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三姨講述的歷史，我不那麼喜歡東北博物館裡展示的那些東西。很多博物館會列出一些冷冰冰的數字，中日俄在東北打仗的日期，傷亡人數什麼的。我最感興趣的，是這些文字裡不可能提到的，個人的戲劇化命運。
末代皇帝溥儀的故事，正是他的故鄉東北的縮影：戰火紛飛，動盪不安，誰有槍誰就是老大。他的統治生涯始於1908年的北京，結束於1945年荒地以西一百多公里的省會城市長春。長春的偽滿皇宮博物院裡有這位傀儡皇帝不同時期的照片，他看上去就像個布娃娃：路還走不穩時就登基了，穿了件過大的綢子龍袍；年輕的時候他穿著一身束腰外衣，掛著很多沉重的獎牌，不是因為英勇威武，戰功赫赫，而是因為聽話順從；最後是一張身著粗布工作服的照片，那時候他已經成了普通的園丁，衣服上別著毛主席像章。整個展覽中他所有的生平照片裡，沒有一張有笑容。
這棟兩層的博物館看不出從前皇宮的樣子，反而有點像工薪階層的療養院。在溥儀過去居住的紫禁城，這樣的房子可能連做庫房都不夠格。這裡沒有朱紅色的城牆，沒有令人心生敬畏的大門，沒有宏偉美麗的御花園，也沒有金鑾寶殿。游泳池裡只有枯萎腐爛的敗葉，假山下藏著一個小小的防空洞。偽滿皇宮的解說中有「溥儀有時會通過彈鋼琴來緩解作為傀儡皇帝的抑鬱和苦悶」。還有「起床後為了打發時間，溥儀會坐在馬桶上一直看日報」。在那個可憐的所謂寶座上，擺著一張折起來的《滿洲日報》。當然，這個博物館也是一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正值夏日，博物館外艷陽高照，然而悶悶的雷聲傳來，越來越響。我躲到一個角落避雨，看到五匹栗色的馬正繞著一個彎道轉圈。這就是現代中國的特色了，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同時，也要搞點掙外快的小生意。在這個偽滿皇宮博物院御馬苑馬術俱樂部，遊客們裝鞍上馬，繞著溥儀曾經繞過的土路，騎一圈。馬兒小跑著從我身邊經過，撲了我一臉滿洲的塵灰。
博物院裡沒有提到的，是溥儀生命中的重大轉折，是一次宿命般的失算，令他不得不投靠日本。在一本回憶錄中，這位末代皇帝小時候的英語老師說溥儀是個「非常『人性』的男孩，精力充沛，聰明慧黠，還富有幽默感」。他覺得這個學生「腦子活泛，十分好學」。還說他關心世界新聞，也喜歡瞭解全球地理，每天都會讀大量的報紙。「另外，他很懂禮貌，文質彬彬，完全沒有小皇帝的那種傲慢。這真的是很可貴的品質。想想吧，畢竟他處在一個那樣拿腔拿調，虛張聲勢的環境裡，皇宮的生活那樣浮華，誰說過一句真話？」英語老師覺得，溥儀離開北京後，一定要去牛津那樣的高校，也許餘生都可以在那裡度過。
遜位後，溥儀偏居在紫禁城一隅。1924年，一個軍閥把他徹底驅逐了出去。英語老師開車把他送去了使館區。他沒有送他去英國使館，因為使館的人說了不會干涉中國的內政。他驅車穿過那時的運河街，來到日本使館。後來，這位老師非常後悔這個決定，覺得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整整三個月，溥儀都躲在日本使館，拖家帶口：一群妃嬪，幾十名隨侍、太監、宮女、婦差、廚役。在這樣的情況下，每天的早飯還是有二十五道菜（在個人回憶錄中，溥儀寫到了在日本使館的這段經歷：「實際上，做一個普通公民，走出紫禁城的大門，我感到一種解脫。」）。1925年，日本人把他送上去往天津的火車，最後把他安頓在一座叫做靜園的宅子裡[1]。
「雖然他現在已經完全西化了，穿著歐洲人的衣服，吃著歐洲人的食物，隨著歐洲的音樂起舞，溥儀仍然自視為中國皇帝，」他原來的英語老師寫道，「而被流放天津的這一小群人也繼續著這個虛妄的幻想，雖然他在那裡是被放逐的，受苦受難，但這個『皮包皇帝』又做了多年（六年）。」這一時期的照片上，溥儀打扮得像個歐洲的紈褲子弟，領帶別針上鑲著鑽石，手上也戴著鑽石戒指，拿著稱作文明棍的手杖。他回憶道：「（我）渾身發著蜜絲佛陀、古龍香水和樟腦精的混合氣味，身邊還跟著兩條德國獵犬和一妻一妾。」全世界的信像雪片般飛來，「很多陌生的女人要求進入皇帝的後宮」。
1928年的天津，派系眾多，魚龍混雜，秘密組織遍地都是，陰謀詭計甚囂塵上。溥儀也聽到很多人暗中議論復辟和暗殺。有謠言說，一個軍閥有意讓他重新登基，脫離中華民國。其他人警告說，日本人想把他這個最有權勢的滿人置於死地。那年，日本人炸死了東北軍閥張作霖，溥儀害怕自己就是下一個目標。
