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末，堆在牆邊的秸稈上的露水結了冰。茅房周圍蒼蠅的嗡嗡聲聽來有些疲倦。大半年了，我第一次可以拍死它們。「那些蒼蠅有戰士的基因，抗日的時候遺傳下來的，」弗朗西斯在Skype上說，「但誰也扛不住挨凍啊。」
關先生坦白說，他不願意待在家裡，總是在新的車間挨到很晚才走。東福米業的車間有中央供暖，而我們臥室的窗戶漏風，寒氣襲人。他建議我買一卷膠帶來黏一下炕，湊合湊合得了。「這是在這個房子裡的最後一個冬天了，」他如釋重負地說。
早上，我走路去學校，總要把運動衫的兜帽緊緊包住耳朵。我想像吹向荒地的西北風在西伯利亞集結。「做好準備吧，當狂風從北邊襲來，你會禁不住哭泣且無限哀傷，」1903年，一名在吉林的旅人如是寫道，「因為你的鼻子、眼睛、指尖都將痛不欲生。」現在風還只是一小陣一小陣的，但很猛很冷，正在為東北一整個冬天「馬拉松」積蓄力量。
地裡的玉米稈干了，還沒來得及收下來作為飼料貯藏。我跑了過去，十六公里的路程，來到山腳下。近距離看這些山，比家裡看要小些。路的盡頭是臭熏熏的垃圾堆。一個夏天的自我跑步訓練，這裡就是終點了。在這裡我完全看不到荒地。跑回家的時候，一陣大風吹起毫無生氣的白楊，黃葉鋪天蓋地地撒在我身上。
唯一還有點夏天氣息的顏色，是掛在籬笆上晾乾的白菜。每家每戶旁干秸稈垛拔地而起，是整個冬天燒炕用的。稻田變成了一望無邊的泥地。青蛙鑽進休耕期的田里冬眠，等春天再醒來。
三姨站在紅旗路上，一臉鄙夷地瞪著最近修起來的妨礙她種虞美人的東西。草皮上，工人們修起了一面薄薄的牆，高一米五，刷成豐收的金黃色。上面用紅色大字寫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工人們跟三姨說了，修牆是要保護她，免得來個車禍啥的把她家給撞了。其實減速帶可能更有效。來往的汽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新修的路給毀了，每輛車車身上幾乎都會帶點土啊泥的。荒地第一次有了大量動物在路上被車輛碾殺的現象。遺憾的是田鼠和青蛙根本看不到是什麼碾了它們。
「要是我們必須搬進那些高樓，那這面牆還能把他們幹的醜事兒遮起來，拆房子的時候誰也看不到。」三姨猜測。她仔細打量和研究這面牆，我想她是不是把那句標語看成了一個預言。但她只是做了個鬼臉，說要把虞美人種在牆根下。說完就雙膝著地，開始挖土。
這個季節時常會遇到突如其來的一陣冷雨，我會趕緊找避雨的地方，不過在這麼一馬平川的地方，挺難找的。暴雨讓我被迫停止跑步後，我就在那座鋪了鐵軌的天橋下等著。吉林到長春的高速列車拖著光滑潔白的車廂飛馳而過，快得乘客都來不及看清荒地的站名。反正大多數乘客的窗簾都是放下來的。
站台空無一人。雨中，淺粉色的牆壁看上去挺美。車站是荒地最引人注目最乾淨的樓，不過廢棄不用的庫棚周圍，野草已經悄然蔓延，入口也一片泥濘。一塊生銹的牌子上寫著：公用電話。現在農民和他們的孩子都有了手機。在新的天橋下，我看到很多用油漆噴的廣告，挖井人的電話什麼的。還有好多小紙片貼在上面，說什麼「法輪大法好」；還有一張海報，上面有手足口病引起的水皰的圖片。太可怕了，我幹嗎總是要去看呢？
暴雨變成了米粒大小的冰雹。
