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農業現代化的進程，城市生活也發生了變化。在東北，後者的開端是1990年代，效益不好的國有企業紛紛倒閉。荒地西南約四百公里的瀋陽，曾經是中國工業的佼佼者，大家都端著「鐵飯碗」，住宅有保障，醫療很方便，孩子上學更是不用發愁。這裡曾經有上千家工廠，生產的商品從床墊彈簧到飛機，無所不包。工人們住在國家統一的住宅區，稱為工人村。三層的公寓樓，不帶電梯，樓前是綠柳掩映的道路，很多名字裡都帶個「工」字，比如贊工街、強工街、重工街、衛工街。
我還依稀記得21世紀伊始這些地方的沒落。落錘破碎機重重地摧毀公寓樓，失業的工人們四處找工作，手裡舉著牌子列出自己的技能。過去作為交誼廳的工人文化宮被下崗婦女們佔據了。其中一個捏捏我的屁股說：「嘿，老毛子！」
「我不是俄國人。」
「你別蒙我了，」她回答，「跟我就說實話唄。跳舞吧。」
她打開通往舞廳的門，裡面的音響正放著中音薩克斯吹奏的曲子。這間舞廳沒有窗戶，黑燈瞎火，我只能從女人頭上的發膠味感覺她的存在。「三支舞，十塊錢，」她說，「你的手想放在哪兒都行。」
我們沒跳舞，在大廳坐了下來，還有六個她的「同事」。這裡有一溜公交車站常見的那種橙色塑料椅子。工廠關門了，白天她要去酒店打掃房間。「我有個六歲的兒子。我家那口子也下崗了。所以我們很缺錢。每天晚上我都來跳舞。是區政府組織的。每個顧客進來都要付給他們五元錢。相當於買票嘛。我們掙多掙少都歸自己。有總比沒有好。一分一厘都有用呢。」
「我干了半年了，但不適合我，」一個女人說。
另一個問道：「現在我還能上哪兒掙錢去？工作沒了，沒地方去啦。」
「農民為啥還想跑到城裡來？」又一個女人開口了，「跟我們比他們太輕鬆啦。真希望我也有地，永遠都能賺錢。」
雖然環境昏暗嘈雜，女人們卻開朗快活，說起過去生活有多好，一起大笑，用東北腔互相調笑著：「說啥？」她們都有小孩，在跟我解釋鐵飯碗丟了的時候，語言簡單直白，像是在給孩子講故事：「壞人」把她們的工作搶走了，總有一天，他們會因為「撒謊」而受到懲罰。
沒做成舞伴的那個女人把我領到樓上，那兒是工人文化宮的計算機培訓教室，也是漆黑一片。隔壁是美容教室，三個女人，頭上箍著發卷，在化妝箱裡翻翻找找。英語學校的門前有張桌子，坐著一個男人，他用中文問我幹什麼。我用英語回答。但他不耐煩地揮揮手，「我聽不懂」，他咕噥著。我轉過身，他在後面陰陽怪氣地喊：「ABCDEFG！」
跳舞的女人們很坦誠，說有時候不止是轉轉圈。「要是有男人問，我們就把電話號碼給他。不過大多數人還是來跳舞的，想跟別人接觸一下。他們也過得不容易。」那間黑乎乎的舞廳裡，每個人都面目模糊，在裡面不用看得太清楚，全憑感覺：一群下崗工人緊緊抓住對方，隨著沒有歌詞的曲子，轉圈，邁著舞步。
八年後一個8月末的工作日，我舊地重遊，發現大多數工廠都拆了，被豪華公寓樓所代替。但原來的街名沒改，所以，現在重工街、衛工街的人們，就住在名叫納帕名門和亞美利加之類的高層建築裡。
我走進過去的工人文化宮，一群穿戴體面的舞伴正在跳華爾茲，我顯然擾了他們的雅興。穿著制服的保安請我離開：「這裡是私人會所。有錢人才來得起。」
附近有一家星巴克，音響裡放著切特·貝克的歌。我坐在店裡，周圍是很有美國風的大地色系裝修，真不知道從哪裡能看出來我在中國的東北。答案在門口揭曉，我條件反射般地塞了很多紙巾到帽衫口袋裡。過去的公共廁所還在街那頭，到裡面肯定用得上。
