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荒地。一陣轟隆隆的聲音把我驚醒。我揮手趕去眼瞼上的一隻蒼蠅，拿起手機一看，凌晨3：35。轟隆隆的聲音又來了，震得房子都晃起來。我從癟著肚子的枕頭上翻身起來，爬到炕那頭涼快的油氈布上，往窗外看。空空的自動傾卸卡車在紅旗路上風馳電掣而過。
就在前一天早上，我坐在這個空蕩蕩的小屋裡，有種與世隔絕的感覺，心想，要是醒來突然失憶了，能猜得出我在哪兒，是怎麼到這兒的嗎？我會覺得這個地方落後還是美麗？當時我的室友關先生已經開摩托車回來了，他向我宣佈：「五斤鱔，四斤魚，不錯不錯。」我的手機收到一條短信，也是「釣魚」的：「一個月拿到MBA/MPA雙學位，證書上印有北京地址。價格好商量。聯繫張老師，電話18210557248！」在中國，就算是躲到偏僻的鄉下，與世隔絕的時間也相當有限。
現在，週六凌晨，還沒到四點，一隊自動傾卸卡車震動了我們這個小小的農屋。
我拉了下一根塑料線，就是頭頂那個光禿禿燈泡的開關。燈沒亮。電熱燒水壺也啟動不了。我下了炕，趿著拖鞋，跑到廚房去開燈。也沒反應。荒地晨光熹微，一縷陽光偷偷照進我們的小院。我來到屋外，看到那排向日葵在每一輛大卡車經過的氣流衝擊下，暈頭轉向。
我彎腰走過葡萄架，遭遇了那個曬著魚乾周圍蒼蠅亂飛的大篩子，趕緊躲著走。我的頭碰到一張漁網，接著是一個蜘蛛網，睡意朦朧中我走得東倒西歪，也不知道到底甩掉了哪個。一根繩子上吊著鉤子，鉤子上掛著做魚餌的水蟲子。要是我在這裡醒來，失憶了，一定會驚慌失措地想，到底做了什麼罪大惡極的事情，居然來到這麼個破地方。茅房外面有個三十厘米高的木檯子，是防老鼠的。我跨過檯子，蹲下來。「別去想坑裡可能有老鼠，」我每天早上都這樣告誡自己。但還是滿腦子全是它們血紅的眼睛，在下面閃著凶光，盯著我。
我套上一件兜帽衫，抓了一把雀巢袋裝咖啡放在前面的口袋裡，出發去三舅家。他那兒能用秸稈點火燒水。我在紅旗路上往南，看到一溜大卡車都排到他家門口了。一輛小松牌挖掘機停在荒地村的岔路口。將近兩公里的路，經過每一個卡車駕駛艙，我都要背一遍那個單子「美國人，身高一米八六，屬鼠」。
「他們在拓寬紅旗路，」三舅解釋說，然後遞給我一隻筷子，攪攪咖啡渣，「是東福米業的工程。他們出的錢。我猜啊，是想更方便那些人去溫泉。要麼就是有大官兒要來啦，他們想給他看看，『我們的路修得老好啦』。」
「路需要拓寬嗎？」
三舅呵呵笑了。「這路本來好著哪。兩年前才重新鋪了路面兒。我還記得那前兒只是土路，再那前兒吧，特別窄，就是條小路。新的那個牌坊也得拆啦，才剛修起來倆月呢。」
好像是板上釘釘的事情，那天上午，紅旗路口那個寫著東北富饒之根的牌坊就被拆了。拆下來的殘垣斷瓦裝了滿滿一卡車，和其他裝滿土的車子一起，轟隆隆開出了荒地。
挖掘機沿著路邊挖出一條三米寬的溝。之前，這本來是個排水溝，但在將近五十米的溝裡，也開滿了三姨種的虞美人，粉的白的煞是好看。我在三姨屋外找到她，戴著一頂漁夫帽，站在那兒朝操作員大吼大叫。
「東福米業想幹啥就幹啥，」她說，「通知都不貼一張。我都來不及把我的花兒移走。這花兒是我親手種的，我自己買的種子，自己育的苗！村兒裡誰不知道我的花兒！」
這是實話，這條光禿禿的路上有這麼一段色彩繽紛的花圃，已經成了村裡的地標。
我們看著挖掘機挖進濕潤的黑土地。「很好聞啊。」我說。
「一股土味兒，」三姨糾正我。
她指著遠處的起重臂和樓房：「東福覺得大家都想搬，從院子裡搬到那兒去。只要同意了，就把你的房子拆了，然後種稻子。我絕對不搬！」
三姨是個黨員，過去是村幹部。溫泉、樓房、道路拓寬這樣的發展最讓她煩心的是，背後的金主是一家私有企業，不是政府。「都是東福干的，」她說，「是個試點項目，所以國家還撥了一些工程補貼，但管事兒的還是公司。是他們設計的。要把這兒建設成什麼『東北第一村』。牌子你也看到啦。政府想讓東福這樣的公司帶領『落後』農民做出改變。這就是我們國家現在的方針。」