我向診所跑去，推開貼著「二十四小時開放，祝您健康」的大門。護士說三舅剛剛才走，我在街對面發現了他，正坐在一張桌子邊看電視。電視裡蔣介石正痛苦地緊握雙手，因為沒能把日本人趕出東北。很快他就會遭遇兵諫，被迫聯共抗日了。
「我知道這電視劇的結局。」
三舅說了聲「啊」，權當問好。
電視繼續放著，我們倆分吃了一盤春餅，這是東北版的墨西哥卷餅，夾一筷子蔥絲，醃蘿蔔和辣味炒肉放在油亮亮的薄餅上，捲起來吃。我們沒有要米飯。旁邊的餐櫃上擺著滿滿一大桶飯，想吃多少隨便舀。豐收之後，沒有什麼慶祝，大家沒有聚在一起吃今年的第一碗新米。我問為什麼不，三舅說：「不就是米嗎，有啥稀罕的？」
他有些艱難地站起來，踉蹌地走到餐館另一邊，拿起一把椅子上折起來的毛毯，搭在我肩上，淡淡說了聲「啊」，然後叮囑道，「別病了。」
這餐館就我們兩個顧客。我們也沒說話，只聽筷子碰撞著碗沿，嘴巴咀嚼著蔥絲，電視裡將領在大喊，炮火在怒吼。我提醒自己，要盡情享受這一刻，好好銘記下來。三舅是我在這裡的親人，是唯一持續未變的變量。現在時光匆匆，這樣的日子不多了。
我問起今年的收成，他一口氣說出收了多少，賣了多少錢，像背電話號碼似的，順溜極了。土地的產出比他預想的高，大米的批發價也提高了，不過批發商也會跟著抬價。三舅預測，等大米真的上了架等著消費者去買，可能價格要高50％。
「漲價，」我說。
「別這麼說嘛，」三舅說，「是提高，提高，提高。」
什麼都漲價了。中國人太多了。
豐收之後，村裡的人也變少了。又來了一場暴雨，我躲在一家人前門用錫板圍起來的門廊下。一個小男孩撐著傘跑了出來，是荒地小學的孩子，我認得。他喊道：「老師，別站在那兒，別站在那兒，老師！」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解釋說，這家的外牆被塗成紅色，是因為裡面停放著一個女人的遺體，要放到出殯那天。我害怕地一縮，這才發現前門的窗戶也塗了紅漆，只在玻璃上留下一個十字形的透明部分。
「咱們走，」男孩催促我，「免得她附你的身。」
「那你呢？」我說。「她為什麼不附你的身？」
「我是個小孩兒！」男孩喊起來。
「那又怎麼樣？鬼討厭寫作業？他們不想再去上學了？」
男孩拉了拉我的胳膊說：「別開玩笑了。我們得走了，不然來不及了。」他把傘遞給我，我們緊挨在傘下，往他家走去。
第二周，我被一陣音樂聲驚醒。有人在吹吶子[1]，長長的喇叭，聲音有點像卡祖笛。一吹這東西，要麼喜事，要麼喪事，通常還伴著敲鑼打鼓，把那些邪靈嚇退。音樂是從一條土路上的一戶人家裡傳出來的，土路我從沒去過。關先生說，死去的這位是個八十六歲的老太太，家庭和睦，兒孫滿堂，後輩都來為她守靈，至少停靈一晚，甚至更長。關先生要去追悼會。「要是你也去，打招呼一定不要說『你好』，」他鄭重其事地說。我得說「你不好」。
我和他一起走到那家屋前，但在院子裡停下了。我不認識這位逝者，也不知道她家姓什麼。我腦子裡突然浮現起三舅躺在棺槨裡的樣子，一個陌生人跨過門檻，向他的親人們做自我介紹。這個陌生人是個外國人，有可能做出什麼不尊重逝者讓人丟臉的舉動，這會讓本來就悲傷的氣氛雪上加霜。
關先生說我分析得很理智，但這種事情源自內心的情感，「進來露露臉，」他說，「別做筆記了。這事兒你也不會想寫。要是你覺得不得勁，我就跟他們說你要走。我清楚咋辦。」我只要站在那兒，不記錄什麼就好。關先生領著我走了進去，關上門。
