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中旬，我在冬日的清晨醒來，日出比夏天晚了三個小時。擦擦臥室窗戶上的水汽，外面用來燒炕的草垛上堆著兩寸多厚的雪，剛積起來的。關先生已經離開，摩托車後面載著一個鑽子，像根長矛似的。他飛奔向松花江邊的捕魚點。我問他結冰的地面怎麼開摩托車，他說：「慢慢騎唄。」
現在是一天裡最難熬的時候。我穿上秋褲，牛仔褲，厚厚的羊毛襪，一件兜帽衫，一件外套，戴上一頂帽子，鼓起勇氣邁入近零下30攝氏度的冰天雪地中。結霜前茅房沒有沖洗，現在坑裡堆起了一座黃棕色的冰山。短短一個週末，冰山變高了不少。因為關家招了一堆人來參加一個侄女的婚禮，男親戚們和我們在炕上擠著睡了兩晚。
農村的婚禮，特別是這種隆冬時節進行的，就是吃流水席，從這一家吃到那一家。早餐是豬肉鹹菜餃子，加點大蒜和醋，再盛上滿滿一碗熱氣騰騰的餃子湯，原湯化原食。水果、炒豆子和瓜子是隨時不斷的。那盤鹹鹹的炸蟬蛹讓我想起弗朗西斯的父親和我第一次來東北的場景，那次是來見她的父母。
我再次接過炸蟬蛹的盤子，拿起一個咬了一口，麵糊一樣稠兮兮的感覺讓我臉上的表情有些扭曲，大傢伙兒再次大笑起來，屋子裡充滿了快活的味道。
親戚們坐在租來的車隊裡，去吉林市區的江邊拍照，江岸兩邊的樹結了霧淞，一片銀裝素裹。沿途有小販兜售烤紅薯、小袋的糖炒栗子，還有紅彤彤的冰糖葫蘆，看上去像一串串聖誕節的裝飾。法式天主教堂灰色磚牆上裝飾著一串串白色燈泡，街對面的公園裡，一個電動的聖誕老人站在麋鹿拉的雪橇旁，一邊扭著屁股，一邊吹著薩克斯。每吸一口氣都寒意刺骨，每呼一口氣都凝結成一小團白雲，這一切讓我想起明尼蘇達。行人們個個舉起雙臂，避免摔到人行道邊髒兮兮的黑冰上。來來往往的，女人們不時喊著「哎呀我的媽呀」，男人們不住罵著「我×」。
我很早告別了一大家子親戚，坐上回荒地的公車。車子走廊裡融雪和煤灰混合著，形成一個個水窪，有好多乘客險些滑倒。呼出的氣蒙在窗戶上，很快就結了冰。我擦開一小片，發現公車歪歪扭扭地滑行著，感覺在往河裡開，很危險。司機透過有些裂痕的擋風玻璃看著眼前白茫茫的道路，我很擔心自己是不是已經用完了這輩子安全乘車的配額。手機鈴聲響起，司機一手把著方向盤，一手講電話，公車劇烈地向右滑去，再猛地下坡，我閉上眼睛，覺得自己大限將至。同時，車裡的其他乘客平靜地聊著天，或是全神貫注盯著手機。
從遠處看荒地，平房全都被積雪覆蓋了，挺漂亮的。但一進到住的房子裡，我就得花上一個小時去堵窗上塑料薄膜的裂縫，再仔細查看炕有沒有開裂。我開始期盼去學校上課，當然是因為教室裡很暖和。
去荒地小學的路上，我跑了起來，滑過一群路上的散養雞。「當心！」一個四年級的女生喊了起來，很嚴肅，也很成熟，跟她媽媽如出一轍。她也不喜歡打雪仗，在她看來，冷是要忍受的，不是用來玩的。我那天教的課文說到一個雪人，而一屋子的孩子們居然都沒堆過雪人。教室裡熱得像在烤麵包，但孩子們穿著一層層的褲子和手織毛衣，鼓鼓囊囊，無法動彈，就像一袋袋糧食。
下午4點前太陽就落山了，我順著紅旗路往三舅家走，經過溫泉的入口，心想有一天這裡會不會開個星巴克：劉老闆說過他喜歡喝拿鐵。紅旗路很安靜，只有北風在呼喝，衝過光禿禿的白楊樹，像鞭子一樣把地裡的積雪打散。
三舅給我沖了一杯速溶咖啡。自從他中風後，我們就再也沒一起喝過酒，我跟他講了劉老闆對村裡的規劃，他好像沒什麼情緒，只是評價說：「老多計劃了。」
不過他還說，東福米業做的事情對這片兒是好的。合併土地，改善食品安全，增加基礎設施，都是積極的改變。「我尋思吧，這是我這個農民經歷過的最好時代了，」三舅說，「但新的時代要開始了。」
他說，每隔三十年，中國就要來一次劃時代的農業改革，也就是每兩代人就要經歷一次大轉變。比如，你奶奶在1925年是個佃農，那麼1955年，你就有自己的土地了。你爺爺1965年在公社幹活，那麼1995年你就有三十年的土地租約，可以自由地種地，賣米。三舅說，問題在於下一代的人手不夠去執行下一步。「所以到2025年，機器會取代很多勞力。但這是自然進化，」他說，「這是進步。」特別是這種進步發生在他的有生之年。三舅從十幾歲時就開始種地，揮著鋤頭，開墾了荒地的稻田。
