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份，稻子都可以洗日光浴了。」三舅在田里邊忙活邊說。英語裡雖然都叫rice，但種在土裡時叫稻子，加工好了供我們吃的才叫大米。他用手指在田埂的土上寫下稻和米的漢字。「來，你來寫。」他耐心地看著我把兩個字都寫對，然後抬起膠靴，把剛才還寫過字的地方掃平，土掉進了水田里。
夏日，每天的光照時長達十六小時。「除了蟲害，最危險的就是稻子長得太快，熟得不均勻，」三舅給我解釋，「要是長得太快，就把田里的水都抽了，讓稻子干個幾天。」傳統的農耕技術認為，在稻子生長期短暫抽乾田里的水，可以讓根變得更堅韌。中國古人將此稱之為擱田或烤田。實際操作時，要一直讓土地幹著，幹得有些開裂了再進行其他活動。
三舅指著齊小腿的水。「這事兒老重要了，你懂不。水質啊，比種子和土還要重要。河水是最好的。人人都知道。」
「我不知道。」
「淤泥！」三舅有些誇張地強調。「河水有淤泥，有黏土。」後來我知道了，這些肥沃的土壤裡含有營養豐富的礦物質。在成書於公元1149年的中國古代農學專著《陳敷農書》中，作者就記載：「大抵秧田愛往來活水，怕冷漿死水。」公元8世紀時，一位詩人寫下詩句，三百年後，仍十分符合三舅與這片片稻田的此情此景：
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案。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
插秧適雲已，引溜加溉灌。更僕往方塘，決渠當斷岸。
「這個時候啊，」三舅又開口了，「白天暖，晚上冷，剛好合適。一點兒濕氣也沒有。」
天氣正好適宜。高溫二十幾度，低溫十幾度。白天可以穿個短褲，套個兜帽衫，不過我周圍也沒見誰這麼穿。就連孩子們也都規規矩矩穿著長褲。暑假的時候，他們一般都待在家裡，看電視，打電玩，或者做作業。村裡星期一至五每天下午都有英語補習班。我會去幫忙。課間休息時，孩子們一個個地跟我五十米賽跑。他們細細的小長腿像風車般旋轉著，跑過院子裡的土路，攪起一團團雲般的塵土。
我從沒在稻田里看到過孩子們的身影，種子店他們也不會去，東福米業的碾米機或米倉更是不會近身。三舅說，大夥兒都覺得這是應該的。父母們希望孩子能上學，將來做個白領。有的孩子長大後還是去讀了農學院，就在荒地和吉林市之間。但是，要是你沒有照顧牲畜或與土地打交道的實踐經驗，農場管理和種子生物學這種東西，學來又有什麼用呢？中國沒有4H俱樂部[1]這樣的組織。農耕也不是那種做做學徒就能成為專家的技藝。三舅說，種田，是生來就有的本領，很難在後天學得來。
我的學生們喜歡看電視轉播的體育比賽和《中國好聲音》。根據我這些並不科學的樣本顯示，荒地的成年人比較喜歡看電視連續劇，特別是清朝宮廷戲和抗日戰爭時期人民的英雄事跡。除了新聞上偶爾播放，我從未在電視屏幕上看到過農田的畫面。沒有《草原上的小屋》[2]這樣的電影。學校的書架上，也沒有和約翰·斯坦貝克講述加州農場故事類似的中國著作。中國最經典最婦孺皆知的小說是《紅樓夢》，事無鉅細地描繪了一個貴族家庭的生活和興衰。裡面提到的佃戶，只是在每年的祭奠之前出出場，交個租子。書裡有個人物曾經頗帶蔑視地說：「所以他們莊客老實人：『外明不知裡暗的事』，『黃柏木作了磬槌子——外頭體面裡頭苦。[3]」
美國文學最早的一部著作也和《紅樓夢》差不多同一時期。法國移民赫克托·聖約翰·克雷夫科爾在1782年出版了《一個美國農民的信》。本傑明·富蘭克林、托馬斯·潘恩、珀西·比希·雪萊和塞繆爾·柯勒律治都曾對此書大加讚賞與頌揚。這本書被認為描繪了典型的美國夢。讀起來，就像一本浸透了更多汗水的《瓦爾登湖》：「與孩子一起耕作養活家人的父親，世界上比他更偉大的，恐怕只有身體力行，躬耕農畝，為天下做表率的中國皇帝了吧。」
