德·漢普頓 [12] 和馬克·克拉布克 [13] 的犧牲索繞我心；馬爾科姆的犧牲、阿提卡監獄暴動事件和斯托克利·卡邁克爾的犧牲索繞我心。我不能釋懷，是因為我認為我們把自己留在了過去，然後被聯邦調查局反情報項目（COINTELPRO） [14] 、黑人遷徙和毒品摧毀，而到了現在流行可卡因的時代，我們所剩下的只有恐懼。也許我們應該退回從前。這就是我從“做你自己”的呼籲中聽出的含義。也許我們應該回歸自我，回歸我們原本的街道，回歸我們自己的粗俗，回歸我們的鬈發。也許我們應該回到黑人麥加。
我唯一的麥加，是並且永遠是霍華德大學。很多次，我都試圖向你解釋。你說，你聽到了，你明白了，但我不確定黑人麥加的力量——那個神聖的麥加——是否可以轉化為你兼收並蓄的新生代語言。我甚至不確定，它是否應該被轉化為你的語言。我的責任是告訴你我走過的道路，然後讓你走出自己的路。你不可能是像我一樣的黑人，正如我不可能是像你祖父一樣的黑人一樣。但是，我仍然堅持認為，即使是像你這樣見多識廣的男孩，也會在霍華德找到些什麼——一個根基，哪怕是在現代也需要；一個港口，足以抵禦美國風暴。當然，我因為懷舊和傳統而存在偏見。你的祖父在霍華德大學工作，你叔叔達馬尼、孟尼利克和姑姑克裡斯、凱利都是從霍華德畢業的。我在那裡認識了你的母親，你叔叔本、卡米拉和阿姨查納。
我被霍華德大學錄取，卻是那個神聖的麥加成就和塑造了我。霍華德大學與黑人麥加，兩者相連，卻不盡相同。霍華德大學是高等教育學府，關心的是LSAT、優異的成績和優等生。而黑人麥加卻是一部機器，其功能是捕獲所有非裔美國人的黑色力量，將它們集中起來，並注入學生體內。黑人麥加的力量源於霍華德大學的歷史傳統，它在吉姆·克勞時代幾乎壟斷了所有黑人人才。歷史上其他黑人學校像散落在舊邦聯大荒原的城堡，而霍華德大學卻位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巧克力城 [15]——所以，它同時接近了聯邦權力和黑人權力。結果是造就了一代代在各個領域取得卓越成就的校友和教授——查爾斯德魯·[16] 、阿米利·巴拉卡 [17] 、瑟古德·馬歇爾 [18] 、奧西·戴維斯 [19] 、道格拉斯·威爾德 [20] 、戴維丁金斯·789、露西爾··克利夫頓、托尼莫裡森、 誇梅·圖雷 [21] 。歷史傳統、地理位置與校友、教員一同創造了那個神聖的麥加——散居各地的黑人匯聚的路口。
我第一次見證這股力量是在中庭，那是校園中心的公共綠地。學生們聚集在那裡，我彷彿看到了無數個形態不同的自己。一身商務西裝的尼日爾利亞貴族後代和穿著紫色風衣、棕色添柏嵐牌靴子的光頭們握手、擁抱致意；非洲衛理公會牧師的有著淺褐色皮膚（high-yellow） [22] 的後代和歐西裡斯與阿塞特協會 [23] 的教士辯論；成為穆斯林的美國加州女孩好似獲得重生，穿著長裙，戴著頭巾；還有龐氏騙子、基督教信徒、教會狂熱分子和數學天才。這就好像在聽一百首不同的《贖罪之歌》，每一首都有獨特的音色和旋律。而瀰漫在這一切中間的是霍華德大學自身的歷史。我知道，我事實上是在沿著托尼·莫裡森和佐拉·尼爾·赫斯頓 [24] 、斯特林·布朗 [25] 和肯尼斯·克拉布克 [26] 等前輩的足跡前行。一代代來自不同地方的黑人匯聚在這麥加，塑造了它兼容並包的氛圍，在校園中漫步二十分鐘就感受得到。有些學生站在拳王阿里向上一代人發表反越南戰爭演講的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紀念館前閒談，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這種多樣性；有些學生站在唐尼·海瑟威（Donny Hathaway）曾演唱、唐納德·伯德（Donald Byrd）曾召集眾人的艾拉·阿爾德裡奇劇院旁邊，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史詩的新篇章。一些學生走出來，用薩克斯、小號和鼓，演奏著《我所鍾愛之事》或《有一天我的王子會來》；另一些學生則站在阿蘭·洛克大廳前的草地上，穿著粉紅和綠色的衣服，吟誦、歌唱、跳頓足舞、拍手、踏著舞步。