所有的政治都能涉及私人的層面。三姨又朝那個挖掘機操作員大喊大叫。對方一直躲閃著她凌厲的眼神，專心致志地把一鏟土倒進卡車裡。那天下午晚些時候，太陽把每一樣東西的影子都拉長了，紅旗路上工人們斜斜的身影足有五米長。卡車裝著一車車碎石，又開了回來。石頭被填進開挖出來的溝裡，掩埋了三姨那些可憐的花兒。她哭了。
「她真的很愛那些花兒，」三舅和我坐下來吃晚飯，「那是她的愛好。人為什麼想待在家裡，都是有理由的。她就是因為那些花兒。不過她可以再種嘛。一個星期路就修好啦。」
我正吃著豆腐，差點兒噎著。「一個星期？」
「聽說他們要帶一大隊民工來。肯定是哪個當官兒的要來視察了。」他用同樣的語氣預報起天氣。「某某秘書長要來，局部晴朗；小幹部來，可能多雲。」
三舅對這些事情表現得很實用主義，或是聽天由命。但看著其他老人對中國劇變的反應，總讓我心裡酸酸的。他們毫無辦法，管事兒的人也從來不問他們的意見。三姨是非常愛國的。小時候，那些在她家院子裡駐紮的人民解放軍對她說過，「我們不會欺負你的。」她還喜歡唱革命歌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所以，為什麼就沒有人來提醒她，先把花兒移栽了呢？
三舅說她的糧食沒有被糟蹋，房子也沒拆，不過就是一堆花兒嘛。他像平時一樣狠狠瞪了我一眼，很認真。
「你瞅啥？我要給你點顏色看看，」我說。
他哼了一聲，挺給面子地擠出一個笑容。「你記住，我們每年只有四個月長莊稼。那就是我們十二個月的生計。我在乎的是吃飽肚子，穿暖衣服，不在乎什麼破花兒。三姨有退休金拿。還有你，你還有錢給那個關老師交租金，滿東北逛去呢。」
三舅之前提過，我不應該給任何人交租金，因為我在學校上課不收錢。
「要是我能住在這兒，也會給你錢的。」
「一家人收什麼錢！」
我們沉默地坐著。每到這種時候我的中文就說不利索了。我害怕說錯話，讓場面變得更難堪。我沒跟他一起住，他是不是生氣了？他是不是在為錢發愁？他是不是支持道路拓寬工程？是不是跟三姨吵過？
「租金也沒多少，」我小心翼翼地說。
三舅說：「別浪費錢。你馬上要生孩子了。小孩兒可花錢了。」
「我的中文名字就是賣兒，」我大笑起來，「這事我門兒清。」
「不，你才不知道呢，」三舅嚴肅地說。
田野間滾過一陣隆隆聲，一開始我以為卡車又來了。「打雷呢，」三舅說，意思就是，「快回家吧。」我得走十五分鐘回去。我謝過他這頓晚飯，他沒說話，只點點頭。接著我躲過院子裡大叫的京巴狗，從他屋子後面的田里抄小道朝我住的地方走去。
我把這條小路叫做蛙道，一路走過全是蛙鳴，還不斷有癩蛤蟆跳到我的小腿上，偶爾還停在我的鞋帶上。我嘴裡滿是一團團小飛蟲，就像吞掉一大片浮游生物的鯨魚。雷聲越來越大。施工隊已經到紅旗路了。黑暗之中我能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一邊說話，一邊趕在暴雨來臨前把碎石鋪平。天降大雨時，我剛好走進家門。電還沒來，所以我直接上了炕，藉著電腦屏幕的光，看起南滿鐵路的報告。直到電腦電池耗盡，就該睡覺了。
天濛濛亮的時候，我被「祝你生日快樂」的曲調吵醒。看著窗外，我發現曲子是一輛灑水車車頂上的喇叭發出來的，邊灑水邊掃走那些卡車留在路上的垃圾。
我出門晨跑，跑過被雨水沖刷過的道路，經過名叫土城子和黑山的小村落。很多村落的後綴不是村，而是窩棚，來自帝制時代，意思是路邊的驛館，或是獵隊紮營處。再跑遠一點，松花江附近，就有個下窪窩棚。我花一塊錢買了一瓶礦泉水，大口大口地喝。賣水的女人問我：「你家有河沒？」
「密西西比河。」
她兩眼放光：「挺有名兒的嘿。」
我點點頭。接著她脫口說出中國和美國各有多少平方公里。「你們國家稍微大點兒，」她說。
「你咋知道的？」
「我喜歡讀書啊。」
我又從她那兒買了個蘋果。她開始如數家珍地說出吉林省的各種蘋果，接著又說新西蘭的，智利的，華盛頓州的。對我來說，所有的蘋果都和我嘗過的一種味道差不多，我私底下管這種水果叫管閒事大媽：每咬一口，我都會想起荒地村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帶著責備的語氣，催我快點讓弗朗西斯懷孕，還說要讓她多吃蘋果。
我開始往店門口退去，但店主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美國人看到的太陽，和我們這個一樣嗎？」