他可能還分不清誰是朋友，但非常確定誰是敵人。1928年，國民黨軍隊有計劃有系統地挖掘和盜竊了清東陵，花了整整三天，把18世紀清朝鼎盛時在位的乾隆皇帝墓裡的寶藏掏了個精光。把溥儀送上皇位的慈禧太后也沒能倖免，她的墓被挖得七零八落。據說，士兵們把他們的骸骨打得支離破碎，搶走了所有能搶走的東西。溥儀聽說中國當時的第一夫人宋美齡把慈禧鳳冠上的珠子作為鞋子上的飾物。「我心裡燃起了無比的仇恨怒火，」他寫道，「走到陰陰森森的靈堂前，當著滿臉鼻涕眼淚的宗室人等，向著空中發了誓言：『不報此仇，便不是愛新覺羅的子孫！』……『有我在，大清就不會亡！』」
如果這是一部電影，也許會出現一個滿含信心和勇氣的溥儀，提著米袋子，跟著一輛蒸汽火車使勁跑，把國民黨那些將領的照片放在捲心菜上捅個夠。但這是真實的歷史，溥儀仍然待在日本租界，去參加舞會。但他寫道，自己不是真的去跳舞，只喜歡在舞廳邊上旁觀。
在東北真正實施行動的勇者是少帥張學良。他的軍閥父親被日本人的炸彈炸死了。之前，張學良也和溥儀一樣，過著奢侈糜爛的花花公子生活。在一封私人信件中，一位澳大利亞記者說張學良和手下的軍官「徹夜狂歡，淫亂不堪，有很多小妾隨侍，歌女伴唱，麻將打得熱火朝天，和國家事務沒有半點關係。在正事上，他們往往敷衍了事。古來多少奢侈暴君的教訓，這些紈褲子弟們毫不在意。他們的心中只裝著香車美女，絲毫沒有國家」。白天，張學良就喜歡「打打高爾夫，也許這個活動還是讓他有所救贖，帶來了一些好處，因為這個愛好讓他下令把通往高爾夫球場的路好好修一修。對此我們是心懷感激的。他還把發球檯邊的那些石頭座位修整好了，所以我們想讓他成為俱樂部的贊助人，好多從他那裡撈點東西。他可是有很多不義之財的」。
然而，父親的死成為張學良一生的轉折點，就像哈爾王子成長為亨利五世。年輕的張學良雇這位澳大利亞記者做了自己的首席顧問，幫他戒了鴉片。1931年4月，他忍辱負重，將東北的控制權交給了中華民國政府。而政府也宣佈了終止日本對南滿鐵路租約的計劃。
但這遠遠不止一列火車那麼簡單。日本專門為此成立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是全國最大的公司，每年繳納的所得稅佔了全日本賦稅收入的四分之一。日本所稱的南滿鐵路，實際上代表了一個「國中國」。根據美國促成的《樸次茅斯和約》，日本政府擁有對這條鐵路和其「附屬土地」的管轄權，並可以使用警力，租約一直簽到2002年。株式會社在東北的子公司涉及的行業涵蓋了煤礦、鋼鐵廠、醫院、酒店、溫泉、公共設施、屠宰場、果園、水資源供應、麵粉廠、消防站、煉糖廠、圖書館和（從幼兒園到大學）學校。1931年，生活在東北的日本人一共有二十三萬，其中鐵路及其相關的工人就佔了三分之一。
在「平民裝束，軍事準備」的口號下，株式會社還成立了滿鐵調查本部，總共兩千名僱員產生了六千份報告，詳細研究了東北的土地、資源和文化，事無鉅細地記錄了很多數據和故事，從麻袋的短缺，到無國籍狀態的俄國猶太人困居哈爾濱。這些研究者將東北生活的種種細節不厭其煩地記錄下來，就是為了未來的殖民官員和來此居住的日本民眾能掌握更多的信息。
1931年夏天，中國士兵以正當理由懷疑一個平民裝束的日本軍官是間諜，並將其處決。在長春北邊一個村莊，中國農民和有日本人撐腰的朝鮮居民因為灌溉問題起了矛盾，雙方發生肢體衝突，沒有造成傷亡。但日本管轄的平壤掀起了反華風潮，有一百四十六名中國人死亡，數百人受傷。緊接著東北掀起了抵制日貨的運動，緊張局勢升級。
在中國進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被稱為抗日戰爭。開始於1931年9月18日，比日本全面侵華要早六年，比德國入侵波蘭要早八年，比珍珠港事件要早十年。如今，每年到了這一天的上午9點18分，整個東北就會響徹空襲警報。就是在9月18日，日軍在奉天（今瀋陽）北邊的鐵路上引爆了小型炸藥，沒人受傷，甚至都沒怎麼中斷鐵路交通。但日軍說，這就是證據，是中國人破壞了他們的鐵路。於是日軍發兵奪取了鐵路附近的一個中國軍營，接著佔領了全城。
