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走走！去殖民那片大陸！」從1936年起，這樣充滿鼓動意味的海報在日本屢見不鮮。「為了大和民族的壯大，建立東亞新秩序！」宣傳活動參考了美國19世紀的口號，「年輕人都到西部去」，並提出「年輕人都到那片大陸去！處女地等待著鄉村的年輕人」。儘管當時的日本鄉村深陷大蕭條之中，移民偽滿洲國的號召也被塗上了濃厚的愛國主義色彩，並未重點宣傳經濟上的利益。不提日本食物短缺、人口過剩和遭遇美國禁令的現在，主要強調帝國的未來。
殖民手冊上收錄的一些文章主要針對男人進行宣傳，比如「開拓者的樂趣」；「還有什麼，比得上創建一個新的國家，成為那個國家的開國者呢」；還有些顯然直指女人，比如「生養的喜悅」。文中附的圖是一個母親帶著孩子，站在吃草的羊群面前。1941年，一篇文章信誓旦旦：「如果你成為開拓滿洲的先鋒，就能做個自耕農，祖祖輩輩永遠富足平安。只有發展滿洲，才能復興你們的故土。」
在「百萬移民計劃」之下，日本在東北複製了本國的鄉村，除了長子要繼承家業，次子或第三子之類的家庭成員就要被送去開拓一個衛星前哨，名字和原來的鄉村一致。這些移居者有所不知，大多數此類鄉村都建在土匪猖獗的地區，或是靠近蘇聯的邊境。在一些那時候的照片上，日本士兵會教習新來的婦女怎麼使用步槍。每家一登陸東北，都會發一把這樣的步槍。照片裡，很多女人受訓時還背著嬰兒。
除了愛國主義的驅動，還有些平民是受財務獎勵的誘惑移居偽滿洲國的。像醫生、教師、農學家這樣的專業人才，在這裡掙的薪水是本國的兩倍。而農耕家庭能免費分到一百五十多畝可耕地，六十多畝牧場，還有設備、種子、購買牛馬的資金以及幫忙的雇工。男人可以不用服兵役。
他們一開始以為，到了東北，分到的土地可能都是未經開墾的沼澤和林地，還需要自己去開墾。然而，分給他們的都是本屬於當地人的現成耕地。在他們到來之前，日本方面已經通過軍隊驅趕和強製出售的方式取得了這些土地的控制權，只付給原主人土地估價的15％。若有人敢出言反對，將面臨嚴重的懲罰，一名日本警長的報告中對此有所記載，「二十多名持槍警察被派遣到有問題的地區，要麼直接用刺刀刺殺不遵守命令的農民，要麼殺光他們的牲口、狗和雞。」一般來說，被驅趕的當地人面臨兩個選擇：一是接受一片未開墾的土地，二是在他們原來的農場上做雇工。
殖民時代的印記在今天的東北城市仍清晰可見，然而「百萬移民計劃」在農村的痕跡已經完全消失了。當時最著名的移民村之一，是1938年成立於荒地東北方向六十多公里的四家房，這裡主要移居的是日本小村大日向的村民。日本有關部門出錢請來一位小說家記錄大日向的移民過程，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系列報道，還寫成了一本書，被改編成電影、話劇和歌曲。歡送移民們時，當地的學生會唱歌，其中一首歌這樣唱道：
種下一顆麥，家中富裕享；
齊來勤做工，建設美妙天堂；
哦，滿洲的大日向！
這位作家追隨移居者們的腳步也來到了東北。現在我把他的小說作為尋找這個村子的地圖。凌晨5點24分，火車開動了，我又一次成為整個硬座車廂唯一的乘客。凜冽清爽的風從敞開的窗戶吹進來；夏天凌晨4點就升起來的太陽暖暖地照在臉上。我非常開心地度過了兩個小時，跟著火車緩緩經過稻田和白樺林，偶爾還能看到一兩隻野雞；途中經過一些村莊，名字很有解放後初期的意味，比如「興亞」。
我在一個像碉堡一樣的小站下了車，來到一個空蕩蕩的廣場。根據那本小說的描述，車站前面應該有「四座滿洲老民宅」。後來移民至此的日本人建造了「幾百個家庭的住宅」，還有警察局、學校和醫院。「我們期待著美好的未來，」小說的語氣相當熱血，「要把這裡建設成為中級行政中心。」
現在，這個小城市名叫舒蘭，的確是個中級行政中心。各個主要的辦事處和服務機構都緊湊地安排在市裡的兩個十字路口周圍。小說中寫道，在日本大規模移民之前，這裡住了四千個中國人和兩千個朝鮮人。後來他們被驅逐出這片土地，成為強制勞役。「特別是在新鄉村的建設中，他們非常有用，」小說裡寫道，「然而，我認為，出於未來的長遠考慮，需要就我們對滿洲人的領導以及雙方的和諧共存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作者描述說，移居者建立起來的新鄉村面積將近十平方公里，中間有一條小河流過，「河水清澈見底，能看得見水底的鵝卵石」。地圖上再也沒有四家房這個村名了。不過，往火車站向北走幾公里，在群山之間的那條河邊，有個小村落叫四大家。也許是解放後改了名？我坐上了一輛往那個方向開的小巴。
十五分鐘後，司機在一條雙車道的路上停下，周圍是翠綠的田野。我擠過走廊上的乘客，但在車門處猶豫了，因為舉目眺望地平線，看不到任何活物。小巴消失在視線中，我一個人站在原地，看著眼前田園牧歌般的景色。那位日本小說家肯定也看到了這樣的情景，才會寫道：「比起其他地方，我們能得到這片土地，實在是天大的恩賜。」
一條土路穿過鐵軌，經過一排平房，盡頭是一片玉米地。旁邊一塊稻田里插了塊牌子，表明田里種的是粳稻1號，荒地也種了這種米。我想跟誰聊聊這個發現，但聽眾只有兩頭牛，被繫在間隙很大的木柵欄上。回到鐵軌旁，岔路口的房子裡走出來一個男人，跟我點頭，算是問好。
「我在找四家房，就是原來日本農民住過的地方。」
男人皺了皺眉頭，「這兒是四大家。」
「那四家房在哪兒？」
「壓根兒沒聽說過。不過也沒關係，你來晚啦。小日本兒早就跑光啦。那時候我還沒出生，但聽大人說起過。那時候的東西啥也沒剩下啦。」
我沿著一條兩旁種滿白楊樹的路走了將近十三公里，一路上沒遇到任何活物，只有兩塊標牌，一塊寫著大樹村，但站在村口一看，一棵樹也沒有。另一塊牌子上告誡大家要「預防森林大火」。
在一個名叫平安的小村落，孤零零的岔路口只豎著一塊手漆的藍色木板，釘在一根電線桿上，指向一個小火車站。火車站的廣場倒是很寬敞，鋪路石的縫隙間長出翠綠的野草，算是加強了綠化。沒有任何能找出日本遺留的痕跡。鎮子裡最大的建築是韓國人修建的基督教教堂和學校。在這個夏日的星期六下午，兩座建築空空如也。
回舒蘭坐火車去荒地的路上，公車司機改了道，把我放在河邊新建的一座橋附近。很多人在淺灘上停車，用河水洗車。
「你不是找四家房嗎？這兒有幾個人知道以前叫那個名兒，」司機說，「我爸是個老師，土生土長在這兒的。所以我也知道。解放後就改名叫舒蘭了。」（後來我查閱到的資料證明他說對了。）「我爸跟我說，當時的日本村子就在這兒。」他指著一條新建的寬闊道路，兩旁是新建的寬闊的政府辦公室。唯一的一塊標牌上用中文和韓文寫著，二環路。路上空空蕩蕩的。