工人文化宮變成了一個私人舞廳，過去少帥張學良的銀行則成了瀋陽金融博物館，講述著「錢的故事」。一個展廳裡有來自世界各國的紙幣——「厄立特裡亞人用的是納克法，」導遊背著稿子。小小的壁龕上立著財神像，很多人都跑來跪在前面的墊子上，叩頭祈求。最後一間展廳裡，很多中國遊客停下來看照片，旁邊是華爾街公牛雕塑的複製品。還有一尊比爾·蓋茨的蠟像，帶著微笑。「他就是活財神，」講解員對我說。
在城市的另一頭，日本人設計的廣場面對著原來的南滿鐵路賓館。就在這座廣場上，樹立著中國最著名的毛主席雕像，雕像對面是可口可樂與韓泰輪胎的霓虹燈廣告。這座偉岸逼真的塑像是「文革」高潮時落成的，毛主席的腳下是一個基座，基座周圍圍滿了昂首向前，揮舞著紅旗、扳手和步槍的無產階級，把佛像和含有帝制色彩的雕塑踩在腳下。大理石基座上貼滿了小廣告，工作中介，養老院之類的。「找工作嗎？」「你老了誰來照顧你？」一對中年夫妻，穿著洗得褪色的衣服，來到廣場。他們朝雕塑鞠躬，十指交疊，默默祈禱，然後再次鞠躬，在毛主席腳下放了一束花。夫婦倆告訴我，他們曾經住在工人村，現在是來祈求工作的。聖人般的毛主席雕像佇立著，一言不發。
工人村過去一共有一百五十七棟樓，現在只剩下七棟。這些老公寓樓看上去仍然挺吸引人的，特別是和周圍那些平淡無奇的高層比起來。水泥的拱門通向寬敞的樓道，堆滿了白菜；大大的窗戶外垂著粉色的天竺葵；樓與樓之間的小院裡種著土豆和豌豆，開著漂亮的小花；一根根桿子間牽著晾衣繩，大家都趁著陽光好，把毯子拿出來曬一曬。
其中一棟被改成社區的展覽館。這裡不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是個非常不錯的博物館，不是那種用冷冰冰的年月日和死亡人數把歷史掩埋，而是讓歷史鮮活起來。展覽的主題是工人村過去的輝煌。有四間按照那時候佈置的公寓，重現了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這裡的日常生活。你看，這裡是任先生的臥室。1952年他來到瀋陽，在3301廠工作。他的房子裡有旋轉式電話、氣爐、搪瓷臉盆、痰盂、椅套、縫紉機；這是工人村社會主義住房中比較高檔的一種。另外在當時的中國比較少見的是，這套公寓裡有電燈。
然而，今天，這裡停電了。我在黑暗中獨自在兩層的展覽館遊蕩，用手機屏幕照明。博物館每天開放四個小時，只有一個志願者守著，不收門票。志願者是個老太太，說這些老式的展品都是鄰居們搜集來的：砧板、衣帽架，還有北方孩子常玩的旮旯哈，用豬膝蓋上的骨頭做成小沙包。每間房牆上的老掛歷顯示了家庭娛樂活動的演變：黑白電視機（1969），大型手提式錄音機（1978），影碟機（1988）。
穀倉裡展示了糧票之類的配給券；學校的黑板上用白粉筆寫著英語的第一課，「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萬歲！）其他展廳的牆上刷著幾十年前的政治標語，從毛主席的訓誡「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到鄧小平說的「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手機屏幕的微光下，這些口號彷彿遠古時代的洞穴藝術。