「什麼？當然啦。只有一個太陽啊。」
「同一個太陽，哈？」她聽起來並不信服我的答案。
我繼續晨跑，直到路變成土路，越來越窄，只能走拖拉機，最後到了河邊。等我跑回荒地，施工隊已經到了，穿著寬鬆的工裝褲，汗衫，膠鞋。他們才去吉林市改建了一條路，接著就坐大巴到這兒來了。才一上午的時間，他們就用砂漿混合的石子，修好了一條新的道牙子。
道牙子底部與稻田平行，一直到路基那麼高。碎石塊和泥土填平了之前那條溝，順著紅旗路，大概五公里長。這一切在一個工作周內就完成了。施工隊每天從日出干到天黑，完全靠雙手工作：沒有電動工具，只有泥鏟，鐵鍬和水平儀。他們在東福米業總部附近臨時搭起來的工棚裡吃飯睡覺，外面用錫板圍了一圈。很多人都會留下來繼續修那些公寓樓。
工人們來到三姨門前，三姨拿出幾瓶礦泉水，還問有沒有誰餓了。他們叫她大娘，有些不好意思地謝絕了她的好意。三姨戴著漁夫帽，身上手織的衣服也打了補丁，放低身段來迫使他們接受。「我只是個普通人……」話一出口，她就滔滔不絕起來。
她一直是我的「總參謀長」。我給她兩斤豬肉，她說：「三舅生氣了，因為你不像以前那樣給他送肉了。他那個老頑固啊，不會告訴你他喜歡肉，不喜歡牛奶，因為豬肉要貴多啦。」（於是我就給三舅送肉去，他又對我視如己出了。）
而三姨呢，讓她生氣的是別人。
「東福米業想讓農民從院子裡搬走，搬到新樓裡去？那我們就要花錢買暖氣和水啦。我們不能自己種菜，得去買啦。連米我們都要自己買來吃！這說不過去啊，」她說。
村裡人的房子都是自己的，所以新的房子就算賠償金了。但房子占的地，沒有補償一說。因為地是村裡的，是屬於集體的。「理論上，這個還可以哈，搬到樓房裡，啥都齊全，」三姨說，「但是萬一我就愛守著老房子呢？萬一我啥都不想變呢？這公司對我們指手畫腳，警察和政府呢，都支持他們。和過去可不一樣嘍。」
我問：「如果關係到人民的生計，政府不是應該做主嗎？這個不是死規定嗎？」
三姨表示反對：「我們就說吧，你喜歡你的房子，喜歡這塊地，在上面種種菜啥的。你就喜歡現在這樣。但他們不允許。因為政府的政策啊，要人人平等，至少每個人要一樣的對待。你說現在這樣，有啥公平的？」她朝新拓寬的道路揮了揮手，指著她的虞美人曾經綻放的地方。
「人們可以選擇是種地還是做其他事情。他們不是一定要做農民。這很公平啊，是不是？」
「你什麼農活都不會，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她回敬我。「是啊，是有些人再也不想種地了。但很多人還是想啊，三舅就是。以前集體種地的時候，大家都是互相依靠，因為大家都在一起勞動。現在呢，終於可以各幹各的了，東福米業就來摻和了，買地，買房子，把我們村兒都攥在手裡。」
三姨是不種地的，但她看東西都很長遠。說到發展什麼的，她的話也比一般人有哲學意味。
「現在這些變化啊，我都不高興，」她說，「不過人哪，都不高興新東西。他們說不高興，其實是不肯定。沒人來解釋為啥會有這些變化，沒人能想像這對於自個兒家的未來意味著什麼。我還記得1952年那前兒，開始『互助社』，1954年，開始『農業生產合作社』，然後是1956年，『高級合作社』。都是土地集體化，讓農民而不是地主來掌控土地。那時候大家高興不？當然不高興啦！哎呀我的媽呀。吵架啊，抱怨啊。然後怎麼樣了呢？生產隊。然後是大躍進，接著就是大饑荒。每次改變大家都不高興。但是不高興的人，也是可以做出改變的。」
美國新大陸，清教徒在普利茅斯忍受了兩年的食物短缺後，於1623年廢除了公社農業制度。每個家庭各自耕種，耕種所得歸自己所有。人們變得比從前更為勤勞，女人和孩子也下地和男人一起幹活。殖民地從此再也不知饑荒為何物。
中國在集體化農業方面的嘗試持續了將近三十年，直到三姨口中「不高興的人們」改變了這一現狀。
1949年建國後，政府頒布的政策把自耕農納入了集體。1954年，估計有八十萬名地主因為「反革命」罪名被處死，他們的土地被重新分配給農民。在三姨記憶中，土地改革政策的宣佈，開始於吃從地主那裡收繳來的牛肉和羊肉罐頭，那是她第一次吃這兩種肉。兩年後，中國速戰速決廢除了土地私有，農民們被編入七十九萬個農業集體合作社。三姨懷疑所謂的合作社其實就是地主原有的土地被貼上了新標籤。政府把土地結構調整稱為「趁熱打鐵」，以防地主鄉紳捲土重來。
