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到荒地村三舅那片正在成熟的稻田之前，我沿著一條分岔的鐵路線，尋訪了四個歷史遺跡。嗯，勉強可以稱得上是遺跡吧。那是東北還是「世界舞台」時留下的。第一站，是個人煙稀少的鬼鎮；第二站，是個人跡罕至的鬼村；第三站，是個早已廢棄的鬼博物館；而第四站，是去見一個男人，他發誓說，自己和一個外星人發生過性關係。
先去鬼鎮，哈爾濱西面三百二十公里的地方。我在齊齊哈爾下了車。齊齊哈爾這個名字，大概是這個城市最棒的部分了，富有韻律，特別好聽。齊齊哈爾火車站還是日占時期日本人修建的，用了巧克力色的整塊巨石。而現在，這裡的牆上還刷著紅色大字，用「毛澤東思想萬歲！」這句響亮的口號迎來送往，在全中國也屬絕唱。
清朝時，齊齊哈爾是軍事要塞，還是重要的穆斯林社區所在地。這裡有三百年歷史的清真寺，孤零零地站立在市中心嶄新的寬闊大道之間。當時清政府不允許俄國人把鐵路修到已有的城市附近，因此中東鐵路修在離齊齊哈爾市三十二公里的地方。往返需要乘坐一輛窄軌列車。現在窄軌列車當然已經消失，從市區到那時候的老火車站，要坐大巴，沿著水泥和土路上深深淺淺的車轍，顛簸一個小時，來到一個名叫昂昂溪的小鎮。
昂昂溪火車站還在，看上去如同黑海地區的鄉間宅邸：窄而長的窗戶，山形的屋頂，被漆成淺橙色的外牆。這裡沒有密集的客流來來往往，也沒有火車時不時鳴笛進站。除了樹上的蟬聲和別處一樣聒噪，其他一切都是安寧的靜止的。街對面的土路不斷延伸，經過磚砌的村舍，木質的門廊上有美麗的雕花。這些五十年以上歷史的房子，基本都漆成黃色和藍綠色，不約而同頂著腐朽的屋頂。破碎的窗戶周圍野草叢生。
野生的玉米稈長滿了過去的人行道。在曾經迴盪著馬蹄聲和車輪聲的主路上，四個年邁的中國老太太蹲在水窪旁。她們面前都鋪著毯子，上面擺著一些菜，蔫蔫的黃瓜和乾癟的蠶豆之類。和蔬菜的賣相一樣，老太太們看起來也相當憔悴萎靡。「你來找歷史？」其中一個跟我說，「你來得也忒晚了！」
事實上，我來得剛剛好。俄國鐵道俱樂部的舊址門居然是開著的。從外面看，這是個粉色的鋸齒形要塞。走進去，會看到一張張桌上散落著撲克牌，椅子也被推得亂七八糟，彷彿大家都棄了牌，匆匆忙忙趕火車回國了。站在這鴉雀無聲的房間裡，我背上突然不由自主生出一股寒意。我大聲問有人在嗎，問題撞到厚厚的牆壁，又彈了回來，回聲變成唯一的答案。
現在，每天會在這個車站停靠的客運列車，只有三趟。其他大多是貨車，運石油或原木。售票處只有一個工作人員，給我指了指車站門口掛著的中文標牌，上面寫明，車站於1903年建成，有「整條鐵路線上現存最完好的木質天橋」。天橋上落滿了東北的皚皚白雪。即使是今天，旅客從暖烘烘的熱鬧火車上看到眼前這荒涼頹敗的景象，下車前可能也要猶豫好一會兒吧。怪不得這條線上的車站要漆成那麼鮮亮的顏色。
1930年，哈佛畢業生梁思永在這裡下了車，獨自一人。鐵道工作人員在這裡發現一個墳塋，有一些石雕，用他們的話說，「看上去挺老的」。梁思永在這裡進行了當時中國為數不多的科學挖掘行動，發現了七千年前的史前古器物。那時他年僅二十六歲。
這個考古挖掘現場有專屬的小博物館，在城外八公里左右的地方，旁邊的道路筆直地穿過綿延荒蕪的土地。我在第一個展廳遇到一位導遊，他的語氣裡帶著職業性的熱情，站在真人大小的遠古亞洲獵人模型面前介紹道：「這個聚落是北方捕魚和狩獵文化的搖籃。」導遊聽起來像在背誦課文。「住在這裡的原始人類，用非凡的智慧和勤勞的雙手，創造了燦爛的文化。他們為中華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這些原始人類應該完全沒有中華或中國的概念。他們只不過在不停敲打石頭，希望能取一點火星罷了。但導遊繼續深情地說道：「昂昂溪原始人以堅強不屈、永不放棄和先鋒開拓的精神，創造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遙遠的歷史時刻提醒著我們，也要為祖國的富強貢獻一分力量。」這個考古遺址也是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就連原始人也能和國家的富強扯上關係。
