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荒地村生機勃勃。一團團棉花般的白雲倒影在水窪之間，魚兒跳躍在水面上，鴨子嘎嘎，青蛙呱呱。我在紅旗路上散步，隨處可見毛毛蟲和立在葉尖上的蜻蜓。拖拉機開過廣闊的綠色稻田，一直延伸到遠處的山腳下。還有兩個月才到收割的農忙。接著北風就要造訪，太陽在下午4點前就會下山。這短暫的夏天，值得仔細品味，好好珍惜。
周邊旅行一圈後再回來，感覺這片土地格外寧靜。一眼望去，沒什麼好看的，實在讓人鬆了口氣，心理負擔全消。與哈爾濱相比，要描述荒地，彷彿只能講述它的過去，現在沒什麼好講的：沒有博物館，沒有地方報紙，沒有墳地，沒有標牌，沒有圖書館，沒有故居或戰場的遺址。村民們說起最近村裡的一些發展，一家人可以一起種一片地，得來的收成自由買賣；他們帶著驕傲，滿足於沒有戰爭、饑荒、土匪強盜和跟隨政策變動的生活。我萬分理解這種驕傲。我走出紅旗路，往三舅家走去。他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你回來啦。你走的時候，啥事兒都沒有。」
我想想背包裡那些寫得滿滿噹噹的筆記本，心想「啥事兒都沒有」還真是新鮮。三舅的意思很簡單，一切都好：沒人生病，稻子長得挺好，天氣也不反常。他帶我走過他那片地的田埂，稻子正按部就班地成熟，青蛙在我們的腳邊瘋狂地跳來跳去。咱倆是來除草的。那些影響稻子成熟的野草有學名，就像來自《芬尼根的守靈夜》：鴨跖草、豬殃殃、稗子。
三舅主要搜尋一種三個葉片的單株野草。這種草必須用手拔。但除草劑效果還不錯。「稻子長得挺好，」他說，「你媳婦兒呢？」
「她在香港。」
「挺好，有工作就好，」三舅說。接著就直愣愣地看著我，黑黝黝的臉上帶著茫然的表情，這些日子好像又新添了幾道皺紋。他的左眼總是流淚，像白內障的前兆。從田野那頭遠遠看過來，他仍然是個矮胖結實的壯年男人，一頭白髮理成清爽的平頭也顯年輕。但走近看，六十七年的歲月全在他臉上縱橫交錯地刻著呢。我想，也許把他的莊稼簽給東福米業，搬進一個設施齊全的現代公寓，未嘗不是個好主意。
「她在那兒工作，你大老遠跑這兒來，」他說，「你怎麼給得起這個錢？」
我的開銷很少：坐火車，吃餃子，租房子，偶爾路上住個便宜旅館。一個月的花費頂天了也就幾百美元。但這個數字在三舅看來已是天價。三舅覺得大蔥的價錢也是天價。
「現在啥東西都更貴了，」他說，「以前從這兒到荒地診所，坐三輪兒只要五塊錢，現在都七塊了。一年漲了40％啊。種子也漲價了。豬肉漲得太嚇人了。」一年前，一斤豬肉十二元。現在一斤要十九元。
話題從我的生計（或者說沒有生計），轉移到各種東西的價格上。很多村民一談起物價，都像打開了話匣子，總要花點時間發表兩句意見。三舅如數家珍，說了很多漲價的東西，從肥皂到牛奶（和去年相比漲了9％），再到大蔥。在東北菜裡，大蔥的地位就像意大利菜裡的牛至葉。三舅現在去市場買蔥，都講不下來價了。「今年我就自己種。還種了土豆、（西紅）柿子和洋蔥。我還買了只母雞，因為雞蛋也漲價了。」
通貨膨脹是全國性的。最近一次在火車上，我看到周圍的乘客一邊大聲啃著煮玉米，一邊讀著《貨幣戰爭》《歐元系統的崩潰》《非理性的積極力量》這類書籍。政府採取了多種措施抑制通貨膨脹，然而，那天早上的報紙頭條，依然報道說油價又創新高，達到每加侖四點九一美元。另一篇文章寫道，中國一個很受歡迎的網上論壇投票選出「漲」為年度漢字。其選票超過第二名「怨」差不多五倍。