和鐵飯碗這個概念一樣久遠的，是分配駐地和工作。三姨的丈夫就經歷過。「我從來沒當過農民，」我們坐在荒地的炕上，三姨夫對我說，「我是抗美援朝之後被分配到這兒來的。肯定不是我選的啊。我是南方人。但是參了軍嘛，派你去哪兒就得去哪兒。」
三姨夫出生於1934年，十六歲參加了解放軍。作為一名軍人，他是村裡唯一不覺得我跑步是浪費時間的。看到我經過紅旗路時，他會伸出雙臂拍拍手，過於寬大的迷彩外套袖口使勁晃著，為我加油鼓勁。
「我是……1957年分配到這來的——對，1957年。就住在飛機場的一個小木屋裡。飛機場是日本人用過的，但是跑道不行了，所以我們重建了一下。還有廚房窗戶那兒能看到的燃料庫，那時候還在用呢。我們有穀倉和燃料，剛打完仗，農民可能有這些就覺得安全了。可我是當兵的，知道這樣就把這兒變成了敵人的打擊目標。這邊，那時候全是一片荒地。有一些草啊泥巴啊糊起來的小棚屋，你丈母娘就是在那種屋子裡長大的，你媳婦兒也住過。沒有電，沒有水龍頭。」
1950年代，瀋陽的工人村慢慢成形，而荒地這樣的小村莊還是一副19世紀封建社會的樣子。那種弗朗西斯小時候住過的老房子現在還剩下一棟，被改成了庫房。泥巴和稻草糊的牆壁大塊大塊地剝落，看痕跡好像多年來一直有驢子在啃似的。沒有地板，全是土；內牆和地上被煤煙熏得黑不溜秋；用波浪形錫板搭起來的屋頂上，銹跡斑斑。在中國那些面貌一新的大城市，我經常遇到懷念老房子的人，但在鄉村，這樣的人一個也沒有。看看眼前這樣的棚屋，有什麼值得懷念的呢？
「我剛到這兒的時候，沒有稻田，」三姨夫繼續講著。「這一片兒全是高粱。我在部隊那會兒，吃了老多高粱。難吃死了。粉粉的，沒啥味道。不像大米有香味兒。」
他來的時候，荒地的稻田才剛剛開始。「那前兒還沒有紅旗路呢；這外邊兒啊全是種的大米。出去都是繞著田埂走。有時候腳下一滑，就跌到田里去了。我很不高興，我們住在田里，不是村裡。我也不喜歡冬天。其實現在還沒習慣呢。頭一年我手上和鼻子上都生了凍瘡。那前兒也是一直挨餓啊。這裡有野雞野兔，我就跑出來打野雞。那前兒年輕嘛，身體好，所以就派我去打。雞沒路可逃了，就把頭塞進雪裡。這樣就完事兒了。」
他停頓了一下，斜過身子看我的豆奶喝了多少。「我給你倒點兒熱水，」他慢慢起身，挪到窗邊的熱水瓶那兒。是那種老式的搪瓷熱水瓶，瓶塞拔出來的時候會發出令人滿足的蹦躂一聲，裊裊的熱氣飄散出來。
三姨夫講話慢悠悠的，聲音也很柔和。三姨出去買東西了，也沒人打斷他。他跟我講起第一次遇到美國人的經歷。
「我老家在長江以南，那個村叫梁山村。在南京的西南邊。老小了。但是1943年日本鬼子還是打過去了……也可能是1944年。不對，肯定是1943年。我那時候還小，鬼子把全村都燒光了。嗯，東北的鬼子要好些。不敢說他們就是好人，但是他們需要中國人給偽滿洲國做工啊。在南方他們對中國人就是『三光政策』：燒光、殺光、搶光。我那時候還在上小學。」
他喝了一口熱氣騰騰的豆奶。
「就是那前兒第一次見的美國人。1945年仗打完了，一些美國人跑來我們村幫忙重建。他們開著拖拉機來的。」他回憶著，大大的棕色眼睛睜得更開了。「不說我都差不多忘了。1949年共產黨解放了我們村。第二年10月我就參加了志願軍，那時候抗美援朝已經開始了。我們學校每個男的都參軍了。我們村一共出了九十六個志願兵。都是十四歲到十六歲之間的。」