在荒地，我重讀了賽珍珠的《大地》，不知道這本書我的學生會不會感興趣。同時，也是因為美國有些評論家說我目前的研究「和《大地》有點像」，我想給他們一個更好的答覆。當然，賽珍珠那本是一部小說，寫的是華中地區九十多年前的事了。
小說的開頭，年輕的農民王龍在娶親當日醒來。他撕掉小破屋的窗戶紙，伸了個胳膊出去看天氣如何，他感覺到「一陣柔和的微風從東方徐徐吹來，濕漉漉的」，覺得是個好兆頭。接著，就是結婚，生子，遭遇饑荒，娶了小妾，經歷洪水、戰爭、田里遭了蝗蟲，其中充滿了慾望與貪婪。小說結尾，王龍在彌留之際囑咐早已自視為城裡人的兒子們：「我們從土地上來的……我們還必須回到土地上去……如果你們把地賣掉，那可就完了。」兒子們發誓說絕不會賣地。「但是隔著老人的頭頂，他們互相看了看，然後會心地笑了。」
這個結尾充滿了悲劇色彩。如果王龍活到了解放後，經歷一波波革命，很有可能會被戴上資產階級地主的帽子，被批鬥處死。最後，他傾灑血汗掙來的土地將被歸為公有，重新分配給貧下中農，比如弗朗西斯在荒地的親戚們。
賽珍珠去世四十年後，仍然在兩個世界中維持著尷尬的身份。中國文學界讚頌她，欣賞她的作品，但真正認真讀她書的中國民眾卻寥寥無幾；美國有很多人讀她的作品，但並不欣賞，也不太感興趣。美國小說家威廉·福克納就曾經表示，不願意與這位「中國通夫人」為伍[4]。然而，最近才翻譯過她著作的中國譯者告訴我：「賽珍珠是一位革命者。她是第一個描寫中國農村的作家。在這之前，就連中國作家也沒能做到這一點。知識分子筆下也都是城市裡的知識分子。」賽珍珠小時候住在長江邊的港市鎮江，到處飄散著著名的鎮江香醋的味道。最近修建了一座博物館，展示賽珍珠在成為第一個贏得諾貝爾獎的美國女作家之前的生活。然而，博物館的禮品店裡竟然少了一樣東西：賽珍珠的書。
她一共寫了八十本書，但最吸引我的還是她一生的經歷。她的父母是傳教士，僱用了先生來教她書法習字和孔子等其他中國古代哲學家的典籍。「我有一個雙重的精神世界，」她在一部回憶錄中寫道，「在中國世界裡，我說話、做事、吃飯都和中國人一樣，思想感情也與其息息相通；身處美國人世界時，我就關上了通往另一個世界的門。」
她很喜歡查爾斯·狄更斯的作品，從她對很多細枝末節的文化差異的描寫上，也能看到狄更斯的影響。賽珍珠的父親將《聖經》翻譯成白話的中文，而她自己獨特的句法和語序也帶著《聖經》的味道：The children tugged at Wang Lung then，and Wang Lung led them all back to the hut they had made，and there they laid themselves down and they slept until the next morning，for it was the first time since summer they had been filled with food，and sleep overcame them with fullness（孩子們拉了拉王龍，於是王龍便帶著父親和兒子回到他們搭的那個席棚，在裡面躺了下來。他們一直躺到第二天早晨，因為這是從夏天以來他們第一次吃飽肚子，而且他們也太困乏了）[5]。