10月的最後一個星期，霜降逐漸接近立冬，我接到警察的電話，讓我去派出所走一趟。我心裡一沉。在北京，這個電話意味著我要苦苦哀求繼續住在大雜院裡，因為他們認為不安全。但我教了他們一連串的英語髒話後，得到了准許。警察們很高興，因為要是老外罵他們，他們就知道了。不過，這樣的交易對荒地的警察可能沒多大用處。
在荒地很少看到警察，第一次見還是上次那個官員來視察，一個警官跑來管制荒地的交通，讓車隊通行。村裡的派出所是一棟兩層的磚砌小樓，牆面像北京那樣刷成帶藍色邊的白色。不過，停車場裡全是曬乾的玉米棒子，有兩隻小狗在打架。
辦事員領著我經過幾個窗口，窗口的牌子上寫著：
出生登記
婚姻登記
檔案糾錯
「在最後一個那兒等著，」她給我下了指示。
來了一位警察，穿著平整乾淨的制服，叫我梅老師，抱歉說麻煩我跑一趟。他看上去就像我在中國見到的所有警察一樣，永遠一副四十上下的樣子，好像未曾老過。他說村長向他們報告，我和關先生住在一起。是報復我沒租他的房子嗎？我無從得知。但根據國家規定，外國人無論是住賓館還是借宿別家，必須登記。「城裡的話你必須二十四小時內登記，不然就會罰款，」警察說，「但在農村你有七十二個小時。你在荒地住多久了？」
「七十一個小時，」我言之鑿鑿。
「啊。」警察笑了。我長出了一口氣。
他讓我去一個櫃檯，那兒的電腦前坐著另一位警察。我還以為她要手填那張明信片大小的登記表，但她打開一個瀏覽器，登錄進去，然後找我要護照。把護照號打進去，我的照片就出現在屏幕上。
「好了，」她說。
現在，任何窮鄉僻壤的警察都能進入一個包含每個人身份信息的數據庫了。「這是你的簽證，」她點擊了一個圖標，「你上次入境是上個月，從香港到深圳。」
「我去看我老婆了。」
住在這個沒有監控、檢查站和安檢的鄉下，我幾乎都忘了中國的官僚制度和那些繁瑣的規定。在這裡，我從來沒想過要辦什麼證，或申請什麼許可。初夏的時候出過一次岔子，我去看弗朗西斯的時候，中國簽證剛好前一天過期，結果我給忘了，最後錯過了去東北的火車，得去申請新的簽證。
警察停止了打字。「有個地方要填門牌號碼，但是村裡沒有，」她說，「我就說你住在荒地吧。」我的地址就是個地名，像聖誕老人似的。
女警又跟我寒暄幾句，問我為什麼還沒有孩子。她很好奇我一個人來荒地到底在幹什麼。她的語氣突然從熱情變成冷漠，問我是不是傳教士。「你肯定是個傳教士。你知道勸服他人改變宗教信仰是違法的嗎？明白嗎？你信什麼教？你能證明自己和任何教會都沒關係嗎？」
我趕緊做無罪辯護。「在百度上輸入我的英文名。」
百度就是中國的谷歌，很常用的一款搜索引擎。警官看到我在北京四合院危房外的照片，還有我在那個社區教退休人員英語時的照片。還有些中文新聞，報道我在那裡寫的書。
「哦，你是個作家啊，」女警如釋重負地說。我還是第一次聽別人用中文稱我為作家。
「我們和老闆聊聊吧，」劉博士拿出手機。這位東福米業的農學家正領著我穿過溫泉旁的溫室，一邊流利地說著有關收成的數據。公司剛成立的時候只有近三十六畝地，而今年收了七千兩百多畝的稻子。「老闆可以跟你講講我們下一步的計劃，」她拿起手機貼在耳邊。「喂！」算是問好。接著一連串揚聲調的「啊啊啊」，事情說定了。「他到園子裡來找我們。」她領著我經過芭蕉樹，走過葡萄架，來到一個茅草屋頂的小亭子，裡面擺著一些籐椅。錄音機裡放著鳥兒的鳴唱，瀰漫在空氣中。劉博士停下腳步，摘下一顆紅寶石般的草莓。
劉延峰走過各種植物，來到面前和我握手。他是東福米業的總經理，在公司的地位僅次於創立者，他的哥哥。劉老闆指了指一張雕花木桌，謙遜地一笑，用帶著濃重口音的英語說「Sit down，please（請坐）」。「我就記得這句了，」他坦白地承認，改口說中文了。