十六歲的三姨夫第一次離開家，坐著空軍後勤的火車到了北京。
「1950年快過完，我們到了邊界，就是鴨綠江邊的那個丹東。他們給我們發了槍，軍裝有一件穿一件。我拿到的那件就特別大。」
現在也很大。不過三姨夫太瘦了，穿什麼衣服都顯大。
他記得在朝鮮，白天在洞穴裡紮營休息，晚上趁著夜色行軍。「跨過邊界之後，就看到美國飛機在天上到處飛啊。說實在的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兒。打仗的時候，按上面說的做，活下來就謝天謝地了。我們隊裡也有朝鮮人。他們以前在東北抗日。解放戰爭的時候志願加入了共產黨。那前兒誰知到蘇聯想讓中國幫他們打美國啊：斯大林怕美國呢！打完仗了我才知道，村裡九十六個參軍的，只有六個活了下來。我就活下來了。運氣好。這就完事兒了。」
1953年戰爭結束，三姨夫被分配到瀋陽。「我認識你三姨的領導，他把我介紹給她的。然後我們就結婚了。」
我問他倆是不是一見鍾情。
「嗯呃，」他淡淡地應了一句，在東北話裡表示「是啊」。我被他的坦白暗暗驚了一下。「男人都這樣，遇到想結婚的女人就會這樣。不過女人好像不是這樣吧。」
三姨一家住在荒地。所以1957年，三姨夫就從瀋陽調動到這邊的飛機場。「土改完了，地都被分給了農民。不過我剛也說過，當時還沒多少地呢。『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紅衛兵來破四舊，結果根本沒啥可破的。但我們家，我媳婦兒，還有三舅，過得都不好，因為他們的長輩被劃成了『富農』。我是當兵的，所以紅衛兵沒管我。他們朝別人大吼大叫，我只要站在那兒就行。但是他們太凶了。我們都不認識他們。他們是城裡來的，就跟侵略一樣嘛。你肯定都沒法想，這些不認識的人闖到村裡來，對著一個人大吼大叫。我根本不懂他們在做啥。我是當兵的，覺得這完全不符合紀律嘛！」
我問軍隊裡有沒有說要給紅衛兵一點顏色看看。在朝鮮戰場刀頭舔血活著回來的士兵們會不會想把這些完全不知革命為何物的小屁孩一把推到田里去。三姨夫笑了：「現在這麼問好像很有道理。但那前兒大家都是跟著命令走嘛。軍隊是，農民也是。他們在合作社、人民公社，都是聽上頭的命令。我們就和工人差不多，等著上頭下指示，指揮我們做啥就做啥。」
1976年9月9日的凌晨，毛主席逝世了。「孤店子有家商店有電視，全村人都跑那兒去了。你想想，我們都圍在那兒，想看一眼。大夥兒都哭了，然後有人累了，就走了，後面的人又擠上來。就等著有人哭累了，走開，你才能往前走，看電視清楚些，」他說，「我是真的傷心啊。三天三夜，大夥兒都在默哀。真的都不出聲。那年周恩來去世了；接著朱德也去世了。但那時候我哭不出來了，就算是他創建了解放軍。」
那個年代，那些場面，都在三姨夫的話語中，他一張照片都拿不出來：長江以南他的老家，他的父母，同學，戰友，朝鮮的軍營，飛機場的小木屋，或是這房子的修建場面。「那時候沒誰拍照片兒啊，」他攤了攤手，輕描淡寫地說，「到1956年，他們才在這兒開始統計，進行普查什麼的。那時候荒地才變成一個村嘛，有了村委會。那之前啥記錄都沒有。咱們村兒的正式記錄就是從1956年開始的。反正我知道的就這麼多。我是第二年才來的。」