然而，他不滿的是農民的地位一直不高，被看做低人一等的工作。用他的話來說，「上面的人」——他舉起一隻手臂——「總是在告訴我們這些下面的人該幹啥。」封建時期，上面的人是地主。接著是幹部。現在是經理。
「村裡的地是集體所有的，但理論上農民就是集體，」他說，「要是你想把你的土地承包給東福，搬到城裡，再找份工作，那老好了！現在有的選，以前沒得選。東福也給我們提供了這種選擇。」
但是，如果你想繼續種地，一直住在有院子的平房裡呢？三舅對此深表憂慮。「我就這麼一個人兒，」我倆肩並肩坐在炕上，他說，「但我覺得每家每戶都應該自己來選，該怎麼活下去。」
他說，東福模式對於一個窮困的農耕地區來說是雙贏的。但荒地相對來說還比較富裕。在糧站的通知欄上，只有一家人在廣而告之，說明年有土地出租，十畝地，年租一萬元。東福在紅旗路重建的拱門上貼的不是招工小廣告，而是專門針對農民的旅遊路線，去溫暖的南方，價格優惠。
「你找到空房子租了嗎？」三舅問道，「沒有，所以你把錢給那個老師，搬進他家去了。你給他們多少錢？」
「你很清楚我給了多少吧，一分一厘，」我說。
他哈哈大笑，承認說確實如此。在村裡，人人都知道，啥都知道。
三舅選擇不和東福簽三年的約。他說，這合同是那些再也不想種地的人家簽的。大米的價格一直在漲，讓人家一口價給咬死了挺傻的。到時候每年漲價只能乾瞪眼。三舅把希望都壓在「漲」字上了。
他六十七歲了，不久前才挺過一場中風。他的兒子們在村裡開了個餐館，我從來沒見他們下過地。我不知道他還能在地裡干多久。對於老年人來說，東福在樓房小區修的老年活動中心和診所能給他們的生活提供便利，而把土地承包給東福也可能是再也幹不動時的救命稻草。
老掉牙的不止是「為了我們的友誼」，還有政府宣傳部門和東福米業廣告牌上的話，信誓旦旦地說要「釋放農村的無限潛能」。這些話的重點不是農民，而是土地，字裡行間處處在暗示土地才是農村最重要的財富。但中國的農村早就釋放了無限潛能，在沿海的工廠區，農民工們沒日沒夜地苦幹，為長達二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添磚加瓦。有些中國學者和研究者提議，通過把土地所有權全部轉給農民，以此來釋放農村的無限潛能。
「共產黨不會那麼做的，」三舅說，但沒什麼惡意，「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土地改革。這就是現在的社會主義經濟。」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說。這是官方講話和中央文件裡常見的字眼。這句話可以用來解釋市場上的一切現象和波動，從國有企業到私人企業再到上市公司。如果這就是機械化農業時代的開端，那麼下一次的劃時代改革可能是革命性的，將土地所有權從「集體」轉到每家每戶手中。
「我這輩子是看不到嘍，」三舅說，「我的孫子可能看得到，或者你的孫子。」
三姨和三姨夫坐在炕上看中國和古巴的女排比賽。「古巴要贏了，」三姨夫用失望的語氣預測道。
「也就是排球而已，」我安慰他。
三姨說劉老闆這些計劃就是吹牛逼。「他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她說，「但土地是集體的，要問過每個人之後才能做決定。」
我說劉老闆很有信心和決心。
「咱們走著瞧，」三姨說。作為退休幹部，她對村裡的政治仍然關注和敏感，好像沒太擔心很快就會從客廳的窗戶看到一座高架橋或滑雪坡。現在窗外的景色寧靜祥和，一望無際的雪野，空空蕩蕩的紅旗路。春天，如果三姨偷偷種在牆根的種子熬過了寒冬，她家門前那一段會盛開鮮艷的虞美人。
