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說得清冬天到底什麼時候結束，也說不清東福米業對荒地的規劃是什麼。4月末的每天，都有陰冷的綿綿小雨。三舅說，今年是他有生之年遇過最晚的播種年。換了往年，5月前，稻種子早就撒完了。然而，現在犁耙碾過的稻田里，仍然有冰稜。接著，一夜之間，雨停了，銀白消退，黑土地露出原貌。只有遠處的山丘上冒出一點綠意。
紅旗路上，我遇到個不認識我的工人，他問了常規問題，我回答說，我是美國人，身高一米八六，屬鼠。接著他自我介紹說來自土城子，來修剪道路兩旁的水曲柳。經歷了一個冬天的狂風呼嘯之後，這些行道樹的樹枝全都歪向一邊。這是個形單影隻的修剪工，陪伴他的只有一把鋸子和一架木梯。他說是東福米業雇他來美化道路的。三天後，他把分佈在道路兩旁綿延三公里的樹全都修剪完了。路上豎起了一塊新牌子，指著公司的辦公地點，上書「新農業，新農村，新農民」。和辦公地點同一個方向的還有公司名下的神農溫泉，這名字來源於神話傳說中的上古部落聯盟首領，完成了中國古代農業系統的構建。
三姨站在路旁，她種的虞美人花莖抽得高高的，但還沒有開花。她哼哼一聲：「一個民營企業，居然在修我們的社會主義道路，度假村還用神仙來命名。」
但我很喜歡溫泉的名字，聽起來比紅旗好，也好過第七工人休閒區等帶有共產主義色彩的冗長名字。1960年代，荒地曾經一度改名叫九台公社。
「你瞧著吧，」三姨說，「過不了多久，東福米業就啥事兒都要管了。說不定還要把這兒的名字都改了呢。」
「改成什麼？」
「誰知道啊！」
傳說中的神農氏，也是針灸和中藥的創始人。他的身體是透明的，所以親自嘗百草，看它們在肚子中的反應，以辨別可食與否和藥物作用。一次神農嘗百草時中毒了，生命垂危，順手從身旁灌木叢中扯下幾片樹葉嚼爛吞下去，於是有了意外發現：茶。傳說還有另一種記載，說茶樹的樹枝著了火，燒焦的茶樹葉掉進了神農氏煮著開水的大鍋裡。
我很喜歡這個故事，也喜歡其中蘊藏的一些含義。就算是一條叫做紅旗的路邊，一個溫泉的名字，也能看出中國農村對傳統民俗的一種保存。城市裡，這些傳統大多湮沒無聞，被悄無聲息地遺忘。我在北京的那些學生，沒有一個聽說過古老城牆上狐仙的傳說，或者北京的格局是勇殺孽龍的神仙化身。在某種程度上，近些年的農村也開始漸漸朝這個趨勢發展了。三姨家周圍那些紅磚房外牆上有一些褪色的字，是1980年漆上去的，說該村是一道紅色防線。往西邊看，是中國新生農場生銹的鐵門。這個地方誕生於1970年代，如今早被廢棄了。只有一座過去倉庫剩下的磚牆，上面有幾扇窗戶，好幾扇都沒有了玻璃，彷彿一個畫框，框住了一片片稻田。
三姨坐在炕上，從一摞十字繡雜誌下面扯出過年時東福米業送給村裡每戶人家的大掛歷。「不就是廣告嘛，」她說，「公司想讓農民把地和房子都簽給他們，搬到新樓房裡去。」
掛歷上印著古詩《憫農》，提醒大家珍惜農民的辛勤勞動，如今，中國的父母們仍然用這首詩來催促孩子吃完碗裡的飯：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然而，詩的配圖卻是東福米業打穀機和拋光機的照片。在一幅照片裡，農民們坐在一起，聽一個人講課。「這公司挺愛提建議的，」三姨解釋道。掛歷上一頁就是一個月，每個月都有一條建議，有些還講究對仗和押韻，比如：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就算念起來順口，聽起來也像是在催促什麼。三姨說，她打死也不搬。
我來到神農溫泉的門口，保安滿臉堆笑。「沒人走著來這兒的，」他說，「您的車呢？」