日本移民離開故土，前往滿洲時，孩子們揮舞著國旗，「村民們紛紛把手絹拋到空中，大喊萬歲，雙手高高揮舞著」，每個人都留下兩行長淚。火車緩緩啟動，駛離日本的家園，移居者們聽到一首離歌：
大日本的先鋒，去修建另一個大日向；
來到滿洲的四家房，建立帝國的天堂；
我們一起走在，帝國的大道上。
1945年8月9日，大多數在東北醒來的移居者都沒有活過偽滿洲國的覆滅。很多人聚在一起，自殺身亡。
儘管這些移居者只佔了偽滿洲國一百五十萬日本人的17％，但在東北的日本死亡人數中，他們佔了一半。死亡總數與日本長崎相當。東北的二十七萬日本農民，戰爭期間死了八萬人，其中大多數是婦女和孩子。
日本軍隊拋棄了他們。十四年前就入侵中國東北的軍隊經過太平洋戰爭，人數大減，很多部隊都被派往南邊。日本移民填補了這個空缺。1943年末，50％的日本農民被安置在蘇聯—偽滿洲國邊境沿線。1944年，日軍在戰爭中損失慘重，於是收回了對移民免於服役的承諾。5月，德國投降，蘇軍揮師東進，日軍發起了最後徵兵令，號召所有身強體壯的男人（大多數沒受過軍事訓練）為國參戰。偽滿洲國的軍隊不斷後撤，避免和一路挺進的蘇軍交戰，使得該地區四分之三的土地無人防衛。沒有任何的人員撤離計劃。一位日本將軍十分直白地說，對於那些移民村莊的女人、小孩和老人來說，「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自裁」。
1945年2月，盟軍即將取得太平洋戰爭的決定性優勢：拿下塞班島及其飛機場後，B-29轟炸機就能空襲東京了。然而，日軍還在繼續徵召法定年齡段的兵員。「那年春天，我不幸年滿二十，」日本老兵長峰章告訴我，「我知道徵兵的紅紙就要上門了，我必須應徵。」
我走過東北那麼多條鐵軌，去過那麼多的博物館和殖民時期的建築，看過那麼多地圖和書籍，但真正讓偽滿洲國鮮活起來的，卻是這位八十七歲的長峰章。他少年時生活在一個只有二十個農耕家庭的日本小村落，從那裡坐船去了東北，拱衛當時的偽滿洲國東部邊疆。戰後滯居當地長達八年。
「那是我第一次走出日本，」長峰說，他抬了抬濃密的眉毛，黝黑的臉上露出一個笑容。被徵召的時候，他父母是種植大米和土豆的農民，而他的職業是代課老師，因為其他男老師早就當兵參戰去了。「沒有男人留下來教書了。」
軍隊上層將他和其他新兵召集到一個小旅社。「我們脫掉平民的衣服，換上軍裝，穿的是農民的布鞋。那時候是2月，也沒有軍靴穿。」
一艘船載著新兵們渡過日本海，然後換乘火車來到偽滿洲國的東北端。長峰和其他新兵在鐵路沿線的小城雞西下了車，接著行軍到城邊一個小村落，那裡有座要塞，是鐵路和東邊十九公里外蘇聯邊界間唯一的防線。
抵達後的五個月，長峰都在接受防衛邊疆的訓練。「我學會了怎麼攜帶炸彈滾到坦克下面，自爆。」除了炸彈，他僅有的武器是步槍、手榴彈和隊裡的輕型機關鎗。「我們都知道俄國人要來，當地人被告知，必要的話舉起菜刀抵抗他們。」
長峰至今還記得東北冬天的嚴寒。「太冷了，洗臉的時候得先把盆上的冰打碎才行，」他邊說邊比畫。訓練期間，他和住在那一片的朝鮮人和中國人沒有任何交流，所以沒多學一門語言。也沒有人給他發指南針，所以沒法到處走走。
美國在廣島投下了一顆原子彈，沒隔幾天又用同樣的手段重創長崎，廣島原子彈襲擊三天後，蘇聯對日宣戰。蘇軍的指揮官正是斯大林格勒反擊戰的將領，他們的「滿洲戰略進攻行動」又被稱為8月風暴，始於8月9日的午夜。「出乎意料地打起了閃電，」一名蘇聯將軍回憶起那個晚上，「耀眼的閃電把黑暗的天空劈成兩半。雷聲隆隆，越來越響。針葉林中聲音聽起來更加恐怖。傾盆大雨眼看就要來臨。已經有雨滴打在樹葉上。我們進入了防空壕，看著手錶。距離預定進攻時間還有六十分鐘。應該推遲進攻嗎？不，無論如何都不可以！」
1905年，俄軍在東北輸給了日軍，顏面喪盡。現在他們必然要不顧一切地復仇。8月風暴中，一百六十萬訓練有素的蘇軍對陣六十萬日本兵，後者有很多是才參軍不久的新兵。蘇軍發起鉗形攻勢，軍隊從偽滿洲國的西部、北部和東部大量擁入，東部的那些衝著二等兵長峰章所在地區而來。
「他們的飛機炸毀了我們軍營裡的倉庫，」他說，「沒有電台和其他任何通訊設備。那是我第一次開槍殺人。」長峰有一頭濃密的白髮，整個講述的過程中他都咧嘴瞇眼，慈祥地笑著，偶爾要強調什麼，就溫柔地摸摸我的胳膊。「我害怕嗎？當然害怕！人人都害怕。」
8月15日，裕仁天皇廣播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但日本在偽滿洲國的防線還在，並被蘇軍迅速攻破。長峰和戰友們其實根本不知道投降的消息，那時候他和另外九十個步兵藏在深山裡，偶爾出來也是從當地農民那兒偷點玉米棒子吃，或是開槍狙擊幾個蘇聯人。長峰在戰鬥中腳踝受傷，落下殘疾。而他的很多戰友被敵軍俘虜，開膛破肚，死無全屍。
我站在凹陷的水泥河岸生銹的欄杆旁，仔細看著眼前的松花江。此處的江面寬闊，沉積了很多泥沙，水流很急，廣闊的水域看起來更像一片有些可怕的湖泊。這個距離上游的哈爾濱約一百六十公里的地方，曾經是個忙碌的碼頭。
在偽滿洲國的鼎盛時期，這片區域曾經是很多日本移民的家。然而到1945年，他們的烏托邦之夢破碎了。農作物收成慘淡，官方謊報產量，游擊隊的襲擊愈發頻繁，由日本本土催生的殖民力量逐漸衰退。四家房的移民後來回憶：「1938年，我第一次來到滿洲，滿洲人（中國人）總是讓我們先過街。在火車站，我們買票不用排隊，他們會讓我們先買票……等我1943年再度去到滿洲，並終於在那裡安頓下來時，真是完全變樣了。滿洲人讓我們去別的地方，因為，他們說，那是他們的火車站。現在回想起來，我猜他們那時候感覺到日本將要戰敗了。我對自己說，我是在錯誤的時間去了個錯誤的地方。」
8月10日，蘇聯對日宣戰後的一天，日軍從偽滿洲國首都撤走了軍方家屬，下令炸毀橋樑，剪斷電話線，進一步使得移居者們遠離疏散撤退的路線。
相關的回憶錄不在少數，其中有一本叫《凍土上的墓碑》。倖存者們紛紛回憶那些恐怖的逃亡經歷，幾乎都是步行，飢腸轆轆，一路遭遇強盜、強姦和「滿洲人」的報復殘殺。有幾個人在集體自殺中活了下來。一個女人寫道，她殺掉了自己的兩個孩子，但在把槍口對準自己之前就被抓住了。還有人回憶說，走了很多天，結果發現走到河岸邊沒法逃了。