火車經過一片寂靜的青紗帳，我問坐我旁邊那些來自各行各業的男女老少，怎麼看漲價這件事。不問則已，一問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討論起飛漲的房價，還有食用油漲價了，衛生紙漲價了，機票漲價了，學費也漲價了。大家討論得越來越熱烈，乘客們義憤填膺地指責那些囤貨的，炒房的，說漲價這事兒真是「氣死人了」。在中國，這些基本都上升到私人恩怨的高度。突然間，一切都被漲價席捲，包括我之前還安安靜靜的火車之旅。
所以，中國社科院一年一度的《社會藍皮書》將物價列為公眾最關心的事情，也在意料之中。中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也就是通貨膨脹的計量器，在2011年3月漲了5.5％，創造了漲幅新高。主要推手是食物價格，平均上漲了11.7％，某些地方的蔬菜價格甚至翻了倍。
康師傅，全國最暢銷的方便麵，漲價10％，宣稱說是配料漲價了。而法國超市連鎖家樂福不同意，於是全中國一百六十九家家樂福拒絕上架康師傅的產品。既然跟法國商家扯上了關係，就讓我們充滿法國激情地喊上一句：漲價啦！！房地產的價格仍潮漲不止：在與香港接壤的城市深圳買一套一百八十五平米房子的錢，能在紐約最好的地段買一套四房公寓。
就連死者也沒能逃過漲價。在私人運營的深圳羅浮山永久公墓，一個售樓小姐告訴弗朗西斯，出五萬元，能讓她父親的骨灰在山上一個一平米的墓地裡安放二十年。之後可以選擇再放五十年，不過前提是公墓還在，沒變成房地產建築工地。
「如果選那些風水好一些，也就是背山面水，能看到池塘山谷的公墓，」售樓小姐說，「那就要出七萬塊。那些都賣得快。我建議你今天就出手。一天一個價。」弗朗西斯迅速選了個風景不錯的墓。
我可不敢跟三舅說真實的價格。我只是跟他說，弗朗西斯去了選定的墓前，跪下來，跟爸爸講家裡又發生了什麼事，將他的骨灰入土，在地上磕了三個頭，傷心地哭了，然後告別。
「嗯，挺合禮數的，」三舅讚許地說，「要講孝道。」這話能從三舅嘴裡說出來，那就是最熱情的讚美了。我的內心一下子柔軟起來，想起那天手上捧起新鮮泥土的味道，頭磕在墳墓旁的地上那種接地氣的感覺。接著三舅發問了：「買那個墓，花了多少錢？」
現在我在荒地村，真是煢煢孑立，形影相吊。弗朗西斯在遙遠的香港，被工作忙得焦頭爛額。過去我們也長時間地分開過，通過每天的短信和Skype通話來緩解遠距離的相思。只要兩個人都忙於手頭上的事情，就不會有那麼多時間去感覺孤單。反正，在一起都十三年了，她的聲音和樣子都印在我腦海裡。有時候，我這個老外走在路上，會不假思索地大聲說話，對象是一個不在身邊的女人。這惹得荒地的村民摸不著頭腦，紛紛對我側目。我決定，下次戴個藍牙耳機，遮掩一下這種神經兮兮的自言自語。