那時候荒地已經廣泛種植稻米了。我和三姨一起坐在她家炕上，她開始講述那時候怎麼種稻子，接著又跳到另一件事去。「你注意到了嗎，《松花江上》那首歌裡面，有森林煤礦，大豆高粱，但是沒有稻子？」
在這首包含亡國之恨的歌裡，記錄的不僅僅是日本的侵略，還充滿深情地回憶了東北消失的風景。「挺好笑的，」她引吭高歌了一段兒說，「現在沒誰種高粱了，種蠶豆的也比大豆多。森林啥的，都快被砍光了。能挖的煤，也沒過去多了。」
三姨夫正看電視上的斯諾克比賽，突然轉過頭來補了一句：「現在這首歌應該唱，石油，玉米和稻子。」
「不過，開這些田是真不容易，」三姨說，又撿起之前的話頭，「我們都搭了把手。牽一匹馬，拉著雪橇，把土翻一遍，然後穿著木鞋子，把土都踩平。我們在田上走，走過去，走回來；走過去，走回來。土地一弄好，越來越多的人就搬來啦。1955年，俺們村兒就從『初級社』變成了『互助社』。都是貧下中農的集體。有長工或是有那麼些地的富農不能參加。集體不接受他們啊。要不他們就去接受再教育。」
最後這個詞總讓我脊背一陣發涼。但三姨的共產主義信仰堅定，一席話裡充滿著驕傲和自豪。我問她，互助社的互助什麼意思。
「你家有匹馬，我家勞動力比較多，我們就交換嘛：你的馬拉犁翻地，我們家幫你插秧收割。後來就變成人民公社，我們都到食堂吃『大鍋飯』，大家把鋤頭啊什麼的工具都拿到院子裡來，誰想用就拿去用。我們把衣櫃都捐了出來，給食堂做桌子用。那個時候荒地就成了一個村兒。」
「1956年，」我條件反射般地想起村裡那塊石頭，脫口而出。1958年，中國所有的合作社都變成「人民公社」。這項政策引發了後來的大饑荒，導致成千上萬人死亡。中國的官方說法是，饑荒是由自然災害引起的，因此被稱為三年困難時期。
「合作社那前兒吧，自己的口糧都是要上交的，」三姨說，「我們在家裡偷偷磨大豆，和大麥混在一起。鬼鬼祟祟的。什麼都得是公社的。我們連一分錢都沒有。掙的是工分。每天工作完，你都要去評分，記在每家每戶的小手冊上。其實啊，工分多少都是隨便的。根本不是個真正的公社。評分的人掙的工分最多，他的朋友啊，家人啊，掙的也多。你清楚標準吧。如果干苦力，就有人說，『給他六分吧』。要是真的特別辛苦，十分也能掙，甚至十二分。但是富農頂天也就八分。每天晚上都有人提醒他們，工分少是因為他們過去剝削過人民。我們家就是那樣兒的。我爺爺自己走路來到這村兒，一開始靠背糧食掙錢，後來條件稍微好點兒，雇過人幫工。我爸爸呢，就在這兒開過一個糧倉。所以我成分不好。不過，我運氣好。原來跟偽滿洲國的日本子幹過事兒的人才最慘。等到說完工分，大家就坐一塊兒吃飯。要是你不幹活，或犯了錯誤，就要扣工分。是這麼說的：倒找八分。辛辛苦苦幹一年，結果還欠組織八分。」
我說換了我，估計撐不了多久。「你肯定話太多，還說錯話，」她拍打著我的胳膊，假意責備道。接著她又切換成「村幹部」：「從行政角度講，我不喜歡工分。這個制度不公平。60年代那前兒，我們已經變成『高級合作社』，走在實現社會主義的路上了，我們那會兒的村長挺好的。當然他是被調走了，又來了新領導，從頭來吧。」
制度沒變。在黨內要往上走，像美國市長那種努力尋求連任，待在一個崗位上是沒什麼希望的，要在一個地方幹得好，然而一步一步，在仕途之梯上陞遷：村到縣，縣到市，市到省，以此類推。
「我們豬肉太多的時候，」三姨說，「他們也給運出去。」
這話不是什麼預言。她的回憶總是圍繞食物展開。三姨夫站起來，一邊往廚房走，一邊叫我留下來吃晚飯。他做了爆炒蒜薹肉，大米飯。「吃吧，」我都吃完三碗飯了，他還在催促我，「你吃得太少啦。你沒吃飽。吃，吃，吃。」
1976年，毛主席去世，關於集體農業的夢也隨之灰飛煙滅。70年代結束時，農民們分得了少量的個人土地，作為村裡集體耕種莊稼的補充。工分制度被廢棄了。「但是只要有改變，大家就不高興！」三姨說，「抱怨嘛，人的天性。但『大包干』開始的時候，抱怨的人可少了。」