我站在松花江邊廢棄的碼頭上，這也是8月的一天，我的影子映在江面上。渾濁的水面看上去深不可測，危險重重。沒有牌子，沒有標識，只有生銹的小船和油桶。一個老人拿著魚竿從一座小丘後走出來，問我在看啥。
「很多年前的今天，那些日本的拓荒家庭就在這兒等著，希望能有一艘船接他們回去。」
這位釣魚的老人就生長在這個村子，他也知道這個故事，雖然那時候他還沒出生。蘇軍正在接近。母親們盯著從上游流往下游的江水，船終究沒有出現。數百名日本婦女把孩子（很多還是嬰兒）放在碼頭上，踏入了湍急的江水，一個浪頭打來，她們都消失了。
1945年8月的那一天，二等兵長峰章在碼頭以東約兩百公里的地方，拖著受傷的腳踝加緊撤退，躲避步步逼近的蘇軍。一個朝鮮農民通知他們說，戰爭結束了。但他們不明白日本怎麼會投降。「從小我們就被教育說，絕不可能輸，」長峰回憶道。於是他們一小隊人繼續撤退，涉過齊胸深的沼澤，躲避巡邏的蘇軍，不斷趕走爬滿全身的虱子。在與蘇軍的對戰中，他的戰友們紛紛犧牲，有的在重傷後自殺了，還有的在昏暗的夜色中與隊伍走散。長峰手上也中了彈，到現在還有塊彈片嵌在裡面。他邊說邊揉著手上的某處。但最終他過了河，逃走了。到最後他只有一個同伴，整整六個星期，他們靠撿松子和偷食物過活。
9月，他倆在深山裡發現一棟小房子，煙囪冒著煙。住在裡面的中國人孫先生終於說服他們，日本戰敗了。他給他們換上中國平民的衣服，撕掉軍帽上的標牌。孫先生把兩個日本人領到一個村子，路上還成功說服一群憤怒的人不要殺他們。來到村子後，就把他們交給了當地的民兵組織。組織把長峰分配到一個食堂幹活。
日本投降後的第一年，大概有六萬六千名日本士兵因為受凍、霍亂或其他疾病，在東北死去。另有相當數量的日軍被強制工作，有的被國民黨徵召，有的被共產黨徵召，不久他們就要在中國展開內戰了。蘇軍把繳獲的日軍武器交給了共產黨，使其步槍數量翻了番，大炮的數量更是增加到原來的三倍。然而，對東北的控制權仍然很不穩定。長峰最後的那個同伴被國民黨徵召了，而他因為傷還沒恢復，就被留下了。
一個逃亡的日本男人遇到他，私下介紹說，自己過去是偽滿洲國特工，主要工作就是滲透抵抗組織。他對長峰說要掩飾身份：就說是被日軍拋棄的農民。「他偽裝成一個老頭，」長峰說，「然後教了我很多技巧，怎麼扮成另一個人。」
男人在一個鋸木廠工作，跟朝鮮人換水稻種子，還和中國人做生意。後來，長峰為一家十月革命中逃來此地的俄國白黨擠奶，捆乾草。差不多三年就這麼過去了，直到1948年，農場主目睹蘇軍一路搶掠鐵路，甚至把鐵軌運回家，他決定再邁一步，移居到東北廣闊的西部。「我們把所有東西放上火車，牛和乾草都沒放過，」長峰笑著對我說。
農場主從頭開始，在齊齊哈爾市北邊建起小木屋，開墾農田，種了莊稼。接著，中國警察跑來，「邀請」長峰和那個曾經做過特工的朋友到城裡去翻修旅館。長峰成了一名服務員，努力地學習漢語。他的朋友則在一次稻草車翻車事故中去世了。
1950年，長峰流落到更北的地方，當了一名伐木工，兩年來每天都要把木頭放進河裡，漂到下游去。他默默地隱藏在一群中國工人之中，從來不敢給家裡寫信。
1949年，內戰結束。一年不到，中國又參加了朝鮮戰爭，政府推遲了將受困日本人遣送回國的行動。直到1953年，來中國八年後，長峰才向有關官員承認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對方交給他一張火車和船的兩用票。父母在故國的碼頭上等他。剛開始大家相對無言。他們用無聲的眼淚歡迎他回家。
1956年，長峰看到報紙上刊登廣告，招人去加州摘草莓，於是報了名。加州急需農民，於是修改了之前的移民限制，下放一千個簽證指標。摘草莓的時薪抵得上長峰在日本工作一天。但有個障礙，因為他在東北待了整整八年，所以必須向美國簽證官寫一份報告，說明自己不是共產黨的間諜。事實上，從小學五年級開始，長峰就夢想著移居美國。我們的對話，就在聖克魯茲我奶奶家附近的星巴克裡進行。他在這裡擁有兩公頃的有機農場，就在自由大道上。
長峰回過中國兩次，是在當醫生的女兒的催促下重走當年路。女兒從小到大只是從他那裡聽到過故事的一些片段。「真是個奇跡，」她坐在星巴克的露天咖啡座裡說。她父親又是燦爛地一笑，輕拍我的胳膊，重複著那句可謂毫無意義卻又包羅萬千的中文：沒關係。沒什麼大不了的。沒關係。一切都很好。沒關係。不用介意。
在松花江邊那個下陷的水泥碼頭上，釣魚的老人看著河裡捲起的漩渦宣佈：「這裡不是個釣魚的好地方。」他收起魚竿，走到淺灘邊，想在那兒試試手氣。眼前的土路只夠一輛車通行，彎曲地穿過一個全是紅磚房的破敗小村莊，之後有一條新的高速公路橫越其上。離江岸大概六公里的地方，走過紅旗水庫，在一條小街沒有去路的盡頭，是一片樺樹和松樹林，形成一道厚厚的屏障，中間有一道大門。這大約就是唯一的紀念了吧。門上有漢字寫著：中日友好園林。這是一個公墓，裡面埋著數千名日本「先鋒農民」的骨灰。
在整個偽滿洲國，大多數倖存下來的移居者（61％），在蘇軍控制的難民營等待了一年（很多被迫成為慰安婦），才登上借來的美國船隻回到日本。另外的39％失蹤了，或是去了西伯利亞，或是等到1953年，中國開始遣送他們回國，這項工程曠日持久，一直持續到最近幾年。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時，還有三萬移居者滯留中國。
在公墓周圍這一片，曾經居住過大概一萬名日本移居者。這個縣城叫做方正，在荒地村東北四百一十八公里處。倖存者中，有兩千三百名婦女別無選擇，嫁給了當地的男人，還有一千一百二十個孩子（包括那些被留在碼頭上的）被當地家庭收養。
日本移居者的遺跡仍然能在方正縣的街道上尋找到蛛絲馬跡，店招牌是中日雙語；日語培訓中心比英語培訓機構要多。縣政府說，在全縣二十三萬人口中，有五分之一的人曾在日本生活或工作過。每年8月，日本的盂蘭盆節，移居者的後代們會到這裡來，依照節日的傳統給先輩掃墓祭奠。
公墓的起源要追溯到1963年，一個嫁給中國男人的日本「遺妻」，在耕地時挖到了森森白骨。一場挖掘工作就此開始，大約四千五百名因為自殺或飢餓死去的難民遺骸出土了。當地人澆上汽油，燒了三天三夜。雖然中國把這些移居者歸為「剝削兵團」，但在1963年，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還是批准在埋骨灰的墓旁樹一座紀念碑。「日本人民和這些移居者，」周恩來說，「也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犧牲品。」