這條筆直的車道長四百米左右，路上有個大廣告牌，上面是國家主席胡錦濤來此地視察時摸著一罐大荒地大米的照片。接著經過一大片休耕的田野和一個溫室，來到滿族宮廷院落區。在這裡，度假的人們可以換上絲質睡袍，戴著清朝時期格格阿哥的冠冕，站在滿洲式帶院落的房屋裡，擺出各種姿勢拍照。和我想像的一模一樣。我一下子明白了，為什麼我那位滿族的室友和周圍的鄰居從沒來過這兒。
我進入濕氣氤氳的溫室，綠意蔥蘢的棚架中鑽出一個中年人。他一見到我就嘮叨說最近在擔心各種黴菌。最擔心的是白粉病，搞得他的有機黃瓜都有點兒蔫了。稻穀生長的季節，他經常失眠，想著防蟲和防鳥。特別是燕子。它們在沒打農藥的田地上肆虐，大快朵頤。這個時節壓力本該小點的，結果白粉病又來了。
這個足球場大的溫室是溫泉新近增加的景點，因為城裡來的度假者們喜歡自己採摘有機水果和蔬菜。「小孩兒都不知道怎麼摘，」這位園丁皺著眉頭說，「他們一看到西紅柿籐，就把整個都拉斷，根本不會輕輕地，一個一個地摘西紅柿。他們踢那些瓜，就跟踢足球似的。」
我看著棚架下的泥土：「這些土是荒地的嗎？」
他點點頭：「我們的黑土地啊，是最好的。」但他有點擔心這個最好的時限。最近對荒地的土壤進行測試，發現重金屬含量已經接近有機農作物規定的臨界點。「土壤還是沒問題的，但我老是擔心，」他說，「農民就這樣。我們就是擔心的命。」
「你說你是農民，不是園丁？」
他大笑。「在這個溫泉，他們都叫我園丁長。那些旅遊的人可不喜歡吃什麼老農民種出來的東西。」
我們邊走邊聊，繞著露天的溫泉，看水面在4月春寒料峭的空氣中冒著煙。先是一個寬闊的較淺的公共泳池，有一小片高爾夫球場那麼大，順著走下去，來到小一些的私人泡浴池。一溜籐編的躺椅，接著是個茅草屋頂的酒水飲料吧，還有間翠竹掩映的茶室。看上去和中國南部沿海那些高檔度假村毫無二致。
「是仿照一個日本的度假村建的，」園丁說。
孩子們高聲笑鬧，濺起水花，聲音迴盪在奧運會尺寸的室內游泳池上空。園丁先檢查了我們的鞋子乾不乾淨，接著跟我一起走過泳池滑溜溜的邊緣，進入洞穴一般的接待處。穿著浴袍和塑料拖鞋的父母們正忙著招呼帶著游泳圈的孩子。他們從爸媽懷裡掙脫出來，到處跑，速度很快，結果就看到各種孩子不斷從周圍的櫃子和花盆邊彈射出來。接待處明碼標價，在水裡泡一天是一百二十元，最便宜的酒店房間每晚兩百八十八元，而最貴的房間價格翻倍。
「那種房間有麻將桌。」園丁說。
「游泳一次的錢差不多可以租個打穀機來弄一片地的稻子了。」我說。
「但是城裡人覺得便宜啊。」
「這對荒地的人有什麼好處？」
「東福米業賺了錢，就相當於村裡賺錢了，」他回答，「村裡人都不來，這不假，但是我們種那些糧食莊稼，也不都是我們吃嘛。我們賣給城裡，賣給全省，還賣給全國。我們這不是個鳥不拉屎的地兒了。」
園丁還問我，建一個地方，城裡孩子能來鍛煉鍛煉，吃點有機蔬菜，不是比天天去商場吃快餐要好得多嗎？
「當然好啦，但最好村裡的孩子也能用。」
「你想下水去玩一下嗎？」園丁說。「荒地的老師只要半價。」
我說怕把水弄髒，園丁點了點頭，又回到溫室，繼續擔心起白粉病。離開的時候，他突然追上來說：「拿點兒有機土豆！」我提著重重的一袋子從紅旗路上往家走，遠處，吊車正在往新的樓房上加蓋第五層，也是最後一層。
5月姍姍而來，節氣立夏降臨。冰雪融化，活水流淌在灌溉的溝渠，溝邊高大的白樺也開始吐出嫩綠的新芽。在荒地，其實比較應景的節氣名字應該是驚蛙。它們呱呱的聲音四下響成一片，聽久了，我就會想，中文裡會不會專門有個詞叫蛙歌。
三舅說沒這詞。他甚至對遍地蛙聲充耳不聞，就像城市居民對車流聲習以為常。「我不敢說對自然的世界一點感覺都沒有了，因為我是個農民，大家都知道，」他說，「但農民擔心自然，擔心我們不能控制的東西。千萬別來洪水、乾旱、蟲害之類的東西。就希望夏天安安靜靜地過去，什麼毛病也沒有。希望自然自己管好自己，別來禍害莊稼。」