博物館的另一個展室關門了。一個講解員為我開了門，打開燈，扭頭走了。透過玻璃展示櫃，我看到一件手織的毛開衫，一把刮鬍刀和一塊硯石。一開始，我吃了一驚，以為原始人真的有非凡的智慧和勤勞的雙手。過了一會兒才看到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年輕人一頭黑髮梳得油光珵亮，戴著眼鏡，領子上了漿，戴著領帶。原來這是梁思永的紀念廳，他是「中國考古學之父」。
研究北京城市規劃的那幾年，我深入瞭解了他的哥哥梁思成，被稱為「中國建築學之父」。我採訪過梁思成的兒子，也讀了很多關於他父親的資料。兩兄弟的父親曾是清朝著名的革命者，逼迫慈禧太后進行現代化改革，最後功敗垂成。但那時我從來沒聽說過梁思永這個名字。
我慢慢看著他多年來的照片，還有在昂昂溪挖掘的工作照。接著看到一個玻璃櫃，標示牌寫著，「梁思永專著與工作日誌」。裡面有一摞厚厚的紙。最上面一頁打印著十分工整的英文標題，Expedition Journal（《遠征日誌》）。
我突然熱淚盈眶。此時此地，我的心境也許和1930年的梁思永類似，長途跋涉來到這裡，第一次挖掘就有驚天大發現。我已經讀了很多西方旅人在東北的遊記，那麼中國旅人在這裡的感受又是如何呢？
講解員正用手機玩著紙牌遊戲。她可沒我這麼激動。她說她不認識英文，所以從來沒翻開第一頁，看看這到底是真書還是宜家樣板間的那種道具書。不過她也沒有展示櫃的鑰匙。「我的鑰匙只能開大門。我根本不知道誰能開那些展櫃。」她踩著高跟鞋嗒嗒嗒地走遠了，我被孤獨地遺忘在荒野之中，就在昂昂溪人煙稀少的鬼鎮邊。
梁思永日誌的手稿在一萬多公里之外的哈佛大學的一間珍本藏書室裡。這本書是全英文的，如果留在中國，十有八九會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燒燬，就像他那位著名的建築師哥哥的那些手稿。梁思永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去世了，1954年死於心臟病，享年五十歲。
這本工作日誌讀來比較親切，沒有那麼學術。他以獨特的視角，描寫了日本佔領前夕的東北：梁思永從北京出發乘坐火車，中間經常開到岔路上，給軍用列車讓路。這本日誌寫於1930年，描述了兩個月之內發生的事情，文字涉及俄國、日本、中華民國和一路上那些起起落落的軍閥。
當時的經濟也是支離破碎。梁思永寫自己到哈爾濱採購生活必需品，「各種各樣種類繁多的紙幣和鈔票讓我困惑又震驚。除了大洋和日元，還有哈爾濱元、黑龍江元、銀票」，另外還有兩種。「每種都有自己的匯率，用不同錢幣的商店匯率也都不一樣！另外，我提到的後面四種錢幣在省外沒法用。」
為了開展考古挖掘，梁思永先要取得俄國鐵路局和中國省政府雙方的許可。不過，一封地頭蛇的介紹信免去了這些繁文縟節。梁思永對這位鐵腕人物的描述很符合我遇到的很多東北人。他在書裡寫道：「他是個很有代表性的樣本。圓乎乎的腦袋，國字臉，粗粗的脖子，寬厚的胸膛，簡而言之，是個三十出頭的壯實男人。他言行鋒利，飛揚跋扈，比較粗獷，甚至可說是粗俗。但他也是個直來直去的爽快人，以自己的方式和語言展現了一個精力充沛、辦事高效、吃苦耐勞的漢子形象。他是這片土地上典型的男人，雷厲風行，說到做到。這件事需要官方介入的程序不到十分鐘就解決了。我正式取得了挖掘許可。」
當然，當地的土匪既不會讀書識字，也不會講理。一群匪徒騎著馬，追趕著梁思永，直到他找到一個棲身之所，那個地方是「真正意義上的堡壘，牆有六到九米高，還有射擊用的槍孔。槍聲整夜不停息，響徹整個城鎮，像過年的鞭炮一樣」。
在整個遠征的過程中，睡眠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有時候是土匪火並，槍聲吵鬧；有時候是睡的炕太熱，讓梁思永感覺有火在炙烤著脊背；加之用作燃料的牛糞味道難聞，也令他作嘔。他經常會半夜驚醒，驅趕到處搜尋食物的老鼠。最難熬的是天寒地凍，「西北的大風實在力大無窮，能穿透我最厚實的大衣。我的鼻子彷彿凍僵了，連呼吸都困難。我的手指已經完全僵硬，都快不能做筆記和拍照片了」。