還有一些人與他們的室友從塔布曼方院走出來，帶著跳繩，準備玩花式跳繩。一些人從德魯宿舍樓出來，斜戴著棒球帽，背著單肩包，陶醉於節奏口技的動人細節和旋律。一些女孩坐在旗桿旁邊，葦編手提包裡裝著貝爾·胡克斯 [27] 和索尼婭·桑切斯 [28] 的書。有些男孩最近給自己起了約魯巴語的名字，他們引用弗朗茨·法農的話追求這些女孩。一些人在學習俄語。一些人在骨胳實驗室學習。他們是巴拿馬人。他們是巴巴多斯人。有些人的故鄉我甚至從未聽說過。但他們每個人都熱情四射、才華橫溢、引人矚目，甚至別具異國情調，雖說我們來自同一個族群。
黑人的世界在我面前展開，我現在可以看清，它並不是那些自信是白人的世界的底片。“白人美國”是為了保護佔有和控制黑人身體絕對權力而結成的集團。這種權力有時是直接的（私刑），有時是隱含的（拒絕提供貸款或保險）。但不管它的表象是什麼，身為白人之信念的核心是佔有和排除他人的權力，沒有這種權力，“白人”就沒有存在的理由。直頭髮、藍眼睛的人當然會一直存在下去，他們在人類歷史上一直都存在。但是，一部分直頭髮、藍眼睛的人也曾是“黑人”，他們的世界與我們的有很大差別。我們不能選擇我們的世界的蕃籬，它是弗吉尼亞的種植園主強加給我們的。他們熱衷於奴役盡可能多的美國人，他們發明了一滴血原則，區分了“白人”與“黑人”——儘管這意味著他們藍眼睛的孩子也要在皮鞭下生活。這就導致了黑人民族的誕生，他們的外貌千差萬別，他們的人生故事各不相同。通過黑人麥加，我看到了我們屬於不同的政體，我們四海為家。黑人散居的世界不僅僅是我們的世界，而更多的是西方世界本身。
現在，那些弗吉尼亞種植園主的後代不可能直接承認這種傳承或預料到其威力。因此，馬爾科姆號召我們保護的黑人之美，從未在我小時候看到的電影、電視和課本中得到公開宣揚。所有重要人物，從耶穌到喬治·華盛頓，都是白人。這就是你祖父祖母不讓家裡人看《人猿泰山》、《獨行俠》，或買有白色面孔的人偶的原因。他們是在反抗，反抗歷史書裡煽情地將黑人冠以各種“第一”——第一個黑人五星上將、第一個黑人國會議員、第一個黑人市長，反抗那種類似於“棋盤問答” [29] 的、莫名其妙的歸類。嚴肅的歷史是西方的，西方的就是白人的。小說家索爾·貝婁 [30]一語中的。我記不清具體是在何時何地看到了這句話——只記得那時我已經就讀霍華德大學。“誰是祖魯人的托爾斯泰？”貝婁打趣說。托爾斯泰是“白人”，所以，托爾斯泰“很重要”，正如其他所有東西，只要是白的都“很重要”。這一觀點與世代相傳的恐懼和被剝奪感相關。我們是黑人，不在可見光譜之內，被排斥在文明之外。我們的歷史是劣等的歷史，因為我們是劣等的人，也就是說，我們的身體也是劣等的身體。我們劣等的身體不可能享受與建構西方文明的身體同樣的尊重。如果我們的身體被馴化、改進，用於基督教的正當目的，豈不是更好？
我不相信這種說辭，我相信馬爾科姆，還有我的父親和母親。我讀過音樂雜誌The Source和Vibe上的每篇文章。我讀它們，不僅僅是因為我喜愛黑人音樂，也是因為文章本身。作家格雷格·泰特（Greg Tate）和德裡姆·漢普頓 [31] ——只比我大幾歲——正在創造一種我憑直覺就能理解的新語言，來分析我們的藝術、我們的世界。這種語言本身就是對我們文化、我們身體的份量和美的論證。所以，現在的每一天，在中庭，我都能感覺到這種份量，看見這種美，這種美不僅僅是理論上的，它也是可描述的事實。我急切地希望向世界展示這一證據，因為我感到——儘管我並不完全確知——社會大文化對黑人之美的忽視與對黑人身體的毀壞密切相關。
我們需要講述通過我們黑人的鬥爭折射出的一個新故事、一部新歷史。我一直堅信這一點，馬爾科姆曾說需要寫一部新歷史，父親的藏書裡也這樣提過。這部新歷史蘊含在那些光輝耀眼的書名中——《太陽之子》《古庫施帝國的偉大埃塞俄比亞後裔》《文明的非洲起源》。就我們崇高的目標而言，我們的歷史，甚至整個世界的歷史都將成為我們的武器。這是我們自己的夢想、“黑人種族”之夢想的原始素材，是我們生活在非洲歷史深處的托爾斯泰們的原始素材。在那裡，我們譜寫了歌劇，發明了神秘的代數，修建了壯麗的城牆、金字塔、巨像、橋樑、道路，並發明了所有我認為使我們的民族有資格進入人類文明殿堂的成果。他們有他們的優秀人物，我們也必定有我們的。那時我已讀過錢塞勒·威廉斯 [32] 、J. A. 羅傑斯 [33] 和約翰·傑克遜 [34] ——他們是我們新的崇高歷史的核心作家。從他們那裡我得知：馬裡王國的穆薩 [35] 國王是黑人，埃及的沙巴卡（Shabaka） [36] 是黑人，阿散蒂的雅阿·阿散蒂娃 [37] 也是黑人。因此，我感到“黑人種族”自遠古而來，真實而不容忽視。