大包干，就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個政策意味著，和那些飢餓的清教徒一樣，大家不用再集體務農了。這個變化的誕生，不是在什麼部長級會議上，而是在《大地》這部小說的背景，華中的安徽省一個農民的家裡。以種植玉米為主的鳳陽縣小崗村，全村人飢腸轆轆，面對國家要求的繳糧指標更是雪上加霜。村裡人挖樹根，用鹽煮白楊樹葉，把樹皮烤了磨碎當麵粉吃。很多人舉家離開茅草頂泥糊牆的家，沿街乞討。
中學畢業的農民嚴宏昌，當時是副村長，專門負責農業生產工作。但1978年的秋天那會兒，談不上什麼生產，全村顆粒無收。大饑荒期間，村裡的人死了四分之一。「我們知道餓肚子是什麼滋味，要死也要換個死法，」嚴先生後來回憶道。
11月24日晚上，嚴先生召集村裡二十戶[1]「當家的」，開了個秘密會議。村裡的會計臨時充當秘書，從小學生作業本上扯下一張紙，寫了一篇七十九字的契約，將公社的土地承包到戶，除了按照國家規定上交的部分以外，剩餘的全歸自己。「如不成，」契約的最後寫道，「我們幹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孩子養活到十八歲。」農民們簽了契約，按上自己的手印。
這就是中國農村改革的開端。
今天，小崗村豎立著一座紀念該契約的大石碑，歡迎來村裡參觀的遊客。但在1979年春天，當地一名官員得知了這件事，大發雷霆，說這群農民「挖社會主義牆腳」，威脅說要嚴懲他們。嚴先生以為自己肯定要被送去勞改所了，一大清早就起了床，囑咐妻子說村民們保證幫他養孩子。然後他走到縣委書記的辦公室。但領導悄悄對嚴先生承認說，他知道自從簽了這個契約，村裡冬季的收成增加了六倍。這位官員告訴嚴先生，他會保護小崗村和這群農民，只要他們別到處宣揚，也不要把其他人拉入伙。
但村民們不是啞巴，農民之間除了種田還有什麼話題呢？很快周邊的村落也開始學起小崗村的樣子。消息傳到省領導的耳朵裡，他們也不願意懲罰這些農民，至少，他們在生產糧食。因此，他們沒有把這種放棄集體農業的行為稱為反革命，而是表示了支持，說這是「不可逆轉的潮流，自發凌駕於曾經的國家限制之上」。
毛主席逝世三年後的北京，在鄧小平制定的政策下，中國對外開放，歡迎對外貿易，實現經濟自由。然而一開始，鄧小平是反對允許「承包到戶」的，擔心又有人給他貼上「走資派」的標籤，「文革」中他就被扣了這頂大帽子。然而，小崗村這場草根運動，卻為他下定了決心。通過1978年到1984年頒布的一系列政策，中國正式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每家每戶可以分得土地，自己耕種，只要按時定量上交給國家，剩下的歸自己所有，可以當做自家口糧，也可以賣，賣價沒有限定。全國的公社、大隊、生產隊分別變成城鎮、鄉村和屯。
小崗村現在是一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村裡展示了一份農民們當年契約的副本，因為原件丟失了。很多展品都在讚頌大包干的帶頭人，「大智大勇」的嚴宏昌和那些敢為人先的農民，以及黨的英明支持。但不是每個人都會被華麗的修辭沖昏頭腦。「我父親簽那個契約，就是因為餓，」嚴先生的兒子告訴我，「沒什麼英雄主義。他沒有其他選擇。求生是人的本能啊。領導們把大家活下來這事兒拿來宣傳慶祝，真奇怪。」
改革沒有停止。1984年，家庭承包的地可以簽訂十五年的租約；1993年延長到三十年。2001年，全國取消糧食統購，糧食價格放開；2006年，農業稅被廢除。
三姨很支持這些改革。「但是現在這裡的人又不高興了？你說為啥？現在不是地的事兒了，是俺們自己的房子。我不想當東福米業的租客。」
「你有一套公寓啊。」
「但是他們逼我搬的。就是新時代的地主嘛。」
我們站在紅旗路邊7月的陽光裡，看著工人們在她房子上塗上金黃色的厚漆。「有人要來視察。這次他們修路。真好笑。」前面約三百米的地方，就在轉彎到三舅家的那條土路前，豎起了臨時的路障。我給弗朗西斯打電話，她又教了我一個新詞：波特金村。就是英文裡的Potemkin village[2]。