事發時張學良正在北京，他手下的軍隊主力也在長城以南忙於「剿滅共匪」。張學良知道，反抗日本人無異於戰略自殺。「我們沒有贏的可能，」他後來說，「如果真的打起來，只可能引起大混亂，擴大事態。唯一可行的政策就是不抵抗，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接下來的五個月裡，日軍控制了鐵路沿線所有的大城市，接著佔領了東北全境。
1931年11月，參與幕後策劃九·一八爆炸事件的一名日本軍官會見了還住在天津宅子裡的末代皇帝溥儀，要他登基成為偽滿洲國的君主。
「我心裡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問題，」溥儀寫道，「我問道：『這個新國家是個什麼樣的國家？』」
「我已經說過，是獨立自主的，是由宣統帝完全做主的。」
「我問的不是這個，我要知道這個國家是共和，還是帝制？是不是帝國？」
「這些問題，到了瀋陽都可以解決。」
溥儀表示抗議，堅持當場要得到答覆，這位日本軍官承諾說：「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溥儀沒有理會大臣們三思的警告，穿上一身日本軍服，秘密坐船離開了天津。他有所不知，船上還有一大桶汽油，萬一船被中國軍隊抓住了，就立刻爆炸，殺人滅口。他不知道如果他拒絕了日本的提議，後面有一大堆能做偽滿洲國君主的候選人，其中包括一個清朝的王爺和一個孔子的直系後代。不過，溥儀是他們的第一人選，因為偽滿洲國西邊是蒙古的草原，草原上頗有威望的王爺們和過去的清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溥儀從未在祖輩的故土上生活過。在旅順港一家旅館裡與世隔絕地生活了三個月後，一名日本軍官前來見他，通知說，偽滿洲國將是一個議會制的國家，溥儀是國家的元首，也稱為執政，但不是皇帝。
「不等中島翻譯完，」溥儀寫道，「他從皮包裡又拿出了《滿蒙人民宣言書》以及五色的『滿洲國國旗』，放到我面前的茶几上。我氣得肺都要炸了。我的手顫抖著把那堆東西推了一下，問道：『這是個什麼國家？難道這是大清帝國嗎？』」
軍官勸他接受這個條件，否則將被作為敵人看待。「聽到了這個回答，我怔住了。我的腿一軟，跌坐在沙發上，半晌說不出話來。」
3月8日，溥儀坐火車來到長春，踏上站台，迎接他的是高昂的軍樂。「車還未停，」溥儀在回憶錄中寫道，「就聽見站台上響起軍樂聲和人們的呼叫聲。我在一群人的簇擁下走上站台，看見到處是日本憲兵隊和各色服裝的隊列。在隊列裡，有袍子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
在挨挨擠擠的人群中，他突然看到日本的太陽旗中有一隊黃龍旗。舉旗的都是以前滿洲軍隊的旗人。一位隨從告訴他：「這都是旗人，他們盼皇上盼了二十年。」溥儀寫道：「聽了這話，我不禁熱淚盈眶，越發覺得我是大有希望的。」
3月1日，日本宣佈建立偽滿洲國。但那天，剛好是美國飛行英雄查爾斯·林白二十個月大的兒子「林白小鷹」被綁架，所以這個轟轟烈烈的「建國」事件被擠出了世界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
在一個「類似於職業學校畢業典禮的儀式」上，溥儀正式就任。一位出席儀式的日本外交官心中不滿，因為他看到「溥儀臉上很明顯地露出沮喪的表情」。不過，引發日本侵佔東北的九·一八爆炸事件的幕後策劃人之一打量著溥儀，心想：「真是個好門面。」
偽滿洲國的執政坐在辦公室前，桌上空空的，「無公可辦」。「接著我便發現，執政的職權只是寫在紙上的，並不在我手裡，」溥儀寫道，「實際上，我連決定自己出門行走的權力都沒有。」
如果溥儀今天能出門走一走，可能會驚奇地發現，長春的很多地方，居然都還認得出來。
那條寬闊的大道仍在，兩旁佇立著當年的日本赤松。沿著大道經過的地標保留著之前的樣子，比如改名為人民廣場的原大同廣場，圍著一圈壁壘一般的建築，那時是想標誌日本人將永久駐紮在此地。所有的建築都還在使用著。過去的偽滿洲國中央銀行現在變成了中國人民銀行；偽滿洲國電信電話株式會社現在是中國網通的一個營業廳；偽滿洲國警察局現在變成了公安局。