劉老闆胸膛寬厚，平頭黑髮，紅潤的圓臉，扁平的鼻子。「我是個爽快人兒，」他邊說邊伸出粗粗的胳膊拉了拉用皮帶紮在黑褲子裡的T恤，「我每天就穿這樣的衣服，除非要開會。」
兩個服務員端著盤子過來，盤子裡裝著剝好皮的香蕉，切好的西瓜和草莓。「都是咱們這兒種的，」劉老闆說著點燃一支煙。他抽的是金紅塔山，比普通的紅塔山更貴些，但比熊貓煙便宜。這些都是老闆們愛抽的牌子，不算奢侈，但也沒那麼廉價。我委婉謝絕了他遞過來的煙。
「哦，對，我經常看見你跑步。」他擺擺雙臂做出跑步動作。「我也喜歡跑步。我想跟你聊聊在這兒組織一個比賽，比如馬拉松啥的。」
「這裡很適合跑步：地勢平坦，車也不多，還有地方買水。應該在終點那兒修個酒店或再開發個溫泉。」
劉老闆笑了。「是啊，我們聊聊吧。我管宣傳這塊兒。那天張藝謀還來幫我們拍廣告呢。」他說的這位是中國最著名的電影導演，是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開幕式的總策劃。
「他是我的好朋友。要是你倆見面就好了。下次吧。」
我點點頭，想起東北人愛吹牛是全國聞名的。劉老闆又說起一位著名歌星：「去年他來過這兒，我和他一起唱了歌呢。」
我想起三姨讓我假裝要收購東福米業，好瞭解公司的真相。但劉老闆看上去相當精明，這麼個謊應該騙不了他。他說我什麼事都可以問，還叫我哥們兒，跟我稱兄道弟。
「是不是大夥兒都得搬出來，住到樓房裡去？」
「目前，中央政府想解決的問題，」劉老闆突然打起了官腔，「是農民如何開創第二收入。我們嘗試過生產隊的農業模式。效果沒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好，就是1984年開始的模式。實際上1983年，咱們荒地就率先改革了。我是1972年出生的，還記得那個時候。」
我說我倆是同年生的。
「兄弟！」他慇勤地笑著，把那盤甜甜的西瓜往我面前推。
「多吃點兒，管夠。」
「那個制度效果要好得多。每家每戶種自己的地，養活自己。當時我們家第一次一年掙了一萬元，感覺很富足。並不是說很有錢，但至少穩定。現在當然不夠了。你要供孩子讀書上學，還要買車，日常開銷也很大。大家想要多掙一份兒錢啊。在這兒，我們每年種地的時間還不到半年。第二個問題：以後誰來種地？我們這個歲數的人都不想下地了。大家想住城裡，盡量多掙錢。沒人想讓他們的孩子種地。這是個很緊迫的問題。」
劉老闆把香煙從嘴裡抽出來，塞了片西瓜進去。他一口咬下西瓜瓤，豐富的汁水在舌尖上啪啪直響。「咱們公司——你知道是怎麼成立的對吧？現在這個品牌下面有十一家企業。一開始是個鄉鎮企業，村裡的黨支部書記也和大家一起辦公司。」
「就是你哥哥，公司的創立者之一。」
劉老闆點點頭。「我們的目標是帶領荒地致富。」
「是不是大夥兒都得搬出來，住到樓房裡去？」我重複了一遍之前的問題。「還是說他們可以選擇自己的去留？」
劉老闆又點燃了一支煙。「我們形成了一種全面機械化的集約化農業，」他說。我轉向劉博士，讓她給翻譯翻譯。
「就是要減少勞力。」
「我們說的是解放勞動力，」劉老闆趕快糾正，「這是中國農業的大方向。我們是首批試點之一。所以國家領導才來視察：來看看我們的模式，鼓勵鼓勵。集約化農業，日常開支少些，成本就少了。中央政府也會給一些補助：我們買了設備，每年向每戶按一埫地（十畝）一萬三的價格來租。政府另外付兩千五。簽三年合同就能享受這個級別的補助。他們可以去幹別的，這樣就會有第二收入。」