「這麼多年，這兒的土地分配，還有咱們怎麼種地，都變啦，」三姨說，「但我們的房子沒變過。我們一直住在一個地方，沒動過。房子本身倒是從泥糊的變成水泥的，也就是這點變了。你媽（我丈母娘）和你媳婦兒都是在三舅那房子裡長大的。」
她又開始喋喋不休地抱怨了。要是你不要這房子，搬進了公寓，房子成了集體的一部分。而這個集體呢，會拆了房子，把地租給東福米業去種。這個公司會和你簽合同，每年按照你之前耕種的土地面積付租金。「但農民不光是賣米啊，我們還吃米。剩下的秸稈還燒了暖炕。住公寓呢，暖氣得出錢買。現在公司說得好聽，頭三年不用交暖氣費。就是在迷惑我們。三年後你覺得自己還活著嗎？還活著？那就得買暖氣啦。我們的菜園子沒了，也沒法養雞。我們全靠公司了。我們的家會被拆，根本沒法回頭啊。」
粉刷匠用滾筒刷著她的家。
「顏色挺好看。」
她沒理會我的評價：「我冒出個想法。要是真想知道東福米業的計劃，你就去他們那兒，跟老闆說你想把公司買下來。看看價格表上有沒有包括辦公樓、溫室和溫泉那些東西。打聽一下土地的事情：現在有多少已經簽了合同，公司到底想要多少地。」
我指了指自己沾滿泥巴的雙腿，磨損的短褲，穿得很舊的連帽衫和一臉的大鬍子。
「但你是個外國人啊，」三姨不以為意地說，「還有，再問問他們，是不是要把村名也改了。能不能改？」
二十分鐘前，她的房子還沒刷過漆。現在，面對紅旗路的那面牆閃爍著嶄新的金黃。
中國的農場，沒有「典型」之說。農場數量很多，而大小規模、地理位置和農業類型（乳製品、牲畜、農產品、棉花、糧食）豐富多彩，不一而足。中國的人口佔全世界的22％，可耕地只佔全球的8％。大米、小麥、豬肉、雞蛋、棉花、水果和蔬菜的總產量都居全球之首。
但新的農業模式很好總結，一言以蔽之：國家正在從家庭承包向農業綜合企業轉變，脫離鄉村，轉向公司城鎮。
城市化帶來挑戰，農民的數量減少，但糧食的產量不能減。在發達國家，解決的辦法就是規模化生產。現在，中國只有5％的禽類是那種「後院」散養提供的，每年不到兩千隻。有四分之三的雞肉來自商業農場，其中很多每年能加工超過十萬隻禽類。在《大地》裡所提到的安徽省，也是包干到戶的小崗村所在的安徽省，美國的農商巨擘嘉吉公司（這家公司和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公司，掌控著全世界80％的糧食貿易）正在修建一個養雞場，名叫82號。在這裡每年將孵化、宰殺和加工六千五百萬隻雞。用養雞場經理的話說，這樣的產量「在廣大的中國真是微不足道」。但政府將其看做小型農場也可以學習的典範，認為這是朝「高科技、高效率和安全農業」的進步。
如果一批食物來自數百位農民，他們使用的飼料、抗生素或農藥質量不同，那麼食品安全就很難監測。2013年的一份政府報告中說，有10％的中國大米可能鎘超標。這種重金屬容易致癌，並引發肺部衰竭。工廠的污水和廢物排放，讓鎘進入水源；但也可能來自過度施加化肥的莊稼：三舅喜歡用的那種肥料，鎘在其配料表中。
然而，農村的意義已經遠遠超越工作地點。在這個房價飛漲的年代，農村人的住房被寫入了社會保障政策。年輕的一代也許進城務工，但總是可以再回到鄉村。或者，他們可以把孩子送回農村養大，遠離烏煙瘴氣的城市，就像弗朗西斯被送回荒地一樣。
說服上了年紀的農民和他們一家人拋棄這個保障，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難關之一。政府通常會在全國實施改革之前先試點，比如深圳這類經濟特區的建立，就是市場經濟的試點。接著再把深圳模式擴展至其他大城市。2007年，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區的四川省進行了兩個農村改革試點項目。
第一個項目是建立「農村產權交換」體制，感興趣的農民可以把土地的使用權轉讓給某個農業企業，每年收租。這其實就是東福米業目前在荒地全村所做的，背後有中央政府的許可和支持。每家每戶的土地將會被統一收編，實現機械化生產，由一個公司管理，而非一個村政府鬆散地監督著幾百戶人家的農業活動。