我去霍華德大學的時候，錢塞勒·威廉斯的《黑人文明的毀滅》（Destruction of Black Civilization）一書是我的聖經。威廉斯也在霍華德大學任教。我在十六歲時就讀過他的著作，他提出了關於歐洲數千年掠奪的宏大理論。這個理論將我從一些一直困擾著自己的問題——民族主義——裡解放出來，它讓我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托爾斯泰。我讀了恩津加女王 [38] 的故事，她在16世紀時統治中非，抵禦著葡萄牙的侵略。我讀了她與荷蘭人談判的故事。荷蘭大使不給她安排座椅，試圖以此來羞辱她，恩津加女王則令她的一名顧問四肢著地為她搭建了一個人體座椅，顯示了她的權力。這正是我所尋找的權力，我們自己的王族故事成了我的武器。我當時的理論是，所有黑人都是流亡的國王，我們屬於一個有創造力的民族，我們遠離了最初的姓名，遠離了偉大的努比亞文化。的確，這就是我在中庭裡一眼望去所得的體會——在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一個民族像我們這樣繽紛多彩吧？
我需要讀更多書。霍華德大學的穆爾蘭德——斯平加恩研究中心有全美最豐富的藏書，而你的祖父就曾在那裡工作。穆爾蘭德收藏了檔案、論文、收藏品以及幾乎所有黑人撰寫或關於黑人的書籍。在黑人麥加的大部分時間裡，我都遵循著一個簡單的儀式。我來到穆爾蘭德閱覽室，填寫三張借閱單，借出三本不同的書。我在長桌邊找一個位子坐下，取出鋼筆和一個黑白封面的筆記本。我打開書，邊讀邊記，記下閱讀的心得，也記下自己發明的新詞句。我一早就會趕到閱覽室，每次借閱三本書。書籍涉及我在課堂上和中庭裡聽到的每個作家：拉裡·尼爾 [39] 、埃裡克·威廉斯 [40] 、 喬治·帕德莫爾 [41] 、索尼婭·桑切斯、斯坦利·克勞奇 [42] 、哈羅德·克魯斯 [43] 、威廉·曼寧·瑪拉貝爾 [44] 、小艾迪遜·蓋爾 [45] 、卡羅琳·瑪麗·羅傑斯 [46] 、埃瑟裡奇·奈特 [47] 、斯特林·布朗。我記得，自己那時認為全部人生的關鍵在於劃清“黑人美學運動”與對黑人文化藝術傳統的尊崇的界限。具體來說，歐洲是如何讓非洲成為欠發達地區的？我必須弄清楚。如果第十八王朝的法老現在還活著，他們會不會生活在哈萊姆區？我要理解這所有的書籍。
當我開始調查的時候，幻想歷史是一個完整一致的故事，不存在爭議，一旦真相顯露，就可以為我一直以來所有的問題提供答案。煙幕會散去；把控學校和街道的壞人會露出真面目。但學海無涯，太多的地方有待瞭解，非洲、加勒比、美洲、美國。而所有地方都有歷史，以及汗牛充棟的文學經典、田野調查和民族志。我該從何處著手？
麻煩很快就出現了。我在著作間發現的不是步調一致的歷史表述，而是派系，以及派系中的派系。赫斯頓與休斯爭鬥，杜波依斯 [48] 與加維激戰，哈羅德·克魯斯則與每個人為敵。我感到自己彷彿置身於一艘大船的艦橋上，無法掌控，因為C. L. R. 詹姆斯 [49] 是巨浪，巴茲爾·戴維森 [50] 是漩渦，讓我站立不穩。一個星期前在書中讀到、讓我深信不疑的東西，卻輕易地被另一本書撕成碎片。我們有沒有繼承非洲傳統？弗雷澤說，非洲傳統已全然被破壞，這也是將我們變為奴隸之人所作惡行的證據。而梅爾維爾·吉恩·赫斯科維茨 [51] 卻說，非洲傳統一直在傳承，這證明了非洲精神的韌性。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 [52] 主張融入美國，馬丁·羅比森·德拉尼 [53] 則在民族主義中尋求庇護。調和他們的觀點，是我在大學二年級時做的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也許他們在某些方面都是對的。我本來是想將他們的觀點排成方陣進行檢閱，發現的卻是一群爭吵不休的前輩，一群持不同意見的人，他們有時會並肩行進，而更多的時候卻是分道揚鑣。