劉老闆看我微張嘴唇，又要提剛才那個問題了。
「中央政府很欣賞我們的這種模式，」他繼續說道，「因為集約化種糧在安全上比較好管理，種植也比較高效。農民們可以不再種地，他們的下一代可以找其他工作，為國家的經濟增長作貢獻。風險就從農民和村政府那兒轉到了公司肩膀上，我們投了資，要有回報啊。」
我又張了張嘴。
「我會回答你的問題，」他說，「改善農民的生活環境也是我們的目標。要是他們不種地，幹嗎還要住在地裡？他們可以住進高樓，有中央供水和供暖系統。你看了我們在修的新樓房沒有？那些就是給農民住的。前農民。是，很多人還沒做好思想準備，不想搬進去。我們的職責就是減輕他們的擔憂，繼續促進村裡的發展，好讓他們願意搬家，因為他們總會發現，住進去之後，他們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都會提高。比如說在老年活動中心就可以看醫生。他們不用擔心沒人幫忙，隨時都有人來幫忙。」
「很多人喜歡有個院子，自己種菜自己吃，」我說。
「以後，他們就想買更好的菜了，」他回答，「這個西瓜好吃嗎？」他指著盤子問我：「比你10月份能吃到的任何西瓜都好吧？」
「是，但10月一般不吃西瓜——」
「現在可以了，」他打斷了我，「城裡人去沃爾瑪，一整年，啥水果蔬菜都能買到，都是從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來的。我們今天就能吃到菠蘿、蘋果和芒果。農民不應該像我們一樣享受到這些嗎？他們整個冬天通常只有大白菜吃。我就是吃大白菜長大的，現在那樣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就像我爸媽那一茬兒也不用再吃高粱和窩窩頭了。」窩窩頭是一種口感粗糙的玉米蛋糕。
劉老闆越說越激動，我感謝他說話這麼坦率。中國的開發商很少會坦白具體計劃。我問五年後的荒地會是什麼樣子。桌子對面的劉老闆往前傾著身子，雙腳互相摩擦著，很急切地想要回答。
「五年後你就認不出這個地方了。你是老師，我們就先說孩子。他們上學的問題會怎麼解決？昨天我和吉林北華大學的校長簽了個協議。他們會把大學附屬的小學和中學都搬到這兒來，咱們會修個新校園。我們就這麼來填補城鄉差距。現在的農民都想讓孩子去城裡上學，所以他們就搬到城裡去，村裡人口少了，全是老年人。等你還沒明白過來，這村兒就完了。全中國都有這種現象。」
從2000年到現在，中國有四分之一的鄉村成了只有老人和留守兒童的「空巢」。中國設立了2020年達到60％城市化的目標，要增加一億城市人口。但遷移到城市，並不意味著生活水平能立即提高。政府預測，到2020年，全國只有45％的人能擁有城市戶口，享受學校、醫院等相應的社會服務。
相比之下，劉老闆的主意更好。「我們把城市搬到這裡來，」他說，「咱們修個現代的校園，請在城裡教過書的老師。要是學生考進了全國重點大學，就去讀。如果沒有，就保證他們能進城裡的北華大學。北華大學的外語系和中醫專業都不錯。這兩個學位找工作都還是有優勢的。」