兩百頁的日誌裡收錄了八十四張親手拍攝和沖洗的照片，記錄了考古挖掘現場和他一路上遇到的人。照片裡只能看到梁思永的影子。他站在鏡頭後，拍下眼前所見。我想像他咧嘴而笑；而他拍下的人們也有著無拘無束的笑容，第一次見到相機並且被拍的人，很少能有這樣的表情。
寫到當時在東北西部大草原考察時，梁思永公開表示了對漢族「殖民」蒙古遊牧民族的蔑視，他認為這種行為就好比日本入侵東北。「我覺得蒙古族—漢族和中國—日本之間的情況有相當類似之處，」他寫道，「事實上，過程中的方法和心理態度都如出一轍……漢族的入侵與滲透持續很久，來勢洶洶。蒙古人被認為是貧窮落後和不開化的民族。他們的土地也被看做是荒地，應該讓漢族人來佔領和開墾……官員對他們假意愛護，但只要時機合適，就會橫加干涉。商人對他們就是純粹的欺騙，利用他們的單純和善良。而蒙古人對漢族人的態度是憎恨和恐懼，最強烈的感情是不信任。他們以非常緩慢但明顯可以感覺到的速度，退居更為荒蕪的土地。」
到1930年，俄國人撤退得差不多了，因為日本勢力越來越大。梁思永坐在一節「十分乾淨和整潔」的三等車廂裡，行進在東北的偏遠地區，他記錄了這種力量的變化。「這裡隨處可見日本的影響，」他寫道，「一切都是以日本特有的方式在運行。從列車員的行為，到賣糖人的態度。」他經過一些新的火車站，發現高高的屋頂和大大的窗戶顯然不是這種極寒之地應有的建築，這說明「設計它們的日本建築師們忘了考慮這裡的地理特徵。我感覺彷彿在西伯利亞看到了西班牙的消夏別墅」。
在昂昂溪車站橙色牆壁前的小丘裡，連年的北風蝕出一條溝槽。梁思永在裡面發現了石片和碎陶片，還挖掘了一具骨架。第二天，他就發現了「一個從未被發現過的新石器時代墓葬。骨架相對完好，一切陪葬品原封不動」。
描述考古發現之餘，梁思永在日誌中還不時來點冷幽默。他坐在自己那輛超載的小車上，「彷彿聖誕老人要開始送禮物的旅程了」。他花了整整一天，「在沼澤地裡走了六千多步」，地裡的水「把我的腳凍得冰冷，最後刺骨地痛了起來」，還要對抗「雲一般襲來的蚊蠅」。他提到，缺乏排水系統和整個地形的平坦，是「加速滿洲鐵路建設的重要因素之一。不需要做太多工程方面的工作，堆疊土壤搭建路基和鋪設軌道十分容易。不管怎麼說，在這裡挖掘古人的遺跡，實在不是件美差」。
往昂昂溪北邊再坐一小時的車，就能看到一個年代比較近的遺跡，雖然凋敝，勉強還算有跡可循。這是東北最後一批母語是滿語的人，他們住在一個叫三家子的村子。村民們祖上分屬清朝軍隊編制「八旗」的不同陣營。17世紀，八旗將使曾被派往邊境，抵抗俄軍的入侵。
通往村子的土路上，滿族出租車司機好心提醒我，那兒沒啥可看的。「一個特別落後的地方，」他說，「50年代才通了公路，那之前村子都是自給自足的，所以滿語才留存下來。他們和外界根本沒多少聯繫。」車窗外，牛羊在開闊的草原上吃草。放牧的男孩子坐在一棵柳樹下，盯著手機屏幕。
「『文革』那前兒吧，我們聽說說滿語的人可能是蘇聯間諜，」司機說，「所以很多還會說滿語的就改說漢語了。只有老人還說滿語。但他們也快死光了。」從一些中國語言學家和歷史學家的研究結果來看，目前只有三個老人能說一口流利的滿語，他們都已經八十多了。
據預測，21世紀末，全世界六千八百種語言中，有一半將會滅絕。但沒有一種曾經擁有滿語的輝煌和普及，那曾經是清朝龐大疆域上的國語。是，普通話也保留了滿語中的一些通用語，官方文件也有同時用滿漢兩種文字記載的。但在一千萬份清朝史料中，大概只有20％是滿文，除了少數專家之外，其他人全都不知所云。
柏油路變成了土路，經過一間茅屋。我還是第一次在伍迪·蓋瑟瑞的民歌之外目睹這種茅屋。接下來的那些小屋基本都是用泥巴糊牆，茅草蓋頂。相比之下，荒地也算是繁華的新興城市了。司機停在村子入口處的標誌旁，標誌是滿漢雙語的，我只認得後一種：
三家子歡迎您！
這是一個滿語村。
來這裡為滿族文化尋根。
對我來說，中文不是問題，但滿語看上去就像天書。這是一種根據蒙古字母系統發展起來的語音類文字。在我這個門外漢的眼裡，只有一根根粗粗的黑線，一個個圓圈和黑點，看上去有點像豎起來的阿拉伯文。
「這上面的滿文和中文的意思一樣嗎？」
「我看不懂，」司機說，「學校沒教過滿語。」
但在這獨特的村子裡，滿語是學校的一門課程。三十四歲的村民石俊光就是從奶奶那裡學到這種語言的。他四處錄下村子裡老人們說的滿語，建立了一個口述檔案；之後爭取到官方的批准，每週在村裡的小學教幾個課時的滿語。