熱水瓶塞又蹦躂一聲，三姨夫小心地把熱水倒進我碗裡。我很好奇，抗美援朝的時候，三姨夫有沒有近距離地看過美國人。他撇了撇嘴：「我忘了告訴你！美國炸丹東那個橋的時候，我也在場。」
丹東的名字，可以理解為「東邊的牡丹」；我妻子的中文名字就是丹，因為出生那天晚上，她叔叔剛好從那個鴨綠江邊的小城市歸來。我覺得這樣取名字對小孩挺不負責任的，就像你用法戈（Fargo）這麼傻的名字叫你的孩子。但三姨夫說，這樣一來，就把弗朗西斯的降生和那趟旅程聯繫在了一起，是冥冥中自有天數：「等你生了孩兒，從這個地方的名字裡拿一個字，給他取名。」
「荒還是地？」
他咯咯笑起來：「這個你不用問我。」
三姨夫說，打仗那會兒他最害怕的時候就是在丹東那座橋邊。「司令說我們要跨過那座橋，去朝鮮，」他回憶著，「但是那場仗打得太狠了，我都沒法想像怎麼去。」
今天，你還能站在那場戰鬥的遺跡上。那座橋變成了一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但比丹東山上的那座博物館還要冷清。走到博物館的門口，每個人都能聽到那首朗朗上口的《打敗美帝野心狼》[1]。展覽的解說告訴參觀者，中國士兵「愛惜著屬於朝鮮人民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同時擊退了「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瘋狂進攻」。抗美援朝紀念館可不太有利於促進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啊。
不過丹東江邊那些沾沾自喜的中國人也無益於中朝兩國人民的友誼。從早到晚，每半個小時，游輪就會突突地開到鴨綠江中，讓擠在欄杆上的遊客拍一拍對面的朝鮮城市新義州。那兒有生銹的船，穿著破舊上衣的漁夫，一個男人騎在舊自行車上。中國的遊客七嘴八舌：
「看他們多落後啊！太窮了！」
「『文革』的時候中國也這樣。」
「聽說他們現在還要用糧票呢。」
「他們肯定覺得我們已經背叛共產主義了。但肯定也很羨慕我們發展得這麼好。」
僅僅一代人之前，很多中國城市也是這麼一副死氣沉沉的樣子。游輪轉了個大彎，我們看到朝鮮人每天面對的地方：起重機在修著高樓大廈，廣告牌上宣傳著銀行的服務。熙熙攘攘的江邊步道上有一排望遠鏡。人們可以付錢遠眺對面空空蕩蕩的江岸。
他們還能看到一座黑色的鋼鐵橋，在江中間斷掉了。這座橋於1911年修建，是一座鐵路橋，曾經將日本人控制的朝鮮和東北連接在一起。
現在遊客可以在上面走四百五十米左右，來到江中位置的一個觀景碼頭，橋斷了。只有四個水泥橋墩，像一條圓點連成的線，通往那邊的江岸。遊客們在一枚假炸彈旁擺姿勢照相，一塊石碑上寫著，從1950年11月8日到11月14日，美國空軍多次派出數百架B-29型轟炸機對鴨綠江大橋狂轟濫炸。故事完了。
但三姨夫說，他最害怕的就是那個時候。
1950年末，戰爭似乎就要結束了。朝鮮軍隊被趕出了首爾，退回三八線以北；美軍佔領了平壤，朝鮮的空軍全線崩潰。美軍總指揮麥克阿瑟將軍在東京的指揮部宣佈，他的軍隊可以回美國過聖誕節了。雖然戰略情報局報告中國軍隊正在往鴨綠江邊行進，麥克阿瑟卻言之鑿鑿，中國不可能跨過鴨綠江。共產黨剛剛打贏內戰，全國民生凋敝，經濟崩潰。共產黨軍隊甚至不會立即打去台灣，更別說和美軍作戰了。