長春市一共有八百萬人口，在解放後的中國曾經紅極一時，是第一汽車製造廠（簡稱一汽）的所在地，生產了當時社會主義社會無處不在的藍色解放牌卡車和四四方方的黑色紅旗轎車。不過，長春不是底特律（也不是長春的友好城市弗林特）。現在的汽車廠為奧迪代工，每天流水線上都會生產出線條光滑的好車。市裡一共有二十七所大學，十六萬學生。然而，市中心仍然散落著一些遺跡，讓人想起日占時期的過往。日本人樹起的戰爭紀念和公墓都被夷為平地，但政府保護了一百多個殖民時期遺跡，讓整個城市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一個大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從火車站出發，順著人民大街往南走，會經過勝利公園（日占時期叫兒玉公園），透過公園大門，能看到毛主席揮手的巨大雕塑。接著會看到一個城堡一樣的建築，屋頂上有尖尖的寶塔，那是過去的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現在是吉林省黨委的所在地。就在大同廣場舊址南邊的牡丹園，殘存著一個曾經供奉戰神的日本神廟。神廟門口寬闊而平坦的柏油路上，時常有穿著旱冰鞋的速滑愛好者一圈圈滑著旱冰。神廟的後牆上刷了「文化大革命」時的標語，在陽光下退卻了顏色。除此之外，那坡度陡峭的屋頂上鋪的瓷磚，以及白白的牆壁，都像是最近才翻修過的。
日本選擇長春作為偽滿洲國的首都，是因為這個城市在地理上的中心位置，與朝鮮的港口有鐵路相通，也能坐船去日本。日本已經有了東京（東邊的首都），而長春則被賜名新京（新的首都）。這座城市不會像其他規劃齊備的首都，比如美國的首都和澳大利亞的首都就曾經在畫板和預算表上擱置多年，未能付諸實施。在新京的建設全面啟動之初，一位英國記者就寫到了這種情況的典型，澳大利亞的堪培拉，「倫敦人可能會對沒有規劃的城市帶來的種種不便感想頗深，但這一切都比不上光紙上談兵進行各種規劃，卻沒有付諸實施來建設的城市那麼糟糕」。
新京的建設比巴西利亞要早三十年，是一邊規劃，一邊付諸實施的。俄國人在哈爾濱建了一些教堂、私人住宅和商業區，都和莫斯科的風格大致相仿。然而長春不一樣，日本殖民者給出的藍圖是非常符合現代城市規劃的，和東京那些縱橫交錯而狹窄逼仄的古老街巷大相逕庭。
規劃者們的藍圖上畫了清晰的分界線，圓形的廣場和很多公園。他們又增加了一些帶著柱廊的華麗建築，有蒸汽供暖，還有供廁所用的排污管道，在當時的日本和中國其他地方都是很少見的。這些規劃有著良苦用心，要讓過去的俄國和中國的建築黯然失色，吸引更多的人來此定居。
我走過一棟有著彎曲線條的建築，這是原來的豐樂劇場，現在是吉林大藥房的所在地。當然，還有隨處可見的肯德基。我拿著一杯滾燙的雀巢咖啡經過沃爾瑪和香格里拉飯店，沿著同志街走到解放路，通向寬闊的文化廣場。這是全世界第二大廣場，面積僅次於天安門廣場。本來，在這個二十多萬平方米的廣場邊，是要為溥儀修一座可以俯瞰廣場的宮殿的。但到日本1945年無條件投降時，才剛打好地基。中國後來在此基礎上，修建了長春地質宮博物館。經常有學生成群結隊地去參觀，他們抬頭望著滿洲龍（恐龍的一種）高大的骨架，發出陣陣驚歎。
文化廣場位於新民大街的一端。這條大街上有很多法西斯時代的建築，就像古巴哈瓦那街上全是美國老爺車。路和香榭麗捨大道一樣，是傾斜的，綿延約一點六公里，另一端是南湖公園。偽滿洲國時期，這條大街名叫大同，路兩邊有八個重要政府部門的辦事處。人行道很寬，日本松細長的樹枝灑下濃蔭。這裡的建築和中國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同，在世界上也可謂獨樹一幟。鋸齒形的塔樓、柱廊和彎曲的屋頂，這種獨特的風格被稱為「興亞」（亞洲興起）。而現在，這些依然屹立的建築，卻是一個衰落時代的註腳。
往南邊走，大道上的第一棟建築是原偽滿洲國國務院。就像一個用花崗岩和大理石做成的婚禮蛋糕，屋頂是寶塔形狀，貼著淺黃褐色的瓷磚。正門外是一個斜坡，兩邊都是柱子，皇家的隨從曾在這裡莊嚴行進。一棵高大的松樹旁豎著一塊牌子，寫著「末代皇帝溥儀植松址」。
和其他偽滿洲國政府機構的建築一樣，國務院也被用作他途。現在這裡是一個大學的教學樓。前門敞開著，沒有售票處，也沒有攔著不讓進去的保安。我走了進去，經過溥儀的專用電梯，外面鍍了銅，但因為正在維修，無法使用。頭頂上是枝形吊燈，我繼續走上大理石台階。兩側的欄杆雕刻著蘭花。這是溥儀最喜歡的花，也成為偽滿洲國玉璽的印記。順著樓梯，來到沒亮燈的二樓。我條件反射般地跺跺腳，一般中國大樓裡的燈都是聲控的，但這裡卻沒反應。唯一的聲音就是我腳步的回聲，迴盪在舊址中，迴盪在日本曾經想要建立大東亞帝國的勃勃野心之中。