弗朗西斯認為和外星人做愛的孟先生那天晚上看到的應該是流星或隕石墜落，不是什麼宇宙飛船（她說，他杜撰出來的這些故事，充分體現了東北人吹牛皮的高超本領）。1976年，一塊隕石在荒地上空裂成無數碎片。三舅、三姨、三姨夫都還記得，他們聽到爆炸聲，在3月午後的天空看到一團火球：他們以為是飛機爆炸了。碎片沒有砸中他們的家，而是砸中了周圍的田野，泥水四濺，濃煙滾滾。還引起了一場裡氏一點七級的小地震。這是吉林市一個博物館說的，政府專門建了這個博物館，來展示一塊微波爐大小的隕石。這個博物館倒不是什麼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只是把那次隕石墜落添油加醋一番，對前來參觀的孩子們說，這隕石是「外太空的遊客」。讀到這句說明，我突然開始想念孟先生了。
從博物館回荒地村的公交車經過二十二中。6月末已經放暑假了，學校裡空空的。外牆上的大紅條幅展示著學校的中考成績，細數那些考進吉林市重點高中的學生，還有被體校招去的特長生。那個自稱菲爾的嚴肅女孩考進了市裡最好的一所高中。她跑得比班上幾個上了體校的同學還要快，但志不在此，而是夢想著上一所好大學，然後成為一名英語老師。而那些上了體校的同學，從此要走上一條完全不同的「非學術」道路。關老師和我一起坐公交，我翻譯了伍迪·埃倫的一個笑話給她聽，逗得她哈哈大笑：「不會工作的，教書；不會教書的，教體育。」「不過，」關老師笑過之後說，「體育老師不用改作業，所以他們可能才是最聰明的老師呢。」
學校周圍，大片深綠的稻田在晨光中閃著光澤。我不在的這段時間，此地此景，沒有什麼變化。但學校的垃圾堆高了一點兒，新添了可口可樂、百事可樂和芬達橙汁的空瓶子。雜貨店前貼著的小海報上有科比·布萊恩特和一群穿白大褂的外科醫生圍著一個俯臥的男人。科比那張是宣傳門戶網站新浪網；手術那張宣傳的是韓式割包皮。荒地擴建的診所就可以做這個手術，當然目前還是搭滿腳手架的建築工地。
但最大的變化還在前面。
訓練機的轟鳴聲劃破清晨的寂靜。公交緩緩開過紅旗路路口，等著一個下車的乘客把一箱箱磚搬下去。一個我不認識的大媽跟我打招呼：「誰家滴啊？」我說完之後，她燦爛一笑，說還記得弗朗西斯小姑娘時的樣子。我說現在是我一個人在這兒，她嘖嘖幾下，喊了一聲「哎呀我的媽呀」，表示了深深的擔憂和關懷。「你倆還沒生娃吶？你啥時候做爸爸啊？你倆不年輕了呀。她得懷上啦。你跑這兒來，她又在香港，怎麼懷得上？」
是啊，Skype可沒有造人這個選項。
公交車裡一陣哄笑，大家都來逗我。說我沒有小孩，自己一個人跑這兒來，孤孤單單的。各種玩笑接連不斷，直到有人認真地說了一句：「混血的孩子都很漂亮。你的孩子肯定會特別好看。」
「還聰明！」另一個大媽附和道。
「不過跟你媳婦兒說，要多吃——」
「蘋果，」我自覺地補全了句子。
全車人都贊同地點起了頭，接著又開始打趣我，不斷強調，我居然自己選擇來這兒，還是獨自一人。
司機停在紅旗路上新建成的牌坊下面。這是全荒地最高的建築了，甚至比那個打造東北第一村的牌子還要醒目。牌坊下面鋪滿綠色的草皮，兩邊的基柱腳上鋪了大理石，中間用五根閃閃發光的不銹鋼管連接著。這一切看上去不倫不類，就算不是來自外太空，也絕不是荒地該有的東西。
其中一根基柱上寫著東北富饒之根，另一邊寫著東福米業。
「牌坊上沒寫村子的名字，」我說。
「公司徵用的地越來越多了，」關老師回答。
司機摸摸索索地啟動了第一擋，一陣噪音後，公交吭哧吭哧從牌坊穿了過去，往正在成熟的稻田開去。司機說：「有人開玩笑說，我們現在都住在東福米業了。」但這次，公交車上沒有人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