我曾經看到中國報紙將三家子村描述為「活化石」，但今天一看，村子根本就是死氣沉沉。正值暑假，小學空無一人。這個小學是我見過的最整潔的鄉村小學。小操場上還有很多樹蔭，這也是我從未在鄉村小學目睹過的景象。操場的外圍種了一圈柳樹，形成天然的護欄，讓這裡添了很多生機。公告欄上貼了一張宣傳海報，用滿漢雙語寫著「傳承滿族文化從我做起」。
一個偶遇的孩子給我指了教師宿舍的路。要經過一個前院，土地被悉心開墾過，種上了洋蔥。石俊光開了門。也不知他見到我這樣一副外國面孔有沒有吃驚，反正表面上是看不出來。他只是簡單問我，有沒有跟他談話的官方許可。
「情況有點複雜，」石先生看上去有點尷尬。
「村裡的政治？」我猜測。
「啊。」他點點頭。最近有些中國記者來訪，村領導不是很高興，因為記者沒有申請進入學校和觀摩滿語課程的許可。那些記者還跑去糾纏那些說滿語的老人，不停地叫他們上鏡說話。石先生說記者跟縣委和省委的宣傳部抱怨，說村民不配合。這件事最終怪到他頭上，村領導被上面批了，就把氣都撒到他身上。石先生覺得這是對自己試驗的一個打擊。
「我只不過想一直教孩子們滿語而已，」石先生用漢語說，「要是我不為維繫滿語盡一分力，村裡的孩子有一天就會怪大人沒把他們的文化保護好。我也是一個大人。」
到底該怎麼描述一種瀕死語言聽上去的感覺呢？在我聽來，滿語就像語速很快，唇齒摩擦更多的韓語。短暫的滿語教學結束後，我問石先生滿語的再見怎麼說。他發了個音，我重複一遍。他又重重說了兩遍，Sirame achaki，Sirame achaki。聽起來彷彿馬兒踏蹄離開。
石先生又說了漢語：「再見。」再見。
一天清晨在哈爾濱，天氣很好，我在高遠的藍天下，走過哈爾濱製藥集團老幹部活動中心和同一個公司的房地產集團辦公室。這是非常典型的21世紀東北漫步，路上看不到任何舊時代遺留的真東西，但又能尋找到蛛絲馬跡：酒店翻修做舊的黃銅門前有楔石，寫著1903。重新粉刷過外牆的猶太會堂；聖索菲亞大教堂綠色的洋蔥頂。「哈藥集團歡迎您來到哈爾濱！」教堂前廣場上巨大的廣告牌十分醒目。教堂的外牆是紅磚砌成的，仔細辨認，上面還依稀留著「文化大革命」時期用明黃油漆刷上的反帝國主義口號。
然而，破壞又重建的歷史循環往復，如今，哈爾濱曾經是「世界舞台」的過去並不是需要藏著掖著的醜事，而是城市宣傳的重點。兩個街區外就是全世界唯一的國際友好城市展覽館，一名導遊領著一群中學生，經過一個個展室。每個展室都代表了哈爾濱的友好城市，一共二十七個。「我市政府與這些城市建立的友誼，宣揚了和平穩定與相互理解。」導遊又在背誦課文了。孩子們盯著來自英國桑德蘭的鍍銀勺子，智利蓬塔阿雷納斯的郵票，日本旭川的清酒和以色列吉夫阿塔伊姆的一本《光明篇》[1]。「忘記歷史等於背叛。」導遊如是總結。
孩子們你推我攘地走過展覽館光滑的大理石地板，一邊摸著胡桃木牆板。從牆板的材質能尋找到這棟大樓過去的蹤跡。一個世紀前，哈爾濱還是國際鐵路樞紐，而這裡是丹麥領事館的所在地。一會兒學生們又駐足觀察芬蘭羅凡涅米的小旅鼠標本，聞聞來自拉脫維亞陶格夫匹爾斯的羊毛圍巾，接著看看乒乓球世界冠軍維爾納·施拉格穿過的運動服，他是奧地利維也納新城人民引以為豪的城市之子。
「那個地方到底在哪兒？」一個男孩打破沉默問道。「這些城市都在什麼國家？」在中國，展覽館很少有地圖，學生們困惑不已，有些焦躁和嘈雜。導遊無意中看見了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我也正對著一些展品困惑不已，據說這些展品來自哈爾濱最近的新朋友，我的故鄉，明尼阿波利斯。「這是我們在美國的友好城市！」導遊興奮得快喊起來了。「這位肯定就是我們的美國朋友了！」等到大家滿含著崇拜和驚喜的歡呼逐漸退卻，我用中文解釋，自己並不是展覽的一部分。接著又轉身去看我的故鄉代表性的展品。那座我引以為豪的城市，有著名的沃克藝術中心，名揚全美的歌手「王子」，優雅美麗的天際線和寧靜的湖泊組成的市中心。明尼阿波利斯的市長辦公室選了一些東西作為城市代表前來展出。最醒目的是珠寶。接著學生們和我一起看了一個弓箭頭，射箭靶和百思買集團的標誌，還有黃金地鼠的標本，一盒盒金槍魚罐頭和貝蒂妙廚的天使蛋糕預拌粉。「那裡冬天很冷，和這裡一樣，」我補充說，試圖找些共同點，「冬天很長，很多人都愛喝酒。」導遊打斷了我，背起解說詞，說明尼阿波利斯有二十一所大學和三十個劇院。但孩子們的目光已經移向他處，盯上了旁邊的木偶，來自羅馬尼亞的普洛耶什蒂。
