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的荒地綠意深濃。稻子長高了，幾乎快到我的臀部。越來越高的草垛都快遮住田里的水了。沿著紅旗路一路走，感覺像穿過長毛絨毯子，裡面藏著好多青蛙，興奮的呱呱聲從稻田的四面八方傳來。
節氣正值立秋，三舅說，這是稻農們壓力最大的時候。還有三十天就得收稻了，他走在自己的田里，看有沒有那種鑽石形狀的黃色病變斑，是稻瘟病引起的。從前，這是最致命的農作物病菌，一旦染上，一整株性命難保。「一直很讓人頭疼，」三舅說，「但是生長季到四分之三的時候，總是會出現。」
他仔細檢查著每一株稻子。毛茸茸的外皮不斷破碎，像打濕的粉筆一碰就裂。「還有一個月，」他說。他把灌溉渠里長的野草扯掉，解釋說很快他就會抽走點水，好讓稻子的根部更有力。「現在白天天氣熱，晚上天冷。等白天也涼快兒了，就能收了。」
我注意到他從沒說過什麼「老天爺保佑」的話。
「迷信沒嘛用，」他說，「幹活才行啊。」
但每天，他家裡供的神農像前，都會擺上新鮮的水果。雕像光著頭，留著長長的鬍子，代表著中國農業的始祖。
「那不是迷信，」三舅嚴肅地說，「那是傳統。」
關先生和我住的家裡什麼神像都沒有。沒有掛鐘、鬧鐘、電視或收音機。這是我住過的最安靜的地方：我的手機鈴聲經常會把自己嚇一跳，我大喊起來的時候，關先生總覺得很好笑。於是我就把手機設置成靜音了。
我每天跑步的來回總長延長到十六公里，十九公里，最終達到二十二公里。和一路上的村落相比，荒地顯得很有生氣也很規整。上次官員視察後，留下了外牆刷成金黃色的房子，拓寬的紅旗路上乾淨的水泥路面以及太陽能發電的街燈。這種街燈在這一片還是頭一次安裝，人們說這是好東西，但其實村民們日落之後都不怎麼出來了。因為日落而息，他們要待在家裡，吃晚飯，看電視，然後上床睡覺。三姨看了一眼每個燈桿上裝飾的紅藍色旗布。上面宣傳著大荒地米和神農溫泉。
「這條路是東福米業出的錢，現在變成他們的廣告牌兒了，」她說，「應該寫限速多少多少公里啊，我們真正需要的是這個啊。」這話說得在理。改建後的紅旗路看上去就像個跑道。汽車在上面飛馳而過，好像下一秒就要起飛似的。這對騎自行車的人和步行的人都不安全，我也被迫把跑步路線改到北邊一點的土路上了。
有人在幾根燈桿上塗寫了一些讚頌法輪功的話。1999年，政府宣佈法輪功是邪教，徹底取締了該組織。然而在荒地，仍有人用油漆大字宣稱其「好」。這是我在村裡唯一見過的塗鴉，很快又出現在其他燈桿上。高鐵軌道上方凌空架起一座新橋，在通往橋上的階梯上也噴著這些塗鴉。
燈桿上還貼著一張通知：東福米業在招聘二十五歲到四十五歲的男性，去大米拋光車間工作，主要負責裝卸稻米，操作機器。關先生得到了這份工作，每天8點開始輪班。他很高興，因為上班前還可以去釣魚。他說，這樣就有兩份收入了。東福米業好。
拓寬紅旗路的時候，路邊的水曲柳都被砍掉了。公司又種上了樹苗。雖然新的路基和三姨家的距離變窄了，她還是滿意地看到，又有地方可以重新種虞美人了。「我9月份播種，」她說，「春天就發芽了。虞美人很好養活。它們都是自己傳播種子的，所以幾小袋種子就能種滿整條路了。我會種點兒粉的，再種點兒橙的。」她指著房子黃色的牆前的那塊區域，說種下的花兒就會在這裡開放。我懷疑除了詩人濟慈（「穿過虞美人搖曳花莖的微風，如此柔和平靜地走進我的靈魂中」），再也沒有誰像三姨這麼熱愛和重視虞美人了。「老漂亮啦，優雅得很，不像向日葵，」三姨做了個鬼臉，「向日葵是用來產葵瓜子的。虞美人麼就是花嘛。」