而毛主席注意到二戰之後美國的手越伸越長，從柏林到東京，現在伸到朝鮮來了。中國能出動相當於聯合國軍四倍的兵力，幾乎是完全保密進行的。1950年10月，士兵們晝伏夜行。十六歲的三姨夫就屬於兩側包抄美軍第八軍的十二萬志願軍。另外還有九萬人在增援路上。
與此同時，麥克阿瑟向華盛頓報告：「打敗朝鮮人及其軍隊，勝局已定。」事實上，戰爭還要再持續二十個月。
直到1950年11月，聯合國軍都在「有節制」地進攻，指揮官下令說：「別靠近東北和蘇聯的邊界。」美國海軍的飛行員從黃海的航空母艦上起飛，但不能攻擊蘇制米格戰鬥機中的中國飛行員或是邊界上的高射炮。這樣的命令催生了一條「米格走廊」，就是鴨綠江沿線上空的一塊區域，美軍飛行員在這裡進行著永遠沒有結果的貓鼠遊戲。中國飛行員從丹東的機場起飛，爬升到九千多米的高空，沖美軍飛機開火，再俯衝過鴨綠江，回到安全地帶。他們的攻擊目標中有個年輕的少尉，叫尼爾·阿姆斯特朗。那時他還沒在月球上跨出「個人的一小步，人類的一大步」，阿姆斯特朗在朝鮮上空被打了下來，躲過了被俘的命運，之後又奉命執行了七十八次戰鬥任務。二十二歲他離開海軍，成為一名試飛員。
麥克阿瑟催促杜魯門總統，批准飛行員們在鴨綠江上空一路追擊。但杜魯門怕這會引發中國參戰，於是禁止在邊境周圍八公里的地方發動任何空襲。
麥克阿瑟在回憶錄中寫道，這些限制讓他感到「萬分震驚，無法用語言描述」。他對自己的參謀長說：「戰爭史上第一次，一名司令被限制不得使用他的軍事力量去拯救他的士兵並保證軍隊的安全。」
麥克阿瑟威脅說要請辭，但杜魯門當時焦頭爛額，麥卡錫主義甚囂塵上，很多人批評他「把中國拱手讓給了紅色勢力」；民主黨在國會選舉中敗局已定。他最終同意放鬆一些限制，允許麥克阿瑟轟炸鴨綠江邊的新義州，當時金日成政府就在那裡避難。麥克阿瑟要求炸掉連接中朝兩國的大橋，杜魯門命令說，只能炸朝鮮這一邊。
不難想像麥克阿瑟讀到電報時咬牙切齒的表情。高層指揮中的很多人身經百戰，其中包括奧爾馬·布拉德利將軍，二戰時曾在歐洲戰場指揮盟軍。他們難道忘了，從空中炸平一座橋有多難。橋面挺容易炸掉，但也很容易換新。即便沒什麼抵抗，要炸掉一座橋，飛機也必須超低空飛行，找準位置再把炸彈扔下去。另外，因為美國「不想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與錯誤的敵人進行錯誤的戰爭」，布拉德利將軍和所有的高層指揮官命令，鴨綠江的空襲任務可以進行，但美國飛行員只能在垂直位置進行轟炸，不能按照通常更快速高效的辦法，沿著大橋的軸線排成一列扔炸彈。
飛行員們不得不飛進中國軍隊高射炮的狂轟濫炸中，試圖轟炸大橋。在飛行任務開始前的短會上，一名海軍上將告訴手下的士兵：「我們海軍飛行員接受了一項最困難的任務。美國政府命令，無論對方如何，我不能侵犯中國東北的領空，不能攻擊他們的領土。如果攻擊，很有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11月8日，美軍的B-29戰鬥機用凝固汽油彈和燃燒彈炸平了新義州60％的地區。另外十六座城市也被戰火殃及。「十天內，朝鮮全境將會被全部掃清，」麥克阿瑟承諾說，「不幸的是，這裡將會成為一片荒漠。」
在這場歷史上首次全噴射機組成的空戰中，中國飛機攔截了瞄準鴨綠江大橋的美軍戰機。值得一提的是，雙方沒有一位飛行員被擊落，也沒有橋被炸毀。