中國特別喜歡把友誼掛在嘴邊，尤其熱衷這種友好城市之類的官方行為。不管誰來這兒參觀，都會聽到各種工作人員不斷念叨「為了我們的友誼」，心裡會特別煩躁，迫不及待地往出口走，不想再聽我們的友誼這次又要出什麼蛾子（還不如晚上安安靜靜在家裡讀本書呢）。在和平隊工作期間，我曾經遇到過一次反對帝國主義的宣傳活動，那時我才知道，原來我們被粉飾成了中美友誼志願者。那兩年，我遇到很多要求，讓我做這做那，去參加英語角，去卡拉OK唱卡朋特的歌，去吃火鍋，去吸海洛因……人人都告訴我那是為了我們的友誼。當一句話大眾到連癮君子都能隨意引用，那一定失去了原本的意義。
為了吸引中外遊客，哈爾濱復活了原先那些特別上鏡的背景。國際友好城市展覽館周圍綠樹環繞，像是繁忙喧嚷的鬧市中一片安謐的淨土。兩層樓高的建築，檸檬色的外牆，看上去彷彿這棟建築在聖彼得堡上了車，在哈爾濱下了車，決定在這座城市結束旅程，安身立命。
展覽館內，孩子們排隊經過各種展品。地板光潔如新，反射著頂上枝形吊燈的光，都能做地燈用了。大大的窗戶，配著厚重的紅色幔帳，就是電影裡面經常著火的那種。大理石的台階也修成電影裡那種感覺，旋轉上升，彷彿隨時隨地都會有盛裝的美人從上面搖曳生姿地走下來。這棟大樓歷史悠久了，在俄占時期、民國時期、軍閥時期、日占時期都有使用，一直持續到共產黨領導的現在。我很想問一個女生，會不會覺得我們可能在這裡遭遇幽靈。不過導遊讓我們別說話，唸經似地嘮叨「不要交頭接耳，不要亂扔垃圾，不要隨地吐痰。禁止拍照，不要玩手機。保持安靜」。
我們參觀了一些來自加拿大埃德蒙頓的硬幣。還有一件連帽衫，上面的價簽都沒剪，是加拿大麥科文大學的校足球隊服（格裡芬們加油哦！[2]）。法國阿拉斯的展區有一把搖椅和一封市長讓—馬裡·范裡倫伯格的親筆信。親筆信字體流暢美觀，讓同樣也寫了親筆信的新西蘭南塔拉納基市長羅斯·頓洛普相形見絀。上一次我看到這樣糟糕的書寫，還是偶得一本八年級學生的數學筆記。不過我還是仔細看了看頓洛普市長那些鬼畫符一樣的字，字母i上那個小點弄得跟畫了顆心似的。從信裡的介紹，我瞭解到，南塔拉納基擁有世界上最大的乳製品工廠。而且那裡的人民都知道，哈爾濱國際友好城市展覽館，能夠「幫助哈爾濱市民多多瞭解那些國際友人的風俗、文化、地標建築和地理位置」。一個疲倦不堪的參觀者，讀到這些東西只會翻白眼。然而，展室裡是那麼安靜，甚至能聽到孩子們肚子餓得咕咕叫的聲音。加上沒有人因此而哄笑，就顯得更加安靜了。
友好城市運動發源於歐洲，也稱城市結誼，可以追溯到9世紀。那時法國勒芒率先和德國帕德博恩結為友好城市。1931年，美國俄亥俄州的托萊多邀請了西班牙的同名城市，開啟了北美友好城市的先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城市結誼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一些是為了促進相互間的諒解和睦，一些是為了冷戰時期政治鼓吹的需求。1956年，艾森豪威爾治下的美國政府牽頭成立了國際友好城市協會，現在是一個非營利性機構，辦公地點在華盛頓特區。
根據該協會對自己使命的闡述，在「後邪惡帝國」時代，這些友好城市關係，是為了「從各個城市做起，建立全球合作，宣揚文化理解，促進經濟發展」。換言之，就是為了我們的友誼。美國的城市通常有很多友好城市，但協會的網站上比較不贊成這種「濫交」。「多於一個友好城市的情況，只能在城市社區認為有必要和有足夠資源去支撐多個友好關係的前提下發生。」這話令我腦海中浮現一個私人廣告，抬頭是急尋城市交友：單身、有魅力、性格多樣的大都市尋找國外伴侶；希望建立長期聯繫，互相往來，互通有無；注重規模，鄉鎮勿擾，謝謝。