「可以產鴉片啊。」[1]
「胡說！那是犯法的！林則徐虎門銷煙，把鴉片都扔水裡了。」我們又像通常對話時那樣，這次是回到兩百多年前，在那個遙遠的南方碼頭的一起歷史事件。每次一搭上三姨的「思維列車」，我就覺得時間旅行簡直是身臨其境。在遊歷第一次鴉片戰爭一圈之後，我們回到荒地。「看著這些虞美人，你就忍不住微笑。這樣的花兒可不多。」她邊說邊看著那大片大片的稻田，暢通無阻地延伸到遠處樹林茂密的山腳下。她不認同我的品味，說這不是風景。「是糧食。」
我在家門前的車道往右轉，走了十五分鐘，穿過大片稻田和東福米業新的大米拋光車間。倉庫的外牆是金屬做的，面對著一個大廣告牌，廣告牌上是一排排整齊的樓房，以及一排大字：人人一條心，建設新鄉村。起重臂和幾十個農民工也參與其中。我經過他們的臨時工棚，往右轉，沿著一條窄窄的小徑向下跑，我記得大陸的盡頭是一片水田。沿路全是一排排藍色錫板，就是那種圍在建築工地外面的，完全遮蓋了那些被荒棄的泥牆小屋。和城市裡的建築不一樣，農村裡沒有什麼房子會因為歷史悠久而升值。工具生銹，野草瘋長，路面下陷，屋頂垮塌。大自然，總是贏家。
一條小河裡堆滿了垃圾，散發著惡臭，河上有一座單車道的橋，上面豎著另一塊廣告牌：奉士河清淤工程。旁邊的效果圖顯示，河兩邊的人行道拓寬了，種了柳樹，十分愜意。我看看牌子兩邊，還是臭烘烘的枯河。回到牌子上，只見清澈見底的河水。牌子兩邊：糞便垃圾堆在一塊；再回到牌子上：河面盛開著美麗的蓮花。啊，我又進行了一次時間旅行。
公寓樓已經粗具規模。四層的樓房，沒有電梯，外牆上刷著鋼鐵灰的新漆。但車道沒有修好，泥濘一片。樓裡也還沒有通電。樓房看上去還不錯，可以和吉林市甚至是北京的新樓相比。牆上貼著一張通知，說這是第一期，東福米業花了近一千五百萬元，修了六百套公寓，希望廣大村民踴躍入住。
但是和荒地典型的農舍相比，公寓就顯得有點擁擠。從窄窄的窗戶看出去，沒有延伸至山腳的田野，只能和其他的公寓樓面面相覷。鄉下的房子一般朝南的那堵牆都會開大窗戶。然而，公寓樓的天花板低矮，光線昏暗。承重牆把本來就不寬裕的空間分隔成更小的房間，不像在農舍，大大的房間，生活起居都在炕上。公寓裡沒有炕，只有中央供暖。
樓梯也是大問題。就連底樓的公寓也得上幾級台階才能進。老人會不方便，特別是冬天。另外，住這麼高，他們再也沒法接地氣了。
在建的有一個老年活動中心，還有一個停車場和健身場地。這個開發項目背後是東福米業第一個住房修建工程。那是一排平房，仿照了傳統的農舍設計，有院子和曬稻穀的地方。村長說要把他的房子租給我時，我一時間有點難以接受，覺得就是個沒有靈魂和生氣的水泥塊。但和新的公寓相比，算是實用親切的了。
關先生聽了我的實地考察說：「我喜歡新房子。盼著搬進去啊。」他已經簽了協議。「為什麼你會覺得這房子這麼破？」他問。「因為我不會再花錢裝修了，他們要拆了種地的。」
「什麼時候？」
「他們會說的。」他看見我的臉色一下黯淡下來，補了句，「別擔心。要是你的租約還沒到期就得搬走，你可以跟我一起住樓房呢。」