「我還在想其他辦法促進人口增長，把大家留在村裡。這在今天的中國可是個大問題。城裡全是農民工，國家政府想讓城市化從農村開始。『不要進城，要自己建城。』咱們這兒就是這麼做的。首先，我們可以把這片村兒全都連成一片，增加點人口。估計十五年內就能有三萬人，現在荒地才兩千人，孤店子也只有幾千人。人口多一點，就可以吸引投資，因為勞動力更多了。國家政府也會幫助我們，解決基礎設施上的花費。」
「城市的房地產市場已經飽和了，現在城裡人都不知道把錢投到哪兒，因為你可以買的房產數量是有限制的。還有，城裡人週末的時候都想跑到鄉下來放鬆放鬆。順著這個思路，下一步我們應該在這裡發展房地產。我們可以學學歐洲，修個度假村。那就需要再有個超市。這個我已經做好規劃了。還有體育館、劇院。」
「聽起來就是個城市啊，」我看到劉老闆不住地點頭，「如果這裡和城裡人工作的地方一模一樣，幹嗎還要在這兒買房子度假？」
「有一片湖，」劉老闆回答，「我們要修個很大的人工湖。另外，還有一座山。我們這邊沒有山，對吧？完全是平的。」
「那邊的小山風景很好，你有去過嗎——」
「所以我們在造假山，」劉老闆滔滔不絕，「夏天湖上可以划船；冬天人們可以在山上滑雪。我們會站在農業旅遊的最前沿。」
我對劉老闆說，這樣的規劃很糟糕。和可再生沾不上邊，也不是可持續發展。中國這麼大，消費者想去哪兒就去哪兒，而且有越來越多的人跑到國外去。有句話我憋著沒說，他就像個小男孩，在沙盒裡玩著自己信以為真的東西，構建著一個叫做大米之鄉的神奇世界。
「你錯了，」劉老闆笑著說，「我告訴你，我剛從香港回來，在那兒找到一個投資者，他的公司願意給整個計劃投錢。我們負責提供土地，從政府那兒申請許可。這裡會正式變成一個開發區。」
這樣一來，政府就會撥款修建新的道路。「我們希望能修一條通到吉林市的高速公路，只需要二十分鐘就能進城，不像現在要花一個小時，」劉老闆說，「我希望有一條八車道的大路，什麼都不缺。還有那個老機場？可以建一個物流基地，空運海鮮過來。然後把鮮花空運出去。我已經簽了個協議，定了種花的溫室。這兒沒人種鮮花，都是從南方運過來的。我們會成為這個領域的頭一份兒。」
我無言以對。
「我聽說你也是從美國的農村來的？」
「是的，明尼蘇達的一個小鎮。在密西西比河附近。很冷，跟這裡一樣。」
「你們鎮現在啥樣？像荒地一樣。」
我不得不承認，和劉老闆夢想的樣子很接近。
我童年的家鄉充斥著高速公路的噪音。我妹妹現在還住在那裡。周圍的田野上生長的，只有購物中心和大廈豪宅。在明尼阿波利斯上班的白領們都喜歡到這郊外的小鎮來住。鎮上有個很大的高中，有點像個大學校園。周圍有幾片湖泊。但為數不多的農場基本上只種溫室鮮花。
劉老闆一笑，好像在說：「我不是早說了嗎。」
「我們可以成為友好城市，」我建議。
「為了我們的友誼，」劉老闆相當欣賞這個想法。
「我不想只是自己富起來，」他突然冒了一句，「我希望我長大的地方，所有的人一起分享財富。這就是我接下來的計劃。讓我的農民們過上和我一樣的生活。有人在寫一個電視劇，關於我的。拍攝播出是板上釘釘了。大家都會看的，大家就愛看這種奮鬥成功的故事。」
「你剛才說『我的農民們』。」
他沒理會我，繼續說：「等我們把宏觀的東西完成了，就專門給農民建兩百棟溫泉別墅。這樣人人都能來享受溫泉了。」
「和這個溫泉區是分開的。」
「對。農民來這兒老覺得不得勁。我們還要為村裡修個大食堂。再過兩三年，我們就可以一起過年了，就像過去一樣。」
「在人民公社。」
「現在，我們計劃搞個春節晚會。我會邀請最好的唱歌的和跳舞的，到這兒來給咱們表演。」