第二天，美軍再次發起進攻，美洲豹戰鬥機往橋上扔炸彈，螺旋槳帶動的海盜攻擊機進行掩護，朝中方的高射炮開火。在八千多米的空中，穿過無情的高射炮夾擊，「我們來了個高角度攻擊，大概是七十度俯衝，」一名飛行員回憶道，「我還記得當時衝著目標去的時候，我把機輪放了下來。駕駛海盜攻擊機進行高角度俯衝時，這樣做可以幫你控制速度，否則提速太快，根本沒法控制飛機的襟翼。起落架就是專門用來應對高速飛行時突然直接俯衝的。」
大橋依然挺立。
此時美國剛剛結束1950年國會選舉，亨利·杜魯門登上總統遊艇。當時的他喝得醉醺醺（喝了波旁酒），「顯得十分沮喪」，他的官方傳記中寫道，「旁人從未見過他如此消沉。」那個星期的早些時候，他遭到波多黎各的分裂主義分子刺殺，險些喪命；現在國會選舉的結果又雪上加霜：對手共和黨在參議院贏得五個席位，在眾議院贏得二十八個席位。
第二天，杜魯門總統沒能如約和高層指揮官們開會（他的回憶錄只寫了一句，說他「無法」參加）。會議上，指揮官們一致認為，麥克阿瑟想要和中國全面開戰。他們偏向於用政治途徑解決朝鮮問題，比如英國提議的，讓聯合國軍撤出，南北朝鮮繼續以三八線為界，分而治之。布拉德利將軍後來寫道，那時候他們應該反對麥克阿瑟的。「我們閱讀材料，我們坐下討論，我們思量再三，然而很遺憾，我們達成了大錯特錯的結論和決定。我們任由麥克阿瑟對形勢錯得離譜的判斷和激昂雄辯的慷慨陳詞蒙蔽我們的心智，同時我們自己心裡也懷抱著不切實際的希望。」
去年10月在復活島面見杜魯門時，麥克阿瑟拒絕向他問好。但總統沒有責怪他，只是寫道：「自己選的人，無論怎樣都要支持他。」同時，麥克阿瑟還給眾議院共和黨領袖寫信，批評杜魯門在戰爭期間的表現，說他沒有理會自己利用台灣的國民黨軍隊在中國開闢第二前線的建議。現在，就算是中國軍隊意識到美國人不會進入他們的領土，麥克阿瑟也不會叫停鴨綠江大橋上的攻擊行動。中國軍隊甚至都懶得偽裝他們的高射炮。
美國飛行員駕駛飛機直衝而來，在橋上低低地飛行著，接著控制機身，傾斜得厲害，免得進入中國領空。
炸毀大橋的努力仍在繼續，高射炮不斷開火，風速每小時一百五十三公里。在相繼出動六百架次飛機後，鴨綠江的「朝鮮段」於1950年11月14日轟然崩塌。
五天後，江面封凍。
三姨夫在內的中國軍隊行軍冰面，來到對岸參戰。對於麥克阿瑟來說，「本是勝利的美酒，此時卻變成酸楚的濃醋」。雙方還要再打小兩年，但麥克阿瑟沒有等到最後一刻：1951年4月，杜魯門以不服從命令為由將麥克阿瑟撤職。停火協議將朝鮮半島分為三八線南北。這場戰爭鞏固了毛主席在黨內和中國的威望，但也奪走了毛家長子的生命。就在那年11月，這個二十八歲的小伙被一架南非飛機投下的凝固汽油彈擊中，死於空襲之中。
我去的那天傍晚，太陽西沉，一群韓國遊客拿著雨傘，擠在鴨綠江大橋的斷裂處，離封禁的對岸不到五百米。我遠遠地站著，想像著飛機放下起落架，以七十度角俯衝，躲避著敵方戰鬥機的炮火。兩邊的江岸上，高射炮無情開火。江水不斷濺起。雷鳴般的爆炸聲響徹雲霄。遊客們靠在一個扭曲的鋼鐵欄杆上，旁邊就是那塊石碑，上面簡單地寫著：公元1950年11月8日到11月14日，美國空軍多次派出數百架B-29型轟炸機對鴨綠江大橋狂轟濫炸。
[1]即《中國人民志願軍戰歌》，「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