他們家也同意把原來的土地承包給東福米業，選擇每年拿租金。關先生是東福米業的全力支持者：東福米業種他的地，用公寓來換他的農舍，讓他在拋光車間工作並付他薪水。他給我展示過自己的工服：紅色的帆布外套，左胸上繡著公司的名字。很快，這種衣服就要在荒地無處不在了，就像當年藍色的毛式中山裝風行中國一樣。現在，只有三舅那一輩還在穿。
「很快你就會去溫泉度週末了，」我打趣關先生。
「我×！」他爆了句粗口。「那地兒我從來沒去過。那是有錢人去的。」
「一開始大家都那麼說。但是一旦去了，就會上癮哦。」
關先生說，比溫泉更能讓道德腐壞的，是街角那家店裡每晚的麻將活動。要釣魚，就得早點睡覺，沒法去搓麻將。但是第二天能聽到輸贏的情況。「特別容易上癮，」他說，「不僅僅是想贏，還想打敗那種你特別看不順眼的人。」
看不順眼的原因，可能是錢、家庭關係、工作矛盾或是其他各種各樣的糾紛，要麼就是聽誰說了上述謠言，或是傳了不該傳的話。村裡沒有秘密。「我妹妹現在就不愛到這兒來，」他說，「誰看不出來啊？大家都在議論她。她沒結婚，搬到城裡去了，她原來的房間裡住著個外國人。」我哈哈大笑，他看著我，又說：「你可千萬別跟別人說你給我們的房租多少，行嗎？我們跟他們說是幫你的忙，因為你親戚也是咱村裡人，但他們沒有多餘的房子給你住，而且你在學校免費教書。別人不知道我們還收你的房租。要是知道了，唾沫星子可得把我們淹死。」
他說，對他而言，就算村民們覺得我和他妹妹「有一腿」，也比知道我是個租客來得更好。
「他們會這麼說？」
「不不不，」他條件反射般地否認，「只是可能。」他很快把話題轉移到釣魚上。
那個週末，行駛在荒地的卡車又在天亮前把我吵醒了。沒電了。「他們在修紅旗路，」關先生解釋說。
「不是剛修過嗎。」
「可能要再拓寬一點吧。」
我趕上了前往吉林市的早班公交車，排隊買了票，登上開往機場的高鐵，去趕飛機。我要飛到弗朗西斯身邊去。這是個衝動的決定。我需要找個人說說話，我需要永遠充滿前進的勢頭，一路進行有中國特色的「擁擠障礙賽」：往前擠，擠到隊伍前邊兒去！別留空位，補上去！別往那邊兒看！我終於離開售票處，過了安檢，上電梯，走舷梯，進了飛機。飛機起飛，我看著窗外，尋找荒地村，但從這麼遠的地方看，所有的村莊都一模一樣。
接下來的那一周，三姨在紅旗路上大發雷霆。
「你看看，你看看，你在香港的時候，東福都幹了些啥！我本來想在那兒種花兒的！」她滿臉憤怒和輕蔑地指著一溜綠色的草皮。一縷灰白的頭髮從她的氈帽下跑了出來，垂在她曬黑的臉頰邊。「現在我得等到這些草都死了。或者乾脆直接挖起來，種我的花得了。他們肯定得知道是我幹的。但這是村裡的地啊，不是他們的地！你看看，你看看！」
我們盯著荒地村的第一塊草坪，默默無語。
這是一場典型的中國式對話，三姨先詢問了我去看弗朗西斯的情況。「她懷上了嗎？還沒呢？」接著才說出壞消息，「呃，三舅中風了。」
不是很嚴重，她說，現在他在家休息。「別去打擾他，」三姨建議，「他很不高興的。很少生病嘛，別說這麼重的病了。明天早上他要去診所打吊瓶。你去那兒陪他坐坐。」
早上6點，我跑了將近兩公里到三舅家，結果發現他騎自行車去診所了。我又跑去診所。年輕的護士穿著洗得白亮的護士服，問了我那些常規問題——美國人，屬鼠，身高一米八六——我一邊回答，一邊在走廊裡找著三舅。