這樣的場景，這樣的聲音，對於每個花時間傾聽中國人講故事的人來說，都是再熟悉不過的。平時話很少的中國人要是有了閒暇，憑著一時高興，就會打開話匣子，快速地說個不停。弗朗西斯喝了幾杯啤酒就是這副德行。三舅生氣的時候話特別多。關老師則是在上完一天的課想舒緩壓力的時候。之前我在北京的四合院裡有個綽號老寡婦的鄰居，每次我直截了當地問她，某年某月某日發生了什麼。她經常好幾天以後才回答我，手上還做著其他事情，比如下餃子，「水差不多燒開了。你一定餓了吧。我爸就喜歡這樣的餡兒，豬肉大蔥。他說我必須嫁給差不多比我大二十歲的一個軍官。是他認識的一個人的朋友。1931年差不多就這些事兒」。她的聲音很冷靜，不帶任何感情，彷彿是在講很久前跟自己無關緊要的別人的事情。這和美國人講故事太不一樣。弗朗西斯一到美國，就注意到每個美國人都是故事的主人公，他們向任何願意聽的人講述自己的人生故事，甚至在沒有聽眾時也滔滔不絕。弗朗西斯說，中國人是發明了很多東西，但只有美國人才想得出博客、臉書和推特。
前文提到的約翰·斯坦貝克去了一些救濟營，為報紙寫了一系列報道，由此獲得了《憤怒的葡萄》的靈感。賽珍珠的經歷和他類似，《大地》中描寫的各種場景，都是她的所見所聞。少年時期的賽珍珠曾經在饑荒時和母親一起給窮人施粥；還在窮人的學校裡教過縫紉。一次教會的野餐上，她認識了一個新加入的農學家，約翰·羅森·布克。他的中文說得磕磕巴巴，而她則流利如母語。十八年後，兩人離了婚，她寫道，和丈夫唯一的共同點就是「在主日學校教《聖經》」。然而事實上，兩人都對中國的農田滿懷著熱愛。
賽珍珠搬進丈夫位於華中的農學研究站。說是研究站，其實就是一座小棚屋，周圍的小道泥濘不堪，屋子也是用泥糊起來的，四周都是泥牆。他們把周圍的鄉村探了個究竟。他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車，而她則入鄉隨俗，坐四人抬的轎子。他記錄下農村生活的點點滴滴：住房、燃料、物價、飲食、娛樂、婚喪嫁娶等等。當時，在這樣一個80％的人口都是農民的國家，還沒有人像這樣有系統地搜集這些材料。
賽珍珠的丈夫最後將這些材料集結成書，定名《中國農家經濟》（Chinese Farm Economy），一時成為比妻子更出名的作者。不過，對於非專業的讀者來說，這部出版於1930年的著作十分枯燥，全是冷冰冰的數據表格。賽珍珠幫丈夫把這些報告打印出來，但字裡行間的行文對兩人的婚姻應該沒有什麼幫助。想像一下，一個熟讀狄更斯著作和中國古代典籍的女人，竟然卡嗒卡嗒地在打字機上敲下以下的文字，「一個種植系統盈利與否，主要取決於作物的產量和售價、人力的季節性調度和利潤最高的作物的比例」。
不過，此書接近尾聲的很多章節都引用了當地的中文諺語並翻譯成英語，比如，讀書學不會插秧，只跟鄰居學樣；隔開種高粱，中間牛能躺。有的話感覺就像來自簽語餅，並且經過了弗朗西斯的解析，寧願餓死娘，不教斷了種糧。
是賽珍珠加了這些諺語。丈夫在鄉間田野中和男人們聊天，她就和女人們一起待在屋裡，詢問她們平時的生活，讓她們傳授樸素的智慧。她的妹妹格蕾絲曾對一名傳記作家說：「她非常深入地參與到那個項目中，而且做了很多編輯工作。」布克成書後不久，賽珍珠就花五個月的時間，寫出了《大地》。
1930年代，《大地》出了八個版本的中譯本，而且被「不斷地盜版」，賽珍珠帶著一點小得意寫道。但1949年共產黨執政後，她的那些故事背景都成了不合時宜的舊社會，是已經被推翻的時代。早在1935年，她就離開了中國，也離開了丈夫。後來她和自己的出版商結了婚，搬到賓夕法尼亞州巴克斯郡的一個農場。紅色恐慌[6]時期，她以約翰·莎草為筆名，寫了五部以美國西部為背景的小說。