讀書的間隙，我也會休息，走到街邊小店，在中庭裡吃個午飯。我想像馬爾科姆，身陷囹圄，卻不棄苦讀，用雙眼換取翱翔的力量。同時，我也感到，我的無知，我尚未看破的、含義更深的問題，我的理解力的匱乏，還有霍華德大學本身，都在限制著我。大學畢竟只是所學校。我渴望追求真理、發現真相，但教授們的期望卻總是不能與我的渴望契合。探求真知是我的自由，我有權宣示我的好奇心，並循著它潛入無盡書海。我為圖書館而非教室而生。教室是興趣的監牢，而圖書館卻是開放、無窮無盡和自由的。我逐漸找到了自我。馬爾科姆的真知灼見為我指明了道路。馬爾科姆一直在改變，卻始終在接近某種真相——那種最終超越了他的生命和身體的真相。我感到自己也在變化，只是依舊向著完全掌握自己身體的方向前進，而我經過的道路，是我之前沒有想像過的。
我不是一個人在探索。在黑人麥加，我遇見了你叔叔本。他和我一樣，來自一個日常生活與美國夢大相逕庭的城市，這種差異亟需解釋。他來到黑人麥加，與我一樣，是為了尋找存在於夢想和現實之間的鴻溝的性質與起源。我與他分享了自己的合理的懷疑主義，也告訴他，我深信我們可以通過閱讀找到出路。姑娘們喜歡他，而這是什麼地方——有人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比霍華德大學的中庭聚集了更多漂亮姑娘，我們也認為此言不虛。這也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我們探求的內容：黑人身體的美是我們一切美——歷史和文化之美——的化身。你叔叔本成了我的生命旅伴，我發現，與一個閱歷相仿、深知前路漫漫的黑人一同旅行是一種特別的體驗。
我會到城裡，在講座、簽售會、讀詩會上尋找與我相似的其他探求者。我也寫些歪詩。在當地的咖啡館當眾朗讀，聽眾大多是一些對自己身體沒有安全感的詩人。他們都比我年長，也比我更有智慧，他們博覽群書，將詩的智慧送入我的心中、我的作品裡。“失去我的身體”，我到底想借此表達什麼？如果每個黑人的身體都珍貴無比、世間唯一，如果馬爾科姆是正確的，你必須保護你的生命，我又怎可以將這些珍貴的生命僅僅看作芸芸眾生，或是掃蕩後殘餘的一堆廢墟？我如何能在色彩斑斕的世界裡讓黑人之光璀璨奪目？這是寫作的方向，也是思考的路徑。美國夢成就於泛泛而論、限制提問和側重便捷答案。美國夢是一切藝術、勇敢思考、誠實寫作的敵人。越來越清楚的是，不僅僅美國人為了證成自己而勾畫出來的美國夢是如此，我想像的用以代替美國夢的夢也是如此。我曾想，我一定要真實反映外部世界，創造一個白人所主張的“文化”的鏡像。而自己卻慢慢意識到這種主張的邏輯本身就有問題。我忘記了母親期望我去做的自我探求，或者我根本沒有理解它們深刻而持久的意義。我只是開始學著對自己的人性、傷痛和憤怒保持警惕——卻沒有意識到“靴子掛在脖子上”既可能催人奮進，也同樣可能讓人耽於妄想。
我逐漸愛上的藝術流淌在虛無中，在未知中，在痛苦中，在疑問中。年長的詩人向我介紹那些從虛無中尋找能量的藝術家——巴伯·麥利（Bubber Miley）、奧蒂斯·雷丁（Otis Redding）、薩姆和戴夫二人組合（Sam and Dave）、C. K. 威廉斯（C. K. Williams）、卡羅琳·福歇（Carolyn Fo r ché）。這些年長的詩人是埃塞爾伯特·米勒（E t he l b er t Miller）、肯尼斯·卡羅爾（Kenneth Carroll）、布萊恩·吉爾摩（Brian Gilmore）。說出他們的名字很重要，這樣你就知道我不是靠一個人取得了這些成就。喬爾·迪亞斯——波特（Joel Dias-Porter）不是霍華德大學的學生，但我是在黑人麥加認識了他，我記得與他坐在一起細讀羅伯特·海登（Robert Hayden）的詩《中央航線》的情景。我震驚於海登的藝術，他似乎什麼都沒有說，卻又說了很多——他可以讓人或喜或怒，卻並不用寫出喜怒文字，他勾畫圖景，卻不大喊口號。海登在《中央航線》中，從奴役者的視角刻畫奴隸——這種寫法本身就讓我輾轉反側。為什麼要讓奴役者發言？海登的詩並沒有說。他的文字像魔法：