我的腦子被自相矛盾的話搞得混亂不堪。農民們會變成城裡人，但還是像農村那樣慶祝新年，待在屬於他們這邊的溫泉區。貨運機場和高速公路。電視劇。說不定就叫《我的農民與我》。「我們約個時間再談談吧，」劉老闆說，「真的很想和你聊聊美國是怎麼種地的，那裡的農業最重要的特色什麼的。」
我腦子裡湧現出政府撥款和大型農業公司。但說出口的，卻是我那當律師的妻子不斷向我灌輸的：享有正當程序的權利甚至比《農業法案》還要重要。
「美國農民的地都是自己的，在這兒，地都是集體的，」劉老闆說，那語氣就像他就是集體。
就別想搬進樓房的事了，我心想。還在為花兒擔心的三姨，根本不知道會面臨什麼樣的變化。
「萬一村民們不喜歡你的計劃呢？」
「我會耐心解釋啊，說我在幫他們。我會讓他們和他們的下一代生活得更好。一定要搞清楚，這是全國的趨勢。擋不住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把發展農村作為他們這一屆政府的頭等大事。機械化農業就是其中一個方法。農業旅遊也是。我們兩手都在抓。我要去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出差學習，看看他們是怎麼做的。我知道他們的模式和咱們想搞的很像。」
我突然意識到，整個談話期間，劉老闆壓根兒沒提到大米這個詞。他出生在荒地最貧窮的家庭，卻在二十二中取得了優異的成績（關老師曾經也教過他），參加中考進了重點高中，接著考進清華大學，中國最好的理工科大學。在那兒讀的中文系。
他說，大米是農學家劉博士的專業範疇。她負責田里的事，而他要拉生意，促進公司成長。劉博士微笑著點點頭。自從劉老闆坐下，她基本上沒說話。
「我們不能放棄的，就是這個區域的『農業特性』，」他繼續道，「這是簽發許可的省政府一再強調的。我們可以開發土地，但不能造成耕地減少。所以我們無論建了什麼東西，都要種糧食來彌補。比如，我們用樓房來代替平房，然後在原來的地方種地。總有一天人人都想搬到樓房裡去。」
劉老闆用這句話回答了我的問題，三姨和三舅是不是非得搬家呢？總有一天。
劉老闆說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個委員聽說了東福米業的成功模式，派了個調查小組來視察。之後他寫了一封表揚信，說要是公司的工作「持續順利進行」（劉老闆覺得持續順利進行的意思就是糧食高產出，食品安全，收入增加，不出亂子），他們的商業模式就可以在全國推廣。他還告訴劉老闆，下一次的全國農業年度論壇就在荒地舉行，就在溫泉那兒。
「我們需要修個大一點的會議廳，」劉老闆告訴我。
村裡有的磚牆上還有1960年代刷上去的口號，已經褪了色，農業學大寨。大寨是那時候的模範公社。我說，以後全中國的口號可能都要換，換成「農業學荒地」。
「事實上，」劉老闆說，「我想把咱村兒的名字改一下。」
「荒地是個很棒的名字，」我說，「你們在紅旗路上修的那個新石碑說歷史要追溯到清朝了，1722年，比美國建國還早。」
「我有個更好的主意，」劉老闆說。他有些戲劇化地頓了頓後宣佈：「村名改成東福，和咱們公司一樣。」
[1]嗩吶的一種，屬於中國民族樂器中的管樂器，用於吹奏地方戲曲，卡戲，模仿動物叫聲，和嗩吶不同的是，吶子沒有笛孔，靠氣息控制音高。——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