「文化大革命」期間，荒地那些中國人的老墳塚都被紅衛兵給毀了，令人驚訝的是，這個日本公墓竟然安然無恙躲過了這場浩劫。不過，為了給水庫讓位，1980年代，墓地被遷移到現在這個地方。進了門就看到一塊顯眼的大理石碑，說這裡是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不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1984年，五百名自殺移居者的骨灰搬來這裡，過去是在雞西，就是那個鐵路邊的小城，蘇聯軍隊佔領長峰章的軍營後，接管了雞西。
中日友好園林的公墓裡還有那些收養日本孤兒的中國人的骨灰。一名對拋棄孩子表示愧疚的日本軍官曾經寫道：「是中國人養大了那些曾經搶劫他們的賊人的孩子。」但在很多採訪中，那些收養孩子的母親說，那些小寶貝就和曾經的她們一樣，無助而無力。
園林裡建起畫了長城與富士山的樓閣，記錄和稱頌了她們的善行。公墓的步道通往松樹林，再來到兩個低低的水泥圓頂，裡面埋著逝者的骨灰。那些低低的松樹枝上，有日本祭奠者親手折的紙鶴，上面系的絲帶，在中國和日本都像征著永久的和平。「我們得叫那些日本人別再種樹了，不然就得擴建公墓了，」住在裡面的看門人告訴我。
這個地方很美，很平和，一片靜謐，偶爾有喜鵲的叫聲。風水應該很好：斜坡上種著一片玉米地，這青紗帳為公墓擋住了兇惡的北風，正面向著地勢稍低的水田。
我8月來到這裡，正好遇到一群日本人來過盂蘭盆節，給先輩掃墓。但戰爭並非在1945年就徹底結束了。就在上周，五個中國民族主義者在網上相約來到公墓，拿著錘子和一桶紅漆。他們的目標是最近樹起來的一個紀念碑，列出了在方正餓死的數千名日本移居者中的二百二十九個名字。五個人用油漆刷蘸著紅漆，叉掉了這些名字，用力鑿碎石碑。這個消息在各種網上平台瘋傳，幾個小時內，一架推土機就把紀念碑的碎石刨進了一個洞，還有四十個人把守。為此日本掃墓人取消了行程。「我們的經濟發展，要多虧那些從我們縣去日本的人，」當地一家店的店主說，「我支持中日友好。但有的人就罵我們縣那些人，好像他們是叛徒，漢奸。」
我拍了拍公墓緊鎖的鐵門。看門人警告我說，上面告訴他，如果出現遊客，就報警。
「沒關係的，」我說。沒什麼大不了的。
「我必須報警。」
「沒關係。」一切都很好。
看門人還是拿出了手機。歷史的大門今天是關著的。
我從荒地坐了四百多公里的火車南下來到瀋陽，那裡有另一處戰爭遺跡。但只能通過外面圍著的藍色錫牆往裡窺探。我看到一根煙囪，破敗的營房，接著看門狗可怕的嘴就號叫著湊了過來。這裡曾經是一個盟軍戰俘集中營。1945年的今天，8月16日，日本投降後的十七個小時，一個美國年輕人和另外四個人趕到這裡，挽救了數百條生命。
「我是第四個從B-24飛機上跳下來的，」暱稱「哈爾」的參謀軍士哈羅德·萊斯告訴我，「當時我感覺是在飄，不是在降落。」那時他第一次看到滿洲。俯瞰下去，只見一片捲心菜。
如今萊斯九十二歲高齡，對那一天還是記憶猶新。「緊接著我就聽到下面傳來鼓掌和歡呼。那是一群中國農民。我們降落的時候他們在種地。他們好像很愛看我們的空中表演。我們飄下來也是很有趣的。我很快就重重地降落在土路上，翻滾了幾圈，裹進降落傘裡。」
他的任務是解放瀋陽（當時還叫奉天）的一千四百四十三名盟軍戰俘。另外，還要打退一百五十萬正在進軍此處的蘇軍士兵，好保護「日本和傀儡國的重要文件和人物」。行動的總指揮和發佈命令的是戰略情報局，也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身。這次行動被稱為紅雀行動，是一個系列行動的一部分。美國計劃在那天一共出動八次飛機，戰略目標分別位於中國、老撾和越南。另一場在東北的營救計劃被稱為火烈鳥行動，但由於蘇軍搶先到達哈爾濱，宣告中止。
在戰略情報局指揮的這些行動中，有一場以一個行動者被處死告終，他叫約翰·伯奇，之前是個傳教士。他的任務是經由陸路走過中國沿海地區，偵查過去的日軍機場，看有沒有能用於撤離戰俘的。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對《雅爾塔協議》把東北的鐵路控制權與旅順港交給蘇聯非常不滿。一個中國人民解放軍[1]的分隊攔住伯奇，並繳了他的武器。「你們到底怎麼回事？你們是強盜嗎？」他用中文問這些抓他的人。他的中國同伴讓伯奇別激怒這些士兵。伯奇回答：「我想看看他們怎麼對待美國人。被他們殺了也不怕。他們要真殺了我，自己也完了。美國會用原子彈懲罰他們的。」中國士兵開了槍，打中了伯奇那位中國同伴的膝蓋上部，伯奇的腿也中了彈。他們綁住伯奇的手和腳，他在刺刀之下一命嗚呼。接著士兵還把他毀容，不想他被辨認出來。那個中國同伴躺在伯奇身邊裝死，直到晚上一個路人經過，幫助他逃跑了。後來一個右翼的政治協會以伯奇為名，而他本人被該協會奉為「冷戰的第一個遇難者」。
紅雀行動是戰略情報局一系列任務中最危險的：哈爾·萊斯和五個行動人員，身上只攜帶手槍，要跳傘進入被三萬日本軍隊佔領的領土，還要面臨大批蘇聯士兵的進攻。沒人知道日本軍隊聽聞本國投降後，會有什麼樣的反應。美國戰俘可能會被用作人肉盾牌，或者作為證據被殺人滅口。最近的美軍部隊也在將近一千五百公里以外了。
戰爭結束得如此突然，戰略情報局也有些措手不及：1945年8月8日，局長威廉姆·多諾萬（也是美國情報系統的創始人）剛抵達華中城市西安，蘇聯就向日本和偽滿洲國宣戰了。第二天，第二顆原子彈掉在了長崎。「要是俄軍去的時候我們不在朝鮮和滿洲，那我們就永遠進不去了，」多諾萬發了一封電報，「儘管我們褲子剛提到一半被弄了個措手不及，但還是要盡全力及時把它提起來。」他對手下的人下令，把中國東北屬於美國的財產定好位，準備好美國的「潛在特工、線人和親美人士」的檔案卷宗，並確保能拿到關於蘇聯援助中國共產黨的情報。中國共產黨接下來就要加入全面的內戰，反抗當時執政的國民黨，而國民黨的後台正是美國。
紅雀行動在1945年8月16日凌晨4點50分開始。