怒視不能熄滅仇恨
監工身受的恐懼無法捆縛
我沒有被裝在奴隸船上。但也許我就在奴隸船上，我在巴爾的摩感受到銳利的仇恨、不朽的願望和永恆的意志，在海登的詩中找到了共鳴。這也正是我在馬爾科姆的演講中聽到的，只是不像海登的詩這樣寧靜、純潔、樸素。我那時正在學習寫詩，這其實正是我母親多年前就教我的東西——寫作的技藝，思考的藝術，只是更為凝練。詩指向簡潔的真理——一定要丟棄冗余的文字。我發現冗余的文字從來都伴隨著冗余的思想。詩不僅僅是思想的簡單記錄，優美的文字也不止於此。我希望學習寫作，但最終寫作又回歸了母親的教導——直面自己的無知和推脫。讓所有自我辯白在烈火中熔成礦渣，思想中只留下精鋼般的生活真相，詩的創作就是這樣的過程。
有些真相我是從城裡其他詩人的作品中看到的。它們是些堅實而細微的事情：叔叔阿姨，事後煙，坐在門廊上從玻璃罐裡喝水的女孩。這些真相賦予了黑色身體色彩與紋理，使其不僅僅是口號中的文字，也反映了我在中庭裡看到的景象——我那些關於槍支、革命或非洲古代失落王朝的優美讚歌所不能盡述的東西。讀過這些作品之後，我追隨著詩人的腳步，走上U街，或躲進小咖啡館，爭論所有遇到的事——書籍、政治、拳擊。他們的爭論加強了我在穆爾蘭德——斯平加恩研究中心發現的爭辯傳統，於是我開始將爭論、辯論、混亂乃至恐懼看作一種力量。我學著適應研究中心嘈雜的氛圍和我頭腦中的混亂。然而，噬人的不適、混亂和思想上的迷茫並不是我要擔心的事，它們如遠方燈塔，為我指明方向。
我忽然之間覺醒，教育的目的就是引發不適感，教育不是為我提供一個美國夢，而是打破所有夢，打破有關非洲、美國和其他地方的所有安逸神話，將我丟進醜惡的人性中。外面的世界很醜惡，即便在我們之間也不乏醜惡。你要明白這一點。
比如說，當時，我就知道，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近郊有一片飛地，是個黑人聚居地，那裡的黑人看起來和普通人一樣可以掌控自己的身體。這塊飛地就是喬治王子郡，當地人稱其為“PG郡”。而在我看來，它非常富有。那裡的居民擁有與我在電視新聞裡看到的同樣的家、同樣的後院和同樣的浴室。他們是黑人，但可以選舉自己的政客，而我瞭解到，這些政客主管下的警力與美國其他地方的一樣邪惡。我從啟迪我世界的詩人那裡聽到了PG郡的故事。這些詩人以肯定的語氣告訴我，PG郡的警察不是警察，而是披著合法外衣的流氓、黑幫、槍手和強盜。他們告訴我這些，是因為他們希望保護我的身體。但他們這樣做還別有深意：成為成功的黑人並不是什麼值得沾沾自喜的事。身為黑人並不能讓我們免於歷史的邏輯或美國夢的誘惑。一個作家——我為之努力的身份——必須警惕每個夢想、每個民族，即便是他自己的民族。也許他自己的民族最值得警惕，正是因為那是他自己的民族。
我開始感覺到，自己想要真正的自由，光有英雄譜系是不夠的，關於這一點，我要感謝霍華德大學歷史系。我的歷史學教授想也沒想就告訴我，對神話的探尋注定要失敗，我要講給自己聽的故事注定無法在現實中得到印證。事實上，他們感到有責任打消我用歷史武裝自己的念頭。他們見過太多馬爾科姆信徒了，那些話信手拈來。他們的方式粗暴又直接。黑色皮膚真的曾代表高貴？一直以來？是的。那麼，對數千年以來穿越撒哈拉沙漠和大洋販賣奴隸的黑人應當怎麼評價？陰謀詭計的受害者。他們和創造所有文明的是不是同一批黑人國王？他們是否既是被廢黜的星系主人，也是輕信的傀儡？當我說“黑人”的時候，我指的是什麼？你知道的，黑人就是指黑人。這種分類是不是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是嗎？僅僅因為膚色對我很重要，可不可以推定它過去一直都很重要？