中國的第一對友好城市是1980年結成的，上海與舊金山。從那時候起，是否有友好城市和友好城市的多少，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認定一樣，在中國成為衡量城市發展程度的標準之一。中國的都市紛紛對外國城市拋出橄欖枝，熱情相邀，建立友誼（還讓他們和台灣的友好城市分手：美國莫比爾就拋棄了高雄，與菏澤和天津在一起了）。北京有四十七個友好城市，簡直給人一種世界大同的錯覺。其中伊斯蘭堡和特拉維夫竟然同時在列[3]。有的友好城市結對是憑直覺，完全興之所至：拉薩和蒙大拿州的博爾德；充滿工業氣息的武漢和曾經的世界鋼都匹茲堡；吉林省的小城市蛟河與同樣名不見經傳的加州福爾松。以上例子都還算是互相之間比較匹配，有相似之處的城市互相結盟，而葫蘆島，這個已經破舊不堪的東北港市，竟然跟魅力四射的拉斯維加斯攀親，就需要無限的勇氣和足夠厚的臉皮了。這個港市已經在積極輸入賭城的文化，每年都要舉行國際泳裝文化節。
我們這個小小的旅遊團邁著疲憊的步伐，來到樓上，經過一頂猶太男子戴的圓頂小帽，這個展品旨在說明哈爾濱曾經擁有遠東最大的猶太社區。我們盯著一個生銹的熨斗，證明「哈爾濱繁榮發展，成為一個開放包容的現代城市」。沒有什麼東西能跟附近的猶太會堂、聖索菲亞大教堂、修復的鵝卵石大街或頹敗的原俄國人聚居地聯繫起來。沒有任何說明提到沙皇、中國皇帝、軍閥以及他們所統領的軍隊，都曾為了哈爾濱揮師殺敵，大開殺戒。沒有提到這裡曾經是說著四十五種語言的五十三國人民趨之若鶩的居住地和避難所。
映入我們眼簾的，只有五花八門的展品，來自泰國清邁（手工掛毯）、菲律賓卡加延德奧羅（一個鴕鳥蛋）、英國桑德蘭（一張喬治·華盛頓的照片，他的父母是那裡人）。澳大利亞格裡菲斯也送了一顆蛋，是鴯鹋蛋，還有袋鼠皮和黃尾袋鼠牌的酒（不過現在只看到空空的酒瓶）。日本旭川的清酒瓶也是空的，俄羅斯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送的伏特加也不知道被誰喝乾了。孩子們盯著玻璃櫃裡陳列的一個飛去來器，很是好奇。展廳裡鴉雀無聲，光線昏暗。我們參觀著空空如也的啤酒瓶和鎖起來的武器。角落裡是羅瓦涅米的展區，有一堆給聖誕老人的信，沒有開封。
「羅瓦涅米最受歡迎的居民就是聖誕老人，」導遊的背誦打破了沉默，「每年都有成千上萬世界各地的遊客去參觀在北極圈的聖誕老人村。」那些去不了的人，就會寫信去，比如這位香港九龍界限街139號的馬克斯·李小朋友。結果他的信沒人看，被原封不動送到哈爾濱來展覽了。
導遊把我們帶到樓下，進行了一番總結：哈爾濱，國際化的大都市，代表了友誼、發展、現代化和最重要的友誼。孩子們都盯著我笑了。我心想，這總比被叫老外好。展覽館的閉館時間要到了，孩子們走過明尼阿波利斯的展區，那些展品恰好佐證了一些批評家的觀點，他們說友好城市運動不過是相互做生意和增加貿易往來好聽點的說法而已。但我放下了這種屬於外來者的嘲諷心理，按照導遊的要求，用帶著明尼蘇達口音的普通話，熱情介紹了那盒皮爾斯伯裡·芳菲蒂的布朗尼蛋糕預拌粉如何反映了密西西比河上米爾城人民的生活。
從小，我就習慣了瘋狂地盼望最新一期的《國家地理》。我喜歡裡面的地圖，拿來貼在臥室的牆壁上。如果你生在明尼阿波利斯，周圍是一望無際的大陸，四面八方幾乎都是等距離的土地，很自然地就會去想，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子。和平隊裡很多志願者來自中西部，並不符合美國的人口比例，我想這也是原因之一。參加和平隊，是一張走出大陸的票。
而在這個陽光明媚的美好清晨，我在我們的友好城市哈爾濱經歷和目睹著下面的一切：聖索菲亞廣場，我坐在一條綠色的木長凳上，旁邊是一叢叢黃色的金盞菊，黑色蝴蝶環繞在周圍。一個小女孩在喂鴿子；一個小男孩在吹泡泡；來來往往的女人們撐著陽傘；一對路過的情侶穿著憤怒的小鳥情侶裝。空氣中迴盪著公交車的喇叭聲和大嗓門的東北口音：哎呀媽呀，嗯呃。餃子店的僱員們站成整齊的一排排，做午飯後的廣播體操，聆聽經理激情滿懷的訓話。蜻蜓飛到金盞菊叢中，發出嗡嗡的響聲。一個女人靠在老教堂的牆上，拍了好多照片。一個男人大搖大擺地走過，手包夾在腋下，好像那是他隨時要抽出的武器。他後面還跟著一個男人，兩手都拿著一個棕色的用細繩封好的檔案袋。一輛餐車上飄來熱狗和爆米花的香味。旅行在外，一切看起來都可能是新鮮的，平時司空見慣的東西也會變得有趣。哈爾濱整座城市彷彿是一場大型展覽，這裡的遊客也是展品（特別適用於中國）。一位老爺爺抱著寶貝小孫子，快步走向金盞菊叢，扒開他的開襠褲，抱著孩子就開始給花兒們「澆水」。我看著他們，他們看著我。我們的表情一模一樣。友好市民嘛。