瀋陽的這個戰俘集中營很長一段時間不為盟軍所知。其中關押的戰俘有美國人、英國人、荷蘭人、澳大利亞人，都是士兵和軍官，包括了巴丹死亡行軍的倖存者；在新加坡投降的英國陸軍中將亞瑟·帕西瓦爾；在科雷吉多爾島放棄了菲律賓的美國陸軍中將喬納森·溫賴特。那場戰役中的倖存者坐船去了台灣，途中一艘美國潛水艇發射了兩次魚雷，均未打中。到台灣後，他們又被趕上那些殘暴虐待船員的所謂地獄之船，去了朝鮮半島。他們在那裡被分開，有的去日本做苦工，有的上了北去瀋陽的火車。在瀋陽的第一個冬天，有兩百六十名戰俘病死或凍死。日本人把他們凍僵的屍體堆放在一個倉庫裡，直到土地解凍。接下來的1943年，修建了條件稍微好些的奉天集中營，戰俘們被強制在皮革廠工作，或者到滿洲機床廠生產軍需品。
日本人認為奉天集中營是戰俘營中的典範，紅十字會經常帶著信件和供給品前來造訪。但試圖逃走的戰俘仍然大有人在。集中營的指揮官松田上校，光頭，身材矮小，整天悶悶不樂，戴著厚厚的眼鏡。在抓住三個試圖逃走的戰俘後，他把所有戰俘都召集起來，當場處死了那三個人。
「看到他們叛逃，大大出乎本人意料，這實在是最近最令人氣憤也最不幸的事件；」松田拿著一張手寫的英文稿件，一字一句地念，「在天皇陛下的無上恩德下，所有人都對你們同情以待。但這三個人竟敢違抗我的命令，簡直可以說是完全泯滅人性……是你們自己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偏要闖。」
在一些老照片裡，巴丹被俘前的美國陸軍准將布勞爾看上去是個樂天派，整天叼著煙斗，感覺走到哪兒都能鬧騰一番。這個來自密西西比州的軍人一路寫下很多日記，有的藏在竹子裡，有的埋在營房下面，記錄了1945年這個集中營不斷惡化的條件和他本人的遭遇。「一個月內我就瘦了十四磅[2]，」7月的一天他寫道，「沒有肉，也沒有糖。伙食很差，人人都餓得慌。」戰俘的衣服全都破破爛爛的，集中營的看守命令他們多挖一些防空洞。
8月8日，廣島遭遇原子彈爆炸的兩天後，並不知情的布勞爾寫道：「第一次沒升旗。」
8月9日，原子彈降臨長崎的那天：「今天早上聽到了空襲警報。大家好像都沒去工廠做工。到底怎麼了？」
8月15日：「很多人傳言戰爭要結束了。其他集中營送來很多人。大家都不去工廠做工了。」
8月16日：「一整天大家都瘋傳說戰爭結束了。上午大概11點30分左右，戰俘營附近看到有傘兵降落……關於他們是誰，有很多傳言。」
哈爾·萊斯這個曾經當過兵的人看上去和「美國隊長」毫無相似之處。瘦高個，一頭紅髮，戴著眼鏡，被選中參與紅雀行動只是因為他會說中文。行動的三年前他入伍之初，軍隊就注意到他自學了德語、法語和俄語，而且還很流利。於是就派這個科羅拉多人坐船去芝加哥大學，學了一年中文。戰略情報局派人來學校招收志願者，萊斯和一群人一起來到卡特琳娜島進行訓練，學習了撬鎖、密碼傳信和徒手格鬥等課程，最後又和少數幾人一起脫穎而出，正式被徵召。他對勞軍聯合組織[3]的女主持海倫一見鍾情，娶得美人歸。但婚後幾乎立刻就坐船前往墨爾本，馬不停蹄來到加爾各答，然後登上去緬甸的火車，再匆匆坐上目的地昆明的飛機，輾轉來到西安，六個小時後，就飛翔在滿洲的天空中，降落在一片捲心菜地裡。
「我跟那些農民說的第一句話是，『我—是—美—國—人』，」萊斯告訴我，「用中文說的。然後又問他們：『你們知道日本人在哪兒嗎？』我們沒有羅盤，也沒有任何情報，甚至連集中營指揮官的名字都不知道。我們的飛機出現了，開始空降食物包和補給品。一個日本人朝飛機開槍，但沒打中。我們沒有毀壞農民們的捲心菜，所以他們好心地給我們指路。我們就往那邊走。開始下雨了，接著日本人就發現了我們。」
一看到那十幾個日本兵，隊裡的中國人轉身就逃。現在「紅雀」只剩五個人了。隊醫是夏威夷的第二代日裔美國人，他命令日本人投降。但那幾個士兵拉了拉槍栓，命令美國人把手舉起來。
「沒人大吼大叫，」萊斯回憶道，「挺不平凡的一次交流。那些人還是第一次看到活的美國兵。他們也不知道戰爭已經結束了。」
日本人繳了「紅雀」們的手槍，蒙住他們的眼睛，把他們送上一輛卡車。發動機啟動。卡車停下來後，蒙眼睛的布被取了下來。萊斯看到的不是刑場，而是一個日本秘密警察總部的大門。「他們請我們喝日本清酒和威士忌。警察頭子承認說他聽到投降的消息，但不知道該怎麼辦。他知道蘇軍就要打來了：就在北邊約兩百公里的地方，步步逼近。他同意讓我們迅速去看一下戰俘營。」日本司機用英語對萊斯說：「我聽說你住在洛杉磯。我有個兄弟也在那兒，不知你們認不認識？」
「紅雀」們被安頓在南滿鐵路賓館。第二天，東京的官方投降詔書終於抵達了。級別最高的日本軍官請萊斯見證他切腹自盡。
「我請他不要這樣做，」萊斯說，「我需要他確切告知手下的士兵，戰爭真的結束了。」軍官把戰俘營交給這五個戰略情報局的行動成員。形容憔悴而又興高采烈的戰俘們把萊斯團團圍住，興奮地拍他肩膀，不停握手，還問個不停。秀蘭·鄧波兒死了嗎？羅斯福真的死了嗎，怎麼死的？現在誰是總統？誰是英國首相？過去三年的世界職業棒球大賽誰是冠軍？現在不同軍銜拿多少薪水？
在戰俘營日記中，准將布勞爾寫道：「這真是戰俘們最開心的時刻，終於結束了三年半地獄般的生活！」最後的戰俘營日記寫於8月18號，「太多吃的了！餓了三年多了，大家很有可能會暴飲暴食，小心別撐死了！」一條畫面很不穩定的黑白新聞片中，被解放的戰俘們放肆地大笑，彈著吉他，讓日本人填滿散兵坑，建起臨時的棒球場。
然而，對於哈爾·萊斯來說，遊戲還遠未結束。將近一千五百名被解放戰俘中，有三十四名高級將領不見蹤影，其中包括帕西瓦爾和溫賴特將軍，還有荷屬東印度群島的最高長官。萊斯瞭解到，過去一年來，好多人被扣押在西安縣（今遼源）一個沒有供暖的破敗營房。自從蘇軍挺進東北，日本投降後，和那個集中營的通訊就被切斷了。飛機沒法飛，走陸路又太危險。
萊斯帶著紅雀隊的一個士兵和一名日語翻譯，手無寸鐵上了火車。北上途中，他遇到一家俄羅斯白黨，站在某個小站的站台上，蘇聯紅軍來了，他們都不知道接下來往哪裡逃。在西安縣的集中營，日本指揮官用英語向萊斯打招呼，原來他畢業於俄勒岡州立大學。他說，所有的戰俘都活著。
溫賴特將軍骨瘦嶙峋，穿著破爛的衣服，看上去就像個稻草人。「戰略情報局來解放戰俘這件事讓他非常困惑和疑慮，因為他從沒聽說過這個機構，」萊斯說著笑了起來。
三天後的中午12點30分，隊伍來到瀋陽，發現他們的賓館裡全是醉醺醺的蘇聯紅軍士兵。在來東北之前，他們中很多人都參加過斯大林格勒戰役。一個中尉告訴萊斯，他因為殺了德國戰俘，被降職了。他說，打起仗來，士兵就是國家的外交官，還說：「外交官也有幹得好的和幹得不好的嘛。」
一份「紅雀」報告中寫道，狂歡痛飲的蘇聯士兵在整個東北燒殺搶掠，姦淫婦女，報復四十年前打敗俄國的日本。偽滿洲國不復存在，中國人也開展了報復行動：「遊蕩的中國暴民不分青紅皂白地毆打和屠殺日本平民。」