我記得我選過一個主題是中非的研究課程。授課教授琳達·海伍德是一個戴著眼鏡的瘦小女人，她聲音尖銳，操著特立尼達島輕快的語調，但她所講的內容如同錘子敲擊著我們年輕的心靈，我們誤以為政治宣傳可以替代苦讀。她口中的非洲一點也不浪漫，至少，我從她那裡瞭解到的非洲沒有任何浪漫之處。她曾追溯恩津加女王的功績。恩津加女王正是我的托爾斯泰，是我希望放到我心中的英雄譜系裡的英雄。但是，當海伍德講到恩津加女王坐在女顧問的背上談判的故事時，不加藻飾，這出其不意地給了我重重一擊：在幾個世紀前的那個房間，在所有人中，我的身體——隨意就會被毀，在街頭面臨危險，在學校承受恐懼——更像是女王的顧問，她屈膝成為掌控天下的女王的座椅，而非女王。
我還選了一門課，研究的是19世紀之後的歐洲。我看到了“白人”眼中的黑人，與我之前所見不同，那些黑人看上去富貴、體面。我記得亞歷山大·德·美第奇柔和的面部輪廓，畫家博斯筆下黑人占星師的尊貴氣質。但這些16和17世紀的形象與我一直以來所知的後奴隸制時代的桑博漫畫創造的形象大相逕庭。區別在何處？在我的美國研究課程中，我看到愛爾蘭人同樣被醜化——一樣的貪婪、好色，如同猴子。也許還有其他身體受嘲笑、恐嚇，戰戰兢兢。也許愛爾蘭人也曾失去過他們的身體。也許被命名為“黑人”與這些都毫無關係；也許被命名為“黑人”只意味著他處於社會底層，為人魚肉，注定成為棄兒。
所有發現疊加在一起，非常沉重，我感到它們甚至造成了我身體上的痛苦和疲憊。是的，在那之後我會享受這暈眩感，因為與暈眩伴隨的是“靈魂的奧德賽”。但是，起初，眼前不斷湧現的衝突使我墜入黑暗。我的皮膚沒有什麼神聖或特別的地方；我是黑人，源於歷史和傳承。淪落、拘束和壓抑的生活中沒有任何尊貴可言，黑人的血脈也沒蘊含什麼傳承意味。黑人的血不是黑色的，甚至皮膚也不是黑色的。那時，我反思自己為什麼需要一個英雄譜系，自己為什麼要按索爾·貝婁的標準生活，我感到自己這樣做不是為了解脫，而依舊是出於恐懼——害怕“他們”，那些所謂的宇宙創造者和繼承者是正確的。我們深深地恐懼，於是，我們接受了他們制定的文明和人性標準。
但不是我們所有人都接受。大概在那個時候，我發現了拉爾夫·威利 [54] 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回應了貝婁的話。“托爾斯泰是祖魯人的托爾斯泰，”威利寫道，“除非你發現把全人類共同的財產用柵欄圍起來變成一個族群的東西有什麼好處。”一語中的。我曾接受了貝婁的假定。事實上，貝婁與托爾斯泰之間的距離不比我與恩津加女王之間的更近。如果我離得更近，那是出於我自己的選擇，而非基因決定的命運。我最大的錯誤不是接受了別人的夢，而是接受了有夢這個事實、逃避的需要以及種族區分的發明。
然而，我仍然明白，我們有自己的名字，是的，是一個族群——一個被發明出來的、卻很真實的族群。它真實地存在於中庭，存在於春天的第一個融和天氣，好像每一個區、鎮、組織、郡、黑人散居的每一個角落都派代表參加了這一世界性的盛會。我記憶中的那些日子如同流浪者合唱團的歌，充滿了憧憬和歡快的色彩。一個戴著墨鏡、穿著背心的光頭男生站在布萊克本學生中心對面，長長的圍巾從肌肉突起的肩膀垂下。一個秀外慧中、身著水洗牛仔褲的女生，把雷鬼辮甩在後面。她向那個男生眉目傳情，笑靨如花。而我則站在圖書館外，討論著共和黨主導國會，或是嘻哈樂隊武當派的音樂地位。一個穿著Tribe Vibe牌T恤的傢伙過來給了我一拳，和我討論這一季的黑人狂歡節——福瑞克尼克派對 [55] 、代托納海灘、弗吉尼亞海灘——我們考慮今年是不是要去。我們決定不去。因為中庭有我們所需要的全部。在這裡，我們很暈眩，因為我們還記得自己生於其中的炎熱城市，記得塗滿恐懼的初春。現在，在黑人麥加，我們的心中沒有恐懼，我們是閃耀的黑色光芒。
那就是我成年後的最初歲月，我獨立生活、自己做飯、自由來去、擁有自己的房間，也許，可以與身邊無數美麗女孩中的一位攜手同歸。在霍華德大學就讀的第二年，我深深愛上了一個來自加利福尼亞的可愛女孩，她常常穿著長裙，繫著頭巾，在校園裡漫步。我記得她那棕色的大眼睛、燦爛的笑、沉穩的聲音。春日裡，我能在中庭裡見到她，我會叫出她的名字，甩起手，好像在比劃出一個橄欖球運動中的達陣動作，但幅度更大，像畫了一個大大的“W”，“What up？”（最近怎麼樣？）中的“W”。這就是我們那時碰面的情形。她的父親來自班加羅爾，班加羅爾在哪裡？那裡的規矩是什麼樣的？