我上次和伐木工人孟照國見面，還是在荒地村以北一百二十多公里的紅旗林場。林場周圍是僅存的一片橡樹、樺木和水曲柳，曾經的覆蓋面積是懷俄明州的兩倍。那次，孟照國事先跟我打了招呼，說了地址，我在那條鄉村小路的最後一間房子裡找到了他。現在，他叫我去哈爾濱商業大學，走到校園裡的最後一棟樓。「要是找不到我，隨便問個人就行，」他說。人人都知道這人曾被外星人綁架過。
我站在哈爾濱商業大學門口，感覺我又來到了另一座鬼城。校園是某個工程的一部分，哈爾濱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要在這一片修建哈爾濱新的市中心，規劃區域和紐約差不多大。不過現在工程止步不前，人們就是不想搬到松花江這邊來。而有些爛尾樓的建築工地，重新長滿了青紗帳和一排排豆子。大學的主樓很空，只有一群學生大喊著英語短語，手裡拿的課本是著名的《瘋狂英語》。我感覺這套教材教的不是如何用英語交流，而是如何用英語咆哮。我走在移植過來的高大松樹之間，學生們的吼叫齊刷刷地傳來：「It's better than nothing（聊勝於無）！You can't please everyone（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Time will tell（日久見人心）！」
走到學校那一頭，我就看到笑容滿面的孟照國。「在這兒工作我特別高興，」他說，「校園很安靜。我負責在鍋爐房燒開水。」這工作比伐木好多了，他說。過去的他干了小半輩子伐木工。現在曾經的林場只剩下10％的樹，被保護起來，作為龍山國家森林公園的一部分。紅旗林場原來的工人，要麼離開另謀生路，要麼留在那兒繼續種豆子。
孟先生穿著一件乾淨的白大褂，寬鬆的長褲和一雙休閒鞋。一頭黑色的短髮整齊地梳向一邊。他看上去瘦了些，但是更健康了。和那時候一樣，一臉真誠實在。但他很厭倦再講述所謂的孟照國事件。跟他聊天，就好像我想像中和一個曾經的艷星聊天，兩者都對自己的過去羞於啟齒。「有的學生跟我講，他們在電視上見過我，」他說，「我就說那是別人，只是長得像我。」
但正是這份「惡名」幫他搞定了工作。「一個朋友跟我講他們在招鍋爐工，我來面試的時候，老闆在新聞裡看過我。學校分了個房子，有暖氣的。我老婆和女兒也在學校工作。我兒子在哈爾濱上中學，學校不錯。他在學英語。他在這兒比在林子裡待著好。」
孟先生是我在東北見過的最富自我創造性的例子。在其他中國人的眼裡，東北人慷慨寬容、勤勞肯幹，有時候有點二。所以，全國第一個聲稱和外星人發生過關係的人來自東北，也不算什麼奇事。
之前去紅旗林場看孟先生的時候，他住著兩間房的木屋，每一根木頭都是他親手釘上去的。光禿禿的燈泡放著黃色的燈光，從天花板上垂下來。他沒有電話，那兒也沒有信號。炕上的枕頭癟癟的，沒塞什麼東西。一頭的牆上貼著一幅褪色的世界地圖。「我很久以前就貼上去了，」他解釋說，「當時夢想著，多去點地方，走一走，看一看。」
另一面牆幾乎被一台大屏幕的索尼電視完全覆蓋。「在這兒只能收到兩個台，」他說，「所以真是浪費錢。但不是我買的。一個做生意的聽完我的故事，給我送來的。」還有個馬來西亞的遊客，給他帶了頭奶牛過來。「我賣了，」孟先生告訴我，「養奶牛是要花錢的。我在這麼個地方，要奶牛幹嗎？」
我們一起到屋外散步，踩在雪地上，聽著唰唰的響聲。面前的龍山連綿起伏，天光漸暗，紫煙升騰。孟照國說，1994年，就在一個很相似的晚上，他見到山峰後發出金屬一般的光束。「我以為是直升機墜毀了，所以就跑過去，打掃一下現場。」他來到谷口，遠遠地想看一下墜毀現場。突然，「轟！什麼東西正好擊中我的額頭，把我給打昏過去了」。
他醒過來的時候，已經在家了，根本記不得自己是怎麼回家的。幾天後的一個晚上，他驚醒過來，發現自己飄浮在炕上。老婆就睡在他下面，而自己身邊是個三米高，有六根手指的外星女人，大腿上一層毛辮子，腿就纏繞在孟照國的腰間。孟先生和這個外星人做愛長達四十分鐘。「接著她就穿過牆，消失了。我飄回炕上。她給我留下了這個。」他脫掉褲子，露出一條五厘米左右的鋸齒狀傷痕。看起來更像是伐木時不小心被鋸子割到的，但他堅持說，只是碰巧看起來像而已。