在我眼裡，荒地的地形地貌和景致非常自然，三舅卻知道這都是人工形成的。「以前這些全在水下，50年代才修起來的。」他大手一揮，包括了所有的田野。「你看到的這些全都是人工形成的。黑土地倒是原來就有，但是把沼澤和窪地都抽乾了水才露出來的。當時是人工犁地，先犁一遍，完事兒再犁一遍，接著施肥什麼的。你看，路是水泥的，電線是木頭的，那些房子是磚砌的，灌溉渠是水泥的，水泵房是鐵和磚混一塊兒的。」
在我眼裡，這裡的很多東西都充滿著田園意味，三舅卻覺得都挺工業化的。我在自己的中文詞庫裡不停尋找，想向他解釋，西方人現在不說farmer（農民）這個詞，而說grower（種植者），意思是種的農作物規模比較小。但在中文裡，farmer就是從事農業的人，也只有農民這個詞來囊括這個行業的人。中文的農民，英文通常翻譯成peasant，在我腦子裡，就是那種在工業化之前的封建時代，面朝黃土背朝天，辛辛苦苦犁地，沾一身泥的人。不過，在中國，農民這個詞聽起來並不古老。三舅什麼也不管，他才不在意被安上什麼樣的稱呼。「我們就是農民。其實也可以說是製造者。我們生產糧食。」
我們從他家出發，往南走了不到兩公里，來到一個岔路口，這條路通向吉林市。那兒有個水泥的平房，這是荒地的糧站。黑板上用粉筆寫著「出售永豐打穀機」，「出租一片地，年租金10000元」。
「我應該把這個租下來，」我說。
「你不能租，」三舅說，「不是這村裡的，都不能租。連三姨和三姨夫都不行，他們是城市戶口，所以也租不了，只能租給農民。」
「你幫我租吧。」
「啊，」他淡淡地應了一聲，意思是沒門兒。三舅以前把地租給過別人，結果後來上訪到北京，要找中央政府解決爭議。
中國的憲法規定，城市土地屬於國家。城市居民可以買房賣房，房子的產權一般是七十年。相比之下，農村的土地，包括宅基地，屬集體或地方政府所有。土地的租賃權可以續，一般是三十年。每戶人家平均分到的土地是六到十二畝，不久前，農民還不能將土地的租賃權轉讓出去。
分配到的土地面積會隨著家庭成員的數量而變化。生了孩子，或結了婚有新的家庭成員，當地政府就會再多分點地；要是死了人或離婚分居，土地面積也會相應減少。三舅家一共有九畝地，比一個橄欖球場稍大一些。
新近頒布的規定允許農民將自己分配到的土地租出去，只要土地沒有休耕或者做工業用途。在荒地，很多家都把全部的土地租了出去，自己不耕地，都去開餐館或去吉林市上班。有些人家還要種地，所以只租一部分出去。
三舅以前把一塊地租給村裡一個急需用錢的熟人。當地政府批准了，但後來這塊地的稻米產量比預期高出很多，政府又想在下次種植前重新分配這塊地。「我和集體是簽了合同的，」三舅說，「他們沒想到那塊地這麼好。他們想把地拿回去，重新分配，我猜是分給當官的親戚。」
2010年，中國有65％的群體性事件都與農村土地有關。一般衝突雙方都是農民和開發商或當地政府。三舅翻了很多法律方面的書籍，還在聽廣播時打熱線電話咨詢了一位法律專家。這位教授專家建議他把這個看做合同爭議，別摻雜太多個人情緒。三舅帶著非常強烈的自我意識笑著說，這話讓他更生氣了。
「當然有個人情緒啦，」他攥緊拳頭對我說，「在村裡，啥事兒沒有個人情緒。」
不過，他還是到吉林市法院提交了訴狀，要求村裡遵守合同條款。法院在沒有宣判的情況下駁回了訴狀，三舅就此登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
到中央政府上訪很少有成功的，有些上訪者多年來拿著越來越厚的複印文件，等著上面哪位來聽自己一訴「冤情」；有些則直接被警察趕跑，還一路跟著他們回了老家。不過，三舅算是走了大運。