萊斯親眼見到一群人攻擊一個十二歲的日本男孩。他趕快走上去嚴厲制止，質問他們這樣做和之前那些侵略者有什麼區別。「有的中國人站在了我這邊，」萊斯在日記中寫道，「有的還說我中文說得不錯。」他把男孩送去醫院，然後回來把那群人遣散了，沒收了他們的棍棒，但沒有拿出手槍。他的語言能力幫了大忙：「這群人又評價說我作為一個美國人中文說得太好了。好些中國人站在我這邊，痛罵那些言行不當的同胞。」
晚上不時能聽到尖叫、機關鎗響；還有日本人的住家或店舖被放了火，升起滾滾濃煙。一位戰略情報局的軍官報告說，蘇聯軍隊開始把下列物品通過船運回國：「（a）所有的機動車輛——壞的也不放過；（b）所有的汽油；（c）小型的機器和馬達；（d）木材。」蘇軍甚至把疫苗也拿走了，令當地人在傷寒和肺炎爆發時毫無招架之力。
紅雀行動開始後十二天，相關消息傳回美國。住在舊金山的萊斯母親接到當地記者的一個電話，問她對參謀軍士哈羅德·萊斯的勇敢行動作何感想。「那不可能是我的兒子，」她回答說，「他不會做那樣的事。」
身在洛杉磯的萊斯妻子海倫讀到了相關報道，大聲說：「這就是我的哈爾啊。」
1945年10月，蘇軍讓萊斯自己選：要麼馬上離開，要麼免費送他去西伯利亞。戰略情報局局長威廉姆·多諾萬怒火衝冠：「滿洲什麼時候成了蘇聯的了？」事實上，蘇軍一直霸佔著鐵路沿線和旅順港，直到1955年才歸還給中國。萊斯離開了，但很快回到東北。在代號威廉姆斯先生的行動中，他成為第一個到達中國東北的美國情報特工。幹了一年之後，1946年，共產黨將他徹底驅逐出境。我和他是在科羅拉多的戈爾登他家裡見的面。
關於營救戰俘這件事，他回過那個集中營兩次，1989年和2003年，都是幫瀋陽市政府宣傳集中營博物館的開放。我去的時候，躲開看門狗，找了一個側門，劃開門栓，偷偷溜了進去。從前的營房現在擺滿了花環，有好多電線，到處都是水窪。迎面是一個紫色的條幅：老兵重訪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記者招待會。條幅面對著一排排橘色的塑料椅子，上面佈滿了厚厚的灰塵。
戰後，集中營的工廠被改建成一個電器廠，周圍建滿了職工住房。現在那些公寓樓則被高層商品房取代，廣告牌上用英文承諾，Low density of the honey life（低密度的甜蜜生活）。跨越一條十車道的高速公路，那邊隱約有一個購物中心，最醒目的招牌是必勝客。
集中營外的一塊牌子上隻字未提紅雀行動，只是用中英文寫著，戰俘們「唯一的安慰就是熱心中國工友的幫助」。解說詞總結說，集中營「深刻反映了日本法西斯主義的一個側面」。
不過，這句總結性的英文翻譯被沙子蒙住了，抹都抹不開。這座博物館十年前就破土動工，中途幾次停工，因為大家產生了分歧，針對博物館要展示什麼，講什麼道理，進行什麼樣的愛國主義教育爭論不休。現在還在建設中。
我去了方正縣日本移居者公墓之後，一家日本報紙採訪了一名六十二歲的退休小學教師。方正縣政府讓他寫一寫縣裡戰時的故事。那位老師站在松花江邊，就在那些日本母親把孩子放在碼頭上然後自沉離世的地方，告訴記者：「這裡發生的事情，正反映了戰爭對平民的傷害。保護這個地方，對中日關係的健康發展有益無害。」
他曾經向上面申請，在這裡和附近一條支流的河邊豎一塊牌子，講述一下當年的故事。當年，日本婦女們也曾試圖從那條支流過河，把和服撕下來打成結，一起拉著，但最後還是被無情的浪濤捲走了。
官員回復說：「目前的情勢下，不可能批准立牌子。」但這位老師非常樂觀地說：「情勢都是會變的。」
日本的侵略造成了一千四百萬到兩千萬中國人死亡，而日本官員每年都會朝拜靖國神社，裡面供奉著被定罪的日本戰犯。一些日本老兵回到中國，講述了他們在戰爭期間的所作所為。有些人甚至站在了過去的敵國這邊。2002年，在東京的法庭上，有很多中國家庭聯合狀告日本秘密部隊當年在東北殺害了共計一百八十名家人。一位日本老兵出庭作證。這是日本皇軍在中國展開細菌戰的事實第一次在日本法庭公之於眾。根據國際法，受害者拿不到補償金，但最後的判決終止了日本官方半個世紀以來對相關罪行的否認。
「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的展牌上寫著，「731部隊的法西斯罪行不容抵賴。」這個日本最大的細菌戰研究部隊拿中國、俄國、蒙古和朝鮮戰俘做活體實驗。他們的駐地就在哈爾濱市中心南邊二十四公里的地方。日本醫生把實驗對象的戰俘稱之為maruta，日語裡意味原木，降低他們的體溫，進行截肢手術，開槍研究彈傷，讓他們染上各種各樣的疾病，感染細菌，只為了記錄一個人到底能承受多大的痛苦。
實驗基地原本有七十六棟樓，佔地面積將近十平方公里。戰敗撤退時，日本人一把火燒掉了不少，陳列館就在原址遺跡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在燈光昏暗的走廊上，周圍陳列著防毒面具、骨鋸和裝著內臟的容器。外面有很多標牌，標出了過去的細菌培養箱、凍傷實驗室和試驗用老鼠培養箱。陳列館旁邊就是二十五中，孩子們在操場上的歡叫笑鬧翻越高高的磚牆清晰地傳來。
整整十三年，大約有三千名俘虜在這裡被殘忍殺害。而731部隊在全中國的日占區都有附屬基地，也用恐怖的方式殺害了另外七千到九千人。該部隊名義上是日軍的防疫給水部隊，在這個身份的偽裝下，給所到住處的井水下毒。這就像納粹集中營門口海報上寫的「工作使你自由」一樣，虛偽而令人噁心。
日本也有一位約瑟夫·門格勒[4]，他叫石井四郎，醫學博士，日本陸軍中將。1932年開始了他的細菌戰。1945年8月，蘇軍攻入東北，石井命令將731的大本營和其他研究基地徹底摧毀，殺掉還活著的四百零四名戰俘。光是燒這些戰俘的遺體就用了整整三天，之後這位親自在現場監督的高級將領說：「毀屍滅跡，天皇就不會被處死了。」
石井和他的手下帶著一箱箱文件逃回了日本。美國軍隊發現他躲在自己的老家，那個村子的居民在報紙上發了一篇文章，說他被槍殺了，甚至還舉行了一個假葬禮。石井未被逮捕，只是被帶到東京接受質詢。對他的質詢斷斷續續進行了將近兩年，一名美軍基礎科學負責人給指揮官寫信：
這次調查中搜集到的證據是對這個領域的極大補充和擴展。這些數據是日本科學家付出數百萬美元和多年的辛勤勞作得來的。從具體的細菌感染量來測試人類對相關疾病的敏感性，從而搜集了很多信息。由於對人類活體實驗的顧慮，這樣的信息在我們自己的實驗室裡是無法搜集的。