尼克松訪問中國的1972年，賽珍珠申請中國簽證被拒，官方的拒簽信中稱，拒簽原因是「長期以來，你在你的著作中都對新中國的人民和領袖持有扭曲、誹謗和中傷的態度」。九個月後，賽珍珠去世，被埋葬在巴克斯郡的農場裡，那是一座孤零零的墳墓，墓碑上刻著她的中文名字。
看賽珍珠的一生，我發現一個外國人寫中國，需要萬分謹慎。尤其要防範不要讓自己被埋葬在梅英東這個中文名字之下。第二個教訓是婚姻失敗，因為某一方對自己的研究太過專注，忘了分一點時間給伴侶。「我太忙了，太忙了，太忙了，一心都要去求證核實那些土地利用的數據。」布克在意外遭遇離婚後承認。還有個教訓，這個國家可能會因為你寫的東西，把你趕出去，終身不得入境。
當然了，還是有非常積極的收穫。那是個密切關注中國的時代。賽珍珠夫婦認真學習中文，離開了大城市。他們目睹，親身經歷，而不是輕信官方的解說或學者的評論。他們關注普通人的生活，沒有從那些名人富翁製造的新聞中去獲取信息。1970年，賽珍珠寫道：「美國人對中國人有著很濃厚的興趣，但新聞媒體低估了讀者的整體智慧和興趣的廣泛程度。」夫婦倆關注的，不是短平快的新聞，而是那些節奏更慢的故事。他們細細觀察著土地與每個人在歲月中的各種改變。
他們熱愛農田。二戰時，賽珍珠曾經對即將出征的美國飛行員們發表演講，她說《大地》的情節有些含混，讓很多讀者認為The Good Earth（直譯為好的土地）這個書名是諷刺性的。「如果你降落在中國的農村怎麼辦？」賽珍珠問飛行員們。「嗯，那你很幸運，因為中國的農村很美。」
吉林的各大報紙在暑假時刊登了如下標題：
「高速公路收費站被爆腐敗」
「67歲老婦從十三樓跳樓自殺」
「母親弄丟寵物貓，九歲男童離家出走」
「來自黃色錄像廳的調查報告」
「司機醉駕導致兩人死亡」
「聰明小狗使用手機」
「發現一具血泊中的屍體，被打致死」
「喝醉後將朋友從二層窗戶拋出」
「農民得獎豬被神秘殺害」
看完報紙之後，中國在我眼裡簡直大變樣。回荒地的公車上，我突然想到，這些乘客是不是都能力通天？他們會腐敗嗎？會看黃片嗎？會殺害得獎的豬嗎？
而網上讀到的西方報道又是另一番景象：
「中國認為食品價格需要上漲」
「中國在阿根廷大批購買土地」
「中國大批購買土地，巴西表示不滿」
中國正在全世界瘋狂購物，這是來自《華爾街日報》的報道。中國是阿根廷大豆的最大買主。這些豆子一般都用於牲畜的飼料。因為消費者對肉食的需求增加，購買大豆的量也大幅上漲。中國公司在巴西簽署了總價值七十億美元的協議，要求每年生產六百萬噸大豆。再加上其他各種合同和投資，使得中國成為巴西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對食品和能源的購買，「幫助巴西復甦了經濟……超過兩千萬巴西人擺脫了赤貧，經濟形勢穩定下來……」《紐約時報》如是說。
中國從國外大批進口食品，主要是因為國內人口多，需求量大，同時迅速的城市化進程又使得耕地大面積消失。過去三十年來，中國開發成商業用地的耕地總面積，有整個紐約州那麼大。
科學技術的進步讓現有的耕地產量上升：現在平均一公頃耕地的稻穀產量是六點三噸，是1949年的四倍。「過分追求高產量可能導致過度施肥，影響農業安全，」中國農業部的一名高級官員語帶警醒，「當然，我們必須提高這個區域的產量，但我們的技術和資源還無法同步。」
中國將玉米、麥子和大米歸為穀物，對這些穀物的存儲量也是世界第一，達到每年消費量的40％。中國曾經是大豆的全球最大出口商，現在卻變成了最大進口商。單是前文提到的巴西那一單交易，就能滿足10％的年度總需求。20世紀初，中國每年只進口幾噸玉米。而到2012年，僅僅一年就進口了兩百萬噸。中國的大量需求，再加上旱災和美國乙醇產業不斷增長的需求，穀物的價格被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