「我就在那兒待了幾天，」他說，「就按照那些法律指南上說的。有一條很重要的條款我還記得特別清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由縣級人民政府登記造冊，核發證書，確認所有權』。證書我都有。有個當官的看了這些文件，幫我寫了個條子帶回來。」
那個條子相當於一封公函，對低一級的法院作出批示，北京方面已經明曉上訪人的訴求，建議「按照相關法律法規妥善處理此事」。實際上，這相當於在抱怨地方法院耽誤了中央政府的時間。
「吉林市法院馬上聽取了我的上訴，認為合同有效。我可以繼續耕那塊地。」
「所以你贏了。」
他聳聳肩，面對即將到來的豐收，似乎很謹慎。
三舅拒絕把自己的莊稼承包給東福米業。目前看來這是明智之舉。上次豐收之後，他一斤米賣兩塊五，價格是前一年的兩倍。拋開成本，賺的還是比東福米業合同中付給農民的錢多了一半。
和三姨一樣，他也拒絕搬到新蓋的樓房裡去。公司代表也沒威脅過他或說他固執什麼的。那個代表很理解三舅想住在老屋的心情。不過，每晚三舅做晚飯的時候，從廚房的窗戶看出去，就能看到落日下的吊車和越來越多高層建築的剪影。「那些樓越高，」他說，「就顯得越近。」
糧站是國有的，也賣農藥和種子。世界上一共有超過十四萬種米，糧站裡種子的種類大概有二十多種，都是適宜在此地區的土壤裡栽種的。三舅和這裡所有的農民一樣，像進行對沖賭注似的，選了五種，有的名字聽起來像是吹牛（超優1號），有的比較技術流（農院7號），有的有發明創造的意味（吉粳66號），有的則充滿詩意（一個日本品種，翻譯過來是「一小片秋日的田野」）。
這些種子都裝在一個個袋子裡，袋子掛在牆上，牆上裝飾著干米糠，還有除草劑的廣告標語：「創造優質稻田，噴灑一次足夠！」有的種子也做廣告，比如豐領8號（還有9號、13號、14號），保證有高產量。店裡還貼了很多照片，成熟的稻穀沉甸甸地垂著頭。
在我眼裡，所有種子看上去都一樣。但三舅對每個品種的特點如數家珍，就像汽車推銷員在描述新款的性能。「這種成熟需要一百四十五天，這個要少幾天。但真正的不同是這個每穗有九十粒，其他的可能要多三分之一。所以肯定收得要多些，但要確保都成熟，不生病。整個夏天都要擔心蟲啊害啊的。」他不停搖著頭。
整個糧站瀰漫著一股發霉的化肥味。牆漆和二十二中教室的顏色一樣。不過，漫長的寒冬過後，這裡人氣很旺。糧站一開，就意味著農忙季到了。牆上貼著一張圖表，告訴大家如何根據太陽週期來為一塊地備耕。現在是谷雨期間，該做秧床了。
「我都不知道，原來是先把秧床做好再挪到田里去的。」我大驚小怪。「我還以為就是在田里走，然後把種子撒進去呢，像這樣……」我模仿著蘋果佬約翰尼[1]撒種的動作，伸出一隻手左晃晃右晃晃。
三舅大笑不止，櫃檯後面的售貨員也忍俊不禁。
「這樣怎麼種稻子啊，餓死你算了！」
實際上，雖然我這種方法產量低下，理論上還是成立的。不過這是我後來才聽說的。當時我只聽見他們用了很多不同的中文詞語，中心思想就是說我傻不拉嘰的。三舅說我是笨蛋，彪子，山炮……我好幾個星期都沒見他這麼高興了。
我在一片歡樂中插了句嘴：「挪到田里應該很累吧，天天彎著腰。」
他哼了一聲。「有機器！機械水稻插秧機！把秧床放到機器上，機器就把它們插到田里。」聽三舅這語氣，彷彿是多年聽從他調遣的機器人老夥計。我問他，機器是什麼時候進村的。他說，「去年」。
輪到我發表獨到的見聞了。在加州，這種短粒米的播種，是由低空飛行的螺旋槳飛機來進行的。種子直接從空中播撒到地上，像冰雹一樣從泥地中反彈起來。此時站在田野中，會覺得自己正經歷一場西方婚禮中的撒米儀式：種子落在你的頭髮上，藏在衣領下，甚至鑽到鞋子裡。