那天晚上，我入住原來的大和旅館，這在過去是南滿鐵路沿線的高檔連鎖賓館。1934年出版的一本旅行指南說這個旅館「安靜舒適，周邊環境優美，有寬闊的夏日花園」。現在這個花園改建成停車場，賓館顯得很低矮，旁邊一個巴士站都要高些，站頂上的霓虹燈閃爍著「安利」的廣告。
賓館裡的寢具是現代的，還安了電視。但除此之外，房間裡瀰漫著一股1930年代的味道，高大的落地窗，洞穴似的小浴缸。桌上的電話響了，我本想說「不需要按摩」，但是客房服務部打來的。服務員說我是今晚唯一的客人，所以她不會像平時一樣到處走一圈。她會在門邊留下兩個裝滿的熱水瓶。前台說，中國人比較喜歡住賓館那棟毫無個性的新樓，價格是這裡的兩倍。我來這裡是想感受歷史（或者像前台說的一樣，就是摳門兒），現在這個古老的賓館屬於我一個人，就連那些按摩服務也不屑一顧。房間的確安靜舒適，一面牆還安著那時候的暖氣片。晚上，暖氣片發出輕微的嘶嘶聲，好像要我為這個房間繼續保密。
1932年春天，一群外國人在對面的火車站下了車。他們是應中國的邀請，來進行外交援助，對日本加以干涉，削減其在東北的勢力。
「我剛剛聽說國際聯盟決定派代表團去調查滿洲事件，」威爾·羅傑斯寫道，「我覺得似曾相識，就像從前在俄克拉何馬，有人的馬被偷了，警長專門前來，到馬棚裡一番巡視。」
國際聯盟代表團，又叫李頓代表團，得名於團長李頓伯爵，還有另外四個成員，分別來自美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他們在日本控制下的東北四處遊歷。下了火車走上站台，看到牆上貼的是英文海報，上面寫著偽滿洲國，這個初入社交界的「名媛」，歡迎國際聯盟代表團的到來，希望偽滿洲國能變成東方日內瓦。一名日本軍官對記者表示：「比起我們大日本帝國剛剛到來的時候，政治氣候已經好多了。」另一篇報道中提到，那些政治意味明顯的海報，每天晚上都會被撕掉，天亮之前再換上新的。
代表團對溥儀進行了簡短的採訪，只有十五分鐘。「他們向我提出了兩個問題：我是怎麼到東北來的？『偽滿洲國』是怎麼建立起來的？」溥儀想要請求他們營救他去國外。「我這個念頭剛一閃過，就想起來身邊還坐著關東軍的參謀長橋本虎之助和高參板垣征四郎。我不由得向那青白臉瞄了一眼，然後老老實實按照他預先囑咐過的說：『我是由於滿洲民眾的推戴才來到滿洲的，我的國家完全是自願自主的……』調查團員們一齊微笑點頭，再沒問什麼。然後我們一同照相，喝香檳，祝賀彼此健康。」
代表團無論走到哪裡，日本官員們都寸步不離。溥儀後來說，他們甚至把所有會說俄語、法語或英語的中國官員都關押了起來，確保他們見不到代表團成員。
日本人對代表團爭辯說，偽滿洲國所轄區域過去從未真正屬於中國。他們展示了一張1720年的地圖，長城以北的所有地名都用滿文標注，以南的城市則是漢語。南滿鐵路總長則展現了幾分裝幀精美的紙張，印著清朝一位皇帝1743年寫的詩，讚美東北獨特的地理和歷史。
代表團並未被說服。六個星期的調查之後，他們在報告中總結，中國應該保留對東北的主權，就算在那裡形成一個自治區也可以。然而，國際聯盟非常短命，1932年10月，聯盟的成員以42對1的投票（反對票來自日本）通過了李頓代表團的報告，但同時又提出，不實行任何制裁或軍事干預。
日本退出了聯盟，繼續往南邊推進，染指大中華區。從1933年初起，他們發動了一系列戰爭，企圖打過長城去。這些事件的目擊者之一，是美國學者歐文·拉迪摩爾，他親眼見到日本「十天之內就蠶食了十萬平方英里的中國領土。他們的戰術簡單粗暴，開著各種裝有馬達的交通工具，直搗黃龍，從中國軍隊的主力處突破深入，絲毫不在意他們較弱的側翼」。他寫道，這是第一場現代閃電戰。「好像只有德國和俄國注意到他們的這種戰術。其他人則認為這只不過是很多日本人打敗了很多中國人，沒什麼值得職業軍人學習的。」
1933年5月，戰爭終於暫告一個段落，休戰協定提出建立一個非軍事區，擴展到長城以南約一百公里處，從沿海的天下第一關到北京。中國政府還被迫接受和承認了日本對長城以及整個東北地區享有管轄和控制權。
「開國皇帝登基，」1934年3月，《滿洲日報》頭版大肆報道，「上午八時二十五分，在寒冷刺骨卻又陽光燦爛的典型滿洲天氣下，溥儀，清朝末代皇帝，成為『滿洲國』的開國皇帝。」在英文報紙的紀念增刊中，刊登了通用汽車、殼牌石油、太陽石油、通用電氣和福特汽車的廣告，這些公司還表達了「對今日奉天登基的祝賀與美好祝願」。