中國大量進口穀物，最大的受益人之一就是美國農民。2010年到2012年，中國每進口五美元的美國產品，就有一美元是花在食品上的。銷量最大的是大豆，每年的銷售額是一百五十億美元。2005年到2010年間，美國出口到中國的所有其他商品都翻了一番，包括乳製品、豬肉和果汁在內的食品增長了不止三倍。美洲山核桃更是狂增二十倍。佐治亞州的一位農民喜滋滋地告訴《華爾街日報》，由於中國人相信堅果有益於智力發育，「我們現在嚴重供不應求」。僅僅一年的時間，美洲山核桃的價格就漲了一倍。
中國不斷地進行業務外包。2013年，中國和烏克蘭簽署了有效期五十年的協議，租下了該國三百萬公頃的耕地。而在這之前，中國在海外租的耕地不過兩百萬公頃，這樣一來就翻了不止一倍。在烏克蘭這些土地上生產的穀物和養殖的豬將被賣給兩個中國的大型國有企業。其中一個叫做「兵團」，成立於1950年代，以加強中蘇邊境守衛為目的，算是個准軍事組織。現在，這個原來的准軍事組織揮舞著支票簿，在上面寫著，食品。
「我們可以給他們送一車廂豬尾巴，」三姨說。
「這是一句中國諺語嗎？」
正在給花兒除草的她抬起頭來望著我問：「啥？」
「給他們送一車廂豬尾巴，」我重複道，「啥意思啊？」
三姨大笑起來，灰白的卷髮在氈帽下跳躍。「就是送一車廂豬尾巴唄，就是那個意思。哎呀我的媽呀。」她飛來一個調皮的眼神，上嘴唇都快包不住參差不齊的齙牙了。「你剛不是跟我說中國從蘇聯買吃的？」
1945年8月，蘇聯紅軍洗劫了吉林水泥廠，三姨告訴我。現在那兒還是水泥廠，就是之前那個不斷噴著黏糊糊顆粒弄髒行人衣服的地方。「日本子在那兒弄了些先進的機器。我們趕走了日本子，機器留下來自己用。但是蘇聯紅軍一直待到打完仗，想拿啥就拿啥，全拿走了。斯大林說這都是為了工廠安全，把工廠挪到蘇聯，美國人就拿不去了。後來他又送回來了。周總理給了他好多蘋果和大豆。周總理就說：『豬肉我們是沒有，但是可以給他送一車廂豬尾巴去。』」
「所以說不是真的送豬尾巴去？」
「中國那前兒都窮成啥樣兒了啊！」
三姨話鋒一轉，講起了她弟弟的故事。她弟弟小時候在吉林城上學。她說那時候城門還在，但城牆和木頭建築都毀了。「幾個月前你不是問我日本子占東北的事嗎？我就跟你講講我記得的，」她邊說邊把我迎進屋。三姨夫給我們倒了幾碗熱氣騰騰的豆奶。
「你問我那前兒這兒是啥樣兒的，」三姨坐在炕邊，打開了話匣子，「我還記得偽滿洲國的事兒呢。我那時候還小，小日本就來了。他們幹嗎來的？我聽現在的人說，他們是來挖礦的，還要修大壩。但修大壩和挖礦的都是咱中國人啊。你要是不幹活兒，他們就打你，把你扔到死人坑裡。」
「您見過日本人嗎？」
「他們住在吉林市的一個區。我見過日本女人，穿著和服，背上還背著孩子。她們穿的鞋子是木頭做的。那時候人行道都是木頭的。那鞋子聲音響著呢，噠噠噠。她們臉上抹著粉兒，吃得可好啦。她們的衣服都是綢子做的，穿著別提多好看啦。咱中國人呢，穿的都是舊棉襖，自個兒織的，自個兒染的色。我的褲襠經常扯爛，家裡的毯子都是粗布做的，全是跳子[7]。」
「那前兒我還在上小學。每天早上都要唱偽滿洲國的國歌。唱的是偽滿洲國國歌的顏色什麼的，好像是這麼唱的……」
她哼哼了個調子，還模模糊糊來了幾句日語歌詞，大意是：
我們的國旗飄啊飄，飄啊飄，紅、藍、白、黑、黃。
我愛我的國旗，國旗飄啊飄，飄啊飄。
「要是唱的不對，老師就要拿木頭教鞭打三下手心。」她說。「我可不想手一直腫著。所以我還記得些日語。」她一口氣用日語從一數到了十。