「我聽別人說，」三姨說，「長春機場下面發現了石油。挺多的，他們可能把機場搬到這兒來呢，就原來的飛機場那兒。」把一個新建成的機場搬到六十多公里以外，在今天的中國是完全有可能的。說不定一個星期就完成了。然而我覺得這傳言很不可信，但三姨的情報到目前為止沒出過錯。
「我們當然不想搬出去了，」她說，「你說那些樓房咋住啊？再說了，咱們家的根兒在這兒啊。每家都一樣。你丈母娘就在這個村長大。你媳婦兒也是。說不定哪天你孩子也會住這兒呢。」
這時候宣佈大新聞應該不錯。
「我老婆懷孕了。」
三姨臉上露出異常燦爛的微笑，氈帽都拱了起來。三姨夫咯咯笑著，熱情地祝賀我。之前三舅聽說的時候，像往常一樣低調地笑笑，但笑容中滿含讚許，接著又批評我這麼晚才當上父親。
弗朗西斯早就告訴我了，是在某個夏日的早上。我的手機屏幕亮了，她的號碼，我接起來，擔心香港那邊出了什麼事。她告訴我，在家用試紙測了兩次，這事兒板上釘釘確鑿無疑。我的第一反應是哈哈大笑，上躥下跳，但很快發現路上的村民都停下來瞪著我，趕快消停下來。到那天傍晚，我的嘴都笑疼了。弗朗西斯也一樣。
也許我們該感謝荒地。這裡讓我忘記了中國的官僚體制和繁瑣流程，忘記了更新簽證，於是沒能坐上北上的火車，在弗朗西斯那裡多待了三天。那三天完全是計劃外的，而我們倆在談論是不是該安定下來。我們一個三十九，一個三十四，是不是該要個寶寶了？最核心的問題，是不是應該結束我的東北之行？我們爭論不休，最後打成平手，現在生米煮成了熟飯，再沒有了爭論的理由。
炕上的三姨由衷地歡呼鼓掌。她沒問弗朗西斯有沒有堅持吃蘋果，只問了預產期是什麼時候，是男孩還是女孩？
我沒回答第二個問題。是個男孩。但我不想聽他們說我們運氣好，因為男孩能傳宗接代。我們決定了，寶寶中文名字的姓不用媽媽的（也就是外公的），而用外婆的。岳母家裡只剩下她一個人了，我們的孩子將繼承她的姓，繼續幫這一家開枝散葉。感謝那場地震，沒有讓她去流產；也感謝岳母，捨不得把新生的女兒抱養出去。她把她送到荒地，在這裡長大。而我也是在這裡的路上接到了「小多餘」的電話，說她懷孕了。
又一場生命的輪迴即將完成。所有故事的轉折與起伏，只有到最後才真正有了意義。在這裡就是意義。
「預產期就是過完年吧。」
「那就是屬龍的！」三姨大驚小怪。「太好了。是很好的屬相！」
「隨便屬什麼大家都說好，」我笑出聲來，「沒人會說，『哦，你孩子是屬兔的？啊，那可能會有點笨，不好』。[1]」
三姨輕快地跳下炕，再進屋的時候手裡拿著東福米業那個巨大的掛歷，尋找吉利的出生日期。
「剛拿到的，」她說，「質量老好了。」
她翻動著厚厚的紙頁，找到農曆的日子。「龍年是這一天開始，」她說。每個月的頁碼上，都標有農曆、陽曆和節氣。下周就是冬至了。我也是冬至時搬到荒地來的。
掛歷的圖片中有成熟的田野，笑容燦爛的農民，勤奮的收割者。農學家劉博士在掛歷上加了農家俗語，讓我想起賽珍珠在她丈夫乏味冗長的田野報告後加的豐富多彩的諺語。12月這一頁的俗語好像沒那麼傳統，更像簽語餅上一句惹人眉開眼笑的話：「瑞雪兆豐年，財源滾滾來。」
弗朗西斯第一次去美國的時候，只有一張簽語餅的紙條，她不能用地道而一針見血的中文解讀：「生命的行程無法預測；沒人能提前寫就他的自傳。」
這也許就是東北這片土地的寫照。現在，我終於能把東北的列車時刻表、地圖和歷史書放到一邊，開始書寫自己的人生了。
我同三姨和三姨夫道別，手機突然振動起來，有條短信。我站在他們的院子裡，遮住屏幕，抵擋刺眼的陽光，短信是這樣寫的：「願你正在享受東北的早晨。寶寶踢我了。就像小小的手指在溫柔觸碰我的皮膚。太奇妙了。回家吧。」
冬天，封凍的大地寂靜無比。萬里無雲的天空，陽光照射在冰雪覆蓋的稻田上。雪野反射著陽光，那麼刺眼，我不得不伸手擋在眼前。在紅旗路上往南走，刺骨的寒風令我不得不加快腳步，離開這個叫做荒地的村莊。
[1]英語中有一句俚語dumb bunny，意指「可愛的傻瓜、蠢貨、笨蛋」。直譯的話就是笨兔子。——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