售貨員說，「那誰還幹活啊？都用上飛機了。」
「我們是有機器來插秧，」三舅強調，「但還是需要準備種子，給田里除草。我們還是要幹活的。」
「不過年輕人是不想下田了哈。」售貨員說。
這是大實話。沿著紅旗路走回三舅家時，我們看到田埂上犁地的或是在院子裡準備秧床的人，都跟三舅一般年紀。他快滿六十七了。
東福米業門口的折疊電子門是開著的，辦公大樓的門也是敞著，這可不太像中國的公司。我暢通無阻地走進去，說想見老闆。他不在，但公司的農學負責人說可以帶我參觀一番。這位劉博士五十多歲，穿著一件實驗室的白大褂，裡面是一件手打的毛衣。鼻樑上一副厚厚的「酒瓶底」，眼鏡後面那雙眼睛看到我並無驚異。
「你就是那位老師嘛，」她說，「我經常看見你跑步。你怎麼知道往哪兒跑？」
「我就往江那邊跑，或者往山丘那邊跑。」
「你迷過路沒？」
「挺想迷路的。」
「你應該畫個地圖啥的，到溫泉去賣。那些遊客都喜歡開著車四處照相。」
「我還沒跑到過那些山呢。那只是我的目標，來回要十六公里。」
「好遠啊！簡直要一溜煙兒跑城裡去了。」
劉博士就住在城裡，吉林市。她在那裡的一個農學院教書。講起自己的經歷，時間順序分明，語速飛快，就跟事前背過稿子似的。1990年代末，荒地當時的村長雇了個司機，叫劉延東（跟劉博士沒有親戚關係）。上面有官員來視察，村長就派這位劉先生去買最新鮮的大米。劉先生經常跑到隔壁一個鎮子去，那個鎮子自己有大米加工廠和拋光廠，米的賣相和味道都比荒地的好。
「他腦子靈光嘛，」劉博士說，「就想，『要是我有錢，就在荒地開個自己的大米加工廠』。」
但那時候他沒錢。他家是荒地最窮的幾戶之一。而且，就算加工廠開成了，他也得買米。還不能隨便買，得買高質量的米。
「他就去我們農學院找主任，但當時他不在。劉先生就碰巧跟我聊了聊。我當時在研究有機大米，是省委書記提議的。這種試驗項目也算他的政績。劉先生和另一個司機是合夥人。他們開的是現代。對，是黑色的。」
我問車是不是黑色，她邊答邊笑。當官的，從國家主席到荒地村的村長，坐的都是黑色車。
「我就跟他們講試種什麼水稻品種最好。他們走了。後來又回來問我，能不能教他們怎麼種。我就跑來這兒，在他家裡住了幾天，看他們是什麼樣的人。他們想做些對村裡有好處的事兒，別處沒做過的事兒。我跟他們說：『聽著，你們要是想賺錢，沒關係，別藏著掖著。但我不在乎你們的錢，我在乎我的研究。』」
劉博士面帶微笑地回憶自己這些「豪言壯語」。
她告訴劉先生那群人，國務院撥了專款，發展綠色食品產業。劉博士建議他們做種植有機水稻的先鋒。
「劉先生說，『你想幹什麼都行』。那是2000年4月8號。他給公司取名叫東福，是他和他合夥人名字的最後一個字。接著他開著現代到處跑，拿批條，蓋章，剛開的時候叫東福科技試驗基地。科技啊試驗啊這種名字，發營業執照的機構都挺喜歡的。」
「當時全部辦下來花了七百元，不過我還是跟著農委會那個辦事員，免得她貪錢。我說辦得太貴了，我們就是個小公司，而且是試驗的。最後，她只收了我一半的錢。」
這個故事堪稱現代中國的商業寓言。一個窮困潦倒的鄉村司機，巧遇一位農學家，二十二天內從無到有，建起一座農場。我本來挺懷疑故事的真實性，直到聽劉博士說她為了辦執照便宜而去講價。這太符合東北大媽的性格了。
「2000年7月，我參加了省上一個農業大會，」她說，「我就開始了副業，搞公關。接下來的一年我簡直就是公司的活廣告，跑去大連、西安、北京，跟那些當官的介紹我們的農場。第一次收成沒人理，第二次就獲得了國務院的撥款。劉先生終於如願以償開了加工廠。我帶你去看看咱們的新廠房。」