偽滿洲國的五色國旗代表了五個民族，也就是整個東北地區，從長城到西伯利亞。大背景是芥末黃，模仿的是清朝的旗幟。但那條纖弱細長的藍龍已經不見，取而代之的是左上角一個方塊，裡面有幾個橫條，紅的代表日本，藍的代表漢族，白的代表蒙古族，黑的代表朝鮮族。
「老師教我們說，我們是滿洲人，不是中國人，」三姨說，「還說中文是滿洲語。不能說中國怎麼樣怎麼樣，沒有什麼東西是中國的。在學校只教日語。每天早上我們都要站起來向老師問好，說『嗨！』跟電視上一樣，什麼東西都是『嗨』，還要敬個禮。午飯的時候，我們要用日語一遍一遍地說『謝謝』。『阿里嘎多，阿里嘎多，阿里嘎多。』放學的時候，我們也要敬禮，說再見。回家路上，我就又能說中文了。不過只有一年，1945年，偽滿洲國就沒了。」
叛軍還沒到吉林，他們的中國敵人就先進入了那座城市。
「國民黨的軍隊很瘆人啊。先是七十七軍，後來還有八十八軍。他們跑到我們家裡來抓壯丁。我爺爺做不動了，他們就經常打他。我爺爺特別不待見國民黨。他們跑進我們家，我們得跪在他們面前。都是些混蛋。砍了我們的樹燒柴火，還打我弟弟，把他的頭都打破了。有十個兵，都圍上去打他。哦，對，日本子也來過我們家，但就是巡邏，往裡面看了一眼。但還是挺瘆人的。他們戴著頭盔，手上還有帶刺刀的步槍。但最糟糕的是在那之後。」
三姨戲劇化地壓低了聲音，低語道：「卡嗒卡嗒卡嗒。俄國人拉著馬車來啦。我就坐在樹上大喊『毛子來啦』。女人們都躲進屋裡去。大家把門窗關好，手上拿著棍子。有時候一輛車停下來，裡面有兩三個俄國兵，然後他們就跑到我們屋裡看。他們把櫃子什麼的都打開，見啥拿啥，我媽的手錶和金戒指都被拿走了。我們的狗朝一個兵叫，他就給了它一槍。但我舅舅把那個兵灌醉了，殺了一隻鵝送給他，他就走了。」
三姨說，有一回，一個俄國人把鄰居一個女人給強姦了。「他們說，完事兒後，他把她的腿綁在馬後面，一路騎馬拖著她，把她拖死了。」
為了避難，三姨的爹娘把她送到了荒地村。但依然危機四伏。「1948年，國民黨和共產黨在這兒的河那兒大幹了一場。聽到槍聲我就躲在炕邊上。那時候特別害怕。一顆子彈剛好打中了我們的窗戶紙。晚上我們可不能點燈。燈全都滅了。我們只好睡覺。可是我睡不著哇，一整晚心都怦怦跳。我們睡在地上，就躲在窗欞下面。那時候我才七歲。」
接著八路軍就進了荒地。他們和日本人、俄國人以及國民黨的軍隊不一樣，不會隨便進入村民的家。「八路軍就在院子裡悄沒聲兒地坐著，在外面搭帳篷住。他們自己去提水，自己做飯吃，從來不打擾我們。那前兒窗戶上都是糊的紙，沒有安玻璃。有時候他們會去戳窗戶紙，啪啪啪的，說：『別怕我們。我們是來幫助你們的。我們不會欺負你們。』」
三姨模仿了幾聲衝鋒號，然後唱了起來：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這首歌叫《義勇軍進行曲》，是1935年一部電影的主題歌，電影表現了東北被日本佔領後，做了亡國奴的東北兒女參了軍，立志將日本人趕出中國。這首歌後來成為中國國歌。然而，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詞作者田漢蒙冤入獄，慘死牢中。
三姨說，那十年的「國歌」是《東方紅》。「每天日出日落都要用大喇叭放，全中國的農村都聽得到。」她說著就唱了起來：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嗨喲，他是人民大救星！
呼兒嗨喲這個詞讓我很感興趣，沒有實際意義，只是語助詞，有點像東北人感歎時說的哎呀我的媽呀。據說，《東方紅》的歌詞出自一個愛國農民，他還給一首民歌寫了歌詞：