第二天早晨他跟老婆講了晚上的事情。老婆沒覺得他是負心漢，他說。畢竟，那一刻他是很無助的，就在自己床上，被一個外星人劫持了。
我請他畫一畫那個外星人。他接過我的筆，從一卷草紙中扯下一片（「這說不定就是用我砍的樹做的」）。我驚訝地發現，這個外星人挺眼熟。看起來很像梁思永年輕時在林場附近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現場挖出來的大眼睛雕像。事實上，比那些雕像還要更眼熟一些。孟先生在外星人的大腿根部畫上一個小小的×，我靈光一閃，啊，原來他畫的是米其林輪胎先生，只不過全身長著毛。
紅旗林場的生產基地有一家汽車修理廠，門口的招牌上就有輪胎先生，肥嘟嘟的大白臉，滿臉笑容地向來客招手。我想著那塊招牌，想著孟先生門口那一堆堆空空如也的五星牌啤酒板條箱和這荒無人煙的地方，想著東北的漫漫寒冬，以及無邊無際的空虛和孤獨。但孟先生講故事的時候，特別平靜，不著急，也不要討好誰，聽上去特別可信。我壓制了內心這番演繹。孟先生建議我們和孩子們一起到外面去，把我給他們帶的鞭炮放了。那天晚上，我迷迷糊糊地睡在他炕上，睡的很淺，生怕自己也被綁架了。
中國政府允許人們表達對外星生命的相信，這大概可以歸入天文學的範疇，也可以說是共產黨支持的科學社會主義。一本專注於飛碟學的期刊發行量是二十萬冊；中國UFO研究中心有五萬成員，每年都會召開會議。後來，和所有以信仰聚集起來的團體一樣，這個組織分裂成不同陣營，因為一些觀點上的分歧吵得不可開交。孟先生的故事通過手機短信和互聯網流傳開來，媒體的電話就打了過來。他在全國性的報紙和電視上都露了臉。他甚至成為維基百科上一個頁面的主題。這個頁面存在很大爭議，列出了他故事的不同版本，其中包括他被帶到外星人的母星，木星，並受到外星人「不斷地騷擾」。
「記者不斷想在我的故事裡找破綻，」在林場的時候，他告訴我，「一遍又一遍我講得都煩死了。說到底我就是個農民。」
但第二天早上他又給我講了故事的後續：外星人造訪他家炕頭的一個月後，他再一次驚醒，發現自己的身體飄浮著經過炕頭牆上的世界地圖。他飄啊飄，飄過雲端，進入一艘宇宙飛船，一群外星人圍著他，給他穿上一件人肉做的袍子。
「什麼袍子？」
「人肉做的袍子，」他重複了一遍，「他們說的是中國話，但是口音很重，所以一開始我也聽不懂。他們說他們都是逃難的。和我一樣，他們想逃離過去的生活。所以離開了快要消失的家。」
這個故事和無數遷徙到東北的人一樣。
孟先生要求見自己的外星情人，就是那個大腿內側編著毛辮子的女人。
「『不能見，』他們說。但他們接著說的話給了我一點兒希望。『六十年後，在遙遠的星球上，一個中國農民的兒子將會誕生。』」
這簡直是神來之筆。孟先生將中國人的階級意識帶到了星際關係之中。這個故事幫助孟先生和他的老婆孩子離開了林場小路上最後一間房子，進入了省會城市的大學校園。我們在哈爾濱共進午餐，他又講了一遍這個故事。只有一個小小的細節變了：他說做愛時間是一個小時，不是四十分鐘。「我問那些外星人，我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兒子，」他補充說，「他們說可以，但不能告訴我在哪裡。」
我開玩笑說，可能是在友好星球上。但孟先生沒有笑。「曾經，人類認為地球是方的，平的，」他說，「十年前，還沒人相信有手機這玩意兒。人啊，要是從來沒親眼見到什麼東西，自然就會懷疑那東西的存在，也不相信有人會過那樣的生活。我是第一個有勇氣站出來說『我看到了』的人。」
「不過，你也知道，」孟先生邊說邊鄭重其事地點點頭，「在這兒，啥時候見不到點奇怪的事兒呢。」
[1]中世紀猶太神秘教的經典，是猶太神秘主義對摩西五書的註疏。——譯者
[2]格裡芬是希臘神話中半獅半鷲的怪獸，也是麥科文大學的標誌。所以校隊隊員也被稱為格裡芬。——譯者
[3]伊斯蘭堡是巴基斯坦的首都，而特拉維夫是以色列的第二大城市。兩國之間的矛盾衝突由來已久。——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