第二個項目允許農村居民「自由進城」，讓他們得到過去無法享有的上學、工作、醫療和其他社會服務。從1958年開始，戶口登記制度將中國分成了兩個階層：城市的和農村的。經濟改革之後，兩者間的差異進一步加大。城市居民的收入是農村居民的三倍。城市孩子上高中的概率也是農村孩子的三倍，而上大學的概率是驚人的十一倍。2013年，中國的城市化比率達到了54％，其中仍然被歸為農村居民的農民工就佔了三分之一。在各個城市中，估計有兩點五億中國人作為「二等公民」生活著。
在四川省的第二個試點項目中，農民仍然享有土地的所有權，但可以把他們在農村的平房換成城裡的新公寓，孩子可以在附近上學，生病了可以很快就醫。他們過去的房子被拆，原來的土地用來種糧食。把一個一馬平川的鄉村整合進垂直的公寓樓，不僅能淨得千頃農田，還能增加城市人口。這也和東福米業在荒地倡導的事情類似。不過他們修的公寓樓是在村裡，不在市中心。
中央政府說，試點的目的是想看看，能否公平公正地讓人們離開他們的農村。同時，這也是為了尋找措施，平息對目前制度的異議。
中國禁止地方政府借貸籌資，所以農村是不能發行債券的。於是，他們通常建立開發公司，用村裡的土地當抵押品向銀行借貸。2013年，地方借貸總額飆升至三萬億美元，相當於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31％。
土地轉讓引起的權錢交易和腐敗使得抗議四起，平均每天超過五百起。諸如「農村抗議不斷，社會動盪隱患」之類的標題紛紛見諸報端。2011年，華南的漁村烏坎，在秘密的土地轉讓權錢交易曝光後，三千村民襲擊了政府辦公室。掌管村裡權力四十一年的幾位官員，在交易過程中中飽私囊，貪污受賄。
據2012年公佈的一份全面的全國性調查透露，有70％的農民對自己的社會經濟狀況相當不滿，其中非法佔用土地是最令民怨沸騰的一點。國家政策顧問團的一名農業經濟學家把中國貧富差距製造的緊張局勢比作內戰前夕的西班牙。
四川省成都市政府讚揚了試點工程，稱其「首開先河，打破阻礙居民自由流動的長期桎梏；開天闢地，讓農民能夠在保有土地的前提下進城生活；前無古人，消滅了城市和農村之間教育和醫療上的不平等」。
兩周後，試點結束。農村產權交易所被關閉，沒人出來解釋一句。我打開相關的政府土地管理局網站，只找到一條最近的新聞，說在內部慶祝活動上，幹部們朗誦了詩歌，演唱了川劇片段，表演了題為《笑談土地利用規劃》的雙簧。接近尾聲時，「歌舞《翻身農奴把歌唱》把晚會推向了高潮」。
另一個標題是《撲克比賽圓滿結束》。「在二十天進行的六場激烈競賽中，局裡科室的高陽和周穆今以勝利七場的佳績獲得了冠軍。」
政府部門默不作聲，但民營公司必須公開他們的信息。法律文件和許可證登記都是有案可查的。我坐在房間的炕上，伴隨著隔壁屋關先生如雷的鼾聲，讀著東福米業的信用報告，這是公司必備的卷宗。
除了毀掉三姨的虞美人之外，公司好像挺清白的：沒有懸而未決的訴訟，沒有環保部門的罰款，沒有對不正當經營的舉報。各種細節都和農學家劉博士在公司辦公室裡告訴我的一樣：東福米業是2000年成立的，建立者之一是現在荒地村的黨支部書記劉延東。一開始只是個大米加工小作坊，設備條件都有限。公司的名字取自最初的創建者之名，後來劉先生從合作夥伴那裡把全部產權買了下來。沒有其他的股東。他弟弟是公司的總經理。市級、省級和全國報紙上屈指可數的相關新聞報道，也都是正面的。報道裡總是提到劉先生的話：「技術上說，我們加工稻米，不種米。我們為種地的農民免費提供種子。選擇不種地的人，會有專人幫他們種地，每年收入一萬五千五百元。『我們的座右銘是：穩定的企業+農民+科技=綠色大米』」。
2003年，荒地和周邊鄉村約兩千名農民和東福米業簽了合同，把莊稼土地承包給了東福米業。八年後，數量上升到五千一百二十名。
「過去，農田被分為好多片，」劉先生對吉林一家報紙的記者說，「2011年初，村裡的代表決定合併農田，同時又保證農民的相關權利。」
劉先生沒有提到，他和他弟弟也是村代表，只是著重強調了：「這個決定完全出於自願，有完備的法律程序，農民們會得到補償。」