這篇文章詳細描述了溥儀為期四天的齋戒和淨化，冥想與祈禱，以及他身上穿戴的絲綢長袍和黑貂皮帽子。他的後面跟著十輛深紅色豪車組成的儀仗隊，在城裡繞了一圈，停在「天壇」前。
我本以為這個故事會證明一個觀點，歷史上的很多人物都會出現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但最終這並沒成為鬧劇。在「天壇」上，溥儀寫了《告天書》，點燃，把這些話送去給上天過目。「陛下將一生為國家奉獻……後世子孫將銘記這一偉大時刻。」
即位詔書由南滿鐵路的兩位宣傳總長撰寫，一對美國父子兵，亨利和查爾斯·畢夏普·凱尼。他們是1927年來東北為該鐵路公司效力的，之前他們在歷史上留下的記錄不算很多。兩人進入公司後，主要任務是繪製地圖，編纂旅遊指南，其中一本指南裡提出這樣的建議：「拜訪重要人物或參加皇家花園派對等場合時，需要戴大禮帽，穿雙排扣長禮服。」
亨利·凱尼曾在夏威夷做記者，後來成為該地區公立學校系統的領導，做了五年。1920年，他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文章，讚頌這座剛被納入美國轄區的小島上，多民族共存的和諧美好。他寫了一首歌，紀念已故的夏威夷公主。島上的學校在公主誕辰這天，都要唱這首歌。但他也強調，夏威夷學校的課程，應該努力把美國和島上的土著和其他移居者區分開來，包括大量的日本人。是不是在當時，他心中就種下了對偽滿洲國那個「和諧社會」欽羨與讚賞的種子呢？
又或者說，這種子的萌芽，是在凱尼搬去日本之後。他擔任了《泛太平洋》雜誌的編輯，背後的金主是一名美國針織紗巨頭。1924年，凱尼又在《大西洋月刊》上發文，提到十二歲的兒子，他對其的愛稱是小蝦，還描述了他們在東京郊外的家。「我們住在海灘上一棟異國風格的大別墅中，裡面堆滿了單身漢的雜亂東西。」文章裡寫到了1923年可怕的關東大地震。後來，根據有關部門測算，該地震的震級在裡氏七點九到八點四級之間，橫濱被夷為平地，該地區死亡人數達十四萬。亨利提到他從家裡趕到位於東京的辦公室，想看看兒子是否還活著。在路上，他遇到了那位針織紗巨頭，他說，城市會進行重建，美國人會留下來提供幫助。「這是我們應該為日本做的，」他說，「新政府很有勇氣。重建的規模要更大，要比過去建得還好。所以我們必須忘記我們的損失，伸出援助之手。美國在這裡是有使命的。」
十年後，李頓代表團訪問期間，亨利·凱尼成為南滿鐵路的代表。在一張當時拍下的照片中，他站在日本軍官的身邊，滿頭銀髮，有點像演員約瑟夫·科頓。凱尼寫了一份發給西方媒體記者們的通稿，其中寫道，這個地區過去「完全是未開化的蠻荒之地」，但現在卻有潛力成為「中國最富饒興旺的地區和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原因何在？「眾所周知，是日本將西方文明帶來了滿洲……全中國只有這裡在進步發展，而那個蕭條頹喪的國家的其他地區，正越來越深地陷入混亂和毀滅的泥潭。」
凱尼沒有寫的是，儘管日本人只佔該地區人口的3％，學校裡教授的語言卻是日語，不是中文，或是他們所謂的偽滿洲國語。他沒提到的還有：日本人在這裡建了神廟，所有人經過時都要九十度鞠躬；兩百五十萬公民必須進行強制勞動；本地人的活動受到限制，也禁止擁有土地或吃質量好的大米；每年東北地區有六百萬噸穀物出口到日本；1932年到1944年，日本從這裡攫取了六百萬噸的鋼材和二點二三億噸煤炭。
外國媒體將這個傀儡政權戲稱為日本洲國（Japanchukuo）或木偶洲（Mannequinchuria）。倫敦《泰晤士報》的記者皮特·弗萊明（007創造者的哥哥）於1934年到東北遊歷，記錄說，日本對這裡進行著「無情的操控」。在偽滿洲國禁煙總局（實質上是鴉片壟斷局），一位與眾不同很願意說話的僱員「喋喋不休地說了兩個小時」，解釋了政府壟斷的毒品交易的盈利狀況。這些生意包括了在最暢銷的香煙煙草中摻入鴉片。
然而，在亨利·凱尼筆下卻是一片形勢大好，他報道說：「並非征服，而是發展。」旅行者們能享受到齊備的美國設施：舒適的普爾曼臥鋪車，由鮑德溫火車頭帶動，行進在重達百磅的匹茲堡鐵軌上。「這些美國機車的長鳴響徹滿洲的平原，穿越滿洲的城市。這是現代企業的雄壯之聲，帶來富足現代生活的福音，為一個古老的民族，傳播機遇、健康、教育和幸福。」通了鐵路的城市與「美國那些新建的小鎮有著驚人的相似」。