他躺在一間病房裡，一共有四張病床，都躺著人，連著輸液管。天花板上一個吊扇，推著空氣阻力懶洋洋地轉動著，面對村裡街道的紗窗外，蒼蠅嗡嗡著想闖進來。卡車按著喇叭開了過來，揚起一陣塵土，飄進屋裡。生理鹽水的袋子空了，病人用盡力氣嘶吼著：「換藥！」
我問了聲好，拍了拍三舅的胳膊，他眼睛一亮。中國的家人之間是不習慣擁抱的，就算另一方經歷了中風。
「沒事兒，」三舅說，我問到底怎麼回事，「啥事兒沒有。」在田里檢查稻瘟的時候，他突然覺得不對勁兒。左手兩根手指麻了。「我本來希望只是抽筋，」他說。但還是繼續麻著，沒有感覺。他獨自走了近兩公里的路，來到診所。分診的護士瞭解這種症狀，找來醫生。一架救護車把他送到吉林市的一家醫院，做了CT掃瞄和進一步的檢查。看上去沒有什麼後遺症，但現在每週還是要來醫院三次，打個吊瓶。三舅不知道輸的什麼藥。「沒事沒事，」他連聲說著。
有個手上纏著繃帶，脖子上掛著白紗布的男人問我去哪兒了。另一個男人把吊瓶舉到自己縫著針的眉毛那兒看了看，吼道：「換藥！」穿著筆挺白護士服的護士走進來說：「美國人看咱們診所，是不是覺得老寒酸啊。」我很真誠地說，診所看起來設備齊全，員工都很負責，而且是個農民也看得起病的地方。但沒人相信我說的是真心話。
我在想，三舅的醫藥費是多少；一屋子的人，我怎麼才能讓他知道，別擔心錢的事兒呢？
在中國，付錢不是一筆財務上的轉賬那麼簡單。就算在餐館吃飯，付賬的時候雙方甚至多方也可能在飯桌上大爭大搶，高潮是某人一把奪過賬單，搶先衝到櫃檯，扔下錢就走。付錢，是尊重對方的表現，也是在「人情銀行」裡存上一筆，以此搞好互相間的關係。作為一個老外，我在這個銀行裡是沒法開戶存錢的。這間房裡的每個人和三舅都認識了大半輩子。他和他們一起走過生命中六十年的歲月。我們通過婚姻成了家人，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只是個外人。
我在前台詢問了醫藥費，回答說已經付清了。那天吃午飯的時候，三舅的表親，在村裡開餃子店的，向我轉述，三舅取消了我們每週一次的晚飯。「他讓我告訴你，不太方便。」
「我跟他說過了，不用做飯。我去他最喜歡的韓國烤肉店買了外賣帶給他。」
「不方便。」
為什麼？跟錢有關嗎，或是面子，還是我開了什麼玩笑，或是診所的人嚼了什麼舌頭？我有點兒懵圈兒。心想，三舅還不如像平時那樣叫我一聲傻瓜，直截了當地說出我錯在哪兒了。
我很小心地對三姨說起這件事。她咯咯一聲：「大夥兒都叫三舅『鰍子』，心思啊特別難捉摸，一直都這樣。他這外號起了幾十年了。」
我以前從來沒聽過。
「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咋了，」她說，「你就去吃晚飯嘛，假裝啥事兒沒有。」
他下一次去打吊瓶的時候，我一直陪著他，對護士大拍馬屁，逗病房裡的人笑。然後按照三姨的指示，按時去吃晚飯，提著桃子、豬肉、堅果和菊花茶。什麼解釋也沒有，但那晚和我共進晚餐的三舅精神矍鑠，親切慈愛，咂巴著嘴，用力嚼著爆炒蒜薹肉。孩子們跑進跑出，門不斷關上打開。京巴狗用力叫著，想盡一切辦法吸引主人的關注。