信的結尾寫道，美軍為調查石井在中國的所作所為而撥的款「比起他的研究花費，不過是九牛一毛」。
1948年，美國赦免了石井和他十八個手下的戰爭罪行。他們沒有一個被起訴，更別說受刑了。三十年來，這宗交易一直是秘密，直到被一名美國記者發現。據說石井在日本開了一個兒科診所，六十七歲患喉癌去世。
皇帝陛下溥儀，在1945年8月17日接到了偽滿洲國覆滅的通知。這是溥儀一生中第二次遜位，然後他逃離了皇宮。他在機場準備飛往日本時，蘇聯軍隊把他攔下。之後把他遣送到西伯利亞拘留起來。他請求不要把他遣送回中國，並言之鑿鑿地說，只要一進入中國國境，就會面臨殺身之禍。
1946年，蘇聯人把他押往東京，為戰犯審判作證。年僅四十歲的他看上去如蒲葦般孱弱，非常蒼老。但在庭上為了保命，他還是滔滔不絕。他穿了一件昂貴的棕色西裝，說著中文，上演了一齣好戲：中國的末代皇帝，站在證人席上，慷慨激昂地唱著愛國主義的讚歌。「滿洲人民完全是日本人的奴隸，」他斷言，「滿洲的中國人民的痛苦幾乎無法用語言表達。他們得不到生活必需品，甚至在嚴寒之下也衣不蔽體。如果中國人有高級的大米，那就是犯罪。中國人沒有言論自由，說什麼都要小心翼翼，不留神就會被處死。在日本統治期間，偽滿洲國完全是個黑暗的國家。」
之前，中國軍人對溥儀皇家祖墳的破壞和掠奪讓他恨之入骨，發誓報仇，所以加快了和日本勾結。但日本人根本沒有允許他去皇陵祭祖。「我最好不去，」一位將領對他說，「因為我的祖先全是滿人，要是我去祭祖了，會顯得滿人比『滿洲國』其他族的人高一等似的。」
他為什麼沒把真相告訴來訪的國際聯盟李頓代表團並尋求幫助呢？「當時的情況就像我被強盜綁架了，然後鄰居趕來救我。但強盜也在場，我沒法告訴鄰居到底發生了什麼。因為等救我的人走了以後，我肯定就會被強盜殺了。」所以他又一直忍耐了十四年，等著合適的時機反抗侵略者。「那是我的理想，所以我自己走入了虎口。」
在二十年後他寫的自傳裡，溥儀承認說：「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證來，我感到很遺憾……我把我與日本的勾結，一律否認……就是與日本人長期勾結的結果。我為了開脫自己，卻迴避了這個問題，只顧談了我怎麼被逼和受害……我在掩飾自己的罪行的同時，也掩蓋了一部分與自己的罪行有關的歷史真相。」
和日本天皇以及皇族一樣，溥儀也沒有被判任何罪。1950年，蘇聯把他交還給中國。他被送往清源附近的一個監獄，那是一個東北的縣城，就在柳條邊沿線，意為清朝的起源。而清朝早已覆滅，他已經從龍椅上遜位了。
那個監獄現在是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學校的參觀團絡繹不絕，參觀這位「天子」成為階下囚的牢房，他的編號是987。照片裡的溥儀在牢獄裡自己縫補襪子，用一個搪瓷的杯子喝茶，杯子上還寫著，「勞動光榮」。導遊介紹說：「最後，他成為一個對國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嗯，終於成為一個「有用的」人了。
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溥儀被赦免並釋放。他回到闊別三十五年的故鄉北京。他穿著鬆鬆垮垮的嗶嘰呢毛式中山裝，作為「特別導遊」，在他過去的宮殿紫禁城裡做了一次參觀。在國有出版社出版的回憶錄中，他並未用太多筆墨記錄這次參觀的印象，只是說，宮裡的牆都刷了新漆，「我臨離開故宮時的那幅陳舊、衰敗的景象不見了」。
政府分配他到北京植物園的溫室工作。溥儀一直瘦瘦的，有一雙憂傷的眼睛，就像曾經裝飾在偽滿洲國皇宮裡的那些蘭花一樣弱不禁風。他在回憶錄的最後，引用了他的啟蒙讀物中的話，那是一本孔子學派的古典作品。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習相遠。
苟不教，性乃遷……[5]
1967年，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紅衛兵找到了已經罹患肺癌，虛弱無力的溥儀。他們大喊：「我們要把你趕回東北老家，揪鬥你，砸碎你的狗頭！」但在他們行動之前，癌症就奪取了溥儀的生命，享年六十一歲，沒有留下任何子嗣或遺產。《紐約時報》在訃告中稱他為「歷史的遺孤」。不再是皇帝的他，遺體被火化，骨灰也沒能和皇族祖先們合葬，而是被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那是優秀共產黨員們最後的歸宿。
然而，在以市場為導向的現代中國，溥儀再次變成了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1995年，北京郊外的一個私人公墓給了溥儀的遺孀一筆錢，數目沒有公開，然後把他的骨灰遷至他們專門針對富有上層人士的公墓，華龍皇家陵園，就緊挨著清皇族的西陵。陵園的廣告寫著，享受皇家風水，理想的安葬之地。溥儀葬在那裡就是最好的證明。溥儀的墓碑上只寫了他的名字，用漢語，沒有滿文，他還是「天子永生」的象徵。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後，蘇軍從東北繼續向南挺進，直到朝鮮的「三八線」處才停下。朝鮮半島被這條線分為南北兩部，一邊是朝鮮民族主義共和國，一邊是大韓民國。又一場大戰一觸即發。
但首先爆發內戰的是中國。1936年，少帥張學良兵諫蔣介石，要和毛澤東組成抗日統一戰線。也因為如此，張學良再也沒有回過東北，餘生的五十四年都分別在大陸和台灣過著軟禁生活，百歲高齡時在夏威夷去世。1945年日本戰敗，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崩潰，各自為政，又打了四年仗。
國民黨在內戰中遭遇了幾次致命的敗仗，其中一次發生在長春，就是過去的偽滿洲國首都，距離荒地村以西約一百一十二公里。日本侵略前，長春一共有十萬人口；到偽滿洲國覆滅時，有九十萬人住在那裡。
林彪指揮的共產黨軍隊將國民黨軍隊圍困在長春城內，這位後來主導了毛澤東語錄「紅寶書」編纂的林彪下令，將長春變成一座「死城」。士兵們用鐵絲網圍城，堵住了一切通道。1948年6月到10月，五個月間，任何軍民不允許離開，也不許往城內運送任何補給。倖存者們講述說，當時在城內他們吃腐爛的谷子，玉米芯，接著是草和樹皮。還有的把枕頭撕開，將裡面填充的玉米皮全部塞進嘴裡。皮帶拿來煮了吃；連死人的屍體也下了肚。美國飛機扔下來的援助包裹全被士兵們攔截了。