南滿鐵路甚至還在紐約設了一個公關辦事處，就在東四十二街上（今天，原址上是亞美單身俱樂部）。1936年，亨利·凱尼訪問美國，特地列出了那些支持日本侵略政策的媒體。他的備忘錄和通稿後來被一名美國記者發現並公開。該記者後來寫道：「日本人發現消息走漏後，延長了凱尼的假期。直到戰爭爆發時，他仍然在法屬塔希提島上和自己的日本妻子一起度假。」
在南滿鐵路公司接班的是他的兒子查爾斯·畢夏普·凱尼，他給美國記者和學者們發送了「僅供個人參考」的急件。在這些急件中，他不遺餘力地要糾正「失真信息」，比如對中國人抵抗行為的報道，他說那不過是「強盜土匪作亂」。還有據說日本人「在餐館和其他公共場合相當囂張跋扈」？尊敬的先生們啊，這樣的行為難道不就像巴黎的美國遊客，「他們太過活潑熱鬧，弄得法國人人側目，但並無大礙。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踏上別國土地」。他「飽含深情」地寫道，偽滿洲國有將近九千公里的鐵路，而中國其他地區鐵路長的總和也不到一萬公里。四十八個新城正在計劃中。煤礦開掘欣欣向榮。一偽滿洲國元能兌換二十八點五美分。尊敬的先生們，「並非征服，而是發展」。
1933年，亨利·凱尼寫道：「日本人口過多，帶來社會壓力；加之為促進本國自然資源的發展，日本官員開始鼓勵日本民眾大規模移民偽滿洲國。」
過去日本人也不時地有過集體移民行為，規模較大的是往北邊的島嶼北海道（驅散了當地土著的阿伊努人）和夏威夷。他們在夏威夷的人數日漸增長，是美國將其接管的原因之一。到1924年，美國完全禁止了日本人往美國領土移民。澳大利亞、新西蘭、秘魯和巴西也通過了類似的法案。
但之前他們企圖在中國進行「農耕殖民」的行動失敗了。大多數生活在偽滿洲國的日本人都附屬於軍隊或南滿鐵路。1931年前，只有不到一千名日本農民移居到鐵路區內的試驗田。成立偽滿洲國時，這些農民幾乎都回國了，只剩下區區兩百人。
而日本本土正在經歷經濟危機。大蕭條嚴重影響了日本的製造業，工人們不得不大批返回鄉村。農民佔了日本勞動力的一半，但因為大米和絲綢價格下滑，再加上作物大面積生病枯萎，農村經濟一落千丈。正當規劃者們為偽滿洲國首都和宮殿畫出藍圖時，日本北部已經因為饑荒餓死了五十萬人。官方記錄顯示，該地區有一萬一千六百零四名女孩被賣去進行「服務」，也就是做妓女。
1932年，經過在東京一系列激烈的辯論和遊說之後，日本國會批了非常有限的預算，在偽滿洲國建立日本農民的試驗殖民地。試驗的開端進展緩慢：先派了四百七十位農民，定居在松花江邊比較偏遠的東北小鎮。第二年再派五百個去。不過，1936年，日本政府將發起「百萬移民計劃」，目標是在未來二十年內，將日本農業人口的五分之一移民到東北。
之前，日本曾經支持朝鮮人移民到該地區。南滿鐵路公司就曾號召日本轄下的朝鮮農民跨過鴨綠江，「在此過程中鞏固日本在滿洲的勢力」。朝鮮當時的中學課本中有一張地圖，一條環形的鐵路，連接著首爾、平壤、哈爾濱和其他東北城市。朝鮮移民在這裡種植水稻，證實一年一熟的大米在經濟上的可行性，同時也把種植技術普及給當地土著。這種現象在飛地[2]間島（今延邊朝鮮族自治州）中尤為顯見。19世紀末，清政府批准朝鮮人在這裡進行農耕活動，好為這個中俄交界的滿洲東北角增添人口。
來到此地的朝鮮人中有個年輕小伙子，1927年在吉林上了中學，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在偽滿洲國領導了抗日游擊隊，並改名為金日成。後來他說，自己在東北的經歷為朝鮮革命打下了基礎，1948年，他成立了一個在國際上備受孤立的國家，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大半個世紀以後，他的主體思想仍然牢牢控制著這片土地。
1937年7月7日，日軍和中國軍隊在北京郊外的盧溝橋發生衝突，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在接下來的八年，戰火燃遍了全中國。