當時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問題有什麼意義。我只記得自己的無知。我記得看見她用手抓飯吃，感到自己拿著刀叉反而並不文明。我記得自己驚訝於她為什麼戴那麼多條圍巾。我記得她在春季假期去了印度，回來時前額貼著賓迪，記得她的印度表姐妹們歡笑的照片。我告訴她：“黑妹，你是黑人。”因為那個時候我也只能想到這些。但她的美麗與文靜擾動了我內心的平衡。在我狹小的宿舍裡，她吻了我——那一刻，大地炸裂，吞噬了我，將我掩埋。思念她時，我寫了多少歪詩？我現在知道，她之於我意味著什麼——她讓我得以第一次瞥見逃離這個充滿束縛與盲目的星球的太空橋、蟲洞、銀河傳送門。她曾見識過其他世界，她有其他世界的血統，顯然那就存在於她黑色的身體裡。
不久後，我又愛上了另一個女孩，以同樣的方式。她身材高挑，梳著長長的雷鬼辮。她小時候住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白人鎮，由身為猶太人的母親撫養長大，而現在，在霍華德大學，她遊走於男性與女性之間。她在說這些的時候不僅僅帶著驕傲，還好像這很尋常，好像她很普通。我知道，現在，這對你來說不算什麼，但我是在美國——在這裡，跟隨最深刻本能去愛的人會受到殘酷的對待，這似乎是一種定律。我非常驚奇。這是黑人做的事情嗎？是的。他們走得更遠。雷鬼辮女孩與一個男人住在一起，他是霍華德大學的教授，還是一個白人女性的丈夫。這位霍華德大學的教授和男人上床，他的妻子和女人上床。而這對夫婦也同床共枕，有了一個小男孩，現在都快上大學了。“基佬”是我一生都在用的詞。而現在，在這裡，小集團、女巫、異類、魔鬼、外人、基佬、女同看上去與普通人無異。我是黑人，被掠奪，失去身體。但是，也許我也是掠奪者，也許我也會通過毀滅其他人的身體來證明自己在社區中的地位。也許我真的已經這樣做了。仇恨界定了我們是誰。黑鬼、基佬、婊子表明了一種邊界，表明了一種我們自身並不屬於的人群，表明了成為白人的夢想，成為人的夢想。我們給我們恨的陌生人貼上標籤，由此在族群內確認自己的地位。但我的族群在我的身邊支離破碎、重新組合。我時常遇到這些人，因為他們是我所愛的人的家人。他們的日常生活——開門、做飯、伴著艾迪娜·霍華德 [56] 的歌起舞——衝擊著我，讓我對人的認識得到了擴展。我坐在客廳裡，聽他們開著私密的玩笑，我在裁斷他們，而內心卻在動盪、搖擺。
她教會我以新的方式去愛。在老家，你的祖父祖母用恐怖的枴杖管教孩子，而我希望試著使用另一種方法，它源於我在黑人麥加見到的形形色色的愛。一切是這樣開始的：一天早上，我醒來，頭有些痛。隨著時間的流逝，頭痛加劇。我步行去工作，看到雷鬼辮女孩也在去上課的路上。我看上去很糟，她給了我一些安舒疼 [57] ，然後繼續去上課。到了下午兩三點，我連站都站不起來了。我打電話給我上司。當他到達時，我已經躺在倉庫裡，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心裡很害怕。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也不知道應該給誰打電話。我只是躺在那裡，半昏半醒地忍受著病痛，希望可以奇跡般地好起來。上司敲響了門。有人也來看我了。是她。雷鬼辮女孩扶我出門，來到路上，招了一輛出租車。車行駛到半路上，我打開了車門，嘔吐起來。我記得她抱著我，以免我掉下去，我吐完之後，她緊緊地抱著我。她帶我去了教授的家裡，那裡充盈著各種各樣的愛。她扶我上床，把出埃及樂團的專輯放入CD播放機，把音量調低，然後在床邊放上一個桶，留下一壺水。她必須去上課了。我就這樣沉沉睡去。等她回來時，我身體已經恢復。我們一起吃了東西。雷鬼辮女孩與她選擇的人做愛，這是她可以控制自己身體的宣示。她就在我身邊。我成長的家庭徘徊於愛與恐懼之間，惟獨沒有溫柔。但是，這個雷鬼辮女孩向我展示了另外的面向——愛可以溫柔體貼；愛，無論柔軟堅硬，都是英雄主義的行為。