一位身在香港的研究者回憶說，在她寫一本有關中國內戰的書時，採訪的每一位老軍官一提起那場圍困戰，就會崩潰。在長春勝利公園聚集的老人中，常常會有那次圍困戰的倖存者。這座公園原來是日本人修的，現在裡面豎著一座毛主席雕像。在那裡，一位退伍的老兵說，官方說法是「兵不血刃解放長春」，而他知道這是怎麼來的。
戰爭的餘波一直延續，影響著戰後的日常生活。中國估計，自1945年以來，至少有兩千人死於日軍埋在地下的化學武器。單在東北地區，就遺留下兩百萬件軍火，其內部的化學物質滲入土地和水源，甚至帶來更壞的影響。2004年的吉林省，兩個十二歲和八歲的男孩在一條河裡發現了一塊生銹的有毒彈殼，接觸後被灼傷，生了病。日本政府承認那是他們留下的武器，但拒絕賠償。作為《聯合國禁止化學武器公約》的簽約國，日本出於履行義務，同意派專門的團隊來挖掘這些武器殘留，並在男孩受傷的敦化市外修建處理設施。
敦化在荒地村以東約三百二十二公里處，我想看看這個工程的進展。之前，日本承諾在2007年完成挖掘工作。日本外務省的一位發言人稱，這些武器的清理工作「對於增進兩國相互信任至關重要」。但2008年，負責該事務的機構被曝光挪用了一百萬美元的公共基金。
我坐的大巴晃晃悠悠四個小時，在偶爾小小起伏的空蕩蕩的高速公路上經過綠色的小山丘，途經一個別墅開發項目，英文名是Island of Egrets（白鷺島）。我差點把白鷺（Egrets）看成了後悔（Regrets）。這可能要歸咎於大巴前面的電視上播著連姆·尼森的動作片，畫面模糊，看得我暈乎乎。他這些充滿復仇和刺激的片子在很多大巴上熱播，正逐漸取代東北廣受歡迎的二人轉。我本以為自己永遠不會想念二人轉那鬧哄哄的唱腔和場面，直到在這輛大巴上坐了好幾個小時，聽著影片裡傳來轟隆隆的槍炮聲和張口閉口都是威脅恐嚇的粗啞嗓音。
敦化的街道佈局仍然能看得出當年日本規劃的影子：火車站前，軸向的道路呈對角輻射出去，形成交通環島，通向市中心。五十萬人口的敦化雖然名義上是中國的一個小城市，但感覺上更像一個縣。所有的快餐連鎖店都是山寨的，比如CFC，加州炸雞。
一個名叫佟剛的當地人提出帶我去看男孩受傷的武器清理現場，距離市區三十二公里。佟剛是個相當謹慎的人，一路緊緊抓著自己的蘋果手機，指關節都發白了。頭髮剃光，反光的墨鏡壓在太陽穴上。牛仔和黑T恤好像用手塗的顏色。他讓我叫他兄弟，開口說話總是這句口頭禪：「我分析啊……」他腳步很快，沿著鄉間的道路一直走，穿過牡丹江，經過連綿的煙草地，不時轉身看著我，一邊說：
「眼睛要一直看著正前方，兄弟。」
「別擔心。我分析啊。小日本不願意賠錢，因為他們覺得1972年我們簽了和平條約，這事兒啊，就算了了。」
「看路，兄弟。」
「這兒就是原來的日本飛機場。我小時候，就在跑道上騎自行車。現在都種上玉米了。我分析啊……」
三十分鐘後，我們進入一個窄窄的山谷，經過的標牌上列出了禁止在保護林進行的活動：伐木、點火、燒烤。這條只容一輛車通過的道路看上去像一條自行車道，蜿蜒著通向那條男孩們發現有毒彈殼的小河。而他們曾經住過的房子，現在已經被遺棄了。
「我分析啊，他們和其他人一樣，搬到城裡去了。」
我們繼續前進，中間停下來抬起一根紅白相間的桿子，這就算是門了。一個警告標誌上寫著，化學武器清理區，非請勿入。路上空無一人，唯一的聲音是一陣輕微難辨的嗡嗡聲，隨著我們接近山谷裡的最後一座小房子，這聲音越來越大。穿過齊肩高的玉米稈，我們看到斜坡上有個小棚屋。往那裡走，一群蜜蜂在身邊環繞，原來小棚屋是個蜂房。老秦家是唯一整年住在這兒的家庭，他們拿出一碗用新鮮蜂蜜調的開水，歡迎我們的到來。
清理工作又暫停了，秦先生說，但他也不知道原因。他指著一塊空地上停工的鏟斗機和推土機。「卡車啊啥的都還在這兒，日本人都走啦。」蜜蜂在我耳邊嗡嗡不停，弄得我手臂上癢癢的。秦先生說過去住在這個叫蓮花泡的林場裡的村民和日本派來的官員見過面，接受了他們提出的搬遷條件。不過那些官員很小心地說，這是一筆搬遷費，不是賠償金，避免滋生未來可能與戰爭有關的爭端和分歧。
日本政府撥款給敦化政府，在城區修建新的公寓房。但秦先生說，房子修好以後，村民們說建築質量差，指責政府官員貪污了一部分撥款。但他們還是被強制搬遷了，原來的房子都被拆了。「我們家沒簽協議，」秦先生說，「城裡不能種玉米，也不能養蜂。這麼多年了，我種莊稼的時候從來沒挖到過武器。希望它們是埋在其他地方吧。」
十分小心謹慎的佟剛又說了一連串對日本、戰爭、化學武器、受傷兒童、強制拆遷和挪用公款的分析。我感覺到暖暖的陽光照在臉上，呼吸著正在成熟的玉米香氣。腦海中突然閃過葉芝的一句詩，是對林間空地，蜂舞蝶繞，獨自在一間小屋生活的嚮往，在那裡「安寧會慢慢降臨」。
然而眼前這首詩的結尾卻並不安寧：被蜜蜂叮一下可是痛不欲生。我盡力忽略周圍這團嗡嗡響的蜜蜂雲，喝著蜂蜜水，蜜蜂紛紛飛過我的耳畔，弄得我脖子發癢。
「它們不會叮傷你的，」秦先生打斷了佟剛滔滔不絕的分析，「它們有它們的地界，我們有我們的地界，但我們要同進退。」
[1]此處作者似有誤，中國人民解放軍這一稱呼是在1949年合併八路軍、新四軍、東北抗日聯軍等部隊改稱後才有的。1945年還不存在。——譯者
[2]大約等於十二點七斤。——譯者
[3]勞軍聯合組織成立於1941年，與美國國防部合作，經過美國國會特許，主要職責是鼓舞美軍士氣。二戰期間，該組織發起了名為「散彈坑巡迴」的勞軍演出，幾千名藝人簽約響應。——譯者
[4]約瑟夫·門格勒是德國納粹黨衛隊軍官和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醫師」，被稱為死亡天使。他負責篩選當時送往集中營的囚犯，並負責裁決是將他們送到毒氣室殺死，還是做強制勞動。他還用集中營裡的人進行殘酷的人體實驗。——譯者
[5]這是英文版的結尾。中文版的結尾是「『人』，這是我在開蒙讀本《三字經》上認識的第一個字，可是在我前半生中一直沒有懂得它。有了共產黨人，有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我今天才明白了這個莊嚴字眼的含義，才做了真正的人」。——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