歷史上有多少大規模的戰爭，一方揮師侵略，一方民不聊生，而我們（至少在我們的文化中）卻一無所知，或幾乎遺忘殆盡的？然而在今天的東北，日本的侵略和佔領似乎就在昨天。你下榻的也許就是原來的日本旅館，你停靠的可能就是日本人設計的火車站，甚至可能無意中就走進日本人用過的地堡。在這個地區的西北角，滿洲裡到哈爾濱的鐵路上，從呼倫貝爾海拉爾火車站順著一片草原步行三十分鐘，就能來到過去的一個日本軍事要塞。那裡樹立著一個用石塊壘起來的紀念碑，用中文寫著，勿忘。
遺址的地下是長長的隧道，這裡是日軍在西部的重要前線，而這些隧道是由兩萬名中國囚徒修建的。一排鈉燈在濕冷的空氣中投射下幽靈般的微光。牆上有英文和中文的牌子（沒有日文），詳細介紹了每個地方的功能：營房、廚房、醫務室和廁所。修復遺址的時候，中國工人重新粉刷了牆面，不過小心地保留了過去侵略者留下的黑色日文字跡，警告大家注意非飲用水和其他危險。在這裡，歷史逃過白色牆漆的掩蓋，存留了下來。
這個要塞是日本一條戰線的一部分。整條戰線是為了守護邊疆，對抗蘇聯控制下的蒙古。1939年夏天，在蒙古騎兵跨過偽滿洲國疆土，放牧馬群後，日軍和蘇軍在這裡混戰了四個多月。戰鬥愈演愈烈，從互射步槍，到火炮攻擊，再到出動坦克，最後發展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次「帶妝綵排」。本來只是馬背上的一場小衝突，最後升級到空戰的地步。這次戰爭雙方共出動了三萬架次飛機，是蘇聯空軍和日本空軍第一次戰鬥機轟炸行動。裝甲兵司令格奧爾基·朱可夫是蘇聯陸軍的總指揮，他出動了大批坦克。後來，在對抗納粹的斯大林格勒戰役和佔領柏林的戰役中，這位將軍故技重施。
最後，在這場史稱的諾門罕戰役（戰役爆發的村子叫諾門罕）中，日本潰不成軍，損失慘重。溥儀去看望了傷員。查爾斯·畢夏普·凱尼專程寫了一篇報道，題為《諾門罕英雄享譽》：「在這個良辰吉日，他們過去一百多天來在這片平原上面對蘇聯重兵裝甲所作出的拚死抵抗十分值得，榮光無限，因為滿洲國的皇帝親自送上了溫暖人心的寬慰。」
他的報道中當然不會提到，有傳言說應徵在冊的中國步兵殺掉了他們的日本指揮官，和偽滿洲國其他暴動的反抗部隊一樣發生兵變。
溥儀的傀儡生涯繼續著。從諾門罕回到「首都」火車站時，「帝國衛兵鳴禮炮向歸來的君主致敬，陛下看上去身體健康，心情良好」。一個軍樂團奏起國歌（天地內，有了新滿洲。滿洲內，便是新天地。），火車慢慢停下，站台上站滿了前來迎接的官員，包括皇家內務部副部長，公共和平部長和玉璽主管。
1941年4月，諾門罕戰役正式結束，日本和蘇聯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後者得以抽出大量兵力對抗納粹德國。至此，偽滿洲國與蒙古和西伯利亞的邊境穩定下來，就像其與朝鮮邊境線一樣。於是日軍又將注意力轉向中國的其他區域和太平洋。
1941年夏天的一份東北雜誌上刊登了查爾斯·畢夏普·凱尼的報道，「全滿洲種植豐產作物，七種生活必需品將實行定量配給」。他還在另一篇題為《大東亞共榮圈》的文章中提到，日本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在一篇關於溥儀和蓋世太保創始人的文章開頭，他寫道：「皇帝陛下很高興將一等勳章和綬帶授予德意志帝國元帥赫爾曼·戈林。雙方相談甚歡。」
12月7日，日本轟炸珍珠港，佔領香港，向美國和英國宣戰。溥儀宣佈偽滿洲國也進入戰時狀態，頒布詔書稱：「官民一心，萬方一志，舉國人而盡奉公之誠，舉國力而援盟邦之戰。」然而溥儀再次坐在了冷板凳上，一直旁觀到1945年8月，蘇聯軍隊打破互不侵犯條約，向日本宣戰，派遣蘇軍百萬精銳揮師偽滿洲國。
日本，這個所謂的盟邦丟下了東北和三千萬民眾，其中包括三十萬作為「扛鋤頭的士兵」被勸說移民至此的日本農民。他們絲毫不知，他們是面對類似蘇聯攻擊這一類戰鬥時的第一道防線。日軍將他們秘密地稱之為人肉碉堡。現在，祖國拋棄了他們，只能靠自己了。
[1]此處似遺漏了一個信息。根據溥儀《我的前半生》中文版，他實際上是先在張園住了五年，才搬進了靜園。而且這處宅子原來叫做乾園，靜園是溥儀改的名字。另外作者在本書中引用的溥儀回憶錄文字來自《我的前半生》英文版The Last Manchu，凡遇到直接引用的，中譯本全部引自《我的前半生（全本）》，溥儀著，群眾出版社2013年版。——譯者
[2]飛地，指在本國境內隸屬於另一國的領土。——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