但我不再能預料到我將在什麼地方找到我的英雄。有時，我會和幾個朋友走到U街，泡在那裡的夜店中。那是壞男孩和聲名狼藉先生當紅的時代，流行的歌曲是《再給一次機會》和《沉醉》。我幾乎不怎麼跳舞，雖然我很想跳。童年對身體的恐懼讓我無法動彈。但是，我可以看到黑人在舞動，在夜店裡，他們的身體好像可以做任何事，他們的身體彷彿和馬爾科姆的聲音一樣自由。在外面的世界，黑人什麼也控制不了，尤其控制不了他們身體的命運，他們的身體可能會被警察控制；他們的身體可能會被槍支輕易毀掉；他們的身體可能會被強姦、毆打、徒刑。但是，在夜店裡，在買一送一的朗姆酒加可樂的影響下，在昏暗燈光的魔咒中，在嘻哈音樂的統治裡，我覺得他們控制了每一個舞步、每一次點頭、每一圈旋轉。
我當時熱切期望的是，如同黑人跳舞一般地寫作，有控制力、有力量，富於歡樂和熱情。我在霍華德大學出入各個課堂。我感到是時候離開並宣佈自己從黑人麥加畢業了，雖然這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畢業。我在當地的另類報紙上發表音樂評論、文章和散文，這意味著我與很多人接觸。我認識了編輯——他們也是我的老師——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批有私交的白人。他們打破了我對白人的假定：他們既不擔心我，也不害怕我。他們認為，我野蠻生長的好奇心和溫柔的性情值得珍視和利用。他們教會了我做記者應掌握的技術，一種對探求者來說非常強大的技術。我為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當地的報紙撰寫報道，我發現人們會講故事給我聽，柔弱曾讓我成為別人的目標，現在成了他們信任我的動力。這令人難以置信。我才剛剛走出童年的迷霧，那時許多無解的疑問在我腦子裡自生自滅。而現在我卻可以打電話給別人，問他們為什麼某個受歡迎的商店關張了，為什麼某個演出取消了，為什麼教堂那麼多而超市那麼少。採訪給了我另一個探索的工具，另一種發現約束我身體的規則的方法。“它”開始顯出輪廓——雖然我還無法看到“它”究竟是什麼。
在穆爾蘭德，我可以研究歷史與傳統。在中庭，我可以看到真實世界中的傳統。有了記者身份，我可以直接向人們提問理論與現實中的歷史傳統——或者我想知道的其他任何事情。我生命的很大部分是由未知之事界定的。在我生活的世界裡，為什麼一個十幾歲的男孩可以在7—11便利店的停車場掏出手槍？為什麼我的父親，像所有我認識的父母一樣，教育孩子時會抽出皮鞭？為什麼外面的世界——小行星帶外的那個世界——如此不同？我客廳電視裡的那些人物擁有哪些我沒有的東西？
改變了我的那個雷鬼辮女孩，那個我想去愛的女孩，她愛上了另一個男孩，他是我每天都想，並且餘生中每一天都會想起的人。有時我想他不太真實，從某個方面說，他也的確是，因為年輕人遇害後，人們會覺得他本應前途無量。但我知道，我愛這個男孩，普林斯·瓊斯（Prince Jones）。每當我見到他，都會微笑；每當我在他身邊，都會感到溫暖；每當我們擊掌道別，我心中都會有淡淡的傷感。要知道，普林斯·瓊斯有王子一樣的風度。他很英俊，高高的個子，棕色的皮膚，身體頎長有力，像橄欖球隊中的外接手。他是一位著名醫生的兒子。他是重生基督徒，我不是基督徒，但我尊重他的選擇。他很善良，身上散發著慷慨的氣息，好似能輕鬆應對所有人與所有事。這當然不可能是真的，但總有人可以輕易給人留下這種印象，普林斯就是這樣的人。我只能表達我看到的、我感受到的。有些人我們並不完全瞭解，但他們卻存在於我們內心裡一處溫暖的地方，當他們被奪去，當他們失去他們的身體，黑色力量將會散去，而那個地方將成為傷口。
我在黑人麥加最後一次戀愛，被打動，驅散童年迷茫，是被一個芝加哥女孩迷倒。她就是你的母親。往事歷歷在目，我們和一群朋友待在她的客廳裡。我站著，一手拿著一根大麻雪茄，一手端著杯啤酒。我深吸一口氣，把雪茄遞給這個芝加哥女孩，碰到了她修長優雅的手指，那一刻我觸電般地輕輕顫抖。她將雪茄送到塗著紫紅色唇膏的唇上，深吸，輕吐，然後再吸入。一個星期前，我曾吻過她，而現在，看著她玩弄煙火（我已感受到這支煙的威力），我迷失了自我，思想飛轉，想知道擁抱她，像煙霧一樣被她吐出，再回到她口中，然後向高空散去，這一切是什麼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