芝麻油，白菜心，
要吃豆角抽筋筋。
三天不見想死個人，呼兒嗨喲，
哎呀，我的三哥哥！
三姨熟記很多歌謠的歌詞。她臉上露出狡黠的微笑，說她們那一代必須唱歌。三姨夫站了起來，從炕和窗戶之間窄窄的過道走過去開電視。又是斯諾克的比賽。他無聊地關了電視。家裡朝南的窗戶從他的腰那麼高的地方一直到天花板。窗欞邊擺著一溜盆栽。
「我來澆水，」他說，「你倆嘮你倆的。」
「再唱一首就不唱了，」三姨保證說。不過我很喜歡她的表演。她的雙腿吊在炕邊，沒有著地。氈帽和灰白頭髮包裹著的臉上沒有一條皺紋，隨著歌詞內容露出或逗趣或嚴肅的表情。一口白白的齙牙像指揮棒一樣升起又落下。
最後一首歌是《松花江上》，是這一帶婦孺皆知的東北之歌，就像《牧場是我家》在美國西部一樣。這首歌以1931年日本侵略東北為背景，唱出了所有南逃的東北人的心聲。三姨唱道：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了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麼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
「人人都會唱。」三姨說。
「您是什麼時候學會的？小時候？」
「我不知道，」三姨回答，「生出來就到處有人唱。」
我笑了。在鄉下，好像什麼東西都是「生出來就到處有」。人人都是什麼都知道。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殖民者的鞋噠噠噠。侵略軍的馬車卡嗒卡嗒卡嗒。內戰的戰場上血肉橫飛。八路軍輕輕戳著窗戶紙，啪啪啪，說我們不會欺負你們。起來！起來！起來！東方紅。呼兒嗨喲。1956年，荒地建村。
[1]4H俱樂部（4-H Club）出自英文head，heart，hands，health四個詞的首字母。它的使命是「讓年輕人在青春時期盡可能地發展他的潛力」。該團體於20世紀初起源於美國，隨後於1913年傳入加拿大，並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和壯大，如今在北美洲。該活動自從傳入加拿大後很快傳遍全國，尤其在廣大的鄉村地區開展得轟轟烈烈。俱樂部早期主要為鄉村青年學習科學知識、提高技術本領、發展物質文明提供精神寄托，對鄉村地區的穩定繁榮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譯者
[2]美國電影，講述一家人在草原小屋開墾生活的點點滴滴。——譯者
[3]此話出自賈珍之口，《紅樓夢》第五十三回，「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譯者
[4]賽珍珠曾經獲得諾貝爾獎，在美國遭到很多文學精英的嘲笑，認為她的作品缺乏文體風格上的細膩和巧妙，諷刺的力量，過分強調道德說教，更重要的是，太受大眾的歡迎，因而不適合被授予諾貝爾獎。在她之後11年獲獎的威廉·福克納寫信給朋友，表示他寧願不獲獎也不願意和「中國通夫人」為伍。——譯者
[5]相關譯文全部引自《大地三部曲》（〔美〕賽珍珠著，王逢振等譯，漓江出版社，1998年）。——譯者
[6]紅色恐慌，又名紅色恐怖，是指於美國興起的反共產主義風潮。——譯者
[7]東北話，跳蚤。——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