快到9月中旬，紅旗路上日影漸長，山腳下的草漸漸乾枯，變成沙子一樣的棕色。稻田一片金黃。荒地村小學的孩子們課間外出活動時都穿上了外套，黑板上的內容提醒大家，注意白露霜降帶來的寒潮；預防手足口病。很快，黑板上就應該出現說，冬天氣溫變化最大，要大家保暖了。
我終於刮了鬍子，這是入夏到入秋後的第一次。這樣孩子們就不會跑到老師毛茸茸的臉上來摸一摸，扯一扯。我經過岔路口街角的商店，店主向我問了聲好，然後說：「之前有個利比亞人，大黑鬍子，也擱這兒走來走去的。」
我當然不信了，還有個外國人？北非來的？怎麼可能來荒地呢？「姨，是我。我那會兒沒刮鬍子，現在刮了。」
這位姨瞇縫著眼睛，仔細瞅了瞅我，說：「真的嗎，梅老師？那人比你可好看多了。」
我跑步的長度從二十二公里增加到二十六公里再到二十九公里。我沿著松花江，越跑越北，山腳下的樹蔭草地似乎日漸蕭條。一路上能遇到正在乾枯的玉米稈和因為葵瓜子太重而垂頭喪氣的向日葵。秋天真的到了，卻好像是荒地第二春：天空碧藍如洗，蚱蜢上躥下跳，蟋蟀器樂和鳴，而我腳下生風，一路經過盛開的野花，輕盈的蒲公英。田野裡的顏色還是那麼和諧：綠色的莖稈，金黃的稻穗。田里的水被抽了以後，泥地逐漸乾涸，青蛙在上面曬著太陽，夏天吃了一整季的大蟲子，個個肥不溜秋的。
關先生十幾歲的侄女說我看上去「身體不好」，在鄉下，意思是「你瘦了」。她開始每晚都把家裡的剩菜拿不銹鋼碗裝著送來，米飯、豆腐和土豆堆得高高的，讓我覺得自己是只備受關愛的寵物。關先生用膠帶補了補炕上的裂縫，然後加柴火燒暖。我把秸稈塞進下面的煙口，舒舒服服蜷在炕上，肚子那兒好暖和。我很快就像條滿足的狗一樣，睡著了。
身上現金不多了，我走到十字路口，到農業銀行的自動櫃員機上取錢。我做和平隊志願者的那個年代，必須要填好幾張表，在銀行櫃檯前排隊，近乎低聲下氣地求櫃員把賬戶裡的錢取給我。好幾次銀行都讓我第二天再來，因為當天沒現金了。現在，取錢是分分鐘的事：荒地的機器直接出人民幣，這還是會讓我感覺好像找到一個直通金錢的「任意門」，遠在一萬三千多公里以外的銀行裡的錢，這樣就到手了？
荒地銀行的經理姓王。矮個子，胖胖的，總是滿臉堆笑。不過三姨說他那是苦笑，婚姻一點兒也不幸福。我問她是怎麼知道的，她說：「人人都知道，俺們啥都知道。」
王先生說，最近銀行搞了個試點項目，把錢借給農民，可以買好一點的農具，或者搞點副業。「問題是他們沒有抵押品，」他對我說，「他們沒法用分到的地來抵押。我們允許他們用房子做抵押，但值不了幾個錢。貸款也是很小額的。說真的，要是一個農民想買一群雞，弄個雞籠啥的，肯定不會跑來找我，花一個小時填表，借三百塊錢吧。他隨便找個親朋好友借就得了。這個村兒最需要的，是更多的打穀機。一台就要兩萬。是這裡房子均價的兩倍了。」
過去一周，三姨夫一直在催促我買一批收割機。「你可以搞個日租，」他說，「生意肯定老好了。現在大夥兒都在等著這機器呢。我這兒還有張名單。」
「但是過了這個季節，機器就需要儲存起來，還得維護。」
他仔細考慮了下我的話。「想想也是哈，」他說，「反正馬上收割都是由東福來做了。」