我們經過一個地方，那兒剛剛舉辦過公司的乒乓球賽。橫穿馬路之後，就看到恆溫的筒倉，裡面是公司存儲的兩百八十噸加工過的大米。
「這裡原來全是沼澤地，划船才走得了，」她說，跟三姨告訴我的一樣，「那時候就已經很平了。抽乾水之後，工人從松花江那兒挖了一條灌溉渠。1965年開始種的稻子。」
「我姨說是1955年，」我糾正道，「她那時候就住在這兒。」
劉博士問我姨是誰，雙眼懷疑地瞇起來。我感覺快接近旅程的尾聲了。結果沒有，她知道三姨，知道她在路邊種了那些花。她應該在腦子裡按了個刪除鍵，重新填上正確的種稻起始年份。
「那時候農民種出來的稻子，和現在比真是太少了。」她說。我們在窄窄的田埂上走著，盡量保持平衡。東北的大米產量佔全國的12％，不過只有一半是這種短粒黏米。「很強壯，也抗凍，」劉博士說，「很適合有機種植。」
東福米業使用的肥料是動物糞便。劉博士提到，有機化肥一半都是用羊糞做成的。現在灌溉公司已經不用松花江的水了，是從地下十二米處壓出來的水。「很乾淨，我們隨時都在監測。」她說。
隨著中國的發展，食品安全和環境污染迅速成為全國關注的問題。2010年，全國進行了一場土壤調查，結果被定性為國家機密。但是2013年，一位中央高官宣佈，全國有將近八千萬畝土地污染嚴重，「不應進行農業活動」。這個面積相當於整整一個馬里蘭州。2014年初，政府公佈了一項為期八年的調查結果，全國有五分之一的農田污染嚴重，多數位於華中和華南。
「確實，我們公司最頭疼的就是污染。」劉博士帶我走在稻田間。我想起那位園丁長擔心最近的土地採樣結果，還有從吉林市到荒地一路上看到的飼料廠、化肥廠和酒廠。我想像著村民和我自己體內發出放射性的綠光。
「沒事兒，」劉博士說，「別擔心。我就不擔心。」
沉默了一會兒，她承認，剛才沒說實話。她很擔心雜草和蟲害。「我們試驗過各種各樣的預防方法。農忙的時候我們把產蛋的鴨子放進田里，就是在你看到的那些小木房子裡。小鴨子滿月的時候，就能到處游著吃蟲子。我們還往水裡放過螃蟹，這些傢伙挺能吃。」
我說我喜歡鴨子。在只有蟲聲鳥聲的寂靜鄉村，看著它們在田間游過總能讓我微笑。鴨子們看起來總是一副心滿意足的樣子。
劉博士卻說得咬牙切齒：「這些鴨子給了我一個大教訓！有一年我給它們開小灶，特別好的有機飼料。你猜怎麼著？它們就不吃田里的雜草了！它們變得特別懶，天天等著我餵它們吃好的。真是好笑。給它們吃好的，反而不幹活了。下雨的時候，它們就情願待在小房子裡，等著人來喂。」那一回合算是鴨子們贏了。第二年，劉博士減少了大餐的份量。現在，它們又開始大吃特吃雜草和蟲子，吃得圓滾滾的。
這也是個寓言，鴨子給了人一個教訓。劉博士老把這個教訓講給那些將莊稼承包給東福米業的村民聽。
「每年豐收之後，我們就把農民們召集起來開個會，」她說，「那些把土地租給我們自己不種的人也有份。每次都給他們再講講怎麼挑選高質量的種子，秧床的土壤溫度該是多少，怎麼挑選優質秧苗，淘汰其他的。農民們很熟悉這個過程。我們中國人種地種了幾千年了。不過每年不管有什麼新科技或新機器，我們都會重新講一遍這個傳統的過程，免得他們忘了。」
我想起公司發給三姨的掛歷上有一張講座的照片，說有的農民肯定不認真聽講。
「當然啦！」劉博士笑著說。「所以我訂購了掛歷，每個月都寫著相應的說明。用了很大的紅色字體，閃閃的，很漂亮。過年的時候我們當禮物發出去。我希望他們的孩子也能多看看，好歹瞭解一下我們的農耕傳統，就算他們自己永遠也不會親手種地。」
[1]Johnny Appleseed，美國西進運動中的一名傳奇人物，在蘋果的種植和傳播過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的形象家喻戶曉，出現在很多作品當中。——譯者