三姨相當不以為然。「有啥人再幫我種花兒不？」她問道，看著正在拓寬中的道路，「你還想讓我相信他們說的話，會出好價錢買我的房子？更別說能把咱們村兒管得更好了。我是個退休幹部。我知道所有的政策，宣佈的啥東西我都聽著呢。但我還是不知道是不是必須搬進那些高樓裡去。我不是讓你去他們那兒說你想買公司嗎？你去了沒？進去見見老闆。他說不定天天泡在溫泉裡呢。去那兒找找他。」
一個週日的凌晨，4點15分太陽就升起來了。我當時很清醒，有幸看到了日出。整個晚上，運水泥的卡車都把我的窗戶震得劇烈搖晃。又沒電了。工人們把濕濕的水泥鏟到拓寬的道路上，照明用的是汽油發電機供電的聚光燈。
6點，一個小販騎著三輪車慢悠悠地經過，高喊著各種各樣的麵條，還有「海帶便宜賣了啊」。7點，一群人揮舞著柳枝綁在干竹竿上做成的大掃帚，掃過我們門前的車道。關先生還在釣魚。我條件反射一般地在窗口往回縮了縮，突然覺得自己好像身處一群陌生人中間，是個徹頭徹尾的異鄉人。
我出去跑了很長一截，到了松花江，卻沒找到關先生。我往回跑，經過一個叫張家店的小村落。一個男人賣給我一瓶礦泉水，說他上不了網，手機信號也很差。「有當官的要來啦，」他頗有深意地笑著。天氣很悶熱，要下「車隊雨」啦[3]。
我在紅旗路的最北端轉了身，朝家裡跑去。這段路上，從來沒有汽車為我減速。它們總是稍稍轉個彎，迅速絕塵而去。但現在，一輛車身漆成迷彩的豐田陸地巡洋艦開過，司機踩了剎車，掉個頭朝我這邊開來。我心裡突然一沉，趕快拿出電話，按了弗朗西斯的快速撥號。我想，這麼一來，應該就沒那麼引人注目了，至少看上去是個忙著聊閒天的哥們。
弗朗西斯還沒接電話，司機就搖下了有色玻璃的車窗。此人體壯如牛，剃著平頭，戴著飛行員的那種墨鏡，堆著肥肉的脖子上戴著很粗的金鏈子。他用中文向我大吼：「不准錄像！」
「我在跟我老婆打電話，」我回答。
他的嘴角輕輕抽動了一下。
「那個手機有攝像頭嗎？」
「沒有。我很窮的。你看。」我給他看了看那個基本款的老式手機。
他哼了一聲，車窗又搖上去了。陸地巡洋艦風馳電掣而去。
在荒地的岔路口，穿戴整齊的警察攔下來往車輛，不讓任何人過馬路。我回不了家。只好和村民們一起坐在雜貨店裡。「只要車隊過去了，我們就能走了。」
「誰來啦？」
「溫家寶。」國務院總理。
「不對！」一個男人邊打麻將邊說，「是個將軍。」
「聽別人說是農業部長。」
「胡錦濤2006年來過。」
「是2007年，」我糾正道。然後吹噓我有一次在美國國務院參加為胡錦濤舉辦的官方午宴。村民們沒覺得有啥了不起的。
「他到俺們村兒來過。」
「他吃過俺們的米。」
大家又七嘴八舌說了些頭銜和官員名字。到最後也沒統一出個答案，誰也不知道那輛開在荒地村的黑色奧迪後座上到底坐著誰。汽車左拐，順著紅旗路上還在晾乾的新水泥，飛速而去。
2013年初，中國發佈「一號文件」，說中央政府會「引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序流轉，鼓勵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流轉，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
這個國家那些以家庭為單位耕作的小塊土地將合併成大塊的，交給公司管理經營。農業部長說，「要逐漸將土地轉到專業大戶手中，發展適度規模經營，這是未來的方向」。
高層官員們預見到了農業的未來。就像荒地村。
[1]普遍的說法是當時簽訂契約的是十八戶。——譯者
[2]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波特金，官至陸軍元帥、俄軍總指揮。波特金為了使女皇對他領地的富足有個良好印象，不惜工本，在其必經的路旁建起一批豪華的假村莊。於是，波特金村成了一個世界聞名的、做表面文章和弄虛作假的代號。——譯者
[3]此句原文是Muggy with a chance of motorcade，來源於英語中一個常用說法Muggy with a chance of showers（天氣悶熱，可能要下雨）。——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