公司又把紅旗路口那個牌坊修了起來。新的廣告牌上，宣佈荒地是一個「生態農業示範區」。三舅講不清到底什麼意思，關先生和其他我詢問的農民也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他們甚至都沒好好看看那幾個字。接著我想起了劉博士，東福米業的農學家，她跟我說過，公司的地一開始叫「科技試驗基地」，因為2000年那會兒政府喜歡這些字眼兒。現在用詞變了，公司的眼界明顯更上了一層樓。
東福的工人們穿著清一色的紅色外套，拿著專用的鐮刀在成熟的稻田里仔細尋找，挑選明年可用的稻種。稻子已經長到他們的腰上面，遠遠望去，就像暢遊在一片金色的海洋中。
壓力不小，中秋節之前要完成收割。中秋節大家都會坐在一起吃團圓飯，所以對新鮮大米的需求也達到了全年的頂峰。整個荒地的農民都忙碌地收稻子、打穀子。固執的三舅因為家人實在擔心自己的健康，還是屈服了，雇了兩個人。只用了一下午，他們就開著收割機，把他的地給收完了。
機器收割的缺點是，只要谷子被裝了起來，就需要乾燥，趕緊賣掉，免得發霉變爛。然而，人工收割的谷子，是連著莖稈割下來的，保存時間要長些，可以等谷價漲的時候再賣。但一直弓著腰收稻子，是人都受不了啊，還得舉一把胳膊長的大鐮刀。這工具倒是輕巧鋒利，但要一直在莖稈之間揮刀向前，還是很費力氣的，一邊猛地拉扯一把，一邊手起刀落。腰要彎得夠低，必須剛好割到根部上面一點點。
一拉一割之間，空氣中會揚起無數的谷糠，模糊人的視線，衣服上也蒙了一層粉，眼睛、嘴唇全沾上了。機器收割後的土地一片狼藉，人工收割後的秸稈卻一捆捆綁在一起，堆成一堆，黃澄澄的，像一隻跪著的獅子。荒地人的驕傲和自豪瀰漫在農田中，面對著逐漸西下的夕陽。
打穀之後，大米就攤在水泥路上曬乾，小路大路都行，但紅旗路上不行，溫泉的停車場不行，那裡停滿了遊客的車輛。關先生最後一次在自己屋前的車道上攤開從田里收來的米。明年，收這些米的就是東福了，他們會把米放進一個烘乾機，然後用日本造的機器進行拋光一類的加工。但現在，關先生還是很仔細地繞著這片金黃的稻穀，用耙子翻來翻去，那全神貫注旁若無人的神態，活像和尚在沙園中參禪。
9月末，一輛平板貨車運來一塊小轎車大小的粉色花崗石板，放在紅旗路口。現在，只要進入我們這個小村莊的司機，就能看到上面雕刻的紅色大字：荒地村。背面是小一些的字，漆成了綠色，開頭寫著：簡介。
石板上說，荒地是1722年康熙年間起源的，這位滿族皇帝還建起了吉林市的船廠。簡介上的下一個年份是一個世紀後，1823年，這裡修了一座廟，供奉著一位女菩薩，傳說每到新年便舉行宴飲，吸引東北平原上的子民們前來參加。
接下來的年份又躍進了一百年，來到1931年，日本人侵佔了這片區域。1946年到1947年，國民黨接管了這裡，1948年，共產黨執政，1956年，荒地建村。
我以為故事到這句熟悉的話就結束了。但下面又列出了三個年份。我跪在黏糊糊的新草坪上去看，1958年，荒地成為九台人民公社的一部分。1962年，改名為荒地營。
我現在五體投地，低著頭，偏到一邊去看最後一個年份：1984年，荒地營又改名為荒地村。
和村裡的田地一樣，荒地的歷史在季節和歲月中流轉，週而復始，回到起點。
[1]虞美人在花形上